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02月, 2012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林贤治
20年前的冬夜，莫斯科上空印有铁锤、镰刀的红旗缓缓降下，一个雄踞欧亚大陆达70年之久的帝国宣告解体。20年后，数万示威的人群聚集在广场、公园、市中心大街，抗议国家杜马选举结果，向普京政府及既定体制发起冲击。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第一次面临如此严峻的政治考验。
时值岁末，我读雅科夫列夫的回忆录《雾霭》。
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回忆录。
虽然个人经历的线索相当清晰，像童年时代，读书及军旅生活，从事不同的职业，从报社编辑到政府官员，书中都有所叙述，但是，由此带出的另一条线索——俄罗斯的命运史、变革史，尤其是苏联时期的历史——占有更大的篇幅。显然，雅科夫列夫的本意并不在于描述自己，他不想仅仅作为孤单的个人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苦难的亲历者，为历史作证。
回忆录从斯托雷平改革说起。作者称斯托雷平为“俄国的伟大儿子”，给予高度的评价。代之而起的十月革命纯属偶然，甚至革命前夕，流亡国外的列宁还说革命将是下一代人的事，可见对于革命，他并没有足够的规划和准备。然而，更重要的是，相对于斯托雷平改革，十月革命唯是多余的暴力行动，它将一种破坏性强加给了俄罗斯。在作者看来，俄罗斯的灾难并非始于斯大林时代，源头乃直接来自列宁，来自革命，以及它所确立的集权制本身。
革命的破坏力，首先是对人类生命和生存权利的剥夺。十月胜利后，作者用了很多笔墨叙述杀害沙皇全家的惨剧，紧接着是肃反，查封报纸，监视和逮捕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集体流放知识分子，在文化、科学界发展克格勃密探，迫害宗教人士等系列活动。书中写到对付神职人员的残酷手段，如剥头皮，在沸腾焦油的大锅里煎熬，用熔化的铅水做圣餐，推到冰窟窿里淹死，等等。继余粮收集制、禁止自由贸易、强制劳役之后，当局出动军队，对农村实行直接占领。部队武装配有火炮、装甲车，直到飞机。不愿交出粮食的农民即宣布为“人民公敌”，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并瓜分财产。有一个马林斯基县，将被捕的富裕农民统统勒死。农民起来造反所受的镇压，其严厉程度可想而知，整个过程广泛使用人质和连环保制度，甚至不惜动用“窒息性毒气”。其实，作为专制工具而被利用的军队同样不能幸免于难。战争期间，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人数，就有15个师之多。
监禁、流放、死亡，各种奴役和恐怖笼盖了全苏联。过去，我们一直把苏联的厄运同斯大林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确，时至斯大林时代，“红色恐怖”达于极点。但是，在书中可以看到，没有哪一个虐待或杀人项目纯出于斯大林的发明。就连因为在信中议论斯大林而犯禁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写到的“古拉格”，也都是在十月革命过后不久建立起来的。《古拉格群岛》中囚犯的惨苦情境，令人不忍卒读；及至读到本书关于“儿童古拉格”一节，才晓得人世间还有更其可怕的魔窟在。
2002年，俄罗斯出版档案材料《古拉格的孩子们》，至今没有中译本。我是在本书中得以了解这些毫无抵御能力的绝对弱势的广大儿童，在苏联体制下的生存状况。早在1918年建立集中营起，就拿儿童当人质，儿童随同父母一起被判决成为合法。1920年，阿尔汉格尔斯克市的肃反人员枪杀12至16岁儿童，因此该市被称为“死亡之城”。1935年，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同未成年人中的犯罪现象作斗争的决定》，明令追究12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并可对其采取一切刑事惩罚措施，包括极刑。1937年8月叶若夫发出命令《关于对祖国叛徒的妻子和子女采取镇压行动》，规定对15岁以上“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儿童均立案侦查，并视年龄、危害程度及改造的可能性，关进集中营，或者迁往“特殊待遇保育院”。1941年5月，内务部又颁布了关于在少年劳动营建立情报通报网的决定。在卫国战争期间，大批儿童被驱赶至中亚、哈萨克斯坦和东部地区，当时，“移民”死亡率每年高达27％，其中大部分是儿童。苏维埃政权根据政治局和斯大林的指示，建立起专门的儿童惩戒系统，包括儿童集中营和儿童管教所、机动的接受分配站、专设的保育院和托儿所等。正如雅科夫列夫指出的，他们利用整个系统的资源向儿童“开战”。在这里，儿童必须忘记自己是谁，何处出生；必须忘记自己的父母是谁，现在何处。1939年，贝利亚就曾经向莫洛托夫建议，给这些夺来的儿童重新命名。
这就是“儿童古拉格”。书中有一段令我十分惊悚的描写，引自诗人库尔季诺夫的回忆录。一天，这位诗人作为会计前往诺里利斯克集中营婴儿院做资产登记：
跨进门槛，就是孩子。一大群不到6岁的孩子。都穿着小棉袄和小棉裤。背上和胸前都有号码，和囚犯一样。这是他们母亲的号码。他们习惯于看到自己周围清一色的女人，可是听说有男人，爸爸。于是一窝蜂朝我跑了过来，高声喊叫：“爸爸，爸爸。”这是最可怕的：小孩身上带着号码。而板棚上都写着：“感谢斯大林同志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的童年”。
变态的政治伦理学。
一个肆意扼杀儿童的国家和民族，注定是没有前途的。儿童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苦难带有标志性，显现了极权主义国家中的人民普遍沦为无权者的可悲的现实。雅科夫列夫担任“政治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员会”主任一职达十余年之久，阅读过数千份案卷和证词，自称对“人民的悲剧”的了解胜过任何一个人，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俄国社会报告所有这些事实。庞大的苏联，为什么竟可以在一夜之间悄无声息地消失？帝国的命运，其实早已深植于人民的命运之中，——还黑暗于黑暗，它最终遭到历史的报复，并非出于个别人物的暴虐或政策的失误，体制才是根本性的，所以说解体是一种必然。
在回忆录里，雅科夫列夫没有过多地纠缠于苏联解体事件，实际上，他本人对苏联解体也当负有一定的责任。对他来说，解体与其说是结束，毋宁说是过程，一个克服的、修正的过程，也即改革的过程。苏联体制是高度集权的，它是反人性、反人道的，自然是反自由和反民主的。社会除非不改革，要改革，就必须以人为目的，使权力返回到人民自身。
雅科夫列夫是经历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本书就是一部20世纪历史的宏大叙事。他在书中使用了不少珍贵史料，包括档案材料，以及自己所经历的事实，还有大量数据。所有这些材料都经过严格的挑选，不同于一般个人回忆录的感性书写；对其中若干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评价，显示了作者卓越的史识。此外，作者是苏联的一位意识形态专家、政治理论家和实践家，政治意识强烈而鲜明。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交相叠合的目光特别具有穿透力，我们看到，它贯穿从前苏联时代到后苏联时代的各种事实和问题，而直指一个目标：改革。
改革是全书的基本主题。前半部对于布尔什维克以及斯大林的极权化的叙述，其实，都可以视作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漫长的改革之路的铺垫。在雅科夫列夫那里，所谓改革，主要指政治改革，或者说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他指出，那种“经济自由化，政治专制化”的改革是行不通的。“今天的问题，不能局限于经济，这是进程的物质基础”，他说，“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换一个简要的提法，就是“改革是对单一权力的挑战”。对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来说，此说可谓命中要害。民主与自由是密不可分的。民主首先是选择的自由，但是，他批评说，在这样的国家里，所有领域和所有阶段都缺乏选择。一个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集权制，而且根本不准备清理的国家，一个依然没有充分的选择自由的国家，有什么可能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呢？他希望大家一起参与完善整个国家生活的进程，希望每个人都尽到伟大的公民义务。然而，他又深知，这只是在拥有伟大的公民权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这就是改革的全部复杂性和艰难性。
在书中，雅科夫列夫提出一个极其民主性的观点，就是：改革观念必须具备某种不受改革倡导者制约的独立性，形成自身的发展逻辑和特殊类型的革命性逻辑。就是说，社会意识要有能力真正消化改革的基本原则。他把这些原则概括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多党制、分权、私有制、市场关系等。
就过程而言，雅科夫列夫认为，首要是如何对付绝对权力。对于俄罗斯改革，就是非布尔什维克化，去斯大林化。他把正统意识形态称为“新宗教”，他描述说，苏联所有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都是建立在否定的原则之上的，以谎言毒化社会生活，对人的有罪推定成为行动准则；除了强制性，还实行积极的社会克格勃化，在几十年间，制造出大批的政治牺牲品。为此，雅科夫列夫赞扬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称戈尔巴乔夫改革为“民主革命”，使国家在摧毁极权制度的方向上缓慢推进；还为叶利钦作了辩护，理由是他设法同命运达成协议，阻止了“布尔什维克式的灾祸”发生，为新的一代腾出空间。
但是，以上几位苏联政坛的改革家都无法将他们的改革进行到底。作者强调指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遭遇了强大的官僚集团的阻拒。就拿赫鲁晓夫来说，他在1956年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在国际上反响强烈，获得西方政界和知识界普遍好评，但是在国内却受到斯大林主义势力的抵制。作者透露说，当时“会场死一般地寂静”，根本不曾出现如官定文本中“鼓掌”的情况。很明显，斯大林的“个人罪恶”牵涉到整个统治集团。这是怎样一个集团呢？正如政坛耆宿、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米高扬对作者所说：“我们全都是坏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同样以侵犯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而告终结。作者写道：“普京的官僚叫嚷道：‘稳定’乌拉——这实际上意味着腐败官僚已舒服而牢固地在国有经济中安顿下来。”是谁破坏了“稳定”？作者的结论是，正是这些口口声声“维稳”的官僚。旧官僚流入了新的权力机关，可怕的是，比起旧官僚，新官僚更加贪婪无耻。
雅科夫列夫指出：“今天必须至少在三条战线上进行斗争：同极权主义遗产作斗争，同现今的官僚专政作斗争，以及同自身的奴隶主义作斗争。”三者的中枢所在，就是顽固的、永不沉没的官僚势力。官僚统治集团在本质上是敌视改革的，如果改革不能在进程中清除这股势力，势必有一天陷于停顿或倒退。
根据雅科夫列夫的看法，改革的俄罗斯，“至今是封建社会主义思维，封建社会主义行为，封建社会主义习惯占据优势”。这个自称是趟过“权力诱惑的浑浊河流”的人，深知极权主义遗产的沉重，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统治的根深蒂固，所以，即使他已经相当清晰地解析了苏联的过去和现在，对于未来，却没有显示出足够的把握。他声明说，重新发现和准确评价的时代尚未到来。书名定为《雾霭》，其实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全书结束于这样一句含糊其辞、不置可否的话：“可眼下是雾霭，那是曙色呢还是暮色？我不知道，不过我仍然希望那是曙色。”
这是一部关于后极权国家如何实行改革的书。比起作者此前出版的《一杯苦酒》，这里的思维更系统、更深入，因而也就显得更沉重。它让我重温了俄罗斯人在铁幕下生活的全部历史，跟随他们一起受难，一起探求废墟中的出路。作者来自苏共高层，令我诧异的是，他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背叛竟如此彻底。用过去的话说，这无疑是一位难得的“反面教员”。应当承认，全书有不少与我们正统的观点相悖之处。但是，无论对历史的反思，或是对改革的设想，书中仍然有不少可供借鉴的地方。
因为述弢先生的信任，有幸最早看到译稿。今遵译者嘱，写出书中大概并若干随感，凑成小文一篇，推荐于中国读者之前。
南方人物周刊：那些农村来的年轻人
CNN上星期又有关于中国富士康的报道，涉及工作时间超长、工作环境恶劣、工资收入低下等。报道里有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机器用的说法，极言其劳动强度。既然工作条件这么差，人们为什么还要选择它?
富士康在连续跳楼事件成为媒体焦点之后，情况已经有所改善。然而，更残酷的事实是，你不得不同意，富士康的工作环境和劳动待遇，在中国新一代产业工人中是比较好的，比许多血汗工厂好许多。富士康是生产国际化的写照。最新潮的笔记本源源不断地从富士康的成品车间装运世界各地。当然也在中国销售，不过，仍然称为“外国产品”。而在中国，消费这些外国产品的青年，则不会是富士康的基层劳工。后者的消费到不了那个层次。这对他们来说，是高消费。其次，也没有时间使用(扣掉工厂占有的时间，少有余暇)。同时，基层员工的生活中，缺乏消费这些产品相对应的文化。
我这么对照，是考虑到每一个青年都是有梦想的。生产着青年中流行的消费品的青年，却被经济地位隔离在流行之外，这样的现实一定会触动他们的。这正如他们的父辈，那些给城市添砖加瓦的上一代劳工，不可能住进他们亲手建筑的房屋，而只能住着工棚，一个工棚拆除了，转入另一个工棚，最后年老体弱，告别所有工棚，重新回到家乡。
第一代农民工基本是在建筑工地上劳动的(不难发现，今天在城市从事类似苦力的劳工，年龄越来越大)。现在，他们的孩子，被称为农二代或贫二代的，已经长大。这一个青年群体带着明显的另类身份：他们要么在家乡上学，在对远方的父母的想念和遥远的城市生活的想象中长大;要么在城市，在城市的工棚旁边，在身份歧视、入学困难中长大。
今天，城市楼宇建设、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建设，仍然需要大量劳动力。但是，农二代已经不习惯他们父辈的劳动环境和劳动强度。他们渴望在城市居留下来，但没有房子。他们渴望城市的劳动机会，但不愿去重复父母走过的路。
就在这时，富士康来了。它动辄十万人以上的集中劳动规模、它提供的集体宿舍，成了这个青年群体在城市合法居住的收容地。它整洁的工房和产业工人的劳动模式，满足了他们前几辈人身上遗传下来的，工农差别时代的渴望和梦想。笔者在春节期间跟几位富士康员工有过对话。他们说，春节在家待不久，开年即要返厂“上班”——他们提到后两个字时所流露的那种感情，表明他们获得了暂时的满足，和他们对自己身份改变的认同。
但他们的未来只能迷茫。因为他们的收入无法为他们提供在城市安家的条件。除了低工资和高房价的门槛，还有户籍的障碍。这些鸿沟都是不可逾越的。而青春岁月不等人，成家的压力迫在眼前。不能要求接收这个青年群体的企业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有希望的未来。今天，即便是人人羡慕的公务员，也是靠国家给他们特别的优惠和保护，而不是靠名义上的收入获得有尊严的生活的。富士康作为代表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从每一个工人身上获得的平均利润，应该不算高。它需要“以管理求发展，向规模求效益”，工人的工资增长空间受限。
作为不掌握核心技术的代工企业，在产业链上居于末端，没有定价权，利润服从上游规定。而世界上还有大量劳动力同样廉价的国家和地区，富士康的工人是在和那里的工人竞争劳动机会。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还有相当多的地方的人们，会觉得富士康的工作和待遇相当不错呢。
在这种背景下，富士康的计酬方式，是“鼓励加班型”的。在法定劳动时间以内，熟练的好手也只能求得相当低标准的“基本生存”，而不能获得“自我的发展”。而加班太多，剥夺幸福感，并使人生变得“机械化”。但这却是企业所需要的。当然，在这种利益矛盾的格局下，最难保证的，还是工人的利益，因为中国本身没有独立的工会去跟资方讨价还价，你就不知道哪里是劳资双方共同接受的平衡点。
这种尴尬的命运里居住着一个庞大的、从农村来的、再也回不到农村去的青年群体。他们如果运气尚好，进入富士康这样相对稳定和正规的企业，生存状态尚且如此，其他的就只能是更加苦闷了。
约刘瑜共进午餐，她提议紧贴北京西三环的人民大学西门外的天使食府。我比预定的11点迟到了几分钟，走进餐厅，几乎还没有客人，只在对面高高的窗下瞥见一个纤细身影，笼罩在冬日阳光中。我快步走去，她抬起头来，帅气露耳的短发，棱角精致的脸，一对巴掌大的圆圈耳环，过膝的黑色长靴。这就是“美女政治学者” 刘瑜了。
我对迟到感到不好意思，入座时连连道歉。刘瑜微笑着说没关系，和我一起抱怨了几句中关村附近的交通，解释说，约在这里因为这是家江西菜馆，而她是江西人。哦，我想，我原以为是因为你的母校情结呢。
“七零后”刘瑜本科和硕士就读于餐厅隔壁的中国人民大学，2000年起辗转美国和英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就读、研究和教书，直到2010年回国出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早在回国之前，她就因为在国内媒体上撰写的一系列政治评论专栏而为公共领域所熟悉。这些专栏后来集结成《民主的细节》一书，出版后很快跃上各类畅销榜。她善于把抽象的政治拆解成生活细节和常识，在时常混杂着焦躁、戾气和炫弄的公共讨论中，她的文字亲切、理性又不失调侃，被许多年轻读者赞为“不装不端着”、“深刻又好看”。因为她对美国式的选举民主、制衡制度和权利意识的推崇和维护，她在知识界被笼统划分至“右派”阵营。
我们叫来服务员，开始点菜，我请刘瑜代办。她快速翻看菜单，简单问了问我口味上的偏好，几乎在一分钟内决定了午餐内容：石锅凤爪、蒸洄鱼、清炒豌豆苗、干贝冬茸羹，一壶铁观音。
“我在点菜上特别有效率，”刘瑜合上菜单，露齿一笑。“一般是翻到哪页就点哪个菜”。
“没点猪头肉吗？”我问。我们就都笑了起来。
我最初结识刘瑜的文字，并不是她的政治观点，而是她记录留学生活的随笔集《送你一颗子弹》。一个女博士，还是政治学女博士，用几乎小女人的细腻和伶俐笔触描写清冷孤悬的海外生活，读来让人莞尔。其中一篇《对猪头肉的乡愁》，描述的就是她在遥远的纽约上城回想起人大食堂“那一盘子晶莹剔透的猪头肉”时的齿颊生津。
铁观音上来了。我斟上两杯茶，茶香在暖洋洋的正午阳光中晕开。这是北京入冬后难得的一个天空湛蓝、阳光澄澈的日子，坐在阳光中的刘瑜显得越发白皙，眼神灼灼。餐厅里开始走进别的客人，声音有些嘈杂起来。我问刘瑜：你回国一年多了，比起国外简单的生活，现在热闹多了吧？
“有点太热闹了，”刘瑜说，皱了皱眉。她说，刚回国时，觉得有些朋友总该见上一面，一轮之后就会清净下来。“但后来我发现它没有停下来的趋势，它是一个ripple，会不断扩散。”
刘瑜减少了社交活动，大半年没有做媒体访谈，专栏也减到一个月一条。但是政治、公知、美女和清华这几个标签，让她很难真正避开公众目光。她要出席的活动，在 豆瓣上总有年轻朋友们奔走相告。她的名字开始和梁文道、许知远这样追随者众多的时政评论人并列，作为推荐人出现在新书的腰封上。尽管不常写，她的专栏文章总是刚一发表就会被大量转发和引用，微博上也有63万粉丝。（在共进午餐和此文发表之间，刘瑜在对韩寒方舟子间的笔战发表了几条微博后，留下一句“去冰岛了，大家玩好”，删除了所有微博，但粉丝数量不降反升至67万）。
在清华校园里，刘瑜每周二晚的公共课《美国的民主》总是非常火爆。我曾在三个月前潜入清华“偷听”了她一堂课。因为预先了解到抢座的难度，我在课前四小时就预先到达，能容纳百来人的教室已经坐了三成，没坐人的位置上也都放上了用来占位的书本。到开课前一小时，连课桌间的两条走道上都已塞到无处落脚。那堂课的内容是美国的选举制度。刘瑜概述了美国各级各类复杂甚至“折腾”的政府选举体系，告诉学生们“政治可以是件阳光平常的事，不需像某些国家那样你死我活”。
师生们在课堂上都颇有默契地只谈美国，但问答环节仍然不可避免有所投射。一个学生问，这么复杂的选举体系，难道不会降低效率吗？
“效率并非人类追求的唯一价值，”刘瑜答道。“不管三七二十一推倒房子的确可以很高效，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还有其它珍贵的价值被践踏。”
服务员端来了石锅凤爪。一个圆型石盘上，十来个暗红油亮的凤爪吱吱冒着热气，辣香扑鼻。刘瑜说这是一道江西菜，她每次来这个餐厅必点。谈到上次去听她的课，我问，到清华一年多，对中国大学生感觉如何？和剑桥的学生相比有什么不同？
刘瑜答说，上她课的学生是个“self-selected group”，可能无法代表整个大学生群体，从很多学生身上，她还是能看出中学教育塞在他们脑中的东西。“但他至少有困惑，对与既有观念不同的事物，他至少不会有那种一触即跳的愤怒和抵触。”刘瑜语调轻快，话间很少斟酌，但是用词精到，让我想到在网上看到的各种“刘瑜语录”。
那么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对中国的高校教育感觉不舒服？我问。
“在教学上，目前为止校方没有人干预我。”但在研究上，她偶尔还是感觉不安，比如在看到教育部招标的课题时。
“很多课题都加上了‘中国特色’几个字：‘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中国特色的民主’、‘中国特色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这让我觉得，很多课题只是让你去为现有制度和意识形态作论证和辩护。”
那么你打算去适应吗，我问，还是说这样的事情多了，你会想逃？
“我觉得，和开拓新的学术自由一样重要的东西，是你怎么利用现有的自由，”刘瑜答。“有些学者不花时间做研究，写不出东西，但老觉得是政治迫害的结果。”
我们一边严肃讨论着学术自由，一边在口中急切分解着弹牙多汁的凤爪，因为火辣而嘶嘶吸着凉气，这个场景让我暗自忍俊。还好干贝汤此时上桌，白润絮状的蛋白着干贝仁，浓稠甘甜，正好解辣。
“还有一种人，”刘瑜顿住，少有地停了几秒，“他们既欠缺学术好奇，也没有多少社会关怀，对他们来说这个工作就是一个饭碗。这样的人，就算是给他自由，他也未必写得出东西。”
这话直白得让我有些惊讶。事实上，回国后的刘瑜并非总是鲜花铺路，在互联网上也遭遇了几场伏击，针对她的学术能力或政治观点。先是一位自称同样有海外留学和执教经历、网名“双色玫瑰”的人攻击她学术功力不深、发表论文少、不思钻研学问而甘当“媒体公知”。后有清华研究生兼辅导员王清礼在观察了刘瑜的博客和微博后，“震惊之余”，建议清华学生不要选修她的课。还有人因为她父亲在政府任职，给她贴上“官二代“的标签。
对于观念立场上的抨击，刘瑜反应平静，认为思想间的冲撞是一个多元社会里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谈及对她学术能力的质疑时，她的语速有些加快。她说，过去两年发表四篇论文，其中两篇是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的英文论文。“就好象说，我的同事每个人都有一个学术的小山包。我也有一个学术的小山包，但我在公共领域里有一个更大的山包，大家看见大的那个，就以为我没有小山包。”
刘瑜只是过去一两年中遭受公开质疑的众多公众人物之一。一方面，造假成风加上舆论放开，让“质疑”成为时尚；另一方面，一些明星学者们被公众寄予了过多期望，既要深刻严谨到能上专业期刊应付晋升要求，又要浅显酣畅到能在网络上一呼百应。或许因为曾受质疑之苦，刘瑜在“方韩大战”中，对质疑本身提出了质疑，因而被归入“挺韩派”，尽管她曾明确说过并不认同韩寒的许多观点。此皆后话。
说话间服务员端上了大盘的清蒸洄鱼，纤薄嫩脆的鱼片上盖着厚厚一层青葱和鲜豆豉，色味俱佳。我们交流了对这个菜的喜爱，埋头吃了几口，话题转向她对中国社会的近距离观察。我问，一年多前你刚回国时对媒体说，你对中国持“审慎乐观”态度，现在呢？
“对一个事情有一个判断，和对它有日积月累的亲身感受的确是不同的，”刘瑜承认。
她说对中国的长期未来仍然抱有信心，但对三五年内的中短期则比较悲观，因为在过去一年她看到的许多事情：动车事故、小悦悦之死、各种食品安全事故、盲人活动家陈光诚被软禁，让她对中国的治理抱有深深的疑虑，她称之为“鸵鸟的制度”。
“无论这个社会发生什么，它都只出一张牌，就是维稳维稳维稳，就是把声音压下去。这种模式将来三、五年可能会加剧。”
压制加剧的结果呢？引用当下正热的一个词，我问，会革命吗？
“暴力革命在中国我觉得不太可能。中产阶级在崛起，城市里住房自有率很高，农民也有长期租赁的土地，everybody has something to lose。所以，中国要么发生有上层参与的社会变革，要么发生像孙立平先生说的那种‘社会溃败’。”
按照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的描述，在一个溃败社会里，道德沦丧，利益集团肆无忌惮，社会向心力急剧流失，社会失去长远思维能力。刘瑜认为，所有这些迹象，都能在今天的中国找到。
“这很可怕，”她说。“社会溃败的成本大部分由底层来担负。我们这样的人，在北京五环内待着的人，基本不受影响。但问题是，你是不是忍心看到这个社会这样？”
刘瑜几次提到“不忍”，说这是让“骨子里还是一个文艺女青年”的她继续留在公共政治领域、有时不得不在网上“与人搏斗”的原因。
可是身在北京五环内的公共知识分子们，真的能体会社会下层与边缘之痛吗？我提到社会上对公知们的一种批评，就是他们只会坐在书斋中摇动笔杆，而不是出现在与不公和压制对抗的前沿。
“对于这种批评，我很欣赏我一个朋友的一句话：中国的进步，不是靠一帮勇敢的人，去触碰勇气的上限，而是靠普普通通的人，一起一点点抬高勇气的下限。”
在这一点上，她表现出些许乐观：“社会知识精英、小资阶层、大学生中间，我觉得median opinion（中间观念）正在偏移、向追求自由民主的方向偏移，这比几个勇士跑到东师古村与陈光诚的看守拼命更有决定性的意义。”
桌上佳肴只消灭了大半，但我们都到了口舌还在渴望，肚子已经满员的时刻。我续上茶，问刘瑜未来一两年的打算。她说，希望在2012年底时出一本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书。《民主的细节》虽然卖得好，但有人说这是美国民主，与中国相关度不大，所以她的新书将关注东亚、中东欧国家，它们与中国最有可比性。
未来三五年，她会守着清华讲坛，同时写书写论文，“有些学术债要还”。在那之后，她还没想好，也许去做个专栏作家，也许去旅游。
她最后喝了口茶，说：“如果我是一个美国人，或者甚至今天的台湾人，我不一定会关心政治，因为这些地方政治的运转越来越依靠规则而不是个人。我不喜欢身处对抗，但在中国现在这样的社会，很多事你做不到视而不见。所以要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情。”
我招呼服务员结帐，并嘱咐要一张点菜清单。我向刘瑜解释，按照这个专栏的规矩，这个菜单要附在文章结尾。刘瑜闻此要过菜单看了几眼，说担心“看起来不够美观”。看罢她咯咯笑了：“还行还行。” 然后我们挥手告别。
后记：在我们午餐时，刘瑜已经流露出从微博撤退的想法，因为觉得微博上过于情绪化，戾气重，围观各种论战又花费太多时间。“方韩大战”后，她果然清空微博，只留下一句“冰岛”暗喻。在她早前的一篇文章中，她曾经用“冰岛”比喻不用在乎别人眼光的“洁净”生活。发稿前我再次联系她，她回复，这场论战将她眼中微博的那些问题极端化了。“微博上已经有1000个自由派了，第1001个的存在可能不那么重要。我下个阶段还是想写些中长篇的，更学理化的东西，相比之下做这个事情的人少得多，我还是另辟蹊径吧。”
天使食府（人大店）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泉河路
腊八豆蒸洄鱼 121元
石锅凤爪 69元
清炒豌豆尖 38元
干贝冬茸羹（两位） 70元
铁观音 58元
合计 36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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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FT中文网 | 来源日期：2012年02月20日 | 责任编辑：左小刀 |
慕容雪村：梨花飘落的瞬间
按：前两天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请我为2011级新生做了次入学演讲，这是讲稿。因为时间关系，有些话未能在现场讲。
郭英剑院长让我在这里讲几句话，我想他也许找错人了，因为我不是什么成功人士，收不到激励人心之效。按这个时代公认的标准，成功人士就是要有很多钱，住很大的房子，开很大的车子，如果你是女的，脖子上要戴条几十斤的链子；如果你是男，身边要带个女的，女的脖子上要戴条几十斤的链子。这些东西我一样也没有，我是个作家，照大多数人的理解，作家这种东西有三个特点：一是穷，二是脏，三是骚。有些青春文学作家穷倒不穷，但后两个特点依然还保留着。就我所见，“作家”这个词跟落魄、潦倒有很大关系，跟二奶和二奶的链子屁关系也没有。我唯一的成就，就是出过几本书，有人觉得还行，有人觉得这纯粹是浪费木材，所以今天站在这里，我自己都有点羞愧，因为我不是什么好榜样。但最后，我还是鼓足勇气站了上来，原因只有一个：我想你们也许需要听一点不同的声音，不同于这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不教你发财，也不教你成功，只是几个简单的祝福，祝你正直，祝你聪明，祝你活在某种文明之中，而不是只为了一堆臭钱活着。
19年前，我和你们一样，背着大包小裹，告别故乡来北京读大学。几天之后，系里请了一位长相猥琐、穿着米黄色西装的家伙给我们做入学演讲，我那时比较单纯，也就是傻，在交流环节举手提问：老师，你认为我们大学四年应当怎样渡过？这位老师反问：你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我说听真话，他说，如果要听真话，那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那时还没有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奋发图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学生干部，入党，力争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都有贡献的有用人才。我又问：那假话呢？他说：如果要听假话，我劝你别问这种傻问题了。生活应当怎么过，哪有什么标准答案？生活不是你自己的吗？干吗要听别人的？要我说，大学四年就该率性而活，喝喝酒，跳跳舞，谈谈恋爱，如果你喝完酒、跳完舞、特别是谈完恋爱之后还有多余的精力，那不妨读读书学学文化。我也不劝你贡献国家社会，不，你首先应该对自己有所贡献，其次贡献家人，再次贡献亲戚朋友，最后才轮得到国家和社会。你也不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有用”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词儿，它简单粗暴，把人当成某种东西。你不是一根木头，不应该考虑自己能打人还是能做劈柴，你有知觉、能感受，是个有血有肉的活人，万物的“有用”都为你而设，你只需要去感受这种幸福，但你自己不应该有用。
按照某种正统的观念，这位老师就要算是误人子弟，我本是好人家的孩子，有着大好的前途，可以当律师、商人或者煤老板，就算当不上，至少也能活得抖擞，就像励志书里写的，每天起来数一遍口袋里的钞票，然后贼心不死地冲向更多的钞票。可是被他一番误导，我不幸地走上了邪路。我本是好人家的孩子，最后居然成了一名作家。19年后，当我想起这几句所谓的假话，我必须承认，它对我的一生至关重要。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我的社会担当；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别的什么。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许多人至死都不明白。21世纪的中国有许多特产，最显著的有三种：第一是麻将，第二是阴谋诡计，第三就是形形色色的官。如果把这些官全部关到笼子里，肯定比北京动物园要有趣得多。这些官，人们称呼他张局长、李书记，然后他就会活在局长、当书记的自豪感中，全然忘了自己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个官。还有那些野蛮的拆迁队员，那些毒打小贩的城管，大概都是忘记了这个：他们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城管。还有一类人无以名之，只能叫“大义灭亲者”，对这种人来说，如果他爸爸和公社的木头同时掉进水里，他选择去捞公社的木头，然后看着他爹淹死；如果在妈妈垂危和进京唱红歌之间选择，他选择唱红歌。这种人在我们的文化中一直称为英雄，我不反对，但我还是觉得他不是人。大学中也有这种现象，因为我们独特的国情，大学不可避免地被金钱和政治污然，变得臭气熏天。两年之后，你们中的某人会当上学生会主席，他本是好人家的孩子，当上主席之后就会变成另一个人，说话一套一套的，不过多半都是官腔；办事有板有眼的，不过多半都是表演，他有很多口头禅，包括“紧跟、狠抓、全面落实、团结一致”，好像被宣传部附体了，至少也是被校团委附体了。如果到那时，你还能记得我的话，你就可以这么想：当上个破主席，他就不是人了。
这是我的第一个祝福：祝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不是革命的一块砖，也不是某架机器上的螺丝钉，既不是谁的羊，也不是谁的枪，你是你自己。你可以当局长、当书记，可你知道，那并非你的全部，只是你的一个头衔。你也可以加入某个组织，但不该无条件地属于它，甘心情愿做它的奴隶。你是一个人，万物之灵长，也是万物的尺度，你是自然造物中最为神奇的一种。你不必过于强求身外的财富，因为你已经是超级富翁了。想想看，如果做“人”需要指标，你要花多少钱才能买到这个指标？你生而为人，而且正在最好的时候，手里握着一件无价之宝，它闪亮、脆弱、如梦如幻，每个人只能拥有几年，这东西就是：青春。你考取了民族大学，说明你高考还算顺利，可是没必要过分自豪，因为在十八九年前，你曾经赢取过另一场更残酷的考试，那次有几亿对手，但你打赢了，所以才会成为今天的你。这本身就是个奇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在座的大多已经年满十八周岁，所以我的第二个祝福，就是祝你成为一个现代公民，不是古代的黔娄、黎庶、编户之氓，也不是所谓的“人民”之一。我们这个国叫人民共和国，许多机构都冠以人民二字，有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日报……连监狱都可以叫人民监狱，在这么多机构中，除了人民监狱和人民有点关系，其它的离人民都很远，人民代表基本上不能代表人民，人民公安基本上与人民为敌，人民的公仆基本上骑在人民头上，所以“人民”二字基本上就是个虚词，借用王小波先生的话，我们可以说：人民，你的名字叫沉默的大多数。但公民不同，身为公民，除了要和人民一样纳税，更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希望你们到大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读读《宪法》，那里规定了许多权利，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集会结社游行自由，这些自由都是你的，你自己的，不应该被随便夺走。如果有人夺走了，你就应该像个真正的公民那样，堂堂正正地去找他要回来。
与人民相对的，是君主；与公民相对的，是政府。身为公民，你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除了关心自己、家人和朋友，你还应该关心政府。政府应该是你投票选出来的，它的权力是你分给它的，就好比一个物业公司，因为你不想为了清洁、保安等事操心，所以花钱请人来做。政府就是你花钱请来的物业公司，它做得不好，你应该批评它，并且帮助它改正，如果它不肯改正，你甚至可以收回自己的权力，换一家公司。它做得好，你还是应该批评它，因为你想让它变得更好。
身为公民，你应该明白：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更不等于爱皇上，中国历史上曾有过80多个王朝，它们兴，它们亡，中国还是中国。历史上还有过800多位皇帝，他们生，他们死，中国还是中国。你应该知道，“中国”这个词有三重含义：地理上的中国，文化和民族意义上的中国，以及中国政府。前两者都值得爱，后一个不值得，或者至少，你要看它做得好不好才决定是否爱它。
身为公民，你应该独立而清醒，不依附于任何人、任何机构，这国中有许多动人的口号、美丽的谎言，在电视中、广播中、报纸上，在随处可见的任何地方，但你已经年满十八周岁，不再是浑浑噩噩的高中生，那些美丽的童话听了笑笑即可，没必要当真。我们知道，这世上没什么东西是完美的，桃花源中也有灾荒，礼仪之邦也要收月饼税，再伟大的人也要上厕所，和你我一样；再大的官也要抠鼻孔、擦眼屎，和你我一样。古人说：人皆可为尧舜。我理解这话的意思，除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尧舜那样，正直、勇敢、善良、勇于担当，它还表示，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尧舜那样的政府首脑，即使我们不屑去做，也不应该盲目崇拜他们，因为我们知道，尧舜除了权力大一些，其它和我们一样，他上厕所的时候，他抠鼻孔、擦眼屎的时候，和我们一样。
身为公民，你不再是国家的一份子，必须无条件地为国家牺牲。相反，这国家有你的一份子，如果把它分成14亿份，有一份属于你，你是14亿股东之一。它好，有你的一份，它不好，也有你的一份。你应该行使自己最重要的权利：投票、说话。如果你相信某人，可以投他的票，让他为你做事；如果你对他不满意，也可以把他选下去。如果你觉得政府不错，你可以选择说或不说，如果你觉它就是个混球，就应该大声地说出来。未经你授权，没有人可以代表你，不管他是班长、团支书，还是学生会主席，如果他这么干了，请你告诉他：对不起，你没有这个权利。如果他还坚持这么干，请你把他当成骗子。
我的第三个祝福，祝你成为合格的大学生。从古希腊至今，世上的大学都为同一个目的而建立，那就是真理。我母校的前校长江平先生讲过一句话：一生只向真理低头。我很想找人把这句话写下来，挂在我们家的正堂，如果可能，我更想把它挂在中国的每一所大学的门口。
60几年来，中国的大学多了一些东西，也少了一些东西。多出来的是一些办公室、一些牌匾、一些头衔、一些学生干部模样的人，少的东西就太多了，我曾经这样评论：现在的大学，学术越来越少，权术越来越多；风骨越来越少，媚骨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讲道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你们知道，每年度都会有一个亚州大学的排名，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每次都名列前茅，而国内最著名的大学，如清华和北大，似乎从来没挤进过前十名。香港以区区弹丸之地，竟然汇集了那么多优秀的大学，而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14亿人口、几万亿外汇储备，为什么连一所像样的大学都建不起来？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也很简单，有些话可以说，有些话不能在这里说，希望各位可以深思。
当我们谈到真理这个词，必须明白：真理不为任何人、任何机构而存在，它就在那里，可以被发现，但永远不能被发明。真理这个词与金钱无关，与政治无关，与意识形态无关，与谁上台谁下台都无关，有些人一旦上台就迫不及待发明真理，这些所谓的“真理”，或许会传诵一时，但长久看来，必将成为历史的笑话。
中国有两种生活：一种是“吾爱真理，但更爱领导”，另一种相反，“吾爱领导，但吾更爱真理”，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必须做出选择，而且应该站在真理一方。你可以尊敬领导，但应该更尊敬真理，在未来的日子，你或许会为了某种原因曲从于某些人、某些组织，但至少心里应该明白：真理是香的，而领导和组织只是闻起来香。
前些日子有大学教授宣称，如果他的学生毕业之后赚不到四千万，就不要回来见他。这就是中国大学衰落的原因。
前些日子曾有大学老师在课堂上讲过几句不合时宜的话，结果被学生举报，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大学衰落的另一个原因。
我说过，真理是香的，而金钱就是臭的，至少没那么香。政治比钱更臭，特别是某种与人类为敌的政治，简直是臭不可闻。
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大文豪萧伯纳写过一个剧本叫《巴巴拉少校》，剧中有个富二代叫斯蒂芬，和大多数中国的富二代差不多，这个斯蒂芬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有一天他爸爸教训他，说你天天这么游荡不行啊，一无所长，将来怎么办？斯蒂芬回答：我的长处在于能够明辨是非。他爸爸听到这话大为生气，说明辨是非是世上最难的事，科学家和哲学家终生思考，也未必能够得出什么结论。你这么一个东西，凭什么就能明辨是非？
这话没错，明辨是非确实不容易。特别是在某些国家，有些人活一辈子也未必能够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还有许多大学教授自己就很糊涂，比如北京大学那位著名的孔教授，按他的话说，北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金氏父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为了嘉奖他的言行，我决定把他送到朝鲜去，据我所知，那里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还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在挨饿，希望孔教授可以在那里成功减肥。
身为21世纪的中国大学生，你应该明白，哪些话是对的，哪些则是混蛋话。对此有个基本判断：如果某个观点不介意与人讨论，也不怕被人质疑，它多半就是真的。如果某个观点宣称自己是唯一真理，并且拒绝讨论、拒绝批评，肯定就是混蛋话。这世上有许多书，有些书教人以智慧，有些书只会让人更愚蠢，包括我们的教科书，特别是与文史哲有关的部分，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谎言，三分之一是广告，另外三分之一是被审核过的事实。对此也有个基本判断：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只应该关心数字和定理那部分，比如北朝鲜的数学教科书：3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男孩，加上4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女孩，一共有几个孩子？标准答案是：7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孩子。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只应该记住3+4=7，至于尊不尊敬，那就去他妈的；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知道，关于人类社会和历史，从来都有很多种解读方式，如果某种方式宣称自己是唯一真理，你就应该对之表示怀疑，并且尽可能地多读些书，多了解一些别的观点，然后回过头来验证其是否准确。
这也是明辨是非为什么困难的原因：如果长期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你就会被这种声音催眠，并且无条件地相信它、服从它，甚至崇拜它。我曾经在传销团伙卧底，深知其力量之大，也深知其邪恶。我最近读过一本描述北朝鲜的书，叫《我们最幸福》，据书中所记，北朝鲜此时正在经历饥荒，百万人饿死，百万人营养不良，可有些人依然相信，虽然我们很饿，可是中国人、韩国人比我们更饿；另外一些人则相信，我们之所以挨饿，是因为我们要把粮食省下来，等到朝鲜统一之时，好帮助那些比我们更饿的韩国人；而所有的人都相信：北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北朝鲜国民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作为合格的大学生，你应该对此有所警惕，你可以身在朝鲜，但你的心、你的精神，应当在朝鲜之外。
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应该有一颗怀疑之心、一双苛刻的眼，还要有批判的精神。我们知道，世上的智慧都因怀疑而生，而在学术上，只有苛刻地审视，才可能接近真理。你应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感到自豪，我们有伟大的汉字，有伟大的中餐，有美丽的旗袍，最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能发明出臭豆腐。可是你也必须看到，近一两百年来，中国人对科学、文学、艺术和学术几乎没什么贡献，我们输出的，除了廉价商品，依然是麻将、阴谋，以及形形色色西装革履的官员。有位德国导游长期接待中国官员，发现有两个地方是他们必去的，一是卡尔.马克思的故居，另一个就是德国的红灯区。这大概能够说明他们的精神世界有多么丰富，除了意识形态，居然还有剩下的东西：性。
30多年来中国建造了无数高楼，可是精神世界的高楼，连地基都没打好。我们最近常听到几个词：复兴、崛起、强大，事实上，一个民族的强大绝不仅是GDP的强大，更要看其在精神领域有多少发明创造。哲学家谢林评价歌德：只要他还活着，德意志就不会孤独，不会贫穷。而如果没有歌德这样的人，没有思想和艺术上的杰作，所谓复兴和崛起就只是一句空话，建再多高楼，修再多机场，也只不过是一片高楼与机场的荒漠而已。古人有一句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而事实上，自从孔子死后，或者更近一些，自从上个世纪的先贤们纷纷谢世之后，中国就迎来了一个学术上的寒冬，极为漫长，也极为孤独，长达半个多世纪。不过我们已经看到曙光了，因为有些人正在努力，也因为有在座的各位。
在座各位大多都是外地同学，在来北京的路上，你们已经见识了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我要说，你们很幸运，能够生在这个时代，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从没像现在这样繁荣，人类文明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发达，你们享受着文明的成果，也希望你们能对文明做出贡献，大导演伯格曼曾经说过一段话：我的梦想就是古代的一个传说。大教堂倒塌了，人们聚集一处，建造了更为辉煌的教堂，教堂落成后，这些人就离开了，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伯格曼说的教堂，其实就是人类的文明大厦，它之所以辉煌壮丽，是因为许多人都曾参与建造，而且有更多人正准备参与建造。
我还要说，你们很不幸，居然生在了这个时代，与地沟油、毒奶粉、躲猫猫和各种强拆、血拆为伍，你们听过许多丑闻、黑幕，你们知道一个词叫“潜规则”，它的核心内容是金钱、权力，甚至是性，在座的某人或许正准备身体力行之。最耀眼的可能就是最肮脏的，最纯洁的可能就是最龌龊的，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人们说：这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世界，这话不对，这世界并非没有底线，它以你我为底线。如果你抱怨世界的败坏，请先问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我都做了些什么？我说过，这世界之所以变坏，往往是因为我们没去想怎样让它变好。如果你对这世界不满，也请你相信，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就在不远之处，要到达那里，只需要我们每个人变好一点点。
太平天国时期，美国传教士密迪乐来到中国，他看到了战争、灾荒和种种匪夷所思的苦难，然后做出诊断：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150年后，我们用上了IPHONE，听上了MP4，我们有全世界最快的互联网，可是我们最需要的，依然是那个东西：基础文明。所谓基础文明，指的就是契约精神、权利意识，还有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的理解，这些东西现在称为普世价值，意思就是，每个人都该懂得，除非你还是个野蛮人。
在演讲的最后，我想讲一个朋友的故事。这位朋友曾经在一家单位供职，特别想当个部门经理，可领导就是不肯提拔他，这位朋友日夜为此烦恼。终于有一天，领导良心发现了，晋升的文件发到了这位朋友手里，他看了很久，突然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他问自己：难道我日思夜梦、孜孜以求的就是这么一张纸？这又有什么意思？想了一夜，他决定辞职，然后到丽江租了一个小院，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一年。院中有一棵梨树，到梨树开花的时节，他就会搬一把躺椅，沏一壶茶，拿一本以前来不及读的书，喝两口茶，读几页书，有时会睡上一会儿，睡醒之后就会看见，雪白的梨花一朵朵落到他的书中。
很多年之后，在座的各位会有各种各样的造化，有的会成为高官，有的会成为巨富，有些人会成为大学者，一定也会有人早死。不管你活在哪一种人生中，你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觉得自己不够幸福，可是又不知如何改变。我想原因就在于少了这样的“梨花一瞬”，你需要一段悠闲的时间，去品茶，去读书，或者什么都不做，只需要一个黄昏，看梨花如何从身边飘落。这就是我开头的那句话：如果你想幸福，仅有钱是不够的，你需要活在某种文明之中。
这是我最后一次以院长身份讲话，也是告别辞。本届人文学院的管理团队任满三年，履行了该做的工作，维系了人文学院教学、科研的正常运转，教工、 学生人人平安，这便足以令人欣慰。至于体制所看重的各种业绩、评价，皆过眼云烟，不值得多提了。如果说，这几年里有什么没干好的事，无论是校方有看法，还 是教师学生有意见，都由我来承担了。就各位对我这个自由主义分子的海涵，亦心存温暖。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常规换届的结果，竟是上届管理团队的全军覆没，尽管原因各不相同。本人“老卖年糕”，鲍伟轮岗，两位副院长抱着深深的人文 情怀回到自己所眷恋的专业中。不过看透了，这也是好事，不经意间摆脱了所谓“新老结合，以老带新”的陈腐套路，新院长、书记可以轻装上阵，独立思考。
六年半讲了无数次话，多是随意发挥，也没什么主题，这最后一次，我想了个题目：《怀童心的孩子回家吧》。
此次卸任，也是我自1970年元月参加工作历40年之后，从体制退出，虽然还要教几年书，但从内心里是抛开体制了。
这一段讲讲我为什么不愿意续聘连任院长了。
我这辈人，不幸中也有幸，生活于文化大颠覆又艰难重建的时代，经历、看到了寻常时代所无以体会的东西。这时就想做点学问上的事，于是去考大学。 听课时又发现高校教师的所讲所做似为“体制化”宣传工具，说来说去离不开个唯物主义、阶级斗争，令人失望。此刻幸而又幸的是，我的导师王先生是一位守望民 国学术风格的老学究，在他的鼓励下，我读书的范围主要是文献和**学者的著作，陈寅恪、钱穆等，研究生的课程又让我认识并喜欢上了玄学的率真、自由与逍遥。
但还有个话在我的命运中起作用：时势比人强，人算不如天算。时代变迁中，大潮也会席卷你。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打开了国家的封闭状态，一线生机让 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兴奋，看到希望于其中，我也不例外。研究生毕业后我选择了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投身于温州现象调查、个私经济研究，为艰难起步的民营经济张 目。1988年写了“温州社会二元结构的社会学思考”，入选中央“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算是个国家奖。
到1992年，《学习与思考》主编要退休，社科院领导让我接任。他们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了，思想又解放了。结果还是任命了。当场我就想起杨 绛在钱钟书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后的一句话，说钟书“被人捉将官里去也”。好在我内心未将此职当作什么官，主编也和我当这个院长一样，无非是个做事情 的平台而已。并且，我的理念很清楚，在体制内掌管一块地盘，一不当体制的工具，为之增添什么政绩，不在乎领导评价；二不为个人经营体制里的名、利、官；三 从自已的良心和是非出发，自觉抵制、消解体制中的假大空痼疾。
当时《学习与思考》是省级理论刊物，省委领导、军队将领经常在上面发文章，被看成是认识、接近高层领导的最佳位置之一，不少人为我支招。我呢， 则反其道而行，要办讲点真话、有文化品味，尽量减少假大空的刊物。一段时间后，这些领导逐步出局，代之以王元化、杜维明、成中英等。那阵的形势似乎还能往 前走，我也不甘心就此止步，于是将刊物名更为《观察与思考》，并设计、推出了具有鲜明写真与批判色彩的系列主题：被接待的中国人、吸烟的中国人等等。浙江 新闻界一片惊呼。要离开《观察与思考》时，不少人劝，多好的位置，风光自在，可进可退。但我的理想是办讲真话的刊物，如实现不了，当作升官发财的跳板，吾 不为也。
2002年，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先在杂志社干着。两年中，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换，《王充传》完成。
2004年人文学院成立，校领导动员我当院长。当时我做杂志社社长挺顺手，又有时间搞研究，不想动。校领导说，你干嘛要看一辈子稿子，多一些人 生经历，感受一番中国高校主流的东西不好吗？再说，上点课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会一振呢。我只好笑着应了。干了一届，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是接着第 二届。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2009年初即向学校提出另请高明，也帮着联系过接班的人选。
为什么不适应？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 神。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 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如果有人问我，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说，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只是穷于应付上级下达 的各项冠冕堂皇的所谓“创新强校”的指标；二是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可以说，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 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敢于批评政府、担待社会责任。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但只是招牌，实处要大家去做的净是如何讨好政府、 送礼攻关，争项目、要课题。这是大学境界、大学气度吗？在文明国家这可是学界大忌，学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我想到**夫人90年代的一次来访。中国政府看 她生活比较艰难，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资助，亦算是对**过去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夫人谢绝了。她说：**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 他们认定我们和**没有利益关系，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如果我拿了钱，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连以前说的也都不信。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和学者 存有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吗？不仅想方设法向政府讨钱，要钱的时候甚至可以送礼行贿，不择手段。这一切，都顶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为了学校做大做强！功利高于 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钱不值。这正常吗？
校内部门的领导们在一起的话题，说来说去老这么几条：怎样贯彻学校的考评指标，设计个方案逼下边竭尽全力；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希望领导格外关 照；本部门的考评在学校里排了个第几、什么挡次；如何通过搞关系、走门子达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间多关照，你这次帮我，我下次帮你……古人讲求劝人以德， 此间流行的皆是劝人以“利”。我看清了，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文化，再添个所谓的“量化管理”，行事的根据只有一条“有奶便是娘”，说好听点是谓 “谋食不谋道”。权力在这一领域中为所欲为，这不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里，都算问题最大的。因此，近些年社会上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 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已失去人们的信任。
今天上午听学校一位老师说，网上评“十大缺德”行业，教育“居首”。我听后并不感到惊呀。最近我去东北讲学，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说起现今中国的 教授、学者，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为了钱可以昧良心。最能说明教育危机的莫过于此种现象：现在的有钱有势者，都想方设法将 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的领导和诸多大学校长的孩子，自己办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吗？学者这副“权力附庸”、给点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其实当 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不当你一回事儿。我亲历过一件事，2006年吧，搞过一次什么“保鲜”活动，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美院检查。有位老师正在创 作，说搞不懂，不予理睬。该副书记大为光火，对美院的“保鲜”活动严厉批评，推迟验收。我们学校传达此事时，居然以本校得以顺利通过而庆幸，对美院还有点 幸灾乐祸的味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彭真去协和医院拜访林巧稚，林正在给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见，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不要说跟**时代的知识分子比气 质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们汗颜，不自重，又何以能让别人尊重。
在这种体制中，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我无法象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那些捞好处的 套路我不是不清楚，无非利用手中资源，请掌握项目的官员、高级别刊物的主编、学界评委等来讲学，变相用公款行贿。逢年过节再去孝敬送礼。然后就可以在为学 校、学院作贡献的名义下拿课题、发文章、得奖项，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评委。这些年我要干此类事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关的利益链也铺到过我面前，但我 不屑为之。我的道德底线不许可，这些既然是我批评的事情，就决不随波逐流。
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说与做的分离，人格的两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行为的目的不是改造体制，而是一转身也参预其中去分一杯羹，连半点内疚也没有。这不是乡愿是什么？
我选择了批判的态度，行动上便不会另行一套。2006年本科教育评估，大家无不反感，但学校要求评估组进场时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那天我是整 个礼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假、这样贱？反感或反对，为什么不敢公开表达。2008年学校搞所谓“加速发展”的改革方案，小组讨论时我 发表了不同意见，蒋书记要我大会上讲讲，我便在大会上坦言：如今之大学是“谋食不谋道”。2009年底续签增长20%的责任书时，我曾打算拒签，因此而下 台也无所谓。为此找过蒋书记。蒋书记做工作说，你不签，这件事就僵住了，反正年内要搞“三定”方案，到时会调整的。这样我才勉强签约。去年初学校开党代 会，小组讨论有校领导参加，我本不想发言，大家一定要我讲几句，我便说，“一所大学设有党委，还要开党代会，这是人们习惯了的现实，但这是真正的大学之道 吗？世界上还存在此种体制的恐怕也只有朝鲜、古巴了吧。没听说世界上哪所一流大学是在党委领导下成功的，也没听说哪个党委办出过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中国 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于与世界大学接轨，若不行，哪怕学学**时的北大和西南联大也好，总在现行体制框架里折腾是没有希望的，所谓”"”"”"”"钱学森之问”"”"”"”"即 这个意思。我不想发言，就是对当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讨论不感兴趣。”党代会后接着开教学工作会，吃饭时我坐在蒋书记边上想说个事，看到一拨一 拨的中层干部来祝贺蒋书记当选，言辞阿谀，全是官场文化。我说不出口，坐至终席不发一言。近些年里，无论省领导还是学校领导的报告，我极少参加，不是摆 谱，实在是听不下去那些假大空的言语，坐不住。我任职期间向学校的建言，都不在所谓搞指标的“强校”方面，粗想大约有这样几条：引进人才的政策要适当灵 活、宽松，否则难以操作白费劲；认真履行低碳节能，消灭长明灯、跑冒滴漏；撤掉学校的驻京办事处。对以上言行，有人说我敢直言、有见识，其实在我心里，只 是遵循常识而已。目前中国高校所范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
在对待体制的业绩、考评等事情上，限于我个人的好办，不当会事罢了。近年来我从不报奖、争什么带头人、入什么人才工程、第几层次啥啥的……每回 报奖都有人劝我，包括学校领导、好友、同事，职能部门还表示愿意代为填表。我感谢他们，但依然故我，解释的理由也简单：一是本人的成果水平低，够不着，白 折腾；二是生性怕花时间填表，有功夫更愿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感受点令人愉快的事。当然，我对报奖和获奖的老师，也表示尊重。大学的老师们不需要同质化， 有差别，价值多元是好事。
但关系到部门工作和集体利益的事，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了。我的分寸是，按学校要求公事公办，报学位点、学科、团队、精品课等等，一板一眼地执行， 但重点在于提高水平、壮大实力、打好基础，结果是自然而成的，而不是急功近利，靠攻关忽悠，跑省里、跑部里。在此类事情上，我从不行贿送礼，至多意思一点 劳务费而已。也有人建议多送，说有的学院五倍、十倍于我们，我未接受。我的观念是：即使得不到也不越此底线。对于通过送重礼达到目的者，我毫不羡慕，甚至 可怜他们。我不会为此而焦虑、纠结的，也决不会为了得到并维系诸如此类的“业绩”，绑架自己宝贵的生命。多个点什么的，真的就代表水平高了吗？这是真学 问？真科研吗？在我眼中，不少各种名义的大项目，资金上千万上亿的，搞出些伪科学成果来，通过动用科研经费攻关，就能整个大奖来。这是在糟塌纳税人的血 汗，还败坏学风。
我这样的态度，本人身陷矛盾，学校可能也有看法。虽然我对学校领导是否满意并不在意，但最终还是存在着让我解不开的纠结，即这些考评指标与部门 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挂钩与捆绑。如前几年的学院考评划分ABCD档，近两年的达标120%发足额奖，还有各种学科点、基地之类，皆拨下相应的经费等等。并且 这都与每位老师个人的业绩、职称有关。我只能尽量跟上趟，无法做到如何出色，让大家满意。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我再次选择退出，不和体制玩了。去年上半年 蒋书记问我为何不愿续聘了？我说，现在高校教育的这套做法，无法得到我价值上和道义上的认同。
对我的工作，学校如果不满意，我完全理解，站在学校角度这样看是正常的。但我不愿改变，最好的办法是请来新院长。高老师这次在海内外招聘中脱颖而出，我很高兴，总算可以摆脱矛盾处境，回归原本的人生角色——卧龙岗上散淡的人。
“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此话乃东晋名相王导的存世名言。愦愦是昏乱、糊涂之意。我非常佩服东晋那一代士人的气度，身临偏安一偶的危局，仍义无反顾地信奉玄学的“无为而治”，自觉遏制体制化儒家——礼教的回潮，以“务在清静”的文化理念“力撑东南”。
我当然是小人物，但也有根深蒂固的“无为而治”理念，也听到一些徐老师不爱管事，只布置不督促、检查，重讨论不重落实等议论或批评意见。从事实 上讲，这些看法都没错，提出批评也是出于对工作的负责，我表示感谢。但老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还是尊奉“无为而治”。我的信念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从根本上讲，教师皆成年人，并具备高等学历，属于社会上最热爱学术和教学的群体，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自己管好自己。
第二，我自学生时代研究玄学，饱受浸染，深信“无为而治”是自由知识分子永远的价值追求，这也是当今体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发扬的内容。
第三，目前高校管理体制问题多多，推行、布置的东西，美曰做强做大，加快改革，说白了都是些无聊的折腾，干的事皆违背常识。在教育体制行政化的背景下，“无为而治”是最有效的挡箭牌和解毒药。
如搞“精品课”，我也赞成，但首先要整明白什么叫“精品课”。精品课的标准只有一个：学生受益并形成口碑。不存在什么固定格式。现在的这套，千 人一面：课件、作业、教材、网上互动等等，缺一不可，讲的再精彩也没用。照此标准，过去北大陈寅恪、刘文典的课亦算不上精品了。陈寅恪仅带一布包，刘文典 上来先把国民政府骂它半点钟，这如何是好？教学讲求的是多元化、多样化，哪有倡导一付面孔的道理。
搞科研把课题项目强化到如此程度，也违背科学精神：1、研究起点上就渗入功利因素。取经费、应考评、上职称，严重的名利取向破坏了以求道为目的 的单纯之心；2、找材料盖过读书。读书本是与智者交心，体玄悟道，有了心得自成文章。做课题则重在各取所需地淘资料，立论草率，学养无从积累；3、赶时间 交任务，忽视质量。要求半年、一年完工，本不合科研章法。但作者只要能对付交差就好，垃圾多多；4、成果的通过、发表过程中人格受辱。高级别刊物大家都往 上挤，于是水平差不多时看谁敢送又会送，做研究还要赔上人格；5、报账做假。文科研究开销有限，找发票报销就成了少不了的节目。
单纯的科研经过这一系列的干扰与附加，古人所推崇的“因心而会道”的“为己之学”还有生存空间吗？怕是多为“凭誉以显扬”的“为人之学”了。研究已严重地工具化，沦为名利的敲门砖，还有多少人能从科研中获得快乐和价值肯定。当然，可能尚有部分高手，有本事将项目与自己的精神需求较好地结合起来。 然这已不是主流，主流是极大的干扰和伤害。我怀疑，在如此环境里，真正具备与古今贤哲沟通能力的学者能有几人？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还用问么！
近两年学校搞的“创新强校”，每年递增20%，更属胡闹。有的学院指标分解到人；还有自己掏腰包来填充经费的；造假也出现了，把前、后年的成果计入当年，就为了拿到那点年终奖励。
再有多如牛毛的各色评比、排名，先进教师、科研标兵，优秀党员、团员、家庭，工会及民主党派的积极分子，什么“一五一”还分几个层次，这个奖、 那个奖、这个级、那个级。这世风如此糟糕，整体文化水平如此低下的社会里，居然有这许多优秀称号，还值钱么？都是自己树自己搞的廉价货，除了干扰心境没丝 毫意义。每学期、每年还要把学院的老师排个名次，半斤八两的楞要分出个一二三四来，有什么意思？这是幼儿园里戴小红花的套路搬来了，把老师当小朋友对待。 搞得学者一个个气局狭隘，争虚名图小利，一到年关就半分半分地算账，跟扛了一年长工似的。过去我们人文学者的精神世界中，多是苏格拉底、黑格尔或孔子、李 白的，现在一年到头总在脑子里纠结的是：怎么完成或多挣考评分。
对于这些学校的制度规定、无法回避的管理内容，我的态度只能是“无为而治”，由老师本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待、取舍，反正有关个人考核的政策、结果，学校都有事先规定，学院只是执行而已。可以说，我在院长位置上有意识地抵挡体制污染，对许多事情在学院层面上作淡化和减法处理，不干强化和加法的事， 目的是让老师们少受干扰，躲过上述那些可笑乃至有点荒唐的瞎折腾。事实上，一些明显的折腾亦长久不了，顶顶也就过去了。如“加速创新”，差不多无疾而终了吧。
对我自由主义的理念，老师们认可，我欣慰；有老师不赞同，我亦含笑。这不过是管理观念有所差异而已。民主的要义，不独尊重多数，同时也尊重少数乃至个人，我从不追求所谓的和谐一致。高校改革任重路远，各种想法、做法都能共存，方为大学应有的文化生态。
对我来说，这些年真正令我有成就感的，乃是学院部分年轻教师在考评体系之外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这才叫学人正道。
最后这段说说我今后工作、生活的设想。
题目是杨绛翻译的兰德诗《我和谁都不争》中的一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煨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 了，我也准备走了。”杨绛先生的豁达、善良、雅致、坚韧，最令人钦佩，现在再出不了这样的人了。记得我来人文学院时还念过胡适引用易卜生的一句话：“你的 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念着这两句话上任，今天则吟着这两句话离任。
行政职务卸去了，回归到原本的角色中，当一名历史系的老师，这个职业很神圣，也令人自足、充实。我会更投入地与学生交流，把历史的真像告诉他 们。同时我又不会像以往那样深陷体制生存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转向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论学校里的考评如何。手头还有两个课题完成后，可能也疏远课题 了，除非出现与我兴趣相当吻合的机会。目前已考虑或参与的有这样几件事，实际上最近一年中已化不少时间在做了。
1、关注环境保护。最近在新疆、杭州、绍兴等地讲学讲课，重点都是环境保护。中国近30年高速发展的代价，导致自然环境破坏到了可怕的地步，全 国整成一大工地，古城古风荡然，大量物种灭绝。2010年9月22日，美国太空总署公布了卫星检测全球空气质量的PM2.5数值图(2001年—2006 年)。PM2.5小于10为安全值。中国空气质量全球最差，中国东部尤其严重，PM2.5超过50接近80。中国社科院党国英最新研究表明：中国的GDP 每增1%，用地量为日本的8倍。单位能耗亦长期是日本的8倍左右。北岛说，我们近一个世纪被现代化搞疯了。不惜土地、环境代价的繁荣之路，别国不是不明 晓，问题在于他们已经把维护一方净土视作首要战略目标，像日本就悄悄地成了资源大国。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又输了一招。所以说，中国 的环境保护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2、参与慈善事业。我在浙江省爱心事业基金会和浙江省正泰集团基金会两个社团中担任理事，主要的工作是：推广低碳生活、关注食品安全、资助困难群体等。
3、研究、反思百年来的文化变迁，尤其是左倾时期的文化灾难及其后遗症。左倾时期所经历的斯文扫地、道德沦丧、文化毁灭，至今没有认真清理、反 思。为什么到了人们普遍失去道德底线的地步？少报一元钱事比天大，大白天开着长明灯却视而不见。2009年60周年大庆中，文艺界搞出个“特务年”影响至 今，“潜伏”、“暗算”充斥银幕，连《探索?发现》栏目也大播间谍战。世间的善良、诚实不再有人相信。不找关系，不相信会被公平对待。谭嗣同说，中国之旧 政，为大盗、乡愿吞剥愚弄。这话发人深思。
俄罗斯是经过彻底的文化反思了。前苏联的颠覆说到底是文化上的失败，失掉人心，今天的复兴也得益于文化整体的复兴。前些年有人怀念苏联，普金 讲，把前苏联说得一无是处是良心出了问题，但想要恢复前苏联则是脑子出了问题。所以要真正恢复俄罗斯人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让个人在最大程度上按自己的 愿望去生活，而不是仅仅是吃饭、生存。
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文化认同的问题。近几十年最值得庆幸的是解决了吃饭的事情，同时最令人困惑和担忧的症结，乃是权力在社会中膨胀到无 以复加，官权与民权极不平衡。就改革力度最大的经济领域而言，民企500强的全部规模仍不及央企50强的最后一名。以官治民的社会结构没有出现大的改观， 也就很难养育出具有理性精神、契约意识和公德自律的现代公民。
文化重建要有人来担当，不光说，更要做。我一生最感欣慰者，乃数十年间始终生活于自己的本色中，坦坦荡荡就这么过来了。当然我还有业余爱好，我 曾在一篇简介里自白：在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严重流失的今天，我辈忝列学人，除了汗颜，还是汗颜，让任何荣誉、名号论之无味。此生倘能在保存点滴文化火种上略 尽薄力，余愿已足。再加上打篮球、玩乒乓、游泳、登山的爱好得以陪伴到老，那便是美满人生了。
尽管生活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事事如意，甚至还会碰到、经历很大苦难，我仍虔诚地认为，上苍待我不薄：一生基本没有受冻挨饿，工作、生活于本人最 喜爱的新闻与历史专业中。傅聪说，上帝让我此生与音乐为伍，这已经足够。我亦十分知足，惟感在上苍面前索取多多而无所回报，心存愧疚。因此，对自然的敬畏 之心、感恩之情，将伴随在我今后人生之路的每一步中。
总之，今后和大家在一起的是一个更加轻松愉快的徐老师，这就叫“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一整排的兵用力扔手榴弹的时候，彷佛漫天洒下大批糖果，然后战壕里的林精武看见对面“整片凹地像油锅一样的爆炸”，可是海浪般一波又一波的人，一直涌上来，正对着发烫的炮口。
前 面的几波人，其实都是“民工”，国军用机关枪扫射，射到手发软；明知是老百姓，心中实在不忍，有时候就干脆闭起眼睛来硬打，不能不打，因为“你不杀他，他 就要杀你”。机关枪暂停时，探头一看，一条壕沟里就横着好几百具尸体。他们开始清理战场，搬开机枪射口的尸体，用湿布冷却枪管。
抗日名将黄百韬的国军部队在十米宽的河边构筑了强大的防御工事，每一个碉堡都布满了机关枪眼，对着河；民工就一波一波地冲向枪口，达达声中尸体逐渐填满了河，后面的解放军就踩着尸体过河。
王鼎钧回忆录(关山夺路):
…… 共军士兵看见饥民跪拜痛哭，也流下眼泪，但是他们坚决执行命令，饥民不听话，照样开枪打，他也看见带伤流血的尸体。他说共产党真厉害，怎么能把兵训练成那个样子，「人民的军队爱人民」，多年的训练可以一夕翻转，执行任务时可以违反原则，违背良心。他说国军官兵无论如何办不到，格老子伤阴德，老子不干，他会偷偷的放过饥民，或者自己偷偷的跑掉。他说黄泛区会战的时候，共军用「人海战术」进攻，死伤太多，国军打到手软，射手把机枪往地上一丢：「老子不打了！」连长掏出手枪，指着射手的太阳穴，射手扑通跪下：「连长你枪毙我吧！」射手哭了，连长也哭了，说着说着「他」泪流满面，他就是那个连长。……
何家骅：89年《明报月刊》11期
胡琏将军是国军名将，共方当时内部传达命令，国军有五大主力，应避不与战，胡将军所率之十八军便是其中之一。胡将军任驻越南大使时，来往西贡台北，必经香港，换机要停一天，每次均约我长谈。
有一次，胡将军叹口气说：「当年我在沂蒙山区与共军作战，亲眼看见他们驱使老百姓带两手榴弹来冲锋;我守军用机枪扫射，眼见死的都是老百姓，自然不忍打下去，这时共军正规军就上来了。」
我说：「这叫人海战术。胡将军点头说：」我知道人海战术，但我们能用吗？我们宁可认输。」
胡志伟：《一名坚定的自由文化战士之心路历程》
老蒋失天下就是因为心慈面软，对共产党手下留情。」同我邻铺的连鬓胡张履信，是阎锡山亲训炮兵营营长，他一再回忆太原陷落那天，梁敦厚、阎慧卿等自焚殉国的壮烈事迹。他说：「太原坚守两年，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共军的炮火把太原市区炸得没有一幢完整的房屋，而其炮兵则是换过军装的日军战俘，所有巨炮、弹械都是侵华日军留下的，共军用老弱妇孺打头阵搞人海战术，国军不忍对老百姓开火，后边的共军就乘势掩袭，我们的阵地往往就是在犹豫中丢失的。」
…
“在三年戡乱战争中，共军用「人海」对付「火海」，强迫无辜民众打前锋，用以消耗国军的弹药。国军的机枪射手们面对波涛一样汹涌而来的人潮，杀人杀得令自己害怕与恶心，因不忍伤害百姓，往往在精神压力下放弃阵地。无论国军火网如何严密，却有着永远死不完的「炮灰」来同枪弹相拼，结果是粤语所谓「好佬怕赖佬」”。
《戡乱时期中共武装「人海战」真相》
我生平见过的死伤场面甚多，但场面最大，人数最众，情形最惨的则只有三次。第一次是日本飞机于民国二十八年滥炸衡阳；第二次是民国三十二年常德会战；第三次则是三十七年「中原会战」。我身经目击这三次死伤枕藉，尸横遍野，肢离破碎，形同焦炭或水肿腐烂的死亡者，在感情上有三种不同的反应。第一次见到日本人之惨无人道，滥炸平民，引起我满腔悲愤，故投笔从戎。第二次见到先期各军师狱，为攻守常德的重大牺牲；被他们壮烈成仁的英勇精神，感动得热血澎湃。惟有这一次在「中原会战」之后，使我至今仍耿耿于怀，戚戚不已 的，不是我军的伤亡；也不是共军的伤亡；两军对敌，本来就是你死我活，或我死你活的；各为其主，各为其责，死伤都是份内事。可是，这一次竟会被中共强迫驱使那么多手无寸铁，连军衣都没有穿着过的老百姓，用绳索绑束在手腕上，后面架着机枪，填充外壕，堵塞枪眼的牺牲品。这种惨无人道，也是惨绝人寰的做法，就是由「毛泽东思想」所产生的「人民解放战争」中，他们自认是最得意之作的「人海战」!
这种战法，除了灭绝人性的X产党人做得出来之外，据我所知，连以残酷暴虐著称于世的日本军阀，也从未使用过：他们虽然残杀了我国很多同胞，却从未把中国人拿来做他们的替死鬼；他们打得了打，打不了切腹自杀。
而我们那一次抵抗共军「三野」陈毅部「攻坚纵队」一夜猛攻，打死这么多手无寸铁老百姓，却是在无法分辨的黑夜，在共军的想象中，以这种将无辜人命视如蝼蚁的「人海战」，攻击我们噎苦守了五昼夜的残破阵地，必定可以一鼓而下；只待把我们解决了，到他们自己清理战场时大可从容不迫，将这些替他们填沟铺路塞枪眼的民命，集体加以掩埋，消灭罪证。然后再大吹大擂，这是刘长胜「攻坚纵队」执行「毛泽东思想」的功劳；是「人民解放战争」的成效。没想到如意算盘打落了空，「攻坚纵队」碰到我们这个「防坚总队」的硬块上，一败涂地，狼狈而逃，连想毁灭罪证，抛在战场上的重伤者都来不及拖走便溃退了。
这只是我亲自目击，敢于向历史作证的一次实证。但由此类推，中共的所谓「人海战争」与「人海战术」，其罪恶之深重，被胁迫牺牲无辜民命之众多，也是旷古未有的。这笔血债，也只有找X产党人去偿还了。这是我终身不会忘怀有机会就要向世人提出控诉的一次血淋淋的罪证。
《大是大非——梁肃戎回忆录》
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共军三度进攻四平，计有五波攻势。这次共军发动人海战术，把老百姓组成队伍，一波波的往前赶，打得老百姓的尸体堆积如山。国军也不忍心再打下去，共军则踏着死尸，攻进四平。最后四平沦陷日有的说是三月十二日，有的则说是三月十五日，我则清楚的记得是黄历二月二日『龙抬头』当天。
共军为甚么能发动人海战术？以我家乡为例，我家乡离四平五十华里，当时X产党到地方上，首先开群众大会，把地主、士绅公然处决，然后威胁这些老百姓说：『你们把国民党的地主、士绅处决了，将来国民党回来，你们也没命了。』
大公报主编王云生：1946年4月16日上海《大公报》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
我们的所谓军事冲突，实已到了最伤天害理的程度。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世界水准已进步到原子弹的时代，我们还在驱市人为战，纵使胜了，又有什么面子？难道真要把全国同胞牺牲了二万万以争胜负吗？请快软软心肠放下屠刀吧！
张懿萍中原会战回忆：
第三步便是“人海”战。那是惨绝人寰，将人命视为草芥的一种最野蛮而无人性的“战术”，也即是毛泽东在生被碎尸万段不足以惩其恶，死后挖坟鞭尸不足以赎其罪的一宗最大罪恶，是他所欠中国良善民众最重要的一笔血债。这种把人命贱过蚂蚁的“人海战”国共作战时惯常使用，在韩战场也还是使用。我想在此提及的，是他们这十多年来，用以教练军队“典型人物”的“英勇故事”∶什么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胸膛塞枪眼；王杰身扑炸药包；罗光燮以身起地雷
在“中原会战”中，中共对我们防守阵地的攻击，把“人海战”发挥到了极限的一次，即是调来刘长胜的“攻坚纵队”，向我军发动猛攻的第六天晚上，他们在炮火的掩护下，以排山倒海的人命，向我阵地作波浪式的冲扑，真是前仆后继，钻进到我们火网裹面来。外壕他们是跃不过的，起初，用人抬着绑接的木板楼梯，想倒放在外壕上面，作为冲锋的桥梁；但他们的人，尚未接近到外壕便倒下去了。以后他们改变办法，以人命来填壕沟，被我们射倒一批在外壕裹，又冲上第二批，第三批，……这样，一直把一条约有二十公尺乘二十尺阔度与深度，长达约一千公尺的外壕，填满了好几处尸体；尸体堆积高与壕齐，然后便以尸体做桥梁，再以“人海战”，扑近我们的阵地。照中共所表扬的“典型人物”与“英勇故事”。这些数以百计的“舍命填沟壕”的人，都应该算是“英勇故事”中的“典型人物”。
但这是一些什么人呢? 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三野”的战斗兵，而是连军服都没有穿，身无枪械，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也是中共高唱要“解放做主人”的真正农民。他们是受了“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而甘为“民众解放战争”拚命的吗? 不是，决不是，因为事后我们见到的，是用一根绳索，串绑着十个八个人的左手，一起倒卧壕内或地面；我们还在现场检查出中共的“罪证”，有若干人的子弹伤痕，是从身体后面打进去的。这说明一点。中共除了胁迫他们这些善良的农民，作为“人海战”的前驱牺牲品之外，还在他们的后面架起机枪，迫使他们有进无退，有死无生。为着要达到以人命填满外壕的目的，把这班善良的农民，驱使到战场上来，“背腹受创”而后“前后夹击”，这是我目击的事实，也是中共草菅人命的最大罪恶! 中共对“解放军”的教材裹面所列举的“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胸膛堵枪眼”，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就以我亲眼遇到见到的，除董存瑞与黄继光这样的“英雄人物，就以那次“中原会战”来说，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中共今日只表扬一个董存瑞与黄继光，这就未免太“浓此薄彼”，我要为那次舍身炸我们的碉堡，用胸膛堵塞我们的枪眼那一批“英雄人物”呼冤而不值了！他们炸我们第一线伏地碉堡与机关枪掩体的办法共有三种，第一是炸药捆在北方农民叉麦杆的树枝叉子上，企图爬近我们的工事，伸在枪眼口上发生爆炸；第二是把炸药绑在人身上，扑到我们的工事前面来；第三是想用手榴弹掷进我们的枪眼裹。可惜他们这三种办法都“弗灵”，人还没有接近我们的阵地。便被我们的自动武器，击毙在阵地前面；炸开了的，也是炸倒他们自己。
像这种“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人，则多是“三野”的真正战斗兵。事后我们从他们遗尸中发现，身上绑有炸药，或手中拿着炸药木叉的死者，只有两三个是穿农民衣服的。
说到“黄继光胸膛堵枪眼”的“英雄人物”，那就与用人命填外壕一样，事后我们检查堆积在工事枪眼前面的重叠尸体，发现最下面两三层尸体，都是穿农民衣服，并且手腕上串绑有绳索的，只有上面或倒毙在尸堆前后左右的尸体，才是穿着“三野”军服的士兵。因为那一次，他们遗弃在我们阵地前面的尸体与重伤者，专是我所守的阵地正面，便有三、四百多具；全战场的遗尸近三千具。战事进行到如何惨烈，也把中共号称“万应万灵”的“人海战”真面目揭露无遗；因为其中半数以上，是根本没有战斗力的老百姓，虽然极大多数都是牺牲在我军火力之下；但也有少数因畏缩不前，被共军押阵驱迫的枪弹射死。但这笔血账，却毫无疑问应该由中共负起清还的责任。
至于号称“攻坚纵队”的刘长胜纵队，他们的真正战力如何呢? 他们的战斗兵亲自上阵，是在上述火力战与“人海战”铺平了冲锋道路之后，这才正式上场作秀他们的“攻坚术”。从他们遗在阵地前尸体上的文件，以及捉到他们的俘虏口供中得知，他们的攻击，是分成小组兵力，由“指战人员”分担率领与督战任务；冲锋前要开会，冲锋顿挫了也要开会，打胜了要开会，打败了也要开会。这叫做“打通思想，检讨得失，检查功过，大家抓主意”。
谁都知道，共产党是会议最多的，鸡毛蒜皮的事开会，拉屎撒尿不出也开会∶开来开去都离不开“毛泽东思想”这张“万灵万应药方 ”。但是，他们军队在战前、战时、战地也忘不了开会，则是出身在湘、赣边区做土匪的贺龙发出的指示。他说∶“实行火线上军队开各种大小会，发动士兵_众如何出主意，想办法，解决困境，攻克敌阵，达成任务。在军队长官指导之下，商量商量，酝酿酝酿，征求征求意见；把不同的意见摆一摆，议一议；对有错误意见的人，打通打通思想，做一做说服工作。打过一次仗之后，又要检查检查，总结总结。”那次刘长胜纵队，从开封调来攻击我们，就曾开过这种会议才开始冲锋的。先用机关枪驱迫老百姓上阵，为他们填外壕，堵塞枪眼，身绑炸药，都是在会议中想出来的办法，藉以克服短射程火力不及我们密集的缺点。
黄仁宇先生的回忆录《黄河青山》
“我们抵达前线时，刚好是战役结束后没几天，看到铁轨旁和田野里散布着无数的尸体。一位新一军总部的参谋对我形容何谓‘人海战术’。他说：‘他们会在前线摆出一千人，但空间只有几百码宽，通常只能容下一个连。你会想：这些人不傻，他们只是疯了！但让我问你：你可以砍杀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这些人的后面还有数百人在那里。相信我，他们绝对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机关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