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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元2012年3月l5日，当山城重庆那轮冉冉升起的红日还没来得及日到中天之时，转瞬间己日薄西天，到4月10日，己即将沉入黑暗的深渊。自那以来，我没写过一篇有关重庆事件的文字。
何也?人家都在纷纷表示保持一致，我是否心怀二致？为这轮红日的落山心存惋惜？
或者，为保道德高地，不落井下石，不跟风转向，放弃了鲁迅翁痛打落水狗的精神？
非也! 我在看戏，我在看一场中国历史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活剧！其情节之离奇，人物之鲜活，高潮之突兀，场景之广阔，真是羞煞了莎士比亚、易卜生、关汉卿、曹禺、魏明伦、沙叶新辈，也羞煞了当今好莱坞的大片编导们。
这场戏还没落幕，或许甚至还没到高潮，我还在当看客。
二
其实，这场戏我己看了很久了，至少已经二十几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这位薄太阳刚刚从渤海岸边的大连海湾升出海面，我就以观察审视的眼光看他的出场。
他出身名门，又经历了劫难，痛定思痛，改弦更张，或许能给沉闷的政治生态增加一点生机?
世界上很多地方的社会转型，一些权贵之后不就曾起了舍我其谁的作用：如西班牙王子，台湾大公子。
正当其时，一本畅销书走红了市面：那就是著名作家陈祖芬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在这个煽情的书名下，薄熙来，在这部报告文学作品中，成为了这个国家最让市民开心的官员。大连，成为了在这个官员治理下，中国最开心的一个城市。他也似乎成了世界上最开心的市长。
文字的功能，不是社会评价的功能，但，文字的功能，可以是影响社会，也影响如我者的心态。
当时略感惊讶的，这样公然宣传一个在任的地方官员，作为著名作家来说，是需要勇气的，因为真正的作家，不会热衷于为一个现任官员当吹鼓手。这样被宣传而未加阻止的地方官员，也是很有勇气的——这里有很浓的个人崇拜的气息。这样的气息，在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政治生态中，是孤立的气息，亦非寻常的官员所敢于接受的。这似乎令人猜想，在这公开热炒一个地方官员的背后，是不是有人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就在这本女作家写的书中，她还写了另一个女人——谷开来，并且还有薄熙来与谷开来两个“来”的彩色玉照，男才女貌,才子佳人，令那些当红的影视明星为之逊色。现任官员夫妻艳照如此光鲜上书，在共产党的历史上也算头一遭，令人好生艳嫉，也伴生希望。
不久以后，又有两本畅销书闪亮登场，那就是谷开来女士根据亲身亲历所著——《我为马俊仁当律师》、《胜诉在美国》。
且不说她为自已丈夫亲手打造的本地名片马俊仁当律师，告的又是一个外地记者赵瑜，这本是一场不打就赢的官司。单说一个名门美女律师在美国胜诉，这会有多大的轰动效应，怎不叫她风靡一时呢？同时令人遐想，如此一个“红色革命家族”成员在美国“资产阶级”法庭胜诉，勾起了多少人对法治社会的幻想!
那时，我在主持一家期刊的编务工作，对大连正在冉冉升起的这一对明星心存希翼，还特地组发过几篇稿件，如：大连女骑警的英姿，大连服装节，马家军……
后来，这位大连市长升任辽宁省长，与我心心相印的《南方都市报》为此出专版，以八大版篇幅报道：开心的大连市民依依惜别他们的好市长。
那时节，这位薄家人物似乎真要“喷薄欲出”了！
三
这对明星从沈阳到北京，似乎没有多少光焰。他或他们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君临西南重镇重庆了。
重庆，这个中华民族抗战的陪都，至今矗立在民生路、民族路、民权路的“解放碑”，抗战时曾经是激励中国人誓死不渝的精神堡垒，抗战胜利后又更名抗战胜利纪功碑。这座英雄的城市，曾经托起了多大的民族的希望，寄托了多少民族精神？
曾经把一座殖民地城市大连搞得开开心心的薄市长，将会把重庆搞得又一次别开生面吗？
然而，一股股冷气从这座火城透了出来。
最先引起我惊讶的，是这位新上任的封疆大吏向团市委亲笔推荐27首老红歌。一看歌名，每一首都耳熟能详，句句会唱。然而它们没有引起我的亲切感、怀旧感，而是引起我的痛心感、恶心感。透过这些歌曲，我听到了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看到了革命专政的残酷无情。
当即，我用刚刚学会的手写板上网，发出了讨伐红歌的第一篇檄文——发表于2008年10月26日的“猫眼看人”，题目叫《红歌与绿歌》。我尖锐说明：“顾名思义“红歌”大概就是革命歌。革命就是要流血，血是鲜红的，因此红色就成了革命的象征。”我明确分析：“三十年前，中国的执政党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21世纪，更明确地确立了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实现了革命时期的革命党向和平时期的执政党的转变。可以说，从主观愿望上讲，当代执政当局绝不会倡导人们大唱“杀！杀！杀！”、“斗！斗！斗！”号召人们去革命去造反去夺权的革命红歌，相反，那种崇尚自然、讲求人性、歌颂和平、倡导和谐的绿歌才应当是当代社会的主旋律。然而，从井冈山的造反歌到重庆大学的斗争歌却越唱越红，在当今社会矛盾颇为复杂诸多问题尚不和谐之际，该不是要人们去造反去斗争吧？“红歌”的主旋律和“绿歌”的主旋律，不是一个调调。”
紧接着，我又于2008年10月28日，在“猫眼看人”上发出了又一篇题为《重唱红歌与重塑红像》讨红讨薄的檄文，我在该文前言中明明白白地宣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亲自倡导，重庆启动红色短信创作传播大赛，薄熙来在仪式上发出了大赛的第一条红色短信：“我很喜欢毛主席的几句话：‘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毛主席的好学生，薄一波的好儿子，继承和发扬红传统，自打－到红色山城重庆，就亲自倡导，亲笔推荐，亲身示范，掀起一浪高达一浪的红色波涛，高唱红歌，高塑红像，现在又发明了红言颂的红色短信，似乎要率领红色的山城人民，在这绿色和平的和谐社会，掀起一场继往开来的红色革命了！”
对山城的打黑，我开始颇为迷惑，后来黎强、李庄事件，使我洞若观火。以我亲身经历，真觉得比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我在一篇题为《盛世,还是乱世?》的凯迪帖文中，直斥重庆当权者：
“重庆的当代中央要员薄先生，也视当今重庆为“乱世”之地，你看他一到重庆，就高唱红歌，高筑红像，大编红段子，大讲红经典，大有挽狂澜于既倒的拨“乱”返“正”大救星气象。
薄先生面对如此“乱世”的一片黑暗，来了个拨乱返正的“乱世用重典”，用实践证明监狱不空： －时间，重庆上下，渝州内外，大牢人满，黑犯遍地，涉案之公安警员数以百计，抓捕的涉黑疑犯数以千计，据报载，连农家乐之类场地也临时充当了山寨看守所，连文革时也未曾出现的场景创新于人犯审讯，连久违当代法治常识的公检法联合办案也闪亮登场，连律师被污为为罪犯翻案的闹剧也连轴上演。”
然而，我也为薄先生作过辩护。当有人认为他的重庆作为是意在复辟文革时，我颇为公正地指出：“文革对这些红色继承者袭断者来说，是并不美妙的。”“倡红者留恋的不是文革的劫难，留恋的是文革前权力者们的“天堂”。他们不会复辟文革时那样煽动小人物“造反有理”，而是要恢复文革前那样小民百姓只许规规矩矩当“驯服工具”。
他们不要文革中对血统论的批判，要的是龙生龙的红色贵族世袭，把红色江山一代代传下去，学习朝鲜兄弟的正确政治。”
自薄氏到重庆几年间，我似乎与重庆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为破解唱红打黑用了不懈之力。我先后为此用真名实姓发过二十余篇直接点名批评薄先生的文章。（请查凯迪张云初主页）
四
我不是预见未来的先知，也不是敢于挑战权贵的勇士。说实在话，写了这些帖文，我有点后怕。我甚至埋怨凯迪的编辑们，为什么没及时删掉我这锤帖文。想想方竹笋先生的遭遇。如果薄先生唱红打黑普及到全国，我的晚年将何以堪?
然而，我并不后梅。
现在，薄先生终于日薄西山了！我在想，这件事虽事发王大博士的偶然，可以说他为此立下了不朽之功，然而。如我者百千万在薄即将如日中天时批薄不止的人，是不是也为薄的日薄西山尽了不懈之力?
当然，我也应当反思，我不也以为有一轮红日将喷簿欲出么？
其实，人世间从来就没有什么喷薄欲出的红日，最后还得借用一首最蔫名的红歌中的一句老话：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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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看戏，我在看一场中国历史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活剧！其情节之离奇，人物之鲜活，高潮之突兀，场景之广阔，真是羞煞了莎士比亚、易从方竹笋事件看重庆模式的法西斯本质
今天我看了网友拜访方竹笋的视频。2011年4月，家住重庆涪陵区的网民方竹笋因在微博上说了一句讥讽重庆主政者的话，被劳教一年。方竹笋网友在视频中讲述了自己被劳教的整个过程。
通过视频我了解到，方竹笋其实就是个普通的市民，一个典型的草民，仅仅因为在微博中说了一句话，得罪了重庆的主政者，而遭受严厉惩罚。对于方竹笋网友的遭遇我表示同情，但我并不感到意外，作为一个生活在重庆的市民，我很清楚薄、王统治重庆期间的那种残酷和野蛮。方竹笋以为在网上说几句话，发发牢骚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低估了重庆模式的恐怖性和残酷性。
尽管我很喜欢在论坛上发帖子，但是在薄熙来统治重庆期间，我从来不在网上发表任何有关重庆的帖子，也不参与这方面话题，因为我很清楚非议重庆的后果。薄熙来搞的是法西斯极权，他是那种心狠手辣、心胸狭隘的人，对批评和反对他的人绝不会有任何宽容。我的一位同事曾经告诫我和其他人“你们千万不要在网上发帖议论重庆的事，后果会很严重”，我的那位同事跟一些政界和商界人士有交往，知道很多内情。
在汪洋主政重庆期间，报纸上常有批评政府的文章和评论，可是在薄熙来当政期间，报纸上再也没有了异议的声音，只有歌颂和赞美。重庆的公交车和出租车涨价，市民只能欢呼而绝对不敢表达不满。敢于同薄熙来叫板的民营出租车公司老板黎强，作为第一个被宣判的“黑社会分子”已被判了重型，这种恐吓作用是明显的。
汪洋主政重庆期间，有一次下暴雨，把几个县城淹没了，汪洋乘坐橡皮艇参与救灾，有网民发帖调侃“汪洋一来，重庆一片汪洋”。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网民因此遭到非难。但是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不少重庆市民像方竹笋那样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而遭到严厉惩罚。方竹笋因为碰巧是凯迪网友，所以才出了名。这些事情都证明了重庆模式的残酷和恐怖。本来最初警察把方竹笋喊去批评教育了一顿，方竹笋也表示接受并回家删除了微博，应该就到此为止了，当时的警察也是这么对方竹笋说的。可是重庆主政者还是不放过他，于是派出所决定拘留方竹笋10天，重庆主政者还是不解气，于是方竹笋不得不劳教一年。对一个冒犯自己的草民如此残酷，无丝毫宽容之心，其心胸之狭隘，内心之狠毒可见一斑。幸好薄熙来统治的只是一个城市，毕竟要受制于中国的法律和全国舆论的监督，薄熙来要是统治了整个国家，方竹笋很可能被整死。
说错一句话就遭受严厉惩罚，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我记得强国论坛的一位名叫“狄厄尼索斯“的网友在给疯僧网友的跟帖中说过一段话，他说“我不算经历过文革，应该没有什么发言权，不过小时候批斗打骂我母亲学校的老师的场面还是依稀记得。那位可怜的女老师，就因为少说一个字，他让学生把毛主席像挂起来，说成“把毛主席挂起来”，结果被批斗，打瞎了一个眼睛，断了一条腿，终身残疾。”重庆模式实际上就是文革的变种，薄熙来在重庆建立一个法西斯极权模式，他想在全国推广。这种模式一旦在全国推广，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
薄熙来在重庆搞的那一套法西斯极权是一种倒退，与当今民主法治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驰。践踏法律，搞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对中国脆弱的民主法治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薄熙来利用民众对贪腐、贫富悬殊等的愤恨心理，利用”唱红打黑”运动来煽动造势奴化愚民，树个人权威搞个人崇拜以满足权力欲和实现更大的野心，民众是得到了一点实惠和安全，但从长远来说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我最近正在看威廉.夏依勒的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讲述了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从兴起到灭亡的整个过程，威廉.夏依勒是1930年代驻柏林的记者，亲身经历过很多大事件。他的这部著作内容详实、资料十分丰富，看后让我感触诸多。对照重庆发生的诸多事件，这部历史著作又具有了现实意义。希特勒是一个很有魄力很有才干的领导人，比魏玛共和国（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称为魏玛共和国）的那些平庸腐败的官僚有气魄有雄心，他唤起了民众对拯救德国的希望。希特勒上台后，清除犹太奸商，推行“国家社会主义”，让德国百姓有工作有面包，社会秩序良好，这与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和重庆模式差不多，采用法西斯手段，大肆破坏民主法治。
希特勒得到了多数德国民众的拥护，被清除掉的犹太人只占德国公民中的一小部分，何况德国百姓对这些犹太人并无好感，而那些敢于反对希特勒的日耳曼人则作为叛徒关进集中营。在重庆，被作为“黑社会”清除掉的民营企业家也只占3000多万重庆市民中的很小一部分，何况老百姓对这些富人并无好感，而那些敢于反对薄熙来的草民，如方竹笋之流则被作为坏分子关进了劳教所。
有很多学者赞美重庆模式，甚至包括萧功秦这样的著名学者，被邀请到重庆去转了一圈，回来后写了一篇肯定重庆模式的文章。这些学者只看到重庆模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一面，而忽略了“法西斯主义”的一面。其实这也不能怪这些学者，在1930年代能够看清希特勒本质的人也是极少数，连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都被他蒙蔽了。
希特勒在兴起的时候，德国社会各阶层都对他寄予厚望。威廉.夏依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时常哀叹德国民众的糊涂。今日中国也是这样，支持薄熙来和重庆模式的人还相当多，把他视为一个能给老百姓带来福祉的救星。方竹笋在重庆接受记者采访时遭到围观民众的指责，说他“说前领导人（薄熙来）的坏话”。对于普通民众来讲，多一个方竹笋或少一个方竹笋，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过，群众永远是盲从、愚昧和目光短浅的，他们只关心眼前的利益。的确如此，直到德国遭到毁灭成为一片废墟，德国民众才幡然醒悟。
有很多人认为薄熙来倒了，重庆模式完了，这未免过于乐观。希特勒在1924年啤酒馆暴动后被当局抓进了监狱，纳粹组织被取缔，纳粹报纸也被查封。当时人们都认为希特勒完蛋了，纳粹运动要消亡了。然而没过几年，希特勒东山再起，因为他的支持者依然存在。今日的中国也是这样，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普世价值遭到诋毁，老百姓对民主、法治、人权这类概念知之不多，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严重，这些都给法西斯主义可乘之机。薄熙来如果翻盘，东山再起，所有那些反对过他的人都只有死路一条，这个国家会血雨腥风，千百万人头落地。
《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的开篇印着这么一句话：“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历史会重蹈覆辙吗？
愿上帝保佑中国！
中国新青年 5月20日
余晓平：国外只好那么一点点
几年前，我不顾朋友的劝告，买了个净水器。买之前有朋友跟我说，加拿大的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买那个东西纯粹乱花钱。但是我觉得华人嘛，从祖辈开始都是喝开水的，这肚子已经退化了，不像人家老外。我自己没问题，还有老婆孩子呢。也许华人的想法差不多，净水器在华人超市里卖得很好，老外的商店里面虽然有，但是似乎摆在特别不显眼的地方。
为了使家人的饮水安全得到保障，当然也对朋友的话将信将疑，采取一种折中的方法，花了48美元买了一个简易的过滤器。这48美元都包括什么呢？是所有的东西。水龙头，过滤槽，过滤网，水管，三通等等，也就是说回家拧巴拧巴就安好了。从此家里除了泡咖啡，就喝自来水，清水可以排毒。
结果，前两天把水龙头掰坏了，有点漏水。不好意思，买的时候就知道这是“MADE IN CHINA”，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便宜，很公平，加上自己手劲太大了。我怀着好奇的心，打开那个单向过滤器，看到的是过滤膜上面干干净净的。这代表什么？代表我这个净水器算是白买了。
下面进入这篇文章的主题——饮水安全问题。
传统水处理工艺1902年诞生于比利时，被业内人称为经典“四部曲”——絮凝（加聚合氯化铝）、沉淀、过滤（通过石英砂、卵石等）、消毒（加氯气等）。2004年，美国工程院将水处理工艺列为人类20世纪最重要发明之一，当下世界上97%水厂都采用这种传统工艺，加拿大是世界上水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有人说，你看到过滤网上干净不代表里面就没有有害元素，这一点我学化学工程的肯定知道，那只能代表没有泥沙。在温哥华来讲，根本就找不到化工厂，有害元素根本就没有源头。加拿大的水都是怎么采的？大部分都是雪山上化的水，在河的上游源头采水，顺便再发电，温哥华地区就是这样的，加拿大这种区域性的水电站到处都是。雪山上的水哪里来的？应该算是蒸馏水吧，这是中学课程。
现在中国人的水处理依然还是采取传统的工艺，但我们中学化学里面就学过，这种方法无法搞定水里面的很多离子，只能搞定一部分。中国的自来水水源无法从雪山融化的源头来采，只能从就近的河流里面来采。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大量有毒害的化工化合物如苯、甲苯、苯乙烯等进入水源，大量农药如敌敌畏、草甘膦等也进入水源。有毒的无机化合物也增加了11项，溴酸盐、氯酸盐、锑、铊、氯化氰等11项进入控制之列。
我们常说的有机化合物总量，是指以高锰酸钾为氧化剂所测定出的水中COD值。COD俗称化学需氧量，表示水中还原性物质（各种有机化合物、亚硝酸盐、硫化物等）数量多少。美国环保总署曾发布报告称，现有检测技术发现水中有2221种有机化合物，在饮用水中发现有756种，其中有20种致癌物，23种可疑致癌物，18种促癌物和56种致突变物。
这些有机化合物中，相当一部分是环境激素，又叫内分泌干扰物。环境激素有四方面的危害，会让人免疫力降低，会影响人的生育能力，会致癌症，会对人神经系统产生干扰。这些东西靠过滤网很难过滤掉，靠烧开水，只能起到杀微生物的作用，收效也不显著。喝上一年两年没问题，喝一辈子就不好说了。
全中国共计4000余家自来水厂，为4亿多县级以上城市居民，每天供应6000万吨自来水。一个悖论：几乎所有饮用水界专家、学者都认为中国城市水质存在“安全隐患”；同时几乎没有一家水厂自检自测水质不合格。因为标准掌握在政府手里，他们不会公布出来给自己找麻烦的，像空气指标PM2.5，要不是美国人率先提示中国人，现在还是个谜。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报告，当今中国有机污染和重金属污染，取代微生物污染成为最大危害，所以说我们祖传烧开水的方法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而最新采用的过滤技术也会因为设备的限制而无法达到效果。当人们得意于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渐渐会发现，真正赚钱的人不是自己，而最终受害的却是自己，因为有钱人喝的水要安全得多，那些凭借中国经济发展而发家的人，像鄂尔多斯模式，赚足钱就移民跑了。
前两天凤凰网上刊登了一组癌症晚期病人的照片，看了以后我坚决支持安乐死合法化。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的癌症大国，每天多少这样的人在极度痛苦当中死去。这些人往往是在中国没赚到什么钱的，甚至连止痛药都买不起的人，最后还把角膜捐给了别人。善良的人在中国又是那么无助，多让人痛心。
很多人总是在问，国外到底好在哪里？看国内的报道，不也是乱七八糟，又抗议，又经济衰退，还有枪杀案等等的。我一直在讲，国外不是天堂，因为没有天堂，国外只比中国水清一点，空气干净一点，语言环境自由一点，自身权益受到更多一点的保护，那你还要什么？不用说别的，仅仅水和空气，别的什么都不论，这就足够了。中国人喜欢洁化一种东西，然后再找出瑕疵来否定这个东西的全部。对制度是这样，对人是这样，对西方国家的认识也是这样，这是一个思维习惯的问题。
常常听人说，要是世界末日来临，一定是中国人最后一个死。事实是世界末日总也不来临，自己的末日却比世界其他国家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要先来临，这多么悲哀。竟然还有人说，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
茅于轼：2012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获奖感言
（美国东部时间5月4日晚上，CATO研究所2012年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颁奖礼在华盛顿举行，茅于轼先生及夫人赵艳玲女士出席，并发表获奖感言。）
自由促进了财富的增长，把人们从贫困中解放出来
接受这个促进自由奖，是我八十多年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把CATO研究所授予促进自由奖看成是对中国多年来全体追求自由人士的鼓励。
追求自由，是全体人类几千年来的愿望。可是它是如此之困难。多少人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甚至为了自由牺牲了生命。为什么自由重要？为什么得到自由如此之困难？我们如何能够获得自由？这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
人的本性是自由的。谁也不会想被关进监狱，这就是人向往自由的证明。而且在一个自然状态下人本来也是自由的。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自由被剥夺。其原因很简单，某些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更重要，一般人的自由要让位于他们这些特权者的自由。于是历史上追求自由的运动就开始了。
自由的本义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反过来讲，真正的自由主义是“每个人不干涉别人的的自由。”于是每个人都能生活在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人人得到了最大的自由。这和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差不多的，都是建立一个没有人妨碍你自由的环境。这成为道德的金律。反对自由的人往往说，人人都有了自由世界一定要乱，所以自由是不好的。这完全扭曲了真正的自由主义的精神。
说到底，自由主义是一种个人修养，是不干涉别人应有自由的自我约束。如果每个人都有这种修养，我们就生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但是人从小长大都是从自我为中心开始的，慢慢地懂得要尊重别人，约束自己。为此我写了一本书，题目是《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而且我还说，也要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因为别人的自由是他的权利，谁也无权剥夺它。有时候也要给敌人以自由。因为你干涉了他的自由而变成了敌人。如果给他自由本来应该是朋友。问题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使有一部分人有权干涉别人的自由而不受制裁。这是问题的所在。
如果一个人真正懂得了自由的真义，并以此行事，他一定是一个受周围人士欢迎的人，和他有接触的人都会喜欢他。他的一生也会更顺当，不会磕磕碰碰。如果他是一位当官的，用这样的处世哲学办理公务，百姓会受益很多；如果他是一位外交官，世界会变得更和平，更和谐，会少掉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甚至连战争都不会发生了。
可是谁最可能干涉别人的自由？恰好就是当官的，具有特权的管理者。一个社会需要有效的管理，必定赋予管理者一些特权。可是管理者利用被赋予的，或者凭武力抢得来的特权为自己谋私，侵犯别人的自由以扩大自己的自由。他们甚至于侵犯别人的生命和财产。于是历史上自由与特权的冲突开始了。这种冲突已经有几千年了。至今形势有了特别快的进展，自由的浪潮席卷全球，成为不可抵抗的力量。人类绝不会再花几百年来完成这个过程。再有两三代人，这个几千年的斗争就会结束了。它一定是普遍的，人人平等的享受自由的状态。如今还负隅顽抗的特权者应该认清形势，及早适应世界大潮。
在中国，由于过去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平等自由有了惊人的进步。在经济方面人均收入增加了12倍，尽管贫富差距扩大得很厉害，但最穷的人收入也有很大的提高。中国有三亿多人脱离了极端贫困。中国的减贫对联合国全球减贫计划作出了巨大贡献。提高收入是一个人在市场上有自由的必要条件。穷人在市场上是没有自由的。提高收入是获取自由的最重要的方面。中国在这方面有了特别重大的进步。如果我们的贫富差距能够缩小，这个进步会更显著。全世界也一样，要让更多的人获得自由，必须提高他们的收入。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如何做到大幅度提高收入的？简单说就是开放了市场，赋予每个人参与市场活动的自由。让每一个愿意参与市场交换的人都有机会参与。在市场上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和别人交换。这时候财富就创造出来了。过去中国的农民不能进城打工，更不能选择职业，唯一的工作就是种地。现在他们能自由进城打工，能自己创业做小老板，能开公司赚钱，甚至也能出国去谋生。以我自己为例，过去被国家雇佣，变成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没有挑选工作的机会。改革后我才有可能从一个工程师变成了经济学家，发挥了我的所长。
自由的扩大导致财富的迅速增加。全世界进入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二百年来，人口从10亿增加到70亿，平均年龄从 26岁增加到68岁。二百多年的进步超过了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进步的近十倍。这样空前伟大的进步主要是平等自由造成的。科学技术在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科学技术也只有在市场环境下，通过商业化才能为人类造福。所以关键还是要有市场。
在中国，不但经济上取得空前伟大的成就，在政治上也有突出的进步。最重要的是百姓的生命有了较好的保障。改革前三十年因政治原因非正常死亡接近五千万人。改革前三十年人口的平均死亡率是千分之11，改革后三十年平均人口死亡率几乎降低了一半，为千分之6.6。改革后因政治原因非正常死亡降低到过去的百分之一以下。中国的死刑人数近几年大约降低了一半，而且还在快速降低。
不可否认，中国追求自由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由于国有企业占有垄断地位，民营企业没有平等地位，也就没有参与竞争的自由。有许多行业禁止民营企业进入，如金融业，石油业，电力业，通讯业。这些行业利润非常高。而民营企业没有进入的自由。
在中国，追求自由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我在过去三十年内做的只是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但是世界自由平等的大潮就是由涓滴细流形成的。全世界所有的大江大河无一不是由许许多多细流会合而成。全世界追求自由的大潮也是这样。在CATO促进自由奖的鼓励之下，在中国和全世界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人类世界追求自由平等，和平繁荣的理想会更早地来到。
英国《经济学人》最近发表文章，宣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来临：十八世纪末在英国发足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机器取代了手工；二十世纪初福特发明完善的流水线大批量生产，掀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正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其核心是“制造业数位化”。ZSG八零视点网
所谓“制造业数位化”，是网络信息革命和材料技术革命的结合。网络的发展，使信息传递的费用近乎于零。自上个世纪后半期开始，高技术合成材料的日新月异，使碳纤维、石墨烯、以及各种新鲜合金材料层出不穷。到本世纪初，网络和新材料技术结合，使3-D打印技术诞生。对此，我们在牙医诊所中已经时常领教：当医生决定修复牙时，就通过计算机生成牙齿的模具造型，并按照指令用精密仪器将粉末材料熔合，当场就制造出一个小部件，严丝合缝地安装或填制在牙齿上。在关节替换手术以及工业部件的制造中，这样的技术也普遍运用。不管是关节、牙齿，还是飞机部件，通过计算机即可建立模型，随心所欲地“打印”出自己想要的部件。ZSG八零视点网
两次工业革命的结果ZSG八零视点网
这一革命，除了技术层面的诸多因素外，会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在工业体系中的地位和工业组织的基本结构，甚至可能重塑塑造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文化。ZSG八零视点网
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都导致了劳工的贬值。《经济学人》似乎没有注意到，现代工业流水线的起源，远在福特之前，最早可以上溯到威尼斯造船厂。众所周知，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威尼斯为欧洲头号海洋贸易帝国，其战舰和运输船队主宰着地中海。造船业因此成为威尼斯的立国之本。而威尼斯的造船厂和贸易船队，都属于“国营”，以集中资源确保海上贸易的安全。到了十五、十六世纪，威尼斯造船厂渐渐开始了工业组织的革命，发明了类似于现代汽车制造业中的“生产流水线”，即在工厂内部进行细致的专业分工，先制造标准化部件，然后在“流水线”上组装。这使得经营管理越来越复杂，而每个工人的具体工作则越来越简单。过去，一个造船匠掌握着祖传的技艺，秘不外宣，奇货可居。如今，复杂神秘的造船术被肢解为许多简单的、重复性的部件生产。原来经年累月的学徒制显得越来越不必要，学徒期越来越短，降低了培养劳工的费用，劳工的技艺自然也越来越低、越来越可替代。这样，经理阶层和劳工阶层的分化也就越来越大。ZSG八零视点网
这种把复杂的制造过程分解为一系列简单、重复性环节的革命，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打下了基础。因为机器所替代的人力，主要发生在那些简单、重复性的动作上。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工业组织，更是奠基于这种“威尼斯造船厂原则”。“泰罗制”就是把工人简单、重复性的动作进行量化分析，总结出最优化的规范，仿佛是给活人的动作编程。人也因此变成了机器。这种人的异化，在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被表现得淋漓尽致。ZSG八零视点网
前两次工业革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引起了深刻的冲突。现代社会的一大标志，就是人的权利觉醒，人们对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和自由越来越珍视。普选使广大劳动阶层拥有了政治权利，个人就更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但是，现代工业体制的逻辑，则把人变成经过编程控制的机械手，其意义仅仅是按照指令重复简单的动作，并且可以像机器部件一样被随意替代。在经营逻辑上，劳动力越贬值、越具有部件式的可替代性，企业就越能降低成本、摆脱对工人的依赖，变得更有竞争力。这种人权、人性在政治社会领域高扬，在生产领域无足轻重的冲突，多少解释了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美国大萧条前的一系列劳资冲突。如何在一个崇尚个人的社会让工人们心甘情愿地从事越来越“非人化”的劳动，进而成为企业管理的核心课题。二十世纪以行为主义为核心的心理学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对应这一工业组织革命的挑战。ZSG八零视点网
战后西方确立了优厚的福利制度，劳资冲突缓解，但并没有解决现代工业体制中的核心问题：劳动力仍然越来越贬值、越来越可替代。所以，战后劳资关系不到半个世纪的平衡，很快就被全球化打破：企业可以大量用中国、印度的廉价劳工，替代发达社会那些被工会和法律严格保护的高价劳工。企业“外包”，成了全球化的时尚。ZSG八零视点网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逆转潮流ZSG八零视点网
第三次工业革命则可能将这一潮流逆转。聪明软体、新奇材料、智能机器、三维印制、网络软体服务等等，使工厂逐渐走出大批量制造的时代，生产少量但多样化的产品。也就是说，从设计到开模生产，只要在电脑上设计，就可三维“打印”出物件。这就彻底改变了简单重复性操作的格式，使制造业和信息高科技等智能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使发明和制造过程充分整合。这就经常要求设计人员和生产人员在没有语言障碍的情况下保持零距离的互动，并贴近客户即时回应其需求。当然，设计和生产过程的合一，也使知识产权的保护变得更为重要。要想把生产过程外包出去、把核心设计秘密留在自己手里，也越来越难办到。凡此种种，都将促使企业舍弃把制造过程“外包“到低工资国家的战略，而把核心生产部门搬回国内。ZSG八零视点网
波士顿咨询集团不久前的一项调查表明，37%的美国企业称正在计划或积极考虑把工厂从中国迁回美国。70%称外包中国的实际费用比预计的要高。根据初步估算，在运输、计算机、材料合成、机械等领域，到2020年时，10～30%现在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将可以在美国制造。这大致为200亿～550亿美元的产值。另外，飙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廉价的美元使美国对欧洲制造业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导致欧洲工厂纷纷在北美登陆。与此同时，到2012年3月，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出现了连续第五个月的下降，比去年同期下降了6.1%。从种种迹象分析，这更像是一个长期趋势的开端。美国媒体上“内包”渐成关键词。美国制造业重新崛起之说也越来越响亮。ZSG八零视点网
遗憾的是，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仍无走出传统制造业之迹象。不久前，物理学家、数位力量集团的创建人Mark P. Mills和西北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院长Julio M. Ottino在《华尔街日报》联合发表文章称：美国的文化格外适合激荡年代的挑战。文化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改变或被复制。美国文化中的开放性思想、冒险精神、刻苦工作的伦理、游戏精神、健康的反主流思维方式，都是导致乔布斯式的人物诞生的关键，别人很难效仿。这番自我评价是否太满，且另当别论。不过大概全世界都承认：美国是创新的领袖。相比之下，中国最近的大手笔，也许莫过于富士康配备10万机器人的计划。但这仍然不脱以简单重复性动作为基础的旧工业模式。更不用说，制造这些机器人的技术，多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以外来的机器人替代中国劳工，活像是中国制造业的“外包”。可见，如果继续维持缺乏创意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中国崛起”将可能被“第三次工业革命”所终结。ZSG八零视点网
作者是美国萨福克大学ZSG八零视点网历史系副教授ZSG八零视点网
行文之始，暂且抛开本文论题不谈，先给诸位讲个历史故事。
春秋时，晋国大夫智宣子想立儿子智瑶为自己爵位的继承人，于是就去和族人智果商量，智果说：“智瑶有五个优点：仪表堂堂，精于骑射，多才多艺，强毅果敢，智巧便给；只是他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贪残不仁。智瑶的五个优点都超越他人，但是配以一个贪婪不仁的缺点，那天下还有谁能够容受得了他呢？如果立智瑶，那智氏必然灭亡！”智宣子不听，依然立了智瑶，于是若干年后，原本在晋国四卿中实力最强的智瑶最后却被晋国其余三家大夫魏、赵、韩所灭，甚至死后连头颅都被仇家赵襄子制成了储尿的夜壶，果然验证了智果当初的预言。
现在咱们来看如今的中国，不可否认，中华民族历来都是勇敢、坚强、善良、勤劳、聪明的民族，这是它的五个优点，但遗憾的是，和智瑶一样，我们的这个民族也有着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理性的缺失。于是在很多时候，我们民族的五个优点在这一个缺点的支配下，勇敢往往表现为盲动残暴，坚强往往表现为顽固守旧，善良往往表现为懦弱麻木，勤劳往往表现为庸碌奴役，聪明往往表现为欺诈奸猾。而中国的历史也因为我们民族理性的缺失遂成为一幕又一幕悲剧的延续。
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理性为什么会缺失呢？是不是我们民族生来就是先天不足，缺少理性？还是我们曾经有过理性，而是后来不小心把它给丢了呢？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后者，中华民族曾经一度散发着无比灿烂的理性光辉，只不过后来却把它弄丢了，而理性彻底丢失的年代就是在统一的秦朝，而随后的历朝历代就再也没能真正找回这丢失的理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本就是不想再找回这个理性，到了毛太祖时代，甚至连理性是什么玩意儿也不知道了。
然而理性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按照一般解释，是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或发展活动，处理问题要按照事物发展规律，不冲动，不凭感觉做事情。叔本华认为概念在地球上只为人类所专有。是人异于动物的能力，而达到了概念的能力，自来就被称为理性。由此可以得知，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他有理性，而人一旦失去理性，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那么，人应该怎样才能保持理性呢？鄙人认为这其实很简单，首先，你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人，其次，再推己及人，把别人也看做人，一个和自己一样平等的人，而只要做到这两点，理性就不会丢失。但遗憾的是，纵观中国数千年专制统治的历史，中华民族就是做不到这看似很简单的两点。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在中国的专制统治下，只要人一旦当上了皇帝，那他就不会把自己再看做是人，他就会认为自己是天子，是龙，是神，是救星，是太阳。国外也如此，法西斯希特勒就认为自己是一超人，是一天才。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老虎是什么？是畜生，而且是吃人的畜生，君主既然都成了吃人的畜生，那还有什么理性可言？而那些不能成为皇帝的许许多多的贵人，他们虽然能把自己看做人，但就是不能推己及人，把别人也看做和自己一样的人，在他们眼里，别人就是草芥，就是工具，就是物品，就是军粮，就是菜肴，就是一个屁。于是一不称自己的心意，就打倒牛鬼蛇神，就扫除一切害人虫。鲁迅先生归纳中国历史就两字：“吃人”，于是广大民众在时刻要被吃掉的威胁下，安敢再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看做是个人，一个能和权贵们相提并论的一个人？
中国的历史虽然漫长纷杂，但鄙人认为，只要以秦朝为界，简单地将中国的历史一分为二，反而能更清晰地看出中国历史的本质。先秦以前，从夏朝建立中国第一个国家开始，这段历史其实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所谓封建，就是封土建国的意思。天子把天下土地封给诸侯建立国，诸侯再把土地封给大夫建立家，也叫邑。国和家都是独立或半独立的领地。天子死后把天下世袭给自己的子孙，诸侯和大夫也能把自己的领地世袭给自己的子孙。这就是“家天下”。虽然国和家看上去都是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但原则上它们仍然属于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若有诸侯犯罪，天子有权号令其他诸侯对其进行征伐或者干脆收回他的领地，这叫“国除”，大夫犯罪，诸侯也可以收回他的封邑，这叫“家灭”。只是到了“礼崩乐坏”之时，各诸侯国尾大不掉，天子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所谓的周天子于是才形同虚设。而秦以后直到今日，中国的朝代虽然繁多，但性质大同小异，其实一直都是实行着和秦政相仿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对此，中国历史上最最伟大的君主毛太祖比谁都看得清楚，其诗曰：“百代都行秦政治”，的确一语中的，干脆利落地撕下了中国历史的最后一块遮羞布，稳、准、狠地就命中了脐下三寸要害，通晓中国历史的太祖熟知中国历史的每个角落，每条褶皱，所以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笑谈之间，稍稍抬腿，就将自命清高的中国历史一下子操趴在地。
而先秦时期，由于诸侯纷立，彼此间战争不断，各个国家在相互竞争角力的过程中都在努力寻求一种合理的治国理念和方法，各国的君主们抢夺人才，鼓励天下献言献策，于是各家学说兴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创造出一个真正思想开放，言论自由的环境，先秦的这段历史也得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最伟大的黄金时期，不仅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和思想，而且这充满理性的文明和思想同时也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使得后世中国在它面前，只能抬头仰望。
诸位看到这，以为鄙人又在此作一些厚古薄今的老生常谈，请少安毋躁，鄙人虽学识浅陋，凡事不求甚解，但在此也冒充砖家，试对诸子百家作一粗陋的解释。
先秦的诸子百家包括儒、道、墨、法、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兵、医，而在统一天下、治理国家和教化民众等方面尤以儒、道、墨、法四家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最大。咱们就来看先秦的墨、道、儒三家。
墨家的核心是博爱。完全的博爱就是兼爱，就是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不分亲疏地爱天下所有的人，其尚贤的主张其实也可以包含在兼爱里面，也就是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不分亲疏、不分贵贱地推荐、选拔、使用德才兼备的人。但是怎样才能实现墨家提出的这个博爱的核心思想呢？墨家采取的方法就是非攻，就是反对战争，因为在墨家看来，战争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凶残的破坏行为。墨家认为，只要消灭了战争，一个博爱的世界自然就能诞生。
道家的核心是自由。道家之所以崇尚自然，就是从自然里感受到了自由的气息。道家御风而行，梦蝶而悟，宁做自由之龟，感知游鱼之乐，鲲鹏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这一切都说明道家的思想核心就是向往和尊崇自由。然而道家为了实现自由而采取的方法却是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甚至希望回到结绳而居，小国寡民的年代。
儒家的核心是平等。儒家极力推崇尧舜，把尧舜时的社会看做是大同世界，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是一个理想中的社会。次一点的小康世界，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时的社会，是以礼义为规范来达到社会平等的世界。儒家认为，要想社会保持公平，就要有一个规则，这规则就是礼义，并且这礼义的规则是各方都要遵循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所以当统治者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还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些都足以说明，在礼义的面前，儒家认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平等的，他们都有遵守礼义的义务，反对单方面违背礼义的行为，并指出了统治阶级如果单方面违背礼义后会产生的后果。儒家希望社会各方面都在礼义这个规则的约束下各安其位，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儒家为了实现社会平等而制定了礼义，但是对于如何让各方都能遵循礼义这个规则，儒家采取的方法却是提高自身的修养，宣扬德化的力量，提倡大公无私，反对利益的争夺。因为儒家认为，只要统治者的道德水平达到了尧舜的高度，那四方就会归化，如水之归海，大同社会自然而然就会到来。所以当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才会这样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综上所述，合先秦道、儒、墨三家的核心思想就是自由、平等、博爱。这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思想是何等相似。诸位不要以为这是鄙人的牵强附会，专好往咱老祖宗的脸上贴金，其实事实就是这样，先秦诸子确实比西方早了两三千年就已经嗅到了民主的气息，所不同的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不仅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这个民主思想，而且还找到了实现这个民主思想的正确方法，这个正确的方法就是确保每个国民都能参与理性的竞争。鄙人认为，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议会制，普选制，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制，其最终目的归根结底就是提倡和保障理性的竞争。而咱们先秦诸子虽然是三家综合在一起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个民主的思想，但是他们三家却没有一家能找到实现这个民主思想的正确方法。儒家孔子和孟子游说列国，千篇一律地只提倡统治者学习尧舜的德行，反对统治者去争夺利益，所以费尽口舌，换来的却是颠沛潦倒，四处碰壁，王顾左右而言他；墨家严苛自律，自己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虽也努力防止过一两场战争的发生，但无疑是螳臂当车，杯水车薪；而道家看得更开，铁了心就是不吃政治这碗饭，干脆隐居起来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总结三家为实现自由、平等、博爱这民主思想采取的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争，并且这不争是自愿的不争，并非被迫，所以鄙人把它称作理性的不争。很明显，这理性的不争不仅在那个大道既隐、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年代不可能实现，就算是现在，还是将来都难以实现，所以儒、墨、道三家的最后结局注定只能走向失败，于是随着商鞅在秦国变法成功，法家主宰中国历史的漫长时期终于不可阻挡地到来。
法家的核心就是专制。在政治上强调“壹”，壹的意思就是思想的统一，政令的统一。臣民不得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必须绝对服从于君主；废除世卿世禄制，只按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实行户籍制度和保甲连坐制度，民众不得自由迁徙；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重农轻商，鼓励小农经济，土地实行国家公有，禁止土地买卖。于是在整个社会中，就再也找不到单独的鲜活的个体。在社会组织上，由于创制了“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的制度，遂把所有个体民众组织进整个政治统治体系，凡事皆赖于听命于上层之官吏的举办，个人服从整体，下服从于上，民众完全没有自由，只留下附首听命。这样经过法家商鞅的变革，秦国的民众完全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理性彻底丧失，不是在地里象奴隶一样地劳动，就是在战场上象虎狼一样地打仗，秦国也因此空前强大，最后得以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然而统一后的秦帝国却仅仅传了二世就分崩离析，这又是为什么呢？
要说明这个原因，就得详细地来分析法家的性质，首先，法家的崛起不是偶然。在战国时期，那些割据一方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天下苦于战乱，都希望有一个安定统一的局面出现。而在各个诸侯国内，国君自己其实也失去了对国家强有力的控制，大夫们拥有了太多的土地和财富，实际操控着军队的指挥权，国君被架空。所以就有了三家分晋、田齐代姜、三大夫乱鲁、战国四公子专国政等故事，所以那时各国的君主总的来说就是要解决以下二个问题：一、如何加强君主的集权。二、如何在七国纷乱的兼并战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而拥有民主思想的儒、道、墨三家由于在政策上采取了理性的不争，自然无法实现各国君主的以上两个目标，但是法家却通过他的专制实现了君主的集权，通过完全丧失了理性的战争取得了兼并的胜利。所以说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和赢得兼并战争的胜利这方面，法家能发挥出一个国家最大的效率，这就是专制的显著优点。但是专制的缺点同样显著且可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专制主义只能生长在一个封闭的空间。法家之所以能在秦国取得成功，那是因为秦国一直不与中原相同，被摒弃在中原文化以外，被中原视为外夷；德国也是如此，长期受欧洲其他国家的制约和排挤，所以产生了法西斯主义；毛太祖也是受到了国际的孤立和威胁，所以更坚定地采取了专制主义；中国二三千年来一直采用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治国方法，也是和中国始终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有关。所以要使民众只听到一个声音，完全服从君主，丧失自己独立自由的思想，那就不能让民众生活在一个开放透明的空间，如果一旦这封闭的空间被打破后透进来光亮和空气，专制主义就会失去继续生长的适宜环境。
二、专制主义赖以发展的续命手段就是永不能停下毫无理性的争斗。所以秦朝虽然灭掉了六国统一了天下，但他的斗争机器却无法停止，北拒胡，南平越，二世杀完了外人就杀自己的亲兄弟，杀完了自己的兄弟再杀功臣蒙恬和宰相李斯；斯大林和毛太祖也一样，打败了希特勒和老蒋后，继续再斗自己人，功臣老帅差不多全部整个遍，总之是一句话，“永远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再有，秦国废除分封制采用郡县制后，虽然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但同时也滋生出官僚主义，各级官僚欺上瞒下，盘剥百姓，明争暗斗，相互倾轧，没有消停。所以说专制虽然效率高，但是寿命短，可以概括为：“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秦朝只传了二世，斯大林尸骨未寒，赫鲁晓夫就当起了掘墓人的角色，德国法西斯希特勒更惨，人还没死，帝国就完蛋，自已也跟着做了陪葬。
三、专制主义最大的缺点就是造成民众思想僵化，理性丧失，素质低下。秦朝灭亡后，虽然后世朝代一个个在嘴上都非议法家商鞅，否定秦朝，但专制的影响已经深深刻进他们的骨头里，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中。后世表面上尊奉儒家，但儒家经过汉朝和宋朝的两次狗尾续貂，其实已经面目全非，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儒家已活脱脱成了统治阶级吃人的借口；墨家已经沦落到只能为黑社会和恐怖组织还有邪教指明方向的地步；道家变成了炼丹长生，修道成仙的妖术，或者是魏晋狂士狷介空谈的依据；其余诸子百家里的阴阳家化作算命画符，风水占星的招摇撞骗之徒；名家成为诡辩的代名词，已全部抛弃了它逻辑学和认识论的本质；纵横家成为巧言令色，反复无常，搬弄是非的佞幸小人。“存天理，灭人欲”，灭掉了人的欲望，兽性当然就会大发，人性泯灭，天理安在？不是象狗一样的愚忠，就是象狼一样的暴戾。直到让中国历史整个就成为一部令人发指、不寒而栗、丧失人性、只有兽性的争斗吃人史。
西楚霸王项羽初得天下，有人劝其建都关中，但项羽却一意东归，其人失望，背后调侃项羽是“沐猴而冠”。 “沐猴而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项羽象一只洗完澡的猴子，虽然戴了一顶人的帽子，但是它不会因此就成了人，依然还是那只猴子。项羽听说了他的话，不仅不接受那位智者的意见，反而把这位在历史上不曾留下姓名的智者扔进了油锅，炸成了一根人肉麻花，而项羽自己最终也落得了一个乌江自刎的结局。
中国自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来，迄今已过百年光阴。在这百年时间里，如果把中国也比作一只猴子，那它就是一只洗过多次澡的猴子，孙中山推翻帝制，成立民主共和，创建民国，洗了一次澡；袁世凯登基称帝，试行君主立宪，洗了第二次澡；北洋政府，总统迭换，军阀割据，到老蒋一统，洗了第三次澡；日本入侵，国共内战，最后老蒋偏安，毛氏执政，洗了第四次澡。中国在这百年的时间里不停地折腾，洗过来洗过去，并且每次洗完后都号称自己戴上了一顶最适合自己的叫做民主的帽子。但事实呢？事实是中国依然还是秦朝的那只猴子。
如今，中国这只猴子仍不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反过来却去怪以前戴过的那几顶帽子不行。英国、日本戴的君主立宪的民主帽子，戴在我专制猴子的头上，不行；法国、美国戴的民主帽子戴在我猴子的头上，还不行；而苏联以前戴过最后扔掉的帽子如今戴在我猴子的头上，好像有些不舒服，于是拆拆改改，缝缝补补，虽然说不出的别扭，但就是舍不得扔。不去怪自己猴子的身体，只知道去怪本来是适合人戴的帽子，这就是专制主义下理性缺失后必然产生的思维方式。
中国，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专制统治后，其丧失了理性的思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以至于在很多时候，我们深受其害却茫然不知，从而很难发现那些看上去很正常但本质上却是非理性的东西。譬如现在有很多人反儒，但反的却是先秦的儒，而有些人尊儒，尊的却是秦后被强奸、阉割、狗尾续貂后的儒；有些人反对西方民主，其实就像是那只猴子在怪人的帽子不合尺寸，有的人崇拜西方民主，但崇拜帽子的主人却胜过那顶帽子的本身，所以自己往往被西方列强当猴来耍；而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像中医、京剧、国画、烹饪、武术、书法、茶道、周易等等，推崇它的人一概用“博大精深”、“神奇玄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来鼓吹，甚至不惜故弄玄虚、装神弄鬼，盲目崇拜，丝毫不考虑我们传统文化之所以有它独特的个性就是因为缺失理性后偏于感性的产物，而否定它的人只知道一棍子打死，丝毫不承认感性在有些领域其实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还有，国家灭亡了，就怪女人是祸水；道德崩溃了，就怪金钱是罪恶；评价一个人或事物是黑的时候，那他（它）一切都是黑，是白的时候，一切都是白；认为一个人是好人，那对好人的某个错误提出反对意见就要被打倒，认为他是坏人，那赞成坏人的某个优点一样也要打倒。总之是不要民主，不要那种只有民主才能确保实现的理性的竞争，而是只要非理性的争斗，而非理性的争斗的目的最终只能是一元论、一言堂、一个声音、一个政党、一个专制的诞生。
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但是当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却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什么孔子只提“恕”而不说“忠”呢？因为“忠”是感性的，并不是人所特有，狗有时比人还“忠”，如果它跟了一恶主人，那狗的“忠”只会更加害人。但是“恕”却是人特有的，是理性的和人性的，它的意思并不是狭义上的一味宽恕，而是鄙人在前文中提到的那两点：首先，你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人，其次，再推己及人，把别人也看做人。并且是一个和自己一样平等的人。只有这样，中国才会有理性的竞争，才会有公平、公开、公正，才会有自由，才会有博爱，而民主也才会真正地到来。到那时，中国，那只秦朝的猴子才能最终修炼成一个真正的人。
拉开周末上午的窗帘，柳絮纷飞毕竟不是飘雪，处处散发着闷骚的气息。西红柿的汁液正顺着森白的利齿流淌下来，即便是阳光加州也充斥着让人毙命的子弹，可能只有金三胖穿过火箭的阿里郎能够建造起长乐宫和未央宫。
年轻时候谁又没左过呢。我们这辈土鳖都曾抱着姑娘，听着金属，流着哈喇子梦想自己能如同横跨美国的艾伦金斯堡们一样走过永远热泪盈眶的路。到今天还不是惦记着自己的腰围和女人的胸围。太阳底下无新事，更何况当年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的人们只是被岁月碾出了皱纹而已，而那皱纹里少有沉淀的智慧却是让人甚为可惜的事。
相对于保守，激进态度更经常使用道德来解释规律和蛊惑人群。这种低智的手法常常收到很好的效果。这就像《西西里岛的传说》一样，女人们极其疯狂的把仇恨烧到那些“水性杨花”者身上。如果所有人可以轻佻，那么似乎可以有这样的等式：谁拿着道德说事，谁就基本是混蛋。
萨特决然不可能赢得“法国的良心”这样的称号，只能是加缪，那个“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的加缪。还有诸如“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或者其他良心，往往都不约而同从左边走过来，似乎印证了年轻易左。而哈耶克在其《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之初遭遇大范围唾弃，几乎被口水淹死，甚至连自己的朋友都表示如果早出版几个月他就没可能拿到不列颠学会会员资格。这算不算某一段时代的年轻。很多事情会变得过犹不及，哈耶克后来不但拿了诺奖，还在东欧被捧到无以复加的地位。但是这种拨乱反正并不能消除“向右转”的失落，就好像索尔仁尼琴同样看到了右边的不堪而投向了神的怀抱。激情带来的快感无法长时间让你觉得不饥饿。那么到底谁的基因里就携带了激情呢。
可爱的耿直的二舅是位不折不扣的老愤青，他即使在美生活近十年，也总是会力图拨开左边的雾霭以及鞭挞右边的风景，为后辈如我这样的进行解惑。他几乎是正直简单的人，乃至对于史实和事实只能采取选择性吸收。这不是个案，于是造成了很多左已然不是那个“左”。遮住“右边的眼睛”，还不如戳瞎我们的双眼，因为那不真实将是最大的轻佻。
民国的人文教育—— 1949年前的小学课本
去年末掀起的一股不大不小的“民国教材”热，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民国教育的探讨，应当说是件好事。因为敢于承认一切优秀的精神遗产，不仅代表着“政治正确”，更代表着一种气度和胸襟，也是社会成熟、自信的表现。
出于好奇，笔者找到几册印于民国的线装小学课本，粗览之余，不禁为民国时期的人文教育而震撼。
感触最深的有三点：一是教材内容极为丰富：讲伦理，说审美，倡导良好生活习惯，既注重私德教育，也重视公德的培养。二是教材编撰理念十分先进：无虚伪说教，无空洞口号，家国之源、江山之远、永恒之义，多在平白明净的故事之中。三是文字深度远胜今天。总之，读着这样的课本，你会感觉到那是一个开放而文明的年代；也会赞同这样的判断——民国的教育重点在于“培养精神健全的人”。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当民国教材得到市场认可后，出版社理应顺应民意，再版加印才是。但自08年数次断货之后，无货供应的局面至今未能改观。更令人不解的是，不久前出版社的领导特致函各媒体，称对该套丛书的热销表示“忐忑不安”，并声明“我们坚持力挺现今语文课本的立场”。这一意味深长的表态，成为继老教材热销之后的又一个难解之谜。对此，人们恐怕又是只能“无言以对”了吧。
有一天，我见着一位北京警犬学校的人，问他道，“你们训练的狗，单是外国种呢？或是也有中国狗？”他答，“单是外国种的狗。中国狗也很聪明；它的嗅觉有时竟比外国狗还要灵敏，不过太不专心了。教它去探一件事，它每每在半路上，碰着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的时候，把它的使命丢开了。所以教不成材。”
我听了这一番话，很有点感触，何以中国狗这样的像中国人呢？不是不聪明,只是缺乏责任心 他俩一样。中国人“小时了了”的很多，大了，几乎人人要沉沦。留学在国外的成绩颇不恶 胡适之先生说，只有犹太人在美国大学的成绩最好，其次便是中国学生；至于真美国人，远不如这两种民族然而一经回国，所学的都向爪哇国去了。大约也是遇着了母狗，或者加入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所以就把已经觉悟的使命丢掉了。
中国狗和中国人同生在一个地带，一个社会以内：因为受一样环境的支配，和西洋的狗和人比起来，自必有人狗一致的中国派的趋向。和狗有同样的趋向，并不是可羞的事。所不得了者，这趋向偏偏是无责任心。
我以为中国人的无责任心，真要算达于极点了。单独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卑鄙的。为什么呢？卑鄙可以满足他自身肉体的快乐他只对这个负责任 至于卑鄙而发生的许多恶影响，反正他以为在别人身上，他是对于自己以外的不负责任的，所以不顾了。团体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是过度的：斗狠起来过度；求的目的便在度之外，手段更是过度的。这可就中国历年的政争证明。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以为虽过度了，于他自己无害；成功了他可抢得很多的一份。失败了人人分一份，他所分的一份也不比别人多，所以不择手段。一人得，或一团体得，而国家失的事，屡屡得见。现在“鱼行”当道固不必说了，就是前几年也有若干溢出轨道的事；若国会的解散，六年临时参议院的召集等等，都是以一团体的利害做前提，而把国家的根本组织打散。我很觉得中国人没有民族的责任心这就是不怕亡国灭种。我又觉得中国人没有事业的责任心 所以成就的事业极少。没有私立的学校，公立的学校也多半是等于官署；没有有力的工厂；没有不磨的言论机关。一时要做事业，不过预备他交游攘臂的媒介物：一旦求得善价，还是沽出去罢！
中国人所以到了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是受历史的支配。专制之下，自然无责任可负；久而久之，自然成遗传性。中国狗所以如此，也是遗传性。中国狗满街走是没有“生活”的。西洋狗是猎物种，当年的日耳曼人就极爱狗，常教狗做事，不专教它跑街，所以责任心不曾忘了。中国人在专制之下，所以才是散沙。西洋人在当年的贵族时代，中流阶级也还有组织，有组织便有生活，有生活便有责任心。中国人没有责任心，也便没有生活。不负责任地活着，自然没有活着的生趣。
我总觉得中国人的民族是灰色的，前途希望很难说。自五四运动以后，我才觉得改造的基本的萌芽露出了。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然而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所以五四运动自是今后偌大的一个平民运动的最先一步。
不过这一线光明也很容易烟消云散。若不把“社会性”用心地培植一番就是使责任心成习惯 恐怕仍是个不熟而落的果子。
前清末年的改造运动，无论它革命也罢，立宪也罢，总有坚苦不拔、蓬蓬勃勃的气象，总算对于民族责任心有透彻的觉悟。民国元二年间更是朝气曈曈。然而一经袁世凯的狂风暴雨，全国人的兽性大发作。官僚武人在那里趁火打劫，青年人便预备着趁火打劫。所以我以为中国人觉悟还算容易，最难的是把这觉悟维持着，发挥去。
我们自己以为是有新思想的人，别人也说我们有新思想。我以为惭愧得很。我们生理上、心理上，驮着二三千年的历史为遗传性的缘故 又在“中国化”的灰色水里，浸了二十多年，现在住着的，又是神堂，天天必得和庙祝周旋揖让。所以就境界上和习惯上讲去，我们只可说是知道新思想可贵的人，并不是彻底地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的人。我不曾见过一个能把新思想完全代替了旧思想的人。我们应常常自反，我们若生在皇帝时代，能不能有一定不做官的决心？学生在科举时代，能不能一定不提考篮？能不能有绝俗遗世的魄力？不要和好人比，单和阮嗣宗、李卓吾、袁子才一流败类比，我们有不有他们那样敢于自用的魄力？我们并袁子才的不成才的魄力而亦没有，那么，后人看我们，和我们看前人一样，我们现在腼颜自负的觉悟，不和当年提过考篮而不中秀才的人发生一种“生不逢时”的感情一样么？有什么了不起呢？这感情能造出什么生活来呢？所以新思想不是即刻能贯彻了的，我们须得改造习惯。
〔原载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
《随感录》（六七)〕
今年暴君之死是个热门，今天又是暴君之诞。
暴君这种品种，是毒菜的极致，乃天下公敌–不论对织席编履的升斗小民，还是对车马仪仗的统治阶级。有暴君在，只有一人能赢，天下皆输。
在人类诞生以来的数十万年间，或者人类社会自一万余年前形成以来，专制现象其实只是一个短期现象。不论是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描述“以原始形态流行而在许多文明国家中受到压抑的民主政治”，还是马克思笔下的“原始共产主义”，都共同认为专制只是最近3000多年才出现的社会现象。
在人类3000年专制史中，出现了数不清的暴君。通常人们把暴君视作专制政治的高级代表，但如果观察古今中外的暴君现象，可以发现，几乎每一个暴君，都是以天下为敌的，包括与其滋生于其中的那个专制体制，也相互仇视着。与其说暴君是专制制度的代表，不如说是所有制度的仇人。
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暴君之一，可算公元初年罗马帝国的皇帝尼禄。本来罗马进入专制时代以后，整个社会和政治还算均衡，但尼禄的老妈为了权力弑君，尼禄又为了权力杀了老妈和兄长，再后来他杀掉了大批元老院议员、军方将领和近臣，于是身为体制最高代表的尼禄，最终与整个体制为敌。据说他曾为了扩建宫殿，教唆手下纵火焚毁了整个罗马城。
尼禄身后200年间，罗马帝国出了一系列的暴君，都是屠戮统治集团的高手。康茂德让元老院血流成河，卡拉卡拉把家族亲友杀得精光，马克西穆斯则以名流显贵为敌，擅长搜刮地方和富人的财富。
所以，如果说专制制度是人民公敌的话，独裁暴君可谓天下公敌。本来不论是民主制度，还是专制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在权力结构与利益分享上有它自身的规则和均衡结构。而暴君的出现，则将规则和均衡破坏掉，这就不奇怪为何清算独裁暴君的力量，多数源于统治集团内部。比如尼禄被逼自杀，康茂德被摁死在浴池里，卡拉卡拉和马克西穆斯被禁卫军杀死。
暴君除了被推翻或被杀掉以外，还有一种结局则是“暴亡”。暴君哪怕是正常死亡，但由于其政治操作特点，往往在濒死前秘而不宣，死亡后秘不发丧，一旦公布，形成事实上的“暴亡”后果。被其摧残得支离破碎的原有体制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仓促复苏和矫正，往往给全社会造成惨重的损失。
上述的几个罗马暴君在死亡后，整个罗马帝国就经历了严重的动荡。尼禄死后，罗马帝国一年内换了四个皇帝；康茂德死后，一年多换了三个皇帝；卡拉卡拉之后，一年换过两个皇帝；马克西穆斯死后更夸张，几个月就相继死了六个皇帝。这前后两百年，成为罗马帝国衰败的重要转折点。
进入近代以后，暴君依旧层出不穷。与他们的先师相比，近代暴君有幸地得以借助科技进步，其中最好使的工具大概可算传播宣传技术。于是一个很分裂的现象产生了，一方面暴君们借助科技介质，远较他们那刀马时代的祖宗们为祸更烈；另一方面他们又有能力把自己打扮得无比光鲜，其光鲜程度甚至盖过太阳的光芒。
利用近现代的大规模宣传工具，暴君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一边荼毒生灵，一边作为某种图腾———而不是理性利益的代理人，得到广泛的底层人民的支持。1945年当希特勒濒临灭亡的时候，大量的德国市民和士兵选择自杀的方式再送元首一程；同样的现象出现于1970年埃及强人纳赛尔去世之时；而1956年赫鲁晓夫揭穿斯大林暴虐真相的报告，只能以“秘密”的方式发布，以避免触动统治集团外的反弹。
从上述这种对比可知，从古到今最心知肚明、最不待见暴君的，其实是暴君周边的统治集团内部人士，他们和人民一样受到暴君的残害，却又因为享有独到的“仆人眼里无英雄”的视角，而免于被各种宣传忽悠。但古今中外的统治集团又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难以根除自身那滋生暴君的土壤。统治集团中的那些精英分子，最习惯的选择总是提着脑袋博上位，而罔顾其前任的教训。如果数一数罗马帝国从尼禄到君士坦丁大帝不到300年间的皇帝们的归宿的话，会发现总共有超过20位皇帝被内争所杀，得善终者为极少数———应了中国那句感叹王朝兴衰的名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当然，地球大了什么鸟都有，英格兰人就与别国不同。虽然历史上也出过几个成色不高的暴君，但英格兰人从中汲取教训后摧毁的却是王权———1215年，英格兰人制订了《大宪章》。
大英帝国从此崛起了，而罗马帝国灭亡于1453年。
中国近代史上，有过无数次人道主义灾难，这些灾难让千万人受损乃至惨死。然而灾难过后，人们对于灾难的反思常常只着眼于体制，而不及于个人。那些曾为体制效力的人会坦然地为自己辩护，说他们身不由己，他们只是螺丝钉而非机器的开动者，是被动而不是主动做恶。应该指出的是，体制本身并不能独自运行，正是因为有那些看似无辜的人的参与，罪恶才得以实现，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灾难才能如此深重。
1964年，汉娜.阿伦特发表了题为《专制下的个人责任》的著名演讲，她尖锐地指出，不仅要反思体制，不仅要追究政治责任（政府必须对其前任的行为负责），也要追究个人责任。
第一种辩护会说：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雇员，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甚至连齿轮都不是，只是齿轮上的一个齿牙。你看，我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即使我不去做那些事，肯定也会有别的人替我去做。对此阿伦特的回应是：请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变成一个齿轮？又在何种情况下，你才会继续愿意做一个齿轮？如果从上到下的每个公职人员都是齿轮，难道就没有人需要对罪恶负责任了吗？她继续追问：难道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具有独立意志的个体吗？难道我们没有主观意志和选择的自由吗？我觉得，她一定还有更严厉的质问没有说出口：难道你是猪吗？
还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我不去做那些事，可能会有比我更坏的人去做。我们参与其中，事实上避免了更坏的事情发生。还有些人会说，我们在体制中做了一些坏事，但也做了一些好事。我们没有加重灾难，相反，我们使之减轻，瞧，我们甚至挽救了一些人。阿伦特的回应是：这种辩护或许可以减轻法律上的责任，但并不构成道义上的合理性。当人们辩称自己在体制中做了一些好事，那就要问：这些好事是否最终改变、终止或推翻了邪恶的体制？如果没有，那么与体制的妥协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还在继续做恶，并将迫害更多的人。事实上，一个小的罪恶通常会成为更大罪恶的前奏，人们会很快走向“道德的滑坡”，从一件坏事到多件坏事，从小的罪恶到大的罪恶。如果你为保护一个村而交出一个人，也必然会为了保护一个乡而交出一个村，更会为了一个县而交出一个乡。在这种不间断的“道德滑坡”中，最明智的办法显然只有一个：停止做恶，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理由。如果体制内的工作是邪恶的，就应该立即停止与体制合作。
第三种说法认为：服从命令、遵守法律是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公职人员的天然责任。我虽然做了某些事，但我只是在履行职责。阿伦特的回应是：上级的命令和“法律”并不能为众多的犯罪行为开脱，对成年人来说，“服从”就意味着“认可”，“认可”就意味着“赞同和支持”，所以，不应该问那些作恶的人“你为什么服从”，而应该问：你为什么支持？—–当上级命令你把犹太人押进毒气室，你为什么支持？当上级命令你开动坦克，你为什么支持？当上级命令你囚禁一个盲人，你为什么支持？法学中有句话：恶法亦法。而事实上，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就不应该把邪恶的法律再视为法律，更不应该支持。
第四种是所谓的“集体过错理论”，每次灾难过后，总会有人拿着完美的道德标准质问别人：你说他做的不好，难道你就没做过一点坏事？在这种完美道德之下，谁都没有资格质问别人，最终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也都无罪。人们不再追究个体责任，转而去拷问制度、拷问历史、拷问文化，把全部罪恶归诸集体，如果要忏悔，那就所有人一起忏悔，如果要受惩罚，那就所有人共同受罚。阿伦特对此的回应是：这种集体认罪、集体悔过的理论，其实无助于认清真相，只能让真正有罪的人顺利脱罪，并最终将演化为“道德虚无主义”。她说：“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集体愧疚或集体清白，愧疚和清白只有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时才有意义。”当真正有罪的人拒不忏悔，并以“集体过错”为自己辩护，那其实是在逃避责任。
中国文化常常强调“宽容”而忽视“责任”，但我认为，只有在私人生活中“宽容”才有意义，而在公共生活中，在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中，主张宽容其实是一种智力低下的表现，至少也是糊涂，或者用孔夫子的话说，乡愿，德之贼也。在《专制下的个人责任》中，汉娜.阿伦特提出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她认为，那些效力于体制的人，通常不是因为恐惧，也不是为生活所迫，而是因为他们抗拒不了诱惑，专制制度总是会给它的效力者提供各种优待：铁饭碗、显赫的身份、满足感以及可观的物质利益。当德国人纷纷加入纳粹军队，实际上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功成名就；几十年前的年轻人纷纷加入红卫兵组织，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受了虚荣心的驱使。当数以百万的人踊跃报考公务员，我相信，他们不仅是为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更是为了潜规则和巨大的灰色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再以“齿轮说”或“服从命令说”为自己辩护，其虚伪不言而喻。
邪恶制度是人间灾难，更是对人类良知的考验，换成更形象的说法，它其实是两个问题：一、给你很多钱，你会不会去杀人？二、如果你不杀人，自己就会被杀，你将如何选择？许多体制内的人都会夸耀自己的道德水平，而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道德高尚的人，邪恶的制度才得以运转。还是那句话：做帮凶还是不做帮凶，这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