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蝙蝠与鸟儿:余华《第七天》的文学与现实之困

廖伟棠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7月31日

余华的新小说《第七天》里卖肾为女友买墓地的伍超,在昏迷中醒来时问他的难友:“有鸟飞过了?”“沒有鸟。”“我听到鸟叫了。”“我刚才过来时看见一只蝙蝠。”“不是蝙蝠,”伍超说,“是鸟儿。”

写及死亡及弥留状态的时候,余华仍能有他二十年前的神来之笔。《第七天》的主角,杨飞的幽灵飘荡在这十多万字的人鬼之间,也让人分不清是鸟儿还是蝙蝠——实际上,如果我们照我们习惯的文学观来看这一部小说,我们也会陷入它是蝙蝠还是鸟儿之争。

《第七天》正是以意外死亡的杨飞为线索,他在生与死的交界处遭遇了更多意外亡者,这是一群“死无葬身之地”的人,他们的死亡方式与发生于现实中国的种种新闻多有重合。因此这部现实大量进入虚构叙事的小说引起了文学与现实关系的争议。

我们习惯的好文学,是所谓来自现实又超越现实的——以我的 中学老师的一个生动比喻来说,好的文学就像一只鸟儿飞在空中,但无时无刻不俯瞰大地。假如这一文学理想还存在,但今天的大地已经变成了千奇百怪的野兽奔突 之所,那么尝试让这鸟儿去接触这些野兽的余华,直接把他的《第七天》杂交成为了一只蝙蝠。

希望看到鸟儿的人,嫌蝙蝠丑陋;希望直面野兽的人,觉得蝙 蝠伪善。蝙蝠想创建自己的美学,但举步维艰。目前《第七天》在国内书评界几乎遭遇一面倒的批评,前两种原因皆有之,主要是第一种,当年激赏余华《在细雨中 呼喊》冷峻、秀奇的文字的读者,自《许三观卖血记》以来只会对余华日益失望,这种失望在《兄弟》下卷到达了极点,因为在那儿文字沦为追逐现实段子的杂耍 ——余华肯定也知道,但现实的包围令他不得不应对下去,他的应对与其说是某些批评家说的取巧,还不如说是因为老实。

《兄弟》下卷的失败是因为它彻底被这魔兽横行的泥沼绑住 了,于是在《第七天》余华发明了蝙蝠,尝试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进行低空飞翔。他不再直接在人间打滚,而是来到了阴阳无间之地窥探和回望这人间,作怪声以讽 喻。这种方式首先令人想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聊斋志异》某些地狱篇,更想到自宋朝《玉历宝抄》至1970年代流行于港台的种种劝善《地狱游记》, 我简称为“地狱体”小说。

但余华《第七天》是一本“反地狱体”小说,它与那些劝善文 学的关系就像“反乌托邦小说”与“乌托邦小说”的关系一样。余华的“但丁”是一个无能的“但丁”:杨飞,他就是一只蝙蝠,只能“佯飞”。他目睹“为善的受 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找不到报复的愤怒,找不到劝善的理由,只能借小说里的围观自杀者们骂一句“这年月不想活的 人多了去了。”于是死便理所当然,小说里死亡世界的逻辑建立也理所当然,这个美好的“死无葬身之地”成了余华的“好地狱”——但这个好地狱写得逊于鲁迅在 《失掉的好地狱》中描绘的好地狱,因为余华不舍得让它“丢失”。

因为作为一个被现实追逼而想渐渐退回自己内心的作家,余华 也像杨飞一样,需要这么一个好地狱来躲藏,或者是借死之荫谷,阻挡一下生的烈焰。余华曾经崇拜的卡夫卡在日记里这么说过:“凡是活着的时候不能应付生活的 人,就需要用一只手稍阻挡住他对自己命运的绝望……同时他要用另一只手记下他在废墟中看到的东西,因为他能看到与别人看到的不一样的东西和更多的东西;归 根结底,他在一生中都是死者,但却是真正的幸存者。”余华和他的杨飞有点这个意思,只是还不够,对绝望的阻挡和对废墟的观察都还不够。

余华不算“活着时不能应付生活的人”,但他是倦于应付生活的人。

大概是1996年,我在上海一个书展的余华签名会上给余华 拍过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他惊恐、疑惧、不安,我觉得这张照片损害了他,于是就从来没有发表,现在底片也不知何在了。如今读罢《第七天》忽而想起来这个形 象,也许那个余华是最深处的一个余华——1996年,他正当写作和人生的盛年。《第七天》里,盛年不再的他坦呈这种自心深处渗出的无助不安,只能借大量抒 情来解脱自己。

在其早期作品偶一为之的抒情能给人惊艳之感,但《第七天》 的抒情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难保不给“冷酷”的后现代读者以煽情之感。说句公道话,《第七天》的煽情没有超过《兄弟》上卷,我甚至善意地不把它看作煽情, 余华以大量笔墨书写杨金彪与杨飞父子之爱、干妈李月珍对无论生死的婴孩之爱,这都可以视为余华以旧世界的朴素价值观对新世界荒诞的委婉反抗。否则,这个每 天在微博上和我们一起遭遇大规模人性沦丧事件轰炸的余华,将无法面对一个作家传统的良心。

一个作家并不想当然是强大的,他可以脆弱。《第七天》走向 抒情的写法既是逃避这种脆弱,也是接纳这种脆弱。假如换一个角度,从传统抒情诗的角度甚至成人童话的角度来看,《第七天》许多段落都是极好的抒情诗或童 话,对死寂、雨雪、虚无的复调式描写渐渐获得了一个诗的节奏,如波浪一阵阵推动前行,直到全书最神奇的部分:李月珍与二十七个婴儿的尸体的失踪与“复 现”,到达了诗的高潮。诗的高潮是无需解释的,它只需要呈现如神迹。它的光芒一下子抵销了前面全部的灰暗,在此诗人余华获得了安慰。

但小说家余华不能轻易过关(其实如果照当代诗的要求,这首 较为传统的抒情诗也不能轻易过关)。现实的强大压力施于作家身上,同时读者对写作处理现实的洁癖挑剔也施于作家身上。余华面对的双刃剑也是我们每个当下中 国的书写者面对的,我们谁也不敢说自己就能做得更好。我们要么成为犬儒主义者要么成为新的写作革命的拓荒人。犬儒主义者惯于用政治洁癖来掩饰自己面对现实 的怯懦与无能,他们说不关心政治实际上是害怕被政治关心,他们说现实伤害艺术实际上他们根本不信任和无力去理解艺术的消化力和抵抗力。而拓荒人需要一个面 对混乱与荒诞的好胃口。

《第七天》开头面对纷至沓来的“现实素材”还是比较冷静克 制的,并不像很多过激批评所说的强硬嫁接,更谈不上故意炫奇吸引外国眼球。这归功于前面所说的那种蝙蝠一样的低空飞行的奇怪姿势,蝙蝠的翅膀、超声波的敏 感和对黑夜的迷恋毕竟还在,低空飞行还能保持一个与地面无限接近但若即若离的境界。但后面有明显失控败笔之处,如化用“杨佳袭警”的那个故事,就显得无必 要、不伦不类,又落入《兄弟》下卷的恶趣味之中了。

余华还未能做成拓荒人,但我欣赏他绝望的勇气,欣赏他不做 犬儒的勇气,对于一个内向的愤懑者来说这勇气已经非常大了。微博时代的来临,对长于独善其身的中国作家不是一件好事,那当然,你可以阻挡自己的绝望,但也 要描绘眼前的废墟,当这个废墟以每天千万帖的速度在你前面增长的时候,当现实混杂着虚拟的念力笼罩你尚待着墨的空白文档之际,给予亡灵重新认识自己的头七 天显然还不够,既然已经发现了蝙蝠之姿,倒不妨自此忘记鸟儿的世界,在黑暗中真实地飞下去。

廖伟棠是香港作家、诗人和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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