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篇里我谈了一下经济地位对个人的政治立场造成的决定性影响。其实个人的年龄及其生活的时代也对其政治立场有相当的影响力。
就拿 新左来说。他们还年轻，还不知道十几年的教育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加上经济状况通常相对较差，难免产生一些情绪。最关键的是，在他们懂事之前，所有文革的显 性遗迹都已经消失不见了。极左时代死去的那些人，尸骨已寒，所以他们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就连并不算太久远之前的票证他们大概也没有什么印象了。
新右则恰恰相反，他们或他们的家庭可能经历过文革，或是对文革及大部分极左历史有较多的印象，又或者是有过相当的非左教育背景。我一直认为，在中国现在这样的时代，决定一个人的思想素质的最主要因素绝非学校教育，而是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
相比上一代的老左和老右，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老左和老右几乎都是在儒家启蒙教育之后，在西方接受全盘西化的高等教育。只是老左学的西方的共产主义，老右学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49年以后，一部分老右出国或去了台湾香港，一部分老右留了下来。
不 过从57年到76年，这批老右也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剩下。因为他们以前只是公开打打笔仗的文人，根本不可能是那些从革命斗争中走过来的老左的对手。这么多年 过去，老左也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几个也早就没有什么势力了。新左虽然叫得响，但终归无权无势。当权的还是新右，换在四十年前，他们就是所谓的“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新右虽然看似被新左挟着人民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但现实是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大多还是偏右的，而那些掌权的官员则是“打着左转向灯向右转”——准确地说，应 该是“政左经右”。至于所谓的情绪化民粹主义言论压力总的来说也只是一种幻象，对最大多数民众有影响的主流媒体还是掌握在精英手中的。
新左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其社会地位——如我前面所说的，一个人的教育背景更多的是由其家庭和周围的社会决定——所以不 大会有人告诉他们什么叫“独立思考”。这也决定了他们的理论水平不高，在争论中除了挟人民为质以外，就只剩谩骂和人身攻击，他们甚至连自己的理论都搞不懂 ——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真的去读一读《资本论》。更不用说了解自由主义的理论，当然是会被新右认为是“不理性”的。
不过话说回来，不论是新左还是新右，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文革遗风”。虽然文革发生时大家都还小，但是文革时的戴帽批斗法却成为一项最重要的遗产被人们继承下来了。在这种针锋相对的争论中便不知不觉地被双方运用了起来。
在理论争论中，我欣赏黄佶的《资本异论》的做法：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来论证其中的问题。虽然他在文中论证的内容用效用论可以很简单地加以证明。什么时候新左能够做到用自由主义的理论来与新右争论时，这样的争论才真正会有一些意义。
不过也幸好新左不通理论，否则要是把马列那一套革命理论实践起来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
旁观左右互博（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旁观左右互博（二）——鲁迅与胡适是两面旗帜
旁观左右互博（三）——新老左右
旁观左右互博（四）——社会张力
旁观左右互搏（结束语）——骆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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