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訇然解体至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这个时间段，王纲解钮，民权勃兴，我以为那时中国进行深刻的转型，这一转型被解放战争中断，在此不赘述。
所谓转型，就是将秦始皇确立的二千多年运行不悖的郡县制（夹杂着封建制）转化为宪政，也即是将集宗教、行政、军事、教育、监察大权于一身的君主制转化为宪法保护公民免受政府迫害的人民民主的共和制国家，上述职能各有专司，不得僭越，这也是孙中山对国家体制中专门设计行政院、监察院、考试院的由来。
但是，我却看到这样的一种景象，被请上产床的孕妇下身被假装扩大了产道，而身上已被插上数不清的吸血管，医生安慰着产妇，你再忍忍，再过一会儿，胎儿就该生下来了，而这个可怜的妇女根本不知道，她的肚子里面根本就没有宪政这个孩子！
毛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文化大要命，因此，秦晖说，当时的中国，往任何一个方向去都是对的。于是，78年以后，老百姓桌子上的菜多了，CCAV的新闻联播就说：中国转型了，再过几十年，中国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这个伟大发明已被金正日捡去了，因为他政治上的正确得以免收版税），CCAV的新闻联播在昨天晚上7点钟还在说农民欢天喜地，说收入又增加了，肚皮填得再旺实了。其它事我不肯定，但我确信今天晚上7点，CCAV的新闻联播还会继续说农民欢天喜地，说收入又增加了，肚皮填得再旺实了。反正CCAV自被发明以来，从来都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如果不解，就请你去听听李肇星与杨部长相隔十年对亚非拉各色大使的谈话就知道了，除了年月日，其它我可以向您保证。至于工人和农民在填饱肚皮之后还有些什么想法，对不起，CCAV的播出大纲上昨天和今天都不会安排，同时，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明天同样付之阙如。
先说法律，马克思也好，列宁也好，斯大林也好，毛老人家也好，都说历史是曲折前进的，反正之字路也罢、波浪型前进也罢，摸石头过河也罢，进两步退一步也罢，总有一个向前的趋势是不是，总不成把进一步退两步说成是前进罢？那堂堂中国岂不成了迈克尔•杰克逊的转世灵童了，他老人家就是跳起舞来，看起来前进其实在后退的。王先生胜俊说三个致上，明确地告诉我们，根本就没有宪政这个婴儿，那么，我们凭什么相信中国正喜悦地躺在产床上，而不是躺在血污横流的杀猪场的案板上，在欢乐颂的美好音乐中，被500家喜气洋洋地杀年猪？
再说教育，我看到一张照片，一个老者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道：“任何学校都不能把学生作为赚钱对象，没有哪个国家把学生作为商品和财源来榨取的。”但是在我们这个伟大而神奇的国度，每一所学校正是把学生当成甘蔗、当成肥猪、当成牛羊来榨取的，榨干他们父母的钱财，给他们的大脑注入爱国的红墨水，再一脚踢到人才市场去瞎转悠。感谢陈女士致立，你创造了世界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教育第一，那么宪政中人民受教育的天然权利从何说起？
再说佛道，其实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与宗教是连裆裤，欧洲经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从而把罗马天主教教庭跳裸体艳舞的妓女请回到她们该去的地方，这才有了文明的欧洲，而新教经历了种种教派教义的纷争之后，才有了美国禁欲与勤俭的立国基础（可怜的资本主义！但他们常被金正日及其哥们栽赃），宗教清则社会清。但是看看释永信，铜臭已明白无误地挂在了脸上！每一个稍有名气的名山大川的寺院，都与导游小姐签下了协议，蒙钱分成，每个僧人，都在向游人出售释迦牟尼。当今的中国社会，就跟《金瓶梅》中杨姑娘气骂张四舅一般，“张四，贼老娼根，老猪狗，我无儿无女，强似你家妈妈子，穿寺院，养和尚，合道士！你还有睡梦里哩！”道德土崩瓦解，全民昏昏噩噩，高兴死人民的带路人。这样的中国人，跟明朝末年的国人除了衣服，没有两样。
那么转型还论个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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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转鸟型。
这一定是造谣
（转两个帖子，未经核实，极其有可能是反动份子破坏国庆气氛的造谣之作，我特别选出，以便相关部门进行追捕）
尊敬以及有可能看到我这封邮件的领导：
您们好
今天我怀着无限愤懑的心情给您写下这封邮件，我不知道您百忙之中是否能看到。但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上海市民，我今天所遭受的对待是我无法相信这是我们D的行政机关所为，也是我一生中遭遇的最不公平的对待。
9月8日中午13点左右，我驾驶车号为皖XXXXXX的福特私家车由华宁路向剑川路行驶，在元江路口遇到红灯等候，这时候过来一穿白衣的男子，问我能否带他一段路，我先是拒绝，后他说肚子很痛可能胃有毛病等不到出租车他家就在前面，麻烦带一下。我说我工作单位就在闵行开发区马上就到了，他说他就在北松公路什么村，我心一软就让他上车了，其间我还说我有事要马上到公司，你往那边往松江走我可不能送你，他说不远就在华宁路北松公路转弯处，他说到给十块钱，我说不要但是待会到前面你就下，我根本就没准备要他这十块钱。在刚至北松公路转弯处，我还问这里待会怎么转到剑川路上，我不想再回头路，他说过了，叫我倒车回头。
我往回倒了一些，刚一停车，此白衣男子伸手拔我车钥匙，一群穿制服的男人大约共七八人一拥而上将我从车上拖下来并强行抢走钥匙，我瞬间认为碰到了强盗还在呼救，这群人不容我分说，将我双手反扣卡住我脖子推搡至一辆面包车里，同时搜去了我的驾驶证和行驶证，并拿出一份准备好了的调查书（临时写上我车牌号）叫我签字，我拒绝签字，我说我没干任何违法的事情，你们是什么人，请出示拘捕扣留证件，他们未能出示，告知我是城市交通执法大队，只有一个人出示了个工作证并将姓名一栏一直遮着不给看，我说需要看到姓名，我没有违法，我也拿我的身份证驾驶证给你们看了，而且你们现在这么多人把我拘禁在这里，我需要看的是拘捕证不是工作证，其间我还请求不管怎样，我车上还有贵重物品，请让我拿下来，怎么配合调查我都可以接受，但请让我先拿下来，你们不能这样无缘无故的开走我的车，拿走我的东西。他们说不拿你东西处理好了你自己去拿。
就这样在经过半个多小时在面包车上的拘禁，他们中有人用手指着我鼻子在说，我说请你放尊重点不要拿手指指着别人，他说他没指，他是用手指在空中晃动。我抑制不住满腔的悲愤，这还有什么天理可言？这是什么执法队伍？我要打电话报警他们也将我电话抢走。最后这帮人扔给我一纸《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调查处理通知书》将我推下车，我问我到哪里要回车，到哪里申述，他们说上面写得有便扬长而去。
我无奈打的到七莘路778号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得到答复这是才发生的事情，材料还没到他们这里，叫我等10个工作日后，我说我车上还有电脑等贵重东西这时里面一工作人员才给我盖了个章叫我到春申路梅富路一停车厂去拿我的物品，我看到墙上有投诉电话，在去停车场的出租车里打电话向该单位投诉，得到的答复是会向领导反映。
我又去交通执法大队的上级部门闵行区城市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交通科反映情况，一位姓王（汪）的女士接待了我，但还是说今天不行，要了解情况后给我答复。在此我向王女生提出几点质疑，我说您看我是否是像运营黑车的？ 她回答不像，但现在不能定。我还让王女生看了手上的伤痕，我说即使是处罚黑车（何况我根本不是）在当事人没有任何逃跑的意图，这么多人围着为什么还要反扣手臂卡脖子，王女士回答说这些不是执法大队的人，是一些协管人员，并说坦率的说觉得我运气比较差。我完全不能接受这个说法，如果是我非法运营黑车，被抓那说我运气差，但我完全没有怎么会遭到如此强盗般的对待。
我问交通科的王女士，这些协管人员冒充乘客并勾引车辆搭载行驶的行为不适宜作为我们**行政单位应采用的手段，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违规，是引诱（误导）违法，我们交通执法怎么可以雇佣这样一群人。 王女士也坦诚这些协管人员抓到一个运营黑车的会得到一份奖励，我问王女士那有没有抓错的，王女士说有，我问那抓错怎么办，王女士说抓错就算了，放车，我说那错抓就算了就没有给赔偿损失一说？ 王女士说抓错车主也没什么损失么车子解除羁押么就算了吧，感觉到我对这答复无法满意，王女士又说：当然现在有国家赔偿法，不满意可以走法律途径，或者申请行政复议，不过那通常要至少两个多月。
拖着被施以暴行奔波一天疲惫的身体回答家里，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愤给写下这封信。我父母都是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退休前也都是在**机关工作，从小接受的教育便是善待他人尊重他人，在地震时候捐款，每年以女儿名义向儿童基金会捐款，就连这次被强迫“执法”也是应这白衣男子的要求做好事，为何好心却遭到这样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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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网友提供的正确的处理方式： 开车的TF注意了，当心被“钓鱼‘!
妈的，今天差点被钓鱼，幸亏有朋友提醒过。
早晨到龙吴路总厂开会，中午没在那里吃饭，回到莘庄随便吃了点，想回松江厂里。在莘谭路吃了点东西，拐上了沪闵路，刚过了春申路，大概快到银都路，正好红灯，刚停下，后面车门被人拉开，一男一女一下子就坐到后面。大概50多岁的，女的满脸焦急的说：家里小孩在颛桥出事了，让我帮帮忙带过去。
我一听怎么这么耳熟啊，今年3月底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开赛欧的），在七莘路顾戴路那里也是这样两个人上来了，说的是同样的话，朋友好心，也顺路，就带上了，刚到颛盛路那里停下就那两个抢了钥匙，随后一帮狗娘养的冲上来说是非法营运，强行扣了车，最后找人花掉8000元，一周后拿到了车子。
我一听，也不开了，直接拉了手刹，反问：运管处的？一男一女也不说话，拉开车门就要出去，妈的b，钓鱼钓到老子头上了，比他们快先出了车子，直接一脚踹过去，那男的蛮结实的，被连踹2脚居然没踹倒，女的跑的很快，根本就没顾那个男的，直接横穿过马路跑掉了，旁边两个路人大概看不惯我打岁数大的人，跑上来拦着我（这世上好人还是有的），我说：打110报抢劫！路人一听也不拉了，那男的乘这一眨眼工夫，窜过马路也跑掉了。
到了厂里打电话给交警朋友，朋友说：现在运管处钓鱼的一般都搞新车，新车新驾驶员比较多，上当的也多，以后遇到这种事，直接中控锁，然后拉到老闵行，大叫一声我车上有钓鱼的，然后就不用管了。
妈的B，以后别让我再碰上，碰上打死这帮家伙。
这个国家将迎来国庆，这个城市将迎来世博
前天我看见一个新发的帖子，觉得很正点，转在了博客上。早上南方一家媒体给我电话，说当事人是你么？我说不是，记者感叹道，哎呀可惜了，如果是你就是好新闻了。好在很快她想明白了，不是我是更好的新闻。上海的媒体问明了出处后问我，你相信么？我说我没有时间去查证，但是我相信的，因为这事太黑了，黑到连黑社会都会被雷住，所以一定是我执法机构办的事。
这让我想起五年多前在松江的一件事情，正当我停车在路边时，突然有人敲窗，拿着手电一阵晃。我把窗摇下一个小缝，我和窗外同时问道，干什么的。我定睛一看，原来是疑似联防队，我的汽车的前后左右都已经停满了他们的摩托车。他说，下车把证件拿出来。我说，你先把证件拿出来。
当时那人就把手从窗缝里伸了进来，我第一反应就是关窗。这是我第一次痛恨汽车的人性化设计，这时候汽车的车窗关闭防夹功能启动了，窗不但没关上，还往下降了不少。他当时揪住我的头发就往外拉，我只能开车连人带摩托车撞了就走。后来还有几个人开着摩托车在后面追，我当时心软了，没有再撞他们，因为已经有了一定的速度。
我只想告诉大家，以后遇上执法人员的非法执法，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以暴制暴是唯一的方法，比如说，查车不出示证件就往车里伸手的，可以考虑用窗夹住手以后割下来，当然，割下来以后还是要还给人家的，否则你就是偷窃了，如果有不愿意表明身份的人对你的车进行了堵截和对车主企图进行伤害的，则应撞死一个算一个，坚决不下车。如果遇到有人倒钩诬陷你开黑车的，当人扑上来抢钥匙，有刀的则应该一刀捅向对方，天知道你要干嘛，如果有人闯进你的家里掏不出证件的，则应当做抢劫处理，去厨房提菜刀，如果在街上有人突然把你小摊或者摩托车给抄了，也应该以抢劫论处，当施以围殴和反抢以自卫，如果在围殴过程中对方掏出证件，则应停止殴打，但是对方的医药费要自理。只有以暴制暴，对非法执法的人员动用一切法律允许的工具进行自卫和反抗，这个国家才有文明执法的希望。
闵行黑车事件最恶劣的地方还不在于非法执法，而是利用私车主的社会公德心进行欺诈。逼良为娼已经不算什么了，因为你一逼，人家好歹也为娼了，但是诬良为娼真的很少见。而且是处心积虑的对善良的私家车车主进行迫害，闵行交管部门所为的危害已经超过了野蛮执法和违规执法的范畴了，因为对于这两者，我们都已经很习惯了，你哪天温柔执法或者合格执法了，我们这把贱骨头还会觉得不习惯，总会觉得难道我今天穿的像个外国人？所以说，其实国人是允许在执法过程中，为了突出“威严”，表现的比较强盗一些。但是，闵行区交管部门的行为就是道德灭绝。说实话，在这个社会上，如果你生病了或者家里有急事需要搭车，有人愿意让你上车是很罕见的，这样的人是珍稀的物种，是单纯的好人。闵行区交管部门做的事情说简单点，就是将这些单纯的好人从茫茫车海中分辨出来，拘押下车然后罚款一万。
至于黑车，其实我和大家的观点不一样，我并不认为黑车是一个必须扑灭的对社会有着巨大危害的事物。但是为什么要扑灭黑车，为什么又扑不灭呢，我来打个比方。
比如说，某个外国有个黑社会（这个比方当然要打到外国去，因为只有外国才有黑社会），在它管辖的地方，有人成立了一个公司，每年都向这个黑社会交保护费，但是这个公司对员工的剥削非常的严重，无奈因为法律规定，员工要干这个活只能加入你的公司，所以员工们也没有办法。但是突然有一些人，做的是和这些员工一样的事情，却不用向这样一个剥削性质的公司缴纳任何费用，缴纳过费用的员工当然就不服了，凭什么我们交那么多钱，还有人和我们抢生意呢。这个公司当然要找黑社会反映问题，为什么我们交了这么多保护费，还有人和我们抢饭碗。黑社会老大一听，很火大，派出手下处理这个事情，结果手下一打听，这事情还不好处理，首先是这个公司的确太黑了，其次是那些抢饭碗的势力也慢慢壮大，不光形成了小规模的组织，甚至还渗透进了这个黑社会。但是毕竟收了保护费要有个交待的，而且老大给了一个额度，所以只能抓一些过路人装装样子。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外国黑社会面临的棘手问题呢？其实很简单，收保护费的地方有很多，你也不差这点保护费，不要因小失大，索性告诉这家公司，你丫反正也赚够了，就散了吧，开放这个工种的限制，然后向每个工人收取合理的保护费。
同上，如何解决黑车的问题呢？就是消灭剥削性质严重的出租车公司，取消配额，让所有的黑车都变成合法的出租车，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每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收益，可以让他们使用更安全更好的车型，而不是车子很破，一张可以运营的纸可却是车价的十几倍。成立一个非盈利机构，只对出租车进行安全管理和登记，国家直接向每台出租车收取合理的所得税，事情就解决了。出租车引发了多少群体事件，国家又不差那点钱，何必呢。
随文附送上海市闵行区交通科万科长语录：
张军称自己收入过万，不可能开黑车，对此，万科长强调说，是否 “非法运营”，与当事司机收入高低无关。
至于执法部门如何界定“非法营运”，万科长的解释是，只要司机和协案人员谈话内容涉及“谈价”，该私家车可立即被视为“黑车”，处罚依据为“非法营运”。
交通科的万科长说，没有雇社会人士诱骗车辆，“没有这种人”。“那很有可能是一部分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是配合执法”。
随文再附送当事人谈话内容：
大队：你是XXX
答：是的
大队：你那事情你知道了吗？
答：知道什么？
大队：你非法开黑车的事。
答：我向你要申诉的就是不是开黑车，我是私家车，在去公司的路上
大队：那个人要上你的车
答：我开始没让他上，后来他说胃很痛，就在前面，打不到车，叫我帮忙带他一段
大队：他说叫你带你就带？你认识他吗？
答：不认识，他说胃疼啊，我开始说是私家车不带，后来心一软就让他上车了。
大队：他胃疼关你什么事？
答：。。。。。沉默一会
答：不是说要开世博吗，不是说要展现上海市民风采么？不是要热心对外国友人施以帮助么？
大队：。。。。。沉默二秒，你认识他吗？说这些干什么？
答：我是说ZF号召我们做这些，这些不是市民公民提倡做的吗？
大队：你让他上来就是想做非法营运？
答: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那地震灾区捐款捐物，那些人全国人民认识吗？我也捐了，但我估计你 和 闵行区城市交通执法大队没捐。
大队：你别扯这些，不认识你让他上车干吗？
答：我确实是他说胃疼要上车心软才让他上来的
大队：你不认识让他上来就是开黑车。
答：雷锋帮助的那些人他都不认识。
大队：（一下子爆发） 喔哟，你还自比雷锋了，你还能了。
大队：你看这事就这样吧，就和解了，闹了也不好
答：您说的我不明白，怎么和解？
大队：就是即使你不是专业开黑车的，但昨天你载客的行为是开黑车。
答：我说过了，我没收过一分钱，本不让他上车，他说胃很疼家在前面才让他上来的
大队：好了好了，就这样吧，闹下去对你也没好处，你也是受过教育的人
答：受不受教育公民在没违法的情况下都有捍卫自己名誉的权利
大队：你怎么这么不开窍呢，懂我意思么
答：不懂， 您的意思是交了罚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大队：是啊是啊，就这样大家都好
答：那我还是要交一万背负开黑车的罪名？
大队：你要这样我就没什么好跟你讲的了。
答：我还要质疑你们那些是什么所谓的“执法人员”和土匪强盗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上来就扭我双手卡住脖子？ 叫出示拘捕证也没有，将我推搡到面包车上，
叫出示证件也把名字挡住老远晃一下。我没有违法，他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
大队：那是你不配合执法。
答：我犯了什么法了？
大队：你不配合只有强制执行。
答：我犯了什么法了？
大队：你有开黑车的嫌疑。
答：如果只是嫌疑的话就不能定性为违法，为什么他们七八个人要扣我双手卡我脖子？
大队：我说了你不配合。
答：要是执法人员，应该先出示证件，我会配合，而且我一个人又怎么能对付七八个人，这七八个人一下就上来压住我卡脖子，而后又将我推到面包车里，这是限制我人身自由。
大队：这是为了保护你
答：保护我什么，太荒唐了，暴力胁迫反扣手卡脖子这算保护我？
大队：那当然是保护你
答：有这种保护么？这是侵犯我，限制我人身自由
大队：那执法过程中，你看对法犯人打的还很多呢
答：打犯人也是不对的，何况我不是犯人
大队：你不配合啊，没说你是犯人
答：你既然承认我不是犯人，也说只是嫌疑。为什么还认为这种暴力手段是证券的？
大队：有些人被抓到会找砖头自己拍脑袋，撞墙，所以这样是保护你
答：我没有撞墙，也没有也不会拿砖头往自己脑袋上砸，现在是这群人在暴力胁迫绑架我，我需要这种“保护”
大队：这是为你好。
答：我实在是觉得你们一点道理都不讲，更别说道德了
大队：你是说不通，反正我和你说了你还是这样拎不清
大队：我再不多说了，你好自为之。。。。。。挂电话。。。。。。
我在故我思，乃有“问题”焉。
我思故我在，乃有“主义”焉。
“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一直在“主义”与“问题”两个方面苦苦求索着。“五四”运动本身，与其用那个大而无当涵义不明的概念称之为“文化”运动，不如说它就是中国人(以知识分子为代表)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运动。当年胡适与李大钊曾有过“问题”还是“主义”之争。但实际上，包括胡、李在内的“五四”精英，大都是既谈“主义”，也谈“问题”的。区别只在于“主义”不同，对“问题”的认识与解答也不同罢了。
80年过去了，世纪之交、千禧之际的中国仍然处在大变革的时代，也仍然需要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的确，回避“问题”的“主义”说教，是为空疏之学，而缺乏“主义”的“问题”研究，可称饾饤之学。空疏之学与饾饤之学今后像过去一样仍会存在，但走出空疏化与饾饤化的“问题与主义”的讨论无疑是中国思想界的希望。
我15岁时在文革中失学，下乡“插队”当了9年农民，在那“早稻田大学”（韩国读者切勿以为是日本的那所！）里便与“农民学”有了缘份，24岁时从“早稻田”进入那不种稻的大学当研究生，则以“土地制度与农民战争史”为研究方向，以后农民问题一直是我关注的中心。理论与实践的探索都告诉我，中国的所谓农民问题过去与现在都是peasants问题,而不是farmers问题，它从来不仅仅与种田人有关，本质上也不是一个“早稻田”里的问题。尤其在1949年以后，中国仅有的一点citizen成份也逐渐被消灭，“城里人”变得比“乡下人”更peasantization（或non-citizenization）了。以至于1978年以后还是乡下人在教城里人怎样做citizen——起码经济上是如此。9年的务农生涯使我与乡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有了许多农民朋友，种田人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而不是“他们的问题”。因此狭义的农民问题研究，从过去所谓的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如今所谓的农业经济学、乡村社会学直到当前改革中面临的所谓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都是我所关注的。
但除了这些狭义的农民学研究之外，peasantology还有其更为广义的内容，即农民国家、农业文明、传统社会的研究，尤其是它们的改革与现代化、即如何向市民（公民）国家、工业文明、现代社会转变的研究。而这涉及的决不仅仅是种田人或所谓“三农”问题。9年农村生活使我有了种田人的感情，但这并未让我感到毛泽东所谓的城里人接受农民“再教育”“很有必要”，更没让我相信（同样是毛讲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它只是让我感到城里人与农民同样不自由，同样是“共同体的附属物”。如果说两者有什么不同，那只是城里人比乡下人更多地受到共同体的保护（“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只是乡下人，而我们这些城里人当时的“上山下乡”虽被视为一种不幸，但仍因享受所谓“知青待遇”而受到老乡们的羡慕），同时也更多地受到共同体的束缚（从政治控制到“单位”的约束，包括我们这种身不由己的“插队”）。因此到了摆脱共同体的改革时代，乡下人也就更易于挣脱束缚，更少付出失去“保护”的代价。但归根结底，改革对我们的城乡社会都是一种重构，城乡的人们都要在改革中完成从peasants到citizen、即从依附性的共同体成员到有个性的自由人的过程。
因此在当代中国，狭义农民学与广义农民学的结合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在已经没有peasants而只有farmers的发达国家，人们可以以农场最适宜规模为核心范畴来建立微观农业经济学，以农产品价格-供给反应为核心范畴来建立宏观农业经济学，那么在我们这里，就农言农的“农业经济学”是很少意义的。在古代中国，专制国家与民间社会的矛盾从来比农村内部的主佃、贫富矛盾更重要（那么多的“农民战争”都是反官府反朝廷而非反地主的），在今日中国，更有“农民有问题，但不是‘农民问题’”之说。所以我曾说过：“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讲；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
总之，今日的农民研究应当是狭义农民学与广义农民学的结合。狭义农民学应当关注与种田人即以“农”为业之“民”相联系的人文社会问题，如土地制度、农民运动、乡村社会、社区组织、农民负担、乡土文化、农民流动等；而广义农民学则是研究传统社会、前工业社会、前近代社会、前市民社会或不发达社会（以前常被称为“封建社会”，但这一名词歧义甚多）的理论，尤其是这种社会之现代化演进的理论。这种社会通常以农业为主，但其基本特征并不在于其职业性，因而其问题也不限于种田人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狭义农民学是一种“问题”之学，广义农民学则是一种“主义”之学。缺了前者，农民研究就会流于空疏；而缺了后者，农民研究就会流于饾饤化。
我正是抱着“问题”与“主义”结合、狭义农民学与广义农民学相结合的想法写作本书的。本书前半部关于“关中模式”的研究偏重于讨论实证“问题”，后半部关于“前近代社会”的研究则偏重于理论或“主义”。原书写成于1988年，当时我执教于关中的陕西师范大学，故而本书的“问题”来自“关中模式”而“主义”则带有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特点。然而1989年中国政治文化气候的急变使出版社撤下了已付印的书稿，直到1996年，我已转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本书才作为我主编的《农民学丛书》之一种在北京出版。
今天看来，我在写作本书的80年代后期对“问题”与“主义”的看法仍然成立。而我在近期发展了的一些观点主要是：在强调传统社会共同体本位这一基本特征的同时指出中国传统的大共同体本位与西方传统的小共同体本位之区别，它导致西方近代化起步时经历过一个“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即个体人权与大共同体联手首先打破小共同体桎梏的阶段，而在中国这一阶段可能会代之以个体人权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以首先打破大共同体的束缚。近代中国农村的许多现象，从晚清的宗族自治到当代的乡镇企业，以此来解释都比将它们简单贬之为“封建泛滥”或褒之为“传统活力”更为合理。
90年代“保守的文化决定论”取代了“批判的文化决定论”而盛行一时，我对二者都予以拒绝，指出“文化决定论的贫困”，主张价值上的普世主义与进步主义，和历史观上的非决定论（即既反对历史决定论也反对文化决定论），提出“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
我曾把消解传统共同体建立个性化的公民社会的改革进程比喻为旧式大家庭的“分家”。在这之前，“要不要分家”是个重要问题，而在分家完成后，新的自由小家庭面临的冷漠、孤立、风险等等也是重要问题。但在这两者之间，“如何分家”、怎样公平地分家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在旧式大家庭危机的时候最可能激化的矛盾不是要否分家之争，而是如何分家之争。它不仅关系到分家过程是否会出乱子，而且也关系到分家之后到底会有什么结局：是在公平分家之后建立一种“亲兄弟、明算帐”的良性格局、在理性交易之中保持和谐的亲情呢，还是因分家不公而结下冤仇，引起日后无穷纷争并使“分家之后的问题”更加严重？甚至于它也关系到已经不成问题的“要否分家之争”是否会重新成为问题：为不公正的分家所激怒的人们会不会又去寻找一个新的大家长，在混乱中重建旧式大家庭，从而造成又一轮痛苦的历史循环？
所以，“如何分家”或分家中的公正问题极端重要，这不仅是对分家过程本身而言，而且关系到我们国家与人类能否跳出六道轮回的历史怪圈，在新的千年纪里建设新文明。每个真心希望摈除旧式家长制之弊的人，每个真正担心新式现代病的人，都必须正视它。
遗憾的是如今真正能正视“如何分家”这个真问题的人不多。其中原因可能在于：一是“如何分家”这 问题十分操作化，不如“要不要分家”之类问题那么形而上和具有“理论性”。二是谈这种问题也可能不受欢迎；偷了或强占了“家产”的人自然讨厌谈论“公平分家”，而他们是家内最有势力的人，得罪他们是有风险的；外面的人则只想与“分家”后的新户主们做生意 ，很少有谁对“分家”的公平与否感兴趣。还有的外人久居于新式小家庭之中一直抱怨它的冷漠与孤独，他们乐于听到同 样的抱怨，却不会理解“分家不公”之苦。
于是我们这里的人们也就忙于做两件事：或者一个劲地论证分家的好处，不管三七二十一能分就行，以至实际上在为偷窃、强占“家产”的行为找理由。或者一个劲地抨击新式自由小家庭的冷漠与孤独，甚至实际上在为旧式大家长作黄昏之颂。而有的时候，强占家产者与旧式 大家长常常就是同一些人，于是我们又听到了合以上两类声音而为一的“左右逢源”之声。
不能说以上议论全无一点道理。分家的好 处和 小家庭的冷漠、孤独也许都是事实，然而离开了“如何分家”的选择，那些议论的价值至少要大打折扣的。
于是“公平分家”即为公正的改革道路而呼吁便成为我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早在1989年以前我写作本书的时候——那时“要否分家之争”还是真正的中心问题——我们 就从 历史上的“雅典道路”与“马其顿道路”、“美国 式道路”与“普鲁士道路”的研究中提出了“改革道路的选择比改革与否的争论更重要”的命题。1992年我们呼吁公 正的改革，提出要防止“掌勺者私分大锅饭”，更不能允许“掌勺者私占大饭锅”。1994年起我连续写了五论“公正至上”的文章，同时从剖析历史案例与分析现实问题两个角度探讨了现代化、改革中的公正问题在各个领域的表现，也包括农村、农民问题。
1997年底“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在国内“浮出水面”，而实际上此前这种争论在海外已经展开，在国内则已以“问题”之争的形式在“水面”下进行。我两者都参与了。我以为从80年代的“文化热”到90年代的“主义热”是思想解放又上了一个台阶。“文化热”时还缺少直面“问题”、坦言“主义”的氛围，那时的人们只能用“文化讨论”的形式进行隐喻式的思想交锋，什么东西都要扯上孔夫子或“文化传统”，反把许多本可明晰表达的问题弄得云山雾罩。如今有了讨论“主义”的空间，这实在是一大进步。但不足的是：由于如今“问题”禁忌往往比“主义”禁忌更突出——这是“如何分家”比“要否分家”更突出、利益冲突比“信仰冲突”更突出的社会动态在思想界的反映——致使这场“主义”讨论如今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在“思想资源”的层面上展开。一边是哈耶克、科斯、一边是“后学”、“新马”，听起来像是洋人之间的争论。“资源”之争固然很有意义，但如果脱离了现实的“问题意识”、“资源”反而有可能遮蔽了“思想”。因为任何深刻的“主义”都不可能脱离现实“问题意识”而仅从学术传承的脉络中产生和发展。
有人认为，哈耶克与缪尔达尔的思想不可调和。其实在某些“问题”面前，岂止哈耶克与缪尔达尔，就是同有极端自由主义名声的哈耶克与米塞斯也是不可调和的。而在另一些“问题”面前，不要说哈耶克与缪尔达尔，就连哈耶克与马克思也可能会持同样立场——我国目前那些既为哈耶克的理念所不容也为马克思的理念所不容的事难道还少吗？在沙皇俄国的一个历史时期，社会民主派（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美国式道路”，而自由派自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而这两者与寡头主义、民粹主义的斗争才是水火不相容的。然而后来在斯托雷平时代，一部分社会民主派日益民粹主义化，而一部分自由派日益寡头主义化，两者的冲突日益尖锐而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风却愈刮愈烈，终于在一场植根于“不公正分家”的社会大动荡中导致了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同归于尽，而民粹主义和寡头主义却以最极端的形式结合为一并把俄国带入了漫漫长夜之中。在今日中国的“主义热”中回顾这段历史，有许多教训是应当记取的。
今日“主义热”中的各方都从当代西方吸取“思想资源”和符号资源，但与自由秩序早已建立的西方相比，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情境”实与自由秩序建立前的沙俄更为近似。在那种情境中，自由的缺乏不是因为社会民主太多，社会民主的缺乏也不是因为自由太多。因此那时的社会民主派向往自由竞争的民主国家即“美国式道路”而仇视具有俾斯麦式社会保障制度的专制国家即“普鲁士道路”；而自由主义反对派宁可从积极自由的角度赞赏马克思，也要反对托利党式的（而非伯克式的）保守主义。类似地，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了或是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因此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寡头主义，从社会民主立场出发批判民粹主义，都是极为必要的。我正是同时在这“两条战线”上参加“主义之争”的。
那么有人会问：你到底持自由主义立场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立场？我的回答是：在自由秩序建立之前这两个立场的价值重合面是很大的，只是随着自由秩序的建立，两者的价值重合面才日益缩小而价值对立日益凸显。（但在当代发达国家二者又开始新一轮重合）因此在中国目前的“问题”背景下，我坚持的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肯定的那些价值，而反对那些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否定的价值。至于那些为自由主义所肯定而为社会民主主义所否定的东西（如“纯粹市场经济”），以及那些为自由主义所否定而为社会民主主义所肯定的东西（如“过分强大的”工会），则我们中国现在都还没有。等到有了再来选择自己的立场也还不迟。我这个态度是不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呢？也许是的，但也许说是“第一、二条道路的重合”（而不是两条道路之间，更不是两条道路之外）更准确。
无论如何，中国目前的问题既不是“自由太多妨碍了平等”，也不是“平等太多妨碍了自由”，因此我们只能追求更多的自由同时也有更多平等的“第三条道路”，而不能追求那既不自由也无平等的“第三条道路”，甚至也不追求那“半自由半平等”的或“折中于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希特勒当年曾宣称要搞一种超越于“盎格鲁撒克逊式民主”和“苏维埃民主”的“日耳曼民主”，这就是那种既不自由也无平等的“第三条道路”之例，我们当然不能学。另一方面，如今的布莱尔宣称他的“第三条道路”是“既非福利国家，也非自由放任”，那是因为他们的福利国家与自由放任都曾经太多。而我们这个绝大多数人口（农民）毫无社会保障同时也很少有自由（看看到处“清理农民工”的情形！）的国度，难道不应该走上一条“更多的福利国家，更多的自由放任”之路吗？所以布莱尔的探索虽然可贵，但我们也不能照搬。要之，我们要走的决不是反自由也反社会民主的道路，也不是以自由反社会民主或以社会民主反自由的道路，甚至不是“介于自由与社会民主之间的”道路，而只能是重合了自由与社会民主二者之基本价值的道路。这种基本价值在别人那里已经实现，因此他们会为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各自的价值选择左的、右的或中间的立场。而在我们这里，在为上述基本价值而奋斗的过程中实际上只有两种立场，即人道的或反人道的立场，哈耶克与马克思反对希特勒与斯大林的立场。
如今有人在海外提出“自由左派反对自由右派”的命题，在别人那里这也许是个真命题，因为他们那里除了“自由右派”之外自由左派便没有什么可反对了，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但在我们这里，只反对“自由右派”的人或把“自由右派”当作头号敌人的人决不是什么“自由左派”，而是（用沙俄时代社会民主党人的话说）“警察民粹派”。另一方面，只反对“自由左派”或只反对社会民主原则的人也不是什么“自由右派”，而是“警察寡头派”。——而正如普列汉诺夫等人当时指出的，警察民粹派与警察寡头派很容易互相转换，因此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也不应互为仇敌，而应是“分开走，一起打”的关系。自由派与社会民主派的关系尚且如此，“自由左派反对自由右派”之说又何为乎哉？ 因此在“主义”问题上，我只能持自由-社会民主的基本价值立场，用我在一篇文章中的说法即“自由优先于主义”的立场。这一立场如在西方可能会显得十分“中庸”：它似乎不左不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亦左亦右，但在中国它却是一种“激进的中庸”——在经济上，它既不利于大家长保卫或复兴宗法大家庭（如某些“左派”所赞成的），也不利于大家长独占家产而把子弟们踢出家门（如某些“右派”所赞成的）。在政治上，它反对那种只准拥护的政府，而愿意拥护那种可以反对的政府，因此它既受到那种专门拥护“只准拥护的政府”的“保守主义者”的攻击，也受到那种专门反对“可以反对的政府”的“激进主义者”的攻击；而后两种人关于“激进还是保守”的争论在它看来却显得十分滑稽。毫无疑问，这样的立场在当代发达国家是平淡无奇的，在今日的（而非20年前的）韩国可能也是如此，但在今日的中国，这种立场的前景，在许多人看来是太渺茫了。
那么，我们的努力会有成果吗？我认为这不是个问题。我反对文化决定论。我以为历史是有因果关系的（因而历史可以解释），但由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因此历史中的因果只能是概率性因果，而不是必然性因果。由于任何不为1的概率之多次乘积只能趋近于零，因而从长远看人们只能自己对自己负责。例如，若事件A导致事件B的概率为80%，事件B导致事件C的概率为60%，事件C导致事件D的概率为70%，那么事件A导致事件D的概率则仅为33.6%。因此“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所以如果明天的中国搞不好，那不能怪孔夫子，也不能怪马克思，而只能怪我们自己。我坚信，只要我们努力，就会有成果的。这就是我在“主义”上的态度，它与我在农民学“问题”上的研究相一致。
非常感谢韩国学者柳镛泰先生的努力，使本书的韩译本得以问世。中韩两国有相似的历史背景，我不想讲什么“大儒家文化圈”之类的大话，但我们两国过去都是具有东亚稻作农业精耕细作传统的农民社会，近代又都走上了外御列强、内争民主的”后发现代化”道路，并且在这条道路上既尝试了俄式“社会主义”，又尝试了“亚洲式资本主义”——我们是一前一后、你们是一北一南地分别经历了这二者。我们迄今并未完全摆脱你们的“北方问题”，但已经开始面对你们的“南方问题”；而你们的南北方人民也在分别为克服各自的问题而奋斗。总之，中韩人民都力图在农民国家现代化的道路上既超越“俄式社会主义”、也超越“亚洲式资本主义”，而寻求一种公正、自由、民主、人道、繁荣富强的发展方式。因此我们两国学者应当更易于相互理解。我期待着韩国学者、读者对本书的批评指正。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于北京
本文摘自：《阅世品人录》 作者：陈存仁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存仁（1908-1990），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之家，早年丧父。从学校毕业后，拜国学大师章太炎，名中医丁甘仁、丁仲英父子为师。1964年由韩国驻香港总领事推荐，韩国庆熙大学授予作者名誉博士衔，以表彰其对汉医学的杰出贡献。1970年被法国美食协会授予“美食家”称号。1980年荣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因突发心脏病，于美国洛杉矶寓所去世。
民国十六年夏季，上海大疫。中西医大忙，好多医生都病倒了！南市广益善堂首席内科医生也病了，主任丁仲英老师命我即日接替代诊，每日约诊一百人，我因初临证，看得较慢。有一天到了下午四时，别的医生都已走了，我尚未将开方存底料理完毕。忽然有一彪形大汉来找医生看病，说是：“病人垂危，即刻要去出诊。”一面说一面就拉我走。那时我年少气壮，并无畏怯，登上他的汽车直驶道前街警察厅宿舍，见到一个病人高热昏沉、手足抽搐，真是危在旦夕!我诊视之下，断定是那时候最流行的伤寒症。我在丁老师门下已经学到了一套治理伤寒的方法，就不慌不忙地处方而回。
次日清晨，病人神志已清醒，热度亦减退，这样经过十余天，病人才告痊愈。原来这个彪形大汉，就是淞沪警察厅侦缉队长韦钟秀，他给我一张名片，还说：“以后有什么事要我帮忙，随时可以来找我。我每日下午六时到七时，总在四马路言茂源酒店，有一张固定的桌子，风雨无阻必到的。”
此后，我从未找过韦钟秀一次，倒是韦钟秀常来找我。因他常有需要动笔墨的事，就到对门我住的地方，那时我住西中和里丁仲英师家，即在言茂源对面弄内，找我去代他看信札、写便条之类，写得最多的，就是许多人向杜月笙先生拜师的门生帖。这类门生帖，有一定的款式，用的都是红纸，纸质极粗，毛笔写上去是不吸墨的；我就自作主张改用梅红笺，既柔软又好写，折叠三层，面上再加上一个红封套，前后共写过四十多份。有一天韦钟秀对我说：“你写的门生帖，杜先生很赞美，要不要几时陪你去见见他？”我说：“也好。”
晚间，我将此事禀告国学老师姚公鹤先生，并问杜氏是怎样的人物。姚师告我杜氏大约是一个粗鲁大汉，但对世故人情极为通达；我们读书人坏就坏在自认为清高，结果却成“百无一用是书生”。这班人不要小看他没有学问，但可以说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所以他对我说：“去也不妨，常常去见识见识，或有领悟世情之处。”
姚师是前清举人，国学深湛，当时文人，多数有烟霞癖，以“烟”会友，孟森（心史）、陈训慈（布雷）、潘公弼诸先生，都是姚宅常客。孟心史先生还从旁说：“应该去，看看看，杜先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韦钟秀陪同我去见杜氏那天，恰好是端午节，我只拿了一本硬面贴报簿，簿上剪贴了三段有关杜氏的新闻，因为那时只有大家口头相传他的豪迈故事，报纸上却比较少提到他的大名。有之，只是这短小的三段新闻而已。
杜氏私邸，是在法租界华格臬路，书报上形容是侯王宅第，大厦连云，其实地方并不大。私邸中，最主要的就是一间厢房，称为“大餐间”，大小不过二十二尺乘三十尺那么大。我去见他那天，是在下午一时许，杜氏刚起身，室内除我和韦钟秀之外，别无他客。他是瘦瘦的个子，体重约一百磅，穿了一件熟罗长衫，身材好像一个文弱书生，只有一对鞋子，显得有些特别，是纯中国布鞋款式，但不是布质，而是用深紫色的皮革来做的，此外一无特异之处。
他见到我之后，先寒暄几句，都用浦东话，叫我坐在他的烟榻上，他自己就抽起鸦片烟来，同时也叫我横卧下来，说：“困下来谈谈。”他最初说：“你写的门生帖我收到不少，写得整齐干净，真是不错。”我说：“我有一件礼物送给你，这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他当时接了过去，打开来看，是一本贴报簿，里面贴了三张剪报，他就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杜先生民间的名声很大，但报纸上尚少见到新闻，我搜集到三段新闻，特地剪下来送给你。”他听了面露笑容，急促地说：“读给我听，读给我听。”我说第一段新闻是：“杭州西泠桥畔，新建‘武松墓’，墓碑上刻着‘义士武松之墓’，下款具名的是黄某、张某和杜月笙三人。”他听了这段新闻，哈哈一笑，显得非常高兴。
接着他很急促地问我：“第二段讲啥?”我就告诉他，记的是“浦东中学部分校舍坍塌，由杜月笙捐资重建”。他听了又是“噢！噢！噢！”微笑不已。
等他笑过了，我又读第三段，记的是静安寺寺僧争尝产，由杜月笙调解平息。他听后又笑了一阵，说：“今天端午，收到的礼物很多，但我最喜欢的倒是你的这本簿子，以后有任何新闻，你都替我留心剪下来，补贴在这本簿子上。”
接着就闲聊了许多上海掌故，他听了觉得非常有趣。他说：“你以后多来来，以这个时间为最空闲……”话未说完，来访的人已经络绎不绝，于是我和韦钟秀就告辞了。归途中，我感到有一种印象，杜氏并不是理想中的伟男子，完全是一个文弱书生的品型，真所谓“英雄见惯亦平常”。韦钟秀对我说：“普通客人去探访杜先生，他只是用手一挥，指着旁边的红木椅子，说‘请坐，请坐’四字为限，坐到烟榻上的人便是上客，要横卧下来陪他的便是上宾，到他那里去的文人极少，他特别看重你，你该常去走走。”
照我的记忆，杜先生最初不是叫月笙，他只识得自己的姓名“杜月生”三字。因为浦东人的习惯，取名都叫金生、根生、贵生之类。后来不知道是哪位风雅人士在他的“生”字上，加上一个“竹”字头，成为“笙”字，才改作“杜月笙”的。
其时他认识的字，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大约只识一至十这十个数目字，这是我最初见到的情况。后来请了一位教书先生，天天为他读报，约三十分钟。此外还给他认两个方块字。就这样经过了若干年，他竟会看信看报。
他对熟人并不讳言，一生从未受过教育，只是幼年时由浦东高桥渡海，到对面杨树浦一间小学校，当了五个月的一年级学生（其时无幼稚园，初读方字），学费是小洋五毫。到了第五个月，因五毫子筹不到，就此辍学。
他飞黄腾达之后，大达轮船公司新船下水，请他去主持下水礼，车经杨树浦，他远指一间毁损不堪的小学校，告诉那位船东说：“我曾经在这间学校读过五个月书，后来再也没有读书的机会了。”
他常常提起少时在一家生果铺当学徒。有一次，四川有位师长范绍曾在国际饭店宴客，吃到终了，侍者端上了一碟生梨，大家在谈笑之间，都怪洋刀太钝，削皮不易。唯有杜氏在片刻之间，把生梨的皮削去，晶莹光滑，范师长见到他这般削梨技术大加称道，杜氏却坦白地告诉范说：“我本是这一行出身。”范听后不敢赞一词。
杜氏出身寒微，对穷苦人的生活很了解，所以他后来处理一切大小事宜，都是偏袒穷人方面，劳苦阶级的人对他的印象特别好。他常说：“不识字可以做人，不懂事理不能做人。”他对任何事情的处置，另有一套。凡是办一件事，先决定上策如何，中策如何，下策如何，三点决定后，还要考虑这件事的后果如何。所谓后果，即有无反应或副作用，好会好到如何地步，坏会坏到如何程度。所以他发一言而能了事。但是不轻发言，言必有中。
他往往先听别人讲话，自己默不出声，等到别人讲完，他已定下了决策，无非是说“好格，闲话一句”，或者是说“格件事，不能这样做”。他的判断力极强，说过之后，从来不会变更的。
杜氏所受的教育，照我的观察，是得益于听书。所谓“听书”，是江南人喜爱的一种消闲娱乐，由弹词家或评话家连续弹唱讲述的，如《岳传》、《水浒传》、《七侠五义》、《三国》等，所以他对戏剧演出极感兴趣。他自身的出发点，也是从“桃园三结义”开始的。足见小说不但感人极深，实在也是一种社会教育。
我初识杜氏时，他并无秘书或书记之类，只有一个账房先生。这时来往的人，绝无一个文人，所以我去之后，他表示很欢迎，总是和我谈谈社会新闻，问我：“报纸上是哪能讲法？”我非但把报上的新闻讲给他听，还对若干事情的来龙去脉加以分析，他听了很是高兴，因为当时他接触的许多人，都是工商界人士。不久后有一位刘春圃常去，刘是在警察厅当司法科长的，能说，能写，杜先生奉为上宾，好些文书往来，就由刘春圃代为执笔。其后，有一位任职绍兴安昌镇警局长的翁佐青，卸职后赋闲在上海，由张某介绍当了杜氏的秘书。从这时起，杜宅才有文房四宝和写字台的设备。
翁佐青做了很多年后，又陆续延揽了好几位精通文墨的秘书，都是写作俱佳的。外间传言“六君子”之一杨度，是他的秘书，其实杨不过是杜宅中一名清客，相貌枯瘦，杜氏不大喜欢他的；至于章士钊，也不是他的秘书，其地位近于谋臣策士一流。
此后出入杜家的人，越来越兴旺，我因医务稍有成就，比较少去。一天，因有一家第一流的药材铺叫做“童涵春堂药号”发生劳资纠纷，杜氏来电话，要我到他家去。我到了他的烟榻上，他给我两封信：一封是资方俞佐廷的信，一封是劳方职工的信。他只说这件事你去办一办，办到双方协议时，由我出面解决。
正在这时，突然有三个人踉踉跄跄地走到杜氏烟榻边，三人年龄都很大，未曾开口先跪了下来。杜氏看见这般情形，为之骇然，连忙说：“起来起来。”这三个人原来是郑正秋、张石川、周剑云，那是当时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头。他一见郑正秋，竟高声叫：“四爷叔，啥事体?介紧张?有闲话尽管讲。”接着周剑云就说：“我们明星公司，千辛万苦花了最大的资本到北平去拍了一部《啼笑因缘》，谁知道顾无为不声不响地向法院递了一张十万元提供担保状，说是他拍《啼笑因缘》在先，要禁止我们的《啼笑因缘》，今天刚在南京大戏院上映，忽由执达吏到来加以扣押。这件事，只能请杜先生出来解决，否则我们公司要宣告破产了!”杜氏很轻松地说：“不要紧!不要紧！”一面拉着郑正秋说：“先吸两筒烟，平平气。”接着张石川说：“如果我们拿出二十万元，本来就可以提供担保放映的，可是要是对方也跟着再加倍，那么事情就永无了结啦!”杜氏明知顾无为是没钱的，就问张石川说：“背景是不是×人?”张石川频频点头。杜氏当即提起电话打给这人说：“郑洽记四小开亲自来磕头，侬阿好让一步路拨伊走走？”对方听到电话之后，也只说了三五句话，事情便解决了，由顾无为自动到法院取消控案，影片扣押的事也就撤销了。这件事情是我亲眼目睹的。
其实，这件事情在报纸上已闹了几个月，双方延请律师登报互相责难，闹得满城风雨，可是最后只经杜氏一个电话就解决了。据说顾无为后来拿到一笔钱，但是付了律师费、广告费之外，恰好一无所余。
事情解决之后，明星公司虽然挽回了破产的危机，实际上杜氏暗中贴了一笔钱，但绝不让郑正秋等三人知道，这是杜氏的一贯作风。事后，郑正秋预备好一笔礼，亲自到杜府拜谢，恰巧此日，我又在杜家。杜氏一看面色就料到他们的来意，先开口说：“你们阿是来送礼的?”三个人讷讷不敢出声，杜先生说：“倘然你们要送礼的话，以后明星公司任何事情，我再也不管了。”正秋知道杜氏脾气，默不出声，在烟榻上谈了半天上海时事；一方面对石川、剑云两人，伸出一个大拇指，屈了三屈，暗示拜杜氏为师。周剑云早已预备了三张门生帖，就在谈笑之间，三人突然向杜氏三鞠躬为礼，高呼“老夫子”，杜氏坚决不肯答应，说：“正秋四爷叔，年龄比我高，辈分比我大，哪里担当得起?”三个人又说：“如果杜先生不答应，我们决不离开。”杜氏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连说几个“好，好，好”，就算了却这一件轰动全上海的大新闻。
杜氏要我经手办理的童涵春堂药号的事件，我一经调查，资方俞佐廷是上海总商会会长，花了五十五万元，接盘童涵春国药号。店是老店，但是药铺中人，上下舞弊，积习成风，俞氏派了一个老年可靠的亲信宋辅臣担任总经理，到任之后，宋氏暗中调查职工舞弊的事。一天，有一位张姓的伙计，送出一料“膏滋药”，宋一查账上，并无这一笔交易，即刻通知保人，决意要开除这个职员，哪知道这个职员片刻间带了一个人来，这人自称是郁良心堂药号的职工，说这料药是郁良心堂煎制的，他因没有时间，所以托张君代送，根本与童涵春无关。此人的话刚说完，张姓职工即伸出巨灵之掌，重重地掴了宋辅臣四下耳光，宋氏当堂气得话都说不出一句。全体职工骚动起来，一致支持张姓职工，几十人立刻把宋辅臣抬出店外，放在街边地上，声称“如果你明天再来，全体要打你”。宋氏懊丧之余，只好哭诉于俞佐庭，于是俞佐庭就恳求杜氏，代为荐派经理，解决此事。
我和童涵春堂的旧人都很熟，我就说明我是代表杜先生来解决这件事的。起初劳方提出许多条件，都是不近人情的，最后要宋辅臣焚香点烛叩头道歉。我说：“这也是不公平的，要是杜先生出面派一个经理来，大刀阔斧，秉公彻查，你们大家未必个个都是清白的。至于张姓职工也一定会被开除的。”全体职工听我这话，当堂缓和下来，他们只要求全体去见一见杜先生，当着杜先生面前和宋辅臣握手言和，因为许多职工只闻杜先生之名，从未见过他一面，所以他们认为能与杜先生见一面，是无上光荣的事。我就答应他们的要求，然后把情况回复了杜氏，杜氏当场就打电话给俞佐廷，俞佐廷回说：“这样解决再好也没有了，我明天送上四桌酒席，借杜府大厅，宴请全体职工和宋辅臣，双方面就握手言和。”杜先生连说了几个“好，好，好”。次日晚上，童涵春全体职工，个个都理了发，换上新衣出席，还带了松石轩照相馆的一位摄影师，同来摄影留念。杜先生只从内室走到大厅，话都没说一句，大家已欢声雷动，请杜先生坐在正中拍一张照片。留影之后，杜氏即因另有酬酢，匆匆外出，这一晚大家尽欢而散。宋辅臣事后对我说，他那天受了四记耳光，当晚就想自杀，哪里想得到有这般的圆满解决。从此宋氏在该店任职了十二年。
上海的大小纠纷，都是类此方式，由杜氏出面，事情都化险为夷，得到和平解决。
当年上海的法租界，法国人认为是殖民地，不承认是租界，所以隶属法国殖民部之下，所有官员执行着上一世纪的殖民地政策，对法租界居民处处用高压手段，对待公务员也极苛刻。法租界的水和电，是由“法商水电公司”专利经营，职工的薪水极低，每月薪金只有银元八元至十元。
民国十八年，法租界水电厂的职工突然罢工，一时全法租界无水无电，僵持十多日，垃圾工人也响应罢工，法租界当局毫无应付办法，但是不肯低头。在急得没有办法的时候，由法工董局派人请杜氏出来调解。杜先生说：“我资格不够，你们还是去请比我声望高的人来办吧!”其实杜氏早已料到，越早插手，事情越难办，要拖到法国人支持不住的时候，他才能轻易地解决这件纠纷。
恰巧这时，有一艘法国大邮船抵达法租界外滩，全体搬运工人也袖手旁观地罢工。这艘大邮船上载来一位外交大员，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只能利用救生艇上岸。
这位外交大员上岸之后，见到街灯全无，汽车过处，一阵阵垃圾臭味迎风吹来，在车中法工董局首长黯然无语，这位外交大员便大肆申斥，次晨拜会吴铁城市长，挽请出面调解，吴市长欣然接受。
吴市长认为万一由他出面调解不成，有失身份，想来想去只有杜氏可以了结这件事情，于是就派一位陈景仪拿了市长的名刺去见杜氏，说明这件事由中国人来料理，可以给法租界当局一个教训。
陈景仪不但与杜氏交谊很深，而且杜氏也认为时机已到了成熟阶段，于是打电话给法租界当局首长，约集法商水电公司经理先行商讨。杜氏提出：“所有工人薪金一律要加一倍。”水电厂经理期期以为不可，讲到最后加薪百分之七十五，但是法商方面坚持罢工期间薪金不发，否则，日后他们随时罢工，会无法遏止的。杜氏说：“好!就这样办吧!”
接着杜氏召集罢工领袖，有水电工人领袖、垃圾工人领袖、码头工人领袖，由他具柬在“三和楼”大摆筵席。先叫陈景仪和工人开会，任由工人提出条件，有些只要求加薪百分之三十，有些要加百分之四十，有些要加百分之五十，罢工期间工资照给。陈景仪就用电话通知杜氏，事情已可迎刃而解，请他亲自出马。杜氏收了电话，立刻赶到，含笑到场向代表们打了一个招呼，全场掌声雷动。杜氏一开口，全场又寂静无声。
第一句话：“你们要求的工钿太少，我已替你们讲好加百分之七十五，你们满意吗?”全场高呼“满意”。第二句话：“罢工期间的工钿不给，你们服从吗?”大家高声说：“算了，算了。”只有一个人站起来，振振有词地说：“这一点不能同意。”杜氏说：“我已经答应资方了，不能变更，那么罢工期间工资，由我来贴。”
大家听了，又是一阵掌声。岂知那位工人立刻说：“我要公司拿出来才接受，杜先生个人拿出来，誓不接受。”杜氏极迅速接着就说：“大家的损失由我贴，你的一份我负责叫公司会计处照付给你。”说罢之后，就倒了一杯酒，举起杯子向大家说：“我祝贺你们胜利，也是中国人胜利，希望大家明日一清早就上工。”大家鼓掌如雷，高呼“照办”。杜先生干了一杯酒就走。一场连续几个月的大工潮就此结束。从此杜先生的威望，震惊全沪。
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宋子文当财政部部长，发行二五库券，到上海宴请工商界领袖，由秘书唐腴庐开名单。宋子文看了之后，删除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杜氏。唐腴庐力争不可，宋子文勉强答应下来，结果全上海工商界所认的数目，杜氏居第一名，认销总数达四分之一。宋子文见到这般成绩，大为吃惊，亲自到杜宅道谢。杜氏只能说浦东国语，而宋氏只会说英文和广东话，两人谈话，往往答非所问。唐腴庐从中传话，说出财政部的税收，不及租界，而以香烟税一项数字最大，要杜先生设法协助。杜氏说：“我是中国人，应该出力。”宋子文还认为他是敷衍性质，随便说说，称谢而别。
过了三个月，有一家最大的外商烟草公司，在上海黄浦江对面浦东设厂，地属华界，这家烟厂有工人八千名，高高的红墙，四周围起来，好像一座城堡一般，自办警卫，自设水电，不纳地税。不缴差饷，厂址沿据黄浦江，所产烟支，自己用船只运出，所以当地的中国政府机构，对这家工厂，一些办法都没有。
忽然有一天，这家外商烟草公司八千工人宣布罢工，烟厂当局态度强硬，关起厂门，一概置之不理。照烟厂当局的估计，只要罢工两个月，工人生活无着，全浦东有八千家户口不能生活，到时便会复工，所以态度硬得很。
浦东是杜先生出生之地，罢工到一个月之后，工人经济上已顶不住了，浦东绅商纷纷请杜氏出面调解，杜氏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对工人除了加薪之外，还要工会打电报呈请财政部，要求“洋商香烟输出租界一步，一定要纳税”。当然，工人各为自己，也不明白杜氏的用意。杜氏另面告唐腴庐，要财政部下令火车、轮船、长江线各码头，立刻停止装运不完税的香烟。宋子文得到了这个请求，才明白杜先生的用意，一一如命照办。
外商烟厂初时只估计到工人生活维持不了多久，但是一牵入政治，他们就急起来了，公司董事会推出一个华人董事、广告画家胡伯翔来想办法。胡伯翔想到非杜氏一言不能解决，又请陈景仪陪同前往会面。杜氏说：“工潮的事，容易解决，如果纳税一项，外国人不答应，那么工潮就永远弄不好。”外商烟厂内忧于工人罢工，外患于全国禁销。陷在窘境中，大约又僵持了一个月，不得不完全答应两项条件，工潮就此解决。国民政府的驻厂税收人员，也就从全体工人复工之日起，进驻该厂办公。
杜先生的行为，爱大众，爱国家，处处是这般方式，气概豪迈，行侠仗义，风头之劲，当然为世人所折服，于是声名鹊起，名震全国。
某次，杜氏得政府当局授予“少将衔”。杜氏很高兴地接受，特地在军装店定做一套军服，到贾尔业路去晋谒政府某显要，领取证明书及证章，回来时在国际饭店附近光艺照相馆拍了一张相片。这张照片幅度不大，后来就悬挂在他的大菜间中。
光艺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之后，送登《申报》、《新闻报》，因为杜氏轻易不肯拍照，很少有他照片登在报上，但登出之后，他也不以为忤。
不料几年之后，上海有一种所谓“滑稽戏”，最著名的有裴扬华、程笑亭演出的《小山东到上海》一剧，裴扬华演的是小山东，程笑亭演的是浦东“陶巡长”，出场时巡长穿着警察制服，与报上登的那张杜氏军装照片，大同小异。巡长在台上一开口完全是浦东国语，讲的话句句都像杜氏口吻，听者无不大笑。这出戏头本、二本、三本越演越旺，轰动整个上海。
有一天杜氏的随从人员向杜氏晋言：“《小山东到上海》，影射杜先生，我们实在看不顺眼，想去捣乱一下。”杜氏睁大了眼睛说：“大家浦东人，有饭大家吃，哪能可以?后天晚上我家请客，就叫裴扬华、程笑亭到我屋里演《小山东到上海》，而且侬要好好叫告诉伊啦，决不难为伊拉，要是有一点点难为伊啦，我就不叫杜月笙。”随从人员领命而去。
一经接洽，程笑亭面如土色，说：“我陶巡长明朝起可以勿做，堂会希望作罢。”接洽的人见他怕事，反而说了许多好话，担保决不会难为他。到了那晚，程笑亭登场了，一出台一开口，座客大家都不敢笑。程笑亭手足震颤，声音低哑，杜先生见到程笑亭这般尴尬情形，立即吩咐从人到后台致意。明知程笑亭胆怯，于是他就首先领导鼓掌，大家也就跟着一阵如雷的掌声。程笑亭精神为之一振，自此他便妙语如珠，依着平时杜氏的口吻，大家笑到前仰后倒，杜氏更是笑个不止，最后，重赏而散。
杜氏对剧艺界中人，常加照顾。有一天晚餐时，叫王无能堂会，王无能是上海所谓“独脚戏”的前辈，嗜好极深，但是在台上精神充沛。演出时和他搭档的钱无量问他：“你今天的精神何以这般好呢?”王无能说：“吃饱了来的，毕生别的东西我吃得不多，但是珠罗纱帐子已经吃掉十八顶了!”钱无量又问：“此话怎讲?”王无能答：“吸鸦片时，烟斗之下要衬一小方‘珠罗纱’，吃烟的人叫做‘斗脚纱’，本来这种珠罗纱是做蚊帐的，我一小方一小方剪下来，已剪掉了十八顶蚊帐。”此语一出，听者恍然大悟，继以狂笑，杜氏亦为之大悦。
王无能在堂会上又说：“近年身体大坏，恐不久于人世，将来我的后事，只好靠杜先生了。”听者以为这是笑话，杜氏却用食指点了下自己的口，接着又用食指对台上一指，意思就是“闲话一句”，王无能会意，格外卖力，滑稽笑料，层出不穷。
过了六个月，王无能果然一命呜呼。身后萧条，一身之外，别无长物。钱无量一早九点钟赶到杜宅，恰巧杜氏住在辣斐德路辣斐别墅，直到下午两点钟才回到杜宅。杜一见钱无量愁容满面，就说：“阿是王无能……”钱无量点头称是，杜氏即刻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庄票，面额很大，钱无量道谢而去。走到门口，对门房说：“杜先生真是闲话一句，连两句都没有，我等候了六小时，但解决这件事，不过六秒钟。”
杜氏不仅对剧艺界中人如此，对鳏寡孤独，都有一种特别的处置。早年对浦东一些寡妇每人发一个“折子”，每月可向他的账房领月贴七元（相等于那时两担米价）。后来被照顾的人，更不限于寡妇，不少隐贫也有不同数字的补助，“折子”究竟发出多少，谁也不知道。凡是领折子的人不幸死亡，名为“还折”，还折时另赠葬殓费一百元。
有一天，客堂里挤满了凭折领钱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呶呶不休，要亲见杜氏叩一个响头，那时恰好杜氏身穿夏布衫裤，在客厅一角摇扇观望，一班被救济的人都不认识他，杜氏也不自我介绍，只对那人说：“杜先生不喜叩头跪拜一套的。”说罢，施施然离去。一家人暗暗发笑。
还有许多清寒的前辈和文人，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调剂，每月派人送去固定的银数，经年累月，从不脱期。
民国十八年间，杜氏声名鹊起，威名远震，无数人辗转设法要想立雪程门，范围遍及军政工商各界，杜氏特别重视文职人员，凡投帖者，一律称作“学生”，学生对杜氏，一律称作先生或“老夫子”。
杜氏接受门生帖时，仪式简单，行礼时规定三鞠躬，不许下跪叩头。门生究竟有多少，向无统计，约略估计至少有两千人。
何以有这样多人投拜杜氏做他的门生呢?以我的观察有几点：
一种人因为受不了当时上海恶劣环境的压迫，所以要投拜杜氏为师作护身符，这种人都是安分守己的，居最多数。一种因当时上海绑票之风极盛，每月必有一二人被绑，多的时候，每月竟连十数人，于是好多人都投拜杜氏，这种人家私百万的富商巨贾不在少数。一经拜师之后，绑票匪便不敢下手了。一种是工商界中人，为了想扩展业务，避免纠葛，纷纷投拜杜氏门下，而门生与门生之间，产生浓厚情谊，对事业有莫大的帮助，所以这一类人数字极高。一种是当时上海的商业团体，凡是理事或理事长，差不多都是杜氏的门生，叫做“理字头人物”。
一类是剧艺界中的佼佼者，为了怕人捣蛋，有损伶誉，于是都向杜氏投帖，特别是京剧界中人，往往不远千里来投杜氏之门，如杜氏接受了这人，都认为是毕生之光。
杜氏门生之中，数字较少而地位较高的，就是军政界人士。所谓军，不限于陆军，海军、空军都有；所谓政，是遍及政府各部门。
一类是工人阶级，多数是工会中的领袖，所以逢到工潮发生，劳资双方都要请杜氏解决，除非杜氏不答允，答应到，“闲话一句”，什么都解决了。
杜氏对收门生，考虑最多的，一种是武夫，一种是二世祖（即败家子。——编注），他怕这般人搅风搅雨的行动会妨碍到他的声誉，所以杜氏门下以这班人为最少。这些情况，在当时上海几乎蔚为风气。有一位二世祖周孝伯大律师，曾经和当时红极一时的女明星张织云结婚，结婚之前签过一个极苛刻的婚约，证明男方如果抛弃女方赔偿多少损失，而数字之大是周孝伯绝对不胜负担的。不幸结婚三月，双方便闹翻了，女方要他履行婚约，周孝伯囊无余资，哪里拿得出来，纠葛闹到杜宅，张织云振振有词，杜氏只说：“周孝伯是呒没铜钿格，官司打到底，也是呒没结果的，还是我来罢。”当时即掏出两张庄票，面额不大，张织云只好勉强接受把婚约撕了。杜氏同时关照书记，把周孝伯的门生帖取出，当堂撕了，周孝伯废然而去。
另外一件事，是当时上海邮务工人会有十个人投拜杜氏，这十个人的门生帖子是我写的，写的地方是在大中华旅店。这十人之中，有陆京士、朱学范、张克昌等三位，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后来却分道扬镳，张克昌投汪政权，朱学范坚留大陆，陆京士追随杜氏，矢志不移。杜氏对朱、张两人的离去，百般劝阻无效，认为是一件憾事，但得一陆京士认为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事。
一件是上海渔市场的主任唐缵之告诉我的。抗战时期，杜氏担任赈务委员会委员长，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到西北去巡视，经内江过自流井到成都，夹道欢迎的有数万人，因为以往西北两次旱灾，均得杜氏捐输巨款予以救济，所以西北人对他表示热烈欢迎。投门生帖的近两千人，杜氏坚拒，且因哮喘剧发，说话不便，由四川省主席张群（岳军）替他审核名单，杜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便收了一千五百名门生。
到了宝鸡，又备受欢迎，酬应繁多，杜氏又接受了五百多个门生的帖子，接着他转到洛阳，静悄悄地回到重庆。
照我的观察和统计，杜氏的门生，上海约有两千人，各省各地有三四千人。后来，门生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恒社”，取“如月之恒”的意思，组织极严格，会员五百余人。
杜氏对浦东乡亲极为关切，所以在爱多亚路建筑一座浦东同乡会，大厦巍峨，楼高七层。他还想造一座恒社大楼，在霞飞路近善钟路处预备了十四亩地，可是这幅地上搭着木屋几百间，杜氏不忍加以逼迁。另有一个门生愿献出一座新建大住宅，供恒社作为永久会所，他也没有接受。
某年长江大水灾，灾区辽阔，无家可归者百数十万人，上海的最大慈善机关叫做“仁济善堂”（其地位相等于香港东华三院），发出救济呼吁，初时捐款的人不过一千二千，杜氏见报认为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就自己开出名单，设宴六席，出席的都是当时上海的富商，而且他都代他们作过种种服务。他在席间提出要大家踊跃大量捐款，以示倡导，各人纷纷捐款，当堂募集到七万五千元，杜氏自己再捐出二万五千元，凑足十万元送出。
这一次的事，报纸郑重登出，大家都赞叹不置，此后仁济堂的捐款数字，就大大地增加起来。当时仁济堂主席是朱庆澜（子桥）将军，他见杜氏这般热心，要他当董事，他坚决不就，只说“有事我都帮忙”六个字。
历年各种各式的捐款，我也记不清，写不尽。只记得有一位最早的抗日英雄马占山将军，在山海关外黑龙江嫩江桥和日本人打了一次硬仗，日军着实死了不少人。消息传到上海，杜氏立刻汇款十万元给马将军及其部属作为犒赏。同时，杜氏有一个学生，叫做孙桐岗（孙桐萱昆仲行），是空军学校毕业，也参与作战集团，颇有功绩，杜氏拟赠他十万元，孙桐岗坚不肯受。这两件事，时间相隔很近，报纸上登载出来之后，大家奔走相告。可惜后来马占山变节，而孙桐岗则建议将十万元捐献给国家，后来杜氏就个人奉献飞机两架给政府，一架叫“月华号”，一架叫“月辉号”，开国民献机的先河。
“一·二八”炮声一起，杜氏领导全上海工商机关组织抗敌后援会，支持抗战，当时十九路军在闸北英勇应战。只因十九路军从南方调来，副食什物给养不充足，杜氏连夜召开会议指挥一切，同时关照各电台广播呼吁市民捐献，只要电台上说要什么，市民就捐献什么！东西堆积如山，杜氏辟出福煦路一八一号巨厦，作为临时堆栈。
本来一八一号大厦连云，占地二十余亩。心想足够堆置，不料各方送来的东西，排山倒海而来，竟然把二十亩地都堆得满满，其中还有卡车一百数十辆，同时还有许多司机自动义务日夜不断地把货物绕道送往前线。
有一天，杜氏与若干名流，乘车绕道到十九路军后方，亲自慰劳各军长，这事对士气有极大的鼓舞。他会见蔡军长，蔡氏说：“你们送来的药品、西瓜以及香烟、毛巾、牙刷等，我们已分配给各士兵，现在只缺乏通讯用的电话机电线以及电话总机，希望你帮忙。”杜氏即拍胸回答说：“由我负责明天送到。”杜氏等又碰到一位张军长，是有名的铁汉，张说：“你们送来的东西，真是多到用不完，不要再送来了。”杜氏当堂告诉他：“明天我们还要送一辆装甲车给你，你的吉普车实在不够防御。”张氏初时推却，后来也欣然接受。
杜氏归去之后，一打听，电话器材不是随便买得到的，当晚就把自己的事业中汇银行电话总机拆掉，并分电十个人负责各人捐献电话机及电线，次晨即刻送去。此事震动一时。德商银行买办杨志云想到仓库中有一座军用电话机，也响应义举，献给十九路军，杜氏就连同装甲车送往前线，以供急需。“八一三”事件结束之后，市场恢复旧观，中国人与日本人也渐渐稍有往来，日本方面派出日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游说杜氏，要他组设“中国建设银公司”，资本三十万元，以百分之五十一赠与杜氏，杜氏毅然谢绝，日本人想尽办法，劝其应允。日本人驻沪商会会长船井辰一郎保证只谈生意，不谈政治，杜氏终不为所动。
在“八一三”中日之战正式开始之前，日本松井大将及土肥原贤二，均往杜宅拜谒，杜氏托病不见，日人恨之入骨，所以中日之战开始之后，杜氏就急速离开上海。
杜氏盛时，念念不忘要想发展他家乡高桥的繁荣，那时市政府正拟办黄浦江渡轮，以外滩为起点，先建了一座水上饭店作为总站，另有新型渡轮六艘，从外滩开行，经东沟等站，而以高桥为终点。杜氏听到这个消息，当即推介谭伯羽主持其事，拟定一切均自筹自给，并且在高桥设海滨浴场，经杜氏策划赞助，卒底于成。
高桥有了渡轮之后，交通方便，市况热闹。杜氏就决定在他的出生地建造一座祠堂，并且附设一所高桥小学以及高桥图书馆。
杜祠所占之地，不过两亩，但是落成之日，四乡男女老幼都要来参拜。杜氏听到这个消息，决计不问乡人送礼与否，大宴三日，估计四乡来贺来吃饭的人，在二十万以上，于是就将杜祠四围空地填平，初填二十亩，后来因为上海有人发起，邀请全国名伶，到杜祠演剧三天，北京、天津的名伶龚云甫、李吉瑞、杨小楼、谭小培、王又宸、言菊朋、马连良和四大名旦，都自动要求参加演出。消息传出，全上海的人轰动了起来，识与不识的人都纷纷送礼，希望能获得一张座券，因此杜氏在短期之间，又填地二十亩，搭盖棚厂，并设戏台，演剧三天。看到这三天戏的人，都认为是毕生幸事。
这么一来，原有渡轮六艘就不敷应用，临时借用小型轮船十艘往来载客，又向全上海友好借小型汽车一百二十辆接送来宾。该日除由当地军警维持秩序外，还有闸北保卫团出动团员二千人参加保卫，所以，情况虽热闹到极点，而秩序井然。
杜氏亲自款待嘉宾，到贺者除南京各首长外，上海市市长及各局局长，以及各国领事暨绅商都到齐。
最有趣的就是一个占地数亩的餐厅，自朝至暮，每隔一小时，开筵百余席，名为“流水席”。而最热闹的，是在半夜散戏之后，一直要吃到大天光，好多人为了要看三天的名剧，都没有好好睡过一觉。这般盛况可以说是上海向所未见的。
九十年前，浦东有一个泥水工人叫杨斯盛，晚年积资甚多，他深恨自己不识字，因此联想到浦东有不少儿童未曾入学，于是拨地十余亩，捐资十万两，在浦东六里桥兴建了一所“浦东中学”，附设小学两所，一所在浦东，一所在南市马家厂，成为当时浦东第一个捐资兴学的名人。杜氏对他极为敬仰。
浦东中学校务，被黄炎培（任之）等霸持。黄氏也是浦东人，喜欢搅政治，因此浦东中学经费，每年不敷甚巨。杨斯盛逝世之后，每年不敷的经费，均由杜氏负责弥补，因此被推为董事长。黄炎培依然需索如故，杜氏仍如数照给，乡人尝向杜氏诉说：“黄炎培任用私人，挥霍无度，毫无建树。”杜氏一笑置之。
某年，陈群（人鹤）劝杜氏自建一大规模中学，杜氏鉴于自己年幼失学，为之心动，就在上海西区法华镇辟地三十亩，兴建校舍十数座，开办正始中学，就由陈群当校长，学生大多数是免费的，少数虽收学费，数目亦收得甚微。
正始中学共有学额六千名，但陈群并无办学经验。开学之后，不但学生不多，而且程度参差不齐，杜氏大感失望，陈群束手无策。而杜氏又不愿就商于黄炎培。一天，我和杜氏闲聊，他问我：“正始多属免费，何以学生不多？”我说：“办学不是一件容易事，每一间学校，缺不了一个主干的人才，譬如南洋中学主干是王培荪，南洋模范主干是沈同一，民立中学是苏颖杰和陆澹，他们都是具有办学的才干。陈群不是教育界的，当然不懂得处理。”杜氏听了，频频颔首。接着我又告诉他：“民立中学，一山不能容二虎，陆澹颇想离去，大可以罗致过来。”杜氏连忙说：“好极了，好极了，你去约他来见我。”
我幼时也曾在民立中学念过书，陆澹教我国文，对我印象颇好，一经我邀约，他考虑了三天之后，和我一同去见杜氏。
澹先生本来是一位文艺家，写得一手好字，他预先写好两幅扇面，到了杜宅，一件送给杜氏，一件送给陈群。陈群对书画鉴赏力极高，看了陆澹写的字，赞不绝口。杜氏对陈群说：“陆先生是办学校的专家，何不请他来帮你的忙?”陈群一口答应，并且说：“陆澹办民立中学是有名的，希望陆先生能屈就正始中学总务主任。”陆氏当即应允，不过，提出了两个条件：各科教师，要全部由他延揽；学生入学必须经过严格考试，不及格者一律淘汰，连杜先生介绍的清贫子弟，也要经过考试。杜氏表示同意。
陆澹主持正始中学第二年，六千学位竟告全满，杜氏大悦。正始中学校舍宽大宏伟，单是大礼堂就为全沪各学校所不及。上海最初成立“市参议会”时，找不到一个适当的会场，终于假座正始中学大礼堂，开第一次参议会成立大会，每二位议员都有一桌二椅，不但地方十分整洁，而且礼堂中没有一根柱，记忆中比香港大会堂餐厅还要大得多，停车场又是上海所稀见的。各国领事都来参加，见了这么大的中学校，觉得出乎意料。
杜氏的生辰是农历七月十一日，每年逢到这天，杜氏皆不愿称庆，往往避寿他处，只约一位老友闲话沧桑，这是他的“年常旧规”。
抗战胜利的那一年，杜氏由重庆归来，不久，逢到他六十生辰，友好坚决要替他做寿称庆，预先邀定全国名伶来沪演剧，上海的戏剧界也参加演出，到时假座中国大戏院连演名剧十天。由于座券不敷分配，每一台戏连演二晚，等于十天中，有五场不同的剧目，票价高至五十万元一张，三楼票也要卖五万元。杜氏的爱侣孟小冬，就在第五、第六晚，连演两晚《搜孤救孤》，票款全部助赈。当时因为座券不敷分配，有不少军警硬要进场看戏，几乎闹出事来，幸而有警备司令李及兰在场，总算把所有风波平息下来。
杜氏全盛时代，上海凡是规模庞大的工商业机构，无不想尽办法，延揽他当董事或是董事长，因为凡是大组织，环境上如发生纠葛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能缓和局势的人物，那时在上海，只有杜氏一人最为相宜。
因此，杜氏在上海工商界的大机构中，担任了七八十个董事长或董事。就我所知，报业为《申报》、《新闻报》、《大陆报》（西文），银行为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汇银行，书局为大东书局，纱厂为恒大纱厂，交通机构为华商电车公司、大达轮航公司，学校为浦东中学、正始中学，此外棉织厂、铁工厂、造纸厂、运输公司以及交易所，差不多都由他担任董事长，只有若干官商合办的机构他担任董事。杜氏每年在工商界的收入，不要说是股份上的利益，单单车马费就有很可观的数字。至于公职更多，国大代表，前已说过，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一职，经当选而不就，其他重要团体如全国船联会等都是会长。
何以一个最初不识字的人，有这般威望呢？都是因为他处理人事问题，有特殊的方式，往往只用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了一个大组织的困难问题，好多公司召开董事会，都移樽就教到他家中去举行，大抵小事他都不管，大事才请他出来说句话。
当时社会间各式各样的势力很大，任何机构只要是由他担任董事长的话，什么事情都可烟消云散，所以他成为上海百行百业众望所归的一个领袖人物。
杜氏对处理一件事，意志极坚强，但是也有两个极端相反的弱点。一件是对妻妾儿女的家事不善应付，常常为了家务闹得大家不开心。举一个例来说，他原本住在华格臬路，但是地方不大，气派不够，所以另外在杜美路古拔路转角造了一座很大的新式住宅，将要入住时，家庭间闹得不可开交，杜氏气恼非常，又不敢向妻妾发泄，迁延又迁延。后来有一位风水先生来说，这个宅子，杀气太重，住进去家中必多口舌，且有恶象隐伏，于是让杜氏在花园中另建一亭，用来镇压风水。但是亭子造成之后，家中反而越闹越厉害，杜氏竟然束手无策，所以这座巨宅，空置了多年。直到抗战开始，杜氏离沪，始终未进入这座新屋住过一宵。
还有一件事，就是他的疾病。最初患的是痰饮症（即慢性支气管喘息），后来转为哮喘症，我在民国十九年开始为他诊视，我对他说：“这病只能治标，没有根治的办法。”他说：“中西医不知看过多少，只有你肯说这句老实话。”但是他每次发病，总是急得不得了，好像危在旦夕一般，坚决的意志被病魔折磨殆尽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日，杜氏乘渣华公司最后一只邮船“宝树云”号来港，住在坚尼地台二十号陆姓建筑商住屋中，杜氏的生活环境为之大变，而哮喘的发作更频，除了喘病之外，还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象。他本来是意志极坚强的人，到这时意志也极度的薄弱，一天到晚疑神疑鬼。一时中西名医毕集，有时一天要请几个医生，而且有两位医生，早、午、晚要连看三次；同时各种各式的迷信办法也试过。终于他在六十四岁生辰的前一天与世永别。时为一九五一年八月七日。
这篇文字，我仅是以我所见的实况写出，对耳闻之事提及较少，不足以传述杜氏的生平全部事迹。
司马迁写《史记·游侠列传》，有一个很好的见解，说是“六家要旨，儒侠相并”，但是《游侠列传》中的人物，如朱家郭解，不过是排难解纷。季布季心，也不过是重诺守信，所以要是与杜氏来比较，那些游侠就差得太远了！
至于历史上有名的富翁，如石崇、王恺，不过是自己生活豪奢，更不足与杜氏相提并论了！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陈存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