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历史的细节——杜君立作品:中国的礼物

中国的礼物

——霍查时代的阿尔巴尼亚 

在一定程度上,地中海堪称人类文明的摇篮。位于亚得里亚海的阿尔巴尼亚毗邻希腊和马其顿,其文明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伊利里亚时代。作为一个山地小国,他们曾先后被希腊和罗马征服,从14世纪开始,又沦为奥斯曼帝国的殖民地。在长达5个多世纪的奥斯曼时代,阿尔巴尼亚被彻底绿化;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崩溃,1912年独立的阿尔巴尼亚成为一个典型的穆斯林国家。

工业文明使欧洲崛起,随之而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将人类带入铁与血的现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土耳其和俄国等旧帝国,苏联诞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德日等新帝国,红色中国诞生了。在这场战争风暴中,面积仅2800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300多万的阿尔巴尼亚像苏联和中国一样,走出漫长的老大帝国,成为一个新兴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而恩维尔·霍查就是这个天堂的上帝。

 社会主义的明灯

1908年,霍查出生于阿尔巴尼亚一个传统的穆斯林家庭,霍查(Hoxha)的本意就是阿訇。中学毕业后,他去法国留学,在此期间加入法国共产党。二战期间,霍查在阿尔巴尼亚组织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劳动党),开展对德意侵略者的抵抗运动。1945年,战争以德意的失败而结束,阿尔巴尼亚举行第一次全国普选,霍查领导的共产党获得执政地位,霍查成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从部长会议主席、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人民军总司令、外交外长到党中央第一书记,所有权力都集于霍查一身。

在童话中,白雪公主在邂逅白马王子之前先要遇见6个小矮人,如果说中国的毛万岁是霍查的“白马王子”,那么铁托、斯大林、赫鲁晓夫只能算是小矮人了。霍查最先是铁托的马仔,在铁托与斯大林闹翻后,他立即放弃铁托,选择了更有势力的斯大林。斯大林跟上帝的区别是斯大林会死,这无疑是一场灾难,至少对霍查来说如此,特别是当赫鲁晓夫撕下斯大林的魔鬼画皮时。在一个没有斯大林的苏联时代,霍查陷入前所未有的痛苦和迷惘。幸运的是,这不只是霍查一个人的感受;因为斯大林,霍查很快就与地球另一边的中国毛万岁找到共同语言。在一个相似的权力语境中,一切都那么感同身受。1956年8月,霍查第一次来到中国,参加中共的八大,与毛万岁会谈之后,彼此一见钟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毛万岁称赞霍查是“耸入云宵的高山”;霍查称赞毛万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最天才的、最不会犯错误的、最敬爱的和活着的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阿尔巴尼亚人民最杰出和最亲爱的朋友。

事实上,早在1949年11月,共产党的中国刚刚宣布成立月余,霍查的阿尔巴尼亚就成为第一批建交的国家。如果说在斯大林时代,共产党是包括阿中在内的许多共产党国家的共同语言,那么在后斯大林时代,斯大林则成为阿中两国的共同情结。作为两个小斯大林,霍查和毛万岁从此开始了一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蜜月生涯。毛万岁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就是阿尔巴尼亚人手一本的“圣经”;在中国电影院,阿尔巴尼亚电影常映不衰,如《海岸风雷》、《广阔的地平线》、《第八个是铜像》、《地下游击队》、《宁死不屈》、《我们的土地》等等。

从铁托、斯大林、赫鲁晓夫到毛万岁,霍查先后跟随这些权力高手,不仅亦步亦趋,更是一个集大成者。正如同斯大林是苏联帝国的君主和教主,霍查也是这个弹丸小国的人间主宰。与斯大林的清洗运动相比,霍查将残酷的权力技术发挥得似乎更加完美,15名和霍查一起创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有11位被霍查肉体消灭。作为阿尔巴尼亚著名的革命夫妻,达利和他的妻子盖加被枪毙时,盖加已经怀孕6个月,她最后一句话是:“不要杀死我的孩子,它已有生命了。”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不仅消灭了所有敌对者的肉体,也消灭了一切可能产生敌意的思想。在前后多达12次的权力大清洗中,只有霍查本人才是唯一正确的,包括党中央的第二号人物科奇·佐泽在内的无数人都被秘密枪决,而罪名总是冠冕堂皇。

所有的极权都是相似的,如果说之前的霍查是阿尔巴尼亚的斯大林,那么之后的霍查就是阿尔巴尼亚的毛万岁。最为典型的是,在毛万岁发起铲除一切中国传统的“文化大革命”时,霍查立即积极响应,宣布在这个穆斯林国家禁止一切宗教活动。索尔仁尼琴曾说:“如果不相信有神,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在霍查的号召下,阿尔巴尼亚的革命小将也像中国的红卫兵一样,扫荡所有的天主教教堂和清真寺,摧毁一切圣像和传统。

在一份毛万岁致霍查的贺电中,阿尔巴尼亚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明灯”。这份互称“同志”的贺电,如同一份情深意切的情书,堪为这段蜜月的最好见证。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们祝贺你们的代表大会圆满成功!

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坚定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比起你们来,他们都不过是一抔黄土,而你们是耸入云霄的高山。他们是跪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奴仆和爪牙,你们是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战斗、敢于同世界上一切暴敌战斗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在那些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当权的国家,已经或者正在改变颜色,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从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英雄的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顶住了这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逆流。你们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采取了一系列革命化的措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你们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你们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在我们一边。国际无产阶级在我们一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在我们一边。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在我们一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不怕孤立,也绝不会孤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一小撮反华、反阿尔巴尼亚的可怜虫,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正处在新的觉醒之中。美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害人虫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掘墓人,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当然,我们前进的道路绝不会是笔直的、平坦的。请同志们相信,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两党、两国人民,一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中阿两党、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66年10月25日(发表于1966年11月4日《人民日报》)

蜜月的礼物

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阿尔巴尼亚进入了一个中国时代,正如中国进入阿尔巴尼亚时代。这两个“情同手足的兄弟国家”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却亲如一家。

在相对长的一个时期,霍查与毛万岁抽着同一种宫廷特供香烟。这种由上海烟厂特制的“中华烟”(霍查称之为“天安门”香烟),采用中国襄县最好的烟叶,由许多中国科技人员精心加工制作;虽然没有过滤嘴,但尼古丁含量极低。据说能享受这个尼古丁特供待遇的人在地球上只有寥寥数人。

 历史是如此诡异,让人分不清这是两个国家的友谊,还是两个独裁者的激情。对任何一个独裁者来说,国家不过是权力的副产品而已,与一件玩具没有太大不同;或者说,所有的民众不过都是私人的家奴甚至家畜罢了。慈禧太后就有名言:“宁与洋人,不与家奴。”只不过到了后来,家奴改称“人民”,家畜改称“群众”。

 对国家与国家之间来说,任何政治上的亲密都不会引发肉体关系,往往更多的体现在物质和文化层面。作为一个古老的东方帝国,中国有着悠久的朝贡传统;在一种唯我独尊的夜郎自大心态下,往往不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事实上,慷慨往往是自卑的体现。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中阿的蜜月几乎与毛时代相始终。这个漫长的蜜月里,阿尔巴尼亚收到的中国礼物之多,绝对空前绝后。世界上有两种馈赠,一种是雪里送炭,一种是锦上添花,中国的馈赠更像是雪里送花。一般国家之间的援助有两种,一种是超越政治利益的人道主义援助,一种是富国对穷国的经济扶持。中国的援助似乎两种都不是,既不是基于道义,自己甚至比对方更穷;挥金如土的背后,基本上是一场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政治交易;换言之,这不过是一种变相贿赂,之所以愿意付出如此血本,大概是认为所得更大罢了。

早在斯大林刚刚死去的1954年,中国开始援助阿尔巴尼亚,“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高潮;随着毛万岁的生理死亡,这场漫长的蜜月无可挽回地走向终结。这种无偿馈赠不仅包括各种生活生产物资和设备,还包括很多军事装备和国际货币。按照官方的统计,中国仅援款一项就达到75笔,其中仅人民币就达到100多亿元。

从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毛时代也是中国的阿尔巴尼亚时代,阿不仅是中国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甚至在大饥荒的1960年代,中国仍把最新最好的工业生产设备和大量生活物资赠送给阿尔巴尼亚,仅粮食就达180万吨。很难说清,这些粮食与数千万中国饿死鬼之间有多大关系。据伍修权回忆,1962年大饥荒中,霍查的女婿马利列又到中国要粮食,当时中国正好从加拿大进口了一批小麦,接到中央的命令后,这些载满救命粮的中国轮船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往阿尔巴尼亚。据中国原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回忆,中国即使在最困难时期,仍向阿尔巴尼亚人提供了人均4000元人民币的援助。那时候的4000元可以在故宫边上买到两套各200平米的标准四合院。当时中国农民一年的收入也只有十几元几十元。

早在霍查时代初期,阿尔巴尼亚就全面推行苏联模式,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取消市场,生活必需品实行供应制,结果导致大面积且持续的大饥荒,甚至因此引发了天主教起义。直到进入有求必应的中国时代,阿尔巴尼亚也真正进入了传说中美好的共产主义。据当时担任中国外事机构官员的朱开印回忆:“仅在1972这一年,我们给阿尔巴尼亚的各种无偿援助,平均到他们国家每个人头上,达一人5000元人民币之多(相当于当时中国一个普通工人10年的工资)。”

事实上,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经济上,当时的中国并不比阿尔巴尼亚先进多少,中国最大的优势或许是数量意义上的人。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打肿脸充胖子”。有些援阿项目远远超出中国的技术水平,因此中国沦为这些新技术的试验场,为此付出的经济代价和生命代价数不胜数。对一个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家来说,工业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阿尔巴尼亚是如此之小,正如中国的礼物是如此之多,这些漂洋过海运来的机械设备只能在这里风吹雨打,生锈腐烂,最后变成一堆中国垃圾。这种景象刺激到一些没有见过世面的中国人,无论悲伤还是愤怒,这在当时都是一种犯罪。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因为一句“量力而行”,最后落得家破人亡。阿尔巴尼亚人常常这样安慰中国人:“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作为对这种灾难的补救,中国派来了更多的生产技术人员,阿尔巴尼亚人完全可以看着中国人工作,这确实是一种享受。

在一种诡异的默契中,阿尔巴尼亚接受得理所当然,中国赠送得天经地义,精神的狂热使物质的慷慨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双方都那么有求必应和心安理得。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对中国的这种信赖:“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更是理直气壮,“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据说中国副总理李先念曾经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得到的回答是“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其实阿尔巴尼亚也不是没有东西给中国,在中国的帮助下,他们多少也能粗制滥造,这些低劣的山寨产品往往都由中国高价“包销”。

当权力掌握一切时,一切都会失去价值和意义;在权力语境下,包括生命在内的任何东西都是没有成本的。当时担任中国驻阿大使的耿飙曾经做过这样的计算:“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100亿),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耿飙还说:“阿还存在一种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如他们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从埃及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

有人做过这样的计算,按照现时的汇率,从1961年至1978年的19年间,中国对阿国援助总额达到9000亿元之巨。如果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经济水平为参照,可以说是中国几乎是以举国之力和倾国之力去援助阿尔巴尼亚的。20多年间,来自中国的大量资金和技术人员,在遥远的欧洲山地终于建起了近百个工厂和企业,涵盖造纸、钢铁、棉纺织、水泥和农机等各种门类,这些“中国工厂”和那些“中国村”、“中国街”一起,将一个欧洲穆斯林国家几乎变成“小中国”。

毛时代的中国几乎以全人类为敌,反美帝反苏修,从印度到韩日,环顾四周草木皆兵,因此才有“深挖洞,广积粮,时刻准备打仗”。作为中国的难兄难弟,阿尔巴尼亚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既反美又反苏,同时又与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等强邻有着历史宿怨。“一手拿镐,一手拿枪”,这种朝不保夕的危险处境,一方面让中阿更加同病相怜,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军事援助成为援助的核心。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军援中,仅武器装备一项就包括:各种枪75.2万支,各种枪弹15.64亿发,坦克(装甲车)890辆,火炮1.1万余门,炮弹822万发,飞机180架,舰船46艘,地空导弹系统两套,导弹224枚,鱼雷196条,汽车4230辆。中国的礼物是如此丰富和全面,以至于连阿尔巴尼亚的军服都是中国援助的。一万余门火炮对小小的阿尔巴尼亚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据说当时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军队现役炮兵装备也没有这么多。

因为严重的合法性焦虑,任何建立在暴力和恐怖之上的极权都是没有安全感的。1967年,霍查出台了疯狂的碉堡工程,他要求每平方公里建造24个碉堡作为掩体,以应对敌国入侵。庞大的碉堡工程将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变成一个密布枪眼的权力堡垒。这些碉堡全都用最优质的钢筋水泥建造而成,据说当时平均造价达到250美元,全国几十万座碉堡,总耗资达1.75亿美元以上,为此消耗的人力物力更是惊人。很难说清楚,这些碉堡所需的大量钢筋和水泥中有多少是来自千里迢迢的中国。当耿飚发现千辛万苦从中国运来的高标号钢筋水泥,被用来建造一万多座大而无当的纪念碑时,感到极为震惊。

一座碉堡的消耗足够建造一套标准的两居室住房,如果这些钢筋水泥用来建造房子,对于人口仅仅200万的阿尔巴尼亚来说,完全可以让共产主义不再是传说。至于这些碉堡到底有多少,有说100万,有说70万,还有说30万;即使按最少的30万,阿尔巴尼亚也堪称世界上最大的碉堡之国,几乎每家都有一个碉堡。凡是去过阿尔巴尼亚的人,无不为星罗棋布的碉堡而惊叹。无论是城市、乡村、路边,还是山顶、海边,到处都是不期而遇的碉堡,或明碉,或暗碉,或独碉,或群碉,大的可藏兵数百,并附设粮仓弹药库,小的仅容一人。这些无处不在的碉堡如倒扣的铁锅、如巨大的乌龟,更像是一座座坟墓,展示着一个时代的荒诞。

对这些碉堡来说,防炸是它的基本功能,这使后来的拆除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些碉堡后来沦为农民的羊圈或仓库,城市周边的碉堡成为乞丐和穷人的容身之所;有些碉堡得到改造,或被改成公共厕所,或被旅游场所。碉堡对于阿尔巴尼亚几如长城对于中国,或者如同金字塔对于埃及,甚至成为其最大的旅游景点。权力的历史往往以荒诞终结;对权力来说,历史就是一场疯狂的恶搞。

事实上,在中国的援助国家中,阿尔巴尼亚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大的。除过阿尔巴尼亚,在中国的援助名单上,还有朝鲜、越南、蒙古、老挝、柬埔寨、罗马尼亚、巴基斯坦、赞比亚、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埃及、叙利亚等许许多多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军事装备可以武装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都是无偿的。吊诡的是,这份“大礼”缔结的“友谊”最后被一场战争留下的仇恨抹平。

随着文革的到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中国对外援助也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中央党校博士张郁慧在《中国对外援助研究》中引述,毛万岁数次要求大幅增加对外援助,甚至巴基斯坦只要2亿,毛大手一挥就给了5亿。1973年的中国对外援助数额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当时凤阳县农民的平均存款不到0.5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周恩来和陈毅这对哼哈二将极其出色的完成了散财童子的角色。作为一个慷慨时代的标志,柬埔寨末代君主西哈努克被废黜后,这个丧家犬竟然在中国重新找到了乐不思蜀的太上皇感觉,乃至以90岁龟寿驾崩后,中国以国葬降半旗。历史是荒诞的,更荒诞的是人们有时竟然会认真起来。据说后来中国想要追回毛时代那些慷慨的贷款,结果遭到拒绝,阿尔巴尼亚人宣称,这些金钱和物资都是兄弟国家之间的国际主义援助,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利贷关系。

最后的筵席

宫廷政治常常是由许多秘密构成;宫廷里的权力一方面来自暴力,一方面来自阴谋;无论暴力还是阴谋,都是见不得阳光的东西,甚至害怕任何变化,哪怕一丁点儿风吹草动。

有一种说法认为,毛万岁的文革其实到1971年结束了。这一年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被写入党章的毛的接班人加亲密战友林彪非正常死亡;二是美国总统特使兼国务卿基辛格秘访北京;三是中共获得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和他的权力帝国无可挽回的走向终点,疯狂的口号声尚未落下,但林彪之死戳破了宫廷的谎言和新装,这个掩不住的秘密悄悄改变了中国。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以阿尔巴尼亚为首的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中华民国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不负中国所望,阿尔巴尼亚卖力地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联合国的门票实在是太过昂贵了,对于过了河的中国来说,当初的一切为了搭桥。中国的梦终于圆了,阿尔巴尼亚体会到的却是怅然。

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的种种变化让霍查这只鸭子陷入前所未有的迷惘,他甚至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后一个知道林彪之死的人,而中美媾和更加令他感到不解和愤怒;作为毛万岁手足情深的兄弟,霍查有一种被利用被隐瞒被欺骗被背叛的耻辱感。霍查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的名义给毛写了一份万言长信,他将中美会晤称为“与敌人会谈”,“我们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我们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不会接受已宣布的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霍查的指责其实是说,中国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事先同他商量;据说毛万岁的回答是,“同他商量就干不成了”。

中美的蜜月开始了,阿尔巴尼亚体会到“第三者”的失落与酸楚,它唯一能做的就是诅咒,骂尼克松是“法西斯分子”,称基辛格是“尼克松的里宾特洛甫”——把出生于德国的基辛格等同于纳粹外长。尽管中国做了大量的安慰和解释工作,但霍查的不信任已经产生了,而且这种不信任越来越严重。在后来出版的日记中,霍查指责中国对阿尔巴尼亚封锁消息,说中国和当年赫鲁晓夫一样,搞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并对毛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展开全国批判。“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

对阿尔巴尼亚来说,尽管中国不息一切代价地援助阿尔巴尼亚,但在一种僵化愚蠢的官僚体制下,援助并不能改变经济凋敝的困境。没有自由也就没有经济,一个思想被禁锢的国家不仅是一个愚蠢的国家,往往也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在霍查的权力王国里,政治就是一切,无数民众甚至连食品和普通生活用品都得不到满足。中国曾经留下“越穷越斗,越斗越穷”的历史记录,其实这也是中国化的阿尔巴尼亚的历史。权力的法则是,矛盾如果解决不了,就转移它。在经济困难无力纾解的背景下,政治斗争就成为一种选择。在山穷水尽的1975年,霍查再次在国内发起一场全面斗争,包括副总理巴卢库在内的无数敌人被一网打尽,总参谋部、国防部、军政委和近卫部队主要负责人悉数遭到清洗。

当年斯大林死的时候,中国为他举丧吊孝;毛万岁死的时候,阿尔巴尼亚为他举国节哀。眼泪过后是真正的悲哀,在新的一年里,来自中国的援助被削减了4千万美金。随着毛时代的终结,兔死狐悲的霍查越来越感到,1976年的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兄弟的中国。

随着新宪法开始颁布实施,阿尔巴尼亚国名新添了“社会主义”的前缀。霍查发誓“不同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调和”,将长期斗争视为“推动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在霍查看来,没有中国的阿尔巴尼亚还是阿尔巴尼亚,甚至从离开毛万岁和中国的那一刻起,他才认识到自我的价值。阿尔巴尼亚成为“唯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而地拉那就是“国际马列主义运动的中心”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橱窗”。至于其它国家的权力大佬,在霍查眼里都是一群独裁者、叛徒、匪帮、疯子、小丑、修正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或饶舌者等等,而霍查自己则是仅次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国际共产主义领袖,“毛泽东的思想绝不是马克思主义”。

在这场蜜月结束前,最难熬的是同床异梦的冷战。1977年7月7日,阿尔巴尼亚的党报发表长篇檄文《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文章抨击“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坐不结盟的第一把交椅”。一年后,即1978年7月7日,中国外交部发布了关于停止对阿尔巴尼亚援助的报告和照会。报告称,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由影射到攻击,以怨报德,所谓的“社会主义明灯”已经熄灭了,其分量和作用微不足道。从全球战略考虑,中国已经下决心甩掉这个无足轻重的“又臭又硬”的茅坑里的石头。从“社会主义明灯”到“茅坑里的石头”,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就这样成为中国政治的历史杰作。

人们常说,天上不会掉馅饼,阿尔巴尼亚不信;人们又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阿尔巴尼亚还是不信。中国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21天之后,阿尔巴尼亚党中央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长达22年“情同手足”的蜜月以始乱终弃的方式彻底结束了。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似曾相识又有些陌生的后毛时代。

1979年的新年来到了,阿尔巴尼亚,这个曾经被赞美为“社会主义明灯”的乌托邦之国,只能以“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名义,为纪念斯大林诞辰一百周年举办了官方的、民间的庆祝活动。对所有自称社会主义的权力者来说,斯大林比希特勒更成功,也更完美。

在后来的日子里,霍查如同一个悲愤的弃妇,或者如同一块被用过丢弃的抹布,他将当初所有的爱都转化为此时此刻的仇恨,诅咒中国和中国的一切。对于中国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无偿援助,这是霍查最无法容忍的,这完全是“反革命、反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卖”。虽然这种伤害不至于引发两国之间的战争,但却足以导致一场不大不小的内部大清洗,大批亲中国的官僚干部遭到逮捕。

中国之后,霍查试图与南斯拉夫再续前缘,因为铁托死了,但科索沃问题很快击碎了这场美梦;走投无路之际,霍查甚至向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抛去媚眼,但狮子大张口的“47亿美金”立马吓跑了德国人。

与阿尔巴尼亚相比,中国与其说“地大物博”,不如说人多,中国让3000万人下地狱,就可以马上让300万的阿尔巴尼亚上天堂。用毛万岁的原话说,就是“我们把他们包下来,我们一人少吃一口,他们全国都饱了”。因此,中国可以是阿尔巴尼亚的唯一,但阿尔巴尼亚绝不是中国的唯一。没有中国的日子里,从苏联到美帝,从中国到南斯拉夫,“唯一的”阿尔巴尼亚举目世界皆仇寇。失去中国这个慷慨的施主,阿尔巴尼亚顿时陷入经济困境。没有阿尔巴尼亚的日子里,中国还有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美人迟暮的霍查既怒且哀,甚至担心中国将在巴尔干和欧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阿尔巴尼亚人民是全世界最幸福最自由的人民,过着天堂般的生活”,“阿尔巴尼亚是世界上唯一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和不纳税的国家”,“阿尔巴尼亚的声音是真理的声音,全世界都倾听和尊重阿的声音”。因为霍查,阿尔巴尼亚人似乎比中国人更幸福。中国人走了,但那些中国工厂留了下来。从1978年起,阿尔巴尼亚终于开始自力更生,生产出了第一辆国产拖拉机。但大多数中国遗产遭到废弃,在未来的日子,春暖花开,生锈发霉,尘归尘,土归土。据说中国援建的100座工厂中,只有极少数水电厂和水泥厂还在运转,仅仅是为了建造那些沉默的碉堡。

当中国回到地球时,阿尔巴尼亚彻底成为月球上的国家。1981年12月18日,阿尔巴尼亚官方宣布,穆罕默德·谢胡因神经崩溃而自杀身亡。自1954年以来,谢胡就一直担任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在党和国家的权力地位仅次于霍查,其受宠程度堪比中国的林彪。不久,霍查就任命阿迪尔·查尔查尼担任新的部长会议主席。查尔查尼宣布,他将继续执行党的领袖霍查的“真正的马列主义路线”。

1985年4月11日,霍查寿终正寝,但霍查时代并没有结束。对一个已经被禁锢成僵尸的国家来说,一个死去的霍查与一个活着的霍查没有什么不同。作为霍查遗产的继承人,拉米兹·阿利雅仍然继续着霍查的思想及其政治路线。

对一个权力帝国来说,国家就是政府,政府就是权力,权力就是领袖,因此领袖之死也是权力之死、政府之死和国家之死,如果要帝国不灭,那么领袖就永垂不朽,万岁万万岁。权力的逻辑从来都是这样的——只有开始,没有结束。

在霍查盛大的葬礼上,阿利雅对霍查的遗孀说:“像他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死,他只有一个日子——生日!”在霍查的墓碑上,只刻着“恩维尔·霍查1908——”。没有霍查的阿尔巴尼亚流行起新的标语,大街小巷无处不在,“霍查同志只有生辰,没有冥日”。

从前的皇帝有一件不存在的新装,如今的却有一个不存在的皇帝,但一切都没有改变,人们继续赞美皇帝和他的新装。更多的霍查塑像被树立起来,阿尔巴尼亚最大的港口都拉斯港被改为霍查港,阿尔巴尼亚最好的地拉那大学改名为霍查大学;少先队组织改称“霍查少先队”;霍查的继承者争相亲吻他冰冷的额头,然后宣誓:“亲爱的领袖恩维尔同志,我们将高举你的利剑,砍倒一切内外敌人!”

历史的终结

对阿尔巴尼亚来说,阿利雅既是一个旧时代的继承者,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如果说霍查是阿尔巴尼亚的毛万岁,那么阿利雅就是阿尔巴尼亚的戈尔巴乔夫。在后霍查时期,他仍然长期坚持霍查的一党集权道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当柏林墙倒塌之后,面对世界民主大潮的主流文明,阿利雅以一个现代政治家的正直和敏锐立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国家虽然是一个庞大而僵硬的机器,但却总是被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操纵着;历史在最关键的时刻,常常被一个人正确或愚蠢的决定引向天堂或者地狱。作为霍查亲自选定的接班人,阿利雅最终还是成为霍查的终结者。

对任何暴政来说,人们都会用脚来投票,虽然这种自由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当国家成为监狱时,逃离自己的“祖国”就成为获得自由的越狱行为。正如当年中国的“逃港”和今日朝鲜的“逃北”,阿尔巴尼亚在1990年发生了著名的“使馆难民危机”。当时有5000多阿尔巴尼亚人越过警卫,闯入地拉那的外国驻阿大使馆,要求立即出国。这一灾难性事件不仅令世界为之震惊,也让阿尔巴尼亚丢人现眼。

在阿尔巴尼亚党的“十大”会议上,阿利雅推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市场经济和公民身份开始重新回归,阿尔巴尼亚又回到地球。随着苏联的覆灭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阿尔巴尼亚大学生走上街头,民主运动已经无法阻挡,这位“民主进程设计师”彻底迈开步伐,决心带来自己的国家汇入世界主流;从大赦政治犯,取消一党制,反对愚民宣传,到归还公民的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权利,一切都比中国走得更远;甚至就连阿利雅本人,也从一个唯物主义的共产党党魁,重新以一位虔诚的逊尼派穆斯林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

阿尔巴尼亚终于走出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霍查时代。半个世纪前,阿尔巴尼亚还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国家,经过长期的无神论禁锢,阿尔巴尼亚已经成为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

在1991年4月举行的阿人民议会第十二届会议上,国家名称改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取消了“社会主义”和“人民”两个单词;阿利雅当选阿尔巴尼亚共和国首任总统。根据宪法修正案规定,阿尔巴尼亚是一个政治多元化的法治国家;阿公民有成立党派和政治组织的权利。作为国家元首,总统由议会投票选举产生,总统不能担任法律规定以外的职务,因此阿利雅辞去了所有党内职务。

1991年6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十大”会议宣布改组为社会党,并通过了新党纲和党章。社会党宣称,不再把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社会党将成为“欧洲及更广大地区内的左翼社会党。社会党严厉地批判劳动党过去的错误,要求全党与党的过去划清界线,尤其同霍查的错误和个人崇拜划清界线,认为阿尔巴尼亚当前的国家的全面危机是霍查选择和实行的政治制度造成的,要抛弃过去的意识形态,只有建立在人类团结和当代真正文明价值基础上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才是阿尔巴尼亚国家发展的方向。以列席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的阿利雅说:“由于劳动党实行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所执行的路线、政策,也由于党的领导人的工作,造成国家目前正在经历的经济危机、精神危机和信任危机。劳动党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化领域都有过错误和缺点。”阿利雅宣称:“我们党有勇气为民主进程打开绿灯。”

1991年9月,阿利雅出席第45届联大会议,这是阿尔巴尼亚国家元首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1992年4月,由于阿社会党在大选中失利,阿利雅辞去总统职务。在此后的岁月中,阿利雅数次遭到起诉,罪名包括滥用职权、侵吞国家财产和种族灭绝等,在监狱和逃亡中度过最艰难的几年后,他得到了一个平静的晚年。2011年10月7日,阿利雅因病去世,终年85岁。

在1990年的民主运动中,曾经担任霍查私人医生的贝里沙成为阿尔巴尼亚的政治新星,他和青年学生及知识分子成立的阿尔巴尼亚民主党成为阿尔巴尼亚第一个反对党。贝里沙被选为该党主席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破除对霍查的神化,他亲自撰文批判霍查的个人迷信。在贝里沙的鼓动下,霍查大学的学生们以罢课和绝食要求更改校名,从首都到各城市的霍查塑像都被推倒,霍查的著作被焚烧,“光荣属于党”的巨幅标语牌被拆除。这场去霍查化和去共产党化的清除运动在贝里沙成为总统后达到高潮。

1992年3月,阿尔巴尼亚举行第一次自由选举,社会党一败涂地,民主党的贝里沙因此成为共和国总统。贝里沙上台伊始,就下达了“第28号专门决定”,要求把霍查等“非烈士”的遗骸迁出民族烈士陵园。在未通知家属的情况下,霍查的墓穴被挖开,棺木被撬,遗骸被埋葬在地拉那西南部的萨拉平民公墓,新坟头竖着一块破碎的水泥板,上面只有“恩维尔·霍查”几个字。当时霍查的遗孀涅奇米叶正在监狱候审,闻听消息后悲痛欲绝,霍查的子女们尽管悲愤交加,但也无可奈何,这已经不再是他们的时代。在后来的日子里,霍查的长子伊里尔和女婿克莱曼特先后都遭遇牢狱之灾,几乎险些送命,而霍查的遗孀与中国的江青一样,则度过了更漫长的铁窗生涯。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改组为社会党之后,法托斯·纳诺成为首任党主席,虽然在第一次自由选举中惨败,但5年之后,社会党成功击败民主党,重新成为阿尔巴尼亚的领导者,并且在2001年的议会普选中,该党一举拿下73席,继续维持执政党地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民主不仅没有宣判劳动党死刑,反而赋予其更完整的合法性。作为一个执政经验丰富的政治组织,社会党即使在后来的选举中沦为反对党,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04年9月,纳诺作为阿尔巴尼亚总理访问中国,会见了温家宝,这是38年来中阿两国总理的首次会晤。对阿尔巴尼亚来说,历史如同一面镜子,岁月涤荡了所有的丑陋;对中国来说,历史却是一面照妖镜,让人无法面对。如今在同一个镜子中,物是人非,一切都恍如隔梦。

作为霍查最大的政治遗产,阿尔巴尼亚支持的科索沃独立运动在霍查死后愈演愈烈,终于引爆了巴尔干的火药桶。“科索沃解放军”手中使用武器就是中国63式自动步枪,谁也没想到,这些廉价而过时的“中国礼物”在很多年后最终派上了用场。1999年,当阿尔巴尼亚族人遭到残酷镇压时,北约的介入使南联盟遭到毁灭性打击。作为这场战争的最大结果,“科索沃共和国”最终获得了独立,从此世界上有了两个阿尔巴尼亚人的国家,他们都说阿尔巴尼亚语。另外还有两件小事,一是驻南联盟的中国大使馆遭到美国精确导弹的轰炸;二是阿尔巴尼亚为美国总统克林顿塑像以示感谢,塑像完全按照当年毛万岁的招手像制作。

“贪婪——对权力的贪婪,对金钱的贪婪,对名誉的贪婪,这是当今世界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霍查的信仰是权力,他用一生的时间都在努力使自己的名字不朽,他的方法就是不断的索取和占有。比霍查晚两年,即1910年,特里萨修女出生在阿尔巴尼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她的信仰是爱,她一生都施予。当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她时,特里萨嬷嬷说:“我以穷人的名义接受这笔奖金。”特里萨嬷嬷不仅把19万美元的奖金全部捐赠给贫民和麻风病患者,甚至连奖章也卖掉了。特里萨一生虽然没有权势,也没有财产,甚至她也像霍查一样“乞讨”,但她一生都在帮助穷人,不仅用钱,更用爱来帮助那些“真正的穷人”。特里萨死后,印度为她举行了国葬。阿尔巴尼亚政府后来多次郑重交涉,请求归葬特里萨修女,未能如愿。对阿尔巴尼亚人来说,想抹去霍查带来的耻辱正如想树立特里萨带来的荣耀,高大的霍查纪念馆被改为俱乐部,每年的10月19日被定为阿尔巴尼亚的特里萨修女节。特里萨去世的9月5日被联合国定为国际慈善日。霍查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一切,最后一切都离他而去;特里萨只有一颗朴素的良心,最后她拥有了全世界,获得了永恒。

对有些人来说,历史总是如此尴尬;对有些人来说,历史总是如此善解人意。那场隔岸观火的战争过去10年之后,也就是2009年,阿尔巴尼亚如愿以偿,正式加入北约和欧盟。阿尔巴尼亚终于发现,原来欧洲要比中国近得多。对阿尔巴尼亚来说,如果说当年中国给他们的只有面包,那么美国和欧洲带给他们的却是自由。对人类来说,面包是重要的,但不能指望他人的施舍;比起面包来,自由更加重要和珍贵,而自由永远只能靠自己去争取。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停止对阿尔巴尼亚援助之后,日本开始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在之后的30年时间里,日本对华援助总额达到36412亿日元,这相当于350亿美元。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即使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后。当然日本并不是中国唯一的援助者。2008年北京奥运会超豪华的开幕式震惊世界,德国宣布停止长期以来的对华援助,他们认为中国什么都缺,“唯独不缺钱”。

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也不意味着中国减少了对外援助,对缺乏现代人道人权理念的中国来说,金钱始终是主要的外交利器,无论是购买发达国家的国债和飞机,还是送给蕞尔穷国美元和武器。在阿尔巴尼亚之后,金氏王朝的朝鲜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对象,穿越鸭绿江的火车从未间断,甚至是有去无回。当年中国为它不惜与世界(联合国)开战,在付出数十万中国军人的性命后,为了被联合国的接纳又费尽心机。如今的金氏王朝已传至第三代,这个穷兵黩武的乞丐国几乎全靠中国供养,而他们回报中国的却是毒品。82岁的中国公民王秀英要求中国财政部公开援助朝鲜的相关信息,结果遭拒绝,理由是这属于“国家机密”。时评家阮次山曾透露,中国每年对朝鲜援助超过60亿美金。

常言说,救急不救穷。解决贫穷的唯一办法是给人以自由,而不是施以钱财。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别人的援助而实现富裕。所有的贫穷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思想的贫困;或者说,国家贫困的最大根源是民主和自由的缺失,甚至与资源的多寡和民众的勤劳都关系不大。朝鲜与韩国便是最好的例证,分裂之前人均收入都不足200美元,60年后,韩国人均收入是朝鲜的50倍。在中国所有的援助国中,没有一个国家因为中国而走向富裕,更不用说文明。如果自由缺失,被施舍的援助不仅无助于物质的贫困,甚至最后连思想也将陷于贫困而不能自拔,这无疑是一场双重灾难。不幸的是,对思想贫困的国家来说,也只剩下钱财可以送人,正如欧洲人常说的:“那个有钱的恶棍又来了!”

荀子说:君子赠人以言,小人赠人以财。与满清时代的被迫赔款不同,现代中国对外援助多是主动赠予。与财大气粗挥金如土的中国相比,阿尔巴尼亚反倒像赠人以言的君子,当年他们援助中国最多的就是电影。2011年,阿尔巴尼亚给予台湾居民免签待遇,距离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正好40年。2012年,45岁布亚尔·尼沙尼宣誓就任新一届阿尔巴尼亚总统。在67届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的声音仍是如雷贯耳:阿尔巴尼亚今天站在支持和保护人权的前列,我们同情从叙利亚到缅甸世界各地,所有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每一个侵犯自由之法的政权,都必须在国家或国际一级接受责任追究。国家和国际法治,两者紧密相联,相辅相成,应该得到同等和一致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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