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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告。

自从“独立思考”这个种说法开始流行以后，这类事情发生过很多了。但问题在于：难道看过两本禁书，把以前的观念全部推翻，再把别人的结论全盘接受就叫做“独立思考”？

一、林则徐是引发鸦片战争的罪人？

按 亦忱所引的历史真相：1830年代，因为产品结构的关系，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巨大，令东西方贸易无以为继——另外，我想补充一点：中国当时并未有成形的金融 体系，使用的货币是白银这样的绝对硬通货，这也是令西方人头痛的一个问题，不像现在还有汇率这样的牌可以打。所以西方人不得不通过鸦片走私的方式来换取所 需的白银。而正是因为大量的鸦片走私导致了中国国内白银的短缺，清政府只能下令强行禁烟。而因为不愿意中止“正常”的贸易，西方人才不得不采取武力“要 求”清政府重新开放贸易——这就是鸦片战争。

在这其中，林则徐“禁烟所选用的是最简单、最粗暴，也是最不要动脑子的专制政府一贯使用的愚蠢方法”“在对付后面有英帝国撑腰的鸦片贩子时所选择的政策措施，更是毫无技术含量和外交智慧可言”是导致“给国家招来战祸的结局”的根本原因。

这不是鸦片战争，是贸易摩擦引发的战争。如此说来，林则徐破坏“正常”的贸易秩序，的确是需要背负这个罪名的。

不妨重新再研读一下亦忱所述的这段历史真相。

先来谈谈贸易。什么是贸易？维基百科的定义是：

贸易是自愿的货品或服务交换。

国际贸易是指跨越国境的货品和服务交易。

可 见“自愿”是贸易的根本基础。西方国家如果无法接受与中国的巨大贸易逆差，完全可以中止与中国的贸易——当然对他们来说，这很难。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中 国人对西方的大工业产品完全不了解也很难接受，大多数都只是有钱人买来做玩具或摆设，需求有限，当然政府和官员的一些限制也是原因之一（如《再谈林则徐》 一文所说）。而中国的茶叶、丝绸等却是西方国家的畅销货，中止贸易对西方人的损失太大。

走私鸦片成为西方人维持贸易的手段。这就要扯到另一个问题：法律。

不 可否认，当时中国没有法律——大清律不过是爱新觉罗家的家法。但是，对于国际贸易来说，遵守贸易双方国家的法律是最基本的一条，既然清政府已经宣布贩卖鸦 片是违法行为，那么这种贸易就是不合法的，被禁也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一点上，清政府不过是行使自己的主权，而林则徐不过是行使自己的职责。

当然绝对禁止鸦片如同现在的禁毒一样困难，但这也不能改变鸦片贸易是一种非法贸易的事实。至于拿香烟来与鸦片相比的确是有其可比性，但是毕竟戒烟的难 度远低于戒毒的难度。而且现在的香烟贸易是合法的——虽然我一直认为允许生产和销售香烟的法律是恶法，但是经济利益驱使的力量是无穷的。

禁烟的结果基本上等同于中国单方面中止了对外贸易——自愿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但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西方不愿意放弃这种暴利的贸易，便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去重开鸦片贸易，并使之合法化。这就已经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哪里还有什么文明存在。

至 于说林则徐没有意识到西方国家背后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是肯定的，只要亦忱愿意把林则徐之前的清史都看看就会发现，这不是林则徐一个人的认识，而是上从皇帝 下到百姓的一致认识。而即使林则徐没有强力禁烟，西方也是迟早要打进来的。因为中国“地大物博”，鲁迅在《准风月谈·黄祸》中说道：

倘是狮子，自夸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

而当时的中国不用自夸，就的确是这么肥大的——只不过不是狮子，而是猪、羊、驴。作为手拿屠刀的西方人来说，没有理由不杀。而早年不杀的理由，不过是因为老虎才刚认识黔之驴。

我 们常常喜欢批评专制的坏处，但是对于中国来说，为什么会存在如此长时间的专制统治？有没有人认真思考过？对于中国这样的传统农业国家，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 适应农业经济发展的制度，所以在中国两千专制历史上，政府高度集权的时候，经济就会有巨大的发展。清朝也不例外，按GDP计算，当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经 济的比重远大于现在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但同样是因为专制制度，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却又是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这不是一口肥猪又是什么？

所以亦忱所说的那种如春梦一般的假设（通过外交手段逐步将鸦片贸易纳入合法轨道并上书政府进行改革）根本不可能发生。

至于林则徐的军事能力不足的问题也不是一时一人的问题，这个隐患早在北宋时就已经种下了。自赵匡胤在陈桥黄袍加身之后，就制定了重文抑武的国策，以防有武将拥兵自重而反。这个传统被之后的几乎历代皇帝给继承了下来，结果之后的朝代中，宋、明、清都是亡在外敌之手。

二、鸦片贸易是合法贸易？

《再谈林则徐》一文中又引了一段历史真相：1729年雍正禁鸦片时并未禁止进口，1799年嘉庆全面禁止鸦片后，官员却将合法进口转为走私。

既然朝廷为鸦片贸易收税，则鸦片贸易在当时的中国是合法贸易，应该是一个可信的历史事实。

这 的确是可 以相信的历史事实，至少在1799年之前存在合法的鸦片贸易。这里的原因正如亦忱所说的利益驱使——跟现在的香烟一样。但是到了1799年之后，由于法律 的变更，情况已经不同了。至于官员的腐败导致的走私并不能作为鸦片贸易合法的理由。这是中国官场的潜规则，是正式法律下实际被执行的“法律”，但这不能改 变从官方意义上说，鸦片走私是非法贸易的事实。

腐败是一回事，走私鸦片是另一回事。

既然鸦片走私是非法的，林则徐强力禁烟的行为至少出发点是没错的。

三、满清有资本主义？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农业是这个国家的绝对经济支柱。而谋利的商业虽不被禁止，但却是长期被抑制的——虽然实际上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是在中国，利可以谋而不可以说。

但 是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根本变化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从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从专制主义向自由主义转变。鼓励人们在平等的法律条件下自由 争取属于自己的利益，政府的作用只是维护游戏规则。更不用说当时的西方已经出现了相关的金融体系，有比较完善的信贷机制，按熊彼特的观点来说，信贷为经济 的循环流转提供了动力，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源。

缺少这样的基础，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但这些在中国都没有。

我一直认为满 清是中国历代中最腐朽没落的一代，所谓的康乾盛世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从汉到明的中国历史，是一段皇帝集权逐步加强的过程，但是因为宋代重文抑武演 变到明代以后，文官集团逐渐形成一股有时能够与皇权抗衡的势力。虽然文官集团有一种反集权的倾向，但仍然不过是另一种集权，只是比起单一的皇权来说已经有 一些改进。但是满清入主中原后，文官集团的势力被重新瓦解，皇权的势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倒退。这样的政府下不可能有所谓的资本主 义萌芽，那种官僚经济形式也根本不是什么资本主义。

既然连资本主义都不是，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它的“好”“坏”了。

四、林则徐为什么要骗道光？

在《再谈林则徐》中，亦忱引述一段历史真相：在鸦片贸易摩擦发生后不久，发生了多次武装冲突，林则徐奏报道光说“七战七捷”，最终导致冲突升级，直至引发鸦片战争。

但实际的情况是，在那种皇帝一人的意志决定天下的情况下，一切都要按皇帝的意思来。道光那个人就是爱听好事的，如果林则徐实话上奏，那么下场肯定是立即被发配充军。所以在林之后的琦善、伊里布……一大堆跟英国人打交道的官员统统都是这样骗道光，骗得不好的时候就完蛋。

这就是专制集权的结果：权力全部集中到皇帝一人那里，皇帝如果是个混蛋，那就全玩完。

林则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他所处的时代有他必然的历史局限性。比如他不愿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他很清楚这种说法说出来 完全没有作用，反而有害。于是他只能做一些他认为正确的事——当然在我们现在看来，有些事情是办得很错误，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就是整个中国的社会意 识的缩影。

只 要去考察一下当时的诸官员所作所为就知道林则徐的行为是很正常的。比如后来任闽浙总督的怡良，也曾经私下里说过如“夷务不可为”之类的实话。但是这种话不 能公开说，因为如果公开说的话那就是“汉奸”，是长他“撮尔岛夷”之志气，灭我“天朝大国”之威风。那时的大清国是天下和谐太平，道光皇帝英明神武，所有 官员都必须紧密团结在以道光皇帝为中心的天朝中央周围。

如亦忱所言：这样的腐朽没落王朝不走向毁灭，天理何在？！历史的正义何在？！

问题是这是林则徐一个人错，或是他一个人可以改变的吗？

五、侵略有积极意义？

这话肯定没错，按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什么事情都有正反两面。

义和团事件不用说，慈禧耍了一把太极，把愚昧的起义者利用起来巩固自己的政权罢了。而这些愚昧的起义者正是由千年专制传统教化而来。这也是高度集权的下场，一旦皇帝没有能力掌握大权，就很容易旁落到后宫之类的地方去。

当时的西方经过几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比当时的中国进步得多。他们的到来的确把他们的先进文化带到中国来了。只不过他们是用枪炮强加而来。如同美国把民主的进步思想强加给伊拉克。

至于亦忱说：

在我看来，如果要说近代中国社会进步不够快，其向西 方文明学习和模仿的国家现代化建设步履蹒跚，其主要原因，绝对不是晚清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倒是西方列强对晚清的侵略力度不够而给小日本留下了巨 大的机会，使它在甲午战争与后来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屡次得手，从而彻底地阻断了近代中国向西方文明学习的几十年机会，以及我们的近代历届政府对西方列强随其 侵略得逞而移植到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先进制度学习不够而造成的。

就纯属混账话了。如同是说：被ＱＪ也是很爽的事，如果不够爽，那是因为被ＱＪ得不够。

在 西方政治大发展的那几个世纪里，中国几乎与世隔绝地安全生存了几个世纪，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给中国带了西方的先进文化，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惯 性又岂是这么容易改变的。这才是中国的百日维新失败，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坏制度会在中国死灰复燃，而好制度难以发展的原 因。

要证伪亦忱那段话只要看看世界上那些被侵略得“很够”的前殖民地国家就知道了。

六、文化暴徒？

乐毅的“文化暴徒”一说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暴力，至少有人身攻击的嫌疑。但是说：

你不能拿今天的文明规则去要求、评价一个古人，动不动就给人扣上一顶“历史罪人”的大帽子，那是一种文化暴力，令人不寒而栗。

还是在理的。至于说文化暴徒。

此说必然是先有文化而后有暴徒，至少是文化和暴徒兼而有之。所以亦忱拿那些没文化的评论者来比根本没有意义，那些人只是暴徒，没有文化。拿他们来比，即使不说当自己是暴徒，至少也是当自己没文化。

七、加点废话：

作为学术上的讨论，本无所禁忌，什么观点都可以拿出来讨论，甚至争论。但是重点在于对不同的观点需要采取包容的态度。至于说：

看了这些蒙昧的同胞对一篇严肃讨论历史问题的文章如此粗暴对待，我从内心对我们这个民族充满了一种难以表达的绝望和悲哀。

实 在大可不必。首先，作为一种比较学术化的观点，本身就不可能是很容易为大众所理解的，既然不能理解，就更谈不上被大多数人接受了。去统计支持率完全是一种 自取其辱的行为。其次，即使是在学术范围里，一家之言终归是一家之言，要取得别人的支持需要的是你自己的说服力，而不是用“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境界依然停留在中世纪，其国民的思考能力与当今世界现代文明严重脱节”这种话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当然还有一种办法：先取得专制的统治地位，之后就如奥威尔所说“谁掌握过去就掌握未来，谁掌握现在就掌握过去。”，这样要取得90%以上的支持率还不容易么？嘿嘿。

注意：本文纯属因为与林则徐是老乡而作，不保证客观公正。^O^

其实只要明确一点：谈到利率时，就必须与计息期挂钩。

按 月计息就是以月利率计算，按年计息就是以年利率计算，这个利率叫做“实际利率”。为便于比较，通常所谓的“年利率”是指“名义利率”，即将“实际利率”乘 以一年的计息期数得出。如月利率为5.325‰，一年计息期数为12，则名义利率为：5.325‰X12=6.39%。如计算期超过一年，计算方式相同， 只是计息期数小于1。只有当计息期为一年时，实际利率才会等于名义利率。

因此，《房屋贷款利息的陷阱》一文中的算法是不对的。作利息计算时还是需要将名义利率重新折算为实际利率以后再根据实际期数计息。

之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会有如此多的误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专业人士以他们的专业知识将大众隔离在外。比如在专业人士眼里存在着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差别，但对 于普通民众来说则只有一个利率；还在计息方式也是，像复利、年金这类的财务专业知识也不是大众所具备的。于是专业人士就有了忽悠的条件。

其实这种毛病我也常犯。前不久在GTalk群里评论《一个想钱想疯掉的幽灵在张家界的上空游荡……》一文时，我就说了：导致这种事情的原因是“哈丁公用地悲剧”，而解决的办法是“科斯定理”。典型的不说人话。

（注：上面这个话题有空再另外扯过）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像我这种半懂不懂的人喜欢卖弄（真正的达人是能把最深奥的道理用最简单的方法表达出来，比如周其仁所说《从铅笔入手学经济》）以外，某些专业人士则通常是为了通过忽悠大众谋取自己的利益。

反对忽悠，从我做起。以后要力争把问题说得简明。^O^

作为接受过党的多年教育的社会主义三无中年，我觉得有必要灵活运用三个代表和八荣八耻的学习成果，对这些人加以批评教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每当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变化时，社会就一定会发生变革——或者说叫革命。而革命有两种：武装革命和思想革命。

纵 观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的思想革命都是从对落后的思想进行恶搞开始的。随便举几个例子：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所创立的新教就是对 罗马教庭旧教义的恶搞，并最终通过宗教改革葬送了落后的封建制度，推动了新兴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文艺复兴时但丁的《神曲》则更是将当时的宗教领袖恶搞到地 狱篇里去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是哪些人受不了恶搞，要反对、阻止甚至扼杀恶搞呢？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是那些没落腐朽的反动统治阶级！

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同志写过一篇优美的散文诗《海燕》，用象征的手法对这些害怕恶搞的腐朽没落的反动统治阶级加以无情的嘲讽和批判，并且同样用象征的手法对代表革命群众的恶搞加以热情的歌颂——让恶搞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在当今的社会主义中国，仍然有那么一小撮人，对恶搞心怀怨恨，对革命的恶搞进行大肆的污蔑。要是在万恶的旧社会，对于这样的阶级敌人，人民一定会给他们被扣上一顶“黑五类”的帽子，再踏上一万只脚。

他们应该庆幸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人人享有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中国，给了他们这样言论自由的权力。但是他们不但没有好好运用党和国家赋以他们的神圣权力为党和人民服务，反而恶意攻击革命恶搞的人民群众。

这些人的思想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是彻彻底底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

参考文献：

中小学语文、历史、政治教科书。

在家里可以看到很多与台湾有关的节目，特别是最近关于扁扁的事情闹得很大。

其中的一件便是扁扁的人说是要起诉几位台湾媒体大婉，比如陈文茜等。就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扁扁以及民进D的表现来看，实在是失败中的失败。事实上，正 如很多人所说的那样，取得执政权的民进D，已经不再是在野时的那个民进D了。所以施明德、许信良等人要出走，剩下的便是扁扁和四大金刚这样的人物。我在 《专制的诱惑》中也说过，不管开始多么的民主进步，一旦坐上那把旧椅子，变质就几乎是必然的。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血液里，不是这么容易 就能被清除掉的。

关于扁扁的事情，龙应台写下了《我怎麼上「陳水扁」這一課》。对于中国人来说，的确还有很多课要上，但是至少在台湾，媒体还是真的可以有“舆论监督”的作用的，而即便是“总统”，也不得不通过正式的法律途径去应对他所无法忍受的媒体。

但是我们呢？

看看富士康事件就知道了。如果不是因为这次郭台铭把矛头直指媒体从业人员个人，那些媒体人是否还会是这样的激烈反应呢？更值得激烈反应的陈G诚事件和崔英杰事件却反而平淡很多。《二水点》事件过去不过半年多，他们应该还是有记忆的。

同样是媒体，但媒体和媒体是不一样的。正如同样是法律，但法律和法律也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蛮喜欢《第一财经》这个媒体，《第一财经日报》的主编秦朔也是可以每天在《第一财经》的《会见财经界》广告里看到的。但这一次的事件还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媒体在强权面前是多么的无力。

《南方周末》《新J报》《二水点》倒在了政权面前，而《第一财经日报》倒在了资本面前——因为在媒体和资本之间，政权一定选择资本。

媒体的用途最终只会剩下一个：舆论监督——不过是监督人民好好学习八荣八耻《江泽民文选》……

富士康一案现在看来，唯一的作用就是证明了：

网络顶个球，媒体连球都不顶。

上周三中午饭后无事，就看CCTV1的《今日说法》，说的是前一阵地球小姐陪酒之事。

整个节目看完，就只看到受害 者的叙述，还有记者及有关部门在查主办方和酒店方面。但是其中一个方面却是明显被有意忽略的，那就是享受这种陪酒服务的那些人被节目完全回避掉了。不过这 也很好理解，不论是记者还是有关部门，要是真的去查那些享受陪酒服务的人，那么结果就是很可能查到自己的顶头上司头上。所以当然要回避掉的。

但这很让人受不了。

CCTV这种媒体强奸观众是惯了的事，但是偶尔还是会有一些貌似“有责任感”的报道。不过对于这种事情的报道却往往只是弄一些表面的东西来唬弄观众，一旦观众的欲望被吊起来，开始涉及到关键的问题时，却又忽然不再深谈下去。

丫的早泄了。

这种事又何止一个CCTV，中国的媒体都这样。

比如丘成桐的事情，本来说北大的问题，说着说着眼看说不下去了，就转成说丘的人品问题起来。不管丘的人品如何，丘所说的北大的问题是不是事实？为什么要回避？为什么不能继续追究下去？

富士康的问题也一样，一场官司就把大家的注意力全转掉了，血汗工厂的事实还有没有人再继续追究下去？有没有媒体去追究其它更多的血汗工厂？有没有媒体敢于去追究这些血汗工厂背后的那些地方政府，甚至是这个杀人的GDP背后的一切黑暗？

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因为没有一个媒体是不早泄的，它们早都被吓坏了。

闾丘露薇在美国看到的媒体报道是这样的角度，而同样在美国的南桥看到的则是另外一个角度。

所以我一向认为：小国永远都是大国利益博弈的牺牲品。

而小国的人民则成为了这种牺牲品的牺牲品。

从这一次战争来看，这其实是中东地区矛盾积累的一次大爆发。只要我们还不是太健忘的话，应该知道黎南部地区曾经被以色列作为战略缓冲区长期占领，直到前几年才刚刚全面撤出，将这块土地归还黎巴嫩政府。但是黎以边境一直都没有平静过。

所 谓的以军士兵被俘事件，只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如同点燃一战的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以色列需要这样一个机会来对真主党下手。而真主党武装作为被国际警察美国列 入黑名单的恐怖组织，也正是美国要除之而后快的。对于黎政府来说，真主党是一个心腹大患，就像是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终于取得了政权。

本来以这三方的力量合作，把真主党灭了这事也就完了，死伤个把平民，那都是Collateral damage。如同当年的伊拉克战争，何况以以色列的军事实力是可以做到的——如果可以放开打的话。

现在的问题是：真主党是游击队，这使得以色列面临着投鼠忌器的困难。另一方面，如果真如美媒体所猜测的那样，伊朗掺和到这事里，问题就更大了，这就成了伊朗核问题的延伸。因为伊朗它不是一个国家，这一刻，包括中国、欧洲一些国家在内的很多石油消费大国灵魂附体。

所以现在战争久拖不决。

事 实上，从世界格局上看，中东问题就是石油问题。除美国一派以外，其它的石油消费大国都不愿意看到美国完全主导中东事务这样的结果，所以他们必须在中东地区 放纵甚至支持一些反美势力——当然不能是公开的。而反过来，像伊朗这样的国家就可以趁机借此扩大自己的利益，核问题就是一个例子，这让这些国家很难办。

当然话说回来，伊朗也知道他们的容忍是有底线的，所以也不能做得太过火。但是这次战争又给了它一次机会。

那么为什么现在对于这场战争，大家都显得沉默的原因也就昭然若揭：现在大家都是骑虎难下。

利 益博弈的各方现在的面临的问题是：以色列没有达到解除真主党武装的目的无法向国内交待，但是黎平民的死伤又让它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黎政府纵容以军的入侵 极大地损害了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但是真主党不除黎政府也是难平心头之恨；以色列背后的美国无论如何不能不支持以色列，一方是国内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它必 须支持“反恐战争”；伊朗的日子也不好过，战争拖延下去，迟早把它给卷进去，那就难以脱身了；还有那些石油消费国，背上支持恐怖主义的处牌子可不是闹着玩 的。

而以上各方的任何一方退出，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利益，这又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事实这时候联合国能从中调停给 大家一个台阶下，可能还有希望。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很明显：在联合国中起主导地位的大国都卷在其中，谁也不愿意也来当这个冤大头，于是联合国再次成了一个 摆设。

这看上去是一起局部战争，但实际上全世界都卷进去了，主导战争的各方都在为考虑自己的利益而焦头烂额，他们哪里还有空为制止战争说话，更不用指望他们为会战争中伤亡的平民说些什么了。

这样的分析很冷酷，只因为这样的世界很冷酷。

ZOLA的问题是：

1、如何“按单利反向核算”？
2、“用单利折算成年利率”，如何折算?
3、什么情况下用单利率，什么情况下用复利率？

这些问题是这样的：

1、首先一点，实际的利率是根据借贷期限而定。
比如一年期的利率就是借贷一年的利率，三年期的利率就是借贷三年的利率，按月偿还的贷款利率就是借贷一个月的利率。这种利率是实际的期限利率。

2、因为这样的话，利率就与借贷期限相关，不便于比较，故通常是折算成统一的年利率加以表达。又为了便于计算，这种折算通常是按单利形式进行。
也就是说，三年期的年利率就是三年期的总利率/3，并不是指三年期的借贷每年的利率就是这个数字，因为三年期的借贷不能拆开，所以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么一个“三年期的每年利率”。
按月偿还的贷款也一样。年利率为月利率X12，但并不是表示你可以不每个月还，集中到年底一次还一年的，因为这样还款期限延长了，对于放贷人来说，增加了风险，这样的话年利率是要比按月利率按复利计算还要高的。同样不存在“按月还款的每年利率”。

3、只要搞清楚一点：年利率只是一个理论参考值，实际的计算要用相应借贷期限的实际利率。所以从理论的年利率换算到实际的期限利率时，是按单利的（因为原来就是按单利折算的）。得到实际的期限利率以后，就可以按复利计算了。

从根本上说就是：实际的利率是与借贷期限挂钩的，除了一年期的借贷以外，年利率只是一个名义数值，是从实际期限利率折算过来的，理论上这种折算可以 按单利也可以按复利。但为了简单起见，似乎商业银行都是按单利折算的——因为这个数字对于实际的计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实际计息还是要用实际的期限利 率。

所以袁哥在文章中所说的“年利率6.39%的月利率应该是1.0639^1/12-1=5.175‰”的算法绝对是错误的，因为银行给出的名义年利率是按实际月利率5.325‰乘以12给出的。当然，如果有规定一定要银行按复利折算年利率的话，银行公布的年利率就会是：(1+5.325‰)^12-1=6.58%，结果是一样的。

这里不存在剥削的问题，最多就是利用民众对此专业问题的不了解，有一点欺诈的嫌疑。

但是就算是欺诈嫌疑也是很难成立的，因为除非是在完全市场化利率机制下，不同的商业银行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自行制定利率，并且整个金融行业默认是按复 利折算年利率。这样的话，以按月还款的贷款为例，如果某商业银行按单利折算年利率就可以用较低的名义年利率，而实际收取更多的利息（因为利息是按月利率复 利计算）。

而在中国，这种情况不存在。首先，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是由国家规定的；其次，所有的商业银行都是按单利折算年利率的。

唯一有可能的欺诈行为是这样的：

央行规定的年利率是按复利折算，但商业银行却是按单利算给客户。不过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这就不是欺诈客户的问题，而是在欺诈国家了。

至于剥削之类的说法还是要慎用。共产主义教育真是深入人心啊，当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几千年来对商业的B4是有传统的。

因为中国的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都是国家规定的，二者的差值就是国家要给商业银行的利益，要说剥削，那也是国家在剥削人民。民众所能做的就是做一道是 非题：要是觉得存款利率低，可以选择不存；要是觉得贷款利率高，可以选择不贷。仅此而已。而不论是国家还是商业银行都不会因此受到什么损失。

要改变这一切，首先要抛弃过去在学校里所学的那些非市场化的心态，只有当中国金融业全面市场化后，由市场来决定利率，放开商业银行的竞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争取到更高的存款利率和更低的贷款利率。

这几天在FT中文网上，关于中产阶级的话题讨论得不亦乐乎：

《“我怎么能算中产？”》
《中国“中产阶级”是伪命题》
《中国有中产但无阶层》

一些读者来信纠缠于“中产阶级”、“中层阶级”或是“白领”什么的概念不放，我觉得这没什么意义，其实大家都知道，这里讨论的就是所谓的“middle class”。

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middle class”？说有也有，说没有也没有。

如果简单地以收入为标准来衡量，不论这个标准是怎么样的，总能划出一部分人算是“middle class”。不过这些被算作“middle class”的人自己却未必会这么认为。

特别是看了这篇《抓住中国中产阶层的商机》，我实在不明白麦肯锡怎么会这么乐观，他们凭什么认为在未来五年里，lower middle class的增长幅度能够远远超过过去二十年的积累增长？我始终觉得中国目前的不可持续增长模式正在经历瓶颈期。

这种脱离实际的理论分析实在是太不靠谱了。

不 可否认，从宏观上看，中国人最近几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我们同样要看到，也是在这几年里，城镇居民的人均必要支出也有了较大 幅度的增长：除了医疗、教育、住房这三坐大山以外，老龄化也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对新城市人来说，他们的父辈都还在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村。

而 最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这些所谓的“middle class”对未来的缺乏信心，对可能发生的不确定因素的担心，使得他们不可能像发达国的中产阶级那样，真正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成为社会的稳定因素，成 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而且一旦社会经济状况恶化，他们反而会成为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这是中国的middle class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不同所在，也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不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