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 中国
HONG KONG —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begun blocking access from mainland China to the Web site of The New York Times even while lifting some of the restrictions they had recently imposed on the Web sites of other media outlets.
When computer users in cities like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tried to connect on Friday morning to nytimes.com, they received a message that the site was not available; some users were cut off on Thursday as early as 8 p.m. The blocking was still in effect on Saturday morning.
But the Chinese-language Web sites of BBC, Voice of America and Asiaweek, all of which had been blocked earlier this week, were accessible by Friday. The Web site of Ming Pao, a Hong Kong newspaper, was blocked earlier this week and still restricted on Friday.
Chinese officials had few explanations for the restriction on The Times’s site. “Concerning your particular question, we’re not really familiar with the details,” said a spokesman for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 Beijing, who declined to give his name. “Web site maintenance is not within the job purview of the Foreign Ministry.”
Tang Rui, an official with the government’s International Press Center in Beijing, said he also had no specific information. “It might be a technical problem,” he said, declining to elaborate.
Access to the Web site was not restricted on Friday in Hong Kong, which Britain returned to Chinese rule in 1997 but which still allows freedom of speech, including on the Internet. Internet users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re also not experiencing difficulties on Friday in viewing the site.
A spokeswoman for The Times, Catherine J. Mathis, said there did not appear to be a technical issue.
Rebecca MacKinnon, a researcher at Hong Kong University who specializes in China’s Internet controls, said the reasons for the restrictions were mysterious. “All anybody can offer is speculation,” she said.
In the months leading up to the Olympics in Beijing, during the Games a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emporarily unblocked access to some Web sites and eased curbs on the ability of foreign correspondents to travel within China. It has not tightened the travel restrictions since then.
作者：Bee Wilson
原文：
地址日期：2008年9月29日
被认为是纯净且健康的牛奶在市场上销售，肉眼看起来也并没有问题。母亲们如何能够知道她们在给孩子下毒？她们在开放的市场上为牛奶支付了相应的货币。在法律制定者采取行动之前，将会有上千名儿童患病。
2008年的中国？不，1858年的纽约市。抛开当前中国婴儿奶粉问题的报道，超过53000名婴儿患病至少4名儿童死亡——这就是之前曾经发生的。
现在中国蔓延中的灾难——同时也在不可避免的向其贸易伙伴蔓延中——竟与纽约十九世纪持续几十年的“垃圾奶（swill milk）”丑闻荒诞般的类似。
在一个增长迅速，但缺少制冷设备的城市，很难提供足够的牛奶。鲜奶从Westchester和Orange Counties运来，但不足以满足需要。在1853年，每天大约有90000夸脱牛奶被送进城，但是这个数字在投递时神秘地增加到120000夸脱。
一些增加量是因为纽约的牛奶场工人在奶中添加了水，然后用面粉恢复奶汁的富含程度——和今天的中国奶品生产者所作的相同，在加水的牛奶中添加有害化学制剂三聚氰胺来提高蛋白质含量。增加的更大的一部分是垃圾奶（swill milk），这是一种从奶牛中挤出的污浊的、浅蓝色状的物质，这些奶牛在牛棚被捆绑好然后喂给制作威士忌剩下的热酒精浆。这种物质同样被处理：用石膏粉去除蓝色，用淀粉和鸡蛋来提高富含程度，再用糖浆调成从Orange County生产的鲜奶所具有的毛茛色。报纸将一年高达八千名婴儿的死亡归功于这种肮脏的液体。
在中国，媒体获知毒牛奶问题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因为奥运的原因不允许报道这一消息。甚至更糟，此时距上一次中国婴儿奶品丑闻仅仅四年，那一次安徽省的造假者用糖和淀粉制造了假冒奶粉，致使至少13名婴儿死亡。在垃圾奶的案例中，纽约牛奶工人的奶被警告不安全则持续了几十年。
早至1842年，改革者Robert Hartley就警告城市乳品有可能被污染。整个1850年代，报纸曝光了奶品行业并要求政府关闭他们。一些奶牛因为酒精饲料严重病态：牙齿腐烂、尾巴下垂，奶牛乳房开始溃烂。但是没人关心，这些奶牛还在被挤奶。
最终，在1858年，Tammany Hall（译者注：民主党政治机关，位于纽约城）指派Alderman Michael Tuomey来“调查”一家声名狼藉的，位于西16号大街的垃圾奶生产商。Tuomey和乳品商拥有者坐下来，喝了一两杯威士忌酒。他作出结论说垃圾奶和普通奶一样对儿童有好处，任何人拒绝喝的只是有“偏见”。
同样，在中国有同样的现象。中国政府免于调查几家最大的乳品商，担心就这样不受抑制的传播，从婴儿配方奶粉到酸奶再到整个中国乳品工业及其出口地。（例如，英国糖果制造商Cadbury昨天声明，他们在中国造牛奶巧克力中发现了三聚氰胺。）这不仅仅是放任——对于谨慎放手的食品供应来说这意味着一个造假的邀请。现在开始摇头，但是对于患病的婴儿来说太晚了。
今天的中国与150年前的纽约如此相似，这不应该是什么大的惊奇。制假丑闻发生在这样一个有着中毒般混合的性格的社会：一个快速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配备一个无能或者不愿意监管食品供应的政府。在这样一个快速致富的社会，食品制假有着巨大的诱惑，特别是当边际利润变低的时候。回报是实时的，而且对于消费者来说并不容易区分纯净和掺杂的区别——特别是像牛奶这样的物质，这样我们被教育要绝对相信的物质。
这样的丑闻事件不是坏运气。它们是一个深度失败政治体制的病态表现。总理温家宝的焦急姿态——严惩乳品商，要求食品质量监管负责人辞职——对于潜在的制度真空毫无作用。
最后，纽约的牛奶纯净了。是因为更强硬的食品法律，更好的监管，低温灭菌法的出现和1906年食品和药品法案的通过，在垃圾奶肆虐的50年之后。首先，这个问题要几十年，不是几个月或几年。中国面临许多更多的食品问题——最近的警报还有“有毒饺子”和“地沟油”——离中国民众信任食品安全还有一段距离。
美国的食品供应依然有问题，多年来关于生产过程中沙门氏菌的紧张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值得我们记住的是曾经有过更糟的局面。中国的现在就是美国的过去。
译者注：这篇文章还刊登在2008年9月30日A27版的纽约时报印刷版中。
作者：Jim Yardley
时间：2008年9月17日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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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在
河北湖北武汉的一家医院，人们抱着自己的孩子等待超声波肾结石检测。
北京——北京东边的一家儿童医院，护士们在一张小桌子后度过了周三一整天，忙着在一本被快速填满的纪录本上注册婴儿。担忧的父母们害怕他们可能不知情地给孩子吃了有毒配方奶粉，等待几小时来检测他们的孩子是否被感染。
35岁的张高峰和妻子王辉、22个月大的女儿张悦，已经在医院等待超过一天的时间。夫妻给孩子张悦吃了三鹿牌婴儿配方奶粉，这个品牌现在处于一场全国食品安全丑闻的中心，其已经导致三名婴儿死亡以及超过六千名婴儿疾病。民工张先生责怪这家企业的贪婪。
“他们想赚取那些买不起进口奶粉的穷人们的钱，”他在医院停车场和其他父母一起等候时说，“穷人只买得起这种便宜产品。”他说三鹿产品两天需要大约3.2美元，而高级品牌则需要大约5美元。
儿童医院中的焦虑不安只是这场日益扩大的丑闻的一个缩影。这次事件在上周被公开。周三，卫生部长张竺报告说超过一千三百名婴儿入院治疗，158名患严重的肾衰竭。他们都食用了添加有工业添加剂三聚氰胺的有毒配方奶粉。
随着愤怒的日益高涨，国务院保证要在全国范围仔细检查奶品行业，政府部门试图抚慰民众，公布了一份声明称“大部分”中国婴儿配方奶粉是安全的。
但是公众信心看起来已经被动摇。“那么我们应该吃什么？”一名群众在互联网论坛上问。“我太生气了！奶粉问题现在曝光了，但是其他我们不知道的有毒食品怎么办？中央政府每天都在干什么？”
污染品三聚氰胺被用来制造塑料和肥料，严禁用于食品行业。在过去，有过几次用于农业产品的非法使用——一种廉价的提高蛋白质含量的方法。
牛奶制造商有时候通过添加水来膨胀原料。但是被稀释的牛奶含有较低的营养指标，所以含有大量氮的三聚氰胺就被加入来人工恢复以达到蛋白质标准。持续引用一段时间后的婴儿会导致肾结石和肾功能衰竭。
最开始，污染品被认为只限于中国最大乳品公司之一三鹿集团生产的婴儿配方奶粉。但是调查已经发现，其他21家乳制品公司的产品也含有三聚氰胺，包括最大的乳制品公司蒙牛乳业。蒙牛和其他公司已经收回了有毒的产品，尽管政府部门保证纠正问题这样大的生产厂家可以继续甚至提高产能来满足需求。
“他们绝对能够在短时期内经历一次大的检查，”国家质量监督局局长李长江在周三的一次实况转播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一次迅速的补救可能开起来有些过分乐观，考虑到中国在2004年曾有过类似的婴儿奶品中毒丑闻。去年，在一连串食品和药品安全事故之后，政府部门保证要清除官员腐败并加强食品和药品行业的监管力度。现在，一组律师正代表当事人父母们起诉这些奶品公司。
监管当局已经拘押了四名嫌疑人，提供免费医疗给患病的儿童，并向全国派遣调查队来审查奶品行业。四名河北省的官员在周二被开除，包括河北三鹿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田文华。田女士也被解除她的一个共产党内职务。
文章作者：Howard W. French
发布日期：2008年1月13日
图片作者：Ariana Lindquist
图片注释：沈可夏（音译）和丈夫不得不离开河南省的家，去南部沿海发达城市杭州找工作。
当地农民总是第一个对来访者说，无论统计结果怎么说，他们还是陷入深深的贫困中。这个县的村民表示几项最近频繁曝光的关于中央政府改进农民生活状况的措施，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变化不大。这些出现在报上的措施包括取消农业税、免收农民子女的学费、新的养老和健康保护计划。
因为大多数当地农民只对货币经济有简单的接触，减免税收基本上没有作用。即使是免收学费，许多村民说，他们依然被名目繁多的其他各种来自学校的费用赚取着。同样，许多人表示，养老金和健康保险计划的费用超出了他们的支付能力。
“我们实在是太穷了，”55岁住在阳庙的妇女周志文（音译）说，她家是砖房，比大部分人住的木屋子要好，“食物仅仅够自己食用，没有富余的粮食。我们是不需要缴粮食税了，但是我们的生活一点也没有变好。”
问道她是怎样度日，周女士说她偶尔得到去外地打工亲戚的帮助。“如果在自己的家乡生活的好，谁会愿意离开？”她说，“所有的青壮年都到外地去打工。”
对许多村民来说，中央政府因为村子的现状而遥不可及，在省城的当地政府又满是贪污的官员，他们大量花去本该为解决贫困问题而使用的钱，或者就这么占为己有。
“普通人无法从扶贫项目中获得任何帮助，”35岁的村民李光一（音译）说，“扶贫款怎么可能送得到我们手中？首先拿到钱的是本地官员，他们越来越有钱是这个国家的悲哀。
世界银行的一名官员David Dollar认为中央政府在扶贫中并不重要，他说各省的结果和各地政府是否能成功获得一批吸引人的投资有很大关系。
大部分持续贫困的地区，他说，都缺少外来打工者或强壮劳动力。“贫困常常和大的疾病或受伤有联系，或者缺少可以工作的劳动力，”Dollar先生说，“传统意义上讲，中国政府的努力正在帮助农村发展，但是没有劳动力人口，你不得不解决社会保障问题。”
但是在固始县，即使那些有外出去东部地区打工的家庭依然很贫困，外出打工者自己也缺少稳定的收入来源。
33岁的沈可夏和她的丈夫离开村子去南部沿海发达城市杭州打工，最近回家生下他们第二个女儿。她和她丈夫计划，一旦婴儿长大些，他们就把两个女儿留给爷爷和奶奶照顾。
“如果我的岳父母生病了，我们就不能离开村子，”她说，“我们回河南来生孩子就是因为我们无法负担在杭州生孩子的费用，但是如果我们有钱，我们以后不会回来。”
（全文完）
文章作者：Howard W. French
发布日期：2008年1月13日
"河南拥有所有省份的最多人口，接近一亿，那里的土地无法维持这个人口数字。”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国贫困问题专家Albert Keidel说，“本来河南应该成为一个粮食主要产区，但是在中国总是有对于粮食产区的歧视。能够从每公顷土地所获得的利润，无论是种蔬菜、渔业养殖或挖掘石油，都要多得多。
其他专家称，河南和其他中国内陆人口众多的地区经常在财政支持这一问题上不受重视，相比较沿海地区。政府的脱贫计划在这些地区几乎没有效果。很典型的一点是，在些地区的居民表示，本来要用在他们身上的钱被当地腐败官员挪用，或是中饱私囊，或是私下作商业投资。
讽刺的是，这些居民说，他们恰恰因为距离东部主要经济中心过近而被忽视，被迫自谋生路。他们靠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寄回的收入和其他的微薄收入艰难度日。
“之前的脱贫政策更关注中国西部地区，像甘肃、青海或贵州，这些地区更穷，”北京一家非政府机构国家经济研究所的副主任王晓露（音译）说，“除此之外，国境线区域的形势更复杂，因为如果出现不好的情况，就不仅是贫困问题了。这就是为什么政策向这些地区倾斜。”
在河南的固始县，140万农民中的7万3千人处于官方贫困线（年收入94美元）以下。这个标准被认为可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包括每日两千卡路里的进食。“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标准是非常底的，”王先生说，这符合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的观点。
这个地区更多的人生活在官方的贫困线和每日一美元这一被世界银行使用很久的标准之间。在一项新的关于价格浮动的调查之后，世界银行对于中国贫困人口的估计数字从上个月的一亿增加三倍至三亿。新的标准来源于经济学家的购买力概念。根据新的计算方法，中国经济总量的预测数据也缩小了接近40%。
标题：China Says Its Seafood Is Now Safer and Better
作者：David Barboza
图片：Agence France-Presse （法新社）
图片注释：一名中国渔民和他的鲶鱼，这些鱼在杭州郊区养殖。据说这名渔民曾使用非法的药物来使过度养殖的池塘中的鱼存活。
日期：2008年1月18日
原文地址
北京——中国农业部称，最近一项取缔使用非法兽用药品的行动，显著地改善了国家海产品的食品质量和安全。
有关部门称，在去年有超过三万名调查人员在全国展开工作，寻找劣质海产品生产加工长，对使用违禁抗生素（如氯霉素和铜绿）的依法制裁。这些药物在实验室测试中表明可能导致癌症。
在一次不寻常的公开场合，来自农业部渔业部的官员表示，污染和水质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渔业养殖（或水产业）最大的挑战。
“水质是中国农业的最大问题，”农业部渔业局长丁晓明说，“没有好的水质，中国农业无法发展。”
在30分钟的采访中，丁先生责怪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污染了渔业养殖水。专家认为这种情况强迫一些农民使用非法药物来保护他们的鱼远离疾病。
他还说政府会出台新政策来教育农民，同时解决质量问题。
中国政府的努力旨在恢复中国水产品出口的市场信心，特别是在长达一年的，涉及广泛的包括海产品、有毒玩具和牙刷在内的食品和产品安全问题风波之后。
这一系列措施意义重大，因为中国现在是世界领先的水产品生产和出口国，也是美国和日本的主要供应国。随着养殖海域因过度养殖而不断减少，中国的内陆渔业养殖正在满足成为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不断增长的需求。
但是经过几年引人注目的发展后，这个国家的海产业正面临水资源短缺、供应水污染和非法药物使用的威胁。
最近几年，日本和欧盟都曾因过量有毒残留物的原因而临时强行禁止中国的海产品进口。在六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因同样顾虑而提议禁止几种中国海产品的进口。
美国专家表示，中国渔民经常使用违法药物，因为这些药物能帮助鱼类在过度养殖的鱼塘存活，这些鱼塘有时被污水、农业灌溉水和工业化学制剂污染。一些违法药物被认为对于帮助鱼类克服死亡有很好的效果。
但是被喂养了这些药品的鱼类对消费者来说可能是有毒的。根据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管局的纪录，去年中国遭到了目前为止最大数额的来自美国的海产品进口拒绝。大部分被拒绝的货物都与有毒物残留有关。
中国政府在最近的几个月做出了积极的反应，通过将海产品加工企业列入黑名单或撤销一些公司的执照，这些公司都出口了含有有毒残留物的海产品。
都是中国对于美国和拒绝其食品出口的其他国家做出猛烈回击，坚持称绝大部分是安全且符合质量标准的，同时称媒体的报道经常夸大或歪曲了。
北京批评了一篇刊登于12月的纽约时报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内容已被一名官员得到证实，该文详细叙述了中国海产业面临的挑战。这名官员指出一些涉及养殖或在污染水域养殖的许多生产者经常使用违法药物。
“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你相信鱼类能够在有毒的水里活吗？”另一名官员，副部长高鸿宾，上周在回答一名来自路透社记者的问题是回答到。“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篇文章夸大事实而且存在误导。”
政府控制的新闻媒体也对此篇报道做出批评，引用了渔民和渔业局官员的话指出这篇报道是“完全无根据的”。
但是在采访中，丁先生说文章的内容是真实的。
在丁先生开始承认一些行业内问题，看起来和其他农业部官员的话相抵触之后，采访被删减。
另一名出席采访的渔业局的官员打断了几个问题，突然宣布“感谢你的到来”。
在采访结束前，丁先生说监管部门在停止污染者污染水道方面存在困难。这些水道为渔民使用，但是污染不断发生。
当有关部门表示小部分没有得到监管的渔民和狡猾的海产品加工厂带给行业一个坏名声的时候，其他则坚持食品安全问题是被夸大了的，同时部分也是美国和日本一些特殊利益集团试图停止中国获得更多市场份额的保护主义结果。
看起来矛盾的声明会影响在中国政府中的不同意见群体，即如何处理这一有可能损害有价值的农业出口的问题。
抛开食品安全的顾虑，中国表示其海产品出口增长至87亿美元从年初至11月份，尽管增长率已经从早年的19%跌落至大约4%。
图片注释：李恩兰（音译）在河南阳苗镇的家。“我们或多或少吃些东西，但是从来都不够。”她说。
图片作者：Ariana Lindquist / The New York Times
文章作者：Howard W. French
发布日期：2008年1月13日
原文地址：这里
阳庙镇（音译），中国——78岁的李恩兰（音译）生病了，就在附近的树林里摘些草药，而不是去买现代的药品。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哲学上的选择结果。她从未看过医生，和其他许多本地区的居民一样，都生活在一个贫穷的物品交换经济里，很少接触现金。
“我们或多或少的吃些东西，但是从来都不够，”李女士说，“起码我们没有饿死。”
在河南省南部的这片区域，一个村接着一个村，人们太过贫穷以至于在冬天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许多都缺少像循环水这样的基本设施。移动电话，在这个国家许多地方几乎无所不在的能够增强移动力的标志，在这里被看作近乎不可能的奢侈。这里的人们经常用一句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常见的短语开始一段谈话：“我们很穷。”
在最近的十年，中国脱离贫困的人口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但是贫困在像河南省南部这样地区的持续存在，验证了不久前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表明在中国仍然有3亿贫穷人口——三倍于世行之前的预计。
贫穷是中国地理和社会最显著的边缘，不论是环绕这个国家的山地和沙漠，或者是因文化和历史原因远未能从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中获益的少数民族自治区。
但是贫穷同样在像河南这样的地区存在。河南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地方之一，几乎讽刺般地，快速发展的沿海地区吸引人的新财富，仅仅一省之隔。
图片：Chang W. Lee / New York Times
标题：In China, Farming Fish in Toxic Waters
文章：David Barboza
日期：2007年12月15日
原文：
链接地址翻译：《纽约时报》
福清—在这个中国福建环山傍水之城的西部，有无数鱼塘和数以百万的鳗鱼、虾和罗非鱼，其中绝大多数出口到西方市场。
中国蓬勃发展的水产业，年产值300亿美金，福清，正是其重镇之一。过去二十年的发展使中国跃居世界水产品生产及出口之首。然而，两大问题突出显现：紧缺的水资源和严重的水污染。
工农业污水和生活废水的排放严重威胁着水产品安全，而水产养殖自身不加回收处理，也在直排着大量废水。为确保鱼的成活，渔民用混入非法兽药的饲料喂鱼，使含有毒性、致癌性药残的水产品进入市场，威胁着消费者的健康安全。
近几年，欧盟与日本因药物残留问题对中国水产品实行暂时进口限制，今年年初，美国检验出从中国进口的几种鱼中含有致癌性物质残留。美国FDA数据显示，福清水产品位于拒收记录之首，截止今年十一月，总计四十三项，全部含有非法药残。泰国，作为美国另一个水产品进口大国，只有两项非法药残水产品记录，而中国共计达210项。
水环境专家称，盲目追求经济增长严重破坏了中国水质，使中国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岌岌可危。
中国一半以上的河流因污染而无法饮用，有害藻华时而爆发于大湖之中。专家称，水产养殖是其祸源之一。
福清
福清，人称侨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量的偷渡客从这个中国东南港口城市涌向世界各地。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旅居海外的亲属寄钱回家，与此同时，一些台湾日本的投资者来到了福清，帮助当地人建场养鱼。那时，靠着种水稻地瓜勉强糊口的农民，开始挖地造池，河流、溪泉、水库的周边，鱼塘比比皆是。
政府希望通过鼓励水产养殖使农民脱贫，事如所愿，中国目前水产养殖的从业人员已达4，502，790人。
林秉贵，50岁，在福清西部入海狭口的垦区上，经营着20个虾塘和鳗鱼塘。“养殖不要什么技术”，他一边说一边走进他的鳗苗池，“养着养着就会了。”
在福清，有许多像林孙宝一样的养殖户发家致富。林孙宝供他25岁的儿子去了剑桥大学读书，
他说：“养鳗最好的时候就是92，93，94年了，那时我一年就能赚五十万美金。”
而随着一些电子厂纺织厂来到了福清城中心，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环境问题滋生，伴随着水供应紧缺，许多渔民抱怨他们的水都变黑了。
龙江是福清水路干流，而今年政府将其水质列为劣五类。沿海水域，正遭受着石油，铅，汞，铜的污染。
养鳗户曾常用硝基呋喃来杀菌。该抗生素药，经实验室测试可使白鼠致癌，在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均被列为养殖禁用药物。
在前行距离福清西部175英里，是苍翠树木竹林所覆盖的山区---山明。很多养鳗者从福清来此兴建一种新型的养鳗模式-大型的水泥池契入山间，黑色焦油布盖于鳗池顶部，池内养有几百万条鳗鱼。“搬到山上成本很高”，在福清养鳗多年的郑秋真说，“可是水质的问题摆在面前，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许多养殖者从密集的海岸线搬到了不发达地区，这里土地便宜水干净。但搬到这里整体成本还是提高了，用给氧车运往福清加工厂的运费多了，停用禁用药后成活率下降，鳗鱼的生长期从三年延长到了五年。
迁移到未开发之地重新开始养殖，是中国解决水危机的途径之一，而这也开始了新一轮的环境破坏。这令科学家甚为担忧，中国不仅是环境问题的受害者，同时也是环境问题的始作俑者。
在泰国、越南、中国，水产养殖破坏了红树林，严重污染了水域，使沿岸生态失衡。含鱼的粪便、杀虫剂、兽药的养殖废水被直排入海。
有着72家养鳗厂、年产五千吨鳗鱼的三明，每天养殖用水达2.8亿加仑，这些养殖水在第二天又排入三明郊外。
专家对中国水问题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迁往海洋，运用新的技术进行深水网箱养殖，配以自动送料机。中国科学院的安太成说，“干净的水越来越难找了，中国不得不走向海洋。每年都有水产品安全问题发生。早晚有一天，人们不敢吃鱼了，那渔民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