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灰狼和小红帽 http://blog.donews.com/sammm 欢迎来到动物庄园 Thu, 12 Dec 2013 02:19:40 +0000 http://wordpress.org/?v=2.9.2 en hourly 1 【转】历史的细节——杜君立作品:中国的礼物 http://blog.donews.com/sammm/archive/2013/12/12/1582939.aspx http://blog.donews.com/sammm/archive/2013/12/12/1582939.aspx#comments Thu, 12 Dec 2013 02:19:40 +0000 RJ http://blog.donews.com/sammm/?p=1582939 中国的礼物

——霍查时代的阿尔巴尼亚 

在一定程度上,地中海堪称人类文明的摇篮。位于亚得里亚海的阿尔巴尼亚毗邻希腊和马其顿,其文明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伊利里亚时代。作为一个山地小国,他们曾先后被希腊和罗马征服,从14世纪开始,又沦为奥斯曼帝国的殖民地。在长达5个多世纪的奥斯曼时代,阿尔巴尼亚被彻底绿化;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崩溃,1912年独立的阿尔巴尼亚成为一个典型的穆斯林国家。

工业文明使欧洲崛起,随之而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将人类带入铁与血的现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土耳其和俄国等旧帝国,苏联诞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德日等新帝国,红色中国诞生了。在这场战争风暴中,面积仅2800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300多万的阿尔巴尼亚像苏联和中国一样,走出漫长的老大帝国,成为一个新兴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而恩维尔·霍查就是这个天堂的上帝。

 社会主义的明灯

1908年,霍查出生于阿尔巴尼亚一个传统的穆斯林家庭,霍查(Hoxha)的本意就是阿訇。中学毕业后,他去法国留学,在此期间加入法国共产党。二战期间,霍查在阿尔巴尼亚组织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劳动党),开展对德意侵略者的抵抗运动。1945年,战争以德意的失败而结束,阿尔巴尼亚举行第一次全国普选,霍查领导的共产党获得执政地位,霍查成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从部长会议主席、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人民军总司令、外交外长到党中央第一书记,所有权力都集于霍查一身。

在童话中,白雪公主在邂逅白马王子之前先要遇见6个小矮人,如果说中国的毛万岁是霍查的“白马王子”,那么铁托、斯大林、赫鲁晓夫只能算是小矮人了。霍查最先是铁托的马仔,在铁托与斯大林闹翻后,他立即放弃铁托,选择了更有势力的斯大林。斯大林跟上帝的区别是斯大林会死,这无疑是一场灾难,至少对霍查来说如此,特别是当赫鲁晓夫撕下斯大林的魔鬼画皮时。在一个没有斯大林的苏联时代,霍查陷入前所未有的痛苦和迷惘。幸运的是,这不只是霍查一个人的感受;因为斯大林,霍查很快就与地球另一边的中国毛万岁找到共同语言。在一个相似的权力语境中,一切都那么感同身受。1956年8月,霍查第一次来到中国,参加中共的八大,与毛万岁会谈之后,彼此一见钟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毛万岁称赞霍查是“耸入云宵的高山”;霍查称赞毛万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最天才的、最不会犯错误的、最敬爱的和活着的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阿尔巴尼亚人民最杰出和最亲爱的朋友。

事实上,早在1949年11月,共产党的中国刚刚宣布成立月余,霍查的阿尔巴尼亚就成为第一批建交的国家。如果说在斯大林时代,共产党是包括阿中在内的许多共产党国家的共同语言,那么在后斯大林时代,斯大林则成为阿中两国的共同情结。作为两个小斯大林,霍查和毛万岁从此开始了一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蜜月生涯。毛万岁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就是阿尔巴尼亚人手一本的“圣经”;在中国电影院,阿尔巴尼亚电影常映不衰,如《海岸风雷》、《广阔的地平线》、《第八个是铜像》、《地下游击队》、《宁死不屈》、《我们的土地》等等。

从铁托、斯大林、赫鲁晓夫到毛万岁,霍查先后跟随这些权力高手,不仅亦步亦趋,更是一个集大成者。正如同斯大林是苏联帝国的君主和教主,霍查也是这个弹丸小国的人间主宰。与斯大林的清洗运动相比,霍查将残酷的权力技术发挥得似乎更加完美,15名和霍查一起创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有11位被霍查肉体消灭。作为阿尔巴尼亚著名的革命夫妻,达利和他的妻子盖加被枪毙时,盖加已经怀孕6个月,她最后一句话是:“不要杀死我的孩子,它已有生命了。”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不仅消灭了所有敌对者的肉体,也消灭了一切可能产生敌意的思想。在前后多达12次的权力大清洗中,只有霍查本人才是唯一正确的,包括党中央的第二号人物科奇·佐泽在内的无数人都被秘密枪决,而罪名总是冠冕堂皇。

所有的极权都是相似的,如果说之前的霍查是阿尔巴尼亚的斯大林,那么之后的霍查就是阿尔巴尼亚的毛万岁。最为典型的是,在毛万岁发起铲除一切中国传统的“文化大革命”时,霍查立即积极响应,宣布在这个穆斯林国家禁止一切宗教活动。索尔仁尼琴曾说:“如果不相信有神,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在霍查的号召下,阿尔巴尼亚的革命小将也像中国的红卫兵一样,扫荡所有的天主教教堂和清真寺,摧毁一切圣像和传统。

在一份毛万岁致霍查的贺电中,阿尔巴尼亚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明灯”。这份互称“同志”的贺电,如同一份情深意切的情书,堪为这段蜜月的最好见证。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们祝贺你们的代表大会圆满成功!

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坚定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比起你们来,他们都不过是一抔黄土,而你们是耸入云霄的高山。他们是跪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奴仆和爪牙,你们是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战斗、敢于同世界上一切暴敌战斗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在那些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当权的国家,已经或者正在改变颜色,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从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英雄的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顶住了这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逆流。你们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采取了一系列革命化的措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你们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你们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在我们一边。国际无产阶级在我们一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在我们一边。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在我们一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不怕孤立,也绝不会孤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一小撮反华、反阿尔巴尼亚的可怜虫,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正处在新的觉醒之中。美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害人虫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掘墓人,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当然,我们前进的道路绝不会是笔直的、平坦的。请同志们相信,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两党、两国人民,一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中阿两党、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66年10月25日(发表于1966年11月4日《人民日报》)

蜜月的礼物

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阿尔巴尼亚进入了一个中国时代,正如中国进入阿尔巴尼亚时代。这两个“情同手足的兄弟国家”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却亲如一家。

在相对长的一个时期,霍查与毛万岁抽着同一种宫廷特供香烟。这种由上海烟厂特制的“中华烟”(霍查称之为“天安门”香烟),采用中国襄县最好的烟叶,由许多中国科技人员精心加工制作;虽然没有过滤嘴,但尼古丁含量极低。据说能享受这个尼古丁特供待遇的人在地球上只有寥寥数人。

 历史是如此诡异,让人分不清这是两个国家的友谊,还是两个独裁者的激情。对任何一个独裁者来说,国家不过是权力的副产品而已,与一件玩具没有太大不同;或者说,所有的民众不过都是私人的家奴甚至家畜罢了。慈禧太后就有名言:“宁与洋人,不与家奴。”只不过到了后来,家奴改称“人民”,家畜改称“群众”。

 对国家与国家之间来说,任何政治上的亲密都不会引发肉体关系,往往更多的体现在物质和文化层面。作为一个古老的东方帝国,中国有着悠久的朝贡传统;在一种唯我独尊的夜郎自大心态下,往往不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事实上,慷慨往往是自卑的体现。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中阿的蜜月几乎与毛时代相始终。这个漫长的蜜月里,阿尔巴尼亚收到的中国礼物之多,绝对空前绝后。世界上有两种馈赠,一种是雪里送炭,一种是锦上添花,中国的馈赠更像是雪里送花。一般国家之间的援助有两种,一种是超越政治利益的人道主义援助,一种是富国对穷国的经济扶持。中国的援助似乎两种都不是,既不是基于道义,自己甚至比对方更穷;挥金如土的背后,基本上是一场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政治交易;换言之,这不过是一种变相贿赂,之所以愿意付出如此血本,大概是认为所得更大罢了。

早在斯大林刚刚死去的1954年,中国开始援助阿尔巴尼亚,“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高潮;随着毛万岁的生理死亡,这场漫长的蜜月无可挽回地走向终结。这种无偿馈赠不仅包括各种生活生产物资和设备,还包括很多军事装备和国际货币。按照官方的统计,中国仅援款一项就达到75笔,其中仅人民币就达到100多亿元。

从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毛时代也是中国的阿尔巴尼亚时代,阿不仅是中国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甚至在大饥荒的1960年代,中国仍把最新最好的工业生产设备和大量生活物资赠送给阿尔巴尼亚,仅粮食就达180万吨。很难说清,这些粮食与数千万中国饿死鬼之间有多大关系。据伍修权回忆,1962年大饥荒中,霍查的女婿马利列又到中国要粮食,当时中国正好从加拿大进口了一批小麦,接到中央的命令后,这些载满救命粮的中国轮船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往阿尔巴尼亚。据中国原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回忆,中国即使在最困难时期,仍向阿尔巴尼亚人提供了人均4000元人民币的援助。那时候的4000元可以在故宫边上买到两套各200平米的标准四合院。当时中国农民一年的收入也只有十几元几十元。

早在霍查时代初期,阿尔巴尼亚就全面推行苏联模式,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取消市场,生活必需品实行供应制,结果导致大面积且持续的大饥荒,甚至因此引发了天主教起义。直到进入有求必应的中国时代,阿尔巴尼亚也真正进入了传说中美好的共产主义。据当时担任中国外事机构官员的朱开印回忆:“仅在1972这一年,我们给阿尔巴尼亚的各种无偿援助,平均到他们国家每个人头上,达一人5000元人民币之多(相当于当时中国一个普通工人10年的工资)。”

事实上,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经济上,当时的中国并不比阿尔巴尼亚先进多少,中国最大的优势或许是数量意义上的人。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打肿脸充胖子”。有些援阿项目远远超出中国的技术水平,因此中国沦为这些新技术的试验场,为此付出的经济代价和生命代价数不胜数。对一个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家来说,工业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阿尔巴尼亚是如此之小,正如中国的礼物是如此之多,这些漂洋过海运来的机械设备只能在这里风吹雨打,生锈腐烂,最后变成一堆中国垃圾。这种景象刺激到一些没有见过世面的中国人,无论悲伤还是愤怒,这在当时都是一种犯罪。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因为一句“量力而行”,最后落得家破人亡。阿尔巴尼亚人常常这样安慰中国人:“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作为对这种灾难的补救,中国派来了更多的生产技术人员,阿尔巴尼亚人完全可以看着中国人工作,这确实是一种享受。

在一种诡异的默契中,阿尔巴尼亚接受得理所当然,中国赠送得天经地义,精神的狂热使物质的慷慨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双方都那么有求必应和心安理得。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对中国的这种信赖:“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更是理直气壮,“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据说中国副总理李先念曾经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得到的回答是“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其实阿尔巴尼亚也不是没有东西给中国,在中国的帮助下,他们多少也能粗制滥造,这些低劣的山寨产品往往都由中国高价“包销”。

当权力掌握一切时,一切都会失去价值和意义;在权力语境下,包括生命在内的任何东西都是没有成本的。当时担任中国驻阿大使的耿飙曾经做过这样的计算:“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100亿),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耿飙还说:“阿还存在一种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如他们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从埃及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

有人做过这样的计算,按照现时的汇率,从1961年至1978年的19年间,中国对阿国援助总额达到9000亿元之巨。如果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经济水平为参照,可以说是中国几乎是以举国之力和倾国之力去援助阿尔巴尼亚的。20多年间,来自中国的大量资金和技术人员,在遥远的欧洲山地终于建起了近百个工厂和企业,涵盖造纸、钢铁、棉纺织、水泥和农机等各种门类,这些“中国工厂”和那些“中国村”、“中国街”一起,将一个欧洲穆斯林国家几乎变成“小中国”。

毛时代的中国几乎以全人类为敌,反美帝反苏修,从印度到韩日,环顾四周草木皆兵,因此才有“深挖洞,广积粮,时刻准备打仗”。作为中国的难兄难弟,阿尔巴尼亚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既反美又反苏,同时又与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等强邻有着历史宿怨。“一手拿镐,一手拿枪”,这种朝不保夕的危险处境,一方面让中阿更加同病相怜,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军事援助成为援助的核心。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军援中,仅武器装备一项就包括:各种枪75.2万支,各种枪弹15.64亿发,坦克(装甲车)890辆,火炮1.1万余门,炮弹822万发,飞机180架,舰船46艘,地空导弹系统两套,导弹224枚,鱼雷196条,汽车4230辆。中国的礼物是如此丰富和全面,以至于连阿尔巴尼亚的军服都是中国援助的。一万余门火炮对小小的阿尔巴尼亚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据说当时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军队现役炮兵装备也没有这么多。

因为严重的合法性焦虑,任何建立在暴力和恐怖之上的极权都是没有安全感的。1967年,霍查出台了疯狂的碉堡工程,他要求每平方公里建造24个碉堡作为掩体,以应对敌国入侵。庞大的碉堡工程将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变成一个密布枪眼的权力堡垒。这些碉堡全都用最优质的钢筋水泥建造而成,据说当时平均造价达到250美元,全国几十万座碉堡,总耗资达1.75亿美元以上,为此消耗的人力物力更是惊人。很难说清楚,这些碉堡所需的大量钢筋和水泥中有多少是来自千里迢迢的中国。当耿飚发现千辛万苦从中国运来的高标号钢筋水泥,被用来建造一万多座大而无当的纪念碑时,感到极为震惊。

一座碉堡的消耗足够建造一套标准的两居室住房,如果这些钢筋水泥用来建造房子,对于人口仅仅200万的阿尔巴尼亚来说,完全可以让共产主义不再是传说。至于这些碉堡到底有多少,有说100万,有说70万,还有说30万;即使按最少的30万,阿尔巴尼亚也堪称世界上最大的碉堡之国,几乎每家都有一个碉堡。凡是去过阿尔巴尼亚的人,无不为星罗棋布的碉堡而惊叹。无论是城市、乡村、路边,还是山顶、海边,到处都是不期而遇的碉堡,或明碉,或暗碉,或独碉,或群碉,大的可藏兵数百,并附设粮仓弹药库,小的仅容一人。这些无处不在的碉堡如倒扣的铁锅、如巨大的乌龟,更像是一座座坟墓,展示着一个时代的荒诞。

对这些碉堡来说,防炸是它的基本功能,这使后来的拆除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些碉堡后来沦为农民的羊圈或仓库,城市周边的碉堡成为乞丐和穷人的容身之所;有些碉堡得到改造,或被改成公共厕所,或被旅游场所。碉堡对于阿尔巴尼亚几如长城对于中国,或者如同金字塔对于埃及,甚至成为其最大的旅游景点。权力的历史往往以荒诞终结;对权力来说,历史就是一场疯狂的恶搞。

事实上,在中国的援助国家中,阿尔巴尼亚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大的。除过阿尔巴尼亚,在中国的援助名单上,还有朝鲜、越南、蒙古、老挝、柬埔寨、罗马尼亚、巴基斯坦、赞比亚、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埃及、叙利亚等许许多多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军事装备可以武装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都是无偿的。吊诡的是,这份“大礼”缔结的“友谊”最后被一场战争留下的仇恨抹平。

随着文革的到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中国对外援助也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中央党校博士张郁慧在《中国对外援助研究》中引述,毛万岁数次要求大幅增加对外援助,甚至巴基斯坦只要2亿,毛大手一挥就给了5亿。1973年的中国对外援助数额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当时凤阳县农民的平均存款不到0.5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周恩来和陈毅这对哼哈二将极其出色的完成了散财童子的角色。作为一个慷慨时代的标志,柬埔寨末代君主西哈努克被废黜后,这个丧家犬竟然在中国重新找到了乐不思蜀的太上皇感觉,乃至以90岁龟寿驾崩后,中国以国葬降半旗。历史是荒诞的,更荒诞的是人们有时竟然会认真起来。据说后来中国想要追回毛时代那些慷慨的贷款,结果遭到拒绝,阿尔巴尼亚人宣称,这些金钱和物资都是兄弟国家之间的国际主义援助,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利贷关系。

最后的筵席

宫廷政治常常是由许多秘密构成;宫廷里的权力一方面来自暴力,一方面来自阴谋;无论暴力还是阴谋,都是见不得阳光的东西,甚至害怕任何变化,哪怕一丁点儿风吹草动。

有一种说法认为,毛万岁的文革其实到1971年结束了。这一年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被写入党章的毛的接班人加亲密战友林彪非正常死亡;二是美国总统特使兼国务卿基辛格秘访北京;三是中共获得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和他的权力帝国无可挽回的走向终点,疯狂的口号声尚未落下,但林彪之死戳破了宫廷的谎言和新装,这个掩不住的秘密悄悄改变了中国。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以阿尔巴尼亚为首的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中华民国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不负中国所望,阿尔巴尼亚卖力地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联合国的门票实在是太过昂贵了,对于过了河的中国来说,当初的一切为了搭桥。中国的梦终于圆了,阿尔巴尼亚体会到的却是怅然。

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的种种变化让霍查这只鸭子陷入前所未有的迷惘,他甚至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后一个知道林彪之死的人,而中美媾和更加令他感到不解和愤怒;作为毛万岁手足情深的兄弟,霍查有一种被利用被隐瞒被欺骗被背叛的耻辱感。霍查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的名义给毛写了一份万言长信,他将中美会晤称为“与敌人会谈”,“我们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我们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不会接受已宣布的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霍查的指责其实是说,中国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事先同他商量;据说毛万岁的回答是,“同他商量就干不成了”。

中美的蜜月开始了,阿尔巴尼亚体会到“第三者”的失落与酸楚,它唯一能做的就是诅咒,骂尼克松是“法西斯分子”,称基辛格是“尼克松的里宾特洛甫”——把出生于德国的基辛格等同于纳粹外长。尽管中国做了大量的安慰和解释工作,但霍查的不信任已经产生了,而且这种不信任越来越严重。在后来出版的日记中,霍查指责中国对阿尔巴尼亚封锁消息,说中国和当年赫鲁晓夫一样,搞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并对毛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展开全国批判。“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

对阿尔巴尼亚来说,尽管中国不息一切代价地援助阿尔巴尼亚,但在一种僵化愚蠢的官僚体制下,援助并不能改变经济凋敝的困境。没有自由也就没有经济,一个思想被禁锢的国家不仅是一个愚蠢的国家,往往也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在霍查的权力王国里,政治就是一切,无数民众甚至连食品和普通生活用品都得不到满足。中国曾经留下“越穷越斗,越斗越穷”的历史记录,其实这也是中国化的阿尔巴尼亚的历史。权力的法则是,矛盾如果解决不了,就转移它。在经济困难无力纾解的背景下,政治斗争就成为一种选择。在山穷水尽的1975年,霍查再次在国内发起一场全面斗争,包括副总理巴卢库在内的无数敌人被一网打尽,总参谋部、国防部、军政委和近卫部队主要负责人悉数遭到清洗。

当年斯大林死的时候,中国为他举丧吊孝;毛万岁死的时候,阿尔巴尼亚为他举国节哀。眼泪过后是真正的悲哀,在新的一年里,来自中国的援助被削减了4千万美金。随着毛时代的终结,兔死狐悲的霍查越来越感到,1976年的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兄弟的中国。

随着新宪法开始颁布实施,阿尔巴尼亚国名新添了“社会主义”的前缀。霍查发誓“不同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调和”,将长期斗争视为“推动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在霍查看来,没有中国的阿尔巴尼亚还是阿尔巴尼亚,甚至从离开毛万岁和中国的那一刻起,他才认识到自我的价值。阿尔巴尼亚成为“唯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而地拉那就是“国际马列主义运动的中心”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橱窗”。至于其它国家的权力大佬,在霍查眼里都是一群独裁者、叛徒、匪帮、疯子、小丑、修正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或饶舌者等等,而霍查自己则是仅次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国际共产主义领袖,“毛泽东的思想绝不是马克思主义”。

在这场蜜月结束前,最难熬的是同床异梦的冷战。1977年7月7日,阿尔巴尼亚的党报发表长篇檄文《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文章抨击“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坐不结盟的第一把交椅”。一年后,即1978年7月7日,中国外交部发布了关于停止对阿尔巴尼亚援助的报告和照会。报告称,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由影射到攻击,以怨报德,所谓的“社会主义明灯”已经熄灭了,其分量和作用微不足道。从全球战略考虑,中国已经下决心甩掉这个无足轻重的“又臭又硬”的茅坑里的石头。从“社会主义明灯”到“茅坑里的石头”,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就这样成为中国政治的历史杰作。

人们常说,天上不会掉馅饼,阿尔巴尼亚不信;人们又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阿尔巴尼亚还是不信。中国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21天之后,阿尔巴尼亚党中央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长达22年“情同手足”的蜜月以始乱终弃的方式彻底结束了。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似曾相识又有些陌生的后毛时代。

1979年的新年来到了,阿尔巴尼亚,这个曾经被赞美为“社会主义明灯”的乌托邦之国,只能以“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名义,为纪念斯大林诞辰一百周年举办了官方的、民间的庆祝活动。对所有自称社会主义的权力者来说,斯大林比希特勒更成功,也更完美。

在后来的日子里,霍查如同一个悲愤的弃妇,或者如同一块被用过丢弃的抹布,他将当初所有的爱都转化为此时此刻的仇恨,诅咒中国和中国的一切。对于中国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无偿援助,这是霍查最无法容忍的,这完全是“反革命、反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卖”。虽然这种伤害不至于引发两国之间的战争,但却足以导致一场不大不小的内部大清洗,大批亲中国的官僚干部遭到逮捕。

中国之后,霍查试图与南斯拉夫再续前缘,因为铁托死了,但科索沃问题很快击碎了这场美梦;走投无路之际,霍查甚至向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抛去媚眼,但狮子大张口的“47亿美金”立马吓跑了德国人。

与阿尔巴尼亚相比,中国与其说“地大物博”,不如说人多,中国让3000万人下地狱,就可以马上让300万的阿尔巴尼亚上天堂。用毛万岁的原话说,就是“我们把他们包下来,我们一人少吃一口,他们全国都饱了”。因此,中国可以是阿尔巴尼亚的唯一,但阿尔巴尼亚绝不是中国的唯一。没有中国的日子里,从苏联到美帝,从中国到南斯拉夫,“唯一的”阿尔巴尼亚举目世界皆仇寇。失去中国这个慷慨的施主,阿尔巴尼亚顿时陷入经济困境。没有阿尔巴尼亚的日子里,中国还有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美人迟暮的霍查既怒且哀,甚至担心中国将在巴尔干和欧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阿尔巴尼亚人民是全世界最幸福最自由的人民,过着天堂般的生活”,“阿尔巴尼亚是世界上唯一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和不纳税的国家”,“阿尔巴尼亚的声音是真理的声音,全世界都倾听和尊重阿的声音”。因为霍查,阿尔巴尼亚人似乎比中国人更幸福。中国人走了,但那些中国工厂留了下来。从1978年起,阿尔巴尼亚终于开始自力更生,生产出了第一辆国产拖拉机。但大多数中国遗产遭到废弃,在未来的日子,春暖花开,生锈发霉,尘归尘,土归土。据说中国援建的100座工厂中,只有极少数水电厂和水泥厂还在运转,仅仅是为了建造那些沉默的碉堡。

当中国回到地球时,阿尔巴尼亚彻底成为月球上的国家。1981年12月18日,阿尔巴尼亚官方宣布,穆罕默德·谢胡因神经崩溃而自杀身亡。自1954年以来,谢胡就一直担任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在党和国家的权力地位仅次于霍查,其受宠程度堪比中国的林彪。不久,霍查就任命阿迪尔·查尔查尼担任新的部长会议主席。查尔查尼宣布,他将继续执行党的领袖霍查的“真正的马列主义路线”。

1985年4月11日,霍查寿终正寝,但霍查时代并没有结束。对一个已经被禁锢成僵尸的国家来说,一个死去的霍查与一个活着的霍查没有什么不同。作为霍查遗产的继承人,拉米兹·阿利雅仍然继续着霍查的思想及其政治路线。

对一个权力帝国来说,国家就是政府,政府就是权力,权力就是领袖,因此领袖之死也是权力之死、政府之死和国家之死,如果要帝国不灭,那么领袖就永垂不朽,万岁万万岁。权力的逻辑从来都是这样的——只有开始,没有结束。

在霍查盛大的葬礼上,阿利雅对霍查的遗孀说:“像他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死,他只有一个日子——生日!”在霍查的墓碑上,只刻着“恩维尔·霍查1908——”。没有霍查的阿尔巴尼亚流行起新的标语,大街小巷无处不在,“霍查同志只有生辰,没有冥日”。

从前的皇帝有一件不存在的新装,如今的却有一个不存在的皇帝,但一切都没有改变,人们继续赞美皇帝和他的新装。更多的霍查塑像被树立起来,阿尔巴尼亚最大的港口都拉斯港被改为霍查港,阿尔巴尼亚最好的地拉那大学改名为霍查大学;少先队组织改称“霍查少先队”;霍查的继承者争相亲吻他冰冷的额头,然后宣誓:“亲爱的领袖恩维尔同志,我们将高举你的利剑,砍倒一切内外敌人!”

历史的终结

对阿尔巴尼亚来说,阿利雅既是一个旧时代的继承者,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如果说霍查是阿尔巴尼亚的毛万岁,那么阿利雅就是阿尔巴尼亚的戈尔巴乔夫。在后霍查时期,他仍然长期坚持霍查的一党集权道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当柏林墙倒塌之后,面对世界民主大潮的主流文明,阿利雅以一个现代政治家的正直和敏锐立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国家虽然是一个庞大而僵硬的机器,但却总是被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操纵着;历史在最关键的时刻,常常被一个人正确或愚蠢的决定引向天堂或者地狱。作为霍查亲自选定的接班人,阿利雅最终还是成为霍查的终结者。

对任何暴政来说,人们都会用脚来投票,虽然这种自由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当国家成为监狱时,逃离自己的“祖国”就成为获得自由的越狱行为。正如当年中国的“逃港”和今日朝鲜的“逃北”,阿尔巴尼亚在1990年发生了著名的“使馆难民危机”。当时有5000多阿尔巴尼亚人越过警卫,闯入地拉那的外国驻阿大使馆,要求立即出国。这一灾难性事件不仅令世界为之震惊,也让阿尔巴尼亚丢人现眼。

在阿尔巴尼亚党的“十大”会议上,阿利雅推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市场经济和公民身份开始重新回归,阿尔巴尼亚又回到地球。随着苏联的覆灭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阿尔巴尼亚大学生走上街头,民主运动已经无法阻挡,这位“民主进程设计师”彻底迈开步伐,决心带来自己的国家汇入世界主流;从大赦政治犯,取消一党制,反对愚民宣传,到归还公民的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权利,一切都比中国走得更远;甚至就连阿利雅本人,也从一个唯物主义的共产党党魁,重新以一位虔诚的逊尼派穆斯林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

阿尔巴尼亚终于走出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霍查时代。半个世纪前,阿尔巴尼亚还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国家,经过长期的无神论禁锢,阿尔巴尼亚已经成为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

在1991年4月举行的阿人民议会第十二届会议上,国家名称改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取消了“社会主义”和“人民”两个单词;阿利雅当选阿尔巴尼亚共和国首任总统。根据宪法修正案规定,阿尔巴尼亚是一个政治多元化的法治国家;阿公民有成立党派和政治组织的权利。作为国家元首,总统由议会投票选举产生,总统不能担任法律规定以外的职务,因此阿利雅辞去了所有党内职务。

1991年6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十大”会议宣布改组为社会党,并通过了新党纲和党章。社会党宣称,不再把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社会党将成为“欧洲及更广大地区内的左翼社会党。社会党严厉地批判劳动党过去的错误,要求全党与党的过去划清界线,尤其同霍查的错误和个人崇拜划清界线,认为阿尔巴尼亚当前的国家的全面危机是霍查选择和实行的政治制度造成的,要抛弃过去的意识形态,只有建立在人类团结和当代真正文明价值基础上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才是阿尔巴尼亚国家发展的方向。以列席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的阿利雅说:“由于劳动党实行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所执行的路线、政策,也由于党的领导人的工作,造成国家目前正在经历的经济危机、精神危机和信任危机。劳动党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化领域都有过错误和缺点。”阿利雅宣称:“我们党有勇气为民主进程打开绿灯。”

1991年9月,阿利雅出席第45届联大会议,这是阿尔巴尼亚国家元首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1992年4月,由于阿社会党在大选中失利,阿利雅辞去总统职务。在此后的岁月中,阿利雅数次遭到起诉,罪名包括滥用职权、侵吞国家财产和种族灭绝等,在监狱和逃亡中度过最艰难的几年后,他得到了一个平静的晚年。2011年10月7日,阿利雅因病去世,终年85岁。

在1990年的民主运动中,曾经担任霍查私人医生的贝里沙成为阿尔巴尼亚的政治新星,他和青年学生及知识分子成立的阿尔巴尼亚民主党成为阿尔巴尼亚第一个反对党。贝里沙被选为该党主席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破除对霍查的神化,他亲自撰文批判霍查的个人迷信。在贝里沙的鼓动下,霍查大学的学生们以罢课和绝食要求更改校名,从首都到各城市的霍查塑像都被推倒,霍查的著作被焚烧,“光荣属于党”的巨幅标语牌被拆除。这场去霍查化和去共产党化的清除运动在贝里沙成为总统后达到高潮。

1992年3月,阿尔巴尼亚举行第一次自由选举,社会党一败涂地,民主党的贝里沙因此成为共和国总统。贝里沙上台伊始,就下达了“第28号专门决定”,要求把霍查等“非烈士”的遗骸迁出民族烈士陵园。在未通知家属的情况下,霍查的墓穴被挖开,棺木被撬,遗骸被埋葬在地拉那西南部的萨拉平民公墓,新坟头竖着一块破碎的水泥板,上面只有“恩维尔·霍查”几个字。当时霍查的遗孀涅奇米叶正在监狱候审,闻听消息后悲痛欲绝,霍查的子女们尽管悲愤交加,但也无可奈何,这已经不再是他们的时代。在后来的日子里,霍查的长子伊里尔和女婿克莱曼特先后都遭遇牢狱之灾,几乎险些送命,而霍查的遗孀与中国的江青一样,则度过了更漫长的铁窗生涯。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改组为社会党之后,法托斯·纳诺成为首任党主席,虽然在第一次自由选举中惨败,但5年之后,社会党成功击败民主党,重新成为阿尔巴尼亚的领导者,并且在2001年的议会普选中,该党一举拿下73席,继续维持执政党地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民主不仅没有宣判劳动党死刑,反而赋予其更完整的合法性。作为一个执政经验丰富的政治组织,社会党即使在后来的选举中沦为反对党,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04年9月,纳诺作为阿尔巴尼亚总理访问中国,会见了温家宝,这是38年来中阿两国总理的首次会晤。对阿尔巴尼亚来说,历史如同一面镜子,岁月涤荡了所有的丑陋;对中国来说,历史却是一面照妖镜,让人无法面对。如今在同一个镜子中,物是人非,一切都恍如隔梦。

作为霍查最大的政治遗产,阿尔巴尼亚支持的科索沃独立运动在霍查死后愈演愈烈,终于引爆了巴尔干的火药桶。“科索沃解放军”手中使用武器就是中国63式自动步枪,谁也没想到,这些廉价而过时的“中国礼物”在很多年后最终派上了用场。1999年,当阿尔巴尼亚族人遭到残酷镇压时,北约的介入使南联盟遭到毁灭性打击。作为这场战争的最大结果,“科索沃共和国”最终获得了独立,从此世界上有了两个阿尔巴尼亚人的国家,他们都说阿尔巴尼亚语。另外还有两件小事,一是驻南联盟的中国大使馆遭到美国精确导弹的轰炸;二是阿尔巴尼亚为美国总统克林顿塑像以示感谢,塑像完全按照当年毛万岁的招手像制作。

“贪婪——对权力的贪婪,对金钱的贪婪,对名誉的贪婪,这是当今世界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霍查的信仰是权力,他用一生的时间都在努力使自己的名字不朽,他的方法就是不断的索取和占有。比霍查晚两年,即1910年,特里萨修女出生在阿尔巴尼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她的信仰是爱,她一生都施予。当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她时,特里萨嬷嬷说:“我以穷人的名义接受这笔奖金。”特里萨嬷嬷不仅把19万美元的奖金全部捐赠给贫民和麻风病患者,甚至连奖章也卖掉了。特里萨一生虽然没有权势,也没有财产,甚至她也像霍查一样“乞讨”,但她一生都在帮助穷人,不仅用钱,更用爱来帮助那些“真正的穷人”。特里萨死后,印度为她举行了国葬。阿尔巴尼亚政府后来多次郑重交涉,请求归葬特里萨修女,未能如愿。对阿尔巴尼亚人来说,想抹去霍查带来的耻辱正如想树立特里萨带来的荣耀,高大的霍查纪念馆被改为俱乐部,每年的10月19日被定为阿尔巴尼亚的特里萨修女节。特里萨去世的9月5日被联合国定为国际慈善日。霍查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一切,最后一切都离他而去;特里萨只有一颗朴素的良心,最后她拥有了全世界,获得了永恒。

对有些人来说,历史总是如此尴尬;对有些人来说,历史总是如此善解人意。那场隔岸观火的战争过去10年之后,也就是2009年,阿尔巴尼亚如愿以偿,正式加入北约和欧盟。阿尔巴尼亚终于发现,原来欧洲要比中国近得多。对阿尔巴尼亚来说,如果说当年中国给他们的只有面包,那么美国和欧洲带给他们的却是自由。对人类来说,面包是重要的,但不能指望他人的施舍;比起面包来,自由更加重要和珍贵,而自由永远只能靠自己去争取。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停止对阿尔巴尼亚援助之后,日本开始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在之后的30年时间里,日本对华援助总额达到36412亿日元,这相当于350亿美元。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即使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后。当然日本并不是中国唯一的援助者。2008年北京奥运会超豪华的开幕式震惊世界,德国宣布停止长期以来的对华援助,他们认为中国什么都缺,“唯独不缺钱”。

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也不意味着中国减少了对外援助,对缺乏现代人道人权理念的中国来说,金钱始终是主要的外交利器,无论是购买发达国家的国债和飞机,还是送给蕞尔穷国美元和武器。在阿尔巴尼亚之后,金氏王朝的朝鲜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对象,穿越鸭绿江的火车从未间断,甚至是有去无回。当年中国为它不惜与世界(联合国)开战,在付出数十万中国军人的性命后,为了被联合国的接纳又费尽心机。如今的金氏王朝已传至第三代,这个穷兵黩武的乞丐国几乎全靠中国供养,而他们回报中国的却是毒品。82岁的中国公民王秀英要求中国财政部公开援助朝鲜的相关信息,结果遭拒绝,理由是这属于“国家机密”。时评家阮次山曾透露,中国每年对朝鲜援助超过60亿美金。

常言说,救急不救穷。解决贫穷的唯一办法是给人以自由,而不是施以钱财。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别人的援助而实现富裕。所有的贫穷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思想的贫困;或者说,国家贫困的最大根源是民主和自由的缺失,甚至与资源的多寡和民众的勤劳都关系不大。朝鲜与韩国便是最好的例证,分裂之前人均收入都不足200美元,60年后,韩国人均收入是朝鲜的50倍。在中国所有的援助国中,没有一个国家因为中国而走向富裕,更不用说文明。如果自由缺失,被施舍的援助不仅无助于物质的贫困,甚至最后连思想也将陷于贫困而不能自拔,这无疑是一场双重灾难。不幸的是,对思想贫困的国家来说,也只剩下钱财可以送人,正如欧洲人常说的:“那个有钱的恶棍又来了!”

荀子说:君子赠人以言,小人赠人以财。与满清时代的被迫赔款不同,现代中国对外援助多是主动赠予。与财大气粗挥金如土的中国相比,阿尔巴尼亚反倒像赠人以言的君子,当年他们援助中国最多的就是电影。2011年,阿尔巴尼亚给予台湾居民免签待遇,距离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正好40年。2012年,45岁布亚尔·尼沙尼宣誓就任新一届阿尔巴尼亚总统。在67届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的声音仍是如雷贯耳:阿尔巴尼亚今天站在支持和保护人权的前列,我们同情从叙利亚到缅甸世界各地,所有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每一个侵犯自由之法的政权,都必须在国家或国际一级接受责任追究。国家和国际法治,两者紧密相联,相辅相成,应该得到同等和一致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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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张宏杰:从春秋到明清——国民性的“大退步” http://blog.donews.com/sammm/archive/2013/10/18/1582932.aspx http://blog.donews.com/sammm/archive/2013/10/18/1582932.aspx#comments Fri, 18 Oct 2013 06:31:44 +0000 RJ http://blog.donews.com/sammm/?p=1582932   自民国开始,关于国民性的讨论非常多,如何提高国民性和民族素质,一直以来都有很大的争论。但很少有人想到今天中国和过去的中国本质上的不同,两者之间发生了重大的文化断裂。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旅行,来中国前他有一个想象,中国人应该都像诸葛亮、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文天祥那样,个个光明伟岸、个性分明,讲气节、懂礼貌。但到中国后,芥川龙之介发现他看到的中国人却像《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庆、陈敬济,用他的原话来说“换言之,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的中国,而是小说中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婪”。写这句话前,他正看到一个中国男人当众脱下裤子朝美丽的湖水里撒尿,现实中国和他在书里读到的中国相去甚远。
  更早的时候,英国海军上将乔o安森在乾隆初年,曾不顾中国官员的警告率领船队强行驶入广州湾,修理船只和进行补给。那是中国社会的鼎盛时期,但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鸡鸭除了缺斤短两,肚内填满沙砾和石块;买到的猪肉也灌满了水以增加斤两”。
  1793年来中国造访的英国外交团长马噶尔尼,彻底打破了莱布尼茨、伏尔泰此前对中国的想象。英国人注意到,在暴力统治下,中国人缺乏自尊心,冷漠、自私、麻木。他们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英国人要停船救人,中国船员根本不理睬选择继续航行。英国人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等地方看到的中国人,活泼自然,聪明有创造力,而在自己国土上的中国人,是胆小、冷漠、麻木和残酷的。他们的记录说:“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
  英国使团成员在他们的报告里,第一次向世界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及其起因。我在此引用几段文字–
  马嘎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广为人知:“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中国)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巴罗说:“中国朝廷有的是闲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国民……灌输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毁相互的信任,培养人们的冷漠,使他们对自己的邻居猜忌和怀疑,凡此种种朝廷煞费苦心做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们终止社会交往……(中国人)满足于在朝廷中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否有任何权力。”“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春秋时期中国人“品格清澈”
  仔细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先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尚武精神。那时的中国人个个强悍好战,连吴越地区(今天江浙上海地区)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当时的贵族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但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传教士利玛窦已在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南京大屠杀资料集》中,一个日本军人回忆,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默然地经过如山的同伴尸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那个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国人太容易驯服,或是对死亡悟得太透?日军以百人小分队屠杀几千人,曾很担心中国人反抗,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再来看看侠义精神。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济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候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极终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一个个慷慨赴死而去,而明清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儒”。后来被统治阶级做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际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有着刚健清新的一面。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
  秦汉以下,虽然在世俗层面,士人们遵守权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
  但到了明清,儒生出身的大臣们已被驯化得“百炼钢成绕指柔”。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所谓操守、尊严和人格,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秦始皇: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
  就皇权时代而言,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称得上伟大–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宋代以后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个民族只剩下躯壳,没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腐烂的气味,从上到下,人们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因此,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其实是两个物种。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干涸萎缩、奄奄一息了。
  今天的中国人也许仍有盛赞明清社会之稳定者,但西方人的语言里,对这种僵化状态只有赤裸裸的厌恶。赫尔德把中国比喻成一具僵尸:“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比万博士说:“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欧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蛮生活的代价。”这个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的。
  为什么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差别这么大?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如何造成的?其实,最早的改变要从秦朝说起。在当时的七国,秦国处于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靠游牧和狩猎为生,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过程,长期与戎狄杂处,因此染上浓烈的蛮夷气质。草原文化中没有民主观念,没有权利意识,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都很团结。所以后来秦孝公变法,商鞅主政,迅速统一思想,提出了靠战争立国的发展思路。
  本来,夏商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崛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已经形成,但商鞅的变法让秦国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变了中国人。中原文化经过长期发展,此时已经变得比较柔软,比较有宽容度,崇尚优雅和尊严。但是秦国不同。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西北少族民族的生产关系比较简单、原始、纯朴,所以他们直接以追求生存、积累财富为目的,很少加以掩饰。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强权。
  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有军功战绩,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他在渭河边论法,一次性就屠杀了700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秦国这样的发展模式,当时的其他国家称之为“虎狼之国”。但打来打去,最后野蛮战胜了文明,秦国击败六国,统一了天下。
  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迷信权威,也没有思想禁区,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的“道”凌驾于君王的“权”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各国的知识分子只能生活在一个皇帝之下,没有了选择的机会,也没有逃亡的自由,只能为这一个政权服务。秦始皇确立了君宪制度,给专制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后面的历朝历代,继续在专制的基础上添砖加瓦。
  皇帝制度的发明,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权力,都为皇帝一个人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皇帝一个人所牢牢控制。它通过空前严密而有效的专制体制抑制了社会活力,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在此后的两千年间,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创新和变革。中国人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了无新意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奴隶性格”和“专制性格”日益发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突出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是秦始皇。
  宋代的“文弱”
  如果直接从唐朝跳到宋朝,你会打一个冷战:这两个时代的气质是如此不同。从唐到宋,中国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唐人粗豪,宋人细腻;唐人热烈,宋人内敛;唐诗热烈,宋诗沉思。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唐宋两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这一切,源于宋代统治者对武器的深深恐惧。
  也难怪,从开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220年间,中国都是在打打杀杀中度过的:先是生灵涂炭的安史之乱,然后是动荡不安的藩镇割据,后来又是乱成一团的五代十国。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中夺了江山的赵匡胤不想再继续这无望的恶性循环,结束它的办法只有一个:建立新的游戏规则,让人们不再凭枪杆子,而是凭笔杆子进行竞争。因此,宋代政治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武力的全方位防范。开国不久,赵匡胤就“杯酒释兵权”,戏剧性地解除了几位最有实力的将军的军权。接着,他又在制度设计上费尽了脑筋,从方方面面限制武将的权力,降低武官的地位。在宋代官僚制度设计中,文官升官很容易,武官晋升却非常缓慢。除了给武将戴上无形的枷锁,赵匡胤还破天荒地给武器也加上了锁链,禁止武器的法令后来发展到了可笑的程度:连民间祭祀、社戏时所用的仪仗刀枪也被禁止。
  除了对武将大力防范,赵匡胤也没忘了给文臣套上笼头。精明的宋太祖运用分权和制衡之术,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对皇权形成威胁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权分割成几块,将军权交给枢密院,部分行政权交给新设立的“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又设“三司”专门管理财政,分掉了宰相的财权……虽然代价是形成有宋一代难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赵匡胤终于排除了一切使贵族阶层死灰复燃的可能,独揽军、政、财一切大权,达到“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的乾纲独断境界。在专制集权的方向上,赵匡胤做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极限。有宋一代,继秦朝之后,实现了专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级。
  宋代的基本政治设计,大幅度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宋代民间流行的俗语是:“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宋代男人开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在日复一日的浅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们的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正如梁启超所说:“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赵匡胤通过整体民族的文雅化保证了赵氏的身家安全,却导致整个民族失去了安全。虽然宋代物质实力远在四夷之上,社会发展也较有成就,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却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
  元、明、清: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打击
  如果说宋朝只是使国民普遍在气质上变得更文弱,那么元朝则彻底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后者对国民性的改变是摧毁性的。中国文明最大的一次倒退,应该说是从元朝开始的,蒙古人一直比较残暴,靠暴力统治。元代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层文化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下层文化或者说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为主流。忽必烈就曾发出疑问:“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虽然后来忽必烈决定以汉法治汉人,但对汉人的礼法传统,始终不予重视。有位著名的外国学者曾说:“鞑靼统治不但压迫了为其牺牲品的人民,并且凌辱而且消磨了他们的灵魂。”
  由于华夷之辨独盛,所以蒙古人在中国所遇的抵抗是他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最为顽强的。事实上,南宋军队虽称软弱,但是也涌现了众多铁骨铮铮的人物:襄阳之围,宋人坚守了5年。1275年的常州之战,数千守军战斗至死,只余六人,反背相柱,杀敌多人后才壮烈殉国。元兵围扬州,守将李庭芝誓死坚守,甚至南宋太皇太后亲自劝降也拒不接受。他们杀掉元朝的招降使者,焚招降书于城上。“城中粮尽,有自食其子以坚持者”……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数十年的抗元战争,最可怕的后果是消耗掉了汉民族最精英的人物。那些有血性、有骨气、有胆量的人大面积地被消灭。有人说,在文天祥赋诗而死、陆秀夫负幼主蹈海而亡后,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体已经灭亡,“崖山之后,已无中华”。这一方面是指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指中国的脊梁已被打断,中华精神已经灭绝。
  及至明朝,国民性又开始染上了“流氓气”。其根源在于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他从社会底层起家,发明了政治流氓统治术,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这一政治统治方式虽令人不齿,然而在社会中迅速蔓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朱元璋为禁止官吏们过度剥削,在开国初的诏书中曾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明朝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个坚固的笼子,把这些鸡狗猪羊牢牢关在里面,没有一丝一毫逃逸作乱的可能。因此,虽然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汉族的光复,然而朱元璋的统治比蒙古人更为野蛮强硬。他继承了蒙古人统治的精髓–户口世袭制,把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他认为凡是威胁到朱家统治的,皆有目的地进行清除和屠杀,往往是满门抄斩。
  在明朝,士人们做隐士的自由首次被剥夺。朱元璋认为拒绝为他服务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律令下,苏州才子姚润、王谟因征诏不至,被朱元璋斩首、抄家。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以示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枭令,籍没其家”。中国士人从此失去了最后一块保持独立性格的空间。
  朱元璋的统治原则,是消除一切可能不利于江山稳定的因素,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禁止海上贸易,闭关锁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对内是全面社会控制,打击商人大户,避免商人财富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当时的命令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经官府严格审核,发给通行证才行。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村庄,无事不相往来。大明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随着明代社会的日益腐败,几乎每个社会成员都学会了颠倒的社会规则:“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礼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底层百姓无条件地接受了流氓规则,他们相信,“强中更有强中手,恶人须服恶人磨”。对待社会上的不合理,只能用另一种不合理来压服。因此,明代后期底层社会风气极为败坏,造假之风大兴。假银子虽古已有之,可到了明代,其种类之繁、名目之多、手段之精、工艺之巧,都超越了历代,可谓登峰造极。流氓性格从明代开始,成为中国人性格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到了清朝也是如此。清朝入关以前,经常跑到关内烧杀抢掠。清兵向努尔哈赤汇报时,是把人、马、牛、驴混到一起的,因为满族人是从奴隶社会直接发展过来的,所以满族大臣喜欢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这样一个落后的社会体系,靠暴力统治中国,杀光了有血性的男儿,给中国发展造成了大倒退。清朝的几代皇帝前仆后继,对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动不动就满门抄斩,让一个民族彻底停止了思考,变为一具僵尸。当时的清代名臣张廷玉有一个习惯,下朝归家后把身上带的有字的纸条都要烧掉,也很少跟别人通信。因为家里有文字,将来一旦犯事都会成为罪证。清代的帝王首次提出,大臣应该像狗一样地为皇帝服务,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有任何独立意志、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在《朋党论》中说:“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乾隆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国家只需要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他说:“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一百多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的萌芽,打造了一个清代皇帝们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用乾隆皇帝的话来说,就是:“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
  在明代的专制基础上,清代皇帝积三代百余年努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把束缚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体修补、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但可以看出,从清朝到民国,很多社会管治办法,其实还有明朝的阴影。


  怎么改造国民性

  西方人认为,中国自秦始皇之后两千年是一个僵化的历史,用黑格尔的话说,中国的时间停止了。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秦始皇以后,中国的皇朝历史也是不断演进发展变化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权专制和统治技术,发展越来越精微,越来越牢不可破。它已经渗透、融化在国民性当中–也正因此,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鲜有成效者。从梁启超到鲁迅甚至毛泽东的“文革”,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改造中国人,改造每个中国人的思想。但改造了一百年,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好像变化不是很大,甚至有些方面还有退步。比如前两年发生的小悦悦事件,在中国以前的朝代,几乎不可能出现。这是否证明中国这一百年的改造运动是有问题、有误区的?
  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元明清,国民性的不断退步告诉我们:不同的制度背景,对民众的素质有决定性影响。在制度建设没有根本改观的前提下,期待国民性的彻底改造是不可能的。坏的制度可以激发人性中恶的成分,使人性更为扭曲,好人也有可能变成坏人;好的制度固然不能使坏人变好人,但至少可以限制坏人,使之不敢肆无忌惮地做坏事–这是胡适的思路,也是被历史证明的路径。但胡适被我们遗忘太久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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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柴静: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中国物理之父 http://blog.donews.com/sammm/archive/2013/09/17/1582930.aspx http://blog.donews.com/sammm/archive/2013/09/17/1582930.aspx#comments Tue, 17 Sep 2013 01:25:49 +0000 RJ http://blog.donews.com/sammm/?p=1582930 悲剧时代铸就的悲剧人生!当年,举国欢庆,迎接你们进城,以为从此有了“明朗的天”了。谁知,这是水深火热的炼狱的开始,是疯狂屠杀的开始。叶企孙这位祖国的物理学之父,这位民族的精英,竟然落得穿着破棉鞋乞讨的下场。这无异于对文化、对人类、对文明最残酷、最下贱、最不知羞耻的杀戮!这是“明朗的天 ” 吗?我们还有幻想吗?谁会想到人间会有这么坏的现实吗?

叶企孙(1898.7.16~1977.1.13) 上海人。中国卓越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旋即赴美深造,1920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历任国立东南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他还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国物理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1936年任会长等。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潘光旦、陈寅恪、梅贻琦。

柴静: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回来的飞机上看书,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愣了一会儿,我不认识这个人,只是觉得很少见到这样恬静沉毅的脸,真好看。

看完才知道,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的人,原本都应该知道他—–他是他们的老师。

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他破格选送去美国,当时李政道才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李政道后来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华罗庚是初中生,是他让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那是战乱烽火时代,但后来的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是他在那时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可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他?

深夜里我一点点找他的资料。

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

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

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作。“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

他当时不过十七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

那种青翠的朝气里,满满的是中国大学的刚刚起步的生机。

1918,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

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

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

这一年他23岁。

他27岁回国清华执教,很清楚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的学生回忆“第一届学物理的有4个人,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

他已不求收获,只问耕耘。

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25分” 他去世后多年,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的那三张答卷,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

看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慨—-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大地上,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空间,中国知识分子能在石缝里栽种下什么?

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作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

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

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

冯秉铨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

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那点嫩芽,是硬生生从石头底下顶上来的。

清华的校史有纪录“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

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他不满30岁。这个改革,就来自“少壮派”的推动。

日 后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 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 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

钱学森是他的学生,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知道,钱学森去世前的遗问,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网上可以找到熊当时的照片,生气勃勃,可以跃纸而出。他们在那几年里几乎相依为命。

1938 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 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

看这书时,我才知道,那些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是来自这些学生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战争中,熊大缜被疑心是汉奸,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将近百人受到株连,在这之后,因为再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弹药,战士们只能拿着空枪,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

1947年6 月23日,他的日记里写“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近几天在读《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凄凉心事’句,更增悲痛。

建国后他仍然当过一段清华的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1968,他已经七十岁,因为熊大缜的事,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被捕。他在狱中一年半。看过提审纪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之后他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

他 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他的侄子看着他,“甚觉悲哀”, 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他说“有,是你耳朵聋,听不见”。之后他再次入狱,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 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两年后,在北大作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

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阿,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他泪流满面。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天,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我反复念他这几句话“吾狂衅覆天,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经平反之后,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仍有人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

“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

1929 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这张照片上,他是如此坦白温和地看着我,不求理解,不加责问,但这样的疑问,却从此重重放在了人的心头。

(当年,举国欢庆,迎接你们进城,以为从此有了“明朗的天”了。谁知,这是水深火热的炼狱的开始,是疯狂屠杀的开始。叶企孙这位祖国的物理学之父,这位民族的 精英,竟然落得穿着破棉鞋乞讨的下场。这无异于对文化、对人类、对文明最残酷、最下贱、最不知羞耻的杀戮!这是“明朗的天 ”吗?我们还有幻想吗?谁会想到人间会有这么坏的现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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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奥巴马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声明(全文) http://blog.donews.com/sammm/archive/2013/09/02/1582928.aspx http://blog.donews.com/sammm/archive/2013/09/02/1582928.aspx#comments Mon, 02 Sep 2013 00:51:46 +0000 RJ http://blog.donews.com/sammm/?p=1582928 各位下午好。10天前,全世界看到了男女老幼在叙利亚发生的21世纪最残忍的化学武器袭击中惨遭屠杀的骇人场面。昨天,美国确凿地说明了叙利亚政府应为这次攻击本国人民的事件负责。

  我们获取的情报表明,阿萨德(Assad)政权及其军队曾准备使用化学武器、向大马士革(Damascus)近郊人口稠密的地区发射火箭弹,并承认发生了一起化学武器袭击。所有这些都证实了全世界清楚地看到的情况——医院里满是受害者;死者的画面令人惊骇。总计有远远超过1,000人惨遭杀害。其中有数百名儿童——年幼的男孩和女孩被他们自己的政府用毒气害死。

  这次袭击是对人类尊严的践踏。它还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它有可能令全球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禁令受到嘲弄。它使与叙利亚相邻的我们的友邦和伙伴国处境危险,其中包括以色列、约旦、土耳其、黎巴嫩和伊拉克。它可能导致化学武器的使用升级,或导致化学武器在妄图伤害我们人民的恐怖主义团伙中扩散。

  在一个存在多种危险的世界中,这种威胁必须得到遏制。

  现在,在经过审慎斟酌之后,我已决定美国应当采取军事行动打击叙利亚政权目标。这不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干预。我们不会派出地面部队。我们的行动将被制定为在时间和范围上都是有限度的。但我相信,我们能够追究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责,遏制这类行径,并削弱他们采取这种行动的能力。

  我们的军队已在该地区部署力量。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已经向我报告,我们已准备好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发起行动。此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还告诉我,我们执行这项使命的能力不受时间限制;明天、下个星期或从现在开始一个月以后都将具备效力。我已准备好下达这项命令。

  但是,在作为军队统帅基于我所确信的我国国家安全利益作出决定的同时,我也牢记我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宪政民主国家的总统。长久以来,我一直深信,我们的实力不仅源于我们的军事威力,更源于我们作为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典范力量。正因为如此,我还作出了第二项决定:我将征求国会中美国人民的代表给予使用武力的授权。

  近几天来,我们听到了想公开发表意见的国会议员的声音。我对此完全赞同。今天上午,我同全部4位国会领袖进行了交谈,他们同意在国会复会后立即制定举行辩论和投票的日程。

  在今后几天中,本届政府随时准备向每一位议员提供他们所需的信息,以便了解在叙利亚发生的事件以及它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重大的原因。我们所有人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都应当接受问责,而投票是作到问责的唯一途径。

  我确信我国政府不等联合国核查人员调查完毕便已得出的结论。我相信可以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批准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因为到目前为止,安理会已完全陷入瘫痪,不愿追究阿萨德的罪责。因此,很多人还提出反对将这个决定提交国会,毫无疑问,他们受到了我们这个星期所看到的在英国发生的情况的影响,我们最亲密的盟国的议会未能通过一项抱有类似目标的决议案,尽管英国首相支持采取行动。

  不过,虽然我相信我有权在没有得到国会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执行这项军事行动,但我知道如果我们采取这个步骤,我们的国家将更加强大,我们的行动将更有效力。我们应当展开这场辩论,因为此事事关重大,不可一如往常。今天上午,约翰?博纳(John Boehner)、哈里·里德(Harry Reid)、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和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一致认为这是为我们的民主制度而采取的正确步骤。

  国家派遣军队属于重大决策,很少有其他事务能与之相比,即使军队的数量很有限也是如此。有些人呼吁保持谨慎,特别是因为我国正逐步走出战争时期,我当选现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结束战争。我尊重这些人的看法。但是面临如此罄竹难书的罪恶暴行,我们如果的确想袖手旁观,不采取适当的行动,就必须承担不采取行动的代价。

  我对国会每一位成员和全球社会每一位成员提出的问题是:如果独裁者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使数百名儿童被毒气夺取生命,但不付出任何代价,那么我们将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如果禁止使用化学武器一事得到代表全世界98%人民的政府同意,也在美国国会以压倒多数批准,但得不到执行,那么我们已经建立的国际体系作用何在?

  毫无疑问—这个问题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化学战的范畴。面对这种罪大恶极的行为,如果我们不采取负责任的强制措施,我们还有没有决心抗击蔑视基本国际准则的人?还有没有决心抵制企图制造核武器的政府?还有没有决心打击扩散生物武器的恐怖主义分子?还有没有决心制止采取种族灭绝行动的军队?

  我们如果不能言出必行,不能执行签署的协议,不能维护体现我们本色的价值观,就无法在这个世界上教导我们的子女。

  所以,我将向国会提出这个问题,也将向全世界传递这个信息。此时,联合国调查人员还需要时间报告调查结果,但我们需要强调,对于使用化学武器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不仅仅是调查的问题,而必须给于迎头痛击。

  我并不认为每一个国家都会同意我们做出的决定。我们在不公开场合听到很多朋友们表示支持的声音。但是我要求那些重视国际社会法令的人公开支持我们的行动。

  最后,请允许我对美国人民表示:我知道我们厌倦战争。我们已经结束在伊拉克的战争。我们正在结束在阿富汗的战争。美国人民都明智地认识到,我们不能以我们的军事力量解决叙利亚的根本问题。在世界的这个地区,存在着历史久远的宗派分歧,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希望释放了改革的力量,需要多年才能解决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考虑派我们的军队投入其他人的战争漩涡。

  然而,我们将继续支持叙利亚人民,为此需要对阿萨德政权施加压力,坚持我们对反对派的承诺,关心流离失所的民众,并争取政治解决方案,实现尊重本国人民尊严的政府。

  但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绝不能对大马士革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我们在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建立了国际秩序,执行了使现行国际秩序行之有效的各种规则。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相信,个人享有和平、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利取决于各国承担的责任。我们并不完善,但这个国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愿意承担这些责任。

  为此,我要求国会两党的所有成员为我们的国家安全投下这一票。我期待对此进行辩论。与此同时,我要求诸位国会议员考虑到有些问题比党派分歧更重要,比现时政治更重要。

  归根结底,这与谁在某一个时期在这个职位上任职视事无关;这关系到维护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本色。我认为民意代表必须为美国在海外从事的工作发挥作用。现在正应该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恪守我们的承诺。我们言出必行。我们秉持我们的信念发挥领导作用,坚信正义就是力量—而不是相反。

  众所周知,做出任何选择都不容易。但是我当选此职,不是为了回避艰难的抉择。参众两院的成员也是如此。我已经告诉诸位我秉持的信念,我们的安全和我们的价值观要求我们不能对使用化学武器残杀无数平民的行为袖手旁观。只要总统和民意代表齐心协力,我们的民主就更为强大。

  我准备对这种暴行采取行动。今天,我请求国会告诉全世界,我们准备举国同心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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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蝙蝠与鸟儿:余华《第七天》的文学与现实之困 http://blog.donews.com/sammm/archive/2013/08/03/1582925.aspx http://blog.donews.com/sammm/archive/2013/08/03/1582925.aspx#comments Sat, 03 Aug 2013 14:27:48 +0000 RJ http://blog.donews.com/sammm/?p=1582925 廖伟棠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7月31日

余华的新小说《第七天》里卖肾为女友买墓地的伍超,在昏迷中醒来时问他的难友:“有鸟飞过了?”“沒有鸟。”“我听到鸟叫了。”“我刚才过来时看见一只蝙蝠。”“不是蝙蝠,”伍超说,“是鸟儿。”

写及死亡及弥留状态的时候,余华仍能有他二十年前的神来之笔。《第七天》的主角,杨飞的幽灵飘荡在这十多万字的人鬼之间,也让人分不清是鸟儿还是蝙蝠——实际上,如果我们照我们习惯的文学观来看这一部小说,我们也会陷入它是蝙蝠还是鸟儿之争。

《第七天》正是以意外死亡的杨飞为线索,他在生与死的交界处遭遇了更多意外亡者,这是一群“死无葬身之地”的人,他们的死亡方式与发生于现实中国的种种新闻多有重合。因此这部现实大量进入虚构叙事的小说引起了文学与现实关系的争议。

我们习惯的好文学,是所谓来自现实又超越现实的——以我的 中学老师的一个生动比喻来说,好的文学就像一只鸟儿飞在空中,但无时无刻不俯瞰大地。假如这一文学理想还存在,但今天的大地已经变成了千奇百怪的野兽奔突 之所,那么尝试让这鸟儿去接触这些野兽的余华,直接把他的《第七天》杂交成为了一只蝙蝠。

希望看到鸟儿的人,嫌蝙蝠丑陋;希望直面野兽的人,觉得蝙 蝠伪善。蝙蝠想创建自己的美学,但举步维艰。目前《第七天》在国内书评界几乎遭遇一面倒的批评,前两种原因皆有之,主要是第一种,当年激赏余华《在细雨中 呼喊》冷峻、秀奇的文字的读者,自《许三观卖血记》以来只会对余华日益失望,这种失望在《兄弟》下卷到达了极点,因为在那儿文字沦为追逐现实段子的杂耍 ——余华肯定也知道,但现实的包围令他不得不应对下去,他的应对与其说是某些批评家说的取巧,还不如说是因为老实。

《兄弟》下卷的失败是因为它彻底被这魔兽横行的泥沼绑住 了,于是在《第七天》余华发明了蝙蝠,尝试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进行低空飞翔。他不再直接在人间打滚,而是来到了阴阳无间之地窥探和回望这人间,作怪声以讽 喻。这种方式首先令人想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聊斋志异》某些地狱篇,更想到自宋朝《玉历宝抄》至1970年代流行于港台的种种劝善《地狱游记》, 我简称为“地狱体”小说。

但余华《第七天》是一本“反地狱体”小说,它与那些劝善文 学的关系就像“反乌托邦小说”与“乌托邦小说”的关系一样。余华的“但丁”是一个无能的“但丁”:杨飞,他就是一只蝙蝠,只能“佯飞”。他目睹“为善的受 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找不到报复的愤怒,找不到劝善的理由,只能借小说里的围观自杀者们骂一句“这年月不想活的 人多了去了。”于是死便理所当然,小说里死亡世界的逻辑建立也理所当然,这个美好的“死无葬身之地”成了余华的“好地狱”——但这个好地狱写得逊于鲁迅在 《失掉的好地狱》中描绘的好地狱,因为余华不舍得让它“丢失”。

因为作为一个被现实追逼而想渐渐退回自己内心的作家,余华 也像杨飞一样,需要这么一个好地狱来躲藏,或者是借死之荫谷,阻挡一下生的烈焰。余华曾经崇拜的卡夫卡在日记里这么说过:“凡是活着的时候不能应付生活的 人,就需要用一只手稍阻挡住他对自己命运的绝望……同时他要用另一只手记下他在废墟中看到的东西,因为他能看到与别人看到的不一样的东西和更多的东西;归 根结底,他在一生中都是死者,但却是真正的幸存者。”余华和他的杨飞有点这个意思,只是还不够,对绝望的阻挡和对废墟的观察都还不够。

余华不算“活着时不能应付生活的人”,但他是倦于应付生活的人。

大概是1996年,我在上海一个书展的余华签名会上给余华 拍过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他惊恐、疑惧、不安,我觉得这张照片损害了他,于是就从来没有发表,现在底片也不知何在了。如今读罢《第七天》忽而想起来这个形 象,也许那个余华是最深处的一个余华——1996年,他正当写作和人生的盛年。《第七天》里,盛年不再的他坦呈这种自心深处渗出的无助不安,只能借大量抒 情来解脱自己。

在其早期作品偶一为之的抒情能给人惊艳之感,但《第七天》 的抒情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难保不给“冷酷”的后现代读者以煽情之感。说句公道话,《第七天》的煽情没有超过《兄弟》上卷,我甚至善意地不把它看作煽情, 余华以大量笔墨书写杨金彪与杨飞父子之爱、干妈李月珍对无论生死的婴孩之爱,这都可以视为余华以旧世界的朴素价值观对新世界荒诞的委婉反抗。否则,这个每 天在微博上和我们一起遭遇大规模人性沦丧事件轰炸的余华,将无法面对一个作家传统的良心。

一个作家并不想当然是强大的,他可以脆弱。《第七天》走向 抒情的写法既是逃避这种脆弱,也是接纳这种脆弱。假如换一个角度,从传统抒情诗的角度甚至成人童话的角度来看,《第七天》许多段落都是极好的抒情诗或童 话,对死寂、雨雪、虚无的复调式描写渐渐获得了一个诗的节奏,如波浪一阵阵推动前行,直到全书最神奇的部分:李月珍与二十七个婴儿的尸体的失踪与“复 现”,到达了诗的高潮。诗的高潮是无需解释的,它只需要呈现如神迹。它的光芒一下子抵销了前面全部的灰暗,在此诗人余华获得了安慰。

但小说家余华不能轻易过关(其实如果照当代诗的要求,这首 较为传统的抒情诗也不能轻易过关)。现实的强大压力施于作家身上,同时读者对写作处理现实的洁癖挑剔也施于作家身上。余华面对的双刃剑也是我们每个当下中 国的书写者面对的,我们谁也不敢说自己就能做得更好。我们要么成为犬儒主义者要么成为新的写作革命的拓荒人。犬儒主义者惯于用政治洁癖来掩饰自己面对现实 的怯懦与无能,他们说不关心政治实际上是害怕被政治关心,他们说现实伤害艺术实际上他们根本不信任和无力去理解艺术的消化力和抵抗力。而拓荒人需要一个面 对混乱与荒诞的好胃口。

《第七天》开头面对纷至沓来的“现实素材”还是比较冷静克 制的,并不像很多过激批评所说的强硬嫁接,更谈不上故意炫奇吸引外国眼球。这归功于前面所说的那种蝙蝠一样的低空飞行的奇怪姿势,蝙蝠的翅膀、超声波的敏 感和对黑夜的迷恋毕竟还在,低空飞行还能保持一个与地面无限接近但若即若离的境界。但后面有明显失控败笔之处,如化用“杨佳袭警”的那个故事,就显得无必 要、不伦不类,又落入《兄弟》下卷的恶趣味之中了。

余华还未能做成拓荒人,但我欣赏他绝望的勇气,欣赏他不做 犬儒的勇气,对于一个内向的愤懑者来说这勇气已经非常大了。微博时代的来临,对长于独善其身的中国作家不是一件好事,那当然,你可以阻挡自己的绝望,但也 要描绘眼前的废墟,当这个废墟以每天千万帖的速度在你前面增长的时候,当现实混杂着虚拟的念力笼罩你尚待着墨的空白文档之际,给予亡灵重新认识自己的头七 天显然还不够,既然已经发现了蝙蝠之姿,倒不妨自此忘记鸟儿的世界,在黑暗中真实地飞下去。

廖伟棠是香港作家、诗人和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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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丛日云:人生多歧路,你将如何做出选择? http://blog.donews.com/sammm/archive/2013/07/18/1582923.aspx http://blog.donews.com/sammm/archive/2013/07/18/1582923.aspx#comments Thu, 18 Jul 2013 00:20:48 +0000 RJ http://blog.donews.com/sammm/?p=1582923 丛日云:人生多歧路,你将如何做出选择?
——在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3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2013届的同学们:

  今天是你喜庆的日子,是你们的成人礼,是你们人生的一个新的开端。

  你们将披戴上一副庄重的桂冠和礼袍,那表示你们成为了“学士”。在中国传统的语言中,成为“士”,那就是获得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学以居位曰士”,“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士有各种,而“学士”,就是以学问和才智获得“士”的资格,受人尊重的人。

  所以,我衷心地祝贺你们,祝贺你们十几年求学终成正果!

  昨天,我儿子通过博士答辩,完成学业,也与你们一样,在这个毕业季走出校园,走向社会。

  我对他的担忧与期望,也就是对你们的担扰与期望。

  我是他的父亲,也是你们的丛大大。

  你们今天毕业走出校门,明天就是社会大学的开学典礼。人生就是一次次的毕业与开学,但是,只有这次毕业与开学是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与今后的漫长旅程相比,你以前的学习生活只是学步而已;与即将开场的人生大戏相比,此前的学习生活只是序幕而已。

  你们即将进入的这个社会,是一个丰富而精彩的人生舞台,你们将在那里实现自己的价值,享受你们的人生。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险恶的江湖,污浊的泥潭。

  这江湖深不可测,远非你们所能想像。你从此闯荡江湖,就像你当初学步一样。这江湖重新塑造你们的力量,你们可能还没有足够的估计。你如今要义无返顾地闯进去了,却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这些天,怀着几分激动几分惆怅的你们,都在憧憬着自己灿烂的未来,美好的人生。你们听到的,都是美好的祝福和高调的期待与嘱托。

  但作为家长,作为老师,作为你们的丛大大,我却怀着几分忐忑,只能讲些适合大多数同学的低调的临别赠言。

  先秦时代有一个思想家杨朱,有感于人生歧路重重,歧路之中还有歧路,人很容易迷失,于是放声大哭。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也曾面对歧路,大哭而返。

  人生多歧路,这是人的宿命。如果严肃对待人生,不得不一次次面对歧路面前的困惑与焦虑。人生就是无数的选择。从人生终极目标的选择,大的发展方向的规划,直到日常生活中每一个细节的选择、迈出每一步的选择。你的选择构成你的一生。

  正确的一生,还是错误的一生。

  以往,家长、社会、学校几乎为你规划了一切。从今以后,你要独立选择你的生活道路。

  人生之路只能一个人走下来,没有依傍,没有导师。哪怕你一直在随大流,那也是你的选择。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曾在80年代的中国风行一时,如今很少有人关注他了。但他有一句话还是需要提起的,“人是自我选择的”。人选择成为自己所是的,并且要对自己的选择负全部责任。

  在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就在于你与众不同。所以,每个人首要的选择,是应该成为你自己。

  不要别人做梦你也跟着做梦,被别人忽悠着做梦,做与别人同样的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

  要选择成为你自己,意味着不断地超越自己。你需要不断地反思自己,拷问自己,为自己树立至高的标准,追求最高的境界。

  在这个毕业季,同学们听到最多的祝愿就是成功、幸福,但没有正确的价值准则,成功就可能是一剂毒药;而幸福如果抽空了公共意蕴,就不应该是政管人的追求。因为我们政管人属公,我们是天生的社会政治动物。

  我们的人生与这个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你们这代人有过一个安宁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但你们的未来可能面对着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

  你们如果关注社会动态,就能看到天边在积聚着乌云,就能听到乌云中酝酿的风暴。

  敏锐的人都能看到,风云变幻,暗潮涌动,前途莫测。

  最近北大一位教授在毕业典礼上致词时向同学们提出几个严肃的问题:本拉登到底是恐怖主义分子,还是神圣的殉道者?金日成究竟是流氓还是政治家?斯诺登究竟是叛国者还是人权卫士?人们都知道这位教授的答案。

  你们该如何回答这几个问题呢?在我看来,如果在第三个问题上有所困惑尚可原谅,但前两个问题竟然还是问题,这本身就是令人担忧的大问题。

  面对可能到来的社会大变局,你将如何选择?

  当你做出选择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明白人?

  龙应台女士在《大江大海——1949》里,记录了无数人在那一刻的选择:走还是不走?走,是一辈子;不走,也是一辈子。无数人的悲剧就从那一刻所做出的选择开始。

  国家走了一段弯路,对你来说,就是毁了一生。

  面对一些小人物被命运所裹挟的无奈处境,龙应台感慨地说:“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的方向呢?”

  但我想,你们是政法大学的毕业生,是政管院毕业的学士,你们应该比普通人更有能力识别洪流的走向。

  人们感叹,一片漂零的树叶,无法阻挡汹涌而来的大潮。

  但即使是一片树叶,你是否有过挣扎?你向哪个方向挣扎?

  如果中国再来一次义和团或红卫兵运动,如果重庆模式成为中国模式,你们能不能清醒地说不?如何你没有这个见识或勇气,能不能至少做个无害的逍遥派?

  面对滚滚而来的浊流,如果你不能总是抗争,你是否可以选择偶尔抗争;

  如果你不敢积极的抗争,你还可以选择消极地抗争;

  如果你不能勇敢地表达,你可以选择含蓄地表达;如果你也不敢含蓄地表达,你可以选择沉默。

  如果你没有选择沉默而是选择了配合,但你还可以把调门放低一些。在你主动的或被迫地干着坏事时,能不能内心里还残留一点不安和负罪感。这一点儿不安或负罪感,仍是人性未泯的标记。

  即使你不去抗争,但对其他抗争者,要怀着几分敬重,即使没有这份敬重,也不要在背后放冷箭,使绊子,助纣为虐。

  我希望,你们在大潮袭来时,选择站在理性一边,文明一边,选择站在人民一边。

  当你们走出校园的时候,你们面对着一个特殊的社会。这个社会,已经是一个高效率的大染缸。

  当年,墨子看见人家染布,白的进去,五颜六色的出来。他哭了。

  你们应该理解,我们今天看着尚有几分天真纯洁的你们,走进这个大染缸时的心情。

  告别母校,意味着告别了纯净的生活,投入滚滚红尘,滔滔江湖。

  以后你们一次次受伤时,会念起母校,不管在这里经历过多少不快,这已经算是一方净土。

  面对着这样的社会环境,你能不能做到举世皆醉,惟我独醒;举世混浊,惟我独清?

  我对此不抱多大希望,我自己也做不到。如果坚持那样的处世准则,也只好随着屈原投入汩罗江。

  但佛教的一个处世原则却可以给我们一些指引:那就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既有随缘,也有不变。不变是原则,随缘是通融。我想这应该是大多数人能够实践的准则。

  有一句据说是哲学家黑格尔的话在中国广为流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它成为人们犬儒主义处世哲学的圭臬,成为自己懦弱性格或投机行为的挡剪牌。其实黑格尔虽然谨小慎微,但还不至于这样猥琐。黑格尔的意思是说:现实的不等于现存的,在现存的事务中,只有符合理性的部分才是现实的。虽然这仍然有为现实辩护与妥协的倾向,但它毕竟还是有底线的,即,只接受现实中符合客观理性的内容。

  即使你必然受到污染,甚至不得不有所堕落,你是部分地堕落还是整体地堕落?尽情地堕落还是在抗拒中堕落?不情愿地堕落还是享受着堕落?

  有人说,我不可能堕落,你先不要这样说,人都是在浑然不觉中堕落的。

  据我的观察,当一个学生负疚地对你说,老师,我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犯罪,这是毕业不到5年的学生;待他毕业十年以后,当你跟他说,小子,你现在每天干的事就是犯罪,他会表现出反感甚至愤怒,骂你老迂腐。

  毕业十年以后再见到你们的时候,我不希望你们挺着大腹便便的身躯,挂着一副被酒色沤得浮肿的面庞,张口即出的是权力拜物教与金钱拜物教的信条。

  在个人生活领域,我希望你们选择健康向上的人生,选择做一个有良知的文明人。

  当然,坦率地告诉你们冷酷的现实,并不是让你们应该选择消极和放弃。人们常说,我们虽然长着黑色眼睛,却用它寻找光明。没有光明和希望,那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绝望的人生。

  我们需要在出世的精神境界与入世的生存智慧间达成一个平衡。

  我们需要了解人性的全部缺陷,同时也要努力发现人性的崇高;尽管这个现实的世界多有黑暗,但我们敞开精神世界迎接阳光;虽然我们能够直面人生的暗淡,但仍然保持着对美好生活的激情与向往;这个社会经常令人沮丧,但我们不该放弃希望;虽然自知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但我们的努力依然顽强!

  你内心的一片净土只属于你,只要你守护着它,任何外部力量都无法进入。

  曾有一位西方人面对放弃的忠告时说,我不是要改变世界,我只是不想改变自己。也就是说,“你不能决定明天的太阳几点升起,但你能决定几点钟起床。”

  同学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作为老师,我对你们有十分的感激,也有几分的不安。

  我们是在“西方文明通论”的课堂上相识相处的。这门课是面向全校同学的,但政管院的同学给了我特别的理解、关爱和支持,我也把你们当作我的嫡系。

  但是,我的学术水平还不能满足你们求知的渴望,四年中对你们或有忽视,或未尽职,没有满足同学们要我参加一些课外活动的要求,更没有与同学们经常在校园小聚畅谈,爬山游泳,登野长城,赏蟒山红叶。望着你们,不免有一种愧疚袭上心头。我本来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你们的离开,留给我的,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同学们,你们就要远走高飞了。今天,我们注视着你们离开的背影,而追随着你们脚步的,是我们永久的牵挂!

  不论你们是聪明乖巧,还是鲁钝耿直,不论你们是否高富帅和白富美,你们都是我们的学生。

  我们关注你们的成功,关注你们的幸福,更关注你们是否走在正路上。

  愿上苍眷顾你们!

  再见了,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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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保守治疗结束,做好上手术台的准备 http://blog.donews.com/sammm/archive/2013/07/11/1582921.aspx http://blog.donews.com/sammm/archive/2013/07/11/1582921.aspx#comments Thu, 11 Jul 2013 06:14:59 +0000 RJ http://blog.donews.com/sammm/?p=1582921 分析师徐彪:
  
    作者按:2008年,面对呼啸而来的全球经济硬着陆,中国政府被迫启动四万亿投资。2009年,急救措施生效,中央确定宏观经济已经脱离危险区间,也确定了未来几年最大麻烦将来自产能过剩。2010年上半年,打着“控制通胀预期”旗号,温总理政府着手淘汰落后产能,异常严厉的淘汰落后产能运动实现了经济的快速降温,也迅速接近政府所能容忍的底线。2010年3季度,“收”的过程告一段落,政策微调式放松启动。这是一场具有历史标志意义的尝试,从此之后,“用时间换空间”的保守疗法成为官方的正式选择。如果没有今年年初发生的一系列迷局,或许我们依然行进在保守疗法的道路上,憧憬着有一天早上睁开双眼发现产能过剩已经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但是,历史没有如果,只有冰冷的事实与残酷的逻辑。时至今日,我们遗憾地发现,保守疗法已经破产,摆在新一届领导面前的唯一选择,是阵痛式的手术疗法。

  2013年上半年,是一个注定会被未来中国经济史频频提起的年份,尤其是经济学领域。这半年时间里,连续出现了两个谜团:

  第一件是库存周期谜团,在经历了一轮长达一年的去库存寒潮后,2012年4季度,宏观经济终于在1万亿项目的支撑下,企稳回升。总需求的适度扩张,创造了一个温暖的环境。2012年4季度开始,原材料库存企稳回升。2013年1季度开始,产成品库存触底反弹。看上去一切都很美好,不是么?大家开始憧憬开启新一轮主动补库存,就像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所走过的那样。但是,这一次,绝大多数人失望了。三个月后,我们可以确认:库存新周期的启动已经夭折。过去这么多年的库存波动规律,被打破。

  第二件是货币谜团,1季度信贷投放猛烈,M2同比近16%,社会融资总量同比更为惊人,达到近60%,但是宏观经济却呈现出处处疲弱的迹象。第一次,我们发现货币高增长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似乎消失了。

  在笔者看来,恰恰是这两个经济现象,残酷地给“以时间换空间”战略宣读了死刑判决书。

  库存周期谜团容易理解,库存周期的根本驱动力在于价格周期,价格周期的最终决定力量来自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差。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经济体面临着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你是很难看到可持续的价格上涨的。通俗理解:你这边刚涨价,竞争对手家暂时封存的产能突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供求关系再度逆转,于是价格乖乖回落。

  货币谜团就比较令人费解,笔者闲来无聊把历史数据翻出来,发现在过去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货币投放和经济增长之间始终维持这良好的互动关系。几乎每一次大规模释放流动性,都能推动宏观经济出现拐点并且持续上行。每一次大规模收紧流动性,最终都导致宏观经济掉头向下。除了这一次,确切的说,是除了2012年4季度至2013年2季度这个时间段。

  为何会有两者同步的历史经验呢?这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一般来说,信贷创造不会凭空发生。你去借钱,要么把钱用于投资,要么把钱用于消费。有没有人贷款后把钱存起来的呢?考虑到存贷利率相差悬殊,只要这位老兄脑子没进水,基本上不可能。无论这些钱被用于消费还是投资,都会带来当期总需求的扩张,哪怕存货投资也不例外。而我们应该都认同:中短期内,决定宏观经济走势的决定性变量向来是总需求。

  今年上半年为何规律不成立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笔钱没有进入投资和消费领域。基本上,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可以证实这一猜测。那么,钱到底上哪儿去了呢?管理层将其描述为“货币空转”。这是一个充满中国八股文特色风情的词汇,完美诠释了负面八股文词汇的创造原则:“内部人一清二楚,外部人一头雾水”。咱是实在人,向来不喜欢这种虚头巴脑故弄玄虚的一套。所谓的货币空转,不就是借新还旧嘛!只有实体经济的各个部门大量举债用于还本和付息的时候,才会出现眼前的一幕。

  当我们搬出“借新还旧”这个词汇的时候,大家第一反应一定是齐刷刷地将眼光瞄向地方投融资平台。作为一号嫌犯,平台公司的确难逃其咎。但是呢,就像我们此前无数次感受的那样,魔鬼的唯一爱好就是躲在细节里。按照最新一次公开数据,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量大概10万亿出头,过去这么多年地方政府债务的久期稳定维持在5年左右,加上大概10%左右的融资成本,我们可以猜测,每年还本付息的压力大概在30%左右,也就是3万亿。哪怕再悲观的人也不会相信,地方政府债务完全依赖借新还旧。所以我们打个对折,就是假设一半的地方政府性债务是还不上利息更还不上本金的。由此衍生出来的新增融资需求,大概是一年1.5万亿,平均下来每个月才区区1250亿。相对于全社会每月近2万亿的新增社会融资总量而言,有一定影响,但影响力绝对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更重要的是,新增贷款在统计的时候,是余额的增量。所以呢,哪怕他借新还旧,体现在新增融资科目上,也主要只是还利息的那部分。按照10%融资成本计算,假设一半平台公司还不上利息,对新增融资规模的影响不过区区416亿每月。换句话说,依据案情的严重程度,我们可以判断一定是多人作案。而更重要的是,地方投融资平台充其量只能算二号嫌犯。举目四望,谁会是一号嫌犯呢?我们可以用排除法,整个宏观经济可以切分为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政府部门成为二号嫌犯,住户部门有不在场证据(大家不可能去借新债还房贷吧),一号嫌犯只可能是企业部门。

  逻辑推演至这一步的时候,窗外蝉鸣不断温度高达三十多度,但屋内的温度似乎一瞬间陡然下降了20度。回眸过往,笔者从业这么多年来,还是头一回思考中国经济问题时猛然体会到遍体生寒的感觉。直觉告诉我:企业部门摊上大麻烦了。

  福尔摩斯说过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When you have eliminated the impossible whatever remains, however improbable, must be the truth。

  因为,这意味着企业部门内部出现了一大批僵尸企业。这批企业严重依赖融资来维系正常生产经营,或者严重依赖融资来维系旧有债务链条不崩断。

  截至2013年5月份,中国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上境内贷款总额为70.5万亿,其中住户贷款规模为17.8万亿,再扣掉地方政府性债务中的8.5万亿贷款(2010年底数字,将就点用吧,有比没有好啊),还剩下44万亿贷款。我们基本可以认为,这44万亿都是企业部门欠下的。平均加权利率为6.7%左右(货币执行报告最新数据)。假设整个工业企业部门全都是僵尸企业(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融资是为了借新债还利息,那么,仅此一项带来的融资需求规模为每月2500亿左右。如果一半企业严重依赖借新债还利息,那么,由此带来的融资需求大约是每月1250亿。

  很显然,借新债还利息企业衍生的新增融资需求规模依然偏小,哪怕算上平台公司的400亿,那也不过区区1700亿/月不到,依然无法完美解释货币空转谜团。要知道,就社会融资总量而言,仅今年1季度就同比多增2.2万亿,分摊到每个月高达7000亿!

  这么一番掰手指算下来,我们大概可以确信:有这么一批企业,他们严重依赖融资输血实现生产经营的平稳运行。虽然无法确认这类企业的占比,但我们可以有一个直观的概念:比例恐怕不会太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制造业大国,如果我们相信有一大批企业严重依赖新增融资还利息,如果我们相信有一大批企业严重依赖新增融资来维系企业运营。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推论就已经浮出了水面:很可能,过去三年(2010年开始)宏观经济保守治疗法导致产能过剩迟迟无法解决,随着时间推移,诞生了一大批僵尸企业。这批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严重依赖融资。无论生产经营还是还银行利息,都属于资金刚性需求,他们对资金价格相对不敏感。所以才会在历经半年货币高增长之后,外汇占款的风吹草动就能引爆一场钱荒!

  数据可以验证产能严重过剩的论断么?

  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模式诞生以来,每一轮危机基本都是过剩危机(资本主义初阶段的特有现象。高级阶段例外,欧美金融危机体现为杠杆泡沫危机,无论加杠杆最后倒债的人是住户部门还是政府部分),过剩的背后事实上是总需求无法跟上总供给的尴尬。在总需求持续快速扩张的时候(相对于产能而言),不仅终端需求扩张在支持经济增长,伴随而来的高速制造业投资同样是当期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叠加的结果,进一步放大了经济扩张的速度。我们去看中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过去十年里,平均增速高达34.5%,最差的年份也有21.84%。伴随投资高增长,GDP总量增速始终维持在奇迹区间,过去十年年均增速高达10.46%,最差的年份也有7.8%那么高。但是,一旦奔跑和扩张的速度慢下来,诸多问题将会显现。比如说现在,1-5月份制造业投资累积增速17.8%,已经远低于过去十年最差的年份。这是不是底呢?投资增速代表的是增量问题,你把增量这块降下来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异常头疼的事情:存量过剩咋办?

  当我们谈到存量产能过剩这个命题的时候,一定会有有人问,到底有多过剩?

  一般来说呢,衡量全社会产能过剩的最佳指标是产能利用率。但是搞宏观研究的都知道,中国统计局发布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数据,基本上没有任何参考意义。因为你除了看出季节性波动,看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如果这组数据是可靠的,那么基本上国家总理可以转行,去做演员。因为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完全看不出周期波动的迹象,但是出于工作需要国务院隔三差五搞搞宏观调控,每季度研究经济形势,最终令全中国人民都相信他们根据经济形势或好或不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除了**,谁能做到这一点?

  既然中国统计局给不了令人信服的数据,而这个东西又特别重要,所以自然有一堆人会跳出来说我有办法计算。基本上呢,这些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自下而上流,这个流派没啥前途,因为大家不相信,或者很难相信你数据的样本可以足够大。还有一类是自上而下流,根据所使用的方法不同,又进一步分化为峰值法、产出缺口法、企业投资决策模型优化法、资本存量法等等,每个流派用的方法不同,算出来的数据也各不相同。比如说IMF 2012年发布了一组数据,认为中国的产能利用率仅为60%左右,杨光则认为2012年中国的产能利用率大概在90%左右。既然大家乱哄哄算出来的数据绝对高低差别巨大,我们只能看趋势。而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所有人的结果趋于一致:从边际变化的角度看产能利用率在持续向下走。换句话说,几乎所有人都认同中国产嫩过剩的状况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恶化,而非改善。

  从逻辑严谨性的角度出发,仅仅知道今年比去年更糟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无法确知,从糟糕到完蛋还能延续多久。就好比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艾滋病的终点唯有死亡,但是每个艾滋病患者最关心的问题是正处于病情的哪个阶段。

  产能过剩也是一种疾病,当我们发现僵尸企业作为一个群体登上宏观舞台的时候,毫无疑问就已经宣布了保守治疗不再是理性的选择。2季度开始,李总理强调“盘活存量”的那一刻开始,毫无疑问已经宣布了在管理层眼中,保守治疗不再是理性的选择。

  结论:钱荒只是第一步,紧随而来的过剩产能治理,才是真正的重头戏。让我们拭目以待!

(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307764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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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孙立平:极权主义诱惑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http://blog.donews.com/sammm/archive/2013/07/01/1582919.aspx http://blog.donews.com/sammm/archive/2013/07/01/1582919.aspx#comments Mon, 01 Jul 2013 06:55:58 +0000 RJ http://blog.donews.com/sammm/?p=1582919 极权主义诱惑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其拥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这无疑是其力量的源泉。梁文道曾经提出一个问题:纳粹人怎么可能那么成功?他认为唯一的答案就是,其实当时那个第三帝国里面的人,尤其是少数德国人是真心拥戴他们的元首,真心相信纳粹的。

而最令人感叹的是,极权主义造就了这样的一种历史奇观:它的最狂热的拥护者,最后也成了它的最深重的受害者;甚至在其成了受害者之后仍然是它的狂热的拥护者。

那么谁是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极权主义的基础是什么?人们最熟悉的当然是阿伦特的观点。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基础就是无结构的群众。极权主义不仅得到群众空前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有时甚至具有无私、超功利的特点,他们不但愿意牺牲自己,而且愿意牺牲家人和朋友。当然,从极权主义垮台是过程看,群众对其的抛弃也是迅速的。按照阿伦特的分析逻辑,以利益为号召的动员只能是理性的而有结构的群体,而极权主义动员的则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

阿伦特认为,“群众”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发现被自己的同胞抛弃,被社会孤立,跟其生活世界疏离,丧失了一个共同的世界,漂泊无根,甚至成为现实社会中多余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们希望跟某种永恒的、操纵万事万物的巨大势力结合成一体,因为惟有攀住这股力量,他们才能感觉安全妥当。他们甘心为任何赋予他们在世界上以地位和“存在理由”的运动或意识形态服务,以便获得起码的“尊严”。在投身极权主义运动的时候,群众感到自己成了“主人”,自己的价值得到了承认。所以阿伦特说,群众所迫切需要的事,乃是意识形态提供给他们的最具抽象形式的胜利与成就之结局。

但社会学家达伦多夫不同意这样的分析。他认为,早期美国有着原子化的特征,但美国既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而且任何时候都未因为受到诱惑想成为这两种主义的国家。而革命前的俄国显然也不是原子化的。达伦多夫认为,极权主义不会诱惑这类群众,而是诱惑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而且也许基于这个原因,掉进了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极权主义的混合成分是不完善的现代精神、知识分子的背叛和一个领袖的蛊惑人心的花言巧语。

达伦多夫继续分析到,成为极权主义基础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之所以有诱惑,是因为人们在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中,希望摆脱一种不完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就出身于无家可归的家庭。他们的追随者来自某些特定的下层群体,它们“从未为社会所整合”,后来也来自一些小的独立职业者和小商人,这些人都为有组织的资本也同样为有组织的工人深感不安。同时,也包括这样的一些职员,他们在他们的要求和他们的地位之间被拉来拉去,摇摆不定。

而哈耶克和波普尔等人的分析,则揭示了极权主义更深层的基础。哈耶克指出,毫无疑问,不但在德国和其它地方为极权主义作准备的那些思想,而且极权主义本身的许多原则都已成为在很多其它国家里产生日益增长的吸引力的那种东西。日益崇拜国家,倾慕权力,好大喜功,热衷于使任何事情都“组织化”(我们现在把它叫做“计划”)和“不能让任何事情听命于有机发展的简单力量,”这样的思维和逻辑,在很多社会中盛行。这是产生极权主义的深厚基础。对此,哈耶克甚至用了“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这样提法,用意在于提醒人们,极权主义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一个正常社会里无数人的思维中。

有一位网友这样写道:有一次,我看到身边农村穷苦的人们,生了很多孩子,我心里就骂:你们养不活这些孩子,不能给这些孩子好的生活,为什么还要生他们?你们不应该生!那时候我在读大学,是个理想主义者。过后我就反思: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有权力,是不是就要阻止他们生孩子?我凭什么剥夺穷人生孩子的权力?剥夺穷人的天伦之乐?这个事件对我影响重大。我就是波尔布特。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波尔布特。当我看到BBC关于红色高棉的纪录片,一对中国北京情侣不远万里,历尽艰辛,投奔柬埔寨,脸上洋溢着理想与希望的光辉时,再看到那些累累白骨,从心底里我就开始试图原谅他了。其实,与其说作者在原谅极权主义的追随者,不如说是在检讨自己身上的极权主义因素。

更令人惊异的是极权主义受害者对极权主义死心塌地的拥护,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概念移用到他们身上。

1973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一名劫匪在持枪抢劫银行时中了警方的埋伏,随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将他们扣压在保管库内。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大出人们的意料,离开保管库后,三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并拒绝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一个女人还说她爱上了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嫁给他。这时候全世界都傻了,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候这个病名就产生了,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很难进行充分解释的现象。其中依赖与认同是最基本的因素。具体说,第一,对象是能掌握你生死命运的。第二,他身上有让你能产生认同或吸引你的东西。第三,他对你有某种意义上的恩惠,特别是在可以处死你的时候没有处死你。第四,他能够控制你得到的信息。第五,现实的情境或他构建出的情境能让你觉得你们是在同生死共安危。有人将其总结为下列的心理过程:被害的弱势者在长期受到侵害他们的强势者支配之下,最后终于放弃了反抗,转而认同强势者以期获得安全感的一种心理转变。受害者尽最大的努力不去激怒或挑衅加害者;而受害者这样做的时候,也渐渐失去自我意识,直到完全接受加害者的观点。假如受害者现在用加害者的眼光来看世界,他们就不再渴望自由,结果是当救援到来时,受害人可能会抗拒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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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孙立平: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 http://blog.donews.com/sammm/archive/2013/06/13/1582917.aspx http://blog.donews.com/sammm/archive/2013/06/13/1582917.aspx#comments Thu, 13 Jun 2013 08:13:14 +0000 RJ http://blog.donews.com/sammm/?p=1582917 极权主义无疑是20世纪留给人们的一个最大的谜。尽管此前有种种极权主义的思想和种子,但只有到了20世纪,它才真正开花结果。它是一场富有感召力的运动,又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制度;它肇端于诱人的理想和不容质疑的正义,却酿造了无尽的罪恶;它在最大的程度上践踏着人性,其中却又夹杂着动人的故事;它是无数人的希望,又是无数人的厄运。可以说,没有极权主义,人类整个20世纪的历史将会全然不同。就在今天,它仍然在散发着巨大的诱惑力。

这是一个怎样的谜?

阿伦特在她那本著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因此,有人认为,可以说极权主义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

说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是因为它具有此前任何统治都不具备的那些基本要素。

首先,极权主义是基于一种意识形态乌托邦基础上的对社会的系统改造,推进这场改造的是激昂的社会运动,结果是一套在逻辑上似乎是尽善尽美的体制。无论是其强调的意志的力量,还是精神的原子弹,深层的也许是理性的自信。

其次,极权主义打破了传统的“统治”或“治理”边界,传统专制主义的统治与治理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再暴虐的统治也仍然在其他的非政治领域留有自由,而极权主义的统治是总体性的,弥漫于全部的社会生活。它垄断的不仅是权力,也不仅是财富,它还垄断着社会的“场所”和“空间”,换言之,它是对全部社会生活的重新组装。

再次,极权主义模糊了“统治”与“被统治”的界限,使“被统治者”成为“统治”不可缺少的要素。鲍曼注意到,纳粹大屠杀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受害人的合作。专制主义仅仅要求被统治者的“服从”,而极权主义要求的是“被统治者”发自内心的“合作”。为此,它要求对人的改造或“新人”的塑造。换言之,传统专制主义是一部由车头牵引的列车,而极权主义则是在每节车厢上都安装了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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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玑衡:毁掉菲兹杰拉德的女人 http://blog.donews.com/sammm/archive/2013/05/14/1582915.aspx http://blog.donews.com/sammm/archive/2013/05/14/1582915.aspx#comments Tue, 14 May 2013 01:52:17 +0000 RJ http://blog.donews.com/sammm/?p=1582915   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直言不讳地说,斯科特•菲兹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是被女人毁掉的。这话有失公允,女人成就了他,女人也毁了他。伟大的人总是被成就他的东西毁去,无一例外;而大部分人之所以默默无名,只是因为没有遇到所能成就他们的。
  
  姞内瓦反复恳求他:“请,别把我理想化了……”而他从十八岁的那场新年舞会起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她供奉在最高不可攀的祭台上。十年后他给当年的自己取了个了不起的名字:杰•盖茨比(Jay Gatsby),而那些他与她相爱时走过的街道搭成了一架梯子,一直通向树顶上空一个秘密的地方——他可以攀登上去,如果他独自攀登的话,一登上去他就可以吮吸生命的浆液。然后,在最高不可攀的祭台上,“她洁白的脸贴近他自己的脸,他的心越跳越快。他知道他一跟这个姑娘亲吻,并把他那些无法形容的憧憬和她短暂的呼吸永远结合在一起,他的心灵就再也不会像上帝的心灵一样自由驰骋了。因此他等着,再倾听一会那已经在一颗星上敲响的音叉。然后他吻了她。经他的嘴唇一碰,她就像一朵鲜花一样为他开放,于是这个理想的化身就完成了。”[1]
  
  盖茨比吻了黛西,菲兹杰拉德却从未吻过姞内瓦,正因为没有,她完美无暇。她不只是黛西,还是伊莎贝拉、罗斯林、吉斯敏、朱迪、米妮、婕瑟芬妮[2]。那些爱情故事里受着无上宠爱的女子,都是他幻想着的姞内瓦,而故事的扉页永远献给另一个女子,他的妻,“给珊尔达”、“再一次给珊尔达”。《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黛西伤心地对盖茨比说,“单独谈我也不能说我从来没爱过汤姆,那不会是真话。”[3] 同样的,就算菲兹杰拉德单独和姞内瓦谈,他也不能说他从来没爱过珊尔达。恰相反,他爱珊尔达远胜过姞内瓦,因为他娶了她,因为他眼看她变老,因为他恨她,因为他们彼此逼死了对方。
  
  
  一、“我只记录闪光的时刻。”
  
  他和她分手后互相要求对方毁去所有通信,她照做了,他没有。四十四岁时,他死于酗酒过度引发的心脏病,死时濒临破产,妻子关在疯人院。他时年19岁的独生女整理遗物,在一个标记为“绝对私密”的档案夹里找到了227页打印稿,全部是一位名叫姞内瓦•金(Ginevra King)的来信。
  
  他的独生女将信件寄还原主,姞内瓦•金早已为人妻人母,丈夫是芝加哥百货商店大亨。姞内娃将书信放进衣橱的角落,衣橱里挂满了华贵的晚礼服,每天晚上她都在这个衣橱中挑选一件,端庄美丽地出现在晚餐桌前,扮演与生俱来的皇后。在这等级森严的豪富家族,每一代只有最美丽的女子才被命名为姞内瓦,姞内瓦,语出达芬奇的名画Ginevra de’Benci,弗洛伦萨的贵族小姐,优美,纯洁,智慧。她的外祖母叫姞内瓦,她的母亲叫姞内瓦,她叫姞内瓦,她的女儿叫姞内瓦,她的外孙女中最美的一个也叫姞内瓦。又过了许多年,姞内瓦会问她同名的外祖母:“外婆,这箱子里锁着什么?”她盛装浓抹的外祖母神秘地摇摇头。直到她死的那一天,人们才发现了箱子里的227页书信,书信上压着一本日记,少女在热恋的晕眩中记的字句,日记的扉页上题着:“我只记录闪光的时刻。”
  
  姞内瓦的右手小指闪着光,是一只玫瑰金的戒指,戒指上刻着“Big Four 1914”。1914年,15岁的姞内瓦是芝加哥“四大金花”之冠,四个最美丽最富有最尚交际的少女。这并非纨绔子弟私下评选的花名,而是姞内瓦和她三个门第相当的好友自封的称号,她们煞有架势地专门定做戒指,又穿戴漂亮裙子合影留念。大概也只有身世最好容貌最美的女子能有这般自知和自信,而姞内瓦两者都有。她的父亲是成功的证券商,她的外祖父是建筑大亨。她通体圆润无骨,小而精致的手,长而瘦弱的腿,头发深而卷,深棕的眼睛永远闪着亮光。她的声音低沉沙哑,高声说话时不断变着调子,像在歌唱,“把每个字都唱出一种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决不会再有的意义。”[4]
  
  1915年1月4日,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一场新年聚会上,十八岁的菲兹杰拉德见到了十六岁的姞内瓦。姞内瓦原是造访同学暂留圣保罗,人未到却早就芳名远播。当时就读普林斯顿大二的菲兹杰拉德回家过圣诞节,久闻姞内瓦的美名,别人问他1月4日的聚会去不去,他就在朋友圈子里放出话来,“如果姞内瓦去,我就去。”她去了,他去了,他在一大群少男少女中见到了她,前后说了不足几句话。而这几句匆忙的交谈已经俘获了他,他本该第二天乘火车返校,却决定推迟一天,好在第二天的舞会上和姞内瓦跳舞。1月5日晚上他们跳了一整夜的舞,十一点他要去赶火车,她送他到门口,四周都是熟人,出于害羞他们没有接吻,他们握着手,他说他会写信,她说她会回复。当夜的日记里她匆匆写下:“斯科特完美极了……他11点离开去普林斯顿——噢!”
  
  十八岁的斯科特•菲兹杰拉德完美极了,只要不提他的学业和他的父亲。他高中时就全校倒数第一,颇费了翻人情关系才进了普林斯顿,大一期末全部科目都为中差,他并非资质愚笨,只是懒于受人驱使。他的母亲的娘家本是极有钱的,可惜外祖父死得早,孩子又多,庞大的家产到菲兹杰拉德幼年时就所剩无多。他的父亲生意失败,靠在小舅子的公司做杂货销售商支撑家用。虽是温饱无虞,依照父亲的地位他本无缘进入上流子弟的交际圈,人家不过念在他外祖父的面子上,每每聚会都还叫上他一起玩。而只要不提学业和父亲,菲兹杰拉德完美极了。他长相极度英俊,脸部的轮廓甚至比女人更美,他嘴唇敏感又柔软,淡金色的头发从中间分开又小心地梳到后面。青春期的几年来,他已经自成一番风度,说话时既风趣又不失真诚。十年后他会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这样描述自己:“他心领神会地一笑——还不止心领神会。这极为罕见的笑容,其中含有永久的善意的表情,这你一辈子也不过能遇见二三次。它面对着——或者似乎面对着——整个永恒的世界一刹那,然后就凝注在你身上,对你表现出不可抗拒的偏爱。”[5]这诗意的描述自然是夸张的,却又恰如其分。多年后菲兹杰拉德和整个世界的所有朋友的都闹翻了,包括他的老友海明威、他的编辑麦克斯威尔‧柏金斯(Maxwell Perkins)……可所有这些朋友仍在回忆录里念叨着他浑然天成的风度和英气,而1915年1月5日的晚上姞内瓦也感觉到了那种面对着整个世界又凝注在她身上的偏爱。
  
  1月5日菲兹杰拉德回了普林斯顿,姞内瓦回了康涅狄格州Westover女校。1月7日他的第一封信特快专递送到姞内瓦的手上,落款是“暂时的忠实的你的”(Temporarily Devotedly Yrs.),1月11日她的第一封回信寄到了他手上,落款是“偶尔薄情的但现在忠实的你的”(Yours Fickely sometimes but Devotely at present…)那天起的两年间,他们交换了几百封书信。她的倾慕者众多,他的身边也不乏女伴,这本是一场你情我愿的游戏,把一叠叠书信炫耀给朋友看,显得自己如何如何受欢迎。可是不知哪天起谁开始动了真心:
  
  1月20日:“斯科特,几年前我因被称为‘快枪手’而高兴。当然这很疯狂可我那时太年轻,我现在也不过十六岁……所有人都说我固有一套,可我没有。我用很多心在讲话,可是没人相信……我们多相像啊,你知道我比其他人所谈论的我要多得多。”
  
  1月25日:“今晚我多愁善感了。我多希望我们现在已经回家了。噢,我多希望,斯科特,我就留在这样的情绪里,想着圣保罗的那天晚上。直到明天早晨。斯科特,别以为你不在我就把你忘了,我一直在想着你。”
  
  2月20日菲兹杰拉德决定去姞内瓦的学校看她。戒律森严的女校只有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接受来客访问。菲兹杰拉德起个大早,由普林斯顿经纽约转火车去康涅狄格州,在临近的小镇下来,他又转了一部电车才到了女校。他被带进了一个四面玻璃的小房间,姞内瓦坐在里面,穿校服,不化妆,身边坐着负责监视的伴护。整个探访一个半小时,他们只是握着手说话,而姞内瓦在日记里满足地写,“噢再次见到他太高兴了。我疯狂地爱着他。”6月8日姞内瓦的母亲来接她回家过暑假,途径纽约时邀请菲兹杰拉德吃晚饭。菲兹杰拉德永远忘不了那顿在丽兹酒店顶楼花园的晚餐,多年后在散文中回忆说“姞内瓦掠过的身影把整个丽兹的屋顶照亮了……”[6]
  
  姞内瓦曾在信里写:“我告诉你,我们总共见面正好十五个小时!”[7] 而她又不停幻想,“如果有完美的一小时,在某天,在某地,只有我们两个,那该多好。”[8]姞内瓦想用完美的一小时听他更甜蜜大胆的情话,菲兹杰拉德想用完美的一小时补上他的吻。可这一小时从未出现,他们不停地期待着,在不同地点匆匆相见,却每次身边都簇拥着过多监视的目光。渐渐地,他明白了完美的一小时只在虚构的世界存在,他开始写短篇故事,第一篇就叫“完美的一小时”,寄给姞内瓦逗她开心。一个月后姞内瓦回复了一个自己的故事,也叫“完美的一小时”,讲嫁入豪门却婚姻不幸的女主角几年后重见旧情人。女主角的名字叫姞内瓦•金,旧情人的名字叫斯科特•菲兹杰拉德。即使在热恋中,她都警醒地知道,他配不上她。他恐怕也知道,于是出于自嘲很爱姞内瓦的故事。他的一生中多次改写过这个故事,最后一次是十年后《了不起的盖茨比》,女主角的名字叫戴西•费伊,旧情人的名字叫杰•盖茨比。
  
  1916年8月他最后一次去姞内瓦的家,她的父亲告诉他:“穷小子休想娶富家千金。(Poor boys shouldn’t think of marrying rich girls)”这句话终结了这段感情,也带来了难以磨灭的耻辱。
  
  
  二、野蛮人的公主
  
  那年除了姞内瓦,还有更值得菲兹杰拉德担心的事。1915年秋季学期结束他因成绩过差而暂时退学。1915年圣诞节普林斯顿三角剧社(Triangle Club)照例在全美巡演,演出喜剧《邪恶之眼》(Evil Eye),剧本和歌词作者菲兹杰拉德却因成绩原因被禁止随团演出。在芝加哥的两场演出,“三百名年轻的小姐占着剧院的前排。演出结束时,她们站起来,向演员抛着花束。”那晚最该收到花束和赞美的菲兹杰拉德坐在阴冷的家里,失落愤懑之余开始写另一个关于姞内瓦的故事。
  
  1917年春,美国宣布参加一战,千万青年报名参军。菲兹杰拉德已停学一年,注定不能从普林斯顿毕业。他顺着人潮参了军,参军倒给他从普林斯顿正式退学找了个光荣的借口。他曾敏感地幻想自己会死在法国的战场上,而整个1917和1918年他不过是在不同的训练营受训,每晚在军官俱乐部写作第一篇长篇小说《浪漫主义自我主义者》(Romantic Egotist),还没等到被派上战场,一战结束了。对那一代美国青年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头至尾都是多愁而无害的梦,鲜活的呐喊厮杀传到他们耳里已成旷远的回声,千万人倒下了——却从不是他们。东北部的上流青年被笔挺的军官制服和修长的佩剑装饰着,现在除了父辈的发迹史他们终于有了新的荣耀。他们被运到“野蛮的南部”受训,一切都那么新鲜:疯长的作物;赤裸的黑人;高耸的干草;无节制的酒烟。这片浑然天成的原始之中,十八岁的珊尔达•莎尔(Zelda Sayre)走进每个村庄每个城镇的舞池,就像野蛮人的公主。
  
  “如果珊尔达来,其他女孩子就直接回家了。”“她在,今晚别指望跳上舞了。” “最挺的鼻子,最坚决的小小的下巴。” “阿拉巴马和乔治亚最美的女孩。” 珊尔达•莎尔是一件精雕细琢的艺术品;在她家庭所给予的教育里,女性特质被当作了一件艺术品,又常常被误解为生活的全部意义。她生长在阿拉巴马州最舒适的家庭,是阿拉巴马最高法院法官的小女儿,倍受家人溺爱。荒蛮的外部世界滋养着她不羁的内心,正如舒适的家庭生活滋养着她惊人的美貌。最好的舞蹈老师教她芭蕾,最好的文法老师教她法语,她还被鼓励看书写诗。她在暮年回忆起少女时代,“我从未觉得一丝不如人或者羞涩或者怀疑,我也没有任何道德标准。”十八岁,她刚从高中毕业,是所有南部少年的梦中情人。甚至——不只是梦中情人,她胆大包天,和许多男人有非正式的婚约,虽然所有男人都得不到最终的诺言。她早就学会抽烟喝酒,把头发剪得像男孩一样短,她半开玩笑地说“曾吻过几千人,还准备再吻几千人。”
  
  1918年七月初,一等中尉菲兹杰拉德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乡村舞会上邂逅了珊尔达,这几乎是个和姞内瓦一样的开始,公主的身边围绕着过多的爱慕者。在同年写成的《浪漫主义自我主义者》中,他会为假想的自己安排一个更私密的邂逅,在暴风雨的傍晚,在干草垛背后,他的公主在吟诵魏尔伦的《秋歌》,然后公主察觉到了他:“谁在那里!你是谁?曼弗莱德,圣克里斯多夫,还是维多利亚女王?”小说里的他高声地短促地说:“我是唐璜!”
  
  七月中旬他收到姞内瓦的信,她第二天就要和父亲生意伙伴的儿子订婚了,她兴奋地讲,“即使说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女孩都显得太谦虚了!”过些日子他又收到了姞内瓦的婚礼邀请,他没有出席,可婚礼邀请信被他贴在一本永久珍藏的剪贴簿上,剪贴簿的第二页是芝加哥报纸对婚礼的报道,姞内瓦的侧面像占了报纸的一整版。1918年9月4日,姞内瓦•金结婚。1918年9月7日,菲兹杰拉德在笔记本上写,“7日,跌入爱情。”这一次,是和珊尔达。1918年末,一战结束,菲兹杰拉德回到纽约。他请求珊尔达和他订婚,她同意了,当然和她同意的其他许多婚约一样,只是非正式的。
  
  珊尔达反复强调,“物质毫无意义,”可过了不久她又说,“卑琐的单调的生存真可怕啊。”物质毫无意义,因为在她的生活里物质从未匮乏过;她能为浪漫牺牲物质,而她的浪漫就是无数的物质在合适的时机精确地进入她的生活。为了娶珊尔达,菲兹杰拉德还要赚很多很多钱,而成绩不佳的大学肄业生所能找到的唯一工作是在名不见经传的广告公司写谁都不当回事的广告词。
  
  1919年6月,远在阿拉巴马州的珊尔达失去耐心,终止了婚约。几天后,心灰意冷的菲兹杰拉德从公司辞职回到家乡圣保罗市。没有学位、没有工作、没有恋人。
  
  
  三、天堂的这一侧
  
  1919年夏天,在圣保罗市的父母家里,菲兹杰拉德唯一拥有的东西,是已经两次被斯克里布纳出版社(Scribners)退回的长篇自传小说《浪漫主义自我主义者》。出版社的老一辈编辑认为手稿结构混乱 、不知所云,而年轻的编辑麦克斯威尔‧柏金斯从中看到了作者的潜力,鼓励他改写,“现在这个故事没有实质性的结尾”,“主人公的经历和性格都没有把结尾推向高潮。”在家中闷热的阁楼里,菲兹杰拉德照着柏金斯的建议改写了小说,9月4日他把修改稿寄给了柏金斯,改名为《天堂的这一侧》(This Side of Paradise)[10],情节基于他的普林斯顿生活和两段恋情。这是他最后的赌注,他想要用这篇小说进入文坛、赢得名声、赚够钱、夺回珊尔达……恐怕所有人都会说,他想要的实在太多了。
  
  1919年9月16日他收到柏金斯的回信:“我十分高兴地告诉你,我们准备出版你的书。”1920年3月26日,《天堂的这一侧》出版,这是一本拼写错误百出的青春小说,却因跃动鲜活的时代感感染了读者。3月29日,第一版售罄。3月30日,菲兹杰拉德发电报给珊尔达,“书卖得好,速来纽约。”4月3日,菲兹杰拉德和珊尔达在纽约著名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结婚。至1921年,《天堂的这一侧》再版十二次。
  
  一夜间菲兹杰拉德功成名就抱得美人归,一切如梦似幻。他在散文《爵士时代的回声》写到:“这是奇迹的时代,这是艺术的时代,这是富余的时代,这也是讽刺的时代。”[11] 因为这篇散文,美国历史上纸醉金迷的二十年代又被称为“爵士时代”。在接下去的十年里,菲兹杰拉德夫妇是爵士时代的绝对代言人,他的短篇小说卖到四千美元一篇,各类电影版权收益更高。珊尔达的相片和访谈常出现在各类小报上,永远美丽优雅,永远特立独行,更多的人赞美她,“一个女神”、“天生的皇后”。他们是所有派对的座上宾,是所有高级商店和酒吧的常客,是从不关上行李箱的疯狂旅行者。在纽约、巴黎、蔚蓝海岸,他们的别墅就像盖茨比的房子那样夜夜笙歌。
  
  《了不起的盖茨比》里有一段极抒情的情节:多年后,穷小子盖茨比功成名就,在纽约长岛戴西家别墅的对岸买了一栋巨大的豪宅。他不敢贸然拜访戴西,只是每天举办来者不拒的豪华派对,希望有一天能吸引戴西的注意,可是戴西总没有来。临近午夜,盖茨比从热闹的派对里走出来,望着戴西的家,“他朝着幽暗的海水把两只胳膊伸了出去,那样子真古怪,尽管我离他很远,我可以发誓他正在发抖。我也情不自禁地朝海上望去——什么都看不出来,除了一盏绿灯,又小又远,也许是一座码头的尽头。”[12] 不知在菲兹杰拉德奢华的派对上,他是否也这样无数次地幻想根本不存在的又小又远的绿灯,姞内瓦就在灯的后面,也许有一天真的会循着欢笑声出现在这些派对上……他一定经常想念她,因为他继续在所有的创作里怀念着她,用赚到的钱支持他和珊尔达放纵无度的生活。
  
  就让时间停留在这一刻吧,就让黄金时代的光晕永远留在他们年轻骄傲的脸上,因为这一刻梦幻得无以附加,这之后一切将可怕而残酷。这一刻他们多开心啊,他们在蜜月的酒店进口不停地玩旋转门,在酒店大堂里旁若无人地侧身翻,他们坐在出租车顶兜风,他们跳进了广场饭店的喷泉,又湿淋淋地站在桌子上跳舞,他们去剧院看喜剧,约定在最不好笑的地方放声大笑……
  
  然后疯狂的快乐越转越快,把快乐都甩走了,只有疯狂——她对文字有天生的灵感,他欣赏她的才能,鼓励她写作。然后——他说服她用他的名字发表短篇小说,因为这样报酬更高。他开始在小说里大段大段抄袭她的日记和信件,并丝毫不以为然。没几年他的酗酒恶习越陷越深,他常常夙夜不归,即使在家也是酩酊大醉。她的生活空虚无聊,开始重拾芭蕾,她已经二十七岁了,再也不可能成为职业芭蕾舞演员,可正是如此她更疯狂地训练自己,每天练舞八小时。1930年,高强度的芭蕾舞训练诱发精神崩溃,她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然后——1932年她完成她唯一一本小说,自传体的《最后的华尔兹》(Save Me the Waltz),菲兹杰拉德强迫她删掉与她精神病史有关的情节,并非因为他想保护隐私,而是他已经在自己将出版的小说《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里用了同样的情节。他曾当着精神病医生的面对珊尔达说:“省省吧,你这个三流的作家和三流的芭蕾舞演员。”然后——酗酒严重影响了他的创作,杂志和报社陆续中断了与他约稿。直到有一天,菲兹杰拉德在任何的书店都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书,任何的书店营业员都表示没听说过这样一个作家。因为珊尔达的病,他们的婚姻自1933年起就名存实亡。没人相信珊尔达的病能够痊愈,她从一个精神病院搬到另一个精神病院,设施更差、房间更脏。
  
  1940年12月21日,年仅四十四岁的菲兹杰拉德死于酗酒引起的心脏病突发。他的葬礼和他十五年前小说里描述的盖茨比的葬礼一样寒酸简陋,他死前破产,遗嘱中要求“最便宜的葬礼”。他曾像盖茨比那样夜夜敞开大门办派对,却只有很少的亲友来参加葬礼:他的女儿、他的编辑柏金斯、还有好友女诗人多罗茜•帕克(Dorothy Parker)。珊尔达困在精神病院,无法参加葬礼,报纸介绍珊尔达为“他不合法的妻子”,尽管在死前两天他还写信给珊尔达聊女儿的情况。多罗茜•帕克在葬礼上失声痛哭:“这家伙真他妈的可怜。”(This poor son of a bitch.) 在盖茨比寂寞的葬礼上,一名出席者讲了一模一样的话[13]。
  
  1947年3月11日凌晨,珊尔达所在的精神病院失火,珊尔达困在顶楼,被活活烧死,年仅四十七岁。
  
  当年菲兹杰拉德从如日中天的二十年代每况愈下,文学圈里的朋友众口一词骂珊尔达毁了他。“珊尔达生活太铺张了,他不得不写那些不入流的小说糊口。”“珊尔达太古怪啦,太多变啦,他心肠真软。”六十年代菲兹杰拉德被评论界再发现,各类学术研究风生水起,女权主义者掀起了研究珊尔达热,珊尔达的书信日记一经公开,诸多女权主义者又异口同声:“是傲慢自私的菲兹杰拉德毁了一个天才的作家、画家、芭蕾舞演员。”
  
  他毁了她,她毁了他,可这远远不能说清他和她之间最深沉的理解和冲突。他控制不住把她灵光四溢的日记抄袭进自己的小说,她控制不住在作家的妻子之外为自己寻找其他的身份。他和她都困惑了,哪一部分的生活是自己的,哪一部分的生活是对方的。即使在她最疯狂最虚弱的日子他们还交换着炙热的情书。她对他:“月亮像失落的钱币掉进深山,草地阴沉而刺鼻,我想让你靠近,我触碰你,像秋天的平静,甚至带一点夏天最后的回声。”他对她:“你是我见过的最精致最可爱最温柔最美丽的人,即使这样也言犹不及。你所忍受的我没有其他人能忍受……”
  
  关于死亡,珊尔达在1919年春曾致未婚夫菲兹杰拉德:“今天我去了墓地——你知道的,那不是个公墓——我想去打开山那侧一座生锈的地下室的铁门。它被冲洗白了,覆盖着泪汪汪水汪汪的蓝色小花,小花也许是从死人眼睛里长出来的,碰上去粘乎乎的带着让人作呕的味道……为什么墓地非得让人感到空虚呢?关于这个论调我听得太多了,格雷先生的话也很有说服力,可是我怎么也不觉得任何曾经生长的东西是让人绝望的——所有断裂的石柱和紧握的手掌和鸽子和天使象征着浪漫然后一百年后我想让更年轻的人来猜猜我的眼睛是棕色的还是蓝色的——当然,两种颜色都不是——我希望我的墓看起来像已经有许多许多年头——多奇怪啊,那一排南部邦联士兵的墓,有两三个会让你觉得它们是死去的爱人或死去的爱情——它们看起来一模一样,甚至上面黄乎乎的苔藓也一样。古老的死亡真美——真真正正的美——我们会一起死——我知道——甜心——”
  
  他们没有一起死,不过他们葬在了一起,在他父亲的故乡马里兰州。他的初恋姞内瓦还要多活四十年,亲眼见证菲兹杰拉德的死后哀荣水涨船高,《了不起的盖茨比》一版再版,被奉为美国经典文学,可她毕生都把当年的情书和日记锁在衣橱的角落里,从未想过站出来说:“我就是那个戴西。”高门巨族的操守,如是而已。
  
  
  
  ———————————————-
  注:
  1. 语出《了不起的盖茨比》第六章。
  2. 英文原名为Daisy Buchanan, Isabelle Borge, Rosalind Connage, Kismine Washington, Judy Jones, Minnie Bibble, Josephine Perry.
  3. 语出《了不起的盖茨比》第七章。
  4. 语出《了不起的盖茨比》第五章。
  5. 语出《了不起的盖茨比》第三章。
  6. 语出菲兹杰拉德散文“My Lost City”。
  7. 1915年8月25日信。
  8. 1915年1月31日信。
  9. 语出《天堂的这一侧》第三章。
  10. This Side of Paradise中文又译作《人间天堂》。
  11. 原文“It was an age of miracles, it was an age of art, it was an age of excess, and it was an age of satire.”语出菲兹杰拉德散文“Echoes of the Jazz Age”。
  12. 语出《了不起的盖茨比》第一章。
  13.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此人名叫“戴猫头鹰眼睛的人”(Owl-eyes).
  
  
  
  参考资料
  普林斯顿档案馆菲兹杰拉德档案,含姞内瓦•金的书信
  菲兹杰拉德小说《天堂的这一侧》、《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
  Gross, John. The New Oxford Book of Literary Anecdo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Hemingway, Ernest. A Moveable Feast.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4.
  Hrtnett, Koula Svokos. Zelda Fitzgerald and the Failure of the American Dream for Women. New York: Peter Lang, 1991.
  Lanahan, Eleanor. Zelda An Illustrated Life: The Private World of Zelda Fitzgerald.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1996.
  Mizener, Arthur. The Far Side of Paradise: A Biography of F. Scott Fitzgerald. Boston: The Riverside Press, 1965.
  Turnbull, Andrew. The Letters of F. Scott Fitzgerald.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3.
  West, James. The Perfect Hour: The Romance of F. Scott Fitzgerald and Ginevra Ki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转自: http://book.douban.com/review/4955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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