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常规换届的结果，竟是上届管理团队的全军覆没，尽管原因各不相同。本人“老卖年糕”，鲍伟轮岗，两位副院长抱着深深的人文 情怀回到自己所眷恋的专业中。不过看透了，这也是好事，不经意间摆脱了所谓“新老结合，以老带新”的陈腐套路，新院长、书记可以轻装上阵，独立思考。 

　　六年半讲了无数次话，多是随意发挥，也没什么主题，这最后一次，我想了个题目：《怀童心的孩子回家吧》。 

　　此次卸任，也是我自1970年元月参加工作历40年之后，从体制退出，虽然还要教几年书，但从内心里是抛开体制了。 

　　这一段讲讲我为什么不愿意续聘连任院长了。 

　　我这辈人，不幸中也有幸，生活于文化大颠覆又艰难重建的时代，经历、看到了寻常时代所无以体会的东西。这时就想做点学问上的事，于是去考大学。 听课时又发现高校教师的所讲所做似为“体制化”宣传工具，说来说去离不开个唯物主义、阶级斗争，令人失望。此刻幸而又幸的是，我的导师王先生是一位守望民 国学术风格的老学究，在他的鼓励下，我读书的范围主要是文献和**学者的著作，陈寅恪、钱穆等，研究生的课程又让我认识并喜欢上了玄学的率真、自由与逍遥。 

　　但还有个话在我的命运中起作用：时势比人强，人算不如天算。时代变迁中，大潮也会席卷你。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打开了国家的封闭状态，一线生机让 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兴奋，看到希望于其中，我也不例外。研究生毕业后我选择了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投身于温州现象调查、个私经济研究，为艰难起步的民营经济张 目。1988年写了“温州社会二元结构的社会学思考”，入选中央“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算是个国家奖。 

　　到1992年，《学习与思考》主编要退休，社科院领导让我接任。他们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了，思想又解放了。结果还是任命了。当场我就想起杨 绛在钱钟书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后的一句话，说钟书“被人捉将官里去也”。好在我内心未将此职当作什么官，主编也和我当这个院长一样，无非是个做事情 的平台而已。并且，我的理念很清楚，在体制内掌管一块地盘，一不当体制的工具，为之增添什么政绩，不在乎领导评价；二不为个人经营体制里的名、利、官；三 从自已的良心和是非出发，自觉抵制、消解体制中的假大空痼疾。 

　　当时《学习与思考》是省级理论刊物，省委领导、军队将领经常在上面发文章，被看成是认识、接近高层领导的最佳位置之一，不少人为我支招。我呢， 则反其道而行，要办讲点真话、有文化品味，尽量减少假大空的刊物。一段时间后，这些领导逐步出局，代之以王元化、杜维明、成中英等。那阵的形势似乎还能往 前走，我也不甘心就此止步，于是将刊物名更为《观察与思考》，并设计、推出了具有鲜明写真与批判色彩的系列主题：被接待的中国人、吸烟的中国人等等。浙江 新闻界一片惊呼。要离开《观察与思考》时，不少人劝，多好的位置，风光自在，可进可退。但我的理想是办讲真话的刊物，如实现不了，当作升官发财的跳板，吾 不为也。 

　　2002年，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先在杂志社干着。两年中，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换，《王充传》完成。 

　　2004年人文学院成立，校领导动员我当院长。当时我做杂志社社长挺顺手，又有时间搞研究，不想动。校领导说，你干嘛要看一辈子稿子，多一些人 生经历，感受一番中国高校主流的东西不好吗？再说，上点课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会一振呢。我只好笑着应了。干了一届，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是接着第 二届。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2009年初即向学校提出另请高明，也帮着联系过接班的人选。 

　　为什么不适应？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 神。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 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如果有人问我，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说，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只是穷于应付上级下达 的各项冠冕堂皇的所谓“创新强校”的指标；二是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可以说，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 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敢于批评政府、担待社会责任。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但只是招牌，实处要大家去做的净是如何讨好政府、 送礼攻关，争项目、要课题。这是大学境界、大学气度吗？在文明国家这可是学界大忌，学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我想到**夫人90年代的一次来访。中国政府看 她生活比较艰难，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资助，亦算是对**过去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夫人谢绝了。她说：**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 他们认定我们和**没有利益关系，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如果我拿了钱，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连以前说的也都不信。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和学者 存有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吗？不仅想方设法向政府讨钱，要钱的时候甚至可以送礼行贿，不择手段。这一切，都顶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为了学校做大做强！功利高于 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钱不值。这正常吗？ 

　　校内部门的领导们在一起的话题，说来说去老这么几条：怎样贯彻学校的考评指标，设计个方案逼下边竭尽全力；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希望领导格外关 照；本部门的考评在学校里排了个第几、什么挡次；如何通过搞关系、走门子达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间多关照，你这次帮我，我下次帮你……古人讲求劝人以德， 此间流行的皆是劝人以“利”。我看清了，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文化，再添个所谓的“量化管理”，行事的根据只有一条“有奶便是娘”，说好听点是谓 “谋食不谋道”。权力在这一领域中为所欲为，这不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里，都算问题最大的。因此，近些年社会上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 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已失去人们的信任。 

　　今天上午听学校一位老师说，网上评“十大缺德”行业，教育“居首”。我听后并不感到惊呀。最近我去东北讲学，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说起现今中国的 教授、学者，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为了钱可以昧良心。最能说明教育危机的莫过于此种现象：现在的有钱有势者，都想方设法将 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的领导和诸多大学校长的孩子，自己办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吗？学者这副“权力附庸”、给点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其实当 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不当你一回事儿。我亲历过一件事，2006年吧，搞过一次什么“保鲜”活动，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美院检查。有位老师正在创 作，说搞不懂，不予理睬。该副书记大为光火，对美院的“保鲜”活动严厉批评，推迟验收。我们学校传达此事时，居然以本校得以顺利通过而庆幸，对美院还有点 幸灾乐祸的味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彭真去协和医院拜访林巧稚，林正在给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见，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不要说跟**时代的知识分子比气 质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们汗颜，不自重，又何以能让别人尊重。 

　　在这种体制中，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我无法象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那些捞好处的 套路我不是不清楚，无非利用手中资源，请掌握项目的官员、高级别刊物的主编、学界评委等来讲学，变相用公款行贿。逢年过节再去孝敬送礼。然后就可以在为学 校、学院作贡献的名义下拿课题、发文章、得奖项，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评委。这些年我要干此类事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关的利益链也铺到过我面前，但我 不屑为之。我的道德底线不许可，这些既然是我批评的事情，就决不随波逐流。 

　　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说与做的分离，人格的两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行为的目的不是改造体制，而是一转身也参预其中去分一杯羹，连半点内疚也没有。这不是乡愿是什么？ 

　　我选择了批判的态度，行动上便不会另行一套。2006年本科教育评估，大家无不反感，但学校要求评估组进场时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那天我是整 个礼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假、这样贱？反感或反对，为什么不敢公开表达。2008年学校搞所谓“加速发展”的改革方案，小组讨论时我 发表了不同意见，蒋书记要我大会上讲讲，我便在大会上坦言：如今之大学是“谋食不谋道”。2009年底续签增长20%的责任书时，我曾打算拒签，因此而下 台也无所谓。为此找过蒋书记。蒋书记做工作说，你不签，这件事就僵住了，反正年内要搞“三定”方案，到时会调整的。这样我才勉强签约。去年初学校开党代 会，小组讨论有校领导参加，我本不想发言，大家一定要我讲几句，我便说，“一所大学设有党委，还要开党代会，这是人们习惯了的现实，但这是真正的大学之道 吗？世界上还存在此种体制的恐怕也只有朝鲜、古巴了吧。没听说世界上哪所一流大学是在党委领导下成功的，也没听说哪个党委办出过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中国 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于与世界大学接轨，若不行，哪怕学学**时的北大和西南联大也好，总在现行体制框架里折腾是没有希望的，所谓”"”"”"”"钱学森之问”"”"”"”"即 这个意思。我不想发言，就是对当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讨论不感兴趣。”党代会后接着开教学工作会，吃饭时我坐在蒋书记边上想说个事，看到一拨一 拨的中层干部来祝贺蒋书记当选，言辞阿谀，全是官场文化。我说不出口，坐至终席不发一言。近些年里，无论省领导还是学校领导的报告，我极少参加，不是摆 谱，实在是听不下去那些假大空的言语，坐不住。我任职期间向学校的建言，都不在所谓搞指标的“强校”方面，粗想大约有这样几条：引进人才的政策要适当灵 活、宽松，否则难以操作白费劲；认真履行低碳节能，消灭长明灯、跑冒滴漏；撤掉学校的驻京办事处。对以上言行，有人说我敢直言、有见识，其实在我心里，只 是遵循常识而已。目前中国高校所范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 

　　在对待体制的业绩、考评等事情上，限于我个人的好办，不当会事罢了。近年来我从不报奖、争什么带头人、入什么人才工程、第几层次啥啥的……每回 报奖都有人劝我，包括学校领导、好友、同事，职能部门还表示愿意代为填表。我感谢他们，但依然故我，解释的理由也简单：一是本人的成果水平低，够不着，白 折腾；二是生性怕花时间填表，有功夫更愿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感受点令人愉快的事。当然，我对报奖和获奖的老师，也表示尊重。大学的老师们不需要同质化， 有差别，价值多元是好事。 

　　但关系到部门工作和集体利益的事，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了。我的分寸是，按学校要求公事公办，报学位点、学科、团队、精品课等等，一板一眼地执行， 但重点在于提高水平、壮大实力、打好基础，结果是自然而成的，而不是急功近利，靠攻关忽悠，跑省里、跑部里。在此类事情上，我从不行贿送礼，至多意思一点 劳务费而已。也有人建议多送，说有的学院五倍、十倍于我们，我未接受。我的观念是：即使得不到也不越此底线。对于通过送重礼达到目的者，我毫不羡慕，甚至 可怜他们。我不会为此而焦虑、纠结的，也决不会为了得到并维系诸如此类的“业绩”，绑架自己宝贵的生命。多个点什么的，真的就代表水平高了吗？这是真学 问？真科研吗？在我眼中，不少各种名义的大项目，资金上千万上亿的，搞出些伪科学成果来，通过动用科研经费攻关，就能整个大奖来。这是在糟塌纳税人的血 汗，还败坏学风。 

　　我这样的态度，本人身陷矛盾，学校可能也有看法。虽然我对学校领导是否满意并不在意，但最终还是存在着让我解不开的纠结，即这些考评指标与部门 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挂钩与捆绑。如前几年的学院考评划分ABCD档，近两年的达标120%发足额奖，还有各种学科点、基地之类，皆拨下相应的经费等等。并且 这都与每位老师个人的业绩、职称有关。我只能尽量跟上趟，无法做到如何出色，让大家满意。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我再次选择退出，不和体制玩了。去年上半年 蒋书记问我为何不愿续聘了？我说，现在高校教育的这套做法，无法得到我价值上和道义上的认同。 

　　对我的工作，学校如果不满意，我完全理解，站在学校角度这样看是正常的。但我不愿改变，最好的办法是请来新院长。高老师这次在海内外招聘中脱颖而出，我很高兴，总算可以摆脱矛盾处境，回归原本的人生角色——卧龙岗上散淡的人。 

　　“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此话乃东晋名相王导的存世名言。愦愦是昏乱、糊涂之意。我非常佩服东晋那一代士人的气度，身临偏安一偶的危局，仍义无反顾地信奉玄学的“无为而治”，自觉遏制体制化儒家——礼教的回潮，以“务在清静”的文化理念“力撑东南”。 

　　我当然是小人物，但也有根深蒂固的“无为而治”理念，也听到一些徐老师不爱管事，只布置不督促、检查，重讨论不重落实等议论或批评意见。从事实 上讲，这些看法都没错，提出批评也是出于对工作的负责，我表示感谢。但老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还是尊奉“无为而治”。我的信念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从根本上讲，教师皆成年人，并具备高等学历，属于社会上最热爱学术和教学的群体，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自己管好自己。 

　　第二，我自学生时代研究玄学，饱受浸染，深信“无为而治”是自由知识分子永远的价值追求，这也是当今体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发扬的内容。 

　　第三，目前高校管理体制问题多多，推行、布置的东西，美曰做强做大，加快改革，说白了都是些无聊的折腾，干的事皆违背常识。在教育体制行政化的背景下，“无为而治”是最有效的挡箭牌和解毒药。 

　　如搞“精品课”，我也赞成，但首先要整明白什么叫“精品课”。精品课的标准只有一个：学生受益并形成口碑。不存在什么固定格式。现在的这套，千 人一面：课件、作业、教材、网上互动等等，缺一不可，讲的再精彩也没用。照此标准，过去北大陈寅恪、刘文典的课亦算不上精品了。陈寅恪仅带一布包，刘文典 上来先把国民政府骂它半点钟，这如何是好？教学讲求的是多元化、多样化，哪有倡导一付面孔的道理。 

　　搞科研把课题项目强化到如此程度，也违背科学精神：1、研究起点上就渗入功利因素。取经费、应考评、上职称，严重的名利取向破坏了以求道为目的 的单纯之心；2、找材料盖过读书。读书本是与智者交心，体玄悟道，有了心得自成文章。做课题则重在各取所需地淘资料，立论草率，学养无从积累；3、赶时间 交任务，忽视质量。要求半年、一年完工，本不合科研章法。但作者只要能对付交差就好，垃圾多多；4、成果的通过、发表过程中人格受辱。高级别刊物大家都往 上挤，于是水平差不多时看谁敢送又会送，做研究还要赔上人格；5、报账做假。文科研究开销有限，找发票报销就成了少不了的节目。

　　单纯的科研经过这一系列的干扰与附加，古人所推崇的“因心而会道”的“为己之学”还有生存空间吗？怕是多为“凭誉以显扬”的“为人之学”了。研究已严重地工具化，沦为名利的敲门砖，还有多少人能从科研中获得快乐和价值肯定。当然，可能尚有部分高手，有本事将项目与自己的精神需求较好地结合起来。 然这已不是主流，主流是极大的干扰和伤害。我怀疑，在如此环境里，真正具备与古今贤哲沟通能力的学者能有几人？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还用问么！ 

　　近两年学校搞的“创新强校”，每年递增20%，更属胡闹。有的学院指标分解到人；还有自己掏腰包来填充经费的；造假也出现了，把前、后年的成果计入当年，就为了拿到那点年终奖励。 

　　再有多如牛毛的各色评比、排名，先进教师、科研标兵，优秀党员、团员、家庭，工会及民主党派的积极分子，什么“一五一”还分几个层次，这个奖、 那个奖、这个级、那个级。这世风如此糟糕，整体文化水平如此低下的社会里，居然有这许多优秀称号，还值钱么？都是自己树自己搞的廉价货，除了干扰心境没丝 毫意义。每学期、每年还要把学院的老师排个名次，半斤八两的楞要分出个一二三四来，有什么意思？这是幼儿园里戴小红花的套路搬来了，把老师当小朋友对待。 搞得学者一个个气局狭隘，争虚名图小利，一到年关就半分半分地算账，跟扛了一年长工似的。过去我们人文学者的精神世界中，多是苏格拉底、黑格尔或孔子、李 白的，现在一年到头总在脑子里纠结的是：怎么完成或多挣考评分。 

　　对于这些学校的制度规定、无法回避的管理内容，我的态度只能是“无为而治”，由老师本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待、取舍，反正有关个人考核的政策、结果，学校都有事先规定，学院只是执行而已。可以说，我在院长位置上有意识地抵挡体制污染，对许多事情在学院层面上作淡化和减法处理，不干强化和加法的事， 目的是让老师们少受干扰，躲过上述那些可笑乃至有点荒唐的瞎折腾。事实上，一些明显的折腾亦长久不了，顶顶也就过去了。如“加速创新”，差不多无疾而终了吧。 

　　对我自由主义的理念，老师们认可，我欣慰；有老师不赞同，我亦含笑。这不过是管理观念有所差异而已。民主的要义，不独尊重多数，同时也尊重少数乃至个人，我从不追求所谓的和谐一致。高校改革任重路远，各种想法、做法都能共存，方为大学应有的文化生态。 

　　对我来说，这些年真正令我有成就感的，乃是学院部分年轻教师在考评体系之外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这才叫学人正道。 

　　最后这段说说我今后工作、生活的设想。 

　　题目是杨绛翻译的兰德诗《我和谁都不争》中的一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煨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 了，我也准备走了。”杨绛先生的豁达、善良、雅致、坚韧，最令人钦佩，现在再出不了这样的人了。记得我来人文学院时还念过胡适引用易卜生的一句话：“你的 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念着这两句话上任，今天则吟着这两句话离任。 

　　行政职务卸去了，回归到原本的角色中，当一名历史系的老师，这个职业很神圣，也令人自足、充实。我会更投入地与学生交流，把历史的真像告诉他 们。同时我又不会像以往那样深陷体制生存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转向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论学校里的考评如何。手头还有两个课题完成后，可能也疏远课题 了，除非出现与我兴趣相当吻合的机会。目前已考虑或参与的有这样几件事，实际上最近一年中已化不少时间在做了。 

　　1、关注环境保护。最近在新疆、杭州、绍兴等地讲学讲课，重点都是环境保护。中国近30年高速发展的代价，导致自然环境破坏到了可怕的地步，全 国整成一大工地，古城古风荡然，大量物种灭绝。2010年9月22日，美国太空总署公布了卫星检测全球空气质量的PM2.5数值图(2001年—2006 年)。PM2.5小于10为安全值。中国空气质量全球最差，中国东部尤其严重，PM2.5超过50接近80。中国社科院党国英最新研究表明：中国的GDP 每增1%，用地量为日本的8倍。单位能耗亦长期是日本的8倍左右。北岛说，我们近一个世纪被现代化搞疯了。不惜土地、环境代价的繁荣之路，别国不是不明 晓，问题在于他们已经把维护一方净土视作首要战略目标，像日本就悄悄地成了资源大国。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又输了一招。所以说，中国 的环境保护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2、参与慈善事业。我在浙江省爱心事业基金会和浙江省正泰集团基金会两个社团中担任理事，主要的工作是：推广低碳生活、关注食品安全、资助困难群体等。 

　　3、研究、反思百年来的文化变迁，尤其是左倾时期的文化灾难及其后遗症。左倾时期所经历的斯文扫地、道德沦丧、文化毁灭，至今没有认真清理、反 思。为什么到了人们普遍失去道德底线的地步？少报一元钱事比天大，大白天开着长明灯却视而不见。2009年60周年大庆中，文艺界搞出个“特务年”影响至 今，“潜伏”、“暗算”充斥银幕，连《探索?发现》栏目也大播间谍战。世间的善良、诚实不再有人相信。不找关系，不相信会被公平对待。谭嗣同说，中国之旧 政，为大盗、乡愿吞剥愚弄。这话发人深思。 

　　俄罗斯是经过彻底的文化反思了。前苏联的颠覆说到底是文化上的失败，失掉人心，今天的复兴也得益于文化整体的复兴。前些年有人怀念苏联，普金 讲，把前苏联说得一无是处是良心出了问题，但想要恢复前苏联则是脑子出了问题。所以要真正恢复俄罗斯人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让个人在最大程度上按自己的 愿望去生活，而不是仅仅是吃饭、生存。 

　　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文化认同的问题。近几十年最值得庆幸的是解决了吃饭的事情，同时最令人困惑和担忧的症结，乃是权力在社会中膨胀到无 以复加，官权与民权极不平衡。就改革力度最大的经济领域而言，民企500强的全部规模仍不及央企50强的最后一名。以官治民的社会结构没有出现大的改观， 也就很难养育出具有理性精神、契约意识和公德自律的现代公民。 

　　文化重建要有人来担当，不光说，更要做。我一生最感欣慰者，乃数十年间始终生活于自己的本色中，坦坦荡荡就这么过来了。当然我还有业余爱好，我 曾在一篇简介里自白：在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严重流失的今天，我辈忝列学人，除了汗颜，还是汗颜，让任何荣誉、名号论之无味。此生倘能在保存点滴文化火种上略 尽薄力，余愿已足。再加上打篮球、玩乒乓、游泳、登山的爱好得以陪伴到老，那便是美满人生了。 

　　尽管生活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事事如意，甚至还会碰到、经历很大苦难，我仍虔诚地认为，上苍待我不薄：一生基本没有受冻挨饿，工作、生活于本人最 喜爱的新闻与历史专业中。傅聪说，上帝让我此生与音乐为伍，这已经足够。我亦十分知足，惟感在上苍面前索取多多而无所回报，心存愧疚。因此，对自然的敬畏 之心、感恩之情，将伴随在我今后人生之路的每一步中。 

　　总之，今后和大家在一起的是一个更加轻松愉快的徐老师，这就叫“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一整排的兵用力扔手榴弹的时候，彷佛漫天洒下大批糖果，然后战壕里的林精武看见对面“整片凹地像油锅一样的爆炸”，可是海浪般一波又一波的人，一直涌上来，正对着发烫的炮口。

前 面的几波人，其实都是“民工”，国军用机关枪扫射，射到手发软；明知是老百姓，心中实在不忍，有时候就干脆闭起眼睛来硬打，不能不打，因为“你不杀他，他 就要杀你”。机关枪暂停时，探头一看，一条壕沟里就横着好几百具尸体。他们开始清理战场，搬开机枪射口的尸体，用湿布冷却枪管。

抗日名将黄百韬的国军部队在十米宽的河边构筑了强大的防御工事，每一个碉堡都布满了机关枪眼，对着河；民工就一波一波地冲向枪口，达达声中尸体逐渐填满了河，后面的解放军就踩着尸体过河。

王鼎钧回忆录(关山夺路):

…… 共军士兵看见饥民跪拜痛哭，也流下眼泪，但是他们坚决执行命令，饥民不听话，照样开枪打，他也看见带伤流血的尸体。他说共产党真厉害，怎么能把兵训练成那个样子，「人民的军队爱人民」，多年的训练可以一夕翻转，执行任务时可以违反原则，违背良心。他说国军官兵无论如何办不到，格老子伤阴德，老子不干，他会偷偷的放过饥民，或者自己偷偷的跑掉。他说黄泛区会战的时候，共军用「人海战术」进攻，死伤太多，国军打到手软，射手把机枪往地上一丢：「老子不打了！」连长掏出手枪，指着射手的太阳穴，射手扑通跪下：「连长你枪毙我吧！」射手哭了，连长也哭了，说着说着「他」泪流满面，他就是那个连长。……

何家骅：89年《明报月刊》11期

胡琏将军是国军名将，共方当时内部传达命令，国军有五大主力，应避不与战，胡将军所率之十八军便是其中之一。胡将军任驻越南大使时，来往西贡台北，必经香港，换机要停一天，每次均约我长谈。

有一次，胡将军叹口气说：「当年我在沂蒙山区与共军作战，亲眼看见他们驱使老百姓带两手榴弹来冲锋;我守军用机枪扫射，眼见死的都是老百姓，自然不忍打下去，这时共军正规军就上来了。」

我说：「这叫人海战术。胡将军点头说：」我知道人海战术，但我们能用吗？我们宁可认输。」

胡志伟：《一名坚定的自由文化战士之心路历程》

老蒋失天下就是因为心慈面软，对共产党手下留情。」同我邻铺的连鬓胡张履信，是阎锡山亲训炮兵营营长，他一再回忆太原陷落那天，梁敦厚、阎慧卿等自焚殉国的壮烈事迹。他说：「太原坚守两年，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共军的炮火把太原市区炸得没有一幢完整的房屋，而其炮兵则是换过军装的日军战俘，所有巨炮、弹械都是侵华日军留下的，共军用老弱妇孺打头阵搞人海战术，国军不忍对老百姓开火，后边的共军就乘势掩袭，我们的阵地往往就是在犹豫中丢失的。」

…

“在三年戡乱战争中，共军用「人海」对付「火海」，强迫无辜民众打前锋，用以消耗国军的弹药。国军的机枪射手们面对波涛一样汹涌而来的人潮，杀人杀得令自己害怕与恶心，因不忍伤害百姓，往往在精神压力下放弃阵地。无论国军火网如何严密，却有着永远死不完的「炮灰」来同枪弹相拼，结果是粤语所谓「好佬怕赖佬」”。

《戡乱时期中共武装「人海战」真相》

我生平见过的死伤场面甚多，但场面最大，人数最众，情形最惨的则只有三次。第一次是日本飞机于民国二十八年滥炸衡阳；第二次是民国三十二年常德会战；第三次则是三十七年「中原会战」。我身经目击这三次死伤枕藉，尸横遍野，肢离破碎，形同焦炭或水肿腐烂的死亡者，在感情上有三种不同的反应。第一次见到日本人之惨无人道，滥炸平民，引起我满腔悲愤，故投笔从戎。第二次见到先期各军师狱，为攻守常德的重大牺牲；被他们壮烈成仁的英勇精神，感动得热血澎湃。惟有这一次在「中原会战」之后，使我至今仍耿耿于怀，戚戚不已 的，不是我军的伤亡；也不是共军的伤亡；两军对敌，本来就是你死我活，或我死你活的；各为其主，各为其责，死伤都是份内事。可是，这一次竟会被中共强迫驱使那么多手无寸铁，连军衣都没有穿着过的老百姓，用绳索绑束在手腕上，后面架着机枪，填充外壕，堵塞枪眼的牺牲品。这种惨无人道，也是惨绝人寰的做法，就是由「毛泽东思想」所产生的「人民解放战争」中，他们自认是最得意之作的「人海战」!

这种战法，除了灭绝人性的X产党人做得出来之外，据我所知，连以残酷暴虐著称于世的日本军阀，也从未使用过：他们虽然残杀了我国很多同胞，却从未把中国人拿来做他们的替死鬼；他们打得了打，打不了切腹自杀。

而我们那一次抵抗共军「三野」陈毅部「攻坚纵队」一夜猛攻，打死这么多手无寸铁老百姓，却是在无法分辨的黑夜，在共军的想象中，以这种将无辜人命视如蝼蚁的「人海战」，攻击我们噎苦守了五昼夜的残破阵地，必定可以一鼓而下；只待把我们解决了，到他们自己清理战场时大可从容不迫，将这些替他们填沟铺路塞枪眼的民命，集体加以掩埋，消灭罪证。然后再大吹大擂，这是刘长胜「攻坚纵队」执行「毛泽东思想」的功劳；是「人民解放战争」的成效。没想到如意算盘打落了空，「攻坚纵队」碰到我们这个「防坚总队」的硬块上，一败涂地，狼狈而逃，连想毁灭罪证，抛在战场上的重伤者都来不及拖走便溃退了。

这只是我亲自目击，敢于向历史作证的一次实证。但由此类推，中共的所谓「人海战争」与「人海战术」，其罪恶之深重，被胁迫牺牲无辜民命之众多，也是旷古未有的。这笔血债，也只有找X产党人去偿还了。这是我终身不会忘怀有机会就要向世人提出控诉的一次血淋淋的罪证。

《大是大非——梁肃戎回忆录》

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共军三度进攻四平，计有五波攻势。这次共军发动人海战术，把老百姓组成队伍，一波波的往前赶，打得老百姓的尸体堆积如山。国军也不忍心再打下去，共军则踏着死尸，攻进四平。最后四平沦陷日有的说是三月十二日，有的则说是三月十五日，我则清楚的记得是黄历二月二日『龙抬头』当天。

共军为甚么能发动人海战术？以我家乡为例，我家乡离四平五十华里，当时X产党到地方上，首先开群众大会，把地主、士绅公然处决，然后威胁这些老百姓说：『你们把国民党的地主、士绅处决了，将来国民党回来，你们也没命了。』

大公报主编王云生：1946年4月16日上海《大公报》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

我们的所谓军事冲突，实已到了最伤天害理的程度。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世界水准已进步到原子弹的时代，我们还在驱市人为战，纵使胜了，又有什么面子？难道真要把全国同胞牺牲了二万万以争胜负吗？请快软软心肠放下屠刀吧！

张懿萍中原会战回忆：

第三步便是“人海”战。那是惨绝人寰，将人命视为草芥的一种最野蛮而无人性的“战术”，也即是毛泽东在生被碎尸万段不足以惩其恶，死后挖坟鞭尸不足以赎其罪的一宗最大罪恶，是他所欠中国良善民众最重要的一笔血债。这种把人命贱过蚂蚁的“人海战”国共作战时惯常使用，在韩战场也还是使用。我想在此提及的，是他们这十多年来，用以教练军队“典型人物”的“英勇故事”∶什么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胸膛塞枪眼；王杰身扑炸药包；罗光燮以身起地雷

在“中原会战”中，中共对我们防守阵地的攻击，把“人海战”发挥到了极限的一次，即是调来刘长胜的“攻坚纵队”，向我军发动猛攻的第六天晚上，他们在炮火的掩护下，以排山倒海的人命，向我阵地作波浪式的冲扑，真是前仆后继，钻进到我们火网裹面来。外壕他们是跃不过的，起初，用人抬着绑接的木板楼梯，想倒放在外壕上面，作为冲锋的桥梁；但他们的人，尚未接近到外壕便倒下去了。以后他们改变办法，以人命来填壕沟，被我们射倒一批在外壕裹，又冲上第二批，第三批，……这样，一直把一条约有二十公尺乘二十尺阔度与深度，长达约一千公尺的外壕，填满了好几处尸体；尸体堆积高与壕齐，然后便以尸体做桥梁，再以“人海战”，扑近我们的阵地。照中共所表扬的“典型人物”与“英勇故事”。这些数以百计的“舍命填沟壕”的人，都应该算是“英勇故事”中的“典型人物”。

但这是一些什么人呢? 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三野”的战斗兵，而是连军服都没有穿，身无枪械，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也是中共高唱要“解放做主人”的真正农民。他们是受了“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而甘为“民众解放战争”拚命的吗? 不是，决不是，因为事后我们见到的，是用一根绳索，串绑着十个八个人的左手，一起倒卧壕内或地面；我们还在现场检查出中共的“罪证”，有若干人的子弹伤痕，是从身体后面打进去的。这说明一点。中共除了胁迫他们这些善良的农民，作为“人海战”的前驱牺牲品之外，还在他们的后面架起机枪，迫使他们有进无退，有死无生。为着要达到以人命填满外壕的目的，把这班善良的农民，驱使到战场上来，“背腹受创”而后“前后夹击”，这是我目击的事实，也是中共草菅人命的最大罪恶! 中共对“解放军”的教材裹面所列举的“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胸膛堵枪眼”，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就以我亲眼遇到见到的，除董存瑞与黄继光这样的“英雄人物，就以那次“中原会战”来说，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中共今日只表扬一个董存瑞与黄继光，这就未免太“浓此薄彼”，我要为那次舍身炸我们的碉堡，用胸膛堵塞我们的枪眼那一批“英雄人物”呼冤而不值了！他们炸我们第一线伏地碉堡与机关枪掩体的办法共有三种，第一是炸药捆在北方农民叉麦杆的树枝叉子上，企图爬近我们的工事，伸在枪眼口上发生爆炸；第二是把炸药绑在人身上，扑到我们的工事前面来；第三是想用手榴弹掷进我们的枪眼裹。可惜他们这三种办法都“弗灵”，人还没有接近我们的阵地。便被我们的自动武器，击毙在阵地前面；炸开了的，也是炸倒他们自己。 

像这种“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人，则多是“三野”的真正战斗兵。事后我们从他们遗尸中发现，身上绑有炸药，或手中拿着炸药木叉的死者，只有两三个是穿农民衣服的。

说到“黄继光胸膛堵枪眼”的“英雄人物”，那就与用人命填外壕一样，事后我们检查堆积在工事枪眼前面的重叠尸体，发现最下面两三层尸体，都是穿农民衣服，并且手腕上串绑有绳索的，只有上面或倒毙在尸堆前后左右的尸体，才是穿着“三野”军服的士兵。因为那一次，他们遗弃在我们阵地前面的尸体与重伤者，专是我所守的阵地正面，便有三、四百多具；全战场的遗尸近三千具。战事进行到如何惨烈，也把中共号称“万应万灵”的“人海战”真面目揭露无遗；因为其中半数以上，是根本没有战斗力的老百姓，虽然极大多数都是牺牲在我军火力之下；但也有少数因畏缩不前，被共军押阵驱迫的枪弹射死。但这笔血账，却毫无疑问应该由中共负起清还的责任。

至于号称“攻坚纵队”的刘长胜纵队，他们的真正战力如何呢? 他们的战斗兵亲自上阵，是在上述火力战与“人海战”铺平了冲锋道路之后，这才正式上场作秀他们的“攻坚术”。从他们遗在阵地前尸体上的文件，以及捉到他们的俘虏口供中得知，他们的攻击，是分成小组兵力，由“指战人员”分担率领与督战任务；冲锋前要开会，冲锋顿挫了也要开会，打胜了要开会，打败了也要开会。这叫做“打通思想，检讨得失，检查功过，大家抓主意”。

谁都知道，共产党是会议最多的，鸡毛蒜皮的事开会，拉屎撒尿不出也开会∶开来开去都离不开“毛泽东思想”这张“万灵万应药方 ”。但是，他们军队在战前、战时、战地也忘不了开会，则是出身在湘、赣边区做土匪的贺龙发出的指示。他说∶“实行火线上军队开各种大小会，发动士兵_众如何出主意，想办法，解决困境，攻克敌阵，达成任务。在军队长官指导之下，商量商量，酝酿酝酿，征求征求意见；把不同的意见摆一摆，议一议；对有错误意见的人，打通打通思想，做一做说服工作。打过一次仗之后，又要检查检查，总结总结。”那次刘长胜纵队，从开封调来攻击我们，就曾开过这种会议才开始冲锋的。先用机关枪驱迫老百姓上阵，为他们填外壕，堵塞枪眼，身绑炸药，都是在会议中想出来的办法，藉以克服短射程火力不及我们密集的缺点。

黄仁宇先生的回忆录《黄河青山》

“我们抵达前线时，刚好是战役结束后没几天，看到铁轨旁和田野里散布着无数的尸体。一位新一军总部的参谋对我形容何谓‘人海战术’。他说：‘他们会在前线摆出一千人，但空间只有几百码宽，通常只能容下一个连。你会想：这些人不傻，他们只是疯了！但让我问你：你可以砍杀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这些人的后面还有数百人在那里。相信我，他们绝对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机关枪！

另有“历史袁老师归来”的新浪用户一条题为“民主就是连毒贩都想投票”的内容相似的微博，也被转发上千次，而他本人拥有的粉丝也超过28万。

通缉犯冒着被抓的危险都要去投票的消息令很多大陆人感慨，不少甚至感动到流泪。较有代表性的是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的评论：看到这条微博我眼泪都流下来了！微博用户“银通投资”则重复同样的流泪的话多遍，表示强烈的同感。

搜狐的副总裁刘春也说：感动中国。北京的“山岚水澜”透露自己冲这条新闻默哀了三分钟。江西一位教育界人士感慨道：这真的叫宁愿被治罪，都要行使民主权利。北京朝阳区的一女士则说，他们用这行动注释了这一切中包括了“人道，良知和社会底线”。

很多大陆人透过这条新闻，对比下获得跟上海南通的“知秋一叶”一样的感受：“咱还不如一个通缉犯”。湖北武汉的王凯说：我没犯罪，也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但我连选票长的啥摸样都不知道！河南的一名“十四哥”表示，海的那一边，犯人也要有人的权利。海的这一边，普通人也会当犯人。国军啥时候光复海这边呐？内蒙古的一位民众则说，活到现在，我投过票选的最大的官是班长。

这个新闻也令更多的大陆人从制度上去找寻原因。上海普陀区的一白领表示，这个耳光真响亮，我们生来各种权利被代表，即便你没犯事。台湾犯事了政治权利还在。北京的市民则说，我们本来就没有权力，还好意思说剥夺政治权力！四川成都的民众也附议说，在我朝犯了罪有剥夺政治权力一项，其实体制外的P民们剥与没剥又有何区别呢？浙江的林小西表示，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选票的样子，想到这里眼泪不禁落下来！

“民主就是连毒贩都想投票，专制就是连选民都不想投票！”无锡的爱滋病患者冬冬的这个观点，在网上引起很多人共鸣。重庆的“庙街”用自己身边的实例来说明，他说，前几天在我家楼下街道搞了一次民代会，有几个人民代表来走过场似的拉票，这些人一个都不认识，下面很多群众看了之后自言自语，都说投鬼的个票，这些人选出来绝对不会为人民服务的，这就是我们的选举，什么国家，哀！

2011年开始，中国各地进行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这是目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唯一管道，被公认选举就是走过场，许多人甚至从来不投票。不过大陆仍然有一批人士认为参选能起到一点监督作用，增加官方的代价，因此涌现出来一批包括学生、教师、律师、维权人士等的独立候选人，但他们的参选不断传出遭受中共当局使用各种方式的打压。比较典型的有山东大学退休的孙文广教授，因参选区人大代表以及在山东大学发表演讲，遭到山东大学校方的打压、驱赶并强行要回住房。

江苏南通的一民众的话，或许很好地反映了大陆民众的心声：“我终于知道这篇不长的博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转载了，因为他体现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可望的一些东西。”

在新浪微博注册的台北夏洛特看到这么多人讨论这条新闻，自豪表示这太理所当然了，在台湾只能算是一个小新闻。

这次台湾大选对大陆的深远影响，或许《财经》杂志的杨海鹏微博中有关台湾大选中的一段启示可略见一斑：“决定胜负的不是地盘，不是众寡，不是武器，而是人心向背，是价值观。台湾比你更中国，台湾比你更世界。在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你如何自我定位？乌托邦实验早已失败，也是价值观失败，你举什么旗号，你相信什么？现在我们只是一群既背弃祖先，又绝世独立的精神盲流。而台湾无愧中国，无愧世界。

观影前，我本估计《那一年》票房会超10亿，仅次《少林寺》。

但首轮8点档看完。感觉中国大陆不热，电影院里没有学生。上座率仅百分之40。失望。不对呀，我是因为有个大陆人，年前去香港看了17遍，才去看。我为什么会失望？回来后我在网络找到了部分答案和反思。

影片最后10分钟必杀技“居尔一拳”开始的时候，在中国大陆，也许我是唯一身处没能听到“全体鼓掌”这种传奇的地方，我为这个地方而心碎。感叹我们的纯洁，早已经灰飞烟灭。

大陆版本不完美，剧情给打乱不少，导致观感丧失很多原味，票房有可能全面失利。

经网友内幕挖掘，删除时间虽然只三分钟，但另对情节、名称的动刀16处，影响巨大：

1.集体打飞机删了

2.鸡巴和谐成机车

3.勃起被和谐（全被）

4.升国旗被全删

5.“让你告白成功，我不如去吃屎”被和谐

6.四脚兽六脚兽被和谐了

7.宿舍大尺度飞机和谐了

8.四人党在宿舍看A片被和谐

9.柯腾认识四个字的女生被和谐了

10.吻新郎都被和谐了一段

11.大陆偷渡客变成越南偷渡客

12.I  fuck  you和谐成I Love you

13.光屁股统统和谐

14.小puma也被和谐

15.晚自习时柯腾的一句话不明原因的不存在了（很正常的一句话）

16.“干”被和谐

香港为什么这么热？甚至会超过《功夫》？

有人说是因为香港人厌倦和唾弃、咒骂、用钱投票、反感合拍片（“当陈真唱起《国际歌》，香港人快疯了。”）

冯小刚当年到香港宣传，对记者感叹《非诚勿扰》在香港没人看，“我觉得香港人对我不好，对大陆有成见，他们把我的片子只放了几轮就下线。我受到虐待！”该片香港票房仅260万，成为笑谈。香港电影主席文隽反驳：“从〈那一年〉来看，你没有受到虐待，而是你拍得不接地气。”

再看《非诚勿扰》那吃饱了撑出来的续集大便：全中国连扫地大妈都住在云顶别墅，世界各地中国大陆过去发展的精英们（据说冯小刚最近很讨厌这词），飞回大陆参加男主角花了几百万办的“死亡前告别会”（一个精英分子们妄想万世一系甚至掌控人间生死的迷梦聚会），念一念不是仓央嘉措写的仓央嘉错的情诗，无病呻吟一下美丽的社会，优秀的人生，风花的雪月，飘然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

这种百把刀风格，能让大陆的中产迷梦患者掏几十块钱把票房造出几亿票房，但却难说服香港人进场是必然：香港贼而精，香港人不用翻墙也能北望神州。注意，我们不能怪大陆导演和编剧，他们手脚并用，但奈何桥上孟婆多，池子大了王八多，文化少了政策多。没办法。

传说日本纯爱片有个定律，一般会在经济周期非常低迷时候发威，《东京爱情故事》在经济最低迷时成为1991年“最畅销商品”不是偶然。亚洲有纯爱癖，台湾尤然。“口红效应”正是《那一年》在香港发威的写照。

记得80岁的金庸当初进场看《功夫》，被记者抓个正着，说明香港各年龄层、各种社会阶层都进到电影院看《功夫》，而且至少4成人看了两遍，方造就最高票房奇迹，为什么被九把刀纯爱电影《那一年》（观众年龄层单一）打破？

原因就在：香港的经济不但低迷，而且电影界士气低迷，处于有历史以来最黑暗的时期！九把刀万世一遇的幸运，撞到香港人用钱投票，擦出奇迹！

幕后背景更是因为，从文化的角度观察：香港是世界上最迷人最纯情的国度，是一个与真恶之水绝缘的中西文化合壁的高级殿堂——它是人类的热血之都，是一个有梦想有激情却保持纯真和赤子之心的地方，是一个融合各种文化，兼容并蓄、永续发展的好地方。

它是一个商业高度发达，但人文文化特别敏感的地方。是一个住着大量正常人类的地方。这个地方的人类也许压力很大，也许保持着对强大大陆市场的可怜憧憬，但却不失它的内心纯洁本真。

因为它知道，资本主义人文文化，并不是由资本权力厘定，而是由文化之手支撑。

大陆的经济处于癫狂的迷乱中，正好是反纯爱气氛。所以，估计《那一年》的票房，我得打对折，给4-7亿左右，甚至再悲惨一点，给4-7000万也无所谓。要“淡然处之。”

但我们不能对这个电影带来的热血等闲视之，九把刀的梦想，也是我们大陆人的梦想，九把刀大陆百把剪刀的痛，也是我们的痛，何平的微薄之“义正词严”，不过是霸权主义在中国“经济腾飞”之后的异化表现而已，九把刀在港台的笑容，本身也是我们的大陆文化人心酸本质内置暗格之一。

这个电影很怪，看完后确实想再看。不少人去看第二遍。

说说总体印象：

 1，全片虽然没有“大腕”，但隐着俩幕后巨人：九把刀和背后的女人柴智屏。

2，巨人九把刀很会选女人，柴智屏很会选男人。陈研希有迷奸术，耐看，越看越有味。生涩的柯震东被导演调教成超吊校园威龙。

3画面、音乐的技术处理很出色。画面上色、技术处理，不输优秀摄影师张艺谋，特意把所有的天空和大海搞成更蓝，“用比南极更南”的唯美精神，把所有的电线杆和电线都技术删除。音乐则也学习张艺谋和香港惯例，坚持用日本人。

4，故事刻意淡化原著的文艺性，而强塞进大量商业元素，糅合进《美国派》、《东爱》、《艋舺》、《记得香蕉成熟时》等历史纯爱片元素不少，据说参考超过100部类似电影桥段。以至于，全片既有雨中分手，也有海边漫步、铁轨散步、孔明灯道具……漫画元素则有“马尾控”、罗莉控、班花系花综合症、七龙珠、灌篮高手、海贼王……等不计其数。

5，运用荷尔蒙原理，用“秒画面”催眠商业受众，男主角的臀部和二头、三头肌、肩肌、颈肌、肋间肌（主角为体育院校在校生）不断展示、英语粗口、女主角完美的大腿正面和侧面特写。

6，最关键是，本片坚决“剧本优先”，先确定女主角，男主角则由女主角来选。本来男主角另外有竞争人选，可能是一线红星，小猪或者比小猪罗志祥也许是更小他一档次的某人吧，在柯震东和他之间犹豫几天后，九把刀问陈研希：“你对谁最有感觉？”陈想了想，“柯震东”。于是就定为柯震东。暗合“先确定主角，再确定主角周围的人物”这种小说生成法。两个男女主角在导演调教下，散发出迷人的巨星光彩，配合默契，营造了一种天造地设的初恋情境，非同寻常。

不过说到底，纵观全片，和幕后整个故事流水线，这其实是个——励志片，而且是讲的一个穷小子如何发家致富的——励志片。

这才是香港人着迷的原因所在。

整个故事，延伸出一个巨大的财富外延，这个外延形成一个巨大的黄金光环，光环终在香港爆款：

故事讲一个不学无术的中学生，一个穷小子，矮子，为了追一个班花，追高他三厘米的班花，没有追到。（这事百分之90的人类都有过：因为班花系花总归只能嫁给一人，全世界只有法国法理承认一妻多夫制度。）

他浪子回头，刻苦学习，为了学术有专精，他去画漫画，却发现自己不是日本人，没有生在漫画国度，只好用中国文字去实现漫画化小说，结果发现自己这个才能特别突出，于是立志写小说，而且是用每天5000字的速度写。

最终，穷小子练就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强大的写小说能力，写了50多本，题材上天入地，武侠、言情、自传、美文、纪实、游记、穿越、推理、科幻、玄幻、魔幻、侦探，全部写个遍，凡六年，征服台湾。

出名了但没发财。原因是，网络小说都是不兴给钱的。

12年写了1200万字，60本小说。

前5年书卖不动，因为网络小说家开始是注定做雷锋，读者不习惯花钱。但是没关系，有大量读者认得了他。他继续量产，用“哪怕1000个读者只有一个掏钱买书也行”这种期望来努力。从2005年开始，终于台湾畅销第一。原因是：看言情的女生，去买他的武侠，看推理的哥们，又去看他的科幻……最后读者串联，大家终于知道了有个几百年来少见的怪才，居然什么都敢写。

他的小说以故事见长，文笔嘛，属于论文式，手术刀式，对了，就是九把刀式。至于说文学性，很简单，文学这个东西，当你写了1000万字，没有文学，也会有文学。最后他的文字练就一种独特的精炼、简单、明白风格，漫画和电影分镜的特色，充斥着九把刀的小说字里行间。他的目的很简单：营造超豪华故事会所，就跟郑渊洁一样，“水龙头里的水源源不绝”，最终，水太多的缘故，读者汇聚成海。

九把刀在2009年，12年间积累了大约300万人民币的台币稿费。这笔钱甚至不够给抄袭大王郭敬明塞牙屁，这个时候，他有了一个想法，要把自己当年追班花的故事，把小东西做大，把它拍成电影。

开拍前夕，最大股东看到演员名单一片陌生、副导演没拍过电影，这还不算，正导演不务正业，是个自恋狂，整个故事，人物全部实名制，这在人类电影“裸导史”上还似乎没见过，大股东彻底崩溃。

大股东撤资，1000万台币，大约220万人民币，九把刀扛住，拿出来，放到监制柴智屏的桌子上热血沸腾地说：“从今后我可以对别人说，我买过最贵的东西是梦想！”九把刀成为本片大股东。

有人后来说，那撤资的哥们，现在用头撞豆腐。这个电影大约最终赚到超过4亿人民币。这也说明了，无论台湾还是大陆，大约写6000本畅销书的收入，才能抵得过一个卖座电影。（难怪郭敬明要去抄！）

说到这里都清楚了：这个电影实际是一个热血少年的梦幻豪华情书，用600万人民币写的情书。

情书的唯一对象沈佳仪，目前在大陆生活，所以，必须要大陆能放。

那么大陆的审查也很有意思。大陆对台湾，确实温情脉脉，原因何在？要文化统战。马英九选战在即，必须在各个层面帮那小子一把，区区一个电影，小意思了。

中国是贸易顺差国，但对台湾故意逆差，大家都心照不宣。

如果你香港人再拍〈记得香蕉成熟时〉，估计也不会在大陆通过。不用妒嫉啦，香港仔。你们是已经收回的香蕉港，你们的香港脚已经在掌握中。台湾是没追到的班花，没搞到，才最美好。

所以要对台湾好。

大陆本有不待见任何文艺作品，特别是光影出版物里，有中学生谈恋爱的惯例。大陆电影很可怜哦，你拍个中学生谈恋爱的故事试下？保证血本无归无缘观众的啦兄弟。有个朋友不信，我反问：“请问最近10年，你可看过大陆任何电视电影里面有中学生谈恋爱的故事出现？”要知道，我们可是连《流星花园》都给干掉的地方，够吊的啦。

记住，中国大陆是世界上唯一发明“早恋”这个恶心词汇的国度。同样华文文化圈，不会有任何一个地方会有这种奇怪的意识形态。

连九把刀都会在2010年感叹：我这个电影估计不会在大陆上映。

不，他错了。我原先估计。审查很漫长，也许通不过。

但全错。

审查很快，上映飞速。

除了前面讲到的政治直通车因素外，还有就是九把刀本身的多元高产带来的高选择性：

〈杀手欧阳盆栽〉之所以通过，是因为这个小说是世界上唯一创造性描述不杀人的杀手，题材独特，现在连美国好莱坞都买了去。

那么，同样道理，这个《那一年》，也几乎是除了日本外，世界上唯一中学生谈恋爱不打架不接吻的电影，而且追女人的方法，又是奋发学习天天向上，因为班花只有一个爱好：读书。

九把刀之所以成为偶像，在于他敢把真实的自己和虚构的多彩故事，同时展现给大众看。香港本已经发展到书店有九把刀专柜。萎靡不振的香港人，其实感动是九把刀本身的故事。

所以，不了解整个九把刀的故事的大陆人，又遇到剪刀和媒体打压，很难全体出动掏钱去捧场一个纯爱电影。就这么回事。

你指望物欲熏心、出现了要立志玩1000个处女的官员（局部腐败分子）的大陆人去追捧一个海岛文化圈的梦想？对大陆人来说，对不起，什么初恋的动人回忆啦，什么青春的热血啦，见了鬼了，早到了爪哇国冰库。

对文艺题材的毫不限制，造就了九把刀的小说奇迹。造就了九把刀的电影奇迹。

这么说吧，你韩寒的哪个小说能拍电影呢？不行啊。连几吧毛都没有的杂志，都出不了街，都化了浆……有了女儿，连陈胜是谁都不认得了。

所以说，九把刀不是一般的运气好。周杰伦要在大陆，那是一口吃青年，正为房贷发愁，九把刀要在大陆，50本书起码要删掉40本“格调不高”的无法出版。

让我再说一次大陆，大陆人，象张艺谋选那啥〈山楂恋〉主角时抱怨：“大陆的班花，都在大款怀抱里破处，所以大陆的水灵的妹纸，俺觉得好难找。”奇怪，后来最后找到的，难道是……

都是钱闹的。他吗的。

我们被物欲熏心的文化所淹没。导致我们没有《那一年》的纯洁记忆和青春悸动，或者说，“大陆派”早已被淹没在遥远的80年代。

巴非特前几天评论占领华尔街运动时感叹：“过去的20年，发生了一场阶级战争，我所在的阶级完胜。”

备注：还以为他说的，是大陆。

咕咚

2012/1/11

俄罗斯哥萨克拉里萨·阿纳托利耶夫娜（Ларисы Анатольевны），1945年曾在中国满洲居住，她曾亲眼目睹苏军在中国东北的一幕一幕暴行。最近，她决定打破沉默，投书俄罗斯《祖国与信仰》（“Отечество и Вера”）杂志，忿然写道：“1945年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此处为俄文原作者笔误，应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的苏联红军，开进了中国满洲地区。但是对这些解放者在中国的累累罪行，我们至今三缄其口。那些罪孽在身的苏联红军老战士们，至今还躲在奖章和勋章的光环之后不做忏悔，他们面对胸前的奖章难道问心无愧吗？今天，俄罗斯没人敢于承认1945年他们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面对痛心疾首的历史，俄罗斯人选择了沉默，似乎红军官兵们全都名副其实地为祖国而战了。可他们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呢？被他们凌辱过的那些中国女孩子呢？别忘了，她们要么自刎而死，要么从悬崖上投河，就因为她们不堪忍辱！根据我的调查，普通苏军士兵抢劫中国的商铺，整箱地把财物带回苏联。而军官却是整个集装箱地往回发运赃物——而就是他们，却口口声声说是为了解放中国东北而去的。还有，那些反抗抢掠的中国人遭到苏联红军士兵的打杀，不亲眼所见，简直难以置信！”

1945年8月8日莫斯科时间下午17时，苏联人民外交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向他递交了苏联政府对日宣战书，至此，此前签订的苏日友好条约失效作废。一周之后，苏联红军集结强大兵力，在远东地区发起迅猛攻势，突破库页岛（俄罗斯称萨哈林岛）的日本关东军防线，而后，再突入被日军占领的中国满洲和朝鲜地区连续作战，使的苏联边界以南大部分地区很快落入苏联红军之手。

在红军和日军激烈战斗的地区，有大量平民伤亡。据记载，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本在华的移民，即所谓满蒙开拓团成员是在毫无预先警告的情况下，被苏军的炮火所吞没，惨状难以形容。“你要是遇见满洲人，他们二话不说就会把你抢个精光。可要是遇到苏联红军那可就太可怕了，他们直接就把日本人杀死，而且是为了杀人而杀人！我见到很多被刺刀戳穿的尸体，堆积如山……”（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 第30页）

1945年8月14日，苏联红军坦克纵队驶进满洲一个火车站，当时，正有1200名日本难民在列车上等待驶离。他们看到红军的坦克极为害怕，遂委派浅野去和苏军谈判。浅野高举双手向苏军第一辆坦克走去，突然，坦克上的机关枪喷出一道火舌，他被子弹射穿了身体，倒血泊里。接着，苏军坦克便对列车逐车厢地扫射和开炮，结果有大约1000余名日本平民被杀，还有一些人不堪红军的侮辱当场自绝身亡。(摘自《日本的拘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的劳改》第一部，第30页 ).

根据日本的统计，统计有11000余名日本平民，在苏联红军进攻中国满洲的时遇害。随后，还有不计其数的日本人，在苏军士兵对满洲诸城的烧杀抢掠的暴行中死于非命。日本驻沈阳大使写道：“沈阳城内聚集日本侨民约50万之众，欲前往难民营。其中有人为徒步行走上千公里而来，多数人虚弱疲惫，衣不蔽体。他们的物品尽数遭掠，有时昼间毫无食物供应。” (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 第31页 ).

苏联红军没有理会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的投降书，对中国满洲的进攻一直没有停歇，他们继续对已经放下武器的日本人和平民实施武力攻击。8月20日上午，苏军海军陆战队空降被日本占领的库页岛港口城市霍姆斯克（日称真冈），那里聚集着18000名日本人，准备疏散去北海道。苏联红军对他们实施了大屠杀，当场1000余人被击毙，其余的人逃亡附近的山中躲藏。22日，苏军航空兵又轰炸了南库页岛的一座火车站，准备等车疏散的几百日本难民被炸死炸伤。目击者称，当时车站的中央建筑上飘扬着一面巨大的白旗，旗上画着红十字。适时，小笠原丸等三艘日本舰船正满载日本难民驶离库页岛，也遭到苏军飞机的空中扫射，计有1708人遇难。

苏军占领库页岛全境之后，不仅在该岛，而且还在日本的北方四岛，开始大规模驱逐日本人，甚至当地原著民，仅仅留下43000朝鲜劳工为他们做苦力。这些朝鲜劳工全部是1920-1945年间，被日军强迫征到库页岛修建工事的，朝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极为恶劣。苏军来后强迫他们继续做苦工，所有条件均无任何改善。

一位日本关东军军官在其回忆录中，也记录了红军的暴行。他是在中国吉林率部投降苏联红军的。他写道：“我亲眼看见，屋子的房门之外，数十名苏联红军排成一列长队，等候进屋强奸里面的中国和日本女人。我后来带领一些士兵来到吉林郊区的丘陵地带，一个穿着军服的日本女人向我们边喊便跑过来。她气喘吁吁地说：士兵们，救命啊，俄国人来了！说完她就钻进我们一群人里，躲了起来。片刻，跑来一个红军士兵，手里端着冲锋枪。他跑到跟前，抓住那个日本姑娘，用手隔着衣服摸了一下她的胸部，确认她是女人之后，揪住她就走。他怕我们追上来，就边走边向空中开枪。日本女人踉踉跄跄地跟着红军士兵朝前走，一边回头瞪着我们。我至今还记得她得眼光。” ( 摘自《日本的拘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的劳改》第二部，第68页 ).

除此之外，苏联红军在远东还有很多尚未被清算的罪行。比如，在中国满洲、库页岛和北方四岛向苏军投降的日军总数超过6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战俘被送往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劳改营）做苦役。20世纪30年代日苏军事冲突中被俘的日军战俘和一些朝鲜劳工，也同时被关进劳改营做苦役。直到1956年，部分幸存者得以遣返回国，其余战俘均死于苏联劳改营内。国际社会曾经指出，这是苏联当局对1945年《波斯坦宣言》的粗暴践踏，是苏联国家的犯罪行为，理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的公正审判。(摘自马克·亚力《八月风暴——日苏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残局：日本焦点》)

据记载，苏联红军的犯罪活动，随着他们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之后愈演愈烈。美国战略指挥部分部（OSS）主任哈尔·赖斯（Hal Leith）目击沈阳苏军暴行后，有如下的记录：“俄国人对中国人实施抢劫和强奸。女人直接在公共汽车站，火车站，有时就在大街上被红军强暴。有传言说，地方政府被要求每晚给苏军司令部提供一定数量的妇女。结果，女性被迫削发，涂脸和束胸以免受辱。”

哈尔·赖斯还说，苏联红军不仅仅对日本人，还对中国人抢掠和杀戮，他亲眼所见，有些士兵的手腕子上带着好几块手表。据他的统计，占领沈阳的苏联红军中，仅有十分之一算是“好人”，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抢劫和强奸。

驻南京的美国武官回忆说：“红军士兵踹开老百姓的家门，除了家具抢走一切，然后有军用卡车开来，再拉走家具。苏军军官对他们的部下抢劫和强奸视而不见，有时甚至参与其中。”

在美国中情局的公开的一份档案显示，苏军驻沈阳司令部，拒绝承认红军士兵抢劫了沈阳的德国贸易代表处，他们在受到指责之后显得很无奈，便以极低的价格买走了代表处的房产和家具。美国目击者日记显示，苏联红军士兵还奉命在沈阳大街上随意抓捕中国人（有时也逮捕日本人、德国人等）押往苏联做苦工，一些工厂的设备和资源被拆卸装车，运往苏联。

苏联红军的暴行除遍及中国东北之外，他们还在河北平泉县城欠下血债。红军士兵把当地的中国警察和士兵投入监狱，不发给食物，直至将他们全部饿死。他们挨家挨户抢劫，掠走了农民家的耕牛。目击者称：“苏联士兵抢走了当地人的手表等贵重物品，并且开枪杀害反抗抢劫的中国老百姓。红军士兵疯狂地四处寻找村里的女人，寻欢作乐，还强迫村里的小伙子帮他们寻找，两个村民拒绝合作，立即遭到枪杀。” (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 34-35页 ).

鉴于苏联红军在中国境内的犯罪行为，中国老百姓夺取了旅顺港海军基地武器仓库，开始持枪自卫。(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35页).中共还对苏联红军的严重罪行向苏联提出了抗议。中共东北局在给联共（布）领导人的信中指出：“红军的行为绝非无产阶级军队之作为，其中包括强奸和掠夺农民的余粮。”信中还敦促苏联：“建立军人纪律委员会，以此预防红军违犯军纪和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以便还信任于中国人民，他们现在确实对苏联士兵感到恐惧。”（斯大林，《冷战与中国的分割》档案之谜, 3）

在中国的沈阳他们也是一样，在占领沈阳城半年之后，苏军洗劫了972座工厂，他们甚至还破坏了沈阳的供水系统、排水系统和供暖系统。美国航空机械师罗伯特·希克在苏军撤离沈阳半年后来到了这里，他看到了一座满目疮痍的沈阳城，他回忆说：“俄国人抢空了这座城市，苏联红军留给中国人的仅仅是市中心的一座头顶坦克的苏军烈士纪念碑。”（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34-35页）

在清算苏军暴行的时候，日本人的证词也有价值。一位日本工程师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的采访的时候，对记者说，鞍山钢铁厂距沈阳大约60英里，苏联军人冲进这家工厂，洗劫了这座工厂大约80%的设备，其中包括，冶炼设备、矿石研磨设备、化工设备、卡车和机车车头。这些被苏军称为战利品的掠夺物资，用铁路运往大连，再辗转运往苏联。（时代周刊，国外新闻，被掠夺的城市, 1946年3月11日）

苏联红军占领北朝鲜之后，也犯下了在中国东北同样的罪行，掀起了新一波的抢掠和强奸暴行。“苏军在松岛从银行抢走了800万朝元，还仓库里拉走60000多磅的人参。苏联红军士兵为了纪念‘到此一游’，还抢走几乎该城所有市民的手表。（摘自《我们在朝鲜所为不佳？好吧，且看红军做得如何》，第59页，新闻周刊，1945年9月24日）”

一位前往平壤寻访失踪盟军的奥地利人，记录了他目睹的暴行：“身佩汤姆森冲锋枪的俄国人，向空中放了几枪，然后冲进了房子，把妇女拉了出来，她们大多数都是年轻女人。俄国人把她们连同家具和抢来的其他物品，装在卡车里拉回了军营。翌日，那些被蹂躏妇女就被抛在了马路上。我还看见，俄国人走进农民家的菜园子，摘走了所有的蔬菜，全然不顾那家农民已经快饿死了，就指望卖菜糊口呢。可是，俄国人吃东西从来不付钱，至少我没有看见他们付钱。朝鲜人告诉我，苏联红军抢走了他们的家畜、蔬菜，从没有付过一分钱。”（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144-145页）

在朝鲜，苏军还强迫投降的日军和德国工程师，帮助他们一起拆除朝鲜工厂和电站设备，之后将那些设备装车运往苏联境内。比如，位于朝鲜境内的“日本钢铁公司”遭到苏军抢劫，炉子、化学制品、电话机都飞风卷残云一般被掠，甚至连桌椅板凳都被抢走了。还有，日本纺织品公司的被抢得只剩下一座空楼，就连朝鲜铁路急迫需求的50%以上的库存煤都被拉到苏联去了。

根据美国研究人员的估算，苏军出兵中国满洲期间，直接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9亿5000万美元。而抢劫朝鲜的设备、原材料和粮食储备所造成的损失达到10亿美元。(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 35页，145页

苏军进入东北后的军纪，曾经给老一辈的东北人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即使是在中苏友好的五十年代，这段历史也严重地影响着中国人民同「老大哥」的关系。过去出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照顾到两国人民的感情，这类事情在中苏两国的公开出版物中长期被讳言。

从苏军进入东北开始，其相当一部分官兵就表现出严重的放纵行为。他们不仅对战败的日本人进行抢掠施暴，而且对于其盟国中国的老百姓，也经常进行骚扰。特别是抢东西，强奸妇女两项，造成了东北许多群众的严重恐慌。当然，在一百多万进入东北的苏军中，这些犯罪者毕竟还是少数，但是在各地造成的影响却相当恶劣。当了十四年亡国奴的东北人民见到的「解放者」们，却是这样的一副形象：苏军的散兵游勇们白天就在街上乱窜，有的到处找酒喝，有的偷仓库的东西，成袋的在街上拍卖，晚上喝的醉醺醺，闯街钻巷找「玛达姆」，吓得老百姓关门闭户，都盼着他们早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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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领导当时也整顿过军纪，时常可以看到在渖阳的大街上，苏军卫戍司令部用卡车巡查，将这些醉**违纪者成车拉回去关禁闭。可是在苏军进入东北头一两个月内军纪仍难以维持，特别是在东北各大城市，一到夜晚就有一些零散的苏军士兵拦路抢劫行人和追逐妇女，有时还持枪闯入民宅。结果使中国女人晚间不敢上街，男人上街则不敢戴手表、穿皮大衣。许多喝得醉醺醺的苏军官兵又到处倒卧路旁，令人观之侧目。

对于苏军军纪败坏的报告，最早见之于八路军进入东北第一批部队给中共中央拍发的电报。一九四五年九月初第一批出关的八路军冀东部队进入渖阳，就遇到了苏军抢劫的事件，而且有不少中国老百姓前来诉苦。八路军驻渖部队一面致电中央报告苏军「衣衫褴褛，纪律甚坏」，一面向当地苏军政冶部提出交涉，要他们严肃纪律。苏军政治部的答覆是，他们巳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对违纪者一天最多枪毙达二十多人。同时他们又解释说，士兵们对法西斯极为雠恨，到德国时就是这样干的。

苏军政治部门的答覆当然使八路军很不满意，但在当时也没有更多的办法。苏军说自己队伍中有许多坏分子，特别是因卫国战争激烈残酷，兵源不足，战争后期把许多刑事犯也拉来当兵，所以无法很好管束，只有靠枪毙一些坏分子才能维持纪律。这种解释固然是事实，但是苏军领导对军中的恶劣分子不认真管束而放纵，其责任也是不可推卸的。

至于以对法西斯的雠恨来解释士兵的放纵，并把中国比作德国，这更引起八路军指战员的气愤。其实，作为讲阶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战畋国的无辜人民也不能采取狭隘的民族报复，让军人到异国以「叁天无纪律」式的放纵来刺激斗志，更是一种政治原则上的堕落。苏军的这种解释，反映的是一种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其实，这种作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斯大林本身的「老子党」意识，当然使他不会很好地教育苏军尊重外国人民。苏军的一个坦克军在一九四四年末只通过了南靳拉夫的一角，就发生了一千多起强奸案和抢劫案，引起南斯拉夫人民的强烈反感，成为后来苏南破裂的原因之一。苏军攻入德国东部后的掳抢和强奸行为，也严重伤害了德国人民的感情，成为后来亲苏的东德政权基础不稳的一个原因。苏军在东北的作为，正是这种作为在东方的重演。

客观地讲，当苏联出兵东北的二叁个月后，苏军转入营区驻扎（主要利用日军和日本机关的房屋），开始整顿军纪并派出纠察队监督，此后驻东北的苏军纪律确实有所改观。但是在许多地方，夜间零星的苏军士兵外出抢劫和强奸事件仍时有发生。这时发生的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就是中国的重要军事将领卢冬生在哈尔滨被苏军士兵行抢时打死。

卢冬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红军时代就在红二军团任师长。抗日战争开始时，他又是着名的八路军叁五八旅的旅长。不久他又同刘亚楼（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任空军司令员）等一起赴苏联学习，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只以几票之差未被选上中央委员。苏联出兵东北时，他又作为苏军少校回到了东北。回国后卢冬生很快同出关的八路军接上联系，并被中央委任为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可是就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夜晚，他因事乘马车外出，又没有穿苏军军装，结果路遇一个苏军士兵持枪拦车抢劫。卢冬生立即以熟练的俄语质问这个苏军士兵是那个部队的，苏联兵顿时慌了并逃到一边。可是当卢冬生乘车又上路时，这个坏家伙怕被告发，在后面开了枪。以后在中国国内出版的红军将领传中，对卢冬生的介绍写着：「一九四五年九月回国，任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哈尔滨殉职。」（注：王健英：《红军人物志》第叁二九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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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到它国驻军时的军纪，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形象。美军到中国后，到处奸淫妇女，搞「吉普女郎」，结果「沈崇事件」后几十万中国人上街游行抗议。美军占领日本时强奸之风更甚，据冈村宁次回忆录称，仅在日本关东地区，美军黑人士兵每月犯强奸案叁千多起。过去人称美国为帝国主义，这些还好理解；被称为社会主义榜样的苏联，其军队也出现这种现象，则实在令人摇头叹息，令中国方面长期难以公开解释。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期间，***在谈到苏联出兵东北时，也犹有积愤地说当时苏联的军纪坏透了。

这就是“老大哥”在我国东北做的“好事”。

只可惜，他于1950年便染病身亡，否则的话，他一定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诺贝尔文学奖不授予过世的作家，否则就没法办了）。

更深刻的是，乔治·奥威尔本身就是个典型的共产主义者出身，曾经热情地甚至可以说是狂热地投入过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并于1936年跟妻子一起投身于共产主义者们组织的西班牙志愿军行动中，亲身参与了对抗法西斯主义者和弗朗哥的长枪党军队的斗争。这场军事斗争中，不独热情如火的奥威尔参与了，其实当年很多热情的左派也纷纷参与，或者为其鼓呼——比如美国作家海明威，就曾经前往西班牙，虽然未能如愿参加，但他本来要亲自去参战的。

但是，就在西班牙内战如火如荼之际，斯大林开始了大清洗运动（苏联内部清洗开始于1920年后，但在1936年借助基洛夫事件将其推到顶峰），疯狂杀害帮内同伙。这场大清洗如瘟疫一样迅速波及所有共产主义组织，不仅波及到中国小党这样的外围泥腿子（斯大林称中共为麦淇淋式共产主义者，也就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导致中共内部曾经残忍地杀害了大约4万多出生入死的同伙——比如毛早在1929年福建整编的时候，就开始了残忍地杀害大量的优秀官兵；至于王明、张国焘那样的典型的苏联跟屁虫和极左分子，则在苏联大清洗开始之后，杀起同伙来连眼皮都不眨——甚至迅速波及到还在战斗中的西班牙志愿军。几乎一夜之间，奥威尔夫妻就被怀疑为托派人物和英国间谍，而此时的奥威尔还在养伤中——他在参战中脖子中枪而倒下——，却立即面临了被内部残忍地清洗掉的危险。

顿时，奥威尔惊恐不安，携带妻子逃命，几经惊险的辗转，逃脱了共和军的疯狂追杀，他回到了英国，则又受到英国国家安全部门的秘密监视。这场巨大的灾变，彻底改变了奥威尔对共产主义的看法，促使他更深刻地冲出意识形态的圈子，来从人性的、人道的角度，看待所谓的“共产主义运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奥威尔认真地总结了共产主义运动有史以来的种种表现，并从制度的、文化的、人性的角度深入观察共产主义所描绘的美好世界所形成的逻辑关系，就此看透了共产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无法克服的痼疾——这就是必然走向极权的奴役。与他同时，英国还产生了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奥地利人，但长期生活在英国并取得英国国籍），也从经济学、社会学的层次上深入论证社会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逻辑。

《1984》出版之后，迅速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当时正值二战结束、苏联如日中天的时刻，这部作品所提供的深刻的视角，深深触动了那些迷乱的思想者们的心灵。可以说，《1984》是一具伟大的号角，吹响了向极权制度掀起怀疑、鄙视的进军锋号。它对人们最终逃离极权专制的所谓“社会主义”，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影响了欧洲许多的左翼思想者。特别是书中所描绘的种种极权做法几乎都能在苏联制度中找到证据，就更让这部作品闪耀着现实的光辉。

但哈耶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毕竟，他是位学者，只能从学术的角度来论证社会主义必然灭亡的逻辑，可惜很多人不愿意坐下来好好读一读他的论证——毕竟学术作品不如文学作品好看的——，所以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哈耶克，他的理论也没引起什么轰动。直到了七十年代，哈耶克才重新被认识，才引发了私有化运动的高潮，随着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以及中国的改革，最终也证实了他的理论的正确性。

《1984》用科幻的方式，描绘了将来的1984年（相对于1948年而言的将来）一位普通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情况。这位普通的白领温斯顿生活在公有制的大洋国里，在这个国家里，一切都归国家所有，人们在国家的安排下从事着工作。因为是公有制，所以资源和产品肯定要有人来领导，于是大洋国就必然产生了领导阶层，来安排工作、分配资源。为了统一全国人民的步调，形成强大的力量，同时还要面对战争组织资源，大洋国的领导阶层就统一了国内的声音，实行了宣传政策和舆论管制政策，一切敢于怀疑的声音，必将被消灭。

为了更好地控制国内所有人，大洋国里到处建起了铁幕装置——一种类似于监视器的东西，可以无时不在监视着每一个大洋国公民各种情况——包括私生活。同时，大洋国的最高领导人被称为“老大哥”，他的画像遍布全国，画上写着“老大哥在看着你”这样的字句，以此来鼓励、威胁每一个公民。

老大哥还有更高的办法来加强控制。他甚至出了专论文集——所谓的红宝书绿皮书之类的玩意儿——，来深入教导全体公民如何爱国守纪，来对全体国民进行洗脑。这套丛书最著名的口号是：“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它用诡辩的逻辑，来论证只有疯狂地用战争手段才能得到和平、只有放弃自己的自由才能得到自由、只有不去学习和思考那些外国知识才能获得力量的等等荒诞思想，来给全体国民灌输。这些逻辑我们中国人同样熟悉，这里就不多谈了。

为什么愤青会无知而凶暴？为什么被洗脑的国家往往破坏力巨大？通过这些描绘和论述，你就明白了。

大洋国里一切自由都没有了，甚至连吃饭睡觉做爱，统统都没了个人的选择。同时，因为国家的资源和产品有限，不可能兑现所谓的美好生活的承诺，于是大洋国里就开动宣传机器，疯狂地制造假新闻，假历史，以此来糊弄民众。温斯顿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修改既往的报刊杂志。比如，老大哥刚刚命令削减民众的口粮配给，但前几天或者前几年他曾经说过的产量问题、配给问题显然跟当下的政策有矛盾，那么，温斯顿就需要找到这些历史资料，逐条修改，让它们变得“没有矛盾，合乎逻辑”。最酷的是书中描绘的一个情节：昨天刚刚颁布命令一天供应“八大两”，但由于物资短缺，今天却变成了命令供应“三大两”，怎么办呢？于是就需要温斯顿这样的知识分子来修改昨天的命令——这个命令昨天发布到了什么文件里，就修改到什么文件里。哪怕它在历史书中，也要立即修改过来——，这就是温斯顿的“富有意义”的做着无用功的工作内容。

而民众呢，则只剩下了欢呼一片。昨天公布八大两，民众山呼万岁，欢呼盛世的幸福；今天变成了三大两，民众还是山呼万岁，欢呼盛世的幸福。那么，昨天的情况，会不会有人怀疑呢？不会的：一是你永远查不到昨天的八大两资料了，已经被温斯顿们改成了二大两；二是你一旦有一点怀疑的神态流露出来，立即会被青年队、工人队——也就是少先队、青年团之类的玩意儿——给告密，立即把你关起来，甚至你会永远消失，也再也没有人敢提起你来。

但人毕竟有人性的。温斯顿就是一位温情的知识分子，平时从事于无聊的机械性工作之后，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有头脑，他开始了对这一切的怀疑，并且勇敢地开始追求自己的爱情。于是，他的灾难就此开始了。小说的主线，就是围绕着他的灾难而进行的。

最后，温斯顿被抓，被残暴地虐待和折磨，他被迫彻底屈服了，或者说，他的心灵已经死亡。而大洋国的一切，仍然在有条不紊地转动着。

《1984》中最深刻的部分，就是温斯顿被抓之后，重要领导人跟他谈话的内容。这位领导人其实很欣赏温斯顿的才华，跟他深入探讨了有关大洋国理论的精髓。这个大段的论述，国内不少译本都没有——或者没能通过审查而给删除了——，阅读过这段论述的读者们，相信会深刻领会为什么专制极权之下会产生那么多垃圾愤青、变得社会道德沦丧的。可见，奥威尔对极权制度的理解是何等的深刻！

阿赛尔，凯迪论坛·原创文学，2011年11月4日

卡内蒂是奥地利人，但主要生活在英国，却用德语写作（据说是一种方言德语）。他一生中作品很少，最著名的就是两部：一部是小说《迷惘》，另一部是政论作品《群众与权力》。这两部东西出版之后，都影响不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如日中天——就跟梵高的油画一样。

《群众与权力》论证的是群众在权力面前的表现，实际上论述了人类群体行为的一种劣根性，以及如何产生法西斯效应的问题，等等。这部论著写得艰深难懂，让很多人望而却步，无法卒读；而小说《迷惘》也很另类：情节荒诞，描绘出奇，喜欢看故事情节的读者，根本没法看下去的。

这部小说1935年出版之后，也没引起什么反映。但是，突然在二战之后被文学评论界发现，随被举为经典。很多人从中读出了法西斯主义如何产生的过程，惊叹卡内蒂对德国民族的深刻认识，更有学者认为，“《迷惘》真实地反映了当年的德国是一群头脑却没有腿脚跟一群无脑却四肢发达共同作用下产生法西斯的历史文化原因”。这部小说198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此把卡内蒂推上了人类文学艺术的高峰。

其实在本人看来，《迷惘》这部小说所反映的人类自身问题，远非一个法西斯主义所能解释清楚的，它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文化到底有什么作用”这个深刻的问题的。一般而言，德国作为欧洲古老的国家，其民族主体德意志民族是欧洲文化艺术中的佼佼者，其璀璨的文化艺术成就，令欧洲很多民族难以望其项背的。德意志民族不仅产生过贝多芬、瓦格纳这些天才音乐家，也产生过康德、黑格尔这些哲学巨匠。除了德意志民族在美术上稍微差点之外，其他方面，可谓是人类文化艺术中的佼佼者。

但这样一个伟大而杰出的民族，为何会产生法西斯这种无头脑、不理性的血腥运动呢？很多人都说“文化决定制度”，坚定认为中国等等落后国家无法建设民主宪政制度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素质差、文化落后造成的；但他们并不懂得世界文化史的真实情况，蹲在小屋子自斟自饮也就难免井蛙观天了。实际上，两个产生法西斯制度的国家德国和意大利，恰恰都是文化极端发达的国家。

在《迷惘》中，卡内蒂用他那充满讽刺的笔触，荒诞地描绘了一出人间闹剧。小说描绘了汉学家基恩才高八斗、满腹经纶，却最后被一帮子文盲无赖彻底给整疯、弄傻的可笑可悲过程。汉学家基恩专心于学问研究，富有大量的藏书，但他却足不出户，清心寡欲。因为藏书太多，忙不过来，他不得不雇佣了一名勤劳的女佣苔莱瑟，帮助他打扫卫生，整理书籍，规避火灾。苔莱瑟长相丑陋，为人粗鄙，整天梦想着发财过上好日子。看到基恩有这么多藏书和收入，她动起了心思，费尽心机勾引根本没有过男女性经验的学究基恩。基恩真的动心了，竟然娶了她为妻，这样，苔莱瑟就合法地拥有了基恩的财产。

“请神容易送神难”，尤其是如此把一个心狠手辣的丑陋的家伙娶进门来，让她管事。这种各民族几乎都遭遇过的灾难，诸位是不是很熟悉？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地来当你的仆人，口口声声说你是“主人”，但一旦掌管了大权，便凶相毕露，不顾一切地攫取所有的资源，将你奴役，还嘲笑你的可悲可笑。

婚后不久，苔莱瑟便凶相毕露，残酷地虐待以前的主人、现在的老公。她把持了基恩的所有存款和藏书，并强令基恩立下遗嘱，写明死后所有的财产归苔莱瑟所有。她的这种“权力合法性”的努力加上她体型高大、身壮如牛，动辄就对基恩拳脚相加，基恩最后被打得惨不忍睹，直到最后被赶出家门，沦为乞丐。而苔莱瑟呢，则幸福得很：她不仅独占基恩的财产而享受荣华富贵，而且还当了典型的卖国贼：勾结上了一个看门人（流氓保安），搞起来婚外恋了。一旦没钱了，她就去出卖基恩珍贵的书籍。

基恩流浪在街头，接触了骗子、酒鬼等等各类垃圾人物，受尽了屈辱和欺凌。他还是想念他的藏书，但数次遭到苔莱瑟及其情夫的毒打。后来，他被苔莱瑟的情夫给领回家去，关了起来，并对外人说“他已经疯了”。幸好基恩的弟弟得知了情况，连忙从巴黎赶回来拯救哥哥，设计赶跑了凶恶的嫂嫂及其情夫。但可怜的基恩已经真得疯掉了，陷入了被迫害的妄想狂迷乱思维中，整天害怕被赶出家门。

最后，他竟然放火烧掉了自己的藏书，自己也大火中化为灰烬。

小说从情节上说，显得凌乱而荒诞，处处充满了可笑的情节。但仔细读了，定会震撼的。比如，书中描绘的一个警察，为了训练女儿的坚强，竟然天天暴打女儿，一阵拳脚相加，他女儿便口鼻流血，人事不省；他还强令女儿天天从门缝往外偷窥，用来训练她的侦察术。他的这种“爱”，我们是不是很熟悉？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这么训练国民的，而文革时代让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是提出了“锻炼”的口号的。这种专制的权术，可谓是俯拾皆是。

《迷惘》的优秀之处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为何文化发达的民族，竟然会掀起那么无脑的法西斯运动呢？那么多狂热的无脑分子兴奋地参与其中乐此不彼，而且残暴血腥，却乐在其中，难道是文化发达造成的么？实际上，《迷惘》不过揭示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再发达的头脑，如果作用不到实践中，文明的社会还是不能到来。书斋主义是可笑的，也是可悲的，可怜的，无能的。

阿赛尔，凯迪论坛·原创文学，2011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