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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14日晚上，第30届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基金在美国纽约美国亚洲协会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来自中国的卢广以《关注中国污染》的专题摄影获得了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
最近从蜂鸟网转帖出来了一组卢广的作品，在很多论坛特别是一些摄影主题坛子都可以看到。但是也有很多论坛锁住或者删除这些帖子。现提供一个链接： 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19723982/ ，又或者大家在google上关键字“中国的污染”搜索即可看到相关内容。
卢广的这些作品，在俺这个外行看来真是专业加上良心。和大多数看到后的人一样，俺深深被震撼了，觉得这些照片充满着悲悯和道义。而这些照片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上基本无法看到，所以成为稀缺资源，进而让人看之震撼不已。不过需要说明一下，这个震撼和张艺谋那种整上万人在一起齐声高喊“杀”接着整齐的扭秧歌是不一样的。
俺的一个同事，年轻的姑娘，看过之后问俺：这些是不是真的啊！眼神充满惊讶，然后她说看了之后觉得好难过好难过呀。咱都不年轻了，都不会单纯的以为现实如童话般美好，却也没料到现实如此惨烈，真相如此触目惊心。恨不能马上听几首宋阿姨歌唱祖国美好的歌曲来给咱的小心脏压压惊。
还好，下班回家马上看到了电视直播济南全运会开幕式的场面。所有画面都很对得起一场华丽的秀，主持人照旧亢奋的快流泪了，最后烟火灿烂了星空。大国勃起啊，大型秀场上射的欢，俺说的是烟花，明年世博肯定能看到更精彩的射烟花呢！因为名为盛世的姑娘，老爷们是抱着不想放手的，最起码要射到爽了呀！
感谢卢广先生。
昨天，我们得知上海更换5000块路牌总共耗费两亿元人民币，这个数据是根据上海《新闻晚报》的报道得来。可以想到，相关部门和找到了《新闻晚报》说，你看，你们的报道，给党和政府的工作带来了麻烦，你们必须亡羊补牢，于是，《新闻晚报》今天刊登了文章进行了解释：这5000块指路牌只是一小部分，其实只占有所有更换量的五分之一。也就是总体要更换25000块各种路牌。所以，就用2亿除以5000来计算出40000一张路牌，“太过于草率”。
在《南方都市报》上，公路管理处说，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
那好吧，首先，这5000也是你们说的不是我意淫出来的，就算你说错了吧，是你把2留给了自己。那就更换25000块路牌。25000块路牌是个什么概念呢，25000就是250了100次，是一个大数字。据悉，上海的高速公路总里程是600公里左右，这25000块牌子中，假设有1000块做了高速公路附近公路引路牌的更换，那么还有24000块是用在了高速公路上，于是，我们再做一下除法（学会做除法很重要），我们发现，上海的高速公路每公里需要更换的路牌是40块，也就是说，你在上海的高速公路上开车，每开25米，你就能看到一块牌子，假设你的速度是12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你每秒钟行进了33.333333333米，这代表着，你在上海的高速公路上开车，两秒钟内你差不多能看见三块路牌或指示牌。
太狠了，如果我开的足够快，上海市公路管理处在路牌上画点图，我就能看动画片了。
假设我们公路公里不止600公里，用在高速上的各种牌子也没有那么多快，两边都朝相关部门的有利方向放宽尺度，那我们一秒种也能看见一块牌子，晚上这些牌子还都反正光，一分钟你看六十张牌，请问上海的驾驶员们，你们开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有过这么梦幻到晕菜的时刻吗？
所以，我认为，相关部门的解释未免太过于草率了，你撒谎好歹也要撒在人体工程学以内啊，你这是换路牌，你当贴瓷砖啊。
我们再退一步，假设他的确大大小小是改动了25000块牌子，连相关部门领导自己家的门牌都改了，花费两亿，那每块牌子的平均价格也达到了8000元。8000块一块牌子，这个工程我很愿意承包。
所以，这两亿里有没有猫腻，其实很简单，公路管理处把账目公开了就行了嘛，包括你把这个工程承包给谁了，那事情就好说了嘛。你心中无鬼，我们又过于草率，那为何不给自己一个清白呢？
当然，相关部门的说辞永远是很多的，他会说，我们给司机印发了免费的地图，印了一亿份，这钱就花完了。这下就死结了因为你无法查证了。因为出版社和印刷厂隐瞒印数是我们国家文化产业的一个特色。
最大问题正是反映出我们国家爱折腾的特点，中国的道路交通中，我听到的最多抱怨就是路况差，乱收费，道路管理混乱，设计不合理，施工质量差等等，很少听到有人反应说路牌不规范。比如上海的高速公路，其实大家已经很熟悉，原先的A4，是莘奉金高速，就是从莘庄到奉贤到金山的高速公路，一目了然，现在变成了沈海高速，就是沈阳到海口的高速，公路管理处的专家解释说，这样“方便驾驶员认准编号，一路到底”。
你们觉得驾驶员同志都是有毛病的吗？你没事上高速公路就一路到底？是为了方便那些本来开到松江的同志开到松花江吗？这样的理由是非常可笑的，你索性就说，国家在下很大的一盘棋，观棋不语。那就可以了。但是，换一下高速公路路网的路牌，这个国家就花费了几十亿上百亿，那这个国家花钱是不是也太草率了？我们的教育，福利，扶贫为何又要常常哭穷呢？以前换下来的那些路牌怎么处理呢？万一又要换一次呢？换路牌是眼前的燃眉之急迫切需要解决吗？
另外，原本我家门口有一条国道，叫G320，本来G就是国道的标志，现在高速公路也是G打头了，那如何从地图上区分国道和高速呢？
再另外，相关部门说，他们用两年的时间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广泛征询意见，我周围的朋友很多开车，包括所有的汽车论坛上，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是被征询意见的。我认为，征询了老婆情人二奶的意见不能算是广泛征询意见。相信这只是相关部门自己决定以后的随口一说，就像那100个250一样，都是他们的惯性谎言。
其实，我认为，高速公路的标示用中文也挺好，高1高2高3，国道就叫大1大2大3，省道就叫初1初2初3，终点都是天安门，广场上竖一个大路牌，毕业。然后索性多花点钱，把所有的路牌都换成电子大屏幕，可谓一劳永逸，从国库的角度来说，其实是节省的，你不光可以按照心情随时更换路牌路名，也可以经常进行一些政策的宣传，放一些领导的头像或者通缉犯的头像，总之，电子大屏幕是很方便操作的，也正符合我们政府随性洒脱的决策风格。
韩寒这小子的脑瓜子实在太精，最近的一篇博文用简单的数学算式三下五除二就泄露了特大号的国家级机密，我现在是不在其位不谋其职，否则，我非要找机会在他的赛车上做点手脚，他这样的脑袋瓜，还让不让人活啊！
韩寒从官方报纸上看到上海耗费两亿人民的币更换5000块高速公路牌子，他好像还没有来得及吃惊，上海有关部门就发现了问题。毕竟，上海可是中国教育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只要懂得一点小学除法的老百姓扳指头一算，就会被昂贵的高速公路牌吓一跳。于是有关部门出来辟谣，并发布了正确的消息，原来那两个亿要更新的不是5000块路牌，而是25000块。这一更正，把政府的成本减了下去了，把老百姓的心儿也放松了。你再掰指头一算，一块屁股大小的路牌也就8000块人民的币，相比我们财大气粗的国家，这真不算个啥，再说，我们缺的又不是钱？如果可以用几千块钱造出一块块经久耐用的牌子，迎来共和国一百年庆典，甚至可以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话，何乐而不为？
这道理一般不开赛车的老百姓都能够理解，可既然人家韩寒是赛车手，你就要想到，人家早就开车飙过上海的每一条高速公路了，知道上海有多长的高速公路，路上一般有多少块牌子。而且，他不但会赛车，还会做小学算术，这不，这小子又扳指头算开了：如果按照上海当局给出的这些权威数字，整个上海市高速公路上每25米左右就要有一个造价高达8000元的路牌。而整个上海市，可能就是一个大牌坊了……各位，我们虽然没有像韩寒一样赛过车，但难道没有坐过车吗？下次坐车在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惊讶的大叫，原来八千元一个的高速路牌就是他X的牛逼，竟然是看不见的隐形的路牌啊……
各位，隔行如隔山，如果你看不懂赛车手的文章，那么你应该听一下一位情报专家的忠告：过去七十年里，世界上一些大国得到的最有用的情报基本上都来自对方国家公开的出版物，包括书籍、报纸和杂志……特别是对于那些把领导人感冒吃药都当成绝密的国家，稍微有点情报意识的人，只要仔细阅读官方的报纸杂志的话，留意照片和电视上领导人的站队顺序和脸上的表情，基本上可以知道那个国家的人民明天会过什么样的生活，以及他们的非正常死亡率有多高。
从这一点来说，韩寒具有非常高的情报员潜质，换一个角度说，他那个脑袋瓜，随时会泄露国家机密。对这种人，为了防止他泄密，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许他看中央电视台和党报等媒体。
韩寒泄露的这一国家机密，虽然上至高级领导人，下到平民百姓都心知肚明，但你要写出文章来，还真缺少直接证据，搞不好，分分钟会把你当谣言制造者抓起来。
当然，至于我来说，还有更大的隐衷。大家也注意到我很少写文章啰嗦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可今天我就不好意思沉默了。因为韩寒说的这事儿，我不但知道，而且还有直接的证据。可是如果不是韩寒率先泄密的话，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说出来。因为我正好有几位内地朋友在从事这类工作。有的是政府部门负责制定换牌子决策的，更多的是向政府“投标”争取牌子制造和换牌子工程的。当然我说的这些牌子除了高速公路边的路牌，还有各种宣传牌、社区公告牌、宣传牌等等。
我每一次都被朋友投标所得的一块小小牌子的造价惊讶得目瞪口呆，几百块的基本上没有了，动不动就上千甚至上万……我也私下质疑过朋友，你说的那种牌子随处可见，怎么可能要那么贵？有一位朋友反问我，如果在美国的话，这种牌子要多少钱？我当然答不出，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这可是我们政府部门有关人员考察过美国后做出的决定。这些牌子和美国的造价差不多，就算贵点，也不会贵很多。
可是，各位，你知道美国的人工是多少钱吗？你知道美国一个安装这类牌子的政府合同工的工资是多少吗？如果算上福利的话，应该是中国安装这类牌子的工人的二十倍！如果再计算上工厂里制造这些牌子的工人的工资成本，你能够告诉我，你凭什么安装一块这样的牌子，造价几乎和美国差不多了？和国际接轨是这样接的吗？
有一次我毫不客气地指出了这个差别，一位承包到某地区街头报警牌的商人委屈地说，你以为是我赚了？告诉你，我投上这个标，钱还没有赚到之前，已经把要赚到的钱中的一大半送给把那个标给我的政府官员了。
说实话，政府大手笔拨款设立一些牌子，方便民众，值得肯定，而政府要求用高标准制造和装饰这些牌子，是有长远打算的，这也是值得肯定的。可是，在中国，谁都知道，工人的工资没有上涨，造价没有上涨，安装费用和多少年前差不多（排除通货膨胀），这些基本上都没有和国际接轨，可是偏偏政府开出的价钱却越来越和世界上人均比我们富裕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国家接轨了。请问，官员不是傻瓜，不赚白不赚，他们不会把利润送给承包商，更不会让最基层的制造工人和安装工人来分这块大蛋糕！
说起这事，就不能不提武汉大学一位主管基建的副校长大肆受贿的事。有位大学教授早就说了，中国大学向来是以建筑物的高矮和占地面级的大小来评级的，如果国家拨款了，大学当局一般不急于投资于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而是积极搞基础建设，大兴土木，实实在在的高楼大厦更能让人看到大学成绩。
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而且只是一小半。武汉大学的腐败案向我们了泄露另外一大半的机密：搞建设就能够贪污腐败，就能够大肆收受贿赂——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我们认为如下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每一个用纳税人的钱竖立起来的建筑物的背后，都站了一个或者多个行贿的承包商和受贿的公职人员。
杨恒均 2009-10-15
为了和国际接轨，在几年前和国际接轨过一次的上海又改高速公路名称了。在几年前的几年前，大家都知道沪杭高速，也许是某个领导出国考察了一次，觉得纯中文不洋气，也许某个外国人投诉他们看不懂，也许是某个大领导御驾亲征从杭州去上海的路上一时心血来潮，以他的座驾A8御赐了一个路名，总之，这条高速公路以后就叫A8了，但是的决心很大，非常的彻底，大大的路牌只剩下A1,A2,A3,A4,A5,A6,A7,A8,一直到A30，连哪里到哪里都没有人知道，整个上海就是一个奥迪的展厅。
就像一个人突然上前踹你一脚你可能记不住他的名字，但是如果它天天踹你你就记住了他一样，经过了多年的强记，愚民们刚刚记住，但是还是习惯要加上后缀，A8沪杭高速，A9沪青平高速，A20外环线……
事情按理来说已经过去了，但是，北京突然执行了每周一个尾数限行，中国的交通部门就像教育部门一样，最喜欢考验大家的记忆力。我认为，这是一种政策的平衡，也就是说，北京人民每天要换算自己的车能不能出门，经常脑子抽经，上海人民没有道理不受这个苦，但因为上海人民已经缴纳了牌照保护费，也不能不让人家上路，所以，新招出来了，在脑力上折磨你，原来的A8,A5都改成了G2,G啥来着，而且连后缀也索性改了，比如原来的A9沪青平变成了G50沪瑜高速，A30更是变成了G1501，A4莘奉金高速变成了G15沈海高速。
这个世界突然都变了，以前去我家，是A8转A5转A30，现在是G2转G15转G1501，你很难相信自己还是生活在昨天的那颗星球上……好比看国庆庆典的时候，我们好不容易看图说话认清楚了谁是谁，但是中秋庆典，突然宣布中央领导人名字全部都换了，但是人还是同一个，大家一时当然难以接受。
说实话，现在的标示也没有太不合理的地方，也号称是国家规范了，但问题不是合理不合理，比如我们的电话号码也很合理，但定期系统强制给你自动换一次号码，那就是不合理，哪怕是给你换了一个不带4的号码。因为这么一来，早先的那一次换路名算什么呢。如果说上一次是市政府行为，这一次是中央行为，那麻烦领导们以后还是要沟通好，因为我们既不能和市政府沟通，也不能和中央沟通，但是市政府和中央是可以经常勾结的——不好意思——沟通的。
以上这些其实都不重要，也就是杀死一点脑细胞，多走几次冤枉路，但是从新闻晚报上，我们注意到，这次路牌的更换行动需要花费2亿元人民币，总计更换 5000块路牌。两亿当然是个大数字，市政府认为，两亿不过是阿拉两套好一点的房子的价格。两亿在我们眼里是钱，在仆人眼里基本就不是钱。这点钱，多倒钩倒钩，不就有了嘛。闵行不就光荣宣称，整治黑车短时间就整治出5000万的罚款嘛，加大整治力度不就有了嘛。
但是这个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除一下，也就说，每块路牌的费用是4万。
一块铁皮四万块，耳熟吗？是的，和你车上的那一块的价格是一样的。这说明了多年了，上海的车主其实是冤枉了上海市政府，你以为这是敲诈吗？不是的，这四万其实是原材料的费用。要不他们自己给自己的铁皮怎么也得收自己这么多钱呢？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中央拨款，让上海报价，上海说，我们这里的铁皮，无论大小，均价四万。除非你都把高速公路改成C15,C2什么的，C打头的牌照阿拉不收钱的。
经过了这次2亿的改造，我建议我们的世博会口号改成——最贵的地皮，最贵的铁皮。
南方都市报：华人诺奖获得者的教育背景耐人寻味
作者：熊丙奇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10月6日揭晓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华裔高锟榜上有名，这让华人再次扬眉吐气。至此，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项的华人已有8位。
诺奖获得者的教育经历，一直是分析家关注的重点。而分析这8位华人诺奖获得者的教育经历，或可对我国内地的教育改革产生某些触动。
8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只有一位，即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曾接受过十分短暂的两年时间的新中国基础教育，崔琦1939年出生于河南宝丰，1951年只身远赴香港，之后崔琦在香港培正中学接受教育。毕业后在金文泰中学修读一年预备班，成功考入香港大学，但是他选择了教会的奖学金，赴美留学。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高锟1933年出生于上海，1944年随父移居香港，入读圣约瑟书院，之后考入香港大学，但由于当时港大还未有电机工程系，他只好远赴英国伦敦大学进修。199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钱永健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之后赴美求学；1976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的中学时代在台湾度过；1986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的本科为台湾大学，硕士毕业于新竹清华大学。
概而言之，虽然媒体总想寻觅这些华人科学家们与中国教育和学术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在报道高锟获奖时，说他1996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但8位华人诺奖获得者，与我们的教育与学术其实都没啥关系，有两位为西南联大毕业生；有两位生于美国、长于美国；有两位在香港接受完高中教育；有两位接受台湾高中教育、大学教育。
如果说，华人诺奖获得者的这种教育经历分布有诸多偶然，那么，不妨再看我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教育经历，在总共12位获奖者中，只有袁隆平（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王选（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王永志（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李振声（1951年毕业于山东农学院）4位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的大学生。
新中国教育发展60周年，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达世界第一，达到2907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3.3%，但是，在杰出人才的培养上，我国内地教育必须承认存在严重的不足———不仅与美国相比如此，与当年西南联大的办学，以及我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办学相比，也存在明显的差距。
这种差距不仅仅表现在产生少数几位顶尖人才，以及内地几所著名大学的排名要低于香港和台湾地区几所大学的排名上，更重要的是，在基本的教育管理制度上，我国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格局始终难以突破，高等教育的行政化色彩日益浓郁，教育与学术都趋功利化，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培养创新人才，是一个综合体系，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社会用人制度与环境，缺一不可。基础教育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培养，具有基础性作用；高等教育的通识教育与学术规范训练，可培养一个人的科研精神与正确的学术习惯；而良好的用人制度则鼓励每个人发挥各自所长。以现实情况而论，在国内求学、工作者这三者都有缺失；在国内完成基础教育、部分高等教育，再出国求学、工作者，前两者缺失；在国外求学，再回国工作者，社会用人制度（也谓学术环境）缺失。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是，从新中国60年教育体系中，尚未走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早在2006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温总理所谈到的“非常焦虑”的问题，到今天并没有解决。欲解决这个问题，以笔者浅见，有必要正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实事求是地反思教育基本制度，这方面，可从学习借鉴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教育经验做起。我国深圳地区，已启动借鉴香港地区办学经验，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高等教育改革尝试，但愿这种尝试能为我国教育制度的全面改革积累有益的经验，从而为我国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环境。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