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新闻报道了一件事：
在上海附近某风大浪急的水域，一儿童在禁止游泳的地方遇险，因当时正在退潮，他抱着个小救生圈，正在被水卷离岸边。当时就有一个人下水施救，未果。另一中年人也下水去救，岸上的人通知了附近的部队。但终因水上情况恶劣，两名战士受了不少伤后才将那名儿童及中年人救起，但中年人已经身亡。前面一名下水者救人者目前仍下落不明。而被救的小孩在上岸后，不久即被家长悄悄带走，连一句“谢谢”都没有留。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前几周《1/7》报道了在沈阳，一山东青年也是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与另一人一起从湖中救起一名溺水者，而自己不幸身亡。但被救者上岸后几分钟醒来，只留一下句“谢谢”就不知去向。后来死者父母要为儿子申请烈士资格，却因为找不到被救者，没有被救都的证明材料而申请不被接受。
某地一青年在外地遇长途汽车失火，救出58人，被救者纷纷表示感谢，并承诺会给他写感谢信。他兴高采烈地回家告诉家人自己的义举，也得到村民的赞誉。但是结果时间一天天过去，却没有一个人给他写来感谢信，村民也怀疑他是骗人的，他父亲因此心理压力过大而死。
某女青年与男友在公园约会时遇一群少年（十几岁，上百人）在械斗，数百人围观而无人制止或采取任何有益的措施。此女上前劝阻，并声称要报110，被其中一少年用西瓜刀砍了两刀，一只手于手腕处被砍断。
……
趁利避害是一种本能——不具有这种本能的一切生物都将被自然选择所淘汰——泛达尔文主义的毛病又犯了-_-|||。
对于前面几种情况，被救者总是倾向于选择一个最优策略——回避。因为一旦站出来，就很可能需要承担实际的物质上的答谢义务——虽然救人者的家属都没有提出这方面的要求，但对于被救者，他们就不能不考虑存在着这种可能性。而如果不站出来，如果被人发现，可能会需要承受更多的舆论压力。但被发现的可能性毕竟非常小，两相比较，还是回避的策略更占优势。
特别是像第三个例子，被救者数量较多，每一个人都会想：反正别人会写感谢信的，又不差我一个。结果就是这样，一个写感谢信的人都没有。相比前两例来说，他们的心理压力还要小。何乐而不回避。
至于最后那个例子，我只能说那个女青年采取的措施不当，对于这样大规模的械斗（虽然都是孩子），个人根本处理不了，应该暗地里报警才比较合适。我想说的是那数百名围观者，他们的想法和第三个例子中的被救者比较类似，他们肯定也是想：反正有别人会去报警，我还是在这里看着吧，万一被人知道是我报警的，说不定会被砍。
于是我们陷入了“囚徒困境”。
假设这个社会上只有两个人：甲和乙。当其中一人遇险时，另一人有两个选择：救或不救。可能出现的情况有两种：甲遇险或乙遇险。然后用假设的数字来定量说明：如果遇险时未获救，则可能死亡，其可能性为100%；如成功获救，则可能没事，死亡可能性为20%；如果别人遇险时不去救，则没事，死亡可能性为0；如果去救，则也危险，死亡可能性为20%。最后假设每个人都有可能遇险，这一可能性为1%。
则可以算出任一个人在以下情况的总死亡风险分别为：
- 救人并被救：别人遇险可能性（1%）X自己救人风险（20%）+自己遇险可能性（1%）X被救情况风险（20%）=0.4%
- 不救人并被救：别人遇险可能性（1%）X自己不救人风险（0%）+自己遇险可能性（1%）X被救情况风险（20%）=0.2%
- 救人并不被救：别人遇险可能性（1%）X自己救人风险（20%）+自己遇险可能性（1%）X不被救情况风险（100%）=1.2%
- 不救人并不被救：别人遇险可能性（1%）X自己不救人风险（0%）+自己遇险可能性（1%）X不被救情况风险（100%）=1%
综合作策略矩阵如下（甲，乙）：
| 甲救乙 | 甲不救 |
乙救甲
| (0.4, 0.4) | (0.2, 1.2)
|
| 乙不救 | (1.2, 0.2) | (1, 1)
|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的情况。虽然，两人互相选择救的情况，两人的总死亡可能性最小：（0.4%,0.4%）。但从个体考虑，比如乙来说，当他选择不救，则无论甲是否选择救，都比他选择救的结果要好：甲救的话，乙不救是0.2%，救则是0.4%；甲不救的话，乙不救是1%，救则是1.2%。可见乙如论如何都应该选择不救，反之对甲来说也一样。所以最终两人都会选择不救，达到所谓的“纳什均衡”。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悲剧性结果。
从前我们靠愚民的道德手段来维护一个互助的不稳定均衡，后来是用GC主义信仰，还有一些人是靠宗教信仰。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于是自然到达新的稳定的均衡点。
该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难怪今年两会时有代表提出要将见义勇为立法。
BTW：上面的博弈例子仅供参考，实际的情况应该是多次博弈，参见《
博弈论与纳什平衡》一文。
补充：《
冷酷的博弈》
在《见义勇为的博弈》中，风三火说我：
8厚道，用博弈来分析是否应该见义勇为，好比用财产收益率来分析是否应该结婚。
但是世界就是这么现实。何况用财产收益率来分析结婚也没有错，婚姻毕竟是一件现实的事，光有爱情是不够的，人都要吃饭，而且以后还有子女的抚养教育等。
回头说见义勇为的博弈。
之所以很不厚道地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不能光靠美好的愿景生活，不论我们多么不愿意接受，但这是事实。我们要做的不是继续哄骗自己，而是要设法打破这样的困境。
在经典的囚徒困境中，有很多方法可以打破。比如两个人通过某种途径达成一致，死不承认；但更常见也更实用的方法是：黑社会手段，只要组织中定一个规矩，如果招供了，则可能遭到组织的严厉处理，这样就改变了策略矩阵中的权值，导致均衡点稳定在一个有利的地方。
对于见义勇为的情况也是类似的。以两会代表提出的就见义勇为立法来说，假设立法对见义不为者处以一年徒刑（假设相当于1%的死亡风险），则前面所的策略矩阵变为如下（其中红色的数值就是因为不救而受到的处罚）：
| 甲救乙 | 甲不救 |
乙救甲
| (0.4, 0.4) | (1.2, 1.2)
|
| 乙不救 | (1.2, 1.2) | (2, 2)
|
现在可以看出，无论怎么选，不救都成了不利策略，这样均衡点就会到互救的位置上稳定下来。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还要考虑到不救者可以选择逃避，这样他受的处罚还要乘上被抓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所以效果也不会有理论上这样的理想。
所以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至少是从技术上说。
类似的博弈还有很多，比如这两则新闻：
被母亲关了8年的女孩姜巍（与新华网的数字不同，据《1/7》报道，姜滨蓝是八年前开始精神失常的）
哈尔滨发现花季少女被幽禁 六年只出一次门
前面那个姜巍的事我是在某次《1/7》上看到的，当时记者去采访时，女孩的一个姨姨说到，当时她们家（即女孩疯母亲的兄弟姐妹们）曾经讨论过解救她们母女的问题，可是后来还是不了了之。其实原因也很好理解：
亲戚们都在想，一旦把她们母女解救出来，母亲要送精神病院，女孩要读书，这些都是开支，最终还是要他们分担。最重要的是存在着风险，万一在解救过程中，导致任何的人员伤亡，后果无法承担。所以就任由她们那样过下去。
此外周围的邻居，当地居委会、派出所等机构也都知道，但出于与此类似的考虑——特别是如果解救过程中出了什么差错，无法向亲属交待。
大家都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但对那个孩子来说，就是如此的残酷。
人类之所以需要政府，就是在于有些问题是不可能靠个人的力量去解决的。
再补充：
因为我们不能靠希望大家都厚道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景来生活。
在一个多方多次博弈的情况下，只要其中有少数不厚道的人，就会导致整个系统中厚道分子会很快被淘汰。除非大家都是厚道人，没有不厚道的，系统才可能有一个脆弱的稳定。而不厚道分子只有到厚道分子被淘汰光了，他们才会开始“自相残杀”。
这是现实的悲剧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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