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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又是多年前的旧事。一个无产阶级小姐到美国探亲，她先生去了美国留学，并申请到了奖学金，她有条件申请去陪读。就这样，她去了美国探亲。
在美国，先生平日上学打工，她没事就呆在家里陪儿子玩，她儿子已经七岁了。这样玩了几天，一天来了一个社工。和我们这的街坊大姐居委会的人员有些相似。那人来了，就问她，你们打算在这里呆多久，如果时间长了，就要送小孩去上学，不让小孩去上学是犯法的。
那人说的是英语，这个无产阶级小姐一句也听不懂，人家就把这些意思写下来，要她等先生回来给他看。
他们开始没想到呆多长时间，只是想看看，看看情况，他们还是想让小孩学点中国文化，想回国读几年之后再到美国去。现在既然有这样的事情，那就先让孩子上上学吧，上个半年，签证期满了就回国。
就这样，孩子上学了，一切手续简便得不能再简便，而且全程有社工帮忙，让他们感觉就像是回家了一样。而且不用交学费，还有免费的课间餐。
他们在美国呆了半年，签证期满，他们回国了。
回来之后，他们不想住在自己家里，那里太小，而且小孩上学没有人照顾不方便，于是他们就到她妈妈家住，反正有地方，又有老人照顾小孩。
去学校办入学手续被告知，他们的户口不在这个地段，不能上学。无产阶级小姐当然是有些社会关系的，于是找到关系写条子要那间学校接收。有上面的条子，学校当然没有说不接收，但是要交赞助费。这真是把她气死了。气得她破口大骂，这是什么鬼地方，在美国，我们只是路过探亲，人家动员你去上学，什么费不交还有吃的，回来了，我还是中国人，上个学还要交赞助。
他们原来还计划让小孩在中国最少读两年再申请去美国，这也要等她先生拿到绿卡，但是，现在他们真是一天不想多等，想尽办法去美国。不到两年，他们终于如愿以偿。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７日 宋美龄致廖承志公开信
承志世侄：
七月廿四日致经国函，已在报章阅及。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
余阅及世侄电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七年前事，世侄尚属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阂。余与令尊仲恺先生及令堂廖夫人，曩昔在广州大元帅府，得曾相识，嗣后，我总理在平病况阽危，甫值悍匪孙美瑶在临城绑劫蓝钢车案后，津浦铁路中断，大沽口并已封港，乃只得与大姊孔夫人绕道买棹先至青岛，由胶济路北上转平，时逢祁寒，车厢既无暖气，又无膳食饮料，车上水喉均已冰冻，车到北平前门车站，周身既抖且僵。离沪时即知途程艰难，甚至何时或可否能如期到达目的地，均难逆料，而所以赶往者，乃与总理之感情，期能有所相助之处，更予二家姐孙夫人精神上之奥援，于此时期中，在铁狮子胡同，与令堂朝夕相接，其足令余钦佩者，乃令堂对总理之三民主义，救国宏图，娓娓道来，令余惊讶不已。盖我国民党党人，固知推翻满清，改革腐陈，大不乏人，但一位从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国女子而能了解西方传来之民主意识，在五十余年前实所罕见。余认其为一位真正不可多得之三民主义信徒也。
令尊仲恺先生乃我黄埔军校之党代表，夫黄埔乃我总理因宅心仁恕，但经多次浇漓经验，痛感投机分子之不可恃，决心手创此一培养革命精锐武力之军校，并将此尚待萌芽之革命军人魂，交付二人，即是将校长之职，委予先总统，以灌输革命思想，予党代表委诸令尊，其遴选之审慎，自不待言。
观诸黄埔以后成效，如首先敉平陈炯明骁将林虎、洪兆麟后，得统一广东。接着以北伐进度之神速，令国民革命军军誉鹊起，威震全国，犹忆在北伐军总司令出发前夕，余与孙夫人，大兄子文先生等参加黄埔阅兵典礼，先总统向学生训话时，再次称廖党代表对本党之勋猷（此时廖先生已不幸遭凶物故，世侄虽未及冠，已能体会失怙之痛矣。）再次言及仲恺先生对黄埔之贡献时，先总统热泪盈眶，其真挚恸心，形于词色，闻之者莫不动容，谅今时尚存之当时黄埔学生，必尚能追忆及之。余认为仲恺先生始终是总理之忠实信徒，真如世侄所言，为人应“忠孝两全”，倘谓仲恺先生乃乔装为三民主义及总理之信徒，而实际上乃为潜伏国民党内者，则岂非有亏忠贞？若仲恺先生矢心忠贞，则岂非世侄有亏孝道耶？若忠孝皆肭（注“肭”为不任事与不足之意），则廖氏父子二代对历史岂非茫然自失，将如何作交代耶？
此意尚望三思。
再者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斗臭、斗垮时期，闻世侄亦被列入斗争对象，虎口余生，亦云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认为聊可自慰。
日本读卖新闻数年前报导，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２９省市，进行归纳，总结出一“正式”统计数字，由１９６６年开始，到１９７６年１０年之内，被迫害而死者有２，０００万人，波及遭殃者至６亿人。云南盛内蒙古等地，有７２７，０００名干部遭到迫害，其中３４，０００人被害致死。
《北京日报》亦曾报导，北京市政府人员在“文革”中，就有１２０００人被杀，共党高层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均以充军及饥饿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对大量干部自相残杀，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将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诋奸邪之媚外乎。
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或谓我总理联俄容共铸成大错，中国共产党曲解国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之要旨，断章取义，以国父容共一词为护身符，因此讳言国父批牍墨迹中曾亲批“以时局诚如来书所言，日人眼光远之人士，皆主结民党，共维东亚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则另有肺腑也；现在民党，系联日为态度。”此一批示显见：（一）总理睿知，已洞察日本某些野心家将来之企图；（二）批示所书“现在”民党当以联日为态度，所言亦即谓一切依国家之需要而定。联日联俄均以当时平等待我为准绳。当时日本有助我之同情心，故总理乃以革命成功为先着，再者毋忘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对中山先生肝胆相照之日本信徒为我革命而牺牲者。世侄在万籁俱寂时，谅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在抗战前后，若非先总统怀仁念旧，则世侄何能脱囹圄之厄，生命之忧，致尚冀三次合作，岂非梦呓？又岂不明黄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此时大陆山头主义更为猖獗，贪污普遍，贿赂公行，特权阶级包庇徇私，萋萋迭闻：“走后门”之为也牲牲（注“牲牲”众多也。）皆是，祸在萧墙，是不待言，敏若世侄，抑有思及终生为蟒螫所利用，随时领导一更，政策亦变，旦夕为危，终将不免否？过去毛酋秉权，一日数惊，斗争侮辱，酷刑处死，任其摆布，人权尊严，悉数荡尽，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来归，以承父志，澹泊改观，养颐天年，或能予以参加建国工作之机会。倘执迷不醒，他日光复大陆，则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愿欣赏雪窦风光，亦决不必削发，以净余劫，回头是岸，愿扪心自问。款款之诚，书不尽意。
顺祝安谧
民国７１年８月１７日
宋美龄
解晨枫：谈谈《红拂夜奔》
王小波在这本书里叙述的，看似荒诞不经，却包含着最大的真实。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的，“假如本书有怪诞的地方，则非作者有意为之，而是历史的本来面貌。 ”
看到《红拂夜奔》这个书名，人们也许会认为是叙述隋末杨府红拂女慧眼识李靖故事的才子佳人小说。我第一次看到片段，是在高中语文读本上，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王小波的文字，只觉内容怪诞，文字粗俗，完全无法理解，只能大叹思想浅陋。几年过去了，我看完《黄金时代》对王小波的风格有所了解后，再完整地看看这本书，对他的深邃不禁击节赞叹。
小波在书的前言中说，
“有关这本书：王二1993年四十一岁，在北京一所大学里做研究工作。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数学史。
他是作者的又一位同名兄弟。年轻时他插过队，后来在大学里学过数学。他从未结过婚，现在和一个姓孙的女人住在一套公寓房子里。在冥思苦想以求证明费尔马定理的同时，他写出了这本有关李靖和红拂的书。”
这就是本书的情节了。其实它的风格很像乔治·奥威尔的《1984》，都是借故事来对社会进行深刻的反讽。小波自己也承认受了奥威尔的影响。不过《1984》写的是极权主义的未来，本书则着眼于现实，关注我们当下的生存环境。无论是红拂还是王二，他们其实都是生活在“现在”的人，都是社会的另类。“城”在书中也许是喻指生活的围城，在外面的人拼命地想挤进去，而城里的人只觉得生活并不如意。“夜奔”的意义就在于，从压迫自由和思想的牢笼中挣脱，去追随自己的内心。就像曹禺借《北京人》中袁任敢之口表达的愿望，“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没有矛盾，也没有苦恼”。
然而，红拂年轻时逃出了洛阳城，到中年了发现长安只不过是另一座牢笼，原来一生的追求最后只不过是回到了原点。王二想改变自己的人生，于是他花了十年证出了费尔马定理，只不过得了个“人瑞”的称号，依然受着不如自己的人的压制，时时刻刻猜测别人的想法，强忍着绝望活在世界上。其实这时候的他们还不如从前，从前起码对生活还抱着一丝指望，而现在红拂在生活虚伪的压榨中不如从前美丽了，卫公也老了，厌倦了劳累，变得安于现状，年轻时他对生活不满意便冲动果决地去改变它，现在失去了这份勇气；从前红拂是顽强不屈的，现在当她鼓动卫公再逃离长安城时自己也觉得没什么可能。王小波在结尾说，“生活能有什么寓意？在它里面能有一些指望就好了。对于我来说，这个指望原来是证出费尔马，对于红拂来说，这个指望原来就是逃出洛阳城。这两件事情我们后来都做到了。再后来的情形我也说到了。我们需要的不是要逃出洛阳城或者证出费尔马，而是指望。如果需要寓意，这就是一个，明确说出来就是：根本没有指望。我们的生活是无法改变的。” 这让人压抑、窒息，阴沉沉得看不到光。所以说这是一本绝望的书。
红拂是个很“真”的女人，和周围环境不同的是，她从不做作。她一生保持了内心的真实。她对任何人都很真实，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拐弯抹角不虚伪掩饰，因此大家觉得她是个怪人，不知出了什么毛病。所以这是个无比病态的社会。李靖也是这样，其实他很纯朴，却无意闯了祸，全洛阳的人都在想着拿他做包子，只是不说出来而已，他只是觉得异常，却从没有怀疑过所有人都在算计他，都在虚伪地应付他，甚至他最亲近的李二娘。直到红拂爱上他，并有勇气冲破那个她憎恶的牢笼来告诉他。于是他们俩结合了，逃出了洛阳城。这是两“真”的结合。
因此，逃离洛阳城是人性解放的象征。逃离洛阳城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的主人公不仅仅包括红拂、李靖，还有尾随盯梢他们的虬髯公。其中有一个镜头是，红拂和李靖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脱去衣服下水，然后在一片沙滩上做爱。虬髯公看到了红拂美丽的身体和发生的一切。因此，三个人的命运都由此改变。一直觉得在王小波的语境里，“性”是一种自由的释放和解脱的方式。“性”在这里被赋予的，并不单单是它原本的含义，而是隐喻着人性在对虚伪的战斗中第一次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这条绿油油的河里，这片向阳的沙滩上，一切都是美好的，可爱的，没有世俗的虚伪和做作，有的只是人个性的满足和伸展，是极大的快乐。人的身体就是这一切最完美的表达。而对于虬髯公来说，一切便又不同。虬髯公是个高超的剑客，他爱红拂，但他对杨府非常忠诚，把和红拂住在一起看做是头头们对自己的考验；他心中的幸福生活，就是等他老了，头头们给他一个老女人，分配一间谷仓隔成的小间，然后他们在这间小房子里交配，生孩子。所以他强忍渴望，只在晚上出去“仗义行侠”发泄心中的欲念。这是内心要求受到人为压制的异常表现。红拂和李靖这种惊世骇俗的行为，完全违背了他所遵从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使他的内心受到极大撞击，他就再也不能维持现在的生活了。王小波在书中写到，“假设虬髯公和我们一样。都是群众，只是分工不同。等到红拂和李卫公在河滩上不自重的做爱，刺激了虬髯公之后，他就再也不能当群众，非当头头不可了……对于一个群众来说，这是无法可想的。你可以把她杀掉，却不能要求她什么。而头头就不同了。从古至今，头头这个词用一句话便可概括，就是对别人的权力。”那么他有两个选择：杀掉红拂，回杨府报告或者出走。他选择了后者。
但是虬髯公的人生不同于李靖或红拂，他是做了扶桑国王。他是从群众转变成了头头。但是他没有很好地适应这个角色转换，他并没有把红拂对他的刺激化作遵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愿望，向正常的、人性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了反面。“他觉得红拂应该是他的，是被李靖这家伙抢走了”，于是他利用自己的权力想方设法地压迫别人，满足自己的变态欲望，“用这种方式来忘掉在红拂那里受到的挫折” 。他颠倒自己身上原有的一切观念，强迫自己认为红拂是堕落的，终于毁掉了自己，也毁掉了扶桑的人民。所以“简言之，他是在装神弄鬼，吓唬别人，但是装到了后来，连自己本来的样子都忘掉了。”因此，作者说，相比于从前，他反而是堕落了。王小波在这里借鉴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写法，以虬髯公身体形状的怪诞变化来隐喻虬髯公从一个被压迫的变态分子转化成了压迫者，最后异化为非人。
虬髯公的悲剧是一种极端是表现，但是李靖和红拂呢？他们俩有勇气逃出洛阳城，但是却没有勇气对抗全天下的人。在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感情淡化、关系恶化、疲于应付的氛围中，他们被巨大的孤独感和陌生感笼罩，不得不作假，以迎合这个虚伪的社会。当李靖兴高采烈地去向皇上建议将自己建造并为之自豪的长安城改名为“新洛阳”并为之遭到暗算时，他彻底蔫了。从此他从想象力十分丰富，爱好发明变成了对那些繁杂的俗事全部失去了兴趣，除了红拂再也不敢相信任何人。这是一个人的信任受到巨大打击后的反应。因此，他开始装生病，装糊涂，在外人面前显示出一副老了的样子。
红拂的天性十分活泼，讨厌一切世俗的规矩和不近人情的礼节，她在长安城的生活圈子对她来说荒谬而难以沟通。她的夜奔行为被人们认作是下流胚，她敢于表达自己的爱情的言语被嘲笑，她只有虚伪地活着，而这不会使她感到真正的快乐，违反自己的本性活着，生命也只是一具躯壳而已。作者写道，“她爱卫公，并且不想改变，虽然爱他这件事干得有点欠考虑。只剩下最后一件事可千，就是盖上贝壳乳罩，挂上水袋，穿上衣服，出去上班。穿上这套可怕的服饰，也就是截断了思想。她的倒霉之处在于只有脱光了衣服，对着一面镜子；或者是抱住了卫公才能想像，但是不能一天到晚总这样。我也不能不去上班，走到灰色的人群里去，一路走一路想入非非。活着成为一只猪和死掉，也不知哪个更可怕。”在这个钳制思想的牢笼里，她看不到未来，卫公死后，自己也失去了最后的知音。她就像《金锁记》里的曹七巧一样，“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所以她想到死亡。但即使死亡也不能让她如愿。
至于王二，性爱能帮助他证出费尔马定理，但证出了又怎样呢？生活的本质并没有被改变。作者这样描述他的心情，“我就是这样一天天老下去了。从这个样子你决不看不出我每天每夜每小时每分钟都在想入非非，怀念着十七岁时见到的紫色天空，岸边长满绿色芦苇的河流，还有我的马兄弟。”
这本书里有许多隐喻，在我看来，是以荒诞得近乎不可理喻的笔调深刻地讽刺了这个时代的风俗人情。举个例子来说，
“红拂想自杀死掉，结果大唐制度严明，一切都要纳入计划，所以她每天都要往各种衙门跑，给自己办理殉夫的手续。她需要各种指标，首先，需要一个非正常死亡指标。这件事要由刑部衙门办理。管这件事的官儿查来查去，发现各种死法的人都已大大超过了指标，只有下月上吊死的人还有空额，所以就批准她上吊死掉。拿到了准许上吊的批件后，又要到礼部去办手续，这是因为寡妇殉夫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礼部风气司的官员却说，这个季度殉夫的人太多了，使整个社会空气趋向悲观。所以起码要等到下一季度。为这件事又得和刑部扯皮。除此之外，还要在死掉之前注销各种注册，户籍，会员等等。这些事情多得简直办不完。”
联系作者的生活背景和写作时间，正是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我国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革，长时期处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试验，因此，指标、工作效率低下、各部门互相扯皮这种现象自然屡见不鲜。
本书的结构基本是由两条线贯穿，一是王二和小孙，主要讲的是王二穷其心力终于证出费尔马定理成了人瑞但觉得生活依然没有指望的故事；第二是红拂李靖和虬髯公这几位“风尘三侠”，以逃离洛阳城为界。作者的思路很巧妙，采取“戏中戏”的形式，说明红拂的故事是王二的创作，这样显得较为真实，使作者可以以“我”的身份，以王二的口吻发表自己的感想，并且将这两个故事很好地串起来。唯一可能的缺陷是，在第二条线中三个人的故事转换时不够精妙，直接说“本章主要是谈李卫公的事迹”显得较为生硬。
《浮士德》里主人公在感到生命离去时说，“你真美呀，请等一等！我哀婉正在失去的东西。”王小波也提到，“在我们这里，智慧被超越，变成了‘暧昧不清’；性爱被超越，变成了‘思无邪’；有趣被超越之后，就会变成庄严滞重。”作者在小说的前言和结尾都提到了“有趣”这个命题，我想它隐含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存在，就是真实地、不矫揉造作地“活着”。剥离了“有趣”，剥离了想入非非的权利的升华和净化是可耻的，使生活变得僵硬而失去活力。我们不能只期待受到教育，我们享受的是生活本身，而不是被文明异化了的现实。生命和人性本身是不能变成机械的。这是我们的黄金年代，如果真的如此，我哀婉我正在失去的东西。
野夫：民国屐痕
2010-3-18
一
再过两天才是立春，此际的台北已经和风煦然了。宋朝词人周邦彦形容的——正单衣试酒，怅客里、光阴虚掷——仿佛正是眼前我的况味。确确乎是一袭青衫，我竟然就闯到了基隆河畔的忠烈祠。
出发时还很晴好的天空，忽然间暮雨飘潇起来。我拄着一柄民国式样的弯把黑布长伞，穆然伫立于沾衣欲湿的细雨中；当我仰望大书“成仁、取义”的庄严牌坊时，台北冬季的雨，瞬间沁湿了眼底。这些海峡上空聚合的水分，似乎天然如泪一般咸苦。就这样噙着雨痕，我万里渡来，偏要参拜这一座久仰的祭坛了。
台北忠烈祠是追祀为民国殉难忠臣烈士之祠庙，始建于1969年，由蒋公亲笔榜书。正殿及两边配殿层叠树立着密集的神位，有名有姓的享祭者凡49万余人。从黄花岗烈士到金门海战之逝者，以死亡的群像展示着民国百年的沥血之路。仅仅抗日战争八年，民国折损的将官竟达两百余名【而中共抗日牺牲的将官唯左权一人】。整个二战的盟军战场，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付出过如此惨烈的代价。尤可哀者，更多百战生还的抗日将士，最终却死于内战烽火。至今他们没有得到大陆祖国和同胞应有的尊重，这个祠庙也仍旧是陆客观光团所要绕开的禁地。
我独自凭吊在空旷的殿堂中，仿佛置身于漫无边际的坟地。那些早就在史书上熟悉的名字，渐次涌入回潮的眼眶；一个世纪的亡魂似乎仍然列阵于战火未尽的云天，在等待我这个晚辈前来追问和祭奠。
我来到管理处【他们仍叫指挥部】查询我外祖父的信息。他们一番殷勤检索，最后总指挥亲自出来敬茶，愧疚地告诉我——有这个名字，但是没有籍贯没有死亡详情。为了表示歉意，他非要送我两幅照片，是每年春秋两次祭典的神圣仪式。最后，一个老者执意要在雨中送我出门，他无限感伤地说——近七百万人的死亡，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搜集齐全。
外祖父于我，只是生命源头之一。他在我外婆之后，另娶新妇为他生育了两个儿子——论辈分血缘，算是家慈的异母弟弟，是我不知下落的舅舅。外祖被击毙于鄂西道上之后，他的一个旧部竟然带着他的长子【我该唤作大舅】，万里硝烟中辗转撤退到了台湾。这要怎样的古风高义，才能如此艰难地拯救同袍遗孤啊。而留在内地的小舅，则和他的母亲一起承担着匪属的待遇。我能从前辈族人那里获得的仅有信息便是——大舅成长为彼岛的高级军官，小舅沦落为此岸的下岗工人。因为吾母的原因，我们与他们素无联系，甚至不知道名字。
看过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就知道那一年是民国的劫数，是民族的报应；是海峡般宽阔的伤口，是我们至今难以超越的苦难，至今未能弥合改变的命运。
二
我还在垂髫之时便知道了“水深火热”的台湾，便会唱——要让太阳的光辉，照耀在台湾岛上。那时，台湾是恐惧和灾难的渊薮，是无数家庭因之被祸的疫区。而在我的青春时代，台湾忽然又成了纸醉金迷的宝窟，台胞台属台商成了政府巴结优抚的对象。从敌视国民党转移到敌视民进党，从要解放台湾人民到坚决反对台湾全民公决。我在时代的急剧演变中，永远跟不上政府对台的脚步。
我一直以为，台湾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它就像我那也算同文同种的大舅一样，他的荣辱沉浮与我八不相干。两岸本质上就像各自分家立灶的兄弟，你穷的时候想去解放他，你富的时候想去收编他——这样的主意好是好，但当弟弟弱弱地问一句家长的位置能否由全体家人选举轮流坐时，你就不肯答应——于是这就成了统一祖国的真正问题。
我自诩是爱国中年，爱到宁肯在祖国坐牢，也不去异邦避难。因为同意台湾是中国【非党国】难以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也爱台湾。“中国”不是国号，只是华夏文化江山的一个泛称。两岸皆是中国，只是一个庙号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庙号叫中华民国。前者刚过花甲，后者即届百岁。论年齿，后者是兄；论祖田，前者为大。后者视前者为窃国，前者视后者为割据。彼此时打时和，却依旧各奉各的正朔——这样的“一个中国”，算是二战结束后的一个特殊遗产，更是人类政治格局的最后一道奇观。
我当然支持统一，至少人民自由出入无需经过海关。至于统一的条件，也很简单——重返重庆谈判。六十五年前，中共的开山祖师们开出的和平建国大纲，在我看来，仍旧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最佳条款。更何况其中的多数条款，至今依旧还写在各自的宪法上——比如出版言论自由等等，只是需要真正落实而已。彼岛已经完成从军政到宪政的历程，接受这些条款应该再不会像当年那么困难。此岸的接班人依旧扛着共产党的旗帜，理论上不应该背叛祖宗成法。如此则统一祖国何难？这样更无需各自再修几百万亡灵的忠烈祠，那才叫开万世之太平啊。可是，两岸的政党领袖们，究竟想要的是怎样的维稳和偏安，实在是天心难问。
三
就这样带着一本书，我像穿越时空隧道一样，从中国的共和国走进了中国的民国。从桃园机场到台北腹心，感觉也就像从莆田到泉州，像从今天回到九十年代。山河人物，皆无异样；礼俗谈吐，俱如中原遗韵，无一处不显得名门正派字正腔圆。
台北几乎从来就没有追求过国际大都市的虚张格局，尽管它也有迪拜塔之前的亚洲第一高楼，但是它依旧显得十分古旧。街道很窄，巷陌密集，楼房多数不新不高更不珠光宝气。满街多是轻型摩托飞驰，几乎看不见警察，但是人车却能井然有序地尊重红绿灯。地面很老，看不见任何一点烟头垃圾痰迹，也没有带着袖箍的男女扫地或者罚款。这种古旧，像一个家道中落的老派贵族，低调而有教养地严守着规矩。即便是一领旧衣，穿出去依旧熨烫着折痕。
入夜的台北仿佛才真正回到民国，有着书卷中曾经熟悉的那份娴静与繁华。独自徜徉于那些南洋建筑风格的骑楼之下，张望着悬满街头的霓虹繁体字，有着突然置身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幻觉。这是一种被历史打断过的炎黄贵气，现世的荣华中一点也不闹热，没有浮夸的措大嘴脸。似乎春明上河的市井就该有这样一份静好，十分的风流蕴藉却都又显得像国画中的金碧山水——美在那半吐半露之间。
冬季到台北，看雨的多是断肠人。撑一把伞小驻檐下，看台北的女人鱼群般飘过，那是你对民国最初的惊艳。问路抑或搭讪，会邂逅没有张皇迟疑的微笑；那近似吴侬软语的国语，透着从容自重和良善。大陆人道听途说的多是槟榔妹，那也只是台南才有的乡韵。且人家的露背露脐还只为兜售新采的鲜果，而非推销你假想的俗艳。
近乎古肆的街角，斜搭了一处玻璃房，宽仅容膝一般。橱窗上零落着一些手工挂件饰品，散发出唐宋明清一样的雅致。女主人独自在几上编织她的黄昏，我擅自入座旁观。结绳缀玉的古老技艺，复活在她的芊芊十指上。笑是莞尔的，清浅且清纯，全无主顾来也的强作欢颜。问罢，只是低声叹一句——工艺美院毕业的，哎，沦落街头了——那一声哎，似乎道尽了沧桑。听我口音，知是陆客，便多了几句讯问。然后我走，复低头缀网劳蛛。前人说：道心如恒，无送无迎。指的约略便是这样的淡定。
奇迹是三天后我忽然接到宾馆总机的电话，说是有两位女子在大堂请我下去。讶然见到的竟然是她，手上拿着拙著说要签名。她说偶然听电台对我的访谈，辨出我就是那个薄暮的访客；好奇便买了我的书，遂读出了她的眼泪。然后便打听我的行止，竟然还能找见。之后她拿出精致的工艺盒，是她手刻的一方虎印，用精致的珠带连在一匹玉马上。她看书知道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说佩玉挂印可以驱邪魔。我知道那枚青玉价值不菲，却之又不恭，只好腆然收下。问罢芳名，原来竟然是本家姓氏。心底便认下了这个隔着海涯失散多年的妹妹，想象未来的两岸烽烟销尽之后，再喊她回家吃饭吧。
四
我是书商出身，参加过北京多次国际书展。在一个民间无权自由注册出版社的国度，其书展典礼却一定是富丽堂皇的。就像朝鲜的阅兵大典，其伟大庄严盛况肯定让世界侧目。每年的北京书展，哪怕去一个主管真理的常委，那通常都要清场警戒，驱逐走众多的读者观众，留下配合台词的群众演员。
然而台北的国际书展，相形之下似乎确属寒碜。尽管开场大典每次皆由民国总统出席颁奖，那依然是没有鼓乐礼花，更没有整齐着装的孩子们献花致敬夹道歌舞。会场就设在展台中间，很小的开放式空间，只留下几十个贵宾座位，并不组织观众陪坐。开会前来了十来个便衣内卫安检，然后副总统萧万长先生就登场了【马英九先生出访在外】。起立和掌声都是礼节，行政院长出身的他自然不用讲稿，也不用一句一顿煞有介事地等待被掌声打断。祝贺、颁奖、照相，然后还自费买几本书走人，民国风习就这么简约有致。握着我这个所谓的第一个外省获奖者的手时，也不作秀托我问候大陆同胞；也许他知道就算托我了，我也没资格传达出去。更重要的是，在民主时代的台湾，执政者对大陆的亲疏态度，都可能引发蓝绿两系选民的非议。他们即便贵为领袖，却一样要向选民拜票。
今年书展的主宾国是法国，他们也有文化部官员出席。也许因为他们国内没有异议作家，因此没有发生退席抗议风波。参展的有五十几个国家，大陆没有官方代表团赴展，但是也有一些我认识的编辑去商谈版权合作。大陆主流作家的书在台出版的并不少，此次被邀请赴台的，自然还有几位真正知名的大家。
开幕式上我还邂逅了老朋友贝岭，这个去年惹起法兰克福书展退席风波的哥们，依旧长发披肩一身异服。由于这次没有大陆领导退席，于是我也不用抗议他的出现而拒绝领奖。然后我们纪念十年未见而合影，有记者拍下拿去发在了报上。此前我并不清楚祖国为何不许他回家吃饭，后来我才知道他参与发起了独立中文笔会。这个笔会显然被当局视为非法组织，也因此所有参与其事的朋友皆遭打压。我是一个极端的独行客，平生只论友道不守约束，于是无门无派只好单打独斗。但对所有反极权的江湖山头皆保持敬意，对所有的助纣为虐者皆坚持鄙夷。台北有高僧讲法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是非，那就一定会有报应。信哉此言。
书展上有个最小的柜台，名为一人出版社。拙著也陈列在那，于是我和那个摊主小青年有了交流。他是80后的孩子，留学英国归来，不愿打工就去注册了个一人出版社。确确乎该社就他一人。自己买版权自己翻译自己设计，然后就交给中盘发行商。他对我的书商经验非常推崇，我说在大陆出书，我得先花两万元买书号。你就节约这笔费用也能赚钱，况乎你们还没有选题审查不批一说。
对台湾青年来说，他们真难理解大陆为何不许个体注册出版社。因为台湾也有法律规定不许出版的书，谁违法出版了再去追究惩罚即可，何必事先取缔民间权利，更何须采行书刊审查制度。就像法律不能因为刀具可以杀人，就彻底取缔乡村铁匠铺一样。对这样的疑难杂症，我还确实没法向他解释清楚。因为即便在蒋介石的戒严时代，出版反书要坐牢，但是出版社你还是可以申办的。
我接触好些位台湾青年，他们都羡慕大陆经济繁荣，也渴望进入大陆市场发展。关于台独话题，他们多以为可以认同一个大中国，看重同文同种的渊源。但是究竟怎样统一，这是他们开始关心的话题。我抽样调查——假设现在让你转变户籍，在大陆你可以拿到三倍于台湾的收入，你愿选择转变吗？他们摇头说——如果还有网络限制，那还是留在岛上吧。
这是在民国长大的孩子，看来与共和国奶大的孩子思维确实不太一样。
五
中正纪念堂和国父纪念馆在同一条大街的两头，平衡着这座城市的风水。一般来说，大陆的官方考察团或公职人员，旅行团规定是不许去中正纪念堂的。即便那里已经被陈水扁改名为自由广场了，那也还是不能去拜谒，因为大堂上还是端坐着蒋公的铜像。但对于国父孙中山，那两岸皆还保持尊重。因为蒋与毛，本质上都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对这个发明了一党独裁、领袖独大的政治制度的革命家，他们都愿自认为是衣钵传人。
中正纪念堂前的自由广场算是台北最大的公共空间，原来牌坊上的匾额是“大中至正”四个字。陈水扁时代为了去蒋化，换上了“自由广场”四字，于是所有的民间集会游行抗议之类活动，皆喜欢在这里举行。据说去年因为对政府救灾有看法，绿营组织了许多大学生在此静坐示威。马政府不以为忤，更不会调集军警坦克驱散。许多家长担心这些90后的孩子熬坏身体，纷纷前来在此埋锅造饭料理生活。结果气汹汹的集会渐变成假日野餐，大家玩闹够了还是自己收拾垃圾回去上课。
群众集会学生罢课之类的事情，在民主社会就是个司空见惯的寻常琐事。下不暴力化，上不恐怖化，大家的意见透过媒体宣示出来，政府再去因应修订即可。只有我们这些在极权社会习惯了逆来顺受的类人孩，才会觉得对岸成天打打闹闹，仿佛一片乱局民不聊生似的，才会视民主为畏途；甚至才会喜滋滋地成天播放人家开会打架的镜头以为自家的赏心乐事。但凡稍有常识的皆应明白，人家开会扯皮皆由人家的媒体自由爆料；像此岸两会那种“一致通过”的成人游戏，才是人类真正的笑料。
这两个纪念馆以及忠烈祠，皆有卫兵站岗。但是这些卫兵都只是定时表演换岗操典，全套正步玩枪的动作极具观赏性，是观光客的主要欣赏内容。在陈水扁执政时代，激进的绿营甚至去中正纪念堂内搞风筝展览，多数人觉得稍嫌过分，但也并不会引起厮杀。马英九上台后，也有蓝营群众主张恢复“大中至正”的题匾，但聪明的马府不想再度引起两营纷争，以换匾需要破费40万为由，谢绝了这些涉嫌意识形态化的建议。所有进去参观的人，皆不受安检，无需寄存任何行李，也可自由拍照。甚至可以故意去逗那些一脸严肃的机器人一般的卫兵，但是他们的训练使得他们绝对面无表情，这也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观。回想我们那些在毛公纪念堂排队的人，严格安检只许空手进出，被军警便衣高度警戒，就是这样还硬要热脸贴冷屁股，我们的人民那确实忠君忠得可爱。
六
我们这一代对真实台湾的最初了解，大抵多由文艺而来。从邓丽君的歌侯孝贤的电影，到郑愁予的诗白先勇的小说。是这样一些偷听盗版和传抄，使我们渐渐确知，在严密的高墙禁锢之外，在毫无人味的革命文艺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中国人在享受着另外一种温软生活，在抒写着另外一些明心见性的文字。
澎湖湾基隆港都是随歌声一起飘来的地名，忠孝东路淡水湾从吉他的弦上延伸到我们的视角。一个海外孤悬的小岛，从罗大佑到周杰伦，润物有声地浸透着此岸两代人枯燥的心灵。尽管今日之台湾电影，似乎远不如大陆贺岁片的卖座；但是重温侯孝贤那些散文电影，依旧会让那些擅长法西斯盛典的导演相形见绌。
《恋恋风尘》是侯孝贤早期的叙事，讲述一对青梅竹马的男女，打小并不自觉于所谓的爱情。后来一起去城市打工，女孩的妈托付阿远，“你要好好照顾阿云，不要让她变坏了，以后，好坏都是你的人”。——听着就温润的嘱托啊。阿远应征入伍了，阿云送给阿远的礼物是一千零九十六个写好自己地址姓名并贴好邮票的信封。结果是阿远退伍之前，阿云和天天送信的邮差结婚了。看这个电影，我常常想起沈从文的小说《阿金》，一样不可捉摸的命运，透出悲凉的黑色幽默。
电影的外景选在基隆山下的小镇——九份；也因为这个电影，使这个寂寞无名的矿区，成为了今日台北郊野的旅游胜地。这是大陆旅游团不会光顾的地方，我决定去这一陌生所在，是因为陪我去的，竟然就是电影的男主角阿远的扮演者王晶文。
晶文兄应与我同代，岁在中龄却依旧如当年剧中人一般纯净腼腆，不似我一般顽劣。一个当年的明星，重返他使之扬名的古镇，却丝毫没有一点我们所习见的张扬。说话轻言细语，低调得生怕惊动了那个曲折深巷。在那早已废弃的乡村影院断墙上，依旧悬挂着多年前那幅《恋恋风尘》的著名广告——他扛着一袋米挽着阿云行走在矿山的铁轨上。但是已经没有人还能认出，他就是那个不知将被命运之轨带向何方的青年了。看着曾经的俪影，他低语说那个演阿云的姑娘，后来去了海外。
我很好奇于他这个当年电影科班出身且早早成名的男人，怎么不再继续活跃于影视的名利场上。他说我就像那个男主角一样，演完电影就去金门岛服役了——这是当年台湾每个大学生都要完成的一段使命。他在金门，爱上了运动和写作，于是成为了今天大报的体育记者，成为了一个远离镜头灯光的自行车漫游人。
九份是日据时代的一个废弃的金矿开采区，至今仍保留着浓郁的殖民特色。沿山蜿蜒的小街，俯瞰着海市蜃楼一般的基隆港。家家门脸都在经营着各色点心和特产，一样的喧哗却有着迥异于内地古镇的干净。我们去一个挂着《恋恋风尘》景点招牌的茶肆吃茶，古旧的桌椅恬静的茶娘，木炭火上温着的陶壶咕噜着怀旧的氤氲。茶具和茶汤都那么好，只许一个好字似乎其他皆难以形容。
没有人还能认出这就是当日少年，我们在两岸各自老去；我们隔着几十年的政治烽烟，艰难地走到一起温一壶中年的午后茶，像董桥所说那样沏几片乡愁，然后再迷失在海峡的茫茫之中。临别我说，我在云南的古镇茶肆，等你来骑车。我们多么渴望这是一个没有驱逐也不需签证的世界啊，我们这些大地上的漫游者，祖国的浪子，可以自由丈量自己的人生。
七
写作之外，我就像王朔笔下的人——一点正经没有。很多时候嬉皮笑脸，是我们在这个伪盛世的土地上的精神自慰。平生不爱正襟危坐的我，这次难免要面对一些媒体；很多大陆的亲友都为我提心吊胆，生怕出言不逊得罪自己的祖国，而遭逢冯正虎的待遇。
台湾中广的胡忠信先生，是彼岛的文化名嘴。我们对坐在播音室打开话筒前，他善意地提醒我——他的节目对岸相关部门都是要收听的。我笑答没有关系，我对我的祖国没有恶意，即便尖牙利嘴，也无一不是为了投合当政者一再声称的民主口号。
晚上在著名的鼎泰丰吃包子，前名记徐宗懋先生带着日本记者本田先生来作陪。二十年前的广场上，徐兄是前去采访的记者。那个著名的半夜，他的后背被流弹射穿，是那些善良的市民穿越火线，用板车拖着他狂奔医院，如此才大难不死。那一刻陪在他身边的另一台湾记者是阿渡，他们记下了那个板儿爷的名字，这个北京人成了他们终身的朋友。
谈起他至今犹存的余痛，他淡然地说——我和你们不一样，对我而言，只是一个工作意外；就像任何一个战地记者，都有可能面对这样的事故。但是对你们而言，是骨肉深处的隐痛，我们远没有你们那种深刻。
是的，那一刻我并未出现在广场，我的血也未曾浸透方砖，我为何要如此孜孜矻矻地计较那一段岁月呢？因为良知在暗夜生疼。也许罪错，任何一个政府都可能在某个时代犯下；就像《光荣与梦想》中的美国史，开篇记载的就是对示威者的镇压。再如台湾的二二八事件，那都是历史不能绕过的一篇。我们在自己的祖国，卑微得不敢要求追诉责任，只想不被抹杀血痕。在没有道歉的漫长岁月里，我们只能私下纪念。那些死难者既不是我的至亲也不是我的熟人，但他们是我的同胞，是一群和我一样对自己的国家心怀善意的好人。既然政府文告都改称风波或事件了，那就应该重新定义那些亡灵。
但是就在昨天上午，成都一个因为在博客里撰文纪念那一年的好人谭君，却因此获刑五年。这个全国人民涕泪援助的灾区，主官们就能如此冷血，我再次感到彻骨心寒。在这样划时代的审判面前，我的天良告诉我——我必须在此供罪，如果纪念有罪，那我就是那个也在每年的忌日，一定要焚香遥祭的人。我不敢在谭先生面前，隐匿我的同罪。
八
上文提到20年前台湾《中国时报》的记者阿渡，是我真正该要好好感谢和写一写的人物。一个文人像他那样参与并见证台湾政局的巨变，本身就是一个大时代的传奇。
十年前的一次北京国际书展，书商的我曾经在传说中刘亚楼的大宅院里，主办过一次冷餐派对，招待国际国内书界的朋友。阿渡便是那时随着沈昌文郝明义先生进来的。人与人交往，我常常相信有一个气场。无论男女，我几乎用鼻子都能闻出谁将是我的朋友或者敌人。于是，我们一见如故了，那时的他，似乎还是时报的总主笔。
职业使得他不时出入大陆，每来总要给我带一瓶金门高粱；那是烈性燃料，总能在北京冬夜点燃我们的狂欢。那时台湾的媒体前辈大佬高信疆先生，也正好移居埋名于京城。这个像古龙一样的文侠颇负酒名，我们三人在一起的捉杯厮杀，常常呈现出月黑风高的壮烈。阿渡是80年代的诗人，在台湾没有解除戒严的时代，他也是著名的学领，经常组织民运反对专制，并因此频遭打压。
我们算同代人，对诗歌的激情往往带来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民主政治的参与热情。我们都在80年代初从大学走向社会，而那时的大陆和台湾，都一样处于极权松绑阶段——那时的台湾民主，并未比我们走得更远，只是略为人道一些，远非今日之悬殊。他在那时就开始参与了他们的“党外刊物”运动，发起了向国民党独裁的挑战。而我们那时，却只敢油印地下诗刊吟风弄月。
阿渡远祖早在清朝中叶就从福建移居台湾，他也该算台中出生的“原住民”，但他却不是阿扁吕秀莲的同志——虽然反独裁的立场一致。台湾在各路人马的推进下，蒋经国终于决定在1987年7月解除戒严。这标志着独裁执政党在人民的施压下，决定自行主导的和平演变开始。报禁党禁顿开，炎黄子孙的一支终于迈向了真正划时代的民主征程。
民主时代的降临，并不意味着民运战士的退役。我曾经说过，民主是龙种，但也许会生出跳蚤。陈水扁时代的阿渡，我能想象他的苦笑和愤怒。连施明德这样的民进党人，最后都知道这不是他们曾经舍身追求的自由主义民主，阿渡这些和他们并肩战斗过的理想主义者，自然会再次成为脏污时代的批判者。
九
2006年台湾著名的“九九”倒扁运动爆发，民主再次显示了它的自我纠错功能。身患癌症的施明德率领百万红衫军走向街头，一场宣示以“礼义廉耻”为主题的群体行动超越了蓝绿阵营的党争立场。是啊，政客无礼义，似乎还能想象，到了无耻之时，那就一定会被自己的人民所羞辱。
而那时，我因如云而南，久疏了阿渡的消息。但我在电视画面上，窥见了人群背后他的影子。他虽然只是一个清瘦的书生，一个在寻常日子里谦卑得近乎羞涩的男人，但是他有缘站在大时代的前列之际，他一定会是忠于理想的战士。忠于纯净理想的人并没有固定的敌人，没有党派之别，谁玷污一个民族的正义之梦，谁就是他的敌人。
果然后来，他选择了重新支持他曾经的宿敌——现已在野的国民党以拯救梦想。马英九先生锐眼灼灼，发现了这个合符他的人品趣味的晚生，亲自绍介他加入了国民党，并很快简任为文传委主委。我们2008年在北京重逢时，他已经成功地帮马先生打赢了选战，被媒体誉为马府的文胆。
多少文人的梦想都是辅佐一代英主，以便入阁拜印实现生命的世俗价值。我向他恭贺并问他如何选择出处时，他平静得像只是参加了一次派对回来。他说他不打算入阁从政，我问为何，答曰从政了就不能自由出行了，也不能来大陆找我喝酒了。多么绝妙的想法，深得我心，我立马表示了支持。和朋友喝酒，这才是我辈在今生的正事。只要能收获一个清明民主的时代，可以容下我辈的性情文章，即便天子呼来，自古也是有不上船的传统的。
早在1967年我们大革文化命之时，蒋中正先生决定要以一岛之孤，赓续中华文化命脉。因而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总会，例由总统担任会长，秘书长负责事务。到了解严时代，这个总会改为了民间社团法人，但会长依旧由历届总统担任——但这已经不是政府组织了。马英九入府之后，将秘书长聘书送到了阿渡面前。这时名称已经被阿扁的“去中国化”时代改为了“国家文化总会”，出于对两岸文化交流的兴趣，他欣然接受了这一使命。也因为这一民间身份，至今他仍然可以自由出入大陆和我推杯换盏了。
十
台湾的民运历史，远比大陆要漫长。早在国军溃退彼岛之时，就有知识界领袖胡适和政界高官雷震等联手，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而金岳霖的弟子，我们鄂省乡贤殷海光先生，正是凭借这个阵地，而成为了五十年代台湾的民运教父。
国府因为战败，觉得有必要控制意识形态和民众生活而宣布台湾戒严，这一可悲的军管时代竟然长达三十几年，可谓人类政治生活的奇观。在那个时代，民运人士可以遭到军事法庭审判，也因此发生了许多和大陆一样的臭名昭著的判例。但是比较而言，具体的管制仍然不如此岸的严酷。
比如出版书刊，台湾民间从来就允许，只是规定印刷出来之后要审查，违法了要惩处。如果还没有装订成册，军警都只能等在印刷厂外面。80年代的阿渡他们搞“党外刊物”运动时，就可以组织弟兄和军警一起等在印厂外面，书刊一出来，双方就开始像橄榄球运动一样拼抢，抢到手的就拿出去私卖。这样的画面在大陆的今日，恐怕都是难以奢望的。
根据两岸的历史来看，1987年之前并无本质差异，都信奉极权，都不允许民间挑战一党制。但是具体对待挑战的做法，却又有怀仁与怀恶的差别。1979年的台湾，曾经爆发了著名的“美丽岛事件”，集会群众在施明德吕秀莲等人的鼓动下，与军警严重冲突。施明德是曾经在金门策划军事政变而被判十五年刚出狱的累犯，这次极有理由判死刑。但是蒋经国先生在海内外舆论影响下，终于决定公开审理，允许媒体现场报道和律师辩护，并邀请岛内著名学者精英旁听。陈水扁和谢长廷就是因为这次辩护而从此步入政坛的。
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就是旁听者之一，蒋经国召见他询问对此案的处置意见时，他斗胆直言云——不宜流血，因为流血制造烈士；影响国际视听；我们终究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血流进土地，再也收不回来。要以德化怨，以理释惑，以法制暴——就是这样一些忠勇善良的幕僚的犯颜进谏，挽留了台湾的民主火种。
可是这一事件十年后，此岸的学潮又是怎样的结局呢？同样都有一个威权大佬在主宰政局，我们怎么就能杀机顿现呢？这一事件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一连串审判还在继续发生，且依旧不许公开审理。
当我和阿渡踟蹰在台北街头，目睹艰难奋争得来的看不见军警的和平市井，我遥望夜色弥漫的故国清泪盈眶。我们活得真他妈失败啊，可是他们却抓住了胜利。他们在那一审判之后四年多，就由李登辉特赦了所有无辜者。施明德拒不出狱，他不要特赦，他要宣判无罪，他们终于获得了无罪改判。为民族之争民主，我们罪从何来啊？当年共产党的领袖，不就是因为要争民主，才带着我们的父辈驱赶了民国的吗？
十一
淡水河是台北周边的主要水流，据说有一道临河小街蜿蜒在水岸边，是一个休闲去处。南方社的于雯带着我打了一个挂着台湾省车牌的的士径奔而去，我想要去了解一下台湾独立书店的运作状况。
台北的的士司机似乎不少老人，好奇便一路闲话。他说在台湾没有出租车公司，都是个体经营。只要不超过65岁，都可以去考试出租车牌照，考到了便可以运营，而且政府不征收任何管理费，甚至所有的税全免。我问为何要免税，那都去开出租，市场不乱了吗？他说目前经济不好，政府要解决就业率，于是就出台这些鼓励性政策。至于都来跑出租也不可能，因为车多了，生意自然就下滑，大家就会退出。看来一切都是市场可以调节的。对他们而言，实在无法想象大陆那种把车牌发给某些公司，由公司再来盘剥司机的事情。更不能想象司机要是组织罢工，最后会视为黑社会打压。民国和共和国究竟谁像社会主义，还真是个问题。
淡水小镇的河边，坐满了闲人。河水清且涟漪，排列了无数钓竿。满街卖小吃的，地上却一点污渍全无。一家小书店取名叫有河，就寂寞地坐在一个铺面的二楼上。沿着狭窄的楼梯上去，很小的空间装置得十分雅致舒服。一看那些书，就知道这家主人的趣味——他们只卖文学、电影和生态旅游之类书籍，而且排满了很多书店拒绝出售的诗集。
有河的老板叫詹正德，也是个作家，其妻是诗人。一对神仙眷侣，就这样偕隐在此古老河岸的寻常巷陌之中，收养着几只流浪猫，然后为这个世界越来越稀少的文艺读者准备着过夜的食粮。我的书有幸也在他们案头，他拿出一本请我签名，令我内心温软。书架上也有不少大陆原版书，两岸在艺文方面，其实原是可以彼此知音的。
独立书店是区别于其他连锁书店的一种个性卖场，早在戒严时期就为台湾的民运发挥过巨大作用。他们的货源纯粹来自于自己的采购，不接受那些中盘商的配送。台湾人口太少，书业不算太兴旺。最大的诚品书店连锁，倒是游人如织；以人口比例来看，比大陆爱书的人还是要多一些。因为人人皆可登记出版社，一些社有好的选题就出，没有就闲着，倒也不存在格外的亏损和债务。
坐在有河书店的露天阳台上，端着一杯浓香的咖啡俯瞰逝者如斯的河流，内心忽觉怅然。故国河山无数类似的古镇水涯，都曾容留过我的倦足。沧浪之水，清浊有别，而河清海晏的日子，我们却至今未曾见着。前人诗谓——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一百年前我的乡贤在武昌打响的首义，没有换得真共和；之后几辈人的血漫大地，还是没有换得。难道这真是对吾族的一个毒咒吗？
十二
罗大佑率领的纵贯线组合从台北首演出发，在世界巡回一年之后，刚好又回到台北做最后的告别演唱。然后，他们就解散了。我们这一代是唱着罗大佑的歌走过来的，阿渡说——我们也去告别一下这个时代吧。于是我们就坐上了嘉宾席。
像这样的流行音乐演唱会，一般来说都是年轻人的盛宴。但是那夜，我看见主要的坐席，多是被中年夫妻占据着。许多阿渡的老友邂逅于此，彼此寒暄仿佛共同在挥别青春轩昂的岁月。我看见他帅气沉稳却已鬓角杂霜，想象当年这个台中山区的农家孩子，也曾有过和我一样的苦难童年。那时他父母因为负债欠税而不得不四处躲藏，甚至母亲也曾入狱，他不得不小小年纪就提篮探监。
他的青春时代是左翼的自由主义者，当我们在此岸偷偷阅读胡适之时，他在台北的独立书店和图书馆到处寻找《资本论》和鲁迅。我们都怀抱着改造世界的梦想去都市求学，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诗歌作为最初的壮阳药。当我1980年写出长诗《为了历史——致毛泽东》而被校方警告时，他的长诗《刺客吟》却因为鼓吹“既然改革无望，那就去当刺客”，而获得时报文学大奖。当他深入黑煤窑去写底层苦难的报告，甚至去揭露被关了三十年的政治犯这一重大社会问题时，我正随着中科院的科考队漂流在长江上。
80年代在两岸都是风起云涌的时代。他在戒严的阴影下参与鹿港环保运动，组织反核演讲；我在1986年的学运中走向街头声嘶力竭。他们的美丽鹿港保留了，我们却把胡耀邦先生牵连下台。1989我流泪誓言脱去警服的那一刻，他正眼看着无数同胞的血，在广场边上嚎啕大哭。那是他14岁之后的第一次恸哭啊，他是在为我们而哭，为同文同种的华族而痛心疾首。
罗大佑的一些老歌，时不时唤起我鼻根发酸。童年没了，隔壁班的小女孩没了，皇后大道东依旧还游行着手捧灯盏的纪念或抗议队伍。他们走进了他们可以自由高歌的时代，而我们呢？我们还有无数的狼孩在叫嚣着要不惜核武收回台湾。是什么样恶毒的教育，会把一国之儿女训练成嗜血的野兽？我们拿什么去收回啊，除了核武你还有什么？龙应台先生一句话——请用文明来说服我。面对此语，稍有人味的就知道该为如此强国而脸红。
纵贯线演出结束大家兴犹未尽，便去街边夜酒。“纵贯线大哥”在台湾几乎是家喻户晓的黑帮词汇，专指那些超帮派南北通吃的角头大佬。刚才张震岳不时在台上说，跟着几位纵贯线大哥走世界很有趣，学到了很多东西。台上台下就一起会心地笑。恰好和我对酌薄酒的一位兄台，就是前著名大佬。看他儒雅谈吐，端坐如山隐然另有一份江湖舵爷的厚重，问起来竟然也是台大的出身，不禁心生敬意。一晃都到了白发江湖忆旧游的时光，眼前的江湖还在，而心底的江湖却渐渐冰封了，剩下的似乎只是无边的寒意荡漾。
十三
次日就要辞别民国了，书展的沙龙活动安排了我和阿渡的一个对话。香港作家老友陈冠中、自由亚洲电台梁冬和贝岭兄等皆来捧场。邂逅相逢了梁文道和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彼此一番惺惺相惜；感谢梁兄节目中的推介拙著，相约北京酒聚。有时常想，这个世界其实真小，该要相识的注定就要相逢。
晚上的饯行酒局在一个深巷小店里，阿渡说这是全台北最好的鲁肉饭吃点，他前些日带马悦然也是在这里大快朵颐的。鲁肉饭是台湾的一种民间美食，味道确实不错。书展基金会主席林载爵先生和大奖评委陈浩兄也来对酌，我的老友台湾出版界大佬郝明义也坐着轮椅赶来，陈冠中和胡忠信以及时报的杨泽兄皆一起来凑兴。一番觥筹交错，我不禁有了几分薄醉。
宴罢酒兴未阑，大家又一起去邻家一个朋友的独立书店青康藏书房品茶。主人何新兴也是性情中人，再开两瓶红酒火上浇油。这样的燕聚，也算是民间的两岸三地吧。因为一场文字缘，就这样五湖四海地汇合了。那一刻，在我们心中，应该早已没有那道伤口般的海峡了。
深夜扶醉回到酒店，检点行囊，面对着朋友们的赠书和拙著，不禁犯难起来。这些书，哪些是可能带进祖国的海关的呢？我自己的书要带进自己的祖国，都要面临被没收的风险，更不要说另外那些炎黄子孙的文字了。同文同种是我们统战的口号，即便这样同文同种的港台书籍，却要面对大陆祖国的搜查和严禁，请问我们的领袖——这，究竟是谁的主意？
一篇文字，一本书，甚至一个民间的建言性宪章，真的就那么妨碍你们的独占春风吗？我们如此深爱自己的母土，我们不想逃亡或者流放。我们愿意和自己的父老乡亲分担这个国家的苦难，哪里受灾了我们愿意为政府解囊相助。你们奥运阅兵要我们离开，我们就乖乖地离开，不凑你们的欢宴。可我们是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我要带几本自己的书回家，竟然就会令我如此绕室徘徊，我们真是莫大的悲哀啊。
别了，台北；别了，民国。梁园虽好，我只是过客。我不想留下，虽然你是我外祖大舅流血奋斗过的社会。正如英国诗人彭斯诗云——我的所爱在高原，这里没有我的心。我要回去，我哪怕像冯正虎那样死乞白赖地也要回去。我的祖坟犹在，我的慈母未回，我今生今世就算是在长夜守望星星，我也要等到黎明。
我毅然走向机场的时候，加缪的声音从天空隔着一个世纪传来——流放者终将归来……为的是重新经受考验并且夺取他应该拥有的东西——他田亩里的微薄收入，对这块土地的短暂爱情。在一个人诞生开始，他就必须留下时代和他青春的狂怒……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必将重造一个什么也不驱逐的世界！
作者：艾约
一个大学同学，毕业后五年在二十八岁时就任近十万人口县属小镇镇长。三年后升任为该县宣传部长，而后副县长，配有专车和专门的司机。他的政治野心不小，在官场上如鱼得水。有一年回国我去看他，他开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不回国？中国应该有更适合你的专业的位置和机会。
我想都没有想地答道：为了有尊严地活着。
同学十分不解地看了我一会儿。但他没有继续追问，而是让他的司机随时待命，亲自开车带我去他工作和管辖的地区转转，并开玩笑说：好多年我都不开车了，但是今天，我给你当司机！我明白他的意思今天我是他的贵宾，但经他这么有意一说，也让我意识到他今天在降尊纡贵。司机，在他眼里是低人一等的仆从。
我们每到一处，总是被一群人围着前恭后迎，小心赔笑奉承有加，连到餐馆吃饭都是老板亲自出马，殷勤备至。我跟着他狐假虎威了一回，体验到有如皇帝出游般前呼后拥的至尊至贵，这是我在美国没有的经历。
饭后同学旧话重提，吹捧说我在中国肯定会混得比他好，为什么会有在中国活得没有尊严的想法呢？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他，如果某一天他成为一介平民的话，他还会有这样每到一处的礼遇吗？他说他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介平民，但如果是的话，估计不会被人这样奉迎着。这就是了。其实在中国没有必要成为一介平民来体会尊严的差别，只需换个角度，你能不能像尊重你的上级一样来尊重你的司机？他们只不过是职业的不同而已。同学老实承认不能，也突然明白我的意思，感叹道，尽管他在这儿人模人样，但如果去省城或北京的话，肯定也是一条哈巴狗，甚至被人当成流浪狗。
没错，在中国，一个人是否被尊重和被尊重的多少取决于你身上披着的社会身份的大小或财富的多少。
在美国，我是典型的一介平民，尽管操着不太流利而且有口音的英语，以及长着不主流的面孔，但每到一处我很少有不被尊重的感觉，仅有的几次还是来源于自己的同胞和新移民。无论是学习工作场所，还是生活消费场所，无论是锦衣绣服，还是破衣滥衫，我个人的经历还没有被人公开歧视过。但在中国，我却时时处处感到不被尊重和歧视，或因为不太高档的衣着，或因不太主流或优越的口音，或长得不富或不贵的面孔等等。说人家美国人是表里不一的伪君子也好，假仁假义的伪善者也好，但人家至少文明到不会明目张胆地歧视人或轻贱人甚至羞辱人。
我也告诉同学，我每天很骄傲地给自己和家人当司机，有时候也给同事和朋友当司机。工作午餐外出就餐时，经常是老板或老板的老板给我们当司机。我所在的美国的城市市长，甚至多数国务部长、国会议员或州长都是自己开私车上下班。即使雇用司机也会对他们彬彬有礼，因为一方面对人本身的尊重是西方的基本价值，另一方面司机手里握有这些人的一票。
像有权的同学一样，一个有钱的同学也不太明白尊严在中国是个问题。在中国的经济和司法还随处有缝可钻的时候，这个同学凭借在government部门的特殊关系，在只赚不亏的房地产行业找到了他成为富人的位置；在中国的道德开始堕落到以更新妻子包养二奶为荣的时候，他不仅与时俱进地换了个年轻漂亮的妻子，而且在同学朋友中从来不隐瞒包养的情人。现在他家里雇佣了两个保姆和一个专职司机，这些也是他向人展示他的财产的一部分。总之，他总是踩着了时代的步伐，以至他时常感叹，生为男人，只有生在中国才值得。如此的际遇，尊严在他那儿当然不是问题。
“尊严”的话题被提起也是因为他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回国，是在一帮老同学聚会上，这个有钱的同学在一家餐馆请客。到了该点菜的时候，有钱的同学一招手，四个服务员同时快步躬身迎上来。那是个特殊的包间，配有四个服务员站在房间四角随时待命。同学嫌他们有碍同学间的私密话题把他们赶到了门外。每次有要求，他只需要一招手或对外高声叫道：服务员，再拿份菜单！服务员，饮料！服务员，点烟！等等。点菜的口气更是铿锵有力。当他再次埋头挥手招人时，没有注意到身后一个服务员手里拿了一杯酒正准备递给他，结果酒杯被打落在地，一些酒洒在他身上。同学大眼一瞪，服务员吓得面如灰色连连道歉。我坐在一旁，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同学那高高在上有如指挥千军万马的气势，想象不了这曾经是个见了女生就满脸通红、以至初恋情人被人抢走后无助地失声痛哭的大男孩。金钱，是如此地能把一个懦夫变成强者和尊者。
终于等他点完了菜，我告诉他，在美国读书时，我也曾在餐馆端过盘子洗过碗，可是从来没有人对我大呼小叫过。那时英语很糟，不时会出错拿错了菜，但大多数客人投以理解的一笑礼貌地要求换菜，幽默点的谢谢我让他们尝到了一道新菜。而且如果人家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还会给我额外的小费。同学哽咽着，半天没有说话。我以为他正在为自己刚才的行为失当深感愧意呢。不料他却说，在美国那么不好混啊，为什么不回来？
这次轮到我哽咽了。原来有钱人还在坚持己见，即餐馆服务生比他这个有钱人低微数个等级，以至那么地同情他的老同学居然也做过这类的工作。不仅如此，他还理直气壮地说，我花钱买服务，听我的使唤是他们份内的事！可是，有钱人，你买的是人家的服务，这项服务只包括人家态度和善地帮你点菜上菜收盘子等份内的事，并不包括额外的面对你的傲慢和不尊、轻视甚至羞辱。在这个社会上，无论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上至国家主席或总统，下至搬运工清洁工，都是在直接或间接在为别人提供服务。因社会的分工和机会的不均等，以及其它一些因素使得职业存在着高低的区别，其报酬形式已经通过金钱和社会地位表现出来了，但职业的尊严和做人的尊严并没有因此而有区别。
人性的尊严是与生俱来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是个人，就应该被尊重。但在中国，尊严是要通过某种外在的东西交换得来的，比如用金钱，或权势或社会地位等等，这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踩着别人往上爬，爬到一个等级后就踩着比自己低一等的人搜括着别人的尊严而享受着这种搜括。自古就有“万般皆下品”的说法，“惟有读书高”只不过是读书人的臆想，几千年来，从来是“惟有权钱高”。
本来，贫穷并不必然低贱，低微也不必然没有尊严，富有权势也不是尊严的同义词。这个世上，清贫而有尊严地活着的大有人在。但在中国，贫穷低微却是没有尊严的代名词。经典的“笑贫不笑娼”就出自这个土壤，是对这种钱比尊严更重要的价值观作了最好的阐释。
其实说生活在中国缺少尊严不完全对，缺少尊严的只是普通老百姓，有权有势有钱的人不缺这个。官尊民卑，上尊下卑，富尊贫卑，这就是中国式的尊严。
几十年来，为了倡导高尚的互尊互爱的道德，动员全国人民响应的口号一个接着一个：学雷锋，做好事；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耻八荣，等等。结果呢，从幼儿园开始喊的口号，还是没能阻挡人们的道德水平越来越低，人活得越来越没有尊严的趋势。我们当官的有钱的带头把“八耻”变成了“八荣”。我们的大款们学习雷锋好榜样，敲锣打鼓地捐款救济穷人灾民，捐得稍有点数目的其大名毫不谦虚地昭示在报刊电台头版头条成了大救星。穷人还没有来得及磕头感恩戴德，几个豆腐渣工程、几个通过广告包装的产品、几个声嘶力竭的演出、几个为人们服务的骗局，把这些捐的钱又源源不断地收回到了大款的口袋里。今年春节，我们的亲民领导们终于发现，我们的人民活得没有尊严，于是一个新口号诞生了：让人民活得有尊严。
领导，人们怎样有尊严得起来？稍微有点良心不太“三热爱”的人们，监狱侍候！而且没有任何正常的司法程序，尽管那些司法本身也不公正。想说不该说的话或上访？知不知道police叔叔腰里有枪？最不济的还有警棍呢，连只发了一根柴火棒的城市管理者都有权随意打人。不听话的人多了，军队上来了。还要顽固抵抗？坦克机关枪打前锋。死在枪下的都是不法分子，活着就不是好人，死了就更没有尊严了，纪念他们当然是有罪的！不同意拆迁？你家的房子或坟墓比我的钢铁造的推土机厉害？我们要奥运了世博了，外国人要来了，你们——脸上脏兮兮的身上破破烂烂的民工，有碍市容有辱我们的国际形象，得滚出城里回到乡下，等尊贵的外宾走后再回来做又苦又累还脏的活……这些，都是领导们让老百姓活得有尊严所做的努力？！
其实，要让百姓活得有尊严并不难。把是否能当官和当官的前途放在老百姓手上，当官的还敢作威作福随便践踏掌握他仕途的人的尊严？没有终身的官员也没有终身的上下级关系，“上尊下卑”还会有问题？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和较公正的司法系统，任何人都有通过自身的努力而不是通过权力走向富裕的机会，富人也还会那么耀钱扬威了？
中国人，如果剥去了权势和金钱的外衣，还能剩下什么呢？我们普通老百姓还需要等多久才真的活得有尊严呢？
两个月前写了“永别了，卡扎菲”，一些网友过来怪我写早了，他们说卡扎菲有可能东山再起——其实，一点也不早：一百年前，地球上大概90％的国家是专制独裁者靠枪杆子统治；50年前，降到50％以下；现在，全世界的独裁专制国家不到10％。在这种历史大趋势下，你可以针对任何独裁者写一篇“永别了”的文章，然后坐等他们的灭亡。人民不会让你久等，历史不会让你失望。
看到卡扎菲血肉模糊的脸，他不久前说的话仿佛还回荡在耳边。他用充满自信的口气对采访他的西方记者说：我会下台？谁来推翻我？利比亚人民热爱我啊……如今，正是他口中这些“热爱”他的人民把他打得像齐奥塞斯库一样千疮百孔，而人民意犹未尽，竟然像庆祝节日一样涌上街头，载歌载舞！
文明社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便依法处死十恶不赦的连环杀手，也鲜有人表示高兴，更没有人去庆祝，毕竟人命关天，谁不是爹妈生的？可这个文明的规则不适用于利比亚，不适合于刚刚从野蛮的独裁统治下解脱出来的利比亚人民。全世界人民都能理解他们，独裁者的死亡，就是热爱和平与自由的人民的节日！当这些独裁者一个一个都被赶下台、被消灭后，人类将不会再为任何个体的死亡而狂欢，地球也将更加文明。
一些人——尤其是一些中国人不太理解人民对独裁专制的仇视，也搞不清专制与民主的关系，鉴于此，我提三点看法供大家思考：
第一，人民对独裁专制的仇视并不一定和民主有关，涌上街头的民众很多人并不知道民主有什么好处，他们只是对独裁专制忍无可忍了。过去一百年推翻专制独裁的历史显示：并不是因为那里有一个梦幻般的民主制度在等着，人民才会起来推翻专制独裁。这一点对某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尤其重要，他们不是不知道专制的可恶，只是看不到或者看不清民主的前途，于是就甘愿与专制共舞，而且心安理得，错把“奴性”当“理性”。
第二，推翻专制不等于民主建立。很多半罐子学者常常用民主的混乱来否定推翻专制的“不值得”与“时机不成熟”，既看不清历史的大趋势，也看不清人类良知的力量。民主也许还有很远，但不推翻专制，会越来越远。专制独裁是世界上最邪恶的制度，只有推翻它，人民才能有其他其它的选择，国家才会有前途。
然而，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由于历史背景、文化条件与宗教等原因，推翻专制不但不意味着民主，也许会被另外一种形式的专制取代。就拿中东来说，源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在这个地区并不太成功。这个地区公认最民主的国家是土耳其，至今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地区）就更适合民主制度，目前日本的民主制度已经超过一些西方国家，而韩国的民主制度也日渐完善，至少同朝鲜相比，已经是天上人间的差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台湾地区，那里的民主制度才实行不到20年，可不但在亚洲，即便在全世界都能作为样板。有些地方的进步之快，足足可以让实行了230年民主制度的美国汗颜。
第三，独裁专制几乎都是突然倒掉的，可民主制度却不是一天能够建成的。由于独裁专制违反人性、背离人心，不管表面多么华丽，不管统治者如何粉饰太平，如何开动宣传机器营造人民“热爱”他们的盛世假象，覆灭的命运无法避免，且说来就来。于是我们观察到，所有的人都知道“专制独裁”一定会“永别了”，但沒有一个人能够准确预测他们什么时候寿终正寝，好在它一定会倒掉，在我们“意料之中”却又“出人意外”的时候。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独裁专制对一个国家与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摧残，独裁倒台后，专制思想往往还要延续一代甚至几代人，民主制度的建立也会遭遇种种困难与阻扰。但即便这样，那些哀叹民主还不如专制的人也应该睁开眼睛看清楚：全世界上百个获得了自由选择权的国家的民众，没有一个愿意选择回到任何形式的独裁专制时代，而还没有走上民主之路的民族，依然在抛头颅、洒鲜血，九死而未悔。
过去一百年专制与民主的变迁史带给我们信心与思考：杀死独裁者容易，建立民主制度不那么简单。如果说中东的“茉莉花革命”是人民渴望民主而推翻专制，那么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则是民众希望发展与完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有自我完善的功能，也有完善的空间，而专制独裁者如果不松开紧握绝对权力的双手，他们将会同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和卡扎菲一样，别无选择。
我认识一位从中国来美国的暑期交换学生，她告诉我一件她觉得奇怪的事情。她寄宿在一个美国人的家里。这家夫妇俩都是律师，有4个从上高中到小学的男孩。那个人家房子很大，有游艇和私人飞机，非常富有的样子，生活却很简单。有一次，父母两人出外度假，临走前在家里的大冰箱里为留在家里的4个孩子放好一模一样大小的4份食品，不分大小，每人一份。而且，还给他们每人分配一份工作，修整草地、洗游泳池、清理厨房、厕所等等。这4个孩子，大的食品不够吃，小的吃不了。大的向小的要，小的就以代做自己那一份家事为条件，把吃不了的分一些给大的。
这确实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说它典型，不是说它拥有的财产(这个家庭显然要比许多其他美国家庭富有)，而是说它的价值观。
第一是平等，父母分配食品，4个孩子无论大小，每人都是一个样的一份，几乎不近人情，难怪我的朋友觉得奇怪。第二是财产观，每个孩子分得一份，那就是属于他的。如何支配这份财产是他自己的事情。第三是理性协商，大孩子不够吃，不能恃强凌弱，到小的那里去抢。他要取得额外的食物，就必须通过他们彼此认可的公平交易向小的去交换。这种交换是理性的，而孩子则懂得讲理，能够运用这种理性。
这些讲理的孩子没有一个是不自私的，他们并不愿意无代价地把食品分给别人，或无代价地替别人干活。孩子们虽然都自私，但却都受洛克所说的“荣耻心”(Es-teem and Disgrace)约束，知道什么是可以做到(交易)，什么是不可以做到(硬抢)。洛克说，“荣耻心”可以将人引向理性之善，看来适用于这个美国人家的孩子们。
洛克儿童道德教育的目标是启蒙，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自我利益，并在理性的自我克制中去理解自我利益。对这一启蒙来说，人的尊严意识是关键的，一个人的自我克制因他的尊严而坚实(我自己的自由、理性选择，不是因他人的强制)，而自我利益则因尊严而扩大为与他人有关的利益(同等尊严的其他个体)。
这种尊严不是超然的“善”，而是扎根在经营自己私有财产的土壤中，一个在经济上独立的人才能有独立、自由的道德选择，这样的土壤并不美妙，但却很实在。一个人能好好经营私产，有克制，不侵占他人的私利，便会被同样能做到这些的邻人所尊敬，成为“好邻居”意义上的道德之人。这家的孩子便是“好邻居”意义上的好兄弟。
洛克道德教育是要从小开始的，让孩子从小就学习能控制自己的“自然倾向”，照洛克的说法，人有“自然不良倾向”（自私）。洛克在“人性”自然倾向上的看法与霍布斯是相似的。人天生就贪图权力，有霸占欲，免不了有暴力冲突，只要看看小孩如何游戏便可知道。人必须学习一种并非自然的理智能力，用理智在内心形成约束，这样才能避免一种暴力相向、人人为敌的社会化模式，以及它自然野蛮的社会教育。教育是违背人类自然天性的努力，学会用理性驾驭人的自然本性，这必须由教育来完成。
洛克教育观的更高目标是培养“社会美德”，社会美德是理性的，用以克服人在社会化过程中会碰到的非理性的和恶的影响。儿童接受抽象“公正”（justice）的教育有困难，但不是不能以适合他们的方式加以引导。“公正”在洛克那里取决于尊重私人财产，儿童不拥有私人财产，所以无法理解正义。由于“财产”的概念是与“劳动”相联系的，所以可以让孩子通过劳动（如在家长和老师的帮助下制作自己的玩具）和鼓励他们慷慨与玩伴分享，学习正义，在他与别人分享时，“应该对他给予极大的称赞和信任，以此鼓励他，……告诉他慷慨不使他丧失任何东西。他每一次的慷慨行为也应该得到回报，并有盈余；让他明智地发现，他对别人仁慈的表现，对他自身来说不是一件不上算的事情。”
财产是许多富家子弟骄横、糜烂、堕落的原因，但是财产也可以成为一种正确价值观教育的手段。如洛克所说，只要在儿童心智混沌初开之时就开始进行这样价值观的教育，便能将理智和自我克制精神牢牢“打进他们的心里”。
1976年6月27日，这一天是星期天，一架法国航空公司的A300客机从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起飞，经希腊雅典机场转停后飞往法国巴黎。但是，当飞至伯罗奔尼撤半岛上空时，这架客机突然被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在班加西作了短暂停留后，最终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恩德培机场降落。显然，这是一次经过周密策划的劫机行动。
6月29日，劫机犯发表声明，要求释放关押在以色列、德国、肯尼亚、瑞士和法国的53名在押犯，并要求在7月1日14时前作出答复，否则将炸机杀人。
6月30日，全体以色列内阁成员默默无言地坐在拉宾总理的官邸里。事情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必须立即作出决断。
人命关天！10分钟后，”以色列建国史上一项最屈辱的决定”出世了：与恐怖分子谈判，并呼吁劫机者把处死人质的时期推迟到7月4日。
政客们忙碌，军人们更忙碌。飞机刚被劫持，以色列国防部就研究了采取军事行动营救人质的可能性。
在特拉维夫以南100公里处的贝尔希巴，有1座大型空军基地。它被浩瀚的沙漠紧紧包围着。尽管这里人烟稀少，但基地四周仍戒备森严，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一刻不停地在基地附近来回巡逻。 营救人质的”闪电行动计划”便是在这里酝酿成熟的。
在这个基地，以色列特种部队司令希姆朗准将从飞机一被劫持便开始研究偷袭恩德培机场的军事行动。希姆朗是特种部队的创始人，也是以色列最年轻的将军之一。希姆朗知道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但他相信，只有成功地采取军事行动，才是解决事件的唯一办法。
7月1日，化装成商人的摩萨德特工飞往乌干达邻国肯尼亚的内罗毕，一部分人同内罗毕警察署秘密取得联系，另一部分人则由肯尼亚经陆路潜往乌干达。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仅一天，摩萨德便收集到乌干达军队和劫机分子的大量情报：
在恩德培机场附近，驻有2个营的机械化步兵，装备若干防空火炮和坦克。平时，担任机场警卫任务的执勤分队不足70人。更令人振奋的是，劫机分子们并未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在关押人质的候机大楼里”遍布炸药”。
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发来了有关恩德培机场的最新情报。尔后， 从肯尼亚又传来了好消急。肯尼亚治安警察司令说：”如果把作战飞机伪装成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包机，并允许警察当局在机场上把飞机隔离起来，政府就同意以色列飞机在内罗毕降落。”肯尼亚总统对此给予了默许。这样就解决了飞机在往返恩德培机场途中需要加油等一系列的问题。
万事俱备，”闪电行动计划”出笼了！
7月2日下午3点，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格尔将军笔直地站在拉宾总理的办公室里。伏在办公桌上的拉宾总理正在审阅”闪电行动计划”，手里像握短剑似地握着一支笔。
拉宾的手翻完最后一页文件，目光落在格尔将军脸上。
”你知道这支笔的重量吗？ “拉宾慢吞吞地说，”它关系到100多名以色列人的命运。”
格尔将军回答到：”不，它关系到整个以色列的命运。”
这个计划实在是太大胆了！简直近忽于天方夜潭式的神话！乌干达位于非洲中部，距地处西亚的以色列约有4000公里，中间还隔着埃及、苏丹、索马里、埃塞俄比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尤其是劫机分子所在的乌干达本身就是一个狂热的反犹太人国家。以色列的对手绝不仅仅是几个恐怖分子，而是一个国家和它的全部国防军。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其说是去战斗，不如说是去送死！
然而，恰恰就是这一点，使计划成为可能。出奇不意，攻其不备，这是以色列军队常胜不败的法宝。
笔尖终于落到纸上，”闪电行动计划”正式文本扉页上多了一行流利、优雅的希伯莱文字。
那是拉宾的亲笔签名。
从特拉维夫向西，在荒凉的沙漠深处，有1座土木结构的大型机场。远处，坦克、装甲车往来驰骋，将机场附近完全封锁起来。
为确保突击的胜利，以色列摩萨德人员和曾承建过恩德培机场的建筑人员，以旧图纸为基础，参考美国侦察卫星提供的最新资料、以惊人的速度建造了1座恩德培机场的实物模型，其跑道长度、位置、候机楼、塔台大小，同恩德培机场一模一样，连窗户都不少一扇！就在这里，即将远征的以色列士兵，反复进行着战前的最后演练。
头戴土黄色贝雷帽的突击队员一个个高扬着头，直挺着身子疾跑。完腰奔跑也许对于躲避枪弹有利，但影响速度。在生命与速度之间，突击队选择了后者。
7月3日下午，在西奈半岛最南端的沙姆沙伊赫机场，突击队员们早已整装待发。
根据”闪电行动计划”，280名突击队员由C-130“大力士”飞机负责运输，此外，还将出动波音707客机2架，而8架F-4E战斗机负责空中掩护，护送整个机群通过阿拉伯国家的对空警戒区，进入公海。
下午3点10分，参加行动的飞机，腾空而起，扑向遥远的天际。
机群自沙姆沙伊赫起飞后，刚飞过蒂朗海峡就降低了高度。从这里直到波斯湾和阿拉伯海，长达数千公里都是阿拉伯世界范围。按预定方案，机群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将超低空飞行，离地面的高度不能超过15米。因为15米以上就可能被雷达发现！
怒海澎湃，被夕阳染红的海水风驰电掣般向突击队员们迎面扑来。望着那小山般的浪头，突击队员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壮阔的情景。
编队快到恩德培机场时，天气突然恶化，雷电滚滚，暴雨如注，飞机剧烈颠簸起来。机群冒着被雷电击中的危险，在能见度极差的情况下，靠机上雷达摸索前进。2个多小时后，飞机终于穿出了云层。恩德培机场已经在望。
22点45分，整个机群抵达恩德培机场上空。此时的恩德培机场灯火通明，毫无戒备迹象。随着一声巨响，飞机降落到地面上。飞机停稳后，发动机没有停车，以便随时升空。
早已等候在机舱门口的乘坐吉普车、装甲车的突击队员们，如决堤的洪水一样，从飞机里喷涌而出，势不可挡。3组突击队员按预定方案分别扑向各自的目标。几名担负外围守卫任务的乌干达士兵还未弄清怎么回事，便被吉普车上喷吐的火舌打翻在地。
转眼前， 突击队员们涌进了大厅，用希伯莱语高喊道：“卧倒！”以色列人质都听懂了这句只有他们才能明白的命令，哗地一下趴在地上。顿时，劫机分子和乌干达士兵好像海潮退尽后的礁石，裸露在突击队员的枪口前。子弹像雨点一样扫射过去，殷红的鲜血四溅飞进。劫机者和乌干达守军纷纷倒了下去。
与此同时，其他两个突击小组也相继得手。
在停机坪上，突击队员们向排列得整整齐齐的米格飞机发射了”陶”式导弹。顿时火焰翻滚，猛烈的爆炸声响成一片，耀眼的白光照亮了夜幕。不一会儿，乌干达空军的精锐就不复存在了。
袭击塔台的突击队员也迅速占领了塔台。当他们冲进塔台时发现，塔台里的航空管制人员早已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突击队员迅速捣毁了各种设备，恩德培机场变成了瞎子。
整个行动像事先演练得那样流畅，10分钟攻占候机大楼，20分钟解救人质，10分钟检查，12分钟返回飞机。从第1架以色列飞机落地到返航的最后1架以色列飞机起飞，只有短短的53分钟！
7月4日上午10点，由肯尼亚返航的以色列机群，编队进入以色列领空。机群降低了高度，低空飞行在城镇、村庄的上空。
人质获救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迅速传遍了以色列的每一个角落。举国上下，欣喜若狂，到处是一片欢呼声。
1月25日，奥巴马在国会发表2011年国情咨文。各大主流网站对此作了报道。
网易新闻中心和广州日报的标题为《奥巴马国情咨文四提中国 坦言个别领域已落后》。
法制网·环球频道和中国新闻网的标题为《奥巴马国情咨文四提中国 认为美国面临竞争危机》。
当然也有一些相对客观的报道，但总体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美国在衰落，连美国总统自己都承认他们面临巨大的危机和挑战，并且在很多领域都被中国赶超。换言之，中国取得的成就已被美国认可。
如果有耐心浏览奥巴马讲话的全文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新浪财经、中国日报网刊登的奥巴马讲话全文，在尾声有这样两段话：
“我们不应该对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心存任何幻想。改革学校、改变能源使用方式、减少赤字，这一切都并非易事，这需要时间。我们会围绕一切事情展开争论，这会使难度变得更高，成本、细节、每一个法律条文。
尽管我们民.主有时会出现争议、挫败及混乱，但我知道在场的各位都不愿意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人做交换。”
这两段话看上去也没有什么问题，前后衔接无碍。但如果查一下英文原文，就会发现其中大有猫腻儿。几个英文学习网站刊登了奥巴马讲话的全文，与中文版不同的是，在上述两段话中间突然冒出一整段话：
“We should have no illusions about the work ahead of us. Reforming our schools, changing the way we use energy, reducing our deficit — none of this will be easy. All of it will take time. And it will be harder because we will argue about everything. The costs. The details. The letter of every law.
Of course, some countries don’t have this problem. I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ants a railroad, they build a railroad, no matter how many homes get bulldozed. If they don’t want a bad story in the newspaper, it doesn’t get written.
And yet, as contentious and frustrating and messy as our democracy can sometimes be, I know there isn’t a person here who would trade places with any other nation on Earth.”
三段话翻译成中文是：
“我们对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不应该有幻想，改革我们的学校、改变我们使用能源的方式、减少赤字 —— 这些没有一件是容易的。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时间，而且会更为困难，因为我们会对几乎每一件事情都争论不休：细节、成本、每一条法律的每个字眼。
当然，有些国家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他们的中央政.府想要铁路，就建铁路，而不管多少人家的房子要被推土机铲平。如果他们不想报纸上出现不好的报道，报纸上就不会发表。
然而，尽管有的时候我们的民.主制度受到争议、令人沮丧和混乱，但是我知道这里没有一个人愿意拿我们这个地方与地球上的任何人做交换。”
没有任何注明、没有任何解释，未经作者同意删节原文，违背新闻媒体最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当然，这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学术著作、文学名篇、电影戏剧被我们官方删节、修改、阉割的比比皆是，不胜枚举。闻一多《最后的演讲》、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色·戒》都惨遭毒手，这些作品本身是否足够优秀，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其实就我个人观点，我并不欣赏这些作品——但任何作品从诞生之时起，除了按作者本人的意愿外，都不应该遭到外界力量，特别是政.治权力的干预，这是对作者的人格和尊严最最起码的尊重。当然，在连人的生存权都无法保障的国度谈人格尊严，当局一定会笑掉大牙。被当局阉割也就理所当然了，小小的奥巴马岂有幸免不删之理？
奥巴马第一次被删，是他的就职演说，其中有两句话：
“Recall that earlier generations faced down communism and fascism not just with missiles and tanks, but with sturdy alliances and enduring convictions。”
“To those who cling to power through corruption and deceit and the silencing of dissent, know that you are on the wrong side of history, but that we will extend a hand if you are willing to unclench your fist.”
翻译为中文是：
“回想先辈们在抵抗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时，他们不仅依靠手中的导弹或坦克，他们还依靠稳固的联盟和坚定的信仰。”
“那些靠贪污和欺骗以及压制不同政见而保住权势的人，须知你们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不过只要你们愿意松开拳头，我们就会伸出援手。”
奥巴马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并列，这在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这是西方人的普遍思维。无论差别有多大，这两种意识形态确实在20世纪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痛苦。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金正日造成的人口非正常死亡远远超过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压制不同政见”同样为官方所不许。所以，新浪、搜狐、网易各门户网站都直接删掉“共产主义”一词和第二句话。
网民“中国普通话”整理发现，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三家外媒对此事做了报道。
这次奥巴马的国情咨文又涉嫌含沙射影攻击中国nei政，再遭删节。发现此事，我有一喜一忧。忧的是，删节奥巴马讲话再次证明大陆媒体之不可信，民众的知情权再次遭到无耻的践踏。喜的是，原来主流媒体心里都清楚奥巴马是在说中国，他们都知道中国经济奇迹是靠什么换来的。所以，以后别骂主流媒体无知了，别以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他们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让你知道而已。
不过，看到那段“涉嫌攻击中国nei政”的话，我也释然了。奥巴马不仅清楚的意识到美国确实在一些方面已经落后于中国，而且他清楚的知道落后中国的真正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女士曾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前几年一次会议，我碰到一个德国人，他说中国将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会后我跟他说，你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发展，中国还有很多困难。他说，你们连工人的工资都可以不发，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你们？！”
举个例子，好比一场田径赛跑。所有的队员都遵守各项赛跑规则，公平竞争，但有一个运动员却私下打了兴奋剂，不惜以严重损害自身的健康为代价争取奖牌，他要是不赶超别人、名列前茅、创造“中国奇迹”，那就没有天理了。
“我父亲想十年才想清楚，中央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怕不跑。”情报工作出身的李作鹏，出了秦城监狱之后，对儿子说：“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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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只怕不跑，最好跑掉
周深知毛脾气和套路，整治对手从来都是借力打力，说整谁就往死整，眼看毛晚年考虑家族接班时必要除掉一批旧重臣，周知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毛在整治掉了林以后就会轮到自己，索性先借毛林之间的裂隙把林搞掉，一则先行剪除毛周围的干将，同时也解除了一个毛有可能日后让林东山再起以林借力打力整治周自己的危险分子；二则林的“叛逃”可以引发全球全国爆炸性的政治影响，效果比直接搞掉毛本人还要明显（事后证明，他猜对了）。至于周本人，低调已经养成习惯了，虽不至于要在毛身后充当老大，但周自忖自己年龄较轻，毛在时间上是陪不起的，届时，周主持天下完全扶持起另外一个，一定会比毛指定的对自己好。
毛：千万别跑，最好别跑
毛本与林的裂痕不是太大，关键是后期毛改变主意要立毛自己家族的人世袭继位，可前期大张旗鼓弄出林是自己未来接班人的承诺反而此时成了拦路虎，毛反悔，只好利用不停地折腾林的手段，借以警告林自己警醒退出或者以身体原因请辞，看到林始终悟不透，毛只能采取把林圈禁起来，待机佯称病亡或者“飞机意外事故”死亡，虽是下策，但也是一种选择方式。没想到周棋高一着，将计就计，顺水推舟，在明知毛林当时一切动态的情形下，几个电话就把副帅的座驾三叉戟直接“忽悠”到了蒙古国，一烧了之。毛时候逐渐清醒，感到大大地上当，但此时已经势单力薄，无法也无力再打掉仅剩的周，只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停地变化花样折磨周以解气泄恨，直至周先于自己身亡。
林：不跑不跑，就是不跑
林参不透毛的真正意图，一直拿着毛早年抚慰许诺的这根棒槌当成了针，即使知道了毛要下手整治自己的意图，也觉得有党章公示天下，自恃军权在手，天下人亦皆知储君铁板钉钉，所以固执己见，决心即使要退下，也要与毛先讲讲条件再谈和平身退之事，以保自己和家人的平安。林虽知道毛心狠手辣，但毛历次整治高级政治对手的套路却从来是文斗致死，没想到毛也会使一次技术性手段干掉对手的奇招。所以林即使做好了与毛谈判失败也许会政治上死亡的思想准备，掉以轻心，从未想到飞机也会“失事”的可能性。
果：不跑不行，能跑就跑
这是一个典型的二愣子，虽然有勇气，有魄力，但只会想着帮老豆夺权，巩固林家势力。至于那个觉悟和思考超前性非凡的《571工程纪要》，只有鬼才相信是出于这个二愣子的手笔，这个《571工程纪要》的震撼力和杀伤力远远要比“叛逃”本身的威力巨大，如果非要说周对中国人有贡献，这大概是周一生所做的唯一贡献。
叶：既然要跑，大家都跑
即使拿的是全中国女干部最高的工资，也还是一个家庭妇女，丈夫做啥就跟啥，丈夫老了就听儿子的，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