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前些天，偶然的原因听了一堂《民事诉讼法学》的课。对其间授课老师的一个问题产生了兴趣。对我而言，思考亦是习惯，故特别执笔，发表一点个人的见解及认识，供为参考。
大概归纳了一下，问题是说：古代的法律制度与现今的法律制度在效率上的差异。古代的地方官，既是行政首长，又兼法官；一个人要处理那么多的事务，还得兼顾审理案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无论“上诉率”，还是“案件积压率”，居然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其原因何在？相反，现今有专门审理案件的法官，其审案效率还不及古代，“上诉率、案件积压率”都不同程度的偏高，原因又何在？
针对上述问题，当然课间已和授课老师有过讨论，但是我个人觉得自己的陈述还不够全面，系统；故，需要在此进行一些补充，以此来表示对授课老师的尊敬。
正文：
分析这样的问题，我建议首先考查“历史”的因素。
封建社会的法制与现今社会的法制不可同日而语，其中“立法等差”以及“司法特权”是封建社会法制的基础，就“立法等差”而言，中国古代的传统法律实际为特权法，是以维护不平等社会关系为基础的，是由以等级形式出现的阶级制度所决定的。这样的制度产生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就是在法律上的不平等。这就导致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法律的公平要求在实践上是相当狭窄的，仅以唐朝为例，居于最高等级的皇帝，“上诋宝命，下临率土”是凌驾任何法律之上的。这就是说，一个“畸形”的公平形态出现了；而如此公平的法律又是靠特权来维护的。联系一下，可以得出的结论无非是：特权性虽在范围上是有限的，但却是合法的。再看“司法特权”；在“立法等差”的前提下，司法特权是不可避免的，法律所维护的也只能是封建社会的公平，否则也就不是封建法制了。通过以上说明，就可以很清楚理顺切入的方向，从这一点来讲，古代法制的效率则可以被认为是相当片面的。
其次，我们还可以把“文化”的因素纳入考查的范围。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受孔孟之道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其涉及面也是无处不在的，仅就“法律”而言，“无讼是求、调处息争”，仅此一句方释了无讼作为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根源所在。中国古代的地方官，追求的目标是“无讼”，他们运用道德教化解决法律纠纷，收到了和息纷争的效果。这样一来，由于崇尚无讼，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厌讼、贱讼，以至于讼师一类的职业，在中国古代是为人所鄙弃的。如此，试问中国古代“上诉率、案件积压率”低，是谓“好”、“恶”？正常乎？
下面让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当时是以怎样“调处息争”方式，实现“无讼”的？
（1）在民事案件审判中，调处与责惩相结合，调处更置优先考虑的地位。
（2）官府调处带有一定的强制性。
（3）官与民、堂上与堂下相结合。
（4）注重息事宁人，忽视是非曲直。
怎样？这样看来，实际上大量的民间纠纷在审理之前，就已经在家族，乡里内部调处息讼了，真正呈到官，审理结案的是很少的一部分。我觉得上述事实，其实就很好的回答了授课老师所提之问题的根源。中国古代的无讼，如此释析一看，实际上是以逃避讼累为代价的。百姓之所以厌讼、贱讼，在我看来除以社会、文化、政治因素外，最重要的是因为不堪为讼所累。在无讼的价值观的影响下，公民的权益意识与法律意识则相当淡漠。直到今天我们仍面临着一定的无讼的法观念，不是有“法院法院吃完原告吃被告”的说法吗？现今的“上诉率、案件积压率”偏高，从某种意义上分析，实际上是权利意识的一种提高。如果这样的说法，可以被理解，那么授课老师所提之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很清楚的被延伸出来了，不是吗？
最后，必须引入考查的“体制”因素。
有《清通典》卷三十四所载：清代知县执掌“一县之政令，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励风治、凡养老、稷神、贡土、读法，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的记载；
故此，我们是可以很清楚的从《清通典》中，了解到当时州县衙门的职能设制，分别为“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分管所属事务。那么，电视剧中县官一人仅凭己之能力公正断案的细节，纯属艺术修饰，不足采信。想想看，一般州县官都是靠八股制艺入仕的，对于法例可以说几乎一无所知，面对各种各样的民、刑事案件，实际上大都依靠刑名幕友来佐治断案。
对了，我需要在此特别提及一下，“幕友”的概念；我觉得授课老师的专业水平之所以未能如数悉知“幕友体制”的原因，也许是由于太专业化了，从而忽视了对专业以外，譬如“史学”知识方面的考查，想来只专注了“法学”单一学科，而仅此又可能、未能阐述所致，即导致此处认识上的空白！建议翻阅一下《佐治药言》；
“幕友”，事实上是由州县官自聘的，并非正式官员，他们以律例为世业，熟悉官场中种种陋规。被州县官‘倚为左右手’。幕友可以代州县官批写呈词，签差传唤拘提被告及干证，决定审讯日期，并参与审讯和代拟判决。请特别注意：正是由于许多判决是由幕友代拟的，以至于“审判之名在官，审判之实在幕”。从这方面的体制因素来看，恐怕你就不再被中国古代的州县官员审案能力大加赞赏了吧？这也就自然点破了问题的根本所在！
那么，是不是有了上述三方面的因素，我们就可以把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效率全盘否定呢？我觉得不然，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客观的讲，也有其优质：
（1）诉讼程序简便，审判方式灵活；就不失为，一项可以很好被现今法制所借鉴之处，就清代民事诉讼而言，一般在起诉后便可得到“准理”或“不准理”的明白批示。如准理，则按程序及时审理，作出堂断。在审判方式上，由于管辖制度严格，审判权限分明，使得州县官更明确自己的权责，能够在审判中发挥主动性。至于判词的制定和堂断的执行，都讲求实效，而不拘于形式。
（2）既严明州县官的司法责任，又赋予其审判上的权变。
（3）民事判决兼用民、刑手段。
（4）建立了监督考查制度。
对于以上四点，至少我认为有三点，都有被现今法律所借鉴、沿用的痕迹。
如此一来，分析解答此类问题的关键仅在于切入点上，我以为迫析的途径就在于把握的方向如何！此文发表仅作参考，不道之处尚需指点，故此抛转，以作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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