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在文学上的联系近年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遗憾的是,学术界虽然在两者思想与艺术的比较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却很少有人在鲁迅接受陀氏影响的客观根据及历史发展过程上做过详细的梳理和分析。笔者相信,如果能有充足的、令人信服的依据和材料证明鲁迅接触过、熟悉甚至精通陀氏,将为两者的比较研究提供一个更加厚实的平台。
  
   一、鲁迅接受陀氏影响的客观依据
  
   1.曾大量接触过陀氏的作品及研究资料
   据鲁迅日记中记载,他早在1913年8月8日,即购得日文版的《罪与罚》;1917年10月2日,又购得陀氏小说3本。据北京鲁迅博物馆编印的《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来看,他还收藏有很多德文、日文版的陀氏原著,如德文版的《罪与罚》、《白痴》、《死屋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短篇小说集》;日文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罪与罚》、《赌徒》等;还藏有一些日文版研究陀氏的论著,如纪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升曙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再认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据《(穷人)小引》中所记,他还读过《Dostoievsky’s Literarsche Schriften》和升曙梦的《露西亚文学研究》等书中关于陀氏的论述;据增田涉回忆,他还买过日文版的《舍斯托夫全集》,因此也必然会接触到《悲剧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克尔凯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战胜自明(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等著作。中文版的陀氏著作,他至少藏阅有韦丛芜译的《穷人》和李霁野译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书,这在他的日记及书信中都有记载。
  
   2.对国内陀氏的介绍与研究工作给予过热情的帮助与支持
   在鲁迅主编的很多刊物中,都发表过与陀氏有关的译介性文章,比如:《莽原》第2期与第6期上分别刊有《阿列伊》和《(穷人)英译本引言》;《语丝》第4卷第17期~18期上载有《朵思退夫斯基与屠格涅夫》;《未名》第1卷第1期上刊有《陀思妥夫斯基的忌妒》;《译文》第2卷第2期、终刊号、新2卷第3期、第4期中分别刊有《杜斯退益夫斯基的特质》、《果戈理和杜思退益夫斯基》、《杜斯退益夫斯基的样式与方法》、《杜思退益夫斯基》等文章。这些刊物是当时介绍陀氏的一股重要力量,无疑与鲁迅的关注与支持分不开的。尤为令人难忘的是,陀氏第一篇中译本《穷人》的出版,是在鲁迅的大力支持与参与下完成的。鲁迅不仅出资将这篇译稿编入在“未名丛刊”中,而且亲自比较了日本译者白光的原译文,写了《(穷人)小引》,以致数十年之后韦丛芜依然牢记着鲁迅所寄于他的“以后要专译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最好能把全集译完”的希望。此外,林语堂在《鲁迅》一文中曾提到1927年鲁迅在广州时,“经常给学生讲陀斯托耶夫斯奇”。从中可以看出鲁迅本人对陀氏有着怎样大的兴趣与热情。
  
   3.在许多文章与译作中都有过对陀氏的专门评论
   鲁迅论述外国作家的专文并不多,而陀氏却是其中之一,而且一下还写了两篇:《(穷人)小引》和《陀思妥夫斯基的事》。据笔者粗略统计,鲁迅在其全部著作中,至少还有50余处提及过陀氏或其著作。尽管鲁迅没有译过一篇关于陀氏的作品,但他所译的其他文章中谈及陀氏的地方却为数众多,比如《“否定”的文学》中称陀氏的作品“发源于否定”;《文学者的一生》中指出其作品中有着“非这人便不能表出的真实”《LEOV TOLSTOT》中对陀氏“描写那病底心理”的分析;《一九二八年世界文艺界概观》中对其“人不能单用面包来活的”“这一思想的阐释;《果戈理私观》中对他的“锋利到了病象的人间心理的写实”的称赞等。作为这些文章的翻译者,鲁迅不可能不从中受到触动与启发。
  
   4.对陀氏的文学艺术风格有浓厚兴趣
   鲁迅曾经说过:“我的小说都是些阴暗的东西。我曾一时倾慕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今后我的小说大约也仍是些阴暗的东西。”。他曾经告诉冯雪峰:托尔斯泰和高尔基“对我的影响是很小的,倒是安得列夫有些影响”,而安得列夫的艺术特点却是师承陀氏的,罗迦乞夫斯基指出:“安特列夫、阿罗兹白绥夫、梭罗古勃等人都是以杜思退益夫斯基为基点而出发的作家”,他所提到的这些作家的作品,鲁迅基本上都翻译过,而且有很多关于他们的论述。事实上,鲁迅翻译的作品中,很多作者都深受陀氏的影响,这一点鲁迅也毫不隐瞒,多次在译作后记中有意地提及。比如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中,他就引用阿尔志拔绥夫的话:“陀思妥夫斯奇……便是我的文学的导师的姓氏”;在《<一天的工作)后记》中,他引用玛拉式庚的话:“我看见那许多伟大的散文创作:普式庚、莱尔孟多夫、果戈理、陀思妥夫斯基和蒲宁。研究着他们的创作,我略常觉得一种苦痛,想起我自己所写的东西——简直一无价值”;在《(食人人种的话)译者附记》中,指出其著者“爱读尼采、托尔斯泰、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自己的住房的墙上,写着一句陀思妥夫斯基的句子道:‘得到许多苦恼者,是因为有能堪许多苦恼的力量”等。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和随意的提及,而是一种婉转的暗示,透露出鲁迅对陀氏艺术风格青睐的态度。
  
   5.在许多文章中毫不掩饰对陀氏及其作品的偏爱
   在鲁迅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很多文章中表现出对陀氏及其作品的强烈兴趣及偏爱:在《集外集》中,鲁迅说陀氏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在《华盖集》中,鲁迅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陀思妥也夫斯奇的《罪与罚》等,都不是啜末加咖啡,吸埃及烟卷之后所写的”在《且介亭杂文》中,鲁迅这样描述:“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在《鲁迅佚文全集》中,记录着鲁迅这样一段话:“要将现在中国人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比较起来,像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对比起来,真是望尘莫及哩”;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鲁迅说:“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谈自己,以及有些文豪们的专讲别人”。一个外国作家能够受到鲁迅如此的重视和喜爱是很难得的,如果这其中没有深刻、持久的思想共鸣和心灵感应,没有特殊的文学关联,是决不会如此的。
  
   二、鲁迅对陀氏精神的体悟及态度的变化
  
   1.对陀氏精神的体悟
   鲁迅专论陀氏的两篇文章——《(穷人)小引》和《陀思妥夫斯基的事》——在中国陀氏研究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世界陀氏研究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林贤治指出:“在鲁迅对陀氏的分析中,有一种知己般惊人的深刻”。
   鲁迅以异于他人的直觉和灵感,敏锐地抓住了陀氏作品的主要特质。鲁迅辩证而递进地剖析了陀氏如何在人的灵魂中展示善恶,显示出“人的灵魂的深度”。他说:“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对于陀氏而言,人本身就是恶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世上痛苦的一部分,而恶与痛苦的原因就是人自身,若要消除它们,首要应正视并承认我们自身有罪,这一心灵的历程正如鲁迅所看到的:“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
   陀氏笔下的人物,是一种相互冲突和对立的两极尖锐地并存于一身的有限的罪恶存在,他所竭力揭示的,不是他们的社会性,而是带有生理色彩与存在意义的人性。陀氏认为,人又不只是“犯人”,即便是犯人也自有其善,污秽的灵魂自有其神圣性或神的禀性和“埋藏的光耀”。鲁迅将陀氏对人的这种二重结构的展现形象而深刻地表述为:“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验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
   鲁迅还慧眼独具地洞悉到陀氏性格中与那深厚的博爱情怀相并存的黑暗因素与恶魔风骨,称陀氏有时候确实是一个“残酷的天才”,非常明确地指出:“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而且,他还体悟到陀氏笔下人物经受的灵魂上的拷问正是陀氏一生所无法摆脱的梦魇,鲁迅说:“其实,他早将自己也加以精神底苦刑了,从年青时候起,一直拷问到死灭。”这使笔者想起陀氏那由衷而发的心声:“我是时代的孩童,直到现在,甚至直到进入坟墓都是一个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的孩童”,由此可见,鲁迅如果没有一种知己般的心灵体会,是不会有如此惊人相似的洞悟的。
   鲁迅有别于一般评论的精到之处,还在于他从“显示灵魂的深”这一点出发所作的引申意义,表达对自己和民族审美心理的内省。他曾对中国读者的阅读心态作了自我揭示,讲到自己“总不能爱”的作家有两个,其中之一就是陀氏。他说读陀氏作品,虽叹其伟大,“却常想废书不观”。这种不忍卒读的感觉,究其原因,可归纳为:(1)“灵魂深处本不平安,敢于直视的本来就不多,何况写出。”(2)“把人物放在万难忍受的境地里反复试验,竭力使他们在极端的痛苦中活得长久。”(3)陀氏的忍从是快要破裂的忍受,“太伟大的忍从”,“作为中国的读者的我——却还不能熟悉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对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因为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4)“只有中庸的人,固然并无堕入地狱的危险,但也恐怕进不了天国。”前两点涉及陀氏自身艺术的另类特征,后两点则道出了中国人难读陀氏作品的文化心理原因。总括而言,以儒学为主导意识形态的中国文化传统,缺乏基督教的“原罪”观念,不相信人的灵魂不朽,主要的价值取向是以伦理代替宗教,重视教化和行为规范,其安身立命之地乃是现实的、功利性很强的今世,这便造成了不以信仰为重而是善于调和的心态和中庸的、经世致用的处事方法,因此面对那种狂热执着的宗教心态和神魔二分的宗教理念,中国人不仅感到陌生,而且反感;这就造成了宗教色彩极浓的陀氏艺术难以被中国文化精神认同的主要原因。作为宏观的东西文化比较,鲁迅从中国文化缺乏罪感和审痛意识的角度去分析,深刻而独到,至今仍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
  
   2.对陀氏前后态度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穷人>小引》中,鲁迅对陀氏的态度与《陀思妥夫斯基的事》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前者中,鲁迅的态度是景仰、欣喜和重视,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共鸣,不仅承认陀氏“拷问灵魂”的伟大,而且对他的基督式的博爱思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说:“爱是何等地纯洁,而又何其有搅扰诅咒之心呵!而作者其时只有二十四岁。却尤是惊人的事。天才的心诚然是博大的”;在后者中,鲁迅对陀氏却颇有不满和微词,不仅承认自己对陀氏“拷问灵魂”的做法“总不能爱”,“常想废书不观”,而且认为“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同时毫不留情地道出了“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的社会危害性:“因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
   鲁迅对陀氏这种感情上的主动疏远与1927年鲁迅的思想转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学者都曾指出,在1927年以后,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鲁迅将个人观点转移到一般政治立场上。因为迫在眉睫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不仅威胁到国族,而且威胁到个人的生存危机,这时的鲁迅似乎没有陀氏的那种冷眼旁观的余裕了,启蒙和救世的激情促成了鲁迅的变化。蒋介石对共产党员及同情共产党人士的大屠杀,使他更清醒地去正视中国社会的种种现实,把眼前的功利摆在第一位,开始为一个确定的目标而斗争;尤其在左翼文坛取得了崇高的地位之后,他的文学立场更加政治化和功利化,早期那种个人内心层面的因素与个性扩张的文学自觉明显地降低和减弱了。在这种情况下,用一种社会学和阶级论的眼光解读陀氏那种恶的文学艺术和基督教的忍从思想便成为一种必然,在《且介亭杂文·后记》中,鲁迅一语道出了他的写作初衷:“我在这里,说明着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定这种态度就代表了鲁迅内心的真实感受,因为对于鲁迅这样的伟大的越界者和先行者来说,思想上的摇摆、情绪上的起伏和心灵间的惨厉斗争既是真实的,又是异常痛苦的,并不像很多跟风型的学者对待思想观点的取舍如换季装似地潇洒和灵活;另一方面,也正因为这种复杂性和矛盾性,才造成了鲁迅的伟大与广阔。从这种意义上讲,如果抛开外在的事实因素,去寻找鲁迅心灵中那种对陀氏潜在的抵制动因的话,这种变化还是基于鲁迅意识深处的人性本善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制约,即前面提到的鲁迅对中国人难读陀氏作品的文化心理的探源,其中也蕴含着自己身为中国人的自省和自嘲。
   鲁迅对俄国文学的深厚感情和思想维系,是人所共知的。他与陀氏的联系就是其中突出的表现。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鲁迅不仅接触和研究过陀氏,而且熟悉甚至精通陀氏。由于鲁迅和陀氏所处的社会转型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相似性,使得他们之间具有很强的可以相互阐释的互文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中西两位文化巨人之间高度的内在默契和他们跨越时空的思想与心灵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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