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4月22日

KESO愤然于他做了招行8年的一卡通用户,并且有5年的工资是通过一卡通支付的,居然《招行不知道我的信用》。

因为某些原因,最近复习了一些Alex的理论,不免又要运用一下。


谓的某某证明,是一件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因为就在二十多年前,所谓的“单位”是一个非常牛X的东西,有“单位”的人可是高人一等的,办什么事情要是有
了“单位”开的证明,那就叫“手续齐全”,否则就不予办理。但是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单位”早就已经不算什么东西了,可是在很多时候,“单位”开出的证
明仍然相当的牛X。

这种所谓的证明,从某种角度上说,可以看作是整个大体制中分解出来的小模式。只是现在看来,这种没有与时俱进的模式早已经失去活力。Alex说:

一个生机勃勃的建筑一定是由一套具有活力的模式所组成。而那些由失去活力的模式所组成的建筑则一定是僵死的。

最近半年来,关于改革的话题争论不休。其实都是瞎闹,就像法国的学生们一样,连实际的状况都没搞清楚。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完全正确否定改革,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问题关键是在于当前改革的方向上。对改革的质疑核心是:

在对体制弊端不作改进的情况下,一味地只推进经济改革,存在着巨大的潜在风险。

–4月12日发于鸟眼观圈

2006年04月10日

这些人之所以会对“馒头”或后舍男生如临大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馒头”们危及到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因为在“美好”的过去,他们掌握着所有的渠道,
并且对媒体的舆论导向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这也就意味着民众所有的娱乐选择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但是Podcasting一声炮响,把他们的美梦打得粉碎,
所以我曾经说过,Podcasting将会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希望


他们手中的那一块“保护创意”的遮羞布已经肮脏得一塌糊涂了,就别再拿出来了吧。“馒头”与“无极”的对照已经让我们清楚地看出,他们的创意早已经枯竭,
只能靠着控制渠道和媒体而苟延残喘了。对于后街男孩的态度就可以看出差别来。后街男孩之所以大度,其最关键的基础就在于他们拥有源源不断的创意,后舍男生
的恶搞在他们看来,是对他们创意的肯定而不是威胁,只有缺乏创意的蠢人才会对此感到惶恐不安,因为恶搞者比他们更有创意——至少是比他们的创意更受欢迎。
Podcasting的横空出世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丧钟响起。

不论是左右互搏还是韩白门,“文革做法”忽然被越来越多地为一些人所提起,仿
佛三四十年前的红卫兵们又还魂了。其实它们不是还魂了,而是根本就没有死。只要稍加注意一下就可以发现,那些给别人扣红卫兵大帽的人,正是当年的红卫兵一
代,所以他们才最知道如何将“文革做法”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恰恰相反的是,被他们把扣帽的人几乎都是没有参加过文革,甚至没有怎么听说过文革的“后文
革一代”。将本无恶意的KUSO与人身侮辱性质的阴阳头作比较,正是文革时的大字报式攻击手法。

我很高兴,因为Podcasting就像是高尔基笔下的海燕。


也不是存心要跟这些老朽过不去,注意一下舆论导向就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媒体在谈到版权问题时,总是喜欢抓住“馒头”一类的KUSO行为过不去。他们不过是
KUSO一下罢了,都有署名相应的版权所有者,并且没有用于商业目的。相比之下,某些人把别人的作品抄了过来,署上自己的名字,再拿去卖给不明真相的消费
者,如此恶劣的侵权行为却没有多少媒体敢吭声。这就是中国式的保护版权吗?

在《经济观察》节目结束后我换了一个台,正好在放一首叫《超口爱》的动画MV,作词作曲是“许常德(大无限)”,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这个MV,不论是动画还是音乐的风格,都让我立即联想到Crazy Frog。当然,这纯属个人联想,许常德的歌大多还是相当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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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4月08日

早上看第一财经频道的经济观察节目,谈的是胡戈馒头的老话题。对于这种炒冷饭的事情我通常是不感兴趣的,但是节目中那两个砖家的可耻言论,还是让我忍不住犯了嗔戒。

这两位据说是来自某音像版权机构的领导,以下摘录他们的部分言论(大意):

我也是看了“馒头”以后才去看的“无极”,但是这也不能否认“馒头”侵权的事实。

在法律没有判决前,谁也无权确定“馒头”是否侵权,你以为你是谁啊。

后舍男生的问题比“馒头”更严重。“馒头”毕竟经过了改编和配音,故事情节也与“无极”不同,只是用了其中的一些素材。但后舍男生则是完全使用了后街男孩的歌。虽然后街男孩知道以后,对此事表现得很大度,但后舍男生仍然是侵权的。

你又自作主张了,你凭什么说人家侵权了?人家著作权所有者都没有意见,你替人家着哪门子急啊?拜托读点书再出来混好伐,这种人还能当领导,中国就是毁在这种人手里了。贴一段法律给你看看:

在我国著作权法的第二十二条第九款规定“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这种恶搞固然很有娱乐性,也很受欢迎,但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是对的。就像文革时,我们把老师剃成阴阳头,在那时也很好玩,但是结果却是毁了一代人。

这种人还有脸说,你们现在的做法才是真正的文革遗毒,不过是把对象从老师换成了胡戈和后舍男生等。

这种恶搞是对创意的扼杀。国家现在正在鼓励创意产业的发展,为了保证这一政策的实施,就必须保护知识产权。

别拿国家政策当幌子。我在《劣不汰则优难胜》一文中说过,只有一个良好的劣汰机制,才能保证优胜。所以必须像大浪淘沙一般淘汰掉你们这些伪劣创意,才能让胡戈和后舍男生这样的优秀创意脱颖而出,这才是对国家政策的最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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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4月05日

其实这个题目还不够极端,应该说:注定没有人会是幸福的。当然,这个偏激而悲观的看法肯定是有前提的。

我们都知道,在极权制度下,对民众的思想改造是一项必须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统一思想,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诸事不顺,郁闷得很。某人跟我说:

(即使觉得人生狠没劲)还有很多条条框框说没劲也得忍受,不能自杀。这些(指我的想法)都是不成功人士的想法,毕竟有些人还是成功的。其实换一个角度考虑,是社会在异化,变得幸福的标准很极端了,要是幸福是多极的,人人都容易达到他满意的那一极,就好办了。

在人民还有信仰的时候,民众的普遍价值观虽然一致,但至少是“高尚”的。即使是在专制力量用一种信仰取代了多种其它的信仰以后,情况也还好。但是当二十几年前,这种唯一的信仰崩溃以后,这种高度一致的普遍价值观就统一转向了最庸俗的方面——如勒庞的群体心理学观点所指出的那样,群体所表现出来的特性是组成群体的所有个体共性,通常也是个体中最庸俗的部分。

(应TR老大要求,修改了一下,增加一些推演)

而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类,社会评价对于个人幸福感的影响就算不能说是绝对的,也至少是决定性的。那么在极权制度下,这种高度一致的庸俗价值观就几乎成了评价幸福的唯一标准。而且,个人没有力量去改变这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观。不要谈什么“幸福的感觉源于自身”,这种伪善的说教让人听得起鸡皮疙瘩。人是社会动物,没有人能够在脱离社会以后还能保持人性。

按我个人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其核心精神体现在对每一个个体的尊重上,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幸福的评价标准是多极化的。

(虽然)有的时候我也这么想,但是我是一个比较会检查自己的人,(所以)往往最后都是以“还是有成功的人,生活好的人,你生活得不好就是你没有本事”这类的想法结束。

我B4这种阿Q式的想法。 偏激一点说,他们的成功正是TMD建立在偶们的失败基础之上的。

那你为什么不能跻身食物链的上层呢?

因为《人,生而不平等》。

生而不平等,然而后天教育也是有可能平等起来的。

即使后天教育平等让大家的速度一样,但是起点差距依然存在。更何况教育本身也是不平等的。

回到幸福的问题上。当评价幸福的唯一标准是这种高度一致的庸俗价值观时,所有得不到这种价值观认可的人生,都必然是不幸福的。又由于在极权制度下,这种价值观是唯一的选择,这就决定了只能是少数人可以占据食物链的顶端,成为被这种价值观所认可的“幸福者”。

但是在价值观更加多元的环境中,我们可以看到像丁大卫或是这位华尔街餐厅大厨这样的幸福者。只是这种幸福不会出现在我们当中,因为面对单极化的幸福观,我们不得不承受这种“社会张力”。而在这种张力的作用下,没有人会觉得幸福,即使是那些少数的爬到食物链顶端的“幸福者”——因为有得必有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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