2006年04月15日

下周四老虎庙的房租就到期了,这里环境太差,住这里的有些人素质太差,拖了这么久,还是银子的问题啊。

这两周来在站台、赶集找房子的时间也不短,一个单间基本都是千八百的,连定福庄都六七八百了!这北京的房价!公司附近有地下室出租,东直门内大街1号,550大洋,基本可以接受。正准备搬过去,XF说北太平庄有单间八百,跟他合租。各有利弊吧,权衡了半天,这时候才知道自己真的是很moji,终于决定跟他合租了。大清早的就爬起床,300换乘到北师大。这学校的环境没WJ说的那么糟糕,可能是现在处身的环境都过于恶劣了。

一男子西装革履跨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姗姗而来,脸上挂着熟悉的淫笑,XF还是老样子!只是现在到顺驰不动产了。磨蹭了天才找到1025的四单元,和先前公交站牌后900的筒子楼来说似乎要好些,女房东对XF似乎挺感冒的。虽然单间是小了点,但环境很安静,干净,女房东人似乎也很好说话,就定下来了。正在看房、讨价还价之间,男主人正在房间里酣睡,哎,这队北京人混得也够惨,都到这地步了……

LY明天帮我搬家,希望在那里一切顺利吧!北太平庄1025。

2006年04月10日
“小猫为什么喜欢抓自己的尾巴?因为帽妈妈告诉他,那是幸福。”当ZX告诉我这个小故事时,当时那只可爱的小猫正在阳光温暖的床头嬉戏,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把它告诉你,我流泪了。
当两个月之后在核桃林上看到同样的故事时,我明白了什么叫选择和等待。朋友,我不会再打搅你了。
我渴望爱情,但不乞求。话俗,却合我心。我尊重你的选择,同时我希望得到的时一份纯正的爱情,没有牵强,没有敷衍。
读到泰戈尔的世界最远的距离时我热泪盈眶,无数次想给你电话,最终还是挂断……
我还是喜欢光顾你的Spaces,却发现感伤的气氛越来越重,伤感得一塌糊涂,你等待你的王子又何必如此:高兴起来吧,朋友!
从今以后,这是两个世界,今夜又是上弦月。
2006年04月08日

爷爷,1921年3月初9的生日,前天85岁。

爷爷年轻时候有个双胞胎的弟弟,后来爷爷被抓去当壮丁,辗转大半个中国,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事,枪林弹雨的,还是在一次部队经过湖南的时候逃了回来。之后招郎到老爷爷家,“嫁”给了奶奶。奶奶是9岁的时候从常德南边的肖家铺过继过到i老爷爷家的,奶奶应该是那种大大咧咧的人,刀子嘴豆腐心,火气很大,喜欢吵,用我们那里的话说就是“把嘴巴放在人家身上”。因此我孩童时代的记忆总是奶奶忙忙碌碌的东奔西走,很远的地方就能听见她的声音;而爷爷则是默默的做事,两个人的性格是如此不同,我想是由于两人都有颗宽容的心,这几十年才这么平平稳稳的过来吧。

记忆中爷爷一直是光头,偶尔乡下剃头的师傅来迟了才会有短短的头发。长期劳作,甚至六十岁的时候依旧下田而毫无怨言。

奶奶家前面就是一个很大的池塘,现在总是能想起一个个下午,虽然夕阳已斜,外面依旧炙浪逼人的时候爷爷总是很耐心的用一些蛇皮袋子的纤维编织成一条条很粗的绳子:一般自用,也可以拿到集市上去换些零钱。这时候我和姐姐总是会喜欢听爷爷讲他当兵打仗时候的情景,当然,爷爷文化不高,经常会犯一些“政治性”的错误:比如有一个被他们军打败的一个共产党的性周的军长他就一直说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每次我们谈到周总理的时候,他肯定会说“周军长有什么用,打仗就知道逃跑……”会降到每次打仗之前上面都会只发三发子弹,“冲锋的时满山遍野的全是人……”,这时候爷爷胸前背后推上的那些伤疤总是会让我产生很多联想。 

转眼之间,爷爷老了,身体却还好,只是背有点驼了。有时候身体有什么不适,姑妈,大幺和那些好心的乡亲都回过去看望他,带上些他喜欢吃的零食:冰糖姜片什么的。只是爸爸和叔叔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有自己的一家子,有自己的希望,都在远处做着小生意离他们远一些,一年也回去不了几次,一年唯一大团圆的时候可能也就是在过年守岁的时候了。

小的时候爷爷好像对说说过“朱泥阿,你以后起媳妇儿的时候啊,什么都别挑,只要能挑起一担牛栏就行了!”嘿嘿,这“牛栏”就是牛圈里的牛粪哈。这可能就是爷爷的征婚标准吧?" = "

从中学到大学,这么长的时间我没让家里人操心,自己不争气,虽然别人看起来已经不错了,是个大学生了!去年过年回家,工作了半年时间手里剩什么钱,最后还是姐姐借我几百块钱给爷爷奶奶当压岁钱,汗……

昨天打电话回去姐姐说爷爷身体还好,“能吃一大碗饭”,还能看见我有出息的一天吧。

2006年04月06日

   亖:古同“四”
   仌:古同“冰”
   吕:〈名〉(象形。甲骨文字形,象脊骨形,是“膂”的本字。本义:脊梁骨)
   圭:珪<名>(会意。“从重土”。本义:古玉器名。长条形,上端作三角形,下端正方。中国古代贵族朝聘、祭祀、丧葬时以为礼器。依其大小,以
   别尊卑。又作珪)
   多:<形>(会意。甲骨文字形,从二“夕”。表示数量大。本义:多,数量大,与“少”、“寡”相对)
   岀:<动>(象形。象草木益滋上出达之形。本义:长出)
   昌:<形>(会意。从日,从曰。本义:善,正当)
   炎:<动>(会意。从二火。本义:火苗升腾)
   爻:<形>(象形。本义:组成八卦的长短横道。卦的变化取决于爻的变化,故爻表示交错和变动的意义)
   畕:古同“疆”
  
   兢:<形>(象形。金文字形,象二人头顶重物形。头上戴着重物,故常戒惕小心。本义:小心谨慎的样子)
   卄:古同“廿”
   吅:古同“喧”,大声呼叫。
   夶:古同“比”
   奻:nuán。1.争吵。2.愚。
   兟:音“身”。锐意进取。
   孖:音“妈”。<形>[方]∶成双的;相连成对的。如:孖舲艇(广东的一种小快船);孖毡(广东旧称与外国商人贸易的经纪人)。又常用于地名。如:
   广东省的孖髻山
   屾:音“身”。二山。
   幵:音“疆”。1.中国羌族的分支。2.平。3.姓。
   弜:音“酱”。弓强劲有力。
   斦:音“吟”。二斤。
   昍:音“喧”。明。
   林:〈名〉(会意。从二木。表示树木丛生。本义:丛聚的树木或竹子)
   歰:古同“涩”
   比:<动>(会意。从二匕,匕亦声。甲骨文字形,象两人步调一致,比肩而行。它与“从”字同形,只是方向相反。《说文》:“二人为从,反从为比   。”本义:并列;并排)
   沝:音“追”三声。1.二水。2.水。
   炏:古同“炎”
   牪:音“炎”,牛伴。
   玨:玨<名>双玉,二玉相合为一珏
   甡:音“身”。〈形〉众多的样子
   皕:音“鼻”。<名>二百。如:皕宋(楼名;形容宋版书多)
   砳:音“累”。象声词,石头撞击声。
   祘:同“算”
   竝:同“并”並、併、竝<动>(会意。《说文》:“从二立。”金文字形,为二人并立之形。本义:并行,并列)
   競:同“竞”。競<动>(会意。甲骨文字形,象二人竞逐。本义:争竞;角逐;比赛)
   竸:古同“竞”
   竹:<名>(象形。小篆字形,象竹茎与下垂的叶片。“竹”是汉字的一个部首。从“竹”的字大部分是乐器、竹器和记载文字的东西。本义:竹子)
   絲:丝<名>(会意。从二糸。糸,细丝。本义:蚕丝)
   丝:丝<名>(会意。从二糸。糸,细丝。本义:蚕丝)
   羽:<名>(象形。甲骨文字形,象羽毛形,即鸟的长翎形。“羽”是汉字的一个部首,从“羽”的字多与羽毛有关。本义:鸟毛,特指鸟的长毛)
   聑:音“贴”一声。1.安适。2.耳垂。
   艸:草。艸<名>(形声。从艸,早声。小篆艸,象两棵草形,是草的本字。今“草”字系假借字,原是“皂”的本字。《说文》:“草,草斗,栎(豬??)
   实也”(栎实:栎树的荚果,即皂角)。借为“草木”之“草”以后,则另造“皂”字来代替。本义:栎实)
   覞:音“要”。1.两人相对而视。2.普视。
   誩:音“镜”。争论。
   豩:音“宾”。1.两头猪。2.猪乱群。
   賏:音“鹰”。颈项上的装饰物。
   赫:〈形〉(会意。从二赤。火赤。本义:泛指赤色)
   鍂:音义未详
   雔:音“愁”。1.双鸟。引申为伴侣、匹配。2.相当:“索此难~之价。”
   虤:音“炎”。虎怒。
   龖:音“达”。1.双龙:“~之赫,霆之砉。”2.龙腾飞的样子。
   臸:音“知”。1.到达。2.如一。
   騳:音“读”,马奔跑。
   丳:音“喘”,烤肉用的铁钎
   卌:音“戏”,四十
   闁:古同“褒”,赞美
  
  
   众:衆、<名>(会意。“众”从三人。“三”表示众多。“众”表示众人站立。“衆”,甲骨文字形。象许多人在烈日下劳动。本义:众人、大家)
   劦:古同“协”,合力;同力。
   卉:<名>(会意。小篆字从三“屮”),草木初生。本义:草的总称)
   品:<形〉(会意,从三口。口代表人,三个表多数,意即众多的人。本义:众多)
   垚:音“摇”。<形>山高。多用于人名
   壵:古同“壮”
   姦:奸<形>(会意。从三女。本义:奸邪,虚伪狡诈)
   孨:音“转”。1.谨慎。2.弱,懦弱。3.孤儿。
   尛:古同“麽”
   惢:音“锁”。1.疑虑:“内有~,下有事。”2.善。
   掱:扒。掱手
   晶:<形>(会意。甲骨文字形,从三日,表示光亮之意。本义:光亮,明亮)
   森:<形>(会意。从林从木。本义:树木丛生繁密)
   歮:古同“涩”
   毳:音“翠”。<名>(会意。从三毛。本义:鸟兽的细毛)
   淼:<形>(形声。从水,眇声。本义:水面辽阔)
   焱:音“要”。<名>光华,光焰
   犇:同“奔”
   猋:音“彪”。<名>1.[形]∶狗奔跑的样子 犬走貌,从三犬。――《说文》2.[名]∶疾风,暴风。同“飙”。如:猋腾(同“飙腾”。狂风飞卷)
   畾:1.古同“雷”。2.古同“垒”。
   皛:音“小”又音“皎”。皎洁,明亮:“天~无云。”
   瞐:音“磨”。1.美目。2.目深。3.美丽的样子。
   磊:〈形〉(会意。从三石。“三”非确数,表示很多。本义:石头多) 众石累积
   羴:膻。羶、羴<名>(形声。从肉,亶声。本义:羊臊气)
   聶:聂。聶<动>(会意。从三耳。本义:附耳小语)
   舙:古同“话”
   芔:古同“卉”
   蟲:虫。蟲<名>(会意。汉字部首之一,从“虫”的字多与昆虫、蛇等有关。按:“虫”甲骨文字形象蛇形,本读虺,是一种毒蛇。后为“蟲”的简
   体。本义:昆虫的通称)
   譶:音“踏”。说话快。
   贔:音“闭”。赑屃
   赑:音“闭”。赑屃
   轟:轰。轟、輷<象>(会意。从三车。本义:群车行驶声)
   鑫:音“心”。<名>旧时商店字号、人名用字,取其金多兴旺之意鑫,金长。――《篇海类编》鑫,宋子虚名友,五子以鑫、森、淼、焱、垚立名。
   ――《正字通》
   靐:音“病”。〔~~〕雷声。
   飍:音“修”。惊跑的样子:“驰谢如惊~
   飝:音“飞”。义未详。
   馫:古同“馨”
   驫:音“彪”。驫<形>许多马跑的样子。如:骉駥(众马快走的样子)
   鱻:鮮。鱻<名>(会意。从鱼,从羊。“鱼”表类属,“羊”表味美。本义:鱼名。出貉国)
   麤:粗。麤<名>(形声。从米,且声。本义:糙米)
   龘:音“达”。古同“龖”,龙腾飞的样子。
  
   朤:古同“朗”。
   叕:音“卓”,又音“以”、“立”\“决”
   茻:音“莽”,众草之意
   燚:音“意”,火貌
  
   丶:古同“主”。
   一:<数>(指事。“一”是汉字部首之一。本义:数词。大写作“壹”。最小的正整数。常用以表示人或事、物的最少数量)
   丨:音(gun四声,棍)上下贯通。
   丿:古同“撇”,汉字主要笔画之一,自右上向左下斜。
   乙:<形>(象形。甲骨文字形。本义:象植物屈曲生长的样子)
   乀:音“福”。汉字笔画的一种,从左向右斜下,亦称“捺”。
   亅:音“绝”。钩子。
   亠:音“头”。汉字部首。
   亻:同“人”。用作偏旁。俗称“单人旁”。
   冂:音“炯”一声。城外,郊外,野外。
   冖:古同“幂”,覆盖。
   冫:古同“冰”,用作部首。俗称“两点水”。
   凵:古同“坎”。
   刂:同“刀”,用作部首。也称“立刀旁”,简称“立刀”
   勹:<动>“包”的古体。裹。现用作汉字的部首名称
   匚:音“芳”。1.古代一种盛放东西的方形器物。2.量词,一斗。3.祭名。
   匸:音“戏”。掩藏。
   卩:古同“节”。
   厶:<形>“私”的古字。自营。为自己利益,不择手段去营求。与“公”相对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谓之公。――《韩非子》
   囗:古同“围”。
   夂:1.音“指”。从后至。 2.古同“终”。
   夊:音“虽”。〔~~〕古同“绥绥”,慢慢行走的样子,如“雄狐~~。”(今作“有狐绥绥”)。
   宀:音“绵”。1.深屋。2.覆盖
   尢:1.尪的本字 2.<名>姓。“尤”的古体
   屮:音“彻”。草木刚长出来。
   巛:古同“川”。
   廴:1.古同“引”,开弓。2.长行。
   彐:曾作“雪”的简化字,后停用。
   彑:音“记”。1.猪头。2.猬属。
   彡:1.音“山”。1)须毛和画饰的花纹。2)毛长。
   2.音“显”。〔~姐〕古代羌族复姓。
   彳:音“赤”<动>(象形。小篆字字形象“行”,象纵横相交的十字路。“彳”是汉字部首之一,习惯上称为双人旁。从“彳”的字多与行走、行
   为和道路有关。本义:慢步行走)同本义。彳,小步也。象人胫三属相连也。――《说文》。谓股、胫、足三属。彳亍中辍。――潘岳《射雉赋》
   又如:彳彳亍亍(脚步声)。亍字音“处”
   忄:同“心”,用作偏旁。俗称“竖心旁”,简称“竖心”。
   扌:同“手”。用作偏旁。俗称“提手旁”。
   攴:音“扑”。1.轻轻地击打。2.古同“扑”,戒尺。
   攵:音“扑”。古同“攴”。
   氵:同“水”。用作偏旁。俗称“三点水”。
   灬:古同“火”。
   爫:音“找”。同“爪”。用作偏旁。
   牜:同“牛”。用作偏旁。
   犭:同“犬”。用作偏旁。俗称“反犬旁”。
   疒:音“内”。1.倚,靠着。2.病。
   癶:音“博”。两足分张相背,行走不顺。
   礻:同“示”。用作偏旁。俗称“示字旁”。
   纟:同“糸”。用作偏旁。俗称“绞丝旁”。
   罒:同“网”。用作偏旁。
   艹:音“袄”。同“草”。用作偏旁。俗称“草头”或“草字头”。
   虍:音“呼”。虎皮上的斑纹。
   衤:同“衣”。用作偏旁。俗称“衣字旁”。
   覀:音“亚”。同“襾”,用作偏旁。
   讠:同“言”。用作偏旁。俗称“言字旁”。
   辶:音“绰”。同“辵”。用作偏旁。俗称“走之旁”,简称“走之”。
   阝:音“府”。同“阜”。用作偏旁。俗称“左耳刀旁”,又称“左包耳”
   钅:同“金”。用作偏旁。
   饣:同“食”。用作偏旁。 
   吅:读音“喧”,是吵闹、大声呼叫的意思。不难看出,两张嘴在一起,声音自然小不了。
   誩:读音“竟”,与单纯两张嘴不同,这次是带着言语的,所以含义是争论。
   昍:读音也是“喧”,不过这次是两个日放在一起,表示明亮的意思。
   朤:读音“朗”两个太阳在一起是明亮的,四个月亮同样明亮。
   奻:读音是发二声的“暖”字。这个字最为有古代特色,一重含义是争吵,另一重则是愚蠢。古代社会男尊女卑,妇女在造字者心中的地位,从这个字便可看出。
   
   资料来源:月光流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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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4月04日

载《国史探微》
  
  中国中心之世界秩序:神话与事实

  有人常以中国之世界秩序为一以中国为中心的层级。理论上,此秩序最少有三方面是层级的:中国是内的、大的、高的;而蛮夷是外的、小的和低的。然而,对整个中国历史加以观察,即可发现这个多面的中国中心之世界秩序,是在不同的时间,从许多程度不一,甚至有时几近于零的事实上,建立起来的一个神话。
  在东亚,中国以军民合一的力量无疑经常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但是不可就此推论,中国毫无其他文明国度存在的观念。汉朝史籍对文明的西方民族——大秦(大秦,字义上即伟大的中国),即极为赞扬。中世纪时,许多中国人崇拜印度,因为那是佛教的老家。又有许多时期,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对待邻近的民族如平等之敌国,譬如汉与匈奴,唐与突厥以及后来的吐蕃,宋与辽、金、元之间的关系都是如此。他们彼此还常常用一些亲属的称呼,如宋帝与辽帝即以兄弟相称。不过,1138年,南宋高宗与金人媾和,却被迫接受臣的地位。后来他的继承人(译按:宋孝宗)把地位改善为侄,称金帝为叔,叔即父亲之弟。汉朝、唐朝为了维持边境的和平,常把公主或皇族的女子嫁给蛮族的领袖。每年还要送大量值钱的礼物给北方的邻族,名义上是经济援助,事实上从另一面看,就是朝贡。“外国”一词,并不始于19世纪而可以追溯到汉代。宋朝,“外国传”已成为史书中的一项。因此认为在1800年以前,中国没有国际交往的经验是不正确的。
  
   无疑,中国在周朝后期曾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国的观念。近代某些学者曾将春秋时代(前722—前481年)的列国和近代的国际关系相比拟。战国后期(前403—前221年),列强独立,不再尊周王。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其实就在为一个国家下定义。周代末期(至前221年)“天下”和“中国”之间有了区别,后者把边远的国家如秦、楚、吴、越排除在外。
  中国的内服、外服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观念。传统上我们把这种观念推到渺茫的远古。夏、商时,据说有五服之分,而周有九服。九服或九极之最外者叫蕃服或蕃极。蕃字是草字头,蕃字另一个写法是草头水旁的“藩”字,意思是“屏藩。藩臣”。后来,草字头的蕃,也用作藩字的意思,指“外国的、蛮夷的”[1]。
  虽然这些周密的区分大部分是凭空虚构,但是似乎也反映了商、周时一个较合乎事实的内服——王畿,和外服——诸藩的划分[2]。当然“内”、“外”只是比较而言,因此我们可以说内还可以有内,外还可以有外,一直分下去。由于军事、文化扩张的结果,一些外服可以被并入内服,所有诸藩都有变成外藩的可能,或者更通俗地说,所有生蕃都可能变成熟蕃。
  ——————————————
  [1] 《尚书注疏》(《四部备要》本)卷5,页6下;卷6,页7下—19;《周礼正义》(《四部备要》本)卷55,页7—10;卷71,页15下—19下;《国语》(《四部备要》本)卷1,页 3。又参见John K.Fairbank,“A Preliminary Framework”,The Chinese World Order(Havard Univ.Press,1968.),页9。
  [2] 《尚书注疏》卷14,页1下,页11;卷15,页2下;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1956),页319—332;安部健夫,《中國人の天下観念》(1956),页14—37。
  
  然而,内外相对的用法,并不意味中国和邻邦或藩属之间没有疆界。史书中有许多争论和解决疆界问题的例子。有一次汉帝(译按:汉元帝)曾提醒匈奴单于,边塞不仅是为了防外患,也为了防止中国罪犯逃逾边界。当然,边界不必常是一条线,它可以是一块双方都不准占领和垦殖的地带,也可以是一块其居民同属两国的地带,或一个缓冲国。中国皇帝也可能片面地宣布一个疆界,例如:据说宋太祖曾以玉斧在地图上沿云南大渡河划一条线,宣称:“自此以外,朕不取”。王赓武教授也指出明太祖曾将十五个或更多的国家,包括朝鲜、日本、安南和爪哇等视为“不臣之国”,中国对他们将不加征讨[1]。此外,还有一点须记住,文化的和政治的疆界无须一致。
  讨论中国的世界秩序,尽可能分清神话与事实,当属重要,两者都可彼此影响。一个人可以说神话是一个文化的或心理的事实,但是无论如何要和政治事实分别清楚。
  
   郭嵩焘:《绥边征实》
  李雅各(James Legge)在1872年出版的《春秋左传》英译本序言中,曾严厉批评中国的官吏和人民不能够“了解中国仅是世界许多独立邦国之一的事实”(页52)。所幸也有少数例外,郭嵩焘(1818—1891年)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约于19世纪中叶,郭嵩焘已经意识到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局势里。在儒家传统中成长的他,很快就回到历史中,去寻找有用的教训。他将秦、汉以至明代的外交作了一次历史的观察,著成《绥边征实》。其目的在纠正南宋以来学者虚文无实之弊。以下是摘自该书仅存的序文部分:
  —————————
  [1] 《明会典》(万有文库本)卷105,页2281。
  
   善夫班氏之论曰:圣王制御蛮夷,来則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贡献則接之以礼,羁縻不绝而常使曲在彼。自唐刘贶述武指驳班氏之失,以谓详而未尽,后世儒者,袭用其说,务为夸诞,而后汉、唐控御夷狄之大略绝于天下者七百余年。新莽(8—23年)时,严尤论御匈奴无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刘贶反之,以为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汉得下策。周世玁狁(一般认为是匈奴之祖)未至强盛,畎戎之难,平王东迁,遂丧成周,安得有策哉?持论者徒曰间隔华夷,无穷兵而已。然不欲穷之于秦、汉强盛之时,而乃欲穷之于靖康、绍兴积弱之日,此又何说也?班氏之言曰*[扌+晋]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董仲舒大儒,魏相名臣,皆*[扌+晋]绅之儒也。南宋之初,言战者一出于措绅,而韩世忠、岳飞之流,犹断断然能以战自效。继是而文吏高谈战略,武夫将帅屏息待命,神沮气丧,功实乖矣。
  是以宋明之世,议论多可观者,而要务力反班氏之言,常使曲在我[1]。
  郭书据说共二十四卷[2]。假如此书仍存,且能印出来,无疑是一本有趣的书。现在我们可以进入本文的主要议题了:古典儒家应付非我族类的传统,帝国时期对绥边的见解,尤其是羁縻政策[3]。
  ——————————
  [1] 《养知书屋文集》卷3,页15下—17下。
  [2] 据王先谦撰郭嵩焘之神道碑铭,见郭嵩焘著《玉池老人自叙》卷首。
  [3] 关于郭嵩焘,参见:A.W.Hummel,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943),I,438-439(by Tu Lien-che);S.Y.Teng and J.K. 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1954),pp.99—102;和David Hamilton,“Kuo Sung-tao:A Maverlick Confucian,”in Popers on China,15:1—29(1961)。这三本书都没有提到郭嵩焘写的《绥边征实》。
  
  Hamilton书第18页,将“国体”一词视为与儒教秩序(Confucian Ordcr)同义,此说并不误,但为一哲学上的误解。严格而言,国体一词仅指国家基于体制之尊严(体统或体面)。同样地,政体仅指政府的尊严。最少郭嵩焘时代通常是这样用法。国体、政体用来指政治结构或制度,要迟至清末君主立宪或民主立宪问题发生后始出现。
  古典儒家应付非我族类的传统
  孔子的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上千年的文化,也累积了可观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经验。这个背景最少能部分地说明春秋时期的人,对战争和蛮夷所持的相当成熟的见解。在儒家经典《左传》中[1],我们可以分出两种趋向,一是以绥靖,一是以战争为对付蛮夷最有效的办法。由下面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多数的意见都混杂有分量不同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诱服和威迫。由于这些典故大部分都是我们所熟知的,它们说明了可以被用来征引的典故之间的差异性。
  A 绥靖论
  (一)“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左传》,页149,管仲曰)
  (二)“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页320,楚子曰)
  (三)“戎,禽兽也。”(此句李雅各未译)
  “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怀威,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左传》,页424,魏绛曰)
  (四)“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苗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左传》,页532,韩宣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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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文所有经书皆采李雅各之译文,但改用Wadc-Giles system之罗马拼音法。以下引文见李雅各译《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卷5:《春秋左传》(London:Henry Erowde,1872;reprinted Hong Kong Univ. Press,1961);卷1:《论语》、《大学》、《中庸》;卷2:《孟子》,修正第二版(Oxford:Clarendon Press,1893 and 1895;reprinted Hong Kong Univ. Press,1961.)。
  
   (五)“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左传》,页814,子服景伯曰)
  B 主战论
  (一)“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左传》,页124,管仲曰)
  (二)“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左传》,页317,随武子曰)
  (三)“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左传》,页424,晋侯曰)
  (四)“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左传》,页534,子罕曰)
  (五)“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页777,孔丘曰)
  正像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主战论和绥靖论并不一定相冲突,而能相辅相成,成为同一政策之两部分。A——(一)、B——(一)都是齐国名相管仲的话;B——(五)是孔子的话,孔子在《论语》里还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页282)
  当孔子编纂《春秋》时,他已经有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看法,这是一个传统。另一方面,另一个《春秋》的传统却强调“王者无外”[1]的原则,换言之,理想的国君应是一实实在在的天下之王而无内外之分。王赓武教授的论文显示了这个观念在明代时的功用。
  在别处,孔子显得较和平,较富理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中庸》,页409)从这个句子里,人们挑出了两个关键字眼,组成“怀柔”一词。他又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夷之邦,行之矣。”(《论语》,页295)“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同上,页30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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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春秋公羊传》(《四部备要》本)卷1,页1下—2,7—8;卷5,页3下;卷12,页3;卷18,页1下,5下。陈柱,《公羊家哲学》(1929),“尊王说”,页1下—2下。
  
  这些强调不以威迫赢得外夷的看法,显然和一个可能较古老的意见:“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页196)大相径庭。另一方面,孔子也认为戎备是需要的,他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页275)
  同样地,当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和“善战者服上刑”(《孟子》,页305)时,他却赞美商汤、周武。因为商汤“惩其王,绥其民”(页273),周武王“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页274)。他又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页253)
  总而言之,虽然古典的儒家传统倾向于绥靖和理想,但它绝非偏执一端。这种态度有时显得很矛盾。但是,如果假设威迫和诱服为同源的原则的话,也许也是合理的。
  孟子还曾留下一段处理外交的名言: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人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孟子》,页154—155)
  朝鲜的历史里,有一段漫长的时期,和中国的关系可以说是“事大”,它和日本的关系可谓“交邻”。“事大”、“交邻”二词都出自孟子的这段话。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在远古的时候,就喜欢将外族和各种动物相比。正如以上引文中所见,外族的名称,常加上表示动物的偏旁。例如:北方外族——“狄”,有个犬字边;南方外族——“蛮”,有一虫字。在古代的天下观里,认为荒远之区乃蛮夷、猛兽、魍魉所居。《左传》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页355),乃一古老之通论。当然,许多外族在身体的特征上和中国人不同;再者,多数中国人相信外蛮较贪残、好战,因此,在性格上与野兽更相近。这种古老的联想一直传下来,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里看到的。还有一点须说,种族歧视并非某一文化或某一社会才有的习惯。假如这个习惯形成于一个人的孩童时期或一个社会的早期,则难以革除。可是,我们现在辛苦地把它指出来,也许会使它从此消除。
  
  帝国时期几种绥边的见解
  汉代董仲舒和魏相都反对穷兵黩武,魏相的看法是紧紧源自儒家的传统,他分用兵为五类:
  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1]。
  董仲舒认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如此可减三军之费,边界赖以安[2]。不过,班固认为董仲舒的政策不合于时,尤其是他建议减边备的主张。
  郭嵩焘在前引书的序言里,并没有提到汉初另一位思想家——贾谊。他以“三表五饵”策著名.从贾谊的《新书》看,三表是指汉帝“信”其善言,且“好”胡之长技,使匈奴觉得能见“爱”于天子。五饵是:匈奴之降者,衣以文绣,乘以车乘;享以美食;愉以歌舞、戏乐、妇人;居以高堂邃宇,善厨处,大困京,库有阵车、奴婢;并多赐各式美物。如此,以坏其目、坏其口、坏其耳、坏其腹,而后获其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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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汉书》(涵芬楼本)卷74,页2。
  [2] 同上,卷94下,页12—13下。
  [3] 贾谊,《新书》(《四部备要》本)卷4,页2—5。
  
  《汉书·贾谊传》赞里[1],班固曾提到贾谊的三表五饵,没有详细的说明,只说其术固以疏矣。不过班固没有料到,及乎宋代,长期的和平得以保障,显然就是因为辽和后来的金,每年从宋得到岁币银绢,柔弱下去的结果。虽然宋人觉得可耻,可是连程颐、朱熹也承认贾谊之策,于宋得大行其道[2]。然而其中显然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双方和平未能达成之前,军事行动却陷于僵局。
  过去学者很少注意到一点:贾谊也曾建议过一个积极的政策,将降胡分置于边塞之外,每千家为一国,各有分地,使依中国之制,建立一边境的封建体系。安置降胡一直是帝国时期的一个严重问题,尤其当这些解决的方法,还包含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的问题在内的时候。
   严尤赞扬周宣王有限度的征讨,命将征之,尽境而还。依严尤所论,外蛮犹如蚊虻,唯一有效的方法即挥之而去。武帝深入匈奴之境,靡耗过甚,因此被列为下策,而更下者莫过于秦始皇竭民力以修长城[3]。
  正如郭嵩焘指出,刘贶证明长城是一颇具效用的设计,虽费一时而贻长久之利,所以他说秦得中策,仅次于周。但是刘贶认为汉为了维持和亲,以公主礼物送给单于是可耻和耗费的。他说汉不当在匈奴盛时击之,弱时贿之,钱应用在边防上。他反对质子制度,反对中国与外族之间使臣和经济上的交往.如此,外族会变得更诈,更贪,更难驾御,而且中国也会因外来的奇技淫巧而败坏。简言之,蛮夷禽兽,无须虚礼以待,更无须与之争辩[4]。总括而言,刘贶的立场似乎是一味的孤立主义。也许这是对唐代过分的天下一家主义的反动。无论如何,郭嵩焘的评论似乎最中肯。
  南宋以来的儒生,和武人更换了立场,一变而为主战。这是郭嵩焘在他的文集里一再谈论的问题,不过他过分强调自己的论点而忽略了一些例外。例如,1592年,虽然皇帝(译按:明神宗)和他的亲信顾问主张积极出兵朝鲜以对抗日本,但是仍有一批明代的士大夫(当然只是少数)反对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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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汉书》卷48,页13。
  [2] 《朱子语类》卷135,页17下。
  [3] 《汉书》卷94上,页10。
  [4] 《通典》(图书集成本)卷200,页5—6下。
  
   1592年刚好是务实政治家张居正死后之十年,假如他仍健在且当权,他会如何对付?确是一个耐人寻思的问题。我想引两段张居正对外夷的看法,来结束这一段:
  今之议者皆谓讲和示弱,马市起衅。为此言者,不惟不忠,盖亦不智甚矣。夫所谓和者,谓两敌相角,智丑力均,自度未足以胜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汉之和亲,宋之献纳,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国。故贾谊以为倒悬,寇公不肯主议。今则彼称臣纳款,效顺乞封,制和者,在中国而不在夷狄,比之汉宋之事,万万不侔,独可谓之通贡,而不可谓之讲和也。(《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1]
  夫疆埸之间,小小破绽,未能全无,要之于大计未损。若遇有事,即行处置一番,于大计反为无益,顾君不察耳。今都邑之间,犹有白昼剽窃,劫库杀官者,况夷狄乎?蓟门三卫,服属二百余年矣,捉人挟赏,犹不能一一尽诘,乃可责之骄悍新附之虏乎?要在当事者,随宜处置。譬之于犬,摇尾则投之骨,狂吠则击之以箠,既箠而复服,则复投之,投而复吠,則击之,而可与之较曲直,论法守乎?(《答吴环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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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张文忠公全集》(《国学基本丛书》本)“书牍”2,页248—249。
  [2] 同上,书牍8,页362—363。
  
  羁縻政策:一个历史的考察
  骨与箠的政策(bone-and-stick policy)将外蛮比作狗,羁縻政策同样亦视外蛮如畜牲。更重要的是两种政策都富于弹性。骨与箠政策的两个主要方式:骨或箠都可伸可缩。羁縻政策虽然基本上是一种绥靖政策,可是它在中国史上亦有广泛的意义。
  “羁縻”一词的意义大半成于汉代。班固所谓“羁縻不绝”是汉武帝时已经通行的一个原则。另一种早期的定义是由萧望之在一次讨论接待单于礼节的廷议中提出来的,公元前51年,单于来朝,萧望之以单于为“敌国”之元首,因此不应以臣属待之(不臣)。这种待遇是羁縻的一个原则。外蛮属荒服,本无望其定时来朝。萧望之以为由于不以臣属待之,尔后汉则不以违命之单于为不忠之臣仆,也因此无须派军征讨。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羁縻不臣”的政策亦即公元前3年严尤所主张的“不颛制”。他主张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而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则属必要[1]。
  52年,北匈奴步南匈奴后尘,向汉要求和亲,汉帝(译按:汉光武帝)令下三府议之。班固的父亲班彪认为汉既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援南匈奴去打北匈奴,因此和北匈奴的关系实不宜中断。在他看来,所谓羁縻之策是外族如来归以礼,则礼无不答。汉依据他的建议,接受了北匈奴的贡献,颇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并明加晓告以前世呼韩邪、郅支叛服之事[2]。
  79年左右,衰弱的北匈奴更急于谋和,班固又主羁縻策,并提出一“两对一”的方式:他们每遣使到中国两次,中国亦遣使一次[3]。然而,这个方式下所维持的冷淡和平,不久证明是不必要的。89年,汉军在窦宪率领下,深入匈奴,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班固以参议随军,受命勒石燕然山以记功,他显然很高兴去做这件事。又必须一提的是班家不但出文学家,班固的弟弟班超、超子勇都曾在西域成就非凡功业,总之,班氏一门都熟于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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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通典》卷195,页1下—3下。
  [2] 《后汉书》(涵芬楼本)卷29,页3下。
  [3] 《后汉书》卷70下,页5下—6。
  
  随着唐代边区羁縻府州的建立,羁縻就变成专指一特殊制度的用语。一般说来,这种州的一州之长(通常是当地人)是可以世袭的,无须向中央报告人口和财赋,而且在地方内政上有相当大的自由。宋代继续羁縻州的制度,明代称之为羁縻州县和羁縻卫所,不过最通常的名词是称之为土司,包括土司州、土司县等等。这些羁縻的州县,名义上构成一种边区的州县系统,而实质上是一种边区的封建体系。明、清两代企图将这些州县改为常制的州县(即改土归流),但收效有限。
   羁縻府州或土司的组织有时被认为是“以夷治夷”。“以夷治夷”是与“以夷攻夷”或“以夷伐夷”、“以夷制夷”相关,但并不相同的政策。中国有关以夷攻夷各式各样的说法可以追溯到东汉时班超等人,西汉时的晁错,以及一般认为是管仲所写的《管子》一书[1]。虽然17世纪时王夫之曾严厉批评这是一个愚蠢的政策,可是后代的策士们,即使不用这个名称,实际上仍继续求助于这个政策。
  从以上的考察,证明羁縻政策是否能运用于塞内或塞外,全视中国的强弱而定。郭嵩焘亦主羁縻,他赞扬班固的羁縻政策是因为班固强调诚信二字,如此“使曲常在彼”。汉文帝无疑就是这样想的,公元前162年,文帝向匈奴保证“和亲之后,汉过不先”[2],这种政策颇合乎古典儒家的传统。当然,互信是任何永久和平的必要条件,不过在和战抉择之前,搜集、分析情报,并试验分析的结果,以探知对手的强度和意向亦至为重要。郭嵩焘觉察到19世纪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局面,而且认定中国必须尽全力去了解洋人,他的识见即使不超过当时全部的人,至少也比大部分的人来得深入。事实上,在洋务的圈子里,李鸿章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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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汉书》卷49,页5;《后汉书》卷77,页3;卷119,页6;《管子》(《四部丛刊》本)卷9,页8。
  [2] 《汉书》卷94上,页7下。
  
  大,沈葆桢得其实,郭嵩焘则得其深[1]。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羁縻的老话之外,在他的文集里,还包括许多卷诗词和札记,可是其中似乎没有一句把洋人或外夷比成牲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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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养知书屋文集》卷11,页10下—11。
  
  
  原题:“Historical Notes o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收于 John K.Fairbank 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20—33,由邢义田译出。
  
  
  附一:
  杨联陞: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
  载《国史探微》
  
  本文是1962年3月,作者在法国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所作四次系列演讲讲稿的英文版。我竭诚感谢剑桥大学波兹坦教授(M.M.Postan),他在1956年最先建议我研究这个题目;感谢毕哲安博士(Dr.John L.Bishop)将我的原稿编成英文;感谢侯思孟博士(Dr.Donald Holzman),他为我作了法文版的初稿;对于戴密微教授(Professor Paul Demiéville)我尤其感恩不尽。要不是他的鼓励与协助,我也许不敢用法文来演讲并且出版这些讲稿。我谨以满怀的挚诚和敬意将1964年法兰西学院出版的法文本献给戴教授。文申的正史,我用的是光绪二十年同文书局翻印的乾隆武英殿本。
  
  一、绪论
  节为由经济的角度看帝制中国公共工程的四篇系列论稿当中的第一篇。其所涵盖的时代,起自秦朝统一天下,而以1912年清室覆亡为止。第一篇讲词将提出一些导论性的意见。其他三篇讲词则要处理劳力、材料与资金以及在那种环境下的经济思想等等问题。虽然我立意要将注意力大致都放在公共工程的经济面上,不过我也要由其他角度作一些观察,尤其是其政治上与宗教上的意义。偶尔,我或许还要触及到技艺与工程操作一类的事情。
  中国历史里头,著名的巨大公共工程很多,俯拾即是。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吧!大家可以想到华北边境上的长城、联络平津地区与长江流域下游的大运河、历代王朝京城(比如说长安、洛阳、南京和北京)与内外的宫殿陵寝、建有高塔的玄宫梵宇,以及满室琳琅的雕刻与壁画,令人难以忘怀的洞窟。如果我们要把那些不甚驰名的建筑也算在内,恐怕这个清单便无从列完了。
  依据规模与功能,可以将公共工程按照不同的方式加以分类。魏复古(Karl A.Wittfogel)在其题为《东方专制论——极权政治之研究》(Oriental Despotism,A Study of Total Power)的大著中,曾试图将建设工程作了下列几种形态的分类:
  一、水利性的工程
  甲、生产性的设备(运河、沟渠、水库、水闸以及灌溉用的堤堰)
  乙、防护性的设备(排水渠道与防洪用的堤堰)
  丙、供给饮水的水道
  丁、航行用的运河
  二、非水利性的工程
  甲、防御与交通工程
  子、城墙与其他防御工事
  丑、驿道
  乙、满足水利型社会俗世与宗教首脑之公私需要的大建筑
  子、皇宫与首都
  丑、陵墓
  寅、寺庙
  我个人对魏复古所创造的“水利型社会”这个概念的有效性宁可存疑,不过其公共工程类型的简表倒是颇为方便,而且包罗甚广,因而可以用来当作一个检查表。或许在驿道项下我们还应加上桥梁作为交通工程的另一个主要范畴。就如在以下的讨论中所要指出的,我们可以从帝制中国的桥梁建造、维护的历史中,获知不少东西。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公共工程这个题目这么大,为什么不把时间局限在某一个朝代?为什么要野心勃勃,处理前后两千一百多年历史的整个帝制中国?在拙著《中国制度史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收录了我早期在《哈佛亚洲学报》所发表的几篇文章)的前言里,我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曾说:
  好几篇文章都是涵盖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中国史的一般性通论。理论上,一个视野广阔的通论应该要以成篇累牍的精详的断代研究作基础——比如说大朝代和小朝代兴衰的历程,可是这种研究成果的取得并不能经常左右逢源。再说,对贯穿整个历史中某些制度的基本说明也能提起研究的兴趣。本来,中国制度史的领域实在就像潮水退后的无垠沙滩。不管这几篇文章能有多大的价值,比起滩上的一个流浪汉在十年的岁月中所捡拾到的鹅卵石或贝壳来说,实在少之又少。期待它能够鼓舞并且帮助同行的学者去作更有价值的探索。
  对于帝制中国公共工程的研究,我尚未能登堂人室。材料尚未搜集完全,而我的解释也还不够细腻。然而,我仍愿野人献曝一番,希望我杰出的同行中会有人以他们的思想与评论来启导我,使我得以对这个研究作更深入的探讨。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中国史的研究者不约而同地都期待这样的研究能有助于了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本质。在整个传统时代,中国公共工程的某些外貌也许显得一成不变,然而另一些外貌则一再地变迁。数十年来,当代学者曾就传统中国水利工程的重要性及其对中国国家、社会之影响力的性质做过讨论。其间牵涉到的问题绝不单纯。如果有人想探讨政府在公共工程上扮演的角色,他必先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做一个区分,然后进一步区分各级地方政府——省级的、府级的以及县级的。当他研究地方上领导角色的性质时,他必须清楚这些地方领袖的社会地位,好比说在其乡里他们是否拥有官职或功名,还是他们仅是地主或商人。在某些情况,领导力量也许会来自僧人或道士,不管这些人士是否有寺观作后盾。我们也应该想到一个工程计划会有不同的阶段——从其创始或计划到该工程彻底完成的各阶段。如果是一个大的计划,还要加上当局批准其实施的一个阶段。国家、社会里不同的部门在不同的阶段里会被牵连进来。所有这一切的问题如果认识不清就想约而言之,那顶多也只能作个粗枝大叶,而不会有太大的价值。
  在对水利工程作进一步的评论之前,我想指出一件明显的事情:要研究中国史的人必须具有起码的训诂学素养。够不上这种要求的研究者,只能算是玩票性质,而不会成为一个全健的汉学家。毕竟中国史的主要资料仍旧是典籍,虽然考古材料与口耳相传的掌故也很重要。训诂学的一大法宝——典籍考证学能够使研究工作者在使用文献的时候,保持高度的谨慎。一旦有了一份典籍,其他训诂学的技巧就能够帮助研究者正确地去了解它的意思。我得承认这些东西并不就构成汉学的全部,但它们确实是汉学的基础。一位老练的学者如果在训诂上一时失察,也会犯错。有两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这个看法:
  例一:在魏复古的《东方专制论》中,我们找到下面这段话:“帝制中国的驿道在建造上固然需要极庞大的劳动力,在维护上也很可观。汉代一件碑刻指出:63—66年,一条驿道的建筑,使用了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人。在此巨大的数字中,只有二千六百九十人是囚徒。”(页39)我对于第一句陈述,即关于帝制中国驿道的修筑与维护需要大量劳动力一点,并无异议。不过汉代碑刻这个说明倒是十分可怪。在此,魏复古或者是想证明:在汉朝治下,人民劳役的劳动比起囚徒的劳动重要得多。然而这个文件一点也不能证明这种论点。有关这件碑刻的一种解说,说明了七十六万六千八百这个数字,指的是二千六百九十个囚徒人数乘上工作天的总数,而这些囚徒就构成了全部的劳动力。显然在这个特殊的个案中,并没有服义务役的军民加入[1]。
  例二:《明史》“食货志”载武宗朝(1505—1521)太素殿重建之事。这个建筑装潢得富丽堂皇,总造价为白银二千余万两。已故北京大学的孟森先生,在其讨论明史的讲义中,认为这个数字实在庞大得惊人。不过他还是接受这个数字,因为《明史稿》也有同样的记载。孟森严厉地批评这位明代皇帝,因为他挥霍无度,因为他不能使其祖先赐予这个金銮殿的名字太素殿名实相副[2]。最近由和田清所领导的一群日本学者所完成的《明史食货志译注》中,我们发现除了有一处参考了《明实录》外,对这个数字并没有什么评论[3]。已出版的《明实录》确实有这么一个数字。可是夏燮于其《明通鉴》、谈迁于其《国榷》中提及这个数字,都说是二十余万两[4]。由于夏燮和谈迁的叙述所根据的实录可能是较好的抄本,或者根据其他可靠的材料,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千”字是抄写者将“十”字抄错了,究竟这两个字所差的也不过是一画而已!与其他明代修筑宫殿所支出的数字比较起来,二十多万两这个数字自然是较为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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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王昶《金石萃编》(经训堂刊本)卷5,页13。又见陈明达,“褒斜道石门及其石刻”,《文物》,1961年,4、5期合刊,页57—61。
  [2] 孟森《明代史》(1957年),页253。
  [3] 《明史食货志译注》(1957年),页171。《明武宗实录》卷127,页6上(正德十年)。《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卷44,页4上所引《武宗实录》却作“二十余万两”。
  [4] 《明通鉴》(1959年刊本),页1718;《国榷》(1958年刊本)卷49,页3088。我很感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黄彰健先生(已当选第十五届院士),他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并且告诉我去参考《国榷》。
  
  
  
  回到公共工程与中国国家、社会之性质两者间的关系上来,我们可以以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最近一篇题为“有关唐代灌溉事业的几点意见”(Some Remarks on Irrigation under the T’ang)的文章作出发点。在这篇充满智慧的文章中,杜希德巧妙地指出唐代灌溉工程本质上具有的分权性格[1]。他指出,中央政府的两个机关,即水部和都水监只扮演有限的角色。他强调工程计划系由地方政府的官员,尤其是刺史、太守等来策动的。他也强调地方上有组织的所谓“渠人”团体在实际将这些工程付诸实施上的重要性。在文章末了,杜希德写道:
  像灌溉一类的活动,实质上是由这些与地方关系密切的官员们个别倡导的,而这些官员所承受的只是并不太有效的中央政策控制,因此这类活动实在也不能当作魏复古所执著的那型东方专制制度的基本要件。就唐代中国来说,水利控制(除去大规模灾害的情况)仅仅是活动范围里的一项——农业活动是其他项目——只是因为它系国家福祉所不可或缺,而又得有效地加以运作,于是地方官员们就被认为是要随时照应了。至于基本工作的安排则在官僚层次以下,政府只有在不得不加以协调的时候才插上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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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enis Twitchett, "Some Remarks on Irrigation under the T’ang", T’oung Pao,48.1—3;175—194.
  
  
  
  杜希德的研究,是在对他所能找到的材料作过仔细检查之后才建立起来的。他所用的材料,不但网罗了重要的史籍,而且还包括了那时代的公文书,特别是在著名的敦煌遗址里发现到的。他的结论也得到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支持。举例来说,张仲礼那本极有价值的《中国绅士:其于19世纪中国社会所扮演的角色之研究》(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1955)里有很长的篇幅致力于讨论绅士在公共工程中扮演的角色[1]。这个扎实的研究,应用了各式各样的材料,特别是地方志。从他这本书中引用出来的下列论点,不只适用于19世纪,而且可以适用于整个清代。“纷至沓来的地方事业,实际上的经营,都落在绅士的手上。地方志中有无数的例子说明了他们十分活跃于修桥铺路、疏浚川渠、兴筑堤塘以及推展灌溉计划。”(页56)“对于涉及广大地区的计划,一些绅士就把他们的资源与能力凑合在一起,以便于工程的筹划、实施。上层的绅士经常取得领导地位。省里的长官也参与指导或协助牵涉数个县份之工程的协调工作。不过,不管这些计划究竟是官员还是绅士在领导,执行工作的重荷总落在绅士的肩上。”(页57)“有些地方志记载:人们都把大灌溉工程的责任委托给官员。然而,在奏折附件、报告、杂文等只要有详细一点材料的地方,几乎毫无例外,绅士都被形容为把这些工程计划付诸施行的活跃的参与者。”(页59)
  绅士或者其他地方性领导分子在府、县公共工程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过去的学者业已观察到了。19世纪的学者沈垚曾经提出一些相当有意思的看法。在他的《落帆楼文集》中,有一篇叫做谢维之人的传记。他是浙江绍兴地方的一位大富翁,为人急公好义,因此在自己家乡重造了一座桥——太平桥。谢维的孙子在1834年(道光十四年)赴北京应进士试,在那里邂逅了沈垚。他请求沈垚为他祖父作传。在该传末了,沈垚作了如下的评论:“唐时州县兴造之事,听长吏自为,宋后动须上请,一钱以上州县不得擅用,所请不能称所需,则所作往往不坚固。于是长吏始有借助富民,民之好义者有助官兴造之举。”[2]之后,又征引了王安石文集中一篇文章所记述的一个宋代的例子。这个例子谈的是1050年(宋仁宗皇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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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页26—62、64、68。
  [2] 《落帆楼文集》卷7,页21下。
  
  
  
  年)信州地方(今江西省境内)洪水泛滥之后城垣、屋宇的兴筑与重建[1]。此外,还有一个出自金代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一位山西富户铲平了一条崎岖的道路,并造了一座桥梁。他的传记收在元代姚燧的文集里[2]。元代另一位作家虞集的全集,还记载了两个金代和元代的例子,也都在沈垚征引之列。这两个例子都牵涉到地方上富人修造桥梁的事情,一个是在1135年(金熙宗天会十三年),一个是在1324年(元晋宗泰定元年)[3]。在指出富人致力于公共建设在后代已形成一种趋势以后,沈垚下结论道:他认为政府有时候也应该保护富人,如同《周礼》所规定的,因为穷人必须仰仗他们。
  沈垚对唐代太守、刺史在建设工程上所享有的权限的结论,真是个有趣的看法。不过,他对这个个例的描写有点言过其实。根据唐代刑律,太守、刺史若不修理堤堰或建造必要的桥梁、渡口是要受罚的。然而,较大的建设工程,有如城垣或堤堰的建筑,就必须等待尚书省的批准,唐代的行政法典并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但有一个条文可以部分地由日本的“养老令”——一般相信这是极近似唐代行政法典的翻版——重新建立起来,它大略指出凡是运用到五百名以上地方工人的建设工程,都应该向中央政府报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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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临川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卷82,页9上—10下。知州命令州内的富民与寺院捐献,以重修城墙。
  [2] 姚燧《牧庵集》(《四部丛刊》本)卷22,页1。
  [3] 《道园学古录》(《四部丛刊》本)卷9,页3上—4下,10下—11上。
  [4] 仁井田陞《唐令拾遗》(1933年),页805。
  
  
  
  总之,在中国主要的王朝,从汉代到唐、宋,人人都可以看到府、州级的地方政府有一种明显的趋势,趋向于权力的式微。这早在宋、元时代就已有人指出了。随着中央集权化趋势的高涨,中央政府也将它的控制,紧紧地强加在地方财政上。从宋代以后,府、县的库房就几乎不曾有过足够的基金来实行任何大规模的建设工程。如同顾炎武在其名著《日知录》中所观察到的:“今日所以百事皆废者,正缘国家取州、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于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1]清代地方绅士在修建桥梁、渡口上所扮演的角色,更进一步由张仲礼《中国绅士》一书中的两个表揭示出来。从广东某府与广西某县的地方志中搜寻出来的材料所作成的表,明白指出,多数情况下,这种工程计划的经费,都是由地方上的绅士提供的[2]。
  再回头来看看沈垚。他当然不是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去歌颂富人并且就他们在公共工程上的角色发表意见的人。从宋代以来,一方面由于国家对土地所有权的控制放松了,另一方面由于全面性的经济成长,学者们总算有理由指出:在提供公共工程的资金以及对穷人、失业者的雇用与救济上,富人是重要的。至于这个观点并不能成为主流,则只是因为传统的思想偏好均等的分配,而非财富的累积。
  在强调了地方官吏、地方绅士与富人的重要性之后,我们还要对这件事情的另一面稍加评论。大家绝对不可有先人为主的成见,以为帝制时代的中国政府,对于水利工程计划,完全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天高皇帝远”的格言并不全然正确无讹[3]。一位精力过人的皇帝恐怕就会和人民发生近在密迩的关系。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明太祖洪武皇帝了。他的本纪告诉我们:在他的晚年,派遣了许多国子监的学生到全国各处去鼓励地方上的人民于农闲的时候,从事水利工程的工作。结果,根据报告,在1395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总共完成了五万件工程。包括了四万零九百八十七处塘堰、四千一百六十二处河川、五千零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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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知录集释》(《四部备要》本)卷12,页17下。又见其水利方面的批评,卷12,页24上。
  [2] 张仲礼书,页56。
  [3] 这个俗谚可以追溯到元朝末年。据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古香斋刊本)卷34,页42下—43上,那时候浙东地方被压迫的农民揭竿树旗,上面写着这些字:“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处陂渠堤岸[1]。洪武皇帝也利用这些学生负责某种全国性的土地调查,并编纂地籍清册——因其形状类似鱼鳞,而以鱼鳞图册为名[2]。这位皇帝起用这些国子监里的知识青年来做这两件重要的工作,无疑是因为他期待这批人能够不为恶势力所左右,因而也较不会腐化。
  最后,我打算就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的问题,加入一些宗教方面的看法。修桥铺路这类工程通常都被公认为义举,以指出它们系出于自愿的性质;或当作善举,而表示它们系善行的一部分,在未来将会得到善报。这一个普遍的信念,同为佛教与道教所认可。印度人“业力”的观念与其融人中国人“报应”思想的问题,近代学者曾经加以讨论。在拙文“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3]中,也曾触及这个问题。道教,甚至其原始形式五斗米道,都教导它的信徒:人们可以借着修补百步的道路而祛除百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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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明太祖实录》卷234,页1下,卷243,页6上;《日知录集释》卷12,页27下;《浙江通志》(光绪二十五年刊本)卷60记载了洪武二十七年诏旨下后所建的三百多个水坝、堤、塘的名字。
  [2] 仁井田陞,“支那の土地台帳‘魚鱗図冊’の史的研究”,《东方学报》,东京,第6期(1936年),页157—204。
  [3] 此文重印于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edited by John K. Fairbank(1957),pp.291—309.中译本见段昌国等译,《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台北,联经,1976)。
  [4] 《三国志》“魏志”(乾隆四年刊本)卷8,页22上—23上。马伯乐(Henri Maspero),Mélanges posthumes sur les religions et l’histoire de la Chine,Ⅱ,Le Taoisme(1950),p.46。
  
  当然,西方也有类似的思想。如C.T.Flower所观察到的:“隐修者经常被视同为造桥人,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因为这些人深信他们的工作既能荣耀上帝,叉能使自己的灵魂受益。”Public Work in Medieval Law,Ⅱ(1923),xix。
  17世纪的袁表(即袁了凡)在其通俗宗教著作《功过格》里罗列了各种善功与恶过,并且依其报应加以分类。举个例子来说,一位开凿灌溉用渠道并加强河堤工事的官员便可以获得一百点善功。一位平民,如果他能够成功地发动修筑一座重要的桥梁或者一条重要道路,他也可以得到一百点[1]。这儿还有个有趣的按语,告诉我们如果赞助者的动机系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这种善功也就化为乌有了。我想,这个例外是针对那些收取过路税的人而言的,私人出钱推展交通工程计划,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当佛教盛行于中国的时期,特别是唐、宋两朝,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僧侣致力于公共工程计划的推展。由于一般人都视和尚、道士为大公无私,因此他们也就不难向官吏与人民寻求资助。这类工程计划多得不胜枚举。在唐代白居易和宋代苏轼的全集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好些例子[2]。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讲到通过洛阳龙门附近八节滩的一条水道的开凿。这个计划是844年(唐武宗会昌四年)由道遇和尚发动的。致仕已久的白居易欣然将家财拿出来支持这个计划。最后,这个水道终于完成了,利益卓著。这位老诗人十分高兴,写了两首诗来纪念[3]。我将其中一首译录于后:
  七十三翁旦暮身,
  誓开险路作通津。
  夜舟过此无倾覆,
  朝胫从今免苦辛。
  十里叱滩变河汉,
  八寒阴狱化阳春。
  我身虽没心长在,
  暗施慈悲与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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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功过格》(嘉庆十一年刊本)卷4,页38下,卷3,页33。又见酒井忠夫,“袁了凡の思想と善書”,收在《中国の社会と宗教》(山崎宏编,《东洋史学论丛》,第2辑,页355—380)及其“功過格の研究”,《东方宗教》,第2号。
  [2] 例见苏轼,“钱塘六井记”,收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50。
  [3] 《白香山诗集》(《四部备要》本)“后集”卷17,页10下—11上。后世一个有趣的例子是1134年(南宋高宗绍兴四年)吴江地方长江桥的重建。据张端义《贵耳集》(《学津讨原》册145)下,页26上,吴江知县把重建桥梁的工作交给十个和尚去负责,每个和尚负责一个部分。这些和尚轮流从富室获得资助。宋及元初,差不多同一时代,僧人在泉州及其附近十分活跃,他们不但以造塔、造庙得名,而且在造桥及公益工程上面也有卓越的表现。据戴密微所见,这种善行在大小乘佛教的论说中,都极力推崇。见(G.Ecke and P.Demiéville,The Twin Pagodas of Zayton(1935),pp.94—95。
  
  
  附二:
  杨联陞:国史诸朝兴衰刍论
  载《国史探微》,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
  
  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通常都同意:在朝代的兴衰更迭中,有一个周而复始的模式,他们称之为朝代循环(dynastic Cycle)。无疑地,一个朝代可以经历过好几次衰落与复兴,然后才完成整个循环。对一个已知的循环加以详细的描绘——不但顾虑到该朝代整体的兴起与衰落,同时也考虑到其间的小起伏,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朝代的形态。这种形态的研究,如果能够正确而公平地反映出一切既往的陈迹,那将会使我们对朝代循环的理解更加深入。不过,这种形态的描述,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此,我要对有关的主要问题,提供几点基本的考虑。
  第一个问题是哪些朝代包括在我们的研究之内。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很多,有长的,有短的;有汉族的,有异族的。统治家族如果统治中国的全境或其大部分,就可以算是大朝代;如果只控制一小部分地方,那就是小朝代了。现代学者讲到朝代循环的时候,差不多都只是指传国久远的朝代。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很显然不是所有的朝代都能够用同一个尺度来处理。不过,将分崩离析的时代中小朝代的形态也描绘出来,确是值得一试的。这就包括了如战国时代之七雄或五代时期之十国等独立的小邦国。如果我们能找出形态的差异与领土的差异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那将是件极其有趣的事情。
  中国传统上讲求正统朝代与僭伪朝代的区分。然而,用来判定这种差别的标准,却总随着历史家所处的时代而各有不同。最典型的例子是对魏、蜀、吴三国历史所采取的不同处理方式。在西晋时代,魏被认为是正统,因为它从汉朝取得宝座,而后又依序移转给晋朝;当然,也因为那时候魏占有中国的中原——黄河流域的缘故。到了东晋时代,这种看法就受到怀疑,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法统开始受到重视。由于东晋只能保有半壁河山,自然而然地就同情起西蜀来,因为西蜀也曾处于一种类似的偏安局面[1]。到了后来,地理性的标准与血缘关系的标准两者之间的分野,越变越严重。因为司马光(北宋)将正统归于魏,而朱熹(南宋)却给了蜀,认为后者承继了汉朝[2]。这个思想史上显著的差异也许永远无法彻底解决。就我们的目的而言,一定要切记不要让正统的观念限制住历史研究的视野。比如说,王莽的统治就也可以当作如隋朝一般的短命大朝代来研究。
  第二个问题是朝代的终始要怎么讲才好。中国传统通常都把建立国号的时间定为一个朝代的开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国号的建立,也就是自立为天子的有效声明。可是,在正式肇建之前,一个朝代可能早已以国家的形式存在了。秦——第一个帝制朝代,便是一个例子。在这点上,秦与隋大相径庭,虽然这两个朝代在其他各方面颇为相近[3]。在异族建立的朝代以及我们知识所及的两个极古老的朝代——商和周,我们都可以找到源远流长的例子。异族朝代与古代中国王朝之间这种类似性,是值得注意的。在我们的研究中,把朝代正式建号以前的情况也包括进来应该是合理的。虽然大家也想将建号前这部分的形态与以后的部分作一番区别,好比说多多少少赋予它们不同的色彩或者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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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个观点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商务印书馆版),第1册,页987,论《三国志》。
  [2] 有关正统论的文编见《古今图书集成》卷452,“帝统部”。有趣的是这一部并不像其他各部,它只有艺文,而没有一小节总论。总论通常是用来或多或少叙述公认的观点的。这一部的短序中,该书的编纂者解释略掉总论的理由是关于这个论题并没有什么公认的看法。在清朝治下,这是再正确也不过了。(按:关于正统论有饶宗熙、赵令扬两教授的新著。)
  [3] 这两个朝代的比较,见卜德(Derk Bodde)对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唐代的建国》(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之书评。 JAOS,61(1941).4.294—295.
  
  
  
  朝代的终结牵涉到“中兴”这个有趣的问题。按照传统,中兴总在彻底的崩溃之后来到,比如说东汉、东晋与南宋,它也可以在敉平一次大变乱之后到来。因此,在安禄山之乱后,唐朝在肃宗(756—762年)的领导下中兴了。他被迫谥为宣皇帝,很显然是被拿来和周宣王(前827—前782年)相比拟,因为后者也曾肇建中兴[1]。就清代来说,人们在讲过太平天国之后就接着讲同治中兴。就此事例而言,对中兴的企望,在“同治”的年号里,简直就已表露无遗——那就说要“同于顺治”[2]。一般说来,要完成一个彻底的中兴是很难的,并且比起早先那段时期来说,中兴后的时期也显得比较黯淡。东汉也许是仅有的例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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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玛莉·莱特(Mary Wright)于其博士论文The T’ung-chih Restoration(Radcliffe College,1950)中有一专章比较一些早期的中兴事例。
  [2]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辛集下,页17。该年号原本要用“棋祥”,却被大学士周祖培批评为文义重复。据李慈铭所说,这位大学士原本要提出“熙隆”或“乾熙”的,明明白白地提到康熙、乾隆的年号。这个消息来源大概很可信,因为那时候李慈铭住在周家,当他儿子的西席。
  
  
  不过蔡东藩的《清史通俗演义》(1935年版),页478却说慈禧太后之所以喜欢“同治”这个年号是因为它隐含了两位太后共同摄政的意思。这当然不能够当作正式的解释。话虽这么说,朝廷选用这个年号,还是很可能为了它意思暧昧的缘故。再者,我们要回想到顺治初年也是处于摄政的情况。关于这些说法的讨论,我很感谢洪煨莲先生的宝贵意见。(按:后来玛莉·莱特又发现了荣禄回答洋人说同治是中外同治,但我们又何尝不能说也是满汉同治?一辞多义,无妨并存。)
  顺便要提的是,历史家所用的措辞“中兴”,只是意味着“复兴”,而非如一般人所设想的为“在一个朝代中期复兴”。传统上,喜欢把“中”这个字念成去声而非平声,其意思也就是“第二的”(与“仲”字相同),因而也就是“再”或者“另一个”的意思。“中”的这种用法在年号中也同样可以发现。比如说东汉光武帝在位的最后年号是建武中元,那就是另一个建武年代的意思。梁武帝已有了大通(527—529年)、大同(535—546年)两个年号,后来又分别各被重复一次为中大通(529—534年)和中大同(546—547年)[1]。
  中国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形:当一个朝代仅能以一种连偏安都够不上的方式残存下来的时候,对此朝不保夕的残存局面,宣传家们也要号称是中兴。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南明诸王在清入关之后,所能办到的实际上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根本谈不上中兴。历史家们只有把中兴与残存的局面一并包括到朝代形态的研究里来,才显得公平。当然,领土大小的差异也不可不加以考虑。这个做法适用于汉族的朝代,也适用于异族的。因此黑契丹(Khara Khitai)应与辽朝一起研究,而明代时各个独立的蒙古王公也要当作是元代的残余势力来处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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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胡鸣玉,《订讹杂录》(《丛书集成》本)卷2,页15。
  [2] 宣统二年出版的一本名为《中兴略论》的书,作者是北京的一位满人学者兴元,书中“中兴”两字的涵义用得相当广,不但包括了全面的与部分的复兴、汉族与异族王朝,甚至还包括了封建邦国。该书最后两章题为“中兴余绪”(意即想要中兴,但只能做到短暂的苟存),将一些力挽狂澜而功亏一篑的各式各样的集团收录下来作为附录。因为这本书写于清末,作者自然要以较笼统的观点来使用“中兴”这两个字,冀望满人能够达成某种复兴或者苟存下去也好。
  “中兴”两宇其实在早期历史中就已笼统地使用了。《南齐书》卷2,页9上,写着:“宋氏正位八君,卜年五纪,四绝长嫡,三称中兴。”
  
  
  把大小朝代还有朝代成立前的既存状况都包括到我们的研究里来,使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各个形态在时间上重叠的问题。这种重叠或许是外部的,或许是内部的。内部重叠的典型例子是经由禅位方式而来的朝代变迁。先是,新朝代的创立者或他的父亲在旧朝代里掌握大权。最后,他的声势足以翻云覆雨,旧皇朝的末代君主也就被迫禅让了。这是从汉到宋皇位嬗递的正常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旧朝代之形态的解释就得十分小心了。例如两汉末叶,都有迹象显示中央政府日益强大——这一定会反映到形态上去的。但是这种强大主要是王莽[1]与曹操的功劳,只不过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罢了。这个形态上的显著进步表现了新朝与魏朝的兴起,而非汉代的中兴。
  外部的重叠可以存在于两个朝代,或者许多王朝与邦国之间[2],不管是异族的还是汉族的都一样。在比较它们的形态时,我们可以发现到促使共存的因素,也可以发现到导致征服的因素。毫无疑问,得以维持共存状态的局面是因为两个皇朝同样地强大与繁荣,而且也彼此互重相敬。北宋与辽朝之间,从1004年延续到1122年的长久和平,便是一个绝佳的说明。
  旧式的中国学者总爱把汉族的朝代当作一个孤立的实体来研究,而且,当他们讨论到与异族邦国之间的关系时,中国在东亚世界所扮演的重大角色,差不多都很严重地左右了他们的看法。好在现代的学者们早已努力去纠正这种偏差了。在西方,赖德懋(Owen Lattimore)与魏复古(Karl A.Wittfogel)的著作[3]是极佳的范例。在中国,陈寅恪在他那本唐代政治史的杰作[4]里,曾经明白地指出异族兴衰的连环性质以及文人政府与国家边防之间的交互关系。不管那些异族邦国是直接,或者甚至于只是间接与中国发生关系,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如果将视野放宽,也研究所有的非汉族邦国的形态,一定会受益不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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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就如毕汉思于“汉代中兴”(“The Restoration of the Han Dynasty”, BMFEA,26[1954],159,)一文中说:“事实上,由于王莽在乎帝之下掌握了所有的权力,因此他应该当得起这段时间一切改革的美名。”
  [2] 铎亦趋(Karl W.Deutsch)有一篇值得注意的论文,讨论国家之肇兴的一般性问题,“The Grewth of Nations:Some Recurrent Pattern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tegration,”World Politics 5(1953).2.168—195.
  [3]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1940;Karl A.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冯家昇),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1949.
  [4]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4年版),页94—116。
  
  
  
  现在我们面临了第三个,也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分级的基点,或说衡量的尺度是什么。两组明显的标准是统一与扩张、和平与繁荣,换句话说,也就是文治与武功。当然,这两种功绩,多少是互相对立的,因为统一与扩张总会卷入战争,而这必然破坏和平。总之,中国人一向期待皇朝的建立者有武功,而其继位者有文治,这也就是“创业之君”与“守成之主”的分野.朝代中期好大喜功的君主通常会因为他们的雄心大志而备受批评。举个例子来说,汉武帝驾崩之后,朝中拟上其庙号为世宗(意即“划时代的典型”)。对这个主张,经学家夏侯胜提出了强烈的反对,他责备这位大行皇帝,征战连年而使生灵涂炭[1]。虽然这个反对意见不大被接受,却表达了儒家学者反对武力扩张的观点。不过,适当的国防则被公认为是不可或缺的。而“武”这个字用作皇帝的谥号时,大概也都是恭维的意思。为了要标示出这样的形态,现代学者可以根据文治、武功两个标准来描绘其起伏线,或者用一条起伏线来表现这两者的平均值。使用两条分开的起伏线有其长处,比如说,在形态上,他们可以将文治上的巅峰总出现在军事巅峰之后的事实给表露出来。这种事实,正与传统的意见:对朝代的建立者与继位者的成就有不同的期望一致。
  
  有时候中国历史学家也从文化活动,如哲学、艺术以及文学等等方面的角度来描写盛世的景况。不管这点是否可以接受,我们总算碰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数年前,美国一位名闻遐迩的人类学家柯瑞柏(Alfred L.Kroeber)研究过文化成长的形态,结果他发现国家的统一与文化的成就,两者之间只有部分的相关,为此他颇觉失望[2]。对这个极端复杂的问题,我只想提出两个一般性的意见。第一是在文化成长的问题中,“文化”如何去定义。我深信要做这样一个研究,以下的区别是必要的:(一)一种文化活动或文化的单一部门,如“诗”。(二)该部门的一种特殊形式或种类,如“律诗”。(三)就整体而言的文化活动。这三种意义的文化,其成长的形态并不一定非一致不可,就像它们的兴衰之因也各有不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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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汉书》卷75,页3上—4上。又见Homer H.Dubs,“Chinese Imperial Designations,”JAOS,65(1945),26—33有这段文字之英译。
  [2] Configurations of Culture Growth,1944.
  
  
  第二个是质与量的问题。从事艺术、文学与哲学之历史研究的学人,从心底关心的就是质的问题,而不是量的问题。在个别的范围里,这种研究方法是可以应付的。不过,要对文化史作一个充分的理解,我们一定要不但乐于去了解杰出的大师们所完成的华实硕果,而且也要去了解一般作品所达到的水准以及文化活动全部参与者的总成果。一般说来,虽然有些大师在他们的专长上远超当代人(如巴赫之于复调音乐),不过艺术、文学与哲学的历史还是显示了质与量之间有相当密切的关联性。好比说,就中国文学而言,传统上总将汉—赋、唐—律诗、宋—词与元—曲放在一起说。大家都相信那是产生那类作品最多、最好的时代。这种关联性是可以解释的,因为生产最多的时代必有极好的机会去生产最好的。
  在一个已知的社会里,文化中的某一部门,是否特别为人喜爱或不喜爱,以及在历史上发展得或早或迟,牵涉到许多因素——物质的与义理的——这是不能轻易概括的。文化部门中某一特定形式的起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我所谓的“游艺说”(game theory)来加以解释。艺术与文学的某种特定形式是要遵守某一套规则,就像任何竞争性的比赛需要技巧一样。在这些规则下,只有一些有限的可能会被与赛者察觉,而那些察觉到最佳可能的人就成了杰出的大师。当然,那些发现有许多可能的新玩法,或者将一种旧游戏加以修改,使它更加好玩的人,也都是出类拔萃的。当人们把一切的可能,或者至少是最好的可能都发挥极致时,这种游戏(或说艺术或文学的形式)也就没落了。
  这种能事已竭的观点,17世纪的学者顾炎武早就说过了。在他的名著《日知录》中,有以下这段对“诗体代降”的评论: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客人人皆道此语。今且数千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1]
  在柯瑞柏的《文化成长之形态》(Configuration of Culture Growth.)(页763)中,我们也读到“当那个模式里头全部的可能都被察觉到的那一刻,价值的极点就已达到了。……当其机会,或说可能,为人发挥极致的时候,这个模式可以说是完成了!”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这个“能事已竭”的理论,可以应用到艺术、文学的整个部门上,也可以应用到这个部门当中的某种特定体裁或风格上,可是应用于后者的时候,有效性会强一点。
  这在顾炎武前引的讨论中已经说明了。近代学者王国维做了一个类似的考察,然后加上一句:“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2]换句话说,一个特定的诗体或诗风的机会是有限的,然而就所有诗之可能作一整体的观察,则是多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正常说来,总需要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以便许多人得以献身于艺术与文学[3]。至于他们爱玩这种游戏还是那种游戏,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结果,朝代的形态与文化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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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知录》(《四部备要》本)卷21,页18。
  [2] 《人间词话》(1937年版),页37。
  [3] 这种传统的看法不该只从物质一方片面地考虑。因为中国人的传统也认识到挑战与回应的原理,比如说“文穷而后工”这类话,或者《孟子》书中更一般性的说法,见英译本《孟子》(The Works of Mencius,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Ⅱ),pp.447-448。(按:穷不限于贫穷,而泛指不达。)
  
  
  
  态两者之间就显得只有部分关联了——此处之文化形态代表了艺术或文学中的一个部门,或者这个部门中的某种风格或体裁。就文化活动整体来说,若从量而不从质来看,最低限度,在中国,文化的巅峰与朝代形态的尖峰显然就有相当可观的关联了。战国时代经常被引用来作为这个论点的一个例外。因为在此分崩离析的时代,文化活动却是异常活跃。可是,如果我们抛开东周王室不管,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七雄上,这种关联性立刻就凸显出来了。我们所用的术语一旦得到澄清,在通行的标准中加入五花八门的文化成就——即我们中文所说的“声明文物之治”[1]——也就没什么不可能了。
  用我们界定过的标准,首先透过正史的本纪,我们便可以掌握该形态的基本面貌。历史家在本纪末尾的批评,即所谓的论赞中,经常讨论那位皇帝在该朝代历史中的地位。这种讨论在形式上通常都已样板化了。虽然如此,它们还是相当重要,因为它们代表了传统的评价。以下从《新唐书》中摘录下来的论赞可以当作一些范例:
  论太宗(626—649年):
  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其可称者三君:玄宗(712—756年)、宪宗(805—820年)皆不克其终;盛哉,太宗之烈也!
  论代宗(762—779年):
  代宗之时,余孽犹在。平乱守成,盖亦中材之主也。
  论宣宗(846—859年):
  宣宗精于听断,而以察为明,无复仁恩之意。呜呼![1] 比如《宋史》卷3,页14 上的例子。自是而后,唐衰矣!
  论昭宗(888—904年):
  自古亡国未必皆愚庸暴虐之君也。其祸乱之来有渐积。及其大势已去,适丁斯时。故虽有智勇,有不能为者矣。可谓真不幸也。昭宗是已!
  《明史》显然模仿这些字句。它评论明代十六位统治者中,除了太祖(1368—1398年)和成祖(1402—1424年)之外,只有仁宗(1424—1425年)、宣宗(1425—1435年)和孝宗(1487—1505年)较值得重视。在诸本纪中,明世宗(1521—1566年)被指为是个中材之主,而庄烈帝(1627—1644年)则被当作像唐代末世君主一样来哀悼[1]。
  传统史家有时候也检讨皇帝的谥号是否允当.比如说,《宋史》就曾批评:对仁宗(1022—1063年)、孝宗(1162—1189年)来说,他们是配得上自己的庙号的。《宋史》也认为理宗(1224—1264年)的庙号还算合适,因为这位皇帝曾大力推广新儒家的思想——即所谓的理学[2]。这种是否得当的检讨其实不多,而且,毫无疑问,这种用在谥号上歌功颂德的文字,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溢美的,因此也就不能光从字面上来理解。要掌握庙号的真正含意,有时候还得去查查前代是否有用过的先例。比如说,宋神宗与明神宗便可以相提并论,因为这两位皇帝都各信赖一位倡议改革的大臣。1898年的百日维新,如果能更成功一点,那么清朝光绪皇帝的庙号,也许就是神宗,而不是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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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明史》卷15,页12下;卷18,页13;卷24,页11下—12上。
  [2] 《宋史》卷12,页19下;卷35,页25上;卷45,页19下。
  
  
  
  关于帝王的业绩,传统上都承认成功的帝王与长寿的帝王,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传统来自《尚书》“无逸”篇,相传是周公告诫成王的话。在这篇讲辞中,提到了古代三位从衰世中兴的商朝名君,他们分别统治了七十五年、五十九年和三十三年[1]。宋代学者苏辙[2]对后代是否也有这种关联性提出了怀疑。他指出:梁武帝(502—549年)和唐玄宗(712—756年)都是享国久长而以大难终结的典型。不过,另一位宋代学者邵雍[3]却以一种沾沾自喜的态度指出:宋初四君实际上总共统治了一百年之久。整个说来,长治与久安之间或许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的,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长期在位的某一段期间至少确实曾在形态上达到高峰。
  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也适用于异族朝代。《辽史》云:“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令名无穷者,其唯圣宗(982—1031年)乎!”[4]就金代而言,盛世出现在世宗(1161—1189年)与章宗(1189—1208年)时。就如诗人元好问[5]所描述的“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至于清代,一般学者都熟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创下总共统治了一百三十五年之久(1661—1795年)的纪录。虽然对一个朝代来说,在其形态上拥有一个早期的高峰是很正常的事,但清代前期的这个顶尖状态还是不同凡响的。历时长远的统一与扩张,无疑有助于使清朝成为一个安定持久的征服王朝。
  对于长治与久安两者之间的关系,传统历史家也把享国短暂与国势中衰联想在一起。在位年数与朝代长短都是很难加以解释的,因为牵涉到的因素既多又复杂。用传统的说法来说,这些因素经常被笼统地划分成属于“天”——即自然——和属于人的两大范畴。传统上对人为因素的引证通常都是基于常识性的,因此也就十分容易了解。不过,“天”这个因素在理解上较不容易掌握,它们经常以五行、气运、气数这类半神秘性的概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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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3,The Shoo King(《书经》),pp.464—473。巧合的是这与汤因比(Toynbee)“三拍半的解体韵律”竟然如出一辙。(A Study of History,abridged by D.C.Somervell,1947,pp.548—549.)
  [2] 《栾城集》,《后集》(《四部丛刊》本)卷7,页2下—3下。
  [3] 《宋史》卷40,页14上。
  [4] 《辽史》卷17,页9下。
  [5] 《遗山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卷8,页17上。
  
  
  这些概念传统上的解释毋宁是自然主义式的,也就是机械式的。气运与气数二词通常是同义词,不过气数中“数”这个字本身就隐含一种用数目字来表达的机械式观点。或许最耳熟能详的例子就是孟子的言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1]然而,最浩大的年表倒可能是邵雍的[2],它不只涵盖了人类的循环,而且也涵盖了宇宙的循环,这个循环据说长达十二万九千六百年(称之为“一元”)。另一个较不为人所知,而且规模也较小的年表是王勃在7世纪时所提出的。按照王勃的讲法[3],受命为土德的朝代应当延续一千年,金德应该延续九百年,水德六百年,木德八百年,而火德七百年。轩辕黄帝受命为土德,该循环开始于他在位的期间,而完成于汉朝,汉朝属火德。汉朝以后的小朝代不能算数,而唐朝要以土德开始另一个循环,并且应该延续一千年之久。对于现代学者来说,这种机械式的年表听起来必然是荒谬无稽的。
  以下是清代学者赵翼的观察[4],大略是从气运的概念演绎出来的,不过用得更加生动活泼。当然,他的观点能被接受到怎样一个程度是另外的问题。他所讨论的主题是“东汉诸帝多不永年”:
  国家当气运隆盛时,人主大抵长寿,其生子亦必早且多。独东汉不然。光武帝年六十二,明帝年四十八,章帝年三十三,和帝年二十七,殇帝二岁,安帝年三十二,顺帝年三十,冲帝三岁,质帝九岁,桓帝年三十六,灵帝年三十四,皇子辨即位,年十七,是年即为董卓所弑。惟献帝禅位后,至魏明帝青龙二年始薨,年五十四。此诸帝之年寿也。人主既不永年,则继体者必幼主。幼主无子,而母后临朝,自必援立孩稚,以久其权。……盖汉之盛在西京。至元、成之间,气运已渐衰。故成帝无子,而哀帝入继;哀帝无子,而平帝入继;平帝无子,而王莽立孺子婴。班书所谓“国统三绝”也。光武乃长沙定王发之后,本属旁支。譬如数百年老干之上,特发一枝。虽极畅茂,而生气已薄。迨枝上生枝,则枝益小而力益弱,更易摧折矣。晋南渡后,多幼主嗣位。宋南渡后,亦多外藩入继。皆气运使然,非人力所能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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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The Works of Mencius,p.232.Robert K.Douglas在其History of China(1885),p.58中提到:“中国人普遍相信一个朝代的自然寿命为两百年。”不过,我找不到它的出处。(按:似曾见,指伪撰洪承畴奏折。)
  [2] 关于邵雍世界年表的叙述,参考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卜德英译本)卷2(1935),页469—476。关于中国哲学的循环理论,参考徐炳昶,“我国的循环论哲学”,《哲学评论》,第8卷(1943年),第2期,页662—679。
  [3] 《新唐书》卷201,页14上。有关五行与中国历史上统治者之五德的关系,见狩野直喜的综合讨论,“五行の排列と五帝德に就いて”,《东方学报》,京都,第3期(1933),页1—32;第5期(1934),页50—86。
  [4]《廿二史札记》(《四部备要》本)卷4,页15。
  
  
  比较上说,赵翼对气运的解释是诉诸自然,而非机械的。并且在深深倚重“天”的因素时,他也没有忽略掉整个问题中人的一面。好比说,他对皇太后们自私自利罔顾大局的批评,就是依据人类的心理立论的。
  在另一则札记中[1],他讨论一些晋代的幼主,并且重申了有关气运的相同论调,不过他附加了一句:“然东晋犹能享国八九十年,则犹赖大臣、辅相之力。”这是个很好的看法;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也许太过强调皇帝所扮演的角色了,但这绝非故意的。我们从帝王本纪出发,是因为这些本纪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简要的概况。皇帝可以视为一个焦点所在,但我们也不必将注意力完全放在皇帝身上。不用说,历史上有些皇帝仅仅拥有空虚的头衔而已!当然,即使是精力再怎么过人的皇帝,也不可能只手擎天,统治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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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廿二史札记》(《四部备要》本)卷8,页4上。
  
  
  阅读本纪所得到的总合图像可能不一定正确。为了保证相当程度的可靠性,这个粗疏的形态,必须接受一些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多重检查的办法。有关领土、内外战争的次数、频度与结果、人口、已耕地、水利工程、通货、物价水准、自然灾害的频数、应付这类挑战的各种努力、科举考试及格与落第者的人数、能臣与循吏的数目等等资料,都要尽可能去加以收集。
  近代学者曾循此路线做了一点研究。比如说,李四光对战争之研究[1],冀朝鼎对水利工程之研究[2],王毓铨之于田赋[3],姚善友之于水旱灾[4],全汉昇之于唐、宋时代的物价水准[5],毕汉思(H.Bielenstein)[6]和艾柏华(W.Eberhard)[7]之于西汉灾异。全汉昇、毕汉思和艾柏华的著作尤其脍炙人口,因为他们首开风气,最早以严肃的目标,凭着某种尺度企图描绘个别朝代的形态.不错,中国史籍中,许许多多的数字都不能够仅从其表面的价值来了解。好比说人口数字与土地亩数差不多都是着重在财政上的意义,而不尽反映事实的情况。有关灾异的报道,也可能有意掩饰或捏造。不过,大多数时候,这些数字还是可以处理得颇具意义。若能小心谨慎地加以处理,这些材料也不见得就不能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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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李文之中文稿收在《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年)上册,页157—166。其英文稿(J.S.Lee,“The Periodic Recurrence of Internecine Wars in China",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March and April,1931)在林语堂的《吾土与吾民》(Lin Yu-táng,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5),pp.28-34及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1940),p.532曾加以讨论。
  [2] 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 Controls, 1936.
  [3] "The Rise of Land Tax and the Fall of Dynasties in Chinese History", Pacific Affairs, 9 (1936).
  [4] "The Chronological and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Flood and Droughts in Chinese History, 206B. C. -A. D. 1911", HJAS, 6 (1942),273-312;"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Floods and Droughts in Chinese History, 206 B. C. -A. D. 1911", FEQ, 2 (1943), 4,357 – 378;"Floods and-Drought Data in the Tu-shu Chi-ch’eng and the Ch ‘ing Shih Kao ", HJAS, 8 (1944). 214—226.
  [5] 全汉昇论唐代物价波动的文章,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3年),页101—148。论北宋之物价波动,见同书,页337—394。论南宋初年物价之大变动,见同书,页395—423。论宋代末年之通货膨胀及其对物价的影响,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2年),页193—222。
  [6] Hans Bielenstei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rtents in the Ts’ien Han Shu”, BMFEA, 22(1950). 127—143, 及“The Restoration of the Han Dynasty”, BMFEA, 26(1954). 158—162.
  [7] Wolfram Eberhard, “The Function of Astronomy and Astronomers in China during the Han Period”, paper written for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Chinese Thought, 1954.
  
  
  总之,上述的以及其他的近代研究成果,对于从地理区域和社会群体——也就是说,历史的舞台与演员——的基础上来了解历史的工作,已提供了可观的贡献。中国的传统对这些因素并非一无所知,然而有效地应用在历史解释上则是创新之举。传统学者总爱把一个朝代和整个国家还有所有的阶级等同为一。表面上情形可能就是如此,但事实上个别的朝代显然都以某一特定地区和某些人民集团作为他们的基础。进一步说,这是该朝代的首要之务,虽然它也有志于掌握整个帝国。就此观点而言,朝代是可以当作地域和社会力量的复合实体的。京城、朝廷的利益与地方上的利益也许风马牛不相及,比如说,中央统制的式微通常意味着地方上的富裕与力量,可以免受较多的约束。还有,类似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是否吻合的问题对该朝代的制度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就社会群体来说,记住治者与被治者、士绅与乡民、文官团体与军事团体之间的差异也是有帮助的。地缘性、社会性的差异之存在,提供了冲突,但也提供了合作的机缘。历史家的责任就是去找出该朝代中合作与冲突的力量交互运作的情形。朝代形态的研究自然而然地就会导向这个问题。
  在从事多重检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中国史上一些有趣的面貌。举例来说,在价格问题上,一个低而稳定的物价水准(尤其是谷价)经常被当作繁荣的表征。虽然早在战国时代人们就已了解“谷贱伤农”的原理[1],可是他们并没有现代西方人对生产过度与大不景气的恐惧。
  只有在做完所有必要的检查之后,我们才可以对不同的形态加以得体的比较与解释。也只有如此,我们才可以断定,就那一层意义而言,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间是重复着同样的循环,还是展开着不同的循环。假使我们同意朝代的兴衰包含了循环与非循环的因素(那也不见得就是“天”与“人”)的说法,那么从各个朝代找出这两组因素各自的重要性,仍然是颇有价值的。此外,讨论朝代循环而置形态于不顾,也显得太过玄虚,反而可能一点用处也没有。朝代有兴亡,正如人有生死。重要的是要从朝代兴亡的得失成败——换句话说,就是业绩——中获取教益。
  
  原题:“Toward A Study of Dynastic Configurations in Chinese History”,Liensheng Yang,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ⅩⅩ,1961,)pp.1—17,由陈国栋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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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Nancy Lee Swann,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1950),p.139.

PS:突发奇想,这个应该好好看看…………

中国历代王朝的德性 (作者:马伯庸 )


五德玄奇编年史
——中国历代王朝的德性

不要被文章名字骗了,那只是用来吸引眼球的,其实这只是无责任的历史考据
——作者按

听过楚汉争霸那段评书的人都知道,刘邦起家的时候做过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就是斩杀了一条白蛇。话说那日刘邦走到半路,前面有手下回报说咱们绕道吧,前面好大一条白蛇呀。刘邦不是许仙,没兴趣同船撑伞眉来眼去,只见他大喝一声老子不怕,抄着西瓜刀——不是,是提着三尺剑就过去把那蛇斩成两段。到了晚上,有人在蛇死的地方碰到一老太太在哭,就过去问怎么回事,那老太太说我儿子是白帝,刚刚被赤帝斩成两段儿了。

太史公写到这,加了一句“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这故事真伪如何,诸位可以自己找条白蛇来试试,咱不加详考。不过为啥一听到这个又白又红的故事,刘邦心里就美滋滋的,而周围的人更敬畏他了呢?这就涉及到中国历代王朝所要关心的一件无聊的大事:德性。

前年我在北京挤公共汽车,不小心踩了旁边大姑娘一脚,大概是道歉的时候不够诚恳,当时人家就瞪了我一眼,骂了句“看你那德性。”不过这里所说的“德性”可不是那个意思,而是别有深意在里头。

西方讲究“君权神授”,中国讲究“受命于天”,两者虽然意思差不多,不过具体操作起来区别就大了。中国的“天”是个虚的概念,就好象“道”一样,虚无飘渺而又无处不在,仿佛《1984》里的老大哥,随时偷窥着君王的行为:假如君王做了什么狗屁倒灶,这天就会——当然,只是理论上——刮风下雨打雷闹点洪水瘟疫什么的;如果君王多做善事,老天爷就会阳光普照天下太平。古人们认为,人类和大自然是相互联系的,尤其是君主们,他们的联系直接影响到天的各种异象。所以我们看历史书,经常看到只要天下哪儿遭灾了,皇帝就赶紧又是下罪己诏写检讨又是节衣缩食停建楼台亭馆。

既然天和君王之间是有心灵感应的,那么这种心灵感应当就是有规律可循的。于是古代大贤人或者大闲人们就开始琢磨开来,他们的原则是:洞察这一个规律,并将之理论化;如果没有这么一个规律,那就杜撰一个出来…………

最初这种思潮十分混乱,大家各说个的,谁也没准数。到了战国晚期,涌现出了一位承前启后的大理论家邹衍。这位仁兄是战国时代的齐国人,稷下学宫的优等生,诸子百家里的阴阳家就是他开创的。诸子百家的理想都是天下太平,不过每一家的手法不同,道家的老子说:“大家都回去睡觉吧”;儒家的孔子说:“大家都要懂礼貌呀”;法家的韩非子说:“大家要紧密团结在以老大为核心的朝廷中央哦”;墨家的墨子说:大家要好好劳动不打架。”不过身为阴阳家的邹衍另有主张,他综合前人关于阴阳五行的研究成果,以《尚书·洪范》为基础开发了一套“五德始终说”,这套学说简而言之,就是说世界的基本元素是金、木、水、火、土(亚里士多德:靠,比我的多一种)五行,这五种元素相生相克,天下万物都是出自他们克来生去的复杂关系。现在随便去火车站地摊上买一本算命的书,都能找到这五行之间的规律:

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其他还有五色五方五味五音五向啥的,都和这五行是一一搭配:比如木是东方,属青色;火是南方,属赤色;土是中央,属黄色;金是西方,属白色;水是北方,属黑色,等等等等。

前面说了,古人认为皇帝跟大自然是有感应的。于是邹衍就开始发挥了,他说这个朝代的兴替,其实也是天人感应,有着规律可循的,这规律就是俺的五德五行。每一朝代都有它的一德,就好象每一个人都有属相一样。一德克一德,所以一个朝代取代另外一个朝代。五德之间的彼此克生,就反映到王朝兴替上面来,这就叫做“五行相胜”。(原文: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 而每一个朝代的德是怎么知道的呢?这就要看上天会降下什么样的预兆祥瑞了。《吕氏春秋》举了个例子:最早的黄帝,碰见过一条十余丈长,几米粗的大蚯蚓,蚯蚓属土,所以黄帝是土德;而大禹曾经在郊外碰到过青龙,青是木色,木又克土,所以夏朝就是木德;而取代了夏朝的是商朝,赶上过山上冒出来银子的好事,故而商属金;金克木,于是商就是金德;到了周代的时候,周王曾经看到过好大好大一个火流星在宫殿上空盘旋一周,变成无数的火鸦,是火,火克金,周自然就是火德了。五德就是这么循环交替,贯彻始终。

“五德始终说”是个大大的好东西,因为这套理论有点象LINUX语言,开放度特别高,谁都可以去按照自己的需求去修改。按它的本意,只有拥有正德的势力才能推翻前朝创立新政权;但是大家全都反着用,先捏掉前朝,然后再给自己配一个合适的“德”,以证明自己是受命于天的合法政权。这就好象是先上车后补票,先生孩子再领结婚证,先打下伊拉克再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全都是一个道理

既然有了这一个先进理论来武装和指导,那么大家吹嘘起自己的“神膺天命”就更理直气壮了。首先发现这种好处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吕不韦,他不仅让人把这套理论写进《吕氏春秋》,而且按照这套“五德始终说”为今后的王朝积极筹备理论基础:周是火德,水能灭火,水克火,那么取代周朝的自然就是拥有水德的王朝嘛。当年秦文公出去打猎的时候,打到一条黑龙,黑色属水,那么统一天下的必定就是秦王了。

插一句说明,《吕氏春秋》在计算的时候,是从周直接往后跳的,没把春秋和战国的N国诸侯算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是周王朝治下的封建割据势力,名义的周天子臣下——包括那个不服王化的楚国——没有统一天下过,自然没资格拥有正统地位与“德”的属性,所以被自动无视了,好可怜,这就是配角们的苦命下场。这种计算方式以后还会经常碰到,而且被变出无数花样,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接下来的事情人人皆知,赵夫人的独子项少龙的徒弟赢政扫荡六国,一统天下,开创了大秦王朝。赢政是个很迷信的人,特别信阴阳五行这一套,于是就找来他便宜老爸吕不韦的春秋一查,周朝是火德,我大秦是取代了周朝的,那自然就是水德呀。

于是乎,秦朝的水德就这么确定下来了,五色里配合水德的颜色是黑色,于是大家都纷纷把衣服染黑,穿的有如保安一般。嬴政还特意把黄河改名为“德水”,以炫耀自己的正统性。

以往的夏商周的“德性”都是后人追认,从秦朝开始,中国王朝才第一次真正“以德治国”。

俗话说上行下效,既然皇帝都如此好兴致,下面的人自然也就一窝蜂地研究起阴阳五行来。邹衍的学说本来是为了劝说皇帝节俭,被这群不学无术的人发挥之后,逐渐开始变质,什么古怪的东西都冒了出来;好端端的五德学说逐渐蜕变成玄幻小说,成为算命风水的理论基础,贻祸后世。梁启超就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 秦代那些学了邹衍皮毛的方士们做了不少让人掉下巴的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带着五百小罗丽小正太出海找不死药的徐福徐老爷,不过这与主题关系不大,一提则罢。

秦朝历二世而亡,这水德终究没有保佑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传至万代。接下来就是楚汉相争,而这“五德之说”也开始掀开了乱七八糟的一页。

在高祖二年,也就是公元205年的时候,楚汉之争正是激烈的时候。刘邦在彭城被项羽打的灰头土脸,连老婆孩子都被人逮了去,他自己连滚带爬回了关中。这位仁兄倒是心宽,也不弄块凉席挂块苦胆,反倒优优哉哉地躺在秦宫里,晃着脑袋问别人:“这个秦朝当年供的都是什么神呐?”别人告诉他,秦祭祀的是四色帝,青、白、赤、黄。刘备皱着眉头想了一会,说“我听说一共应该有五帝呀,这怎么才四个?”别人哪知道他的鬼心思,都说不知道。刘邦一看时机到了,立刻忝着脸说“四个多寒碜,干脆就再添一帝凑五个得了,我吃点亏,就算一黑帝吧…………于是这青、白、赤、黄四帝身边就多了一尊神气活现的刘黑帝,估计那四帝若在天有灵,定是满脸黑线吧。

接下来的剧情大家都熟,先是十面埋伏,霸王别姬,最后楚霸王乌江自刎,老流氓刘邦建立了汉朝。刘邦和他那几个手下人黑社会出身,文化水平不高,这一天忽然做了上层人士,反而不知所措,还要叔孙通这个礼仪教师手把手的教,才学会点皇家规矩。刘邦的老婆吕雉对此也是糊里糊涂,不知道穿什么衣服好,只能找秦朝的黑保安服先凑合着穿。新朝初立,有人想到了那个五德之说,就问刘邦咱们汉朝德什么呀?刘邦看了看披着保安服的吕雉,心想也别换衣服了,怪麻烦的,于是傻呵呵地说,我当年不是黑帝吗?水德配合的颜色是黑色,那咱们汉就是水德吧,我看挺好。

咣铛!

估计当时如果旁边有一百个人的话,得倒下九十九个。秦朝是水德,那你身为战胜国,好歹要找个能克水的德才行;这位壮士倒好,拷贝不走样,直接就把秦的水德CTRL+C AND CTRL+V给粘贴到汉朝头上来了。从感觉上说,水德寓意是“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无仁恩和义”,汉初老百姓最烦就是这东西。刘邦选这么一个德,这就等于宣告天下俺们和暴秦就是一伙的,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这人可丢大了。

不过周围的人虽然倒下九十九个,还真有一个没倒的,这个人就是张苍。这家伙当年当过秦朝的御史,长的又白又胖,精通天文历法,也算是刘邦麾下的一个级别很高的知识分子。按道理这五德之说他应该是烂熟于胸的,可一见皇帝开口,他怎会说皇帝说错了?于是张苍装模做样地推演了一番,然后说汉正应水德,陛下您说的对。他一说话,别人也不好意思反对,汉应水德的事就确定下来了,所以汉初的时候满宫殿里看见的都是黑压压地一片穿黑衣服的保安到处溜达。

后来张苍生怕天下人笑话,理直气壮地解释说:“暴秦那根本不能算是一朝,只能算一个国统。咱们汉家出身正统,直接承继的是周代的正朔。周代是火德,我们是水德不正合适吗?”刘邦听了以后直点头,为此还特意立了个天水祠,以资纪念。

别看张苍这借口牵强,却为后世无数王朝开创了一个先例。以后经常就有人拿这个做为理由,把不顺眼的前朝忽略掉,改继一个比较光彩的朝代,充分显示了五德始终说的可塑性,那根本就是一块橡皮泥。

这笑话一直到刘邦死也没纠正过来。一直到了汉文帝即位后,才终于有人回过味儿来,觉得该纠正过来。首先发难的是名声赫赫的贾谊,那时候他正是年轻气盛,容不得这么大的BUG存在,于是直接上书文帝,说按照五行相克,土克水,所以我大汉应该是土德,才能克掉水德的秦朝,强烈建议立刻全国改德,服装变黄。文帝大概是嫌这年轻人锋锐太盛,没搭理他,直接一脚踢去了长沙。到了文帝十四年,一个叫公孙臣的山东人也发现了同样的BUG,不过他采取了更有策略的办法:他给文帝上了份奏表,预言说根据符谶过几天会有一条黄龙出现在成纪(今甘肃省静宁县),黄色在五行里配的是土,所以汉应该奉行的是土德才对。文帝一看,心想这是张苍的专业啊,于是让当时担任丞相的张苍审议一下。

张苍老奸巨滑,一看这份奏表,眼珠子一转,心说不好。当初主张水德的是他,如今这个公孙臣却主张土德,分明就是拆他的台,不行!驳回!坚决不能承认这回事!没想到这个公孙臣也是个老谋深算的人,过了几天以后,果然有人上报说在成纪看到一条黄龙。这一回张苍可是有苦也说不出,人家一口咬定看见一条黄龙出现,然后又飞了,你又证明不了人家没看过。这一下子,弄的张苍无地自容,颜面扫地,人人都知道他搞学术腐败,还打击异己。结果公孙臣高高兴兴进了宫,文帝给他封了个博士,编制土德的历法书;而张苍从此失宠,在丞相位子上赖了几年后,称病回乡了。这种祥瑞之事根本没成本,而且收益高,于是后世纷纷效法,所以我们翻开史书,经常可以见到某年日月,谁谁在哪又看到一条龙,特报祥瑞云云,都是这个公孙臣起的头。

本来文帝打算听公孙臣的话,改德易服,结果却碰上另外一档子事。有一个赵人新垣平,也是个阴阳家,擅长望气。他见公孙臣平步青云,也跑去对文帝说我看见长安东北有五彩神气,应该建所庙来祭祀,里面青白赤黄黑五帝全有,汉朝正应土德。文帝心眼实在,笃信方士,就建了个五帝庙,封新垣平为上大夫,赏赐了不少东西。这个家伙一见有了甜头,就开始信口开河,一会说今天有神人献杯,一会说自己能挥戈反日,文帝全都深信不疑。俗话说长在水边站怎能不湿鞋,终于有人开始怀疑这小子不是在吹牛吧,经过调查以后发现果然是个大骗子,立刻上书揭发。新垣平最后落到汉朝包青天张释之手里,一番拷问之下全招了,于是全家被杀,真是成也口舌败也口舌。

文帝想着以前对新垣平的宠信,觉得自己纯洁的心灵受到了无情的伤害。对于这些祥瑞之事,也就心灰意懒了,明白这些阴阳家都是些胡说八道的家伙,不能信。可怜公孙臣就这么当了池鱼,连带着也失了宠,这改德之事终于不了了之。

这事一拖,就拖了几十年。到了汉武帝在位的时候,还是习惯性地认为汉乃是水德,甚至还设了天水郡来纪念之。一直等挂历翻到了元封七年,西汉正值建国一百零二周年。(汉书是从高祖元年、公元206年开始算的,这听起来比较威风;就好象国民党把自己的历史从同盟会时期开始算起一样。)当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三个人上书给汉武帝,说现在的历法乱七八糟的,得整顿一下。于是汉武帝叫来御史大夫兒宽,说你们四个好好商量商量吧,看该奉什么为正朔,穿衣服穿什么颜色。然后司马迁和兒宽几个人一合计,想到当年贾谊、公孙臣的事迹,觉得这是个机会,于是就建议奉土德。汉武帝觉得这个请求有理有据,他当皇帝的也有脸面,于是恩准,改制,并根据新历法《太初历》把这一年改元为太初元年。

但是还有一件麻烦事,超级大学者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提出了一个三统说,说“商为白统,建丑;周为赤统,建子;当有新王,为黑统,建寅”这个三统跟五德说之间有矛盾。以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无非是两部玄幻小说的设定不同罢了,但那时候可是大事,董老爷是儒家的精神领袖,怎么也得给他点面子。斯大林说过:“如果理论与事实不符,就修改事实。”汉武帝雄才大略,深谙此道,于是就玩了一把中庸,取了三统说中的正朔和五德说中的服色,揉成一门边缘学科,定为官制。泰山封禅的时候搂草打兔子,顺便诏告天下,这争议才算告一段落。

说句题外话,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也提到过这个三统论,还半开玩笑地说”法西斯主义正黑统,资本主义正白统,共产主义正赤统”………………

自从武帝定夺以后,从汉初延续下来“汉应水德”的大笑话终于在一百零二年后收场,从此汉应土德,汉人终于可以脱下保安服,换上黄马甲了。而“三统五德”的合二为一,则标志着方士退出历史舞台,从此推演五德的重任就交给了儒生们。 cchere 马伯庸
本来汉德之事到这里就该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结果偏偏就在西汉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横地里掀起一阵波澜来。这波澜不仅在当时产生震动,甚至对后世千年都有了极大的影响。其始作俑者就是刘向、刘歆父子俩。

这两父子乃是汉室宗亲,楚王刘交的后裔。父亲刘向是汉宣帝、元帝、成帝时期的大儒,著述无算,写过《说苑》、〈列女传〉、编辑过〈战国策〉,连那个叶公好龙的成语故事也是经他手里传下来的。这个人搜集、整理古逸颇有一套,著过〈别录〉二十卷,开了目录学的先河。他儿子刘歆也是强人一个,魔武双修,不光文科成绩好,理科也不含糊,曾经编过三统历,研究过圆周率;更重要的是,他政治上也吃的开,先被汉哀帝当成心腹近臣,接着又帮同事王莽篡了汉,成为新朝的国师;等到王莽快完蛋了,他图谋政变,失败后被迫自杀。

这两父子是典型的玄幻爱好者,最喜欢谶纬之学,是汉儒里谈论灾异符应最多者。有人根据《汉书五行志》记载统计,刘向父子推测灾异应符之事有一百八十二件,发表灾异符应理论二百二十六则——搁到现在就是俩神棍——足见这两个人对五德五行学说痴迷到了什么地步。

他们两位都是〈易〉学名家,有一天父子俩看到〈易经〉上写了那么一句“帝出于震”,就开始犯上琢磨了:按照周易的说法,震是位于东方,那么这个“帝”显然就不是黄帝了,因为根据五行学说黄帝是位于“中”,而不是“东”。这个矛盾好生古怪,研究来研究去刘氏父子终于明白了,原来这个“帝”指的并不是“黄帝”,而是伏羲!因为伏羲一向是位于东方的。

这个发现可不得了,因为如此一来的话,邹衍的“五德始终论”排出的朝代轮替就出了大问题。刘氏父子抓住这一疑问继续努力,又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找到关于“五行相生”的说法,于是他们就得出结论:第一,五德始终说的王朝排序大有问题,应该从伏羲算起,而不是黄帝;第二,王朝之间的更替不是相克的关系,而是相生的关系。说的简单点,就是朝代之间不再是新德胜旧德,那样杀伐之气太重了啦,应该是旧德生新德,才显得和气一团;第三,秦代不以德治国,而是以严法治国,最多是个“法”国,不能算正朔之内,没资格“德”国,只能叫做“闰统”,能够称作“霸”,却不能称“王”。

于是基于这三点认识,刘氏父子专门写了一本叫〈世经〉的书,把邹衍的理论框架丢到一边,重新设计了一个更为恢弘的世系表。在这个表里,太昊(伏羲)是当然的第一位,他上承燧人氏,钻木取火,(至于为什么不把燧人氏排到第一,大概是刘向觉得他还没完全开化吧)自然就是木德;炎帝承接伏羲,木生火,于是炎帝就是火德(在这里刘氏父子还说炎帝就是神农氏);接下来火生土,黄帝就是土德;少昊以金德承土。按照这规律朝下一路推演去,颛顼帝以水德承金,帝喾木德承水、唐尧火德、虞舜土德、夏禹金德、成汤水德,到了周武王的时候,水生木,于是周代就是木德。秦忽略不计,那么汉继承的是周代,木生火,于是汉就是火德了。(准确地说,秦并没有忽略不计,而是被修改为金德,尚白,但级别比其他朝代低了一等)

对咱们来说,刘氏父子这个论断不能说是对是错,和邹衍的学说之间也就是美式足球与英式足球的区别。不过在当时,却是关系到一朝体面的大事。当年汉朝从水德改到土德,花了一百多年,这一次没有理由就轻易相信“汉应火德”的说法;何况一旦改德,又得改服装又得换旗帜,成本太大了,于是朝廷既不点头,下面的人也不起哄,这事就搁置了。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刘歆在朝廷上吃了瘪,却在别处捡了便宜。这个“汉应火德”的学说终于受到了一个人的青睐,这个人就是中国著名的浪漫主义革命家王莽。王莽当年跟刘歆一起当过黄门侍郎,两个人关系极好,刘歆的这一大发现王莽自然是知道的。

大家都了解,王莽这个人别的毛病没有,就是好复古。他篡位以后,官名要改古的,度量衡要改古的,连钱币都要改古的,几乎打算穿越时空把整个新朝带回古代去算了。刘氏父子的五德体系上追到伏羲,足够古董,王莽看了自然喜欢。

于是等到新朝始建,王莽立刻迫不及待地宣布,根据刘歆“五行相生”的学说,汉室是尧的后裔,属火德;而他自己是黄帝的后裔,属土德。火生土,所以他的新朝接替汉朝是合情合理合法合适合衬合身的,还特意派了个叫张邯的儒生去给百官解释。至今故宫收藏的那个新朝的大鼎上,还刻着:“黄帝初祖,德匝于虞,虞帝始祖,德匝于新……据土受德,正号即真……”几个字。而这一学说的创始人刘歆也荣膺新朝重臣之列,一直坐到了国师的位子。

说到这个,不得不提到的是,这个“汉应火德”和王莽之间,还引发了两起历史悬案。

刘向、刘歆父子有个大毛病,就是借着职务之便篡改古书。郭敬明是拿了别人的东西说是自己的,他们两个反着来,自己写了东西却说是古人写的,比如〈庄子·内篇〉就有学者怀疑是刘向所伪。康老圣人那本〈新学伪经考〉里的“伪经”就是指刘氏父子篡改的古籍,顾颉刚也专门考证过这个问题,并且指出刘歆是为了给王莽篡位制造理论基础,才编造出“汉应火德”和那一大串世系德表。而钱穆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则力辩无此事,理由一是“五行相克”是自董仲舒就开始的说法,不是刘向首创;理由二是时间上合不拢,刘歆负责管理典籍的时间有限,很难将所有的书都伪造一遍,退一万步说,当时经书流传天下,光他一个人改根本就没什么用处;第三,刘氏父子的火德说事实上根本没被西汉政府承认,对王莽来说这种非官方的东西没什么舆论价值;第四,王莽自吹是黄帝之后,这都是没族谱可循的,全是他自己瞎编的。反正都是无本生意,他大可以宣称自己是夏禹的后裔,承木德,克汉朝的土德,这更方便,连伪造古籍的工夫都省了。这两种观点在民国时期爆发过相当激烈的论战,至今仍旧是谁也没说服谁。

这一个“刘歆伪造”的悬案连带着还引发了另外一起悬案,这一次连司马迁他老人家也扯进来了。还记得本文开头的那个斩白蛇的故事吗?在那个故事里,刘邦是赤帝子,赤色是火德,那么斩白蛇就成为证明汉是火德的一个征兆,顾颉刚就认为这是刘歆为了证明汉属火德而特意在史记里伪造的。对于这一说法,钱穆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赤帝子什么的只是秦末汉初对五色方帝崇拜的表现,与五德没关系。不过他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自认赤帝的刘邦后来又转性当了黑帝,乃至汉初大家一直都得穿保安服。于是这个“斩白蛇”的悬案一直到了今日,也无确切的定论。

顺便讲个故事。汉代有一本书叫做《论语撰考谶》,伪托古人写的,里面讲的是孔大圣人的出身来历,说孔子之父叔梁纥与孔子他老妈徵在到尼丘山祈祷,祈祷的时候徵在感觉到了黑帝之精 (咳……别想歪了),后来便生了孔丘,所以这孔子就是黑帝后裔。本来孔子是有帝王之相的,只可惜他生不逢时,生在了周末——可不是星期五哦——周是木德,接替周的应该是火德,而孔子是黑帝的便宜儿子,是水德,于是没办法,只能当素王了,拿言情小说里的话解释就是“有缘无份。” 这本书是不是刘歆伪造的,不知道,不过文中至少是沿用了刘歆得的五德世系表,所以成书必然是在西汉后。

回到刘氏父子身上。刘歆这个人虽然聪明绝顶,但是有时候也缺心眼。一般来说,贩毒的自己都不吸毒,跳大神的自己都不迷信,可这位专好制造谶纬的大爷自己却真的相信谶纬这回事!汉哀帝建平元年,民间开始流传一则谶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刘歆听了,连忙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刘秀,美滋滋地以为今后能坐上皇帝的位子。可惜自古以来,买了体育彩票以后自己修改号码拿去兑奖的人没一个有好下场,刘歆不知道恰恰是在他改名这一年,另外一个叫刘秀的小孩子在济阳出世…………后来真正的刘秀长大了,他的一个朋友蔡少公告诉他这则谶言,说当今国师也叫刘秀,说不定这预言就应到那个刘秀身上,刘秀微微一笑,说你咋知道这一定不是我呢?

后来刘歆因为老存着这个念头,就被人撺掇着叛乱;这位老爷叛乱的时候也还先算卦,先是说只有在东方才能成事,临出兵了又说等太白金星出来咱再走,结果拖拖拉拉之间贻误了战机,失败被杀。一代大儒就因为深受封建迷毒害而死,可怜可怜。

刘歆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学说却还在。本来“汉应火德“只是在学术界流传,后来王莽拿这个做了篡位的借口以后,这学说反倒名震天下,人人皆知。当时天下民众的心理是,凡是王莽反对的都支持,凡是王莽灭掉的都要光复;王莽以木德篡掉的本是不为官方承认的“火德”,他们反而认准了汉非是火德不可,土德反而没人提了。刘秀打天下的时候,打出的旗号是复兴汉室,为了表现出自己的正统,他也不得不承认汉是火德,并为自己大造谶纬。比如他打下河北以后,以前在长安跟他睡一个大学男生宿舍上下铺的儒生强华献了一个《赤伏符》,上书:“刘秀发兵捕 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符名为“赤”,符言里又说“火为主”,无论这谶纬是刘秀自己伪造的还是别人造的,总之是承认了汉是火德。

到了刘秀开国,光武中兴,定都洛阳。这个洛阳的“洛”字带水字边,与火德相冲,不吉利,于是刘秀去掉“水”字添了“佳”字,改做了雒阳。接下来“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至此“汉继火德”终于为官方所承认,汉人从此不穿黑保安服也不穿黄马甲,清一色全改穿了龙虾袍。后来班固和范晔两个人写历史写到这段,都觉得这个“土德变火德”不好解释。班固比较聪明,在《汉书》里拿刘邦当年那个斩白蛇称赤帝的故事来证明汉确实是火德;而范晔比较老实,在《后汉书》里含含糊糊地说了句“汉初土德,色尚黄,至此始明火德”,打个哈哈就蒙混过去了。

从那以后,东汉就是火德,而且有了个专用词组叫“炎汉”,得到大家公认,土德和水德则几乎没人再提了。

而“五德始终说”则从东汉开始演变成了两套算法:一套是邹衍从黄帝起算的五行相胜法;还有就是刘歆开发出来从伏羲起算的五行相生法。这两套五德系统并行不悖,都流传到后世,不过“五行相生”法后来居上,逐渐演变成主流,历代王朝多采取这种算法,“五行相胜”法只有在前者不管用的前提下才会被人想起来。

比如说吧,公元144年,就是汉顺帝去世的那年,九江一个叫马勉的阴陵人发动叛乱,宣布自己是土德,尚黄色,火生土,所以汉朝要灭在他手里,于是自称“黄帝”,这是按“五行相生”的算法来玩的。后来这位“黄帝”被朝廷镇压,入土为安,成了“土帝”。就在同一年,九江地区又出了一个华孟在历阳起义,有马勉前车之鉴,证明五行相生的说法不灵,于是他改弦易张,宣布说水能克火,老子我就是黑帝(因为水德尚黑),这是按五行相胜的算法来玩的。可怜天不佑德,王师反走,最后堂堂“黑帝”也落得个凄惨下场。估计这两位九泉下相见,一定会相拥着大哭吧,克不行,生也不行,太TM冤了啊!

到了东汉末年,张角兄弟率领黄巾军起义,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后来被小霸王孙策斩了的那个于吉写的《太平经》,经里称汉为火德之君,而黄巾军自称拜的是中黄太乙神,承的是土德,打的旗号是“黄天当立”,此节常看三国的人都熟悉。可惜,这一次土德还是没有“德”起来。可见就算是哈德之人,也未必真的能“德”国的……

这几次起义只是“德性”大爆发的前兆。黄巾之乱后,紧接着历史跨入了华丽的三国时代。曹操一代枭雄,不是傻子,他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却不谋朝篡位当那个出头鸟,也就不着急为德性的事上火;刘备那时候还拖着关张二人满世界流窜,也顾不上德;孙权年纪还小,真正第一个吃螃蟹的家伙却是袁老二袁术。

熟读三国的人都知道这袁老二心比天高,却没什么能耐,仗着自己是高干子弟就胡作非为,还琢磨着当皇帝。当时有句谶纬“代汉者,当涂高”,袁二说我们老袁家是春秋时代陈国大夫辕涛涂的后代,应了这个“涂”字;而辕涛涂是大舜的后裔,舜是土德,那我袁家也是土德,根据五行相生,恰好取代汉的火德。
于是在建安二年,他就高高兴兴地称了帝,谁知道众叛亲离,末了这位“皇帝”连碗蜂蜜都喝不到就挂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倒真是土德呢;因为蜂蜜是水,土克水,所以他喝不到……说句题外话,袁二在这上面栽了大跟头是因为他不学无术,不知道当年西汉年间谯周(就是三国演义里那个整天夜观天象闹着要投降的老爷爷)曾经问过阴阳大师周舒,周舒说这谶言指的是魏,但没说明理由。后来小谯又去找名侦探……不对,名术士杜琼。杜琼解释说这个“当涂高”代表的是魏;为什么呢?因为“魏”指的是皇宫两侧的柱子,称为魏阙;涂字是通假字,通的是途,也就是路;所以当涂就是指正当着道路,而正当着道路的建筑自然就只有高大的魏阙了。这样看来的话,袁二根本就是冒名顶替偷了曹操的月票坐公车,他不能不败。

袁家老二死了,还还有个老大。袁绍比他弟弟强,知名度高,人缘也好,实力也强,不免也动了称帝的心思。他讨破易京捏掉公孙瓒后,不免得意起来,这时候他手底下有个叫耿苞的主簿,悄悄说现在汉朝的火德已经不行了,将军你是黄帝之后,享土德,正是取而代之的大好时机。

这个耿苞倒真是用心良苦,自知若说袁家是大舜之后,就等于把袁大降到袁二的档次了,干脆再提高几代,从黄帝起算。袁大自己听着挺高兴,不过他比自己弟弟多个心眼,把这事拿出来给幕僚们商议。幕僚们一致表示这个耿苞大逆不道,该杀。袁大没敢吱声,回头就把耿苞砍了,证明自己没这心思。

袁绍尚且如此,别的诸侯就算有了称帝之心,也就不大好意思说出来。后来大家彼此争战,谁也没空琢磨这档子事。一直到了三国局势稳定下来,曹丕篡了汉,这德性之说才重新浮出水面。

当初在汉恒帝的时候,有人在楚、宋之间见到了黄星。辽东一个叫殷馗的人说:“五十年后,在谯、沛地区要出一位大英雄。”到了汉灵帝的时候,又有人在谯看到一条黄龙,太史令单飏说这地方将要出帝王啊。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当年的公孙臣来,这诈术经历了这么多年,还是米有进化的说。

这些真实性无可考证的祥瑞黄来黄去的,做为篡位用的理论基础足够用了。黄色是土德,这么多黄色的谶纬出现在曹氏的老家,用意不言自明。而且,曹丕选的是五行相生派的说法,而不是自称自己是克掉火德的水德,理由很简单,因为汉家的天下是“禅让”给曹丕的。据说在禅让的时候,有N多只黄鸟叼着红色的书聚集到了尚书台,不用问了,这一定是“上天”降下来的征兆,红火生了黄土。等到曹丕登基,立刻宣布改元黄初……看,连年号都是黄的!

唯一讨厌的是,那袁氏两兄弟一个把持了舜帝,一个占有了黄帝,曹魏自然不能和他们同流合污,必须另选一个新祖宗。从古籍里查考,能和曹魏拉的上关系的是颛顼,但颛顼按照刘歆的系统是属水德,按照邹衍的系统则根本没他什么事,这就与曹魏大力宣传的土德不符合。怎么办?没辙,小丕丕只能狼狈地解释说我们是颛顼的后人嘛!什么?你说他是水德?对啊,但颛顼和舜的祖先还是一样的嘛!所以我们承的还是舜的土德啦……这个解释当真是牵强附会,一看就是走投无路硬憋出来的理由。不过也罢,就是个形式嘛,没什么大不了的。

Once upon a time, 光武大帝为了讨个吉利,把洛阳的水字边去掉变成雒阳,这个咱们前文说过。现在魏国做老大了,就有人上书说按五行学说土乃是水之牡,水衬着土乃能流动,土得到水才能变的柔软……最后总结说水对土德是有好处的。这一通玄之又玄的物理课把曹丕侃了个晕头转向。不过他这么一想,反正土克水,不吃亏,于是下令把雒阳改回来,佳字去掉,水字放回去,变成洛阳。

到了魏明帝曹睿的时候,这小家伙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老闹着要改正朔。群臣心想这改正朔,就得改服色,咱们大魏黄色挺漂亮,这么一改会被人嘲笑的,就纷纷表示反对。曹睿小朋友却是个驴脾气,三番五次地闹,非改不可。大臣里有个叫高堂隆的就上了道书,先顺着曹睿的毛摸了摸,稳住皇帝,接着和司马懿等人想出一个折衷的办法,就是搬出董仲舒的三统论,说曹魏是地统,地统尚白,可以按照这个来改朔,祭天的时候用白色的牲口,但服色还是按五行的黄色来吧。于是在群臣连拉带劝之下,曹魏总算是仍从黄色土德,小孩子毕竟难伺候呀。

至于其他两国,蜀汉号称是继汉正统,自然是火德。南朝刘宋时候一个叫刘敬叔的人在《异苑》里提到过这么一件事:“蜀都临邛有火井……桓灵之际火势渐微,诸葛亮一览而更盛。”意思就是说临邛有一口盛产天然气的火井,桓灵的时候逐渐烧的不如以前了,等到诸葛亮到了四川去看了一眼,这火就重新旺盛起来;这就是暗示本来汉代到了桓灵就快完蛋了,幸亏有诸葛丞相在四川撑着蜀汉,这才汉火重光,一息不灭。搞笑的是,刘备称帝的时候,也有人汇报说在武阳的赤水看见一条黄龙,待了九天才走。且不说这是曹魏玩剩下的桥段,单从颜色上来说也与汉德不合,不过蜀国有资格做美国政客的人很多,他们引经据典地解释说《孝经援神契》言“德在深渊则黄龙见,龙者,君之象也”,《易经》里又说飞龙在天,所以老大您当皇帝是完全符合天意的。就这样,他们轻轻跳开“黄”字,避实就虚单说“龙”字,打着降龙十八掌蒙混过去了。

而吴国呢,孙权更没什么创意,照搬了曹魏的剧本,先改元黄武,带了个“黄”字,又在鄱阳发现一条黄龙;等到了黄武七年年底,孙权坐不住终于称帝,立刻就有人说在夏口又看到一条黄龙——敢情这三国的黄龙比耗子还多——于是这一年就是黄龙元年,他连年号都懒得想了。这么黄来黄去的,吴自然就是土德了。

所以说这三国鼎立,其实就是俩土一火三拨人争来打去。

到了三分归晋的时候,司马氏该应什么德呢?魏是土德,那么晋就应该是金德,尚白色,因为土生金。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未必大家都这么想。晋武帝泰始二年的时候,一群老头子官僚上书奏说咱们晋是受了魏禅,应该学尧禅让舜的传统,继承前代的土德和黄服色。司马炎本来打算恩准的,这时候跳了来一个孙盛,气哼哼地说:“你们全错了,学没学过五德始终啊,晋代了魏,是以金代土,尚白,这才是王道啊!”
写到这里,我得说我太感动了,因为前面几百年以来,天下只围着“土德”和“火德”打转,好象全世界只有那么两德似的,乏味啊乏味,现在终于冒出一个新鲜的金德,总算可以换换空气了,不然土土火火的,读者不烦我也会腻味死,孙盛大人真好。

德性之说一旦兴起,自然就会有“哈德”的人来献符瑞来配合论点,这一次也不例外。据说魏明帝时期有人在张掖的删丹县金山柳谷里面发现了一块大白石头,上面写着:“上上三天王述大会讨大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马一疋中正大吉关寿此马甲寅述水”一共三十五个大字。魏明帝一看,有“讨曹“二字,心里就不痛快,派人把那个讨字的那一点敲掉,变成个计字。等到司马炎受了禅让后,一个叫程猗的人提起这茬,跟司马炎说:“这石头上有个“大”字,乃是极为兴盛的意思;还有个金字,正是我晋朝的德性;还有个中字,意思就是正赶上交汇的时机;还有个吉字,当然就是吉利的意思。这石头分明就是暗示陛下您开创大晋王朝乃是顺应天意呀!”

好嘛,他倒省事,就拣了四个吉祥字儿说,别的就装没看见。

关于晋的德性,还有一个例子。在建兴年间,晋愍帝司马邺在位。江南出现了一首童谣: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扬州破换败,吴兴覆瓿甊。坑是一种陶制容器,它的口是用金属籀起来的,所以属“金”,又是“白”颜色,所以白坑实际上指的就是“金德尚白”的西晋司马氏。果然到了建兴四年,匈奴大将刘曜攻陷长安,司马邺投降,西晋灭亡,“白坑”破了个乱七八糟。

细心的人也许要问了,这个金德有矛盾啊。蜀汉是火德,火非但不生金,反而是克金的,怎么会归晋呢?这个嘛,好解释,因为伐蜀的不是晋,而是魏。虽然那时候司马氏早就把持朝政,但名义上还是曹魏的天下,皇帝还是曹奂,所以灭蜀从五德来看,恰是“火生土”;而到了伐吴的时候,曹魏土德已败,司马氏已经得了天下,承了金德,土生金,所以晋伐起吴来也就无往而不利了。五德之说虽属虚妄,在这里倒也很难得与现实配合的很巧妙。

接下来的历史,可就麻烦了。以往虽然五德说法很多,可都是一朝一代交替着来,还算有个谱儿。可从西晋开始,这谱子就彻底乱了套,因为五胡乱华,开始了史称十六国和南四朝的大分裂时期,那时候南北分立,诸国蜂起,华夏大乱,其混乱有甚于伊拉克塞黑索马里,大家人手一“德”,混乱到家了。

五胡乱华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灭亡了西晋,把司马氏和中原大族赶去了长江以南。在中原折腾的少数民族兄弟们宣称自己是继承了西晋的正统,该按着五德继续排行;而在江南的东晋以及随后的宋齐梁陈四朝则认为自己才是华夏正根,有资格参与五德循环,北边那些蛮子都是僭越,是伪朝。结果“五德始终说”的链条到这里就一分为二,一南一北两条分支,双方谁也不服谁,倒也煞是热闹。

让咱们从北边先说起,这一位是十六国中第一位英雄豪杰刘渊,他是匈奴人,左贤王刘豹之子,曾在晋朝为官。西晋八王之乱后,他被匈奴诸部推为首领,起兵反晋。因为他汉化程度太深,总觉得起兵得有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想来想去,终于被他想出一个有创意的理由来:当年刘邦曾经与匈奴和亲过,我就是匈奴人,而且也姓刘,那就是汉室宗亲呀。于是刘渊拿着这位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说事,宣布国号为汉,还很有幽默感地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为神主,摆明了是继承蜀汉的火德,不承认晋的正统地位。可惜他出身少数民族,没人搭理他,他这个兴复汉室的口号没多少人响应。

后来刘渊死掉,他儿子刘聪即位,派刘渊的侄子刘曜攻破了长安,拿下了晋愍帝司马邺,西晋灭亡。接着刘聪的儿子刘桀接替皇位,却被大将军靳准杀掉。于是刘曜乘机在司空呼延晏等人的拥戴下砍了靳准,做了皇帝。 司空呼延晏给刘渊上书说:“晋朝是金德,本朝取代了晋朝,按照五德相生的说法,金生水,应该是水德。这个汉是火德,十三不靠。不如把国号改为赵吧,赵出自天水,正应了水德。” 刘曜一听,想想自己叔叔打了这么多年汉室的旗号,也糊弄不了老百姓,于是下诏,把汉的国号改为赵,水德尚黑,服色旗帜都改黑色。

刘渊手下本来有一位大将石勒,是羯族人,一直很受重用。刘曜称帝改号后,把他也封了个赵王。后来两人交恶,石勒灭了刘曜,也建立了一个赵国——史称刘氏赵国为前赵。石氏赵国为后赵。在二赵混战的时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荏平的县令师欢打到一只黑兔,献给石勒。石勒身一边一个叫程遐的人说这兔子是黑色的,黑色乃是水德之象,预示着您将取代晋朝金德,石勒听了特别高兴,宣布改元太和以纪之念。
等到石勒砍了刘曜,该称帝了,于是就想到了黑兔这件事。恰好侍中任播也上书说:“那个刘渊的赵来路不正,不该在五德之内。我们石赵才该是继承了晋朝正统的水德。”两件事联系到一起,于是后赵就应了水德,尚白。这和当年刘邦指汉为水德张苍附议的故事真是同出一脉的师兄弟。

后赵日子并不长久,摊上一个超级变态石虎为君,很快陷入宫廷斗争之中,先被石闵(冉闵)把石氏皇族杀的七七八八,然后末代皇帝石祗起兵讨伐不成,被自己的部将害死,水德的后赵就此OVER。 这个时候,中原之地有三处主要势力,一是改名冉闵的石闵开创的冉魏;二是氐族符氏;三是鲜卑族慕容氏。 南边本来在刘渊时期还有一个李特、李雄的成汉政权,不过他们没德过什么东西,后来被东晋大将恒温灭了,不提也罢。

公元352,十六国第一名将慕容恪灭掉了冉魏,燕主慕容俊觉得自己很不得了,于是称帝建立燕国,史称前燕。既然称帝,就得找找自己的德性是什么。别看前燕自己是鲜卑族,可还真看不起其他少数民族,很多大臣觉得这什么前赵后赵都是蛮夷,不能算在五德循环之内。当年张苍把秦朝踢开,让汉直接继承周的德性为水;后来刘歆也把秦踢开,让汉直接按周德继德行为火;这前燕大臣们也打算如法炮制,让前燕直接继承晋德,晋为金,那么前燕该是水德————转了一圈,还是抄袭前后赵那一套。读书人说话罗嗦,商议了很长时间也没个准数,慕容俊心里也没底,就从龙城召来了一个明白人韩恒。韩恒那也是一代名士,他说咱们燕王是在东方发迹的,按八卦来说就是震的方向,而四象是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所以震方又是青龙,青色乃是木德之色,所以燕该是木德。”

其他人一琢磨,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而且后赵是水德,五行相生水生木,燕即木德也不吃亏。最初慕容俊不太乐意,大概是嫌这个木德不如水德好听,后来群臣都赞同木德,他不得以只好下诏公告,从此前燕就确定下来是木德,尚青色。

“五德始终说”到目前为止,一直为诸家皇室所迷信,虽然中间颇有争议,但从汉至前燕,五德循环,贯彻始终,都有本可据有案可查。而直到前秦,这一条链子却意外地中断了,原因就出在前秦的一代英主符坚身上。

前秦的前途本来并不被人看好,开国君主符洪的孙子符生是个暴力分子,这小子在位的时候把国内折腾的乌烟瘴气,符坚气不过,就发动政变把他给杀了,自己即位,局势立刻大为不同,他这个皇帝当的实在华丽,对内修政安民,对外灭掉前燕、前凉、代国,一统北方,一时极有霸主气象。

按说这前秦在符坚治下,比前面几个势力都风光的多,而且兴儒学,早该有人站出来议论德性。可偏偏这么怪,前秦的“德性”史书上却没提过,符坚也从来没明确说自己是啥德。

有一种说法认为,符坚并不迷信,所以他对这类玄幻的东西是持反对态度的;在他执政期间,老庄还有图谶之类的东西都是严令禁止,所以“五德”自然也在禁止之列。不过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因为符坚虽然禁那些玩意,但这是出于自王猛的意见,他本人其实也颇信这些符异谶纬。新平王符彫有一次给他献了图谶,王猛说这小子妖言惑众,砍了吧。符坚对王猛一向言听计从,就要杀符彫。符彫临刑前上了一篇文,在文里引经据典一通神侃,把符坚给侃晕乎了,结果给他追授了个光禄大夫。而在符坚临死前,姚苌问他要玉玺,他瞪着眼睛骂道:“你丫一个小羌崽子也敢逼我,你算什么东西,根本连一点图纬符命的凭据都没有,还想要玉玺登基?”说明他还真是信这个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前秦应木德,因为符氏最早的时候是姓蒲,后来符洪听过一句谶言“草付应王”,恰好他孙子符坚背后还写着“草付”,于是改姓为符。草属木,那么由此推之,前秦该算是木德。这个说法得到了后秦开国之君姚苌的支持。他杀了符坚抢了玉玺称帝,自谓是以火德替了符氏的木德。

而还有第三种说法,出自北魏,说前秦承前燕正统,以木生火,应该是火德才对。

这三种说法要么是没有史料支持,要么是跟理论不符,符坚本人又不可能现身说法,所以到现在还是一笔糊涂帐。以我个人的看法,有可能是符坚确实信图谶之说,但是王猛不让,于是他也就没搞五德的花样;以他对王猛的信任程度,就算后者死了,这个政策应该也不会改;等到淝水之战后,前秦崩溃,符坚也就没时间玩五德游戏了,因此前秦没有官方认定的德性。

前秦风光了一阵子以后,终于赶上了淝水之战,引致全国大崩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前秦倒真象是火德……碰到淝“水”,于是挂了——当年刘秀改洛阳为雒阳看来还是很有道理的,地名和王朝之德也相克哟。

前秦一倒,麾下有点能力的人都蠢蠢欲动,中原大地立时就冒出了无数割据势力。个头儿比较大的有后秦、西燕、后燕,后来又冒出夏啊、北燕啊、南燕啊、后凉啊、北凉啊、南凉啊、西秦啊(我还韭菜呢)等等一大票国家,跟当年苏联解体后独立出一大堆“斯坦”似的。

后秦刚才提过了,国主姚苌自称是火德,以继承符氏的“木德”,至于前秦到底是不是木已经不重要了。那一票X燕的德性没明说,但想来是继前燕正统顺应“木德”的。其余几个小国都是路人甲,路人乙的角色,到底什么德不说也罢,不过有一个国却不得不提,就是大夏。夏的创始者是赫连勃勃,这家伙是匈奴人,曾是后秦的将领,后来戳杆子自己闹了独立。赫连勃勃一听名字就是个满面大胡子的蛮夷(当然,人家其实长的挺有气度,姚兴见了都要流口水的)而他所做的事也和野蛮人差不多。他给自己建统万城的时候,每修一段城墙就派一个人拿长矛去扎,扎进去就把建筑工人处死,扎不进去就把持矛的人处死,比现在北京施工队的老板还黑。其他的残暴事迹更是不胜枚举,在十六国时期的暴君里能排的进前三名。

可最令人FT的是,这么一个野蛮人,却大摇大摆地自称自己是大禹之后,所以国号为“夏”,奉的是金德,也要在华夏正朔的五德循环里占那么一席之地。打下长安以后,赫连勃勃曾经在统万城的南边刻石颂德,里面说“我皇祖大禹以至圣之姿……网漏殷氏,用使金晖绝于中天……于赫灵祚……金精南迈”。大致意思就是说:老子是大禹后裔,自从殷商以来金德一直混的不太好,一直到我,这才算是金德复兴云云。具体赫连勃勃怎么推演的已经不可考,我估计可能是因为他和后秦之间颇有渊源——后秦属木德,按五行相胜系统的算法,金克木,这就对的上卯了;唯一的问题是,后秦是人家东晋灭的…………算了,俺干嘛要给他找理由算正统?反正他这个金德来路不明,事实上也没几个人承认。


这十几国在中原闹腾了许久,最后终于被鲜卑族的北魏统一,北边这才算是安定下来。北魏是什么德咱们等会再说,先回过头来说说南边。

其实南边的形势比北边就简单清楚的多了。西晋末代皇帝司马邺被刘曜拿下的时候,正好晋室里有个叫司马睿的皇族在长江以南的建邺呆着。当时“永嘉南渡”才过去六年,人心惶惶群龙无首,大家看司马家也剩不下什么好枣儿了,于是矮子里拔高个,把他拥戴为帝,继承皇统,史称东晋。

东晋局势比起西晋要稳定多了,长江横在那里就是天然的马齐诺防线。只要北方五胡诸国没出古德里安与曼施坦因,这个偏安江南的朝廷就能一直平安无事。虽然东晋也组织过几次北伐,可都被少数民族兄弟们敲了回来,于是只好乖乖地趴在江南养活那一大窝磕药的名士。北方诸国中只有符坚认认真真南征了一次,可惜淝水之战客场惨败,让东晋躲过了一场大劫。这件事经常被江南名士拿来吹牛,说咱家才是正统,看见了吗,老天爷保佑着呢。

东、西晋其实是后世学历史的人为了考研划重点方便而分的,当时人家江南可是坚定地认为只有一个晋朝;既然只有一个晋朝,那德自然无需改动,于是东晋也是金德————同时期的北边,什么水德木德火德金德掐的正欢实,东晋都是置身局外,冷眼旁观,嗤以之鼻,最多从牙缝里蹦出三个字:“哼,伪朝”

公元420年,那时候北魏还在打扫北方中原地带,东晋出了一场大变故,被自己朝中的大将刘裕逼着禅位,刘裕代晋称帝,国号“宋”,史称刘宋。

刘裕这人是个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在东晋服役那几年屡立奇功,最远曾经打下过长安,后来又被“金德”小太阳赫连勃勃撵出去了。这个人的身世很有意思,据他自己说是西汉楚元王刘交之后——如果这个谱系是真的话,他倒是与刘向、刘歆两父子有亲戚关系呢。小时候他也是靠卖草鞋为生,跟当年那位大耳朵的汉室宗亲际遇颇为类似。

按说他跟汉朝皇室这么有缘分,篡了位以后该说自己复兴汉室才对。不过刘裕大概是知道那时候去汉朝灭亡有几百年了,已经没什么号召力;何况有刘渊前车之鉴,还是换个国号的好。刘裕篡位前是被封为宋公,于是国号就是宋了。

国号换掉,那么德自然也得要换。五行相生,金生水,刘宋就应该是水德,尚黑。《宋书·祥瑞志》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说在东晋义熙十一年的时候,建康(因为要避司马邺的讳,所以东晋初建邺就改名为建康了,就是今天的南京。)的西明门忽然塌陷,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水灾。这当然不是豆腐渣工程的错,西方属金,西明门就是指金乡之门,被水毁了,恰好就是金德衰水德兴旺的迹象。所以读宋书,经常可以看到皇帝老儿穿着黑介帻单衣晃来晃去,就是尚黑服色的缘故。

刘宋王朝过了六十几年,被萧道成推倒。萧道成的南齐不用说,萧字草字头,属木;加上水生木,于是齐就应木德,尚青色。关于这个的符兆还是一如既往地玄,说萧道成十七岁那年梦见一条青龙追着西边的落日跑,有术士解释说落日就是刘宋,这青龙自然就是萧道成;而他的儿子萧赜十三岁那年,梦见穿着木屐在宫里溜达。木屐当然是木头做的,暗示他早晚会登基云云。这还算是祥瑞里比较有创意的,其他废物点心就只会比照着史书,编造说哪里哪里又看见一条青龙云云,叫人看了想打瞌睡。

南齐传了五十五年,终“禅让”于梁。那么梁是什么德呢?经过前面这么多朝代的熏陶,大概大家都猜的出,木生火,梁一定是火德喽?……桀桀桀,今次你就说错了呀!

梁的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是一个奇怪的家伙,他本来也是南齐皇室宗亲,他老爸就是萧道成的亲弟弟;有这么一层关系在,他就算踢开末代皇帝萧宝融,自己继承南齐的皇位也完全合法。不过他不干,非要用自己的封号“梁”来做国号,明摆着想另立新朝新气象;立新朝也罢,然而在议德的时候,他却又搬出自己是齐朝皇族的身份,说大家都是一家人,谈什么五行生克的就见外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前朝什么德咱也是什么德。于是乎,这“五德之说”第一次蒙上了“亲情”的色彩,而齐梁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对真正连续同德的朝代。(秦汉、前后赵本来也是同德,但那是在不承认前者正统地位的前提下,所以不算)

后来梁被北年投诚过来的侯景折腾了一气,元气大伤,最后被大将陈霸先篡了位。这位陈霸先是个老实人,梁是木德,木生火,那么陈朝自然就是火德,整个过程中规中矩,乏善可陈。一方面是因为没什么可争议的,另一方面也证明南朝对五德之说也开始不怎么重视了。

综观东晋以及南四朝,五德循环波澜不惊,个个都是顺理成章继承下来。相比起南朝“德”的平稳过渡,长江北边的“德”可就真称得上是热闹非凡。

长江北面最早当老大的是北魏,北魏的皇族拖把头……不对,拓拔氏源出黑龙江,是鲜卑族。五胡乱华的时候,拓拔氏也南下想瓜分中原花花世界,在山西建起了代国,后来被符坚攻灭。等到前秦崩溃,拓拔珪趁机跑到内蒙古重建代国,然后改国号为魏。

别看这北魏一派游牧民族气象,来头却还十分正点哩。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拓拔氏最早系出黄帝!!黄帝有个儿子叫昌意,被封到了北边大鲜卑山,就是拓拔氏的先祖。无论邹衍还是刘向、刘歆,“五德始终说”排的世系里黄帝都是属于后土之德,而北方俗语里“土”字念“托”,“后”字念“拔”,这就是拓拔氏的起源……强吧?完全无敌的设定,这比那个《从机器猫看阶级斗争残酷本质》就更有想象力。

既然北魏自称是黄帝之后,那连符瑞什么的也省了。拓拔珪改国号称帝的时候,就依照这个说法,上应土德,服色尚黄,干脆利落。啧啧,看看人家北魏多气派,别的朝代都是参考着前朝之德来确定自己的德行,比如汉是火,魏就是土;宋是水,齐就是木;只有北魏煌煌大气,不跟那些小家伙蜗角相争,直接从黄帝开始论辈份,根正苗红……当然啦,这是官方的说法,实际上拓拔氏在北魏之前一个带“德”的势力都没消灭过,无牛可吹,无德可替,只能走祖宗路线。所以这个北魏的“土德”是横空出世,没法排进五德始终说的循环里去。

后来北魏在公元439年统一了北方,五十一年以后,到了公元490年,太和十四年,一代明君魏孝文帝拓拔宏开始亲政。拓拔宏雄才大略,精熟汉典,终于觉察到本朝这个“土德”来路实在不正,和历代传下来的顺序接不上榫头,于是下诏让群臣讨论讨论,看能不能换一个更合适的“德”,或者找出个更合适的解释来。

这一下不得了,惊起了座下无数读圣贤书的闲人。要知道,这北魏群臣多是些机关干部,最喜欢开会,解决问题与否倒还次要,最重要的是能过嘴瘾。当年北魏历代皇帝想迁都洛阳,这些大臣就嘁嘁碴碴聊了半天也没个定论,只好搁置。前两年拓拔宏因为多了句嘴,问祭祀太庙该用“禘”还是“祫”字来形容,又引得大臣们兴高采烈地又发帖子又灌水,折腾了半天也没结论,最后拓拔宏自己锁帖了事。现在既然皇帝开了新话题,大家岂能放过,于是纷纷引经据典,引发了一场大辩论。

最先站出来的是中书令高闾,他是个书生,文学青年出身,比较有学问。他说五德之说本自汉代开始,一共有三种说法,张苍认为是水德,贾谊、公孙臣认为是土德、刘向认为是火德;水德从逻辑上说不通,而土德则是把秦朝当成正统,都不足取,所以汉的火德应该是直接取代周的木德,这才合乎天理。以后魏土德代汉火德,晋金德代魏土德,赵水德代了晋金德,(前)燕木德代了赵水德,(前)秦火德代了燕木德。秦虽然不是我们灭的,但它灭亡的时候恰好我大魏始称帝,所以我们应当接替秦的正朔,火生土,咱们大魏还是土德。

听到他这么一说,旁边跳出二人,一个是秘书丞臣李彪,一个是著作郎崔光,他们都是拓拔宏身边的重臣,掌握着修史的大权,自然嗓门比别人大些。他们两个觉得,你高闾小P孩一个懂什么?老爷我是专门修史的,这方面我们才是行家。我大魏当年神元皇帝拓拔力微跟晋武帝司马炎是好哥儿们,后来刘聪、石勒肆虐的时候,本朝两位皇帝还帮过晋朝的忙,晋朝一直感恩不尽;后来平文皇帝抵抗过符坚,太祖灭掉了后燕,这才有了大魏的天下。无论赵啊秦啊燕啊全都是僭越之辈,是伪政权,不能算五德循环之内。魏有恩于晋,而晋朝灭亡的时候,正好又是平文皇帝兴旺的时间,那么继承晋金德的理应就是我大魏,应水德之象。再说了,晋灭后的六十几年里本朝服色一直都是黑色的,这难道不是天意吗?这实在就是天意呀!

简而言之,他们两个的意见就是我大魏当年跟晋有过渊源,理应继承其正朔,中间的那些朝代全不算————他们可真强,轻轻“不算”二字,就忽略掉了足足一百八十六年,奥运会都能举办四十六届了。这让当年的张苍都为之汉颜。

这两派各执一词,叽叽喳喳地吵啊吵啊,拓拔宏听的是头晕脑涨,也不知道听谁的好,末了摆摆手,缩着脖子说让大臣们都商量一下吧。这一下子,大家吵的更欢实了,从八月份一直讨论到了来年正月,足足五个多月,官僚作风实在不输后世宋代那群玩“濮议”的大臣。

最后,那一班大臣联名上了一份奏表,说经过组织仔细研究(废话,五个月了都),我们觉得还是崔老师说的有道理,大魏应该顺水德,以接替晋的金德。拓拔宏被他们闹的没脾气了,回旨说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于是从这一年起,太和十五年,北魏不再是土德,而是水德,服色尚黑,总算是搀和进“五德循环”的次序里来了。

打那以后,北魏孝文帝拓拔洪算是见识到了那些家伙捣糨糊的能量。等到三年之后他想迁都的时候,就再也不敢搞民主讨论了。他先拉着一群老少爷们儿说咱们今天南征啊大家跟着我走,等到了洛阳以后全都走不动了,这拓拔宏才说既然大家都走到这里了,索性别回去了,就定都这里算了。事实既成,群臣没奈何,只好答应。从此北魏定都洛阳,进一步汉化,逐渐走向强国之路。这幸亏是先斩后奏,若是拓拔宏按老办法让他们商量,恐怕这历史就得改写了。

孝文帝迁都后三十四年,公元528年,契胡酋长尔朱荣入洛阳,杀了胡太后与元钊,另立了元子攸为帝(那时候拓拔氏已经汉化,改姓元)。公元530年,元子攸亲手杀了尔朱荣,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又杀了元子攸,另立了元恭为帝。这时候在冀州的大军阀高欢发兵杀了元恭,击败尔朱兆,立了元修为帝。534年,元修跟高欢有了矛盾,就逃到了关中,依附另外一个地方实力派人物宇文泰。高欢没奈何,新立了元善为帝,迁都邺。而一年后,元修被杀,宇文泰找了另外一个皇室成员元宝炬当皇帝。于是经过这么一番乱七八糟的折腾,北魏出现了两个皇帝,就此分裂成高欢的东魏和宇文泰的西魏。

甭管这魏是东是西,毕竟都是魏,所以两魏名义上全部都是水德。可惜好景不长,公元550年高欢的儿子高洋废了皇帝,建立了北齐;而七年之后,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也废掉了皇帝,建立了北周。于是中原分裂,形成周、齐对峙的局面。

这样一来,问题就浮上水面了,魏只有一个,德只有一个,如今一分为二,这怎么算呢?这高洋、宇文觉都是太子党出身,都有着天下英雄舍我取谁的气度,觉得自家才是正统,于是彼此都不理睬对方。北齐先宣称自己承魏水德,应木德,尚青;接着北周不甘示弱,也宣布自己为木德。

神奇的事情在这时候出现了:不晓得哪个变态出的主意,北周这个“木德”应的非常古怪,木德尚青,而北周的服色却是尚黑,是水德之色;他们又宣布实行古代夏朝的历法,而夏朝分明是金德;更离谱的是,宇文家自己公布的族谱里,最早的祖先是神农氏炎帝,炎帝却是火德…………这就完全彻底地乱了套。本来一朝一色,习为定制,到了宇文家就成了五颜六色的万花筒,除了黄土以外,四德俱全,倒也算得上是另类的行为艺术。对此我除了说声“靠”以外,就没别的评论。

靠归靠,这四彩斑斓的北周却真成就了一番霸业,在公元557年灭掉了北齐,统一北方,想来是上天也被这不按规矩出牌的宇文一族气糊涂了。

周武帝宇文护死后,他儿子宇文赟接替了皇位,就是周宣帝。这小子是个废柴,整天都在后宫嘿咻嘿咻,也不理国政。他有个妃子姓杨,这妃子的爸爸当然也姓杨……咳,咳……不说废话了,她父亲就是今后开创一代圣世的隋文帝杨坚。

宇文赟只在位两年,就在“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的后宫生活中累死了。他年仅八岁的儿子即位,辅佐朝政的自然就是身为外戚的杨坚。接下来的故事就算没听过这段历史的人也能想象的到,公元581年,杨坚废掉这个小娃子,自己做上了皇位,隋朝诞生了。

隋代的是北周,而后者本来“德性”就是乱七八糟的,于是这隋朝索性快刀斩乱麻,只认准了“木德”说事,别的一概忽略。按照五德相生,木生火,隋应火德。早年有人献过图谶,说“赤帝降精,感应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为赤帝天子”,还有人看见一大堆龙满处转悠;甚至在杨坚收到禅让书的时候,有人看到一只朱雀降临在宫殿之上……反正都是老掉牙的符瑞桥段,总之能证明隋应火德乃是天命所受就成。接着就好办了,受禅,登基,宣布本朝火行,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尚赤,OVER。

有意思的是,此时江南的陈朝也是火德。从西晋灭亡开始,南北两边演变出两套彼此独立的五德循环次序,而且都自认来路正统,对方是僭伪;于是北边骂南边是岛夷,南边骂北边的是索虏,谁也看不起谁。然而造化神工,经过这几百年的轮回,这两条线的终点站“陈”与“隋”一南一北恰好都是火德,倒是巧合。究竟谁才是真命天子,就看哪家的火烧的更旺盛了。

公元588年,隋军南征,五十一万大军南下讨陈,兵临建康。没有人能够阻止陈朝的灭亡,就连隋军总指挥杨广自己也不能。大军杀入建康,拿住在藏在井底的陈后主,(井者水也,陈朝的火德天子躲到井里,你说那还能落着好吗?)从此中国经过三百多年的大分裂终于恢复了统一。而“五德循环”的两条分支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混乱之后,也终于合二为一,重新并到了一起…………谢天谢地,不然我就要他喵的累死了。

隋传了二世,终于被超级败家子杨广败的精光,天下大乱。李渊父子太原起兵,在公元618年终于逼得隋恭帝“禅让”,李渊自己做了皇帝,是为唐太祖。新朝既然创立,按习惯就得推“德”,五行相生,火生土,唐于是就顺了土,服色尚黄。

本来这件事清清楚楚,无可争议。可偏偏有人看着不顺眼,非要跳出来唱反调。这个人就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唐高宗在位的时候,他写了一本《大唐千年历》,说唐的这个土德应该承的是汉的火德,而非隋的火德;为什么呢?因为从曹魏以降到隋,历代都没有统一过中国,他们都是没有资格参与“五德循环”的,不过是些五行“沴气”(就是类似汽车尾气的玩意,文人骂人最阴损)。这个王勃毕竟是大才子,手笔非凡:汉代张苍踢开秦朝让汉承周德,不过是裁掉了从周亡到汉兴之间的四十三年时间;北魏时期崔光甩掉十六国,让北魏上追晋德,也不过省略了中间一百八十六年而已;这位大爷下手比前人狠的多,轻轻四字“唐继汉德”,汉唐之间魏晋十六国南北朝三百九十八年的时光就被一刀切掉扔进下水道去了。这个算法实在是太过荒唐,连朝廷都觉得不象话,根本不予以采用。

到了武则天夺了李氏天下后,把国号改为了“周”,追认周文王为武氏始祖。周按邹衍的说法乃是火德,于是武周于是也跟着祖宗学,应了火德,旗帜尚赤。这又是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主儿,因为无论是“五行相克”还是“五行相生”都解释不了为啥唐“土德”以后会是周的“火德”。不过错归错,却没人敢纠正,这可以理解,换了我穿越时空回到那个时代,也一样装聋做哑,为什么?旁边周兴、来俊臣都支楞着耳朵呐,万一我说了什么话惹得武则天不高兴,被请进大瓮里洗桑拿,那可怎么办?总不能指望狄仁杰来救我啊。

反话是没人愿意说,说奉承话的却是大有人在。武则天曾经建起过一座祭祀用的明堂,后来天有不测风云,那天整个明堂“呱”地一声被火烧成白地了。武则天心里这个郁闷啊,整天在宫里蹲着画圈。这时有个叫张鼎的左史谄媚地说:“这个大火在王屋上燃烧,正合我大周火德兴旺之象呐,这是祥瑞啊。”气的左拾遗刘承庆上书直言:这小子哪儿是奉承,这分明是在说风凉话啊。陛下你可千万别信。”

当初武则天刚登基的时候,李嗣真给她上了一个表,又把王勃的旧话重提,建议把周、汉尊为二王后,其他的小朝代尤其是北周、隋要降格处理。这一次武则天恩准,颁令全国改制,于是只有周、汉两朝被尊为正统,其他的包括“唐”全变列国了。

后来唐中宗李睿复了位,怎么看这些政策怎么不顺眼,于是一股脑全废掉,改用唐初的政策。

一直到了天宝年间,歌舞生平,就有温饱的闲人想追求更高层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追求,而想要更高追求就得升官,升官最便捷的方式就是上书朝廷,以得到皇帝青睐。当时上书言事的人为求能吸引眼球,不惜在奏章里说些奇怪的话,话说的越是诡异,观点越是新奇,就越容易得到注意。这其中就有一个叫崔昌的人拿王勃的旧文改了个名字,然后上交朝廷。这一次正赶上唐玄宗在位,他大概也是位行为艺术家,觉得这说法真新鲜,有意思,而且宰相李林甫也赞成,于是准了。结果周、汉重新被奉为二后主,其他朝代又被降至列国,一如武则天时代,只不过这一次承继大统的是唐的土德。甚至两年以后,礼部出了个叫《土德惟新赋》的高考作文,让考生以这件事为题谈谈感想。

后来唐玄宗扒灰扒出杨玉环,两个人恩恩爱爱,杨玉环的哥哥杨国忠得以把持朝政。这杨家一直是当隋是自己本家的,看到唐朝居然把隋也给贬开了,这杨国忠心里着实不舒服,于是建议说咱们不如从北魏开始算起,把北周和隋都放进“五德循环”里。唐玄宗那时候和杨玉环如胶如漆,这个面子自然得卖,于是就按杨国忠说的改制,倒霉鬼崔昌则被杨国忠贬的远远的。

就这么拉拉扯扯了两三个来回,唐的土德这才算真正稳固下来。讽刺的是,就在唐“德”稳定下来的同时,唐朝社稷却开始动荡起来,安史之乱爆发。

安史之乱持续了八年,等到其被平定以后,这唐朝的日子也就开始一年不如一年了。

接替玄宗的是他儿子肃宗,后来代、德、顺、宪、穆、敬一路传下来,到了唐武宗李瀍(音“缠”),他为五德之说增添了一个小应用。话说这唐武宗有一次得了病,很长时间都没好,他就开始琢磨上了:“当年汉朝是火德,所以刘秀就把洛阳的“洛”改为“雒”,免得火被水浇灭。如今我大唐乃是土德,而我的名字带三点水,土克水,这病自然就好不了,看来王朝之气是不可以压住君主名字的。”于是李瀍下诏改名,改“瀍”为“炎”,火生土,这就顺溜了。当初曹魏初定土德,就有人跟曹丕说把“雒阳”改回“洛阳”吧,土克水,王朝之气压住首都之气,是大好事。估计李炎就是想到这个典故,所以才加以发挥的。

说句题外话,唐武宗的前一任皇帝唐文宗本名叫李涵,也是带水的,后来他登基的时候改成了李昂,不知道是否也与五德之说有关系。手头没什么确实证据,姑妄提出来这么一说。

唐朝传二百八十九年,挂了,藩镇节度使们纷纷独立,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乱世时期。按照惯例,咱们先说北边。

取代唐朝的乃是朱温朱全忠(这名字起的真好)这人于公元907年建立后梁,成为五代中的第一个朝代。唐是土德,土生金,后梁应金德,朱温自命为金德王,连内殿都起名叫金祥殿,可以说是金光闪闪。还有人在广南附近抓到一头鹿,这头鹿的耳朵上缺了两块;据说鹿这个东西活过一千年全身就会变白,耳朵缺一块。现在这头鹿缺了两块,就是两千岁,正合着本朝的金德尚白之象。

乱世当前,天下大乱,后梁一直忙着与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的后唐对抗,精力有限,这五德之事没什么精力去管,于是“金德”就是登基的时候被提了一嘴,再没多说。

公元923年,后梁为后唐李存勖所灭。 李存勖和他父亲李克用都是沙陀人,因为祖上为唐朝立过大功,赐姓李氏,所以国号为“唐”,对外打出的旗号都是复兴唐室。这一点跟西晋末年的刘渊很象,不过他们比刘渊幸运的多,这个“唐”是为当时的人所认可的。既然是复兴唐室,那么李存勖自然就不能承后梁的金德自称水德,而是堂堂正正宣称自己和唐朝一样,是土德。

接着后唐被灭于后晋,耶律德光他儿子石敬塘把燕云十六州卖给了辽国,换来耶律德光对自己的支持,随即灭掉后唐,称国号为晋。后唐是土德,那后晋显然就是金德了。后晋在中原屁股刚刚坐稳十年,就被辽国灭掉;后晋的节度使刘知远乘机在太原称帝,国号“汉”,并让辽国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被迫退去。
刘知远是沙陀人,却自称是东汉显宗第八子淮阳王刘昞之后,不过他并没有袭汉的“火德”,而是按五行相生的原理,取代了晋德,晋金生水,自应水德。不过他“德”什么已经不要紧了,因为后汉天下一共只持续了三年,就被大将郭威夺了帝位,改国号为“周”。

以往历代国号,往往都是皇帝登基之前所封的国名,比如刘邦的“汉”朝,是因为他以前被封为汉王;曹丕称“魏”,是因为他老爸曹操被封做魏公;后来的晋王司马懿、宋王刘裕、齐王萧道成、梁王萧衍、陈王陈霸先、齐王高洋、周王宇文觉、隋公杨坚、唐公李渊,概莫能外。而郭威最大只在后汉做到了监国,没被封为周公,所以他的这个国号,是跟他先祖及五德颇有关系。

郭威先祖(不用说,也是自称的)乃是周朝的虢叔,再往远推就是周室姬姓后裔。巧合的是,按刘歆的五德世系走的话,周乃是木德,而南北朝时候宇文觉的北周也是木德;郭威篡的是后汉水德,木生木,恰好也是木德。三周皆木,就是天意呀天意,因此这个“周”的国号实在是再合适不过。

北边的说完,该到南边了。不过南边的九国(还有一国是北汉)不够有意思,这班家伙对五德之说并不怎么看重,所以称帝的多,推演五德的少;何况他们很多人都认为正统在北方五代那边,自己不过一割据势力——比如南唐就奉宋为正统,而钱缪的吴越、马殷的楚则都只是国王级别——所以对这与正统息息相关的五德也就不怎么上心。既然本篇重点是说五德,那这些小国就可以略掉不谈了。

对了对了,还有一国应该要提一下的,就是前蜀。这前蜀是王建所创,虽然没什么“德”的记录,可是祥瑞却是十国之中最多的。《新五代史》里一篇《前蜀世家》几乎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在记录哪年哪地碰到虾米祥瑞;祥瑞太多了,这里不可能一一枚举,我就举一个例子,便可见前蜀君臣的想象力奔放到了什么地步:前蜀武成三年八月,有人在洵阳看到了龙,而且不是一条,而是五十条!!连修史的欧阳修本人写到这里,都忍不住说了一句:帮主,这也太离谱了吧……

五代十国的终点是宋朝。不过在说宋朝之前,还有一国得先介绍一下,这就是辽。

辽的开国之君是耶律阿保机,和后唐太祖李克用是同一时期的人物。他虽然是契丹族人,但一直热心汉化,手底下重用的都是韩延徽、韩知古、康默记等汉人。公元947年,他也学中原王朝体制称帝建国,国号契丹,后经反复,最终确定为辽。到了辽太宗耶律德光的时候,辽国得了燕云十六州,汉化程度日益加深。公元947年,耶律德光灭了后晋,进了开封城,踌躇满志之际也想做中原大王称帝。既然要称帝,就要有国号,而且这五德之说是无论如何不能忽略的。

但最大的问题是,辽和中原王朝向来没什么瓜葛,这个“德”不好联系。于是辽太宗不得不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祖先。根据契丹起源神话,最初有一男子乘白马,一女子驾灰牛,两个人相遇于辽水之上,遂为夫妇生出八男子,就是契丹族的始祖;契丹族生于辽水,那自然就该是水德。于是经过这么一个曲折的过程,总算找到契丹应水德的理由,并因此而将国号改为“辽”,即是纪念契丹族的母亲河。所以说辽的水德跟北魏的土德类似,不是五德循环而出,而是横空出世的。

辽说完了,接着回过头来说大宋。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历史。宋乃是从后周而出,后周前面说了,属木德,于是五行相生,木生火,宋为火德,尚赤。这在宋初就确定下来的定制,完全没有争议。

唐当年以土德继了隋的火德后,王勃表示不满,要求跳过这些朝代上承汉德。这一次,宋朝也碰到了同样的闲人。公元984年,宋雍熙元年,一个叫赵垂庆的平民COSPLAY了一把宋朝版的王勃,他上书说本朝应该跳过五代,直接上承唐德,为金德;就算后梁代了唐,后唐代了后梁,排到我们这里也该是金德了。这个家伙很明显偏科严重,文彩则有,数学太差,他算错了。赵垂庆以为五德顺序是按照唐(土德)-后梁(金德)-后唐(水德)-后晋(木德)-后汉(火德)-后周(土德)-宋(金德),可惜这只是个理想状态。可事实上后唐压根没把后梁当成正统王朝,认为自己接过了唐朝的大旗,上应土德,而不是水德;所以按这个推演下来,宋恰好是火德,而非金德。

宋朝善待文人,宋太宗没叫人乱棍把赵垂庆砸出去,而是让诸位大臣讨论。常侍徐铉指出赵垂庆以为五代五德一始而贯的错误,他说唐朝灭亡以后还有后唐拨乱反正,所以正统该从后唐算起,大宋还是火德。为了加强说服力,他还援引了唐玄宗时候崔昌献议的例子。(详见前面唐代部分)。赵垂庆犯的是硬伤,辩无可辩,此事就这么平息了。

到了公元1010年,大中祥符三年,宋真宗在位。开封府功曹参军张君房上书又开始劝说宋真宗改金德。不过这一次和上一次不同,张君房不再在“五德”上绕圈子,而是开辟第二战场,大谈祥瑞征兆。宋真宗是个极迷信的人,尤其痴迷这些东西,对他将上天降瑞,那要比推演五德更有说服力。这个张君房还真搜集到不少论据:他说后周把皇位禅让给太祖的时候,正是庚申年,庚就是金,而申也是位于金位,这是一;太宗登位的时候,开过一个叫金明池的池子,这是二;前几年丹徒进贡了一头白鹿,姑苏进贡了一只白兔,陛下你封禅的时候又有人在山东献上白兔一只,郓州发现一只金龟。金乃白色,所以这些都是预兆大宋该是金德。

这一次论据不能说不充足,不过宋真宗那时候正忙着去汾阴去祭祀后土,没空搭理这事,于是张君房冲击金德也遭到了失败。

天禧四年,又一个闲人光禄寺丞谢绛上书说:“当年汉朝跳过暴秦直接继承了周的火德,为火德;我大宋也应该如法炮制,跳过五代继承唐的土德,所以宋该为土德。”这一回比前两次更不象话,一看就知道谢绛这厮历史没学好。在邹衍的“五德相克”系统之下,周才为火德,而汉则为土德;而在刘向、刘歆的“五德相生”系统之下,周为木德,而汉为火德。这个傻大姐把两套系统弄混了。

与此同时,大理寺丞董行父上书坚持认为宋该金德,还是老一套的理由,说宋该跳过五代,上应唐土德云云。既然对方拍的是火星砖,宋真宗也懒得跟他们费嘴皮子,直接引用当年徐铉发的火星帖,回答说大宋是受了后周的禅让,这么把人家一脚踢开良心过不去。

就这样,虽然下面不断有人哼哼着要改德改德,但宋朝的火德却是始终没有变过。

事实上,这些争论已经是“五德始终说”的回光返照。就在那群闲人争论大宋“德”什么的同时,终于有明白人对这个延续了千年的五德之说感觉到了腻味,并对其进行猛烈抨击。最早发难的重量级人物是胡瑗,这人是宋初三先生之一,当世大儒,他写了两篇《洪范口义》,从“五德始终说”最早的理论基础《洪范》开始批评起,强调历史上起作用是人,不是天,汉代什么五行灾异全是歪理邪说。接下来出手的是郑獬,他是仁宗皇佑五年的状元,写得一手好诗词;他写了一篇《五胜论》,继续批判阴阳五行;但这“倒五”风潮的中坚大将却是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他就旗帜鲜明地认为灾异都是自然现象,与人事无关,所谓谶纬德兆全是瞎联系,直接指责董仲舒、刘向、刘歆等的天人感应说是“曲说以妄意天。”在他负责编撰的《新五代史》里,就很干脆地去掉了《五行志》,不予收录;在《新唐书》里他虽然保留了《五行志》,但是只记录客观事实,不跟人事扯到一起。

真正的大地震是自王安石起,这位千古名相发动的变法运动引发了北宋朝中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对抗,保守派所利用的武器就是与五德联系紧密的天灾异象,一旦天下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就跳出来说:“看吧,老王又惹老天爷不高兴了。”与他们针锋相对的变法派则坚持认为天灾就是自然那现象,跟人类吃喝拉撒没有必然联系。最后虽然王安石变法失败,但经过这么一番论战,也让五德之说元气大伤,此后逐渐地在宋代销声匿迹,只有朱熹之类的道学家偶尔能想起来拿出来玩玩了。

孔子有言:墙里开花墙外香。“五德始终说”虽然在汉人王朝受到了冷遇,但东方不亮西方亮,它却被宋视为蛮夷的金朝女真族看中,并大受重视。五德之说一向被视为“夷夏之大防”的重要理论依据,如今却被“夏”所抛弃,转为“夷”所用,倒也真有趣哉。

北宋与辽澶渊之盟后,自以为可以从此过太平日子了,可是两国谁也没料到这时候女真族悄然崛起,随后几年间先灭掉辽国,又对北宋发动进攻,靖康之役虏得徽、钦二宗,北宋就此灭亡,只剩下赵构逃去江南立了南宋。

自从占有了中原半壁江山后,原本生猛的游牧民族女真也开始逐渐被汉化,而且比辽更彻底。金世宗完颜雍很相信五德之说,他觉得本朝灭掉了北宋,那自然是该以土德继宋的火德啊,于是就在大定三年,公元1163年举行腊祭,定金为土德;两年后到长白山祭祖封山的时候,册文里还说“阙惟长白,载我金德”。

到了金章宗完颜璟的时候,金朝群臣针对本朝德行爆发了一次大辩论。这一回比前朝哪一回都热闹——真奇怪,似乎每一次关于五德议论最热闹的都是少数民族政权,比如上次北魏也吵的极其华丽。金章宗的这一次辩论规模相当大,光是主要派系就分成三个:一派主张继承宋火德,为土德,也就是沿袭金世宗的旧例;一派主张继承辽的水德,金为木德,理由很简单,辽金都是北边过来的,算一家子;还有一派最为奔放,痛痛快快地建议说连北宋带五代咱全不要,咱大金直接继承唐的土德,为金德。这一杆子就跳过去二百二十年——还好,还没打破唐代王勃三百九十八年的世界记录,到底是蛮夷,这方面怎么也比不过中原士子。

对于这三种意见,金章宗表面上是都予以考虑,其实心里早就意有所属,支持第一种意见,金承宋德为土。据专家分析,金章宗虽然是女真族,可已经汉化很深,是个哈中的大菠萝,皮黄里面更黄。他早就觉得北宋系出正统,自然该从这里继承才对。

于是到了泰和二年,金章宗终于下诏宣布定土德,从此土德完全确立了在金国的地位。后来到了金宣宗时候,又有人起了议论——这金朝君臣想来是开会开上瘾了——这一次上书的是辽东宣抚副使完颜海奴,他手下的一个汉人官员王浍告诉他大金祖先乃是高辛,是黄帝的后裔,理应立庙祭祀之;他还说本朝刚兴起的时候,旗帜都是红色,于是完颜海奴就跟金宣宗说咱们是不是该尚火德呀?金宣宗讲究民主,叫来群臣说你们觉得这意见怎么样?大臣里有一位叫张行信的人站出来,一脸无奈地跟金宣宗解释说:“陛下啊,我都被这群没学问的人气的没脾气了。按照《始祖实录》,我大金是从高丽而出,跟高辛八杆子都打不着呢;再说了,就算大金系出高辛,高辛是喾帝,排五行排出来是木德,哪能是火德?当年太祖是因为完颜一族多尚白,又看中了金的性质稳固,所以才起国号为金,与德运没关系;本朝得运是到了章宗一朝才算议定为土。那个什么王浍一没学问二没人品,甭理他。”

从这两次争论可以看出来,金朝对五德之说有多么热衷。

无论是金的土德还是宋的火德,到头来都没有保佑他们国祚绵长,金宋还是先后倒在了蒙古大军的铁蹄之一,从此中国境内就只有了一个政权:元。

元朝的国号取自《易经》“大哉乾元”一句,实际上这个国号还有更深的意义,也与五德有关系。金朝是元朝攻灭的,金属土德,五行相生,土生金,所以元是金德,所以才会使用大哉“乾”元,因为八卦之中的乾卦是属金的。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时的诏书里有一句“握乾符而起朔土”,就是这个意思。

元改国号是在公元1271年,宋咸淳七年,那时候宋朝还在苦苦支撑,所以两朝从“五德”上说还是谁也生不着谁。但八年之后元将张弘范灭宋于崖州,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宋是火德,火克金,和现实正好掉了一个个儿。后来元朝大力禁止图谶之说,不知是否就是怕人瞧出这个破绽。

这事若搁到别的朝代,早就有人上书建议改德了;这蒙古人都是倔脾气,死活就是不改,俺金德怎么了?金被火克怎么了?宋还不是被俺捏了?那些住在元大都的北京元人们猜得中这开头,却猜不中这结尾;就在他们还在美的时候,真正克他们的火德悄悄出现了…………那就是明朝。

明朝属火德,“明”这个国号有传说指出是“三重火”,明是汉人王朝,汉朝是火德,称为炎汉,两重;明朝天子姓朱,朱是赤色,赤色属火;又明字拆开是日月,日者阳之极也,日配朱色,也成一火。

按照惯例,火生土,下一朝当是土德才对;然而或许是因为明朝有三火,太大了,只能克,不能生,于是反明的人不约而同地扔掉沿用了千年的“五德相生说”,重新捡起了满是灰尘的“五德相克说”。比如闯王李自成,打进北京以后建立大顺朝,登基称帝,就宣布自称为水德王,以水克火;不过问题在于,不知道他从哪本书看来的,居然以为水德尚蓝,于是满朝文武都成了蓝精灵,真是诡异。

而真正灭掉明朝的满清,对此则早已准备周全。皇太极早在关外就改族名为满洲,改国号为清,意以三个水德一副炸弹来毙掉明朝的三个火德。说实话,这怎么听都觉得很玄幻……民国初年续修的《仪封县志》还有记载,村民们曾经在十堡村火神庙前挖出来一具铁牛,上面的字被侵蚀的很难辨认,只能看到前面写着‘水德’,末行有‘大清’字、‘乾’字、‘四十四年’字。这也算是趣话之一。

这些传说,就是五德学说最后的余光。其实写到明清,关于五德的话题就已经没有多少。从宋以后,“五德始终说”逐渐式微,到了明清已经基本上沦为谈资,这东西终于不再象当年那样威风八面万民仰止了。

事实上明清两代对五行学说仍旧痴迷,比如朱元璋就将自己的后代事先按照五行相生的顺序起好名字,朱棣这个辈份的都属木德;他儿子朱高炽,属火德;其孙朱瞻基,属土德;曾孙朱祁镇,属金德;玄孙朱见深,属水德;再比如说清朝护卫北京的八旗就是按五行相克确定居住方位,东方属木,金克木,而金色尚白,于是正白旗和镶白旗都拆迁去了东直门地铁口和朝阳门。但是这些都属于五行上的应用,而五德则不再被两朝皇室当做一件大事来看待,充其量只是用来做修辞上的装饰品。从此五德五行,也只有一些无聊的知识分子、喜好怪力乱神的民间传说、玄幻小说作者和如我一般放着毕业论文不写却搞这玩意的闲人才有兴趣了。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建立,五德始终本该走到了尾声。不料冒出一个袁大头又搞复辟,自己登基称帝,年号洪宪。据说这“洪宪”来源很有意思,本来最初用的年号是昭武,后来有人说这是吴三桂当年造反用过的,不吉利。于是就有高人出现,说不如用“洪宪”,明朝开国年号洪武、清朝心腹大患洪秀全、武昌起义首领黎元洪,皆带一洪字,大是吉利,于是袁氏诏准…………手里资料有限,我不知道这个“洪宪”朝是否确定了自己的德性;不过想想当年袁绍、袁术兄弟两个自称大舜后裔,舜是土德;而土恰好又克清水,说不定袁氏某人就以这个原因而应了土德也说不定哩。

袁氏以后,就是民国。据我一位朋友说,林语堂当年拿民国青天白日旗开涮,说这旗尚青,那民国合该应木德,正好与前面袁氏的土德配了个正着。如此看来的话,咱继续往下推演,五行相生,木生火,火德尚赤,无怪十几年后全国河山一片红了也……

姑妄听之,姑妄听之。

2006年04月02日

昨天下午去了趟周兴那里,他还是在加班,留着徐一个人在家,竟然是“卧床静养”!女人有时候就是脆弱啊。做了顿饭看了会电视,8:45! 赶紧去赶最后一趟公交,  跳上了323,在角落里找了个位置坐下,样子多少有点滑稽, 或者看着就象一个拙劣的小偷一样:   一手拧着一套西装,一手提着塑料袋装着的皮鞋,手指夹着自己刻的“常用工具”,一根延长线,一个小耳机 = " =

中新社,  又是一次让我沸腾的名字!加油,希望流年有幸。

2006年04月01日

记得刚接到到面试通知的时候很冲动,毕竟是一家很强的公司嘛;再被通知被录用的时候正在国际在线的第六会议室里,做完了题等待领导同志的接见,当时心里就不爽:妈的,我还有这几个更好的选择机会呀!周一刚在一个小会议室签完合同liyou就电话通知去复试,妈的,这世界怎么跟那恶俗的电视剧越来越象了?很小心的跟他说现在我正准备签合同了,那里是不是可以定下来?他是个很和气的家伙,说领导对你呀还是挺满意的,应该可以定下来了。妈的,原来我这么很有竞争力的!?

之后人事助理领着我们一起入职的六个人一起去熟悉环境:编辑部,市场部,见总裁(一强人,后详叙),市场总监。独独没见财务部?之后和一个TAG的女生被安排在一个小会议室里,共六人,后来我们一起度过了这两周非人的办公日子。

带我的是我们频道的一个男士,不可否认,他对我的到来还是蛮高兴的,可能他的工作任务的确实太繁重了!熟悉了各个频道之后我以感冒为由请求回家疗养,他也这做小的的,没办法,只能等到下午老大来了之后跟他说,征得同意后又去内容总监那里,他很怀疑的看着我,出于人道,他没法回绝。

银科大厦,依次还是人事、内容总监,不过这个内容总监挺有意思的,小小的个子,却很和蔼,甚至有点滑稽,没有什么架子。很随意的问了问之后,随便的谈了谈,他翻了翻我的简历,最后悔的就是这简历了:以前的版本,还没有升级,很明显的是学生的版本,没有任何亮点,难怪他翻动了好几次,但是眼光仍旧没有停留六秒种以上。之后还是拍着肩膀出来了,叫我把简历交给主编。…………

之后的一周就在小会议室里度过了,伴随着隔壁嘈杂的装修的声音,之后是油漆味、粉尘。我们每次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居然是用纸巾擦显示器和键盘鼠标,因为原本黑色的外表已经变成灰白色啦…………

波澜到底是会怒吼的,源于两个电话和一则短信。

电话其实不止两个,只是其他的到底不能起什么风浪。一个是国际在线的复试通知,另一个是中新社的面试通知,这两个电话更加坚定了我的自信,以至于第二个周一来到时我甚至有股立即辞职的冲动,还好那天的风比较大,让我原本就有点发烧的脑子清醒了少许,让我一直能在这个高危的环境里勤奋而快活的工作着,其中不部分原因是有两个可爱的同事。对于中新社的面试我现在也没有什么信心了,因为我看了一下我发送的邮件,原来是中新社的财经编辑,不错,我从上周开始的却是已经开始有规律的主动的购买经济观察报了,但这不能说服自己可以胜任这份工作,所以我目前只能从外表上武装自己了:下午去把那套买来就没怎么穿过的西装弄来!

最后冲击力的还是liyou的那则短信:正在走入职流程,这周应该就可以接到通知,害得我把手机调成晴天有雷,但还是没有听见它响过,我时不时的拿它出来定定的盯着它:不会是便宜的手机信号都会打折扣吧?明明这信号都是满的啊,电池也是满的!

很多人都叫别人珍惜现在,我很阴暗的揣测这不会是说服苟全的借口吧?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很多个梦想,不管能力能否达到,至少我们心中不能没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