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这句话常常莫名的回荡在我耳边。
既然是“最好的时代”，为什么又是“最坏的时代”？只因为，对于一些人“最好”的时代，代表着一些人“最坏”的时代。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时不时会收到“上访者”的来信，几乎无一而外的要求给予曝光，而我却什么也作不了。
我想呵斥，那些把假广告、假新闻、假访谈、假晚会的电视台报纸或网站，你们的媒体准则在哪里？你们的新闻监督在哪里？
我要讥讽，当“很黄很暴力”“总理危险”快变作街头巷尾的流行语时，这些典故的始作俑者，你们拿民众开玩笑的后果就是你们自己被嘲笑。
呵斥与讥讽，对于厚颜无耻的人，毫无用处。
可是除了呵斥和嘲笑，我们又能作些什么？
在《把中国打扫干净，不只是自然环境》这篇文章中，我以当时自己亲历的一家国企改组为例，写道“中国的腐败问题似乎比环境问题更应该受到重视”，并且质疑政府在解决环境问题上的能力。两个月过去，《纽》报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报道依然不绝，这家国企的改组也行将完成。
再一次地，我看到一些人“最坏的时代”，成为一些人“最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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