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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把药家鑫变成了凶手
母乎”？要知道，有没有爱，是一回事；对方能不能感受到，是另一回事。在“望子成龙”思想的指导和支配下，许多家长都会把自己的爱深藏在心底，时时摆出一副严厉的面孔，不让孩子感受爱，也不让孩子回报这爱。他们以为那就会让孩子“成材”、“成器”，甚至“成龙”，却不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无异于慢性杀人。一个真正的人，应该有爱心；而一个有爱心的人，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那前提，先得是“老吾老”、“幼吾幼”。父慈，子才孝；兄友，弟才恭。如果连自己都不曾感受到爱，那他又怎么会去爱别人？ 也许，就连这个要求，都嫌太高。是的，也许。对于药家鑫来说，他甚至只要有“不忍之心”就行。试想，如果他是有这最起码之天良的，面对被自己撞伤的弱女子，怎么会举起屠刀，又怎么下得了手？何况还是连捅数刀！ 这就让人怀疑，药家鑫短暂的一生，受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 这种教育的性质，可以从他“母校”那里，看得一清二楚。那是怎样一种迫不及待的撇清关系，以及怎样一种恩断义绝的墙倒众人推啊！实际上，不但药家鑫的学校没有爱，其他学校也不多。如果有，那也是爱排行榜，爱升学率，爱这个那个工程，爱这样那样的奖项。试想，如果药家鑫不是杀了人，而是得了国际金奖，“母校”会跟他划清界限吗？ 看来，从家庭到学校，都在“望子成龙”。而且，都在以一种“成王败寇”的标准，来看待自己的学生和孩子。就说中国高校那位“带头大哥”吧，眼睛里不也只有所谓“成功人士”吗？产生了多少“省部级以上官员”，不也被当作“骄人业绩”，沾沾自喜地挂在嘴边，四处宣扬吗？甚至就连科坛泰斗、学界领袖，也只能黯然屈居于高官权贵之下，更不用说无权无势的普
在950 谁把药家鑫变成了凶手 在950万人走向考场这天，药家鑫走向了刑场。 也曾经历过高考的药家鑫，据说原本是个“好学生”。媒体称：老师们依然记得药家鑫的样子，穿戴普通，待人客气，很守纪律，极少旷课。 我愿意相信这是真的。至少我们可以肯定，他到世间来，不是为了杀人。他的人生目标，也不是做一个杀人犯。他甚至不是“预谋杀人”，比如备好凶器，潜伏在路边，单等张妙出现。但他确实杀人了，而且穷凶极恶，暴力血腥，令人发指。 那么，是谁让这个“乖乖”，一夜之间变成了“恶魔”？ 答案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教育就普遍地“望子成龙”，至少也得“成材”、“成器”。既然是“成材”、“成器”，自然不讲“成人”。一个孩子，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他到了社会上，应该怎样对待他人和自己？有哪些基本品质，比如“恻隐之心”，其实不可或缺？所有这些，学校和家庭都是不想的，也是不教的。他们关心的，是学习成绩是否名列前茅，钢琴和英语过了几级，以及能不能当上班干部，等等。至于这个孩子的内心世界，他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他的兴趣、追求、烦恼、纠结，根本就懒得去管。 我丝毫都不怀疑药家鑫父母对他的爱。我自己就是父亲，现在又当了外公，深知把一个孩子拉扯大，是何等的不容易。因此，药家父母此刻的心情，我完全可以感同身受。但我还是要问：你们的不容易，家鑫是否知道？你们对他的爱，他是否时时感受？如果是，那他应该知道，张妙的父母把她拉扯大，更不容易。张妙的儿子需要母爱，跟他小时候没有半点不同。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杀人之女、杀人之妻、杀人之母？ 也只能像孔子猜测宰予那样，药家鑫也有“爱于其父万人走向考场这天，药家鑫走向了刑场。
也曾经历过高考的药家鑫，据说原本是个“好学生”。媒体称：老师们依然记得药家鑫的样子，穿戴普通，待人客气，很守纪律，极少旷课。
谁把药家鑫变成了凶手 在950万人走向考场这天，药家鑫走向了刑场。 也曾经历过高考的药家鑫，据说原本是个“好学生”。媒体称：老师们依然记得药家鑫的样子，穿戴普通，待人客气，很守纪律，极少旷课。 我愿意相信这是真的。至少我们可以肯定，他到世间来，不是为了杀人。他的人生目标，也不是做一个杀人犯。他甚至不是“预谋杀人”，比如备好凶器，潜伏在路边，单等张妙出现。但他确实杀人了，而且穷凶极恶，暴力血腥，令人发指。 那么，是谁让这个“乖乖”，一夜之间变成了“恶魔”？ 答案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教育就普遍地“望子成龙”，至少也得“成材”、“成器”。既然是“成材”、“成器”，自然不讲“成人”。一个孩子，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他到了社会上，应该怎样对待他人和自己？有哪些基本品质，比如“恻隐之心”，其实不可或缺？所有这些，学校和家庭都是不想的，也是不教的。他们关心的，是学习成绩是否名列前茅，钢琴和英语过了几级，以及能不能当上班干部，等等。至于这个孩子的内心世界，他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他的兴趣、追求、烦恼、纠结，根本就懒得去管。 我丝毫都不怀疑药家鑫父母对他的爱。我自己就是父亲，现在又当了外公，深知把一个孩子拉扯大，是何等的不容易。因此，药家父母此刻的心情，我完全可以感同身受。但我还是要问：你们的不容易，家鑫是否知道？你们对他的爱，他是否时时感受？如果是，那他应该知道，张妙的父母把她拉扯大，更不容易。张妙的儿子需要母爱，跟他小时候没有半点不同。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杀人之女、杀人之妻、杀人之母？ 也只能像孔子猜测宰予那样，药家鑫也有“爱于其父
我愿意相信这是真的。至少我们可以肯定，他到世间来，不是为了杀人。他的人生目标，也不是做一个杀人犯。他甚至不是“预谋杀人”，比如备好凶器，潜伏在路边，单等张妙出现。但他确实杀人了，而且穷凶极恶，暴力血腥，令人发指。
那么，是谁让这个“乖乖”，一夜之间变成了“恶魔”？
答案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教育就普遍地“望子成龙”，至少也得“成材”、“成器”。既然是“成材”、“成器”，自然不讲“成人”。一个孩子，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他到了社会上，应该怎样对待他人和自己？有哪些基本品质，比如“恻隐之心”，其实不可或缺？所有这些，学校和家庭都是不想的，也是不教的。他们关心的，是学习成绩是否名列前茅，钢琴和英语过了几级，以及能不能当上班干部，等等。至于这个孩子的内心世界，他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他的兴趣、追求、烦恼、纠结，根本就懒得去管。
我丝毫都不怀疑药家鑫父母对他的爱。我自己就是父亲，现在又当了外公，深知把一个孩子拉扯大，是何等的不容易。因此，药家父母此刻的心情，我完全可以感同身受。但我还是要问：你们的不容易，家鑫是否知道？你们对他的爱，他是否时时感受？如果是，那他应该知道，张妙的父母把她拉扯大，更不容易。张妙的儿子需要母爱，跟他小时候没有半点不同。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杀人之女、杀人之妻、杀人之母？
也只能像孔子猜测宰予那样，药家鑫也有“爱于其父母乎”？要知道，有没有爱，是一回事；对方能不能感受到，是另一回事。在“望子成龙”思想的指导和支配下，许多家长都会把自己的爱深藏在心底，时时摆出一副严厉的面孔，不让孩子感受爱，也不让孩子回报这爱。他们以为那就会让孩子“成材”、“成器”，甚至“成龙”，却不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无异于慢性杀人。一个真正的人，应该有爱心；而一个有爱心的人，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那前提，先得是“老吾老”、“幼吾幼”。父慈，子才孝；兄友，弟才恭。如果连自己都不曾感受到爱，那他又怎么会去爱别人？
谁把药家鑫变成了凶手 在950万人走向考场这天，药家鑫走向了刑场。 也曾经历过高考的药家鑫，据说原本是个“好学生”。媒体称：老师们依然记得药家鑫的样子，穿戴普通，待人客气，很守纪律，极少旷课。 我愿意相信这是真的。至少我们可以肯定，他到世间来，不是为了杀人。他的人生目标，也不是做一个杀人犯。他甚至不是“预谋杀人”，比如备好凶器，潜伏在路边，单等张妙出现。但他确实杀人了，而且穷凶极恶，暴力血腥，令人发指。 那么，是谁让这个“乖乖”，一夜之间变成了“恶魔”？ 答案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教育就普遍地“望子成龙”，至少也得“成材”、“成器”。既然是“成材”、“成器”，自然不讲“成人”。一个孩子，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他到了社会上，应该怎样对待他人和自己？有哪些基本品质，比如“恻隐之心”，其实不可或缺？所有这些，学校和家庭都是不想的，也是不教的。他们关心的，是学习成绩是否名列前茅，钢琴和英语过了几级，以及能不能当上班干部，等等。至于这个孩子的内心世界，他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他的兴趣、追求、烦恼、纠结，根本就懒得去管。 我丝毫都不怀疑药家鑫父母对他的爱。我自己就是父亲，现在又当了外公，深知把一个孩子拉扯大，是何等的不容易。因此，药家父母此刻的心情，我完全可以感同身受。但我还是要问：你们的不容易，家鑫是否知道？你们对他的爱，他是否时时感受？如果是，那他应该知道，张妙的父母把她拉扯大，更不容易。张妙的儿子需要母爱，跟他小时候没有半点不同。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杀人之女、杀人之妻、杀人之母？ 也只能像孔子猜测宰予那样，药家鑫也有“爱于其父
也许，就连这个要求，都嫌太高。是的，也许。对于药家鑫来说，他甚至只要有“不忍之心”就行。试想，如果他是有这最起码之天良的，面对被自己撞伤的弱女子，怎么会举起屠刀，又怎么下得了手？何况还是连捅数刀！
母乎”？要知道，有没有爱，是一回事；对方能不能感受到，是另一回事。在“望子成龙”思想的指导和支配下，许多家长都会把自己的爱深藏在心底，时时摆出一副严厉的面孔，不让孩子感受爱，也不让孩子回报这爱。他们以为那就会让孩子“成材”、“成器”，甚至“成龙”，却不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无异于慢性杀人。一个真正的人，应该有爱心；而一个有爱心的人，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那前提，先得是“老吾老”、“幼吾幼”。父慈，子才孝；兄友，弟才恭。如果连自己都不曾感受到爱，那他又怎么会去爱别人？ 也许，就连这个要求，都嫌太高。是的，也许。对于药家鑫来说，他甚至只要有“不忍之心”就行。试想，如果他是有这最起码之天良的，面对被自己撞伤的弱女子，怎么会举起屠刀，又怎么下得了手？何况还是连捅数刀！ 这就让人怀疑，药家鑫短暂的一生，受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 这种教育的性质，可以从他“母校”那里，看得一清二楚。那是怎样一种迫不及待的撇清关系，以及怎样一种恩断义绝的墙倒众人推啊！实际上，不但药家鑫的学校没有爱，其他学校也不多。如果有，那也是爱排行榜，爱升学率，爱这个那个工程，爱这样那样的奖项。试想，如果药家鑫不是杀了人，而是得了国际金奖，“母校”会跟他划清界限吗？ 看来，从家庭到学校，都在“望子成龙”。而且，都在以一种“成王败寇”的标准，来看待自己的学生和孩子。就说中国高校那位“带头大哥”吧，眼睛里不也只有所谓“成功人士”吗？产生了多少“省部级以上官员”，不也被当作“骄人业绩”，沾沾自喜地挂在嘴边，四处宣扬吗？甚至就连科坛泰斗、学界领袖，也只能黯然屈居于高官权贵之下，更不用说无权无势的普 这就让人怀疑，药家鑫短暂的一生，受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
这种教育的性质，可以从他“母校”那里，看得一清二楚。那是怎样一种迫不及待的撇清关系，以及怎样一种恩断义绝的墙倒众人推啊！实际上，不但药家鑫的学校没有爱，其他学校也不多。如果有，那也是爱排行榜，爱升学率，爱这个那个工程，爱这样那样的奖项。试想，如果药家鑫不是杀了人，而是得了国际金奖，“母校”会跟他划清界限吗？
看来，从家庭到学校，都在“望子成龙”。而且，都在以一种“成王败寇”的标准，来看待自己的学生和孩子。就说中国高校那位“带头大哥”吧，眼睛里不也只有所谓“成功人士”吗？产生了多少“省部级以上官员”，不也被当作“骄人业绩”，沾沾自喜地挂在嘴边，四处宣扬吗？甚至就连科坛泰斗、学界领袖，也只能黯然屈居于高官权贵之下，更不用说无权无势的普通校友了。百年校庆，变成了弹冠相庆。正所谓：校友一堂，但见群星璀璨；高朋满座，无非冠盖如云。
这也并不奇怪。现如今的中国高校，早就变成了“山寨版的衙门”，还是官商勾结的那种。在他们那里，自然是帽子（官位）、票子（金钱）、车子（人脉）、杯子（奖项）、片子（知名度），五子登科！你说你是我的学生？对不起，没有四千万，不要来见我！
显然，这是一种完全没有人性的教育，因为其中只有“材”和“器”，没有“人”！结果怎么样呢？没成“大器”，倒成“凶器”了！
可见，让药家鑫变成凶手，并导致他的父母失去儿子，张妙的父母失去女儿，张妙的儿子失去母亲，让两个家庭都家破人亡的“元凶”和“首恶”，就是“毁人不倦”的中国教育！因此，应该判处“望子成龙”，判处励志、培优、成功学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非如此，不足以保护更多的张妙，挽救更多的药家鑫！
1
我刚做记者的时候，《东方时空》的制片人时间说过一句话，去现场采访的时候“要象外国人一样去看。”
他的意思是不要熟视无暏。
我以为自己听进去了，看一个美国人写的中国，才知道我对现实已经失去多少感觉。
他写 “任静要出去打工，妈妈有点惊慌失措地追着女儿到了工厂门口，求她留下来，说她太小了，姑娘什么也不说，也不看她母亲，那女人求着情，突然大哭起来，女孩儿依旧不为所动。最后，母亲让步了，大声叫着“去吧，你愿意去就去吧”
她转过身，慢慢穿过马路，大声哭喊着。
她一走开，女孩儿也不自禁大哭起来把头埋在双膝间，抽泣起来。接下来一个小时，母亲和女儿站在街道的各一边，哭泣 着，她们都很生气，不跟对方说话，不看对方一眼，可母亲还是不愿意离开。
姐姐来了，隔着路给妹妹传口信“她叫你当心”
十六岁的女孩回了一句“告诉她，我不会有事的”
五分钟后，姐姐说“她哭了，她是真想让你留下来”
女孩口气很硬“今天晚上一到那边，我就给她电话”。
工人们装好了车。她终于爬了上去。最后，母亲眼看着所有的哀求都无济于事，就送过来两百块钱。站在那儿看着车消失，泪水从脸上落下来。
另一对姐妹也在这个车上，来送的是父亲，没有拥抱，没有伤感，他关心的是更重要的问题“衣服要暖和，天气凉了，不注意要生病，生病了又得花钱买药，要穿暖和，好吧？”说完这些，转身大步走了。”
中国古老的乡村就在这个细节里挣扎着，又绝不回头地消失了。
2
何伟在90年代来到中国人，生活在小城市，一个美国人想在中国默默观看什么事而不成为被注意的焦点，会有多难。但看看他写的清明这天的中国：
“早上杏花落了一地，象春天的暴雪……几个男人在土坟前转‘这儿埋的是我爷爷’
‘才不是呢’
‘我觉得是’
‘瞎说，那是你爸的大哥’
何伟写“他们很少提到人的名字，只提跟某人的关系，也没有相关的细节，没有具体的记忆。”
其中一个坟墓是新的， 是一个前两年刚搬到城里的老头儿，坟上新鲜的泥土堆得很高，何伟拿起一把铲子，给土堆上填了一点土。“有人拿起一沓冥币，点了起来。另一个人拿了一支香烟，插在坟头上，香烟笔直地竖立着，几个人退后一步，看着这土坟，议论两句
“他实际根本没抽过红梅”
“对，贵得很，他原来都抽黑菊花”
“现在买不着了，80年代的时候流行”
这是人们提到的唯一与死者有关的细节。站了一会儿，魏说“好，走吧”
其中一个转头看了看“烟没事吧”
“没事儿”
他们几个人“顺着那条之字小路，下到了沟谷里，地上是杏花花瓣，高音喇叭里正在播送一年一度禁止上坟烧纸的通知。一行人回到地里干起活儿来”。
这个拎着沾着土铁锹的美国人，看到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
3
何伟在美国的时候叫彼得海斯勒，他在小学校里讲中国，让小孩子提问，孩子问“中国父母杀掉女婴吗？”“中国人吃狗吗？”，他感觉很糟糕，“怎么两个问题都是这样子的？”
他在中国面临同样的问题，在涪陵教书的时候，课本上对于美国宗教的介绍是有什么样的邪教，对于学校的介绍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凶杀案。他对学生解释“这些事是真的发生的事，但它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国社会”
他希望人们描述一个国家要讲清楚那些背景，用时间去长期采访“而不是简单告诉他们什么是最不好和最好的事情”。
4
他笔下的中国具体而细微。
他写姓魏的农民一家，这个荒僻的小村子2003年开始多了游客的生意，老魏从务农转成经商后，收入超过了三万元，比前一年多了百分五十，但这个家庭的人都开始焦虑不安。
男人原来只是偶尔抽只红梅烟，但现在一支接一支，晚上喝酒，问他哪里不对劲。他说“随时随地感到很紧张”
他不断地担心钱的问题，他买了一双三十多块钱的“意大利”牌皮鞋，鞋盒子摆在很显眼的位置上，还有一件人造皮的夹克，离开村里去县城的时候就穿上。“中华烟”很管用，能帮他拉到生意。
男人入了党之后应酬变得多起来了，晚饭后，女人打电话给男人，接电话是别的人，她听了一会儿，突然变得不耐烦起来“他喝醉了，是不是？那他晚上还回不回来？叫他给我电话”
她坐在饭桌旁沉思了一个小时，孩子好象没看见。
后来电话响了，她挪到另一个屋子里接，“你晚上必须回来”她声音很严厉“听见没有？今天晚上一定要回来”
何伟出门的时候，发现男人已经回来了，喝醉了，倒在墙边上。
女人也想跟男人一样试试自我发展，她把自己做的玉米粉条送到城里卖，她挨家挨户推销，但她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没有“关系”，只好退回到这个孤独的村庄里。
后来她的口头禅成了“我管不了”，她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不看不听，用这种淡漠的态度来作消极的反抗。但人的心里是受不了什么都没有的，所以她信了佛教，因为她听城里来旅游的人总谈起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对一个人该怎么生活，他们有主张”。她在靠墙的地方放了两张桌子，上面铺了黄色绸布，摆了两尊佛像，还有三个桔子，五个苹果，三杯白酒。她觉得自己平静一点了。
隔着几米远，就是她丈夫泡着刚杀的野猪幼仔的白酒坛。
男人看不上他老婆的求神拜佛，他是村里唯一看过三十几本法律书的人。一心想竞选村党支部书记，暗地张罗，双方都不动声色，书记是个女同志，请他吃饭，不明说，但意思谁都明白了“你要是不争，等我卸任了就是你的”。但他不打算退，觉得书记在征地上的事让村民不满，他的胜算还挺大，竞选前镇里的领导来开了一个会，什么都没说，只是表扬了一下在任书记，然后让党员表态，轮到他，他心里已经挺清楚了，说了句“干得不错”，就坐下了。
他从政的经历就此失败，在此前一个算命先生对他说过“你绝对不要介入政治”，这事之后，他找了开天眼的人，把天井重新翻修了一下，这是他学到的又一样东西“他再也不会把算命先生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了”。
何伟写下这些，他说“西方的报纸上总是着眼于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们把过去的经验用来应用到现代的挑战上，遇到了麻烦，父母和孩子处在不同的世界里，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世界站稳根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5
何伟不是记者，一开始也不是作家，他只是一个美国的普通人，1996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坐着火车到处旅行，经过北京，原来打算呆一周，决定留下来因为这里的人“比较活泼”。
27岁他作为志愿者来到四川的小城市，“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你几乎看不到什么外国人，我喜欢这种挑战。我也喜欢长江和那里的风光。涪陵比四川中部更加多山，我喜欢在那里跑步或者远足。”
他没学过中文，不是任何媒体的记者“因为以前没有研究过中国，我对这里的人和物反而没有什么强烈的态度或意见。有时候你缺乏相关知识不是坏事，中国变化太快了，如果我1980年代真学了什么有关中国的东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过时——中国已经变成另一个国家了。”
2001年他申请了驾照在中国漫游，租了一辆北京产的切诺基沿长城行驶，外国人租车是不能离开北京的，不过他已经学会了小小的违规，如果车撞坏了，租车的人会拿出一张“美中拖拉机协会”的空白介绍信算作他的单位。
他不能在车上带GPS，害怕在西部被当成干测绘勾当的外国人，他在小旅馆住宿有时会被上报给警察局，所以晚上他住在土路上，午夜帐篷突然被照得通明，他猛地坐起，以为是驶近的车灯，拉开门帘，才意识到是圆月升上地平线，他在月光里“静静地坐着，等待我的恐惧平复下来”。
后来在长城脚下一个偏远的小村子里生活下来，租住在魏家，墙上是《还珠格格》的海报，和一对双胞胎小男孩的大幅画像，“生双胞胎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唯一可以合法拥有两个孩子的方式，其实就连这张像上的双胞胎也不是真正的，只是一张复印了一份，反着放在一起。”茅房里两块石板中间留着小缝算是蹲坑，晚上睡觉他听到老鼠在墙上跑动“每当月圆的时候，这些家伙尤其活跃，在那样的夜晚，我能够听见它们把核桃滚到屋顶的秘密仓库里藏起来。”
自从他租住在三岔村后，村子里叫“搅屎棍”的人向警察告发他。他知道“警察只是不想有麻烦”，他找出法律条文，主动去拜访了警察，中秋送了月饼，春节送了水果，终于有一天警察对搅屎棍说“别作无用功了”。
6
写这个村子不是他的本意，只是生活从人身上流过，一开始只是细流，后来漫溢成河，回转盘旋，他不由得要对它观察。
老魏的孩子是一个精瘦的农村男孩，精力无穷，喜欢跟他打闹，叫他“魔鬼叔叔”。孩子上学之后，学校里没有零食，也吃不太饱，但一回到家，都是城市旅游的人带来的方便面和薯片，每天写完作业吃着垃圾食品看电视，但母亲并不觉得怎样，对农村的人来说，“孩子能吃永远是好事，电视不看就浪费了”
孩子肚子已经有点滚圆，腿上长出赘肉，稍跑几步就气喘吁吁，何伟希望他能多吃点水果，但妈妈说冬天不要吃水果“不顺气”。她打量着儿子，挺满意“他现在有点象城里孩子了”。
何伟写“他们同时过着现代生活，和传统生活，但他们同时抓住了这两种生活里最糟糕的部分。我并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摆脱贫困，也对这种适应变化的努力保持崇敬。但这个过程如果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本书的主题鲜明如刀，就是中国农村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但何伟并不是从写“史诗”的雄心出发的，这只是生活的潮水落下去之后，自己裸露出来的主题。
7
他的书被称作“非虚构”写作的典范，但他不太喜欢被归类，““非虚构”我也觉得是个很奇怪的词，它不是说这东西“是什么”，而是说它“不是什么”。我觉得分类并不重要，哪怕我的书被分为旅游书它也是有特点的”
他默默无闻写了很久之后才成为《纽约客》的作者，他没有学过新闻学，也没有捆在身上的荆棘“我写作的领域由我个人的兴趣，而不是出版商或者编辑决定，我愿意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有真正的决定权，这对我非常重要。”这种独立性让他更象一个作家而不是记者。编辑有时会要求他去采访某一个热点事件，他说了句让中国新闻人会莞尔一笑的话“我能顶住”。
他也不回避自己在生活里的参与。在三岔，小孩子得了血液病要输血。何伟认为血源不安全，但他最后也没争过那里的医生。争执之后，他写“我坐了辆出租车回到家，洗了个澡，一个人吃了晚饭。夜里，我感到一阵麻木。一刹那间，我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坐了起来，感到十分的无助，竟至无法呼吸。”
用连清川的话说“如果你要了解当下中国的真实生态，你就必须有这种窒息的体验。”
他在书里也诚实地写下不愉快的事情，一个擦皮鞋的男人欺负他是外国人，他们大吵，几乎动起手来。
给他校对的美国朋友说“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当地一个女孩却写信给他说，这个细节让她接受和同情他“因为我理解一个人被自己曾经厌烦的东西捕获时的悲哀”。
何伟并不是用外国人的眼睛来看中国人，他是以人的眼睛来看人，也看自己。
8
何伟经常被问，“中国的政治下一步会怎么改变”他说这种问题特别难回答，“实际上对于我来说不是太重要，我在中国的工作不是改变中国，或者改变中国人的想法。我关心的只是今天他们怎么想”只不过，他说，在不到十年的时候里“所有人都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也都改变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每个人都在剧烈地变化，反复摇摆，有时自行其是，有时候被裹胁而去。
他很少对这些人评判，但有一个细节除外。
六岁的魏嘉经常感冒，他父亲的反应是把名字改掉。嘉这个字有十四划，不吉利。计算机分析说五行中缺水-何伟说，“我在中国认识的人基本上都缺水”。计算机给的方案是“淞”。
改完名字之后，孩子总是一言不发，大人问好几遍，他回答“不好”。有什么不好，他不给理由，也没提出另做选择。跟往常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没生气也没冲着他妈吼叫，他的反应只是一句“不好”，这两个字还是自言自语说出来的，时间慢慢过去，这种克制态度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合体，当中有无能为力，也透露些许力量。他爸爸无法明白哪儿“不好”，很快就懊恼不已。
对这孩子来说，电脑已经给他承诺了鸿运当头，大富大贵等等，但到头来，这一切统统“不好”，反正就是拒绝使用。
几个星期后，他的父亲放弃了，再没提起这个名字。
写完这个故事后，何伟写了一句有点抒发感情的话“从此以后，他永远叫魏嘉”。
对这个并不与什么对抗，只是要成为自己的孩子，他好象有某种敬重和感情。
9
前阵子，我爸打电话给我，说家族决定把老房子拆了卖掉。这是一个三百多年的清代宅院，我在那儿出生，长到八岁，一个人关于熟悉和稳定的感觉都从那儿来。我爸问我“你看你什么意见？”
这个房子的产权属于十几户家庭，我也没有那个财力去买那个房子，我只能说“由它去吧”
放下电话，我想，由它去吧，对所有我干预不了的事情，我只能狠狠心，由它去吧。就当是看历史，旁观好了。我早就变化成另一个人了，我不需要这些。别动感情，就这么着吧。
在何伟书里，写到这个家庭里，魏嘉的大伯是一个智障聋哑人，村里人叫他傻子，没有人理他，何伟每次试图跟他说话，都被村民拦住“他听不懂”。只有不满6岁的孩子跟他玩，玩的时候他很欢乐。有一天，魏嘉的爸爸让何伟开车送一家人去镇政府，到了门口，开开门，他把傻子拉下了车“政府应该每个月给我们钱养他的，他们不给，我只能把他留在这儿，直到他们愿意出钱为止” 。傻子没有任何表情。
魏带着他哥哥穿过院子，走过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钢球雕塑，进了大门。
下午稍晚的时候，领导们用车把人送回了大山里，在离村子里还有几公里远的地方停下了，傻子从来没有一个人离家那么远过，但他靠本能找到了回家的路。
何伟再回到三岔村的时候，傻子远远地看见他，咧着嘴大笑，指着轿车，比手势，是在讲述坐过他车下山的事。
“我懂”何伟说“我记得”，他想道个歉，说自己当时明白这事儿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抱歉把傻子丢在政府了。但是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办法表达歉意，傻子还在那儿激动地大大比划着手势。
后来补助就有了，再后来还给残疾人发了彩电，魏嘉的爸爸把彩电送给了一个“关系”-“反正傻子也看不懂”。傻子晚上一个人坐在黑屋子里。
等孩子6岁之后，长出了父亲一样的桶状胸脯，也学会了像其他人一样对傻子不理不睬。
我已经学会了不理不睬，觉得这样才能避免痛苦，何伟却写出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和冷漠之下的实质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不管你知不知觉，承不承认。
这是一个复杂的国度，人们并不是那么渴望文人范畴里的自由，如果你上街问问，大家都觉得自己过的挺自由。人们已经习惯了在台上台下的两种话语，你只要不冲进他家里监控他说话，人们都无所谓台面上的一切虚妄，这也是为什么企图冲进家门管控你的绿坝引起恐慌，而逍遥在外网络长城GFW却被大家默然接受。在这里，腐败已经激不起民愤，选举已经提不起精神。这个国家的近代史分别是晚清，民国临时，北洋，民国和毛朝，其中毛朝有近三十年。从1976年，中国告别近代史，算是进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但直到今天，政党还在为毛朝留下的诸多问题擦屁股收拾烂摊子。很多人还在纠结于历史，我觉得这已经没有意义，到了今天，一切其实都已经具备了它的合法性，特权阶级和利益集团你也已经不得不承认。统治这个国家是幸运的，统治者犯下很多错，人民却依然相信那只是奸臣所为，并始终对最高权力拥有者抱有耐心和期待。除了随时等着接收禁令的传媒以外，权力真的没有办法监督了么？天真无邪的说，还是有的。于是，我的一些朋友们去竞选人大代表了，在游戏规则里看看能不能把游戏玩的更公平。但区县人民代表和全国人民代表有着诸多不同，他们可能未尽自己胸怀和的理想而沦于琐事之中，可能被玩弄和利用反而成为了当权者民主幻象的象征，可能身边都是无为者的阻碍而远离自己的本意。
一些朋友也希望我去选人大代表。至于我……除了可能和女党员发生关系以外，我不会和任何的政党发生任何的关系。我如此散漫的性格也不适合参政，那就真的是误事了。无论时代如何的变更，我只是一个文人。我之所以写下很多批评，不是因为我有心从政，只是因为我是一个文人，否则总感觉配不上这两字。我将不依附任何个人或势力，不追随任何政党或权力，无论一切权势看上去多好或者闻上去多臭，我都不会吃上一口。至少现在我这么想。而我的那些热心的朋友们，我想他们未必是要一心参政或者走上仕途，他们只是想督促些什么，我祝他们同流不合污。干就好好干，实在干不下去了，也要带点八卦回来。
而今年9月想参选人大代表服务国家的朋友们，可以参考以下为许志永，姚立法，魏欢欢先生所写的人大代表参选攻略。期待有识之士，正义之士，热爱这片土地的人，甚至各行各样乱七八糟的人都去参选，哪怕大家最终都溶化于这个制度的潜规则之中，但热心的人还是可以尝试。参选的口号和宗旨可以是：为人民服务，稀释傀儡的浓度。
是为转载，感谢三位作者。若有不妥，敬请告之。
前言：人大代表的作用及联名推荐候选人
根据宪法和人大代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县（区）级人大代表有提名候选人并投票选举县（区）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人大常委会主任、上一级人大代表等权利，有提出议案、审议表决预决算、建议、质询等权利，视察一府两院、约见本级政府负责人等关乎实际政治运作的重要权利。然而，由于种种体制的和非体制的原因，人大代表在现阶段的实践中作用十分有限。在现有体制内，法律规定的权利没有充分实现，代表还可以有很大作用空间。比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设区的市和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二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县（区）有十名以上的代表是通过竞选当选的热心公益人士，那么这批人对该县（区）长的选举将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另外，一定数量的代表联合也将对该区县的财政预算、以及区域内其他公共事务的管理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以海淀区人大为例，我们18位热心公益的人大代表组成了一个民主监督代表小组，每次人大常委会小组都会派出两名代表列席（旁听），列席会议期间我们会统计迟到、缺席的委员，记录委员发言情况，年终总结每次人大常委会开会情况并提出批评建议。2006年我们曾就打工子弟学校被强拆事宜联名向区教委提出建议，后强拆停止。2010年我们就海淀区垃圾焚烧问题联名提出议案，要求政府相关负责人作专题汇报并听取代表意见，督促其尽快解决。当然，代表小组的作用还是十分有限的，原因是这样的代表还是太少了，在海淀区420名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微不足道。设想，如果有一半的人大代表都像这样关心公益，大家完全可以阻止前任腐败区长当选，甚至选出大家推荐的区长，决定区财政预算，等等。
即使只有单个的候选人当选，也能在他所任职的人大中产生积极影响，一个敢言的人大代表也会在其所任职的人大中带动其他代表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活跃人大气氛。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十人以上书面联名，设区的市和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二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人民政府领导人员的候选人。
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罢免案，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审议。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或者五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的罢免案，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审议。
什么是县（区）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
根据宪法第97条规定，乡镇和县（区）级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即由自己所在选区（工作单位或者居住小区）选民（一个选区几千人到两三万人不等）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县（区）人大代表。即使没有党团提名和官员支持，只要得到了选区内足够多的选民支持，当选县（区）级代表是有可能的，目前已有吴青、姚立法、聂海亮、葛锦彪等公民成功当选的先例。2011年秋季到2012年第十五届县（区）级人大换届选举，在此区间内各省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选举时间。希望有公益心的公民关心当地的选举日程，积极参选。
什么是联名推荐候选人？
根据人大代表选举法规定，候选人只有两种：政党、团体推荐候选人和十人以上联名推荐候选人，严格来说，“自荐候选人”和“独立候选人”的说法不够规范，法律上没有“自荐”，自己不能推荐自己成为候选人，除自己之外的其他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才能成为候选人。
“独立候选人”过去几年通常用来指没有政府官员支持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为政府所不喜欢的、以竞选的方式参选的候选人。其实在法律程序上这类候选人和大多数政府官员支持的候选人很难区分。以北京为例，北京市区县乡镇人大代表选举实施细则规定，各政党、各人民团体联合或者单独推荐区县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名额总数，一般不超过应选代表总额的百分之二十，推荐乡镇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名额总数，一般不超过应选代表总额的百分之十五。也就是说在区县人大代表的选举中，最多只有20%的候选人来自政党、团体推荐，这些候选人大多是官员代表，比如县（区）长、书记通常都是人大代表。另外的80%左右的候选人都是来自于十人以上联名推荐，这里面既有政府官员支持的候选人（组织选民联名推荐某个候选人），也有选民代表公益的推举的候选人，即没有官方背景的候选人。考虑到表述的严谨性，也考虑到有关部门的可接受程度，对于热心公益积极参选的公民候选人，建议不再使用“独立候选人”的说法，而是采用“联名推荐候选人”这个更严谨的说法。
参选人大代表需要注意这样几个关键步骤：
一、真诚服务选民
无论距离下一次选举还有多长时间，从现在开始，要明确自己所在的选区，积极服务自己未来的选民。你可以选择自己所在工作单位或者居住区所在选区参选，也可以选择本县（区）行政区域内任一选区参选。而且即使不在自己单位或者居住小区，只要在该行政区域内，某个选区的选民选举你而且当选了，该选举结果有效。
公民成功当选人大代表的基本原理很简单：你所在选区选民熟悉、认同、支持你成为人大代表。
如何得到选民的认同和支持？关键是让选民从你的经历和竞选承诺中看到你为选民服务的意愿和能力，对你产生足够的信任感，认为你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为他们说话。
具体操作上，候选人在选举宣传中要给自己一个大致定位，你可以是一个积极维护公共利益（可能与所在选区无关）的公民，你的行为让你的选民感到骄傲，愿意成为你的支持者，比如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公益律师、公共知识分子等。也可以定位成在选区里为选民做好事的公民，曾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大家争取到实际利益，比如业委会成员。
如果你是缺少资历，但是愿意站出来维护本选区选民利益，那么宣传的重点应放在你对本选区的事物的关注，和你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让大家从中看到你的热心和可能为大家争取到的实际利益，从而对你本人产生认同，支持你的参选。
无论哪一种定位，你做的好事最好有几件是选区内家喻户晓的。比如，作为社区居民，你推动成立业主委员会，并在与开发商或者物业公司的谈判中维护了居民利益；作为村民，你组织和领导大家与污染企业抗争最后，迫使他们搬走或者赔偿；作为大学老师或者学生，你发现学校教学、食堂、宿舍管理等方面存在问题，动员大家共同参与解决，等等。
服务选民是一项真诚而长期的工作，要成为信仰的一部分，而不是为了选举临时抱佛脚。唯有真诚，才能赢得选民的坚定信任和支持。有了选民坚定的信任和支持，即使一些官员不希望你当选，他们也很难控制住，比如北京外国语大学选区的吴青代表，她多年来热心服务选民，帮助大家解决了大量实际问题，虽然政府不希望她当选，但只要直选，大家就选她。她从1984年第一次当选到现在已经当了20多年的代表。
二、关注选举组织
选举委员会。区县级人大代表选举之前要成立选举委员会，主持整个选举程序，包括确定选举日期，审查选民资格，确定并公布正式候选人，主持投票，统计和公布选举结果等。
选举委员会是选举中最重要的组织，在过去很多届实际选举中一般由本辖区的党委书记负责，在它上面往往设立有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由于2010年新通过的选举法明确规定候选人不得作为选举委员会成员，2011年到2012年换届选举中，县（区）书记将不再作为选举委员会负责人，而是作为上一级的选举领导小组负责人。关于这个领导小组的职权，法律没有规定。选举委员会之下往往设有选区工作领导小组（选区工作组），或者选举委员会分会，这个小组或分会可以视为选举委员会的派出机构，选区工作领导小组或者选举委员会分会实际主持该选区的选举工作。
选举委员会拥有办事机构，办理选举的具体事务，通常称为选举委员会办公室或者选举工作办公室。
选举领导机构。根据选举法第八条规定，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选举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乡、民族乡、镇的选举委员会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县级人大常委会在选举中的职权包括制定实施选举方案，任命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接受选民关于选举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等。
三、了解选区划分
选区划分是选举的重要环节，公民要主动提前咨询选区划分，这些情况包括：全县（区）共划分多少个选区，选区内有哪些单位，划分为多少选民小组，各选区有多少人口数，多少选民数，代表名额是如何分配的，等等。
划分选区、分配各选区应选代表的名额，是选举委员会的职权。一些地方为了控制选举，在选区划分上做文章，比如，为防止某联名推荐候选人当选，把其可能当选的原选区拆散，重新组合选区，把相距甚远的不相干单位凑成一个选区，或者把其和一个选民众多的大单位放在一个选区，而该单位可以通过行政命令要求下属选举该单位推荐的候选人，该联名推荐候选人就很难当选；不顾人口数的悬殊，在党政机关驻地分配更多的代表名额；以界别为由，指定必须选出特殊身份（党员、无党派人士、妇女）的代表；等等。
选区划分的随意和变相控制，侵害选举权利。参选公民认为选区划分不合理或者名额分配不合法，可以及时向选举委员会和人大常委会提出异议。在选区划分对自己参选明显不利时，可以考虑在对自己有利的其他选区争取当选。
在本人选民名单公布之外的选区竞选人大代表是否合法？完全合法。1998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答复山西省人大常委会询问时说：“直接选举县、乡人大代表时，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不限于本选区选民，但应是本行政区的选民。选举本选区以外的本行政区的选民为代表，选举结果有效。同一选民在两个选区同时当选为代表的，应确定其在一个选区当选。”
四、确认选民资格
选民资格是指公民获得选举权的资格，同时也是公民获得被选举权的资格。公民参选人大代表的第一步是取得选民资格。取得选民资格的程序是选民登记。
选民登记
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公民在哪个选区进行登记，即在该选区行使选举权。在各地具体的选举实施细则中，选民登记的原则是：“职工跟着单位走，居民跟着户口走，学生跟着学校走”。这种登记办法主要是方便组织选举，选民登记工作很大程度上由单位和学校分担了，减轻了居委会和基层政权的工作压力。这种选民登记方式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基本是可行的，但在人员流动频繁的今天，容易错登、漏登，另外因为选举与单位挂钩，投票中受复杂人际关系的影响，不利于选民表达真实意愿。
我国选民登记大多是选举委员会主动进行，少数由选民主动登记，所以，选民和代表候选人应当密切关注选民登记的信息，如果认为选民登记不利于选举的，可以依照流动人口选民登记的办法和程序，进行选民变更登记，选择在户口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登记，进行选区选择。
不在户口所在地居住和工作的公民，可以选择在户口地参选，也可以在经常居住地参选。比如在北京的近八百万没有北京户口的人口，只要在北京登记居住满一定期限（2006年换届选举是居住满一年），就可以选择在北京参选。在北京进行选民登记的条件是，选民向原选区或户口所在地出具转移选民登记的申请，原选区出具选民资格证明和未参加新一届人大代表选举的证明，加上原籍的户口证明，到现居住地和工作地进行选民登记。由于选举委员会和选区属非常设机构，在原选区解散或没有设立期间，选民可以要求原选区所在地人大常委会工作部门出具证明。
在非户籍地登记的选民，为了取得现居住地或工作地的选民资格，应当注意保留房屋租赁合同、房租收据、水电费收据、电话费收据等证明文件，必要时可以请求公证部门公证。
五、确定初步候选人
根据我国选举法律，成为候选人的两个途径：包括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在内的政党团体推荐和十个以上选民联名推荐。公民参选代表基本上只能采取第二种方式。
有志于参选的公民应当及时到当地居委会或者街道的选举办公室领取空白的《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登记表》，尽快由自己的支持者征集联名，并及时提交联名推荐登记表。领取登记表后自己复印同样有效。
从法律上说十个选民联名推荐就够了，但考虑到多种现实因素，联名推荐人数应该越多越好。因为竞选人获得选民签名的人数越多，其成为正式代表候选人越具有合法性。而且选举法规定选举委员会只能“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或者“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登记表要复印，以留下证据。如果仅仅列上十个推荐人，那么万一有人经过威逼利诱在提名的最后期限内声明撤回提名，这就会使联名候选人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另外，越多的人推荐证明支持的人越多，如果选举委员会在酝酿候选人阶段不公，联名候选人手里至少有证据证明自己确实获得选民支持，可以申诉或者诉诸舆论。
六、确定正式候选人
正式代表候选人的产生有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提名推荐代表候选人，第二个环节是各选民小组的选民讨论、协商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第三个环节是“如果所提候选人的人数超过应选代表名额一倍时，由选举委员会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对正式代表候选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见《选举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成为初步候选人之后丝毫不能放松，因为任何十个选民都可以提名一个候选人，所以一个选区里初步候选人的数目可能多达数十人甚至上百人。接下来的环节是选举最容易被操纵的阶段——选民小组讨论、协商，酝酿产生正式候选人。
如果选区的初步代表候选人人数在规定的差额比例内，也就是在应选名额的三分之一至一倍之间。在这种情况下，经选民小组讨论、协商后，直接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
怎样理解和操作“如果所提候选人的人数超过应选代表名额一倍时，由选举委员会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呢？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上诉法律询问作出的答复是，“可以采取征求意见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举手或投票的方式，然后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具体做法可由县或乡的选举委员会征求选民意见后决定。”
根据法工委的答复，在初步代表候选人人数超过应选代表名额一倍时，只能采取“征求意见或者举手或者投票”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方式，根据候选人获得选民赞同意见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至于采取三种方式中的哪一种，则由“县或乡的选举委员会征求选民意见后决定”。
在实践中，“酝酿”产生候选人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让所有选民在初步候选人名册上选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这是一种接近预选的方式，但由于选举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必须通过预选产生正式候选人，很多地方都不采用预选的方式确定正式候选人。有很多地方正式候选人大名单是由少数领导商量确定，可能并不能体现选民的意愿。
如果发现正式候选人产生不公开不透明，并且掌握了相关证据，比如有数千选民联名的推荐登记表，证明该候选人名单不能反映选民意愿，可以向选举委员会和人大常委会投诉。更重要的是要及时向选民披露选举不公的真相。
如果该选区比较公正，采用接近预选的方式确定正式候选人，那么选举小组此时就要做大量工作，争取选民支持。
以妇女、党员、无党派人士等身份为由排除联名推荐候选人作为正式候选人，没有任何法律根据。无论是否通过预选，成为正式候选人的唯一标准就是“多数选民的意愿”，如果选举委员会以本选区要选一位妇女代表、党员代表或者无党派代表为由拒绝获得多数选民支持的联名推荐候选人成为正式候选人，要据理力争，向选民说明真相，实在不行就争取通过另选他人方式。
七、争取以另选他人的方式当选
当下选举制度如果独立候选人成为正式候选人，当选的概率会很大。通常是四个正式候选人选三个代表，三个正式候选人选两个代表，或者两个正式候选人选一个代表。
如果没能成为正式候选人，还可以争取通过“另选他人”的方式当选。按照选举法规定，在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中，选票上设有“另选他人”的栏目，选民可以用“另选他人”的方式投票给自己认可的任何选民。
通过另选他人的方式竞选比较困难，但也不是没有可能。2003年12月北京工商大学讲师葛锦彪就以“另选他人”的方式当选了海淀区人大代表。在全国范围内，还有姚立法（湖北省潜江市第四届人大代表）、吕邦列（湖北省枝江市第二届人大代表）、王植福（湖北省潜江市浩口镇第六届人大代表）、姚少凡（重庆市奉节县第十四届人大代表）、曾建余（四川省沪州市市中区第四届人大代表）等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当选。
具体方法是：在“另选他人”的方框内填入自己所要选的候选人的名字，并在下面的方框内画“○”。在填写的过程中，要注意所写的另选他人的姓名不要出现错误，或者只写姓名而不在姓名下面画“○”，或者在你所反对的正式候选人姓名下的方框内没有画“×”，这样都会留下选票被涂改作弊的可能。被涂改的选票会因为所选人数多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而失去效力。因此选民在划票后要认真检查。
为了让选民记住自己，接下来的宣传一定要突出自己的名字，方式之一是手机短信。为了保证选民能够正确使用“另选他人”的方式投票，没有成为正式代表候选人的候选人需要在投票前向选民讲解“另选他人”的划票方法，比如在介绍材料中包含仿照的票样，并对划票方法加以说明。
八、宣传介绍候选人
最重要的，也是贯穿选举始终的环节，就是向选民推销自己。法律没有禁止公民成立自己的竞选团队，因此参选公民可以成立自己的竞选团队，设立选举办公室等。竞选团队根据需要确定人员多少，在区县级直选中，三五个核心成员大体就够了，所需的志愿者人数按实际需要从十几到几十个不等。核心成员可以有不同的分工，比如个人网站建设与维护、联系媒体、文字记录整理、海报宣传、法律咨询等。小组成员最好本身也是集体行动的组织者，比如社区里的各楼楼长等。
2010年选举法修订后第33条对于选举很重要，该条规定“选举委员会根据选民的要求，应当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由代表候选人介绍本人的情况，回答选民的问题。”修订前选举法规定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修订后改成了 “应当”，这意味着，只要选民提出要求，选举委员会就应当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有了候选人与选民见面，选举就更加公开透明，热心公益的公民更有可能为选民认识，更有可能当选。积极推动民主法治的公民，要充分运用该条法律，作为候选人，可以告知选民有权利向选举委员会提出见面的要求，作为选民，可以联名向选举委员会提出见面要求。
推销自己的方式包括利用社区论坛介绍自己，常用的方式有：逐户登门拜访、张贴宣传海报、往社区居民的信箱中投递宣传材料、发送手机短信、发送电子邮件介绍自己、启用宣传车，等等。要根据选民的偏好推销自己，所用的方式要以选区选民能够接受为限，比如，在某些选区敲锣打鼓宣传自己就可能会引起选民的反感。
网络 论坛、博客、微博等是重要的推销自己的场所。要建立自己的竞选博客、微博账号，很多城市的小区有自己的社区论坛，要把自己维护公共利益的理念通过致选民的信、回答选民问题等方式广泛传播。
手机短信。手机短信是针对个体的介绍，恰当运用具有很强的现实效果。尽量知道更多所在选区选民的手机号码，给大家适当的问候。想要通过“另选他人”方式竞选时，手机短信的作用更加重要。比如一个大学老师，主要靠发送手机短信的方式，以“另选他人”的方式当选。
张贴海报要争取在社区、工作单位、学校等选区人口流动密集的地方的布告栏张贴海报，鼓励参选，让大家记住自己的名字。目前法律没有禁止张贴竞选海报，但在行使公民自由权利的时候要尽量注意不妨害他人利益。
用于推销自己公开信等宣传材料，包括其中提到的自己的工作经历和竞选诺言，一定要真诚感人。
九、关注投票和计票
按照选举法规定，各选区应当设立投票站、流动票箱或者召开选举大会进行投票。投票站包括主投票站（主会场）和分投票站（分会场）。当选民进入投票站时，目前对于投票时间的安排基本有两种方式：县乡选区一般是选民集中在一个短的时段内，例如一个上午完成投票；在大、中城市的区一级投票中，许多地方采用的方式是一个时间段，例如北京在2006年采用的是上午七点到晚上十二点。选民在投票前要密切关注本选区的投票时间。
委托投票
《选举法》第四十条规定，“选民如果在选举期间外出，经选举委员会同意，可以书面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每一选民接受的委托不得超过三人，并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代为投票。”接受委托投票需出具书面委托书和被委托人的选民证。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委托投票容易出现的问题包括：（1）没有书面委托；（2）被委托投票的数量超过三张；（3）被委托人没有用书面委托书和委托人选民证领取选票；（4）未到场选民的选票被他人冒领。
参选公民若发现以上舞弊行为，应及时向选举委员会和各级人大常委会反映和申诉。
流动票箱
为了方便因患有疾病等原因行动不便或者居住分散并且交通不便的选民投票，法律规定人大代表的选举中允许在特殊情况下使用流动票箱的方式投票。
执行过程中流动票箱容易发生舞弊的地方主要表现在：（1）没有严格按照选民名单接受投票；（2）已填选票被调换；（3）投票行为处于公开状态，选民难以按照自己意愿投票等。
候选人可以让自己的亲友和支持者跟随流动票箱，监督投票过程，若发现舞弊行为，应及时向选举委员会和各级人大常委会反映和申诉。
在点票和唱票的过程中，选民应该尽量坚持不要离开会场，防止票箱被转移后不公开点票。监督点票和唱票过程是否公正，应该要求及时公开点票，不能隔夜点票，点票结果应及时公布。
如果有分会场，每一个会场都要有候选人的支持者和选民监督该分会场的投票和点唱票状况。如果候选人的得票数极为接近，可以向选举委员会申请重新点票。如果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候选人和监督的选民应该公开制止或者向选举委员会和各级人大常委会反映问题。
如果第一轮投票结果缺额（即不足应选名额）或者无人当选，按照法律规定应该进行第二轮投票。举行第二轮投票的时间由选举委员会决定，但不应拖延太长。在实践中，有的地方是在第一轮投票结束后马上举行第二轮投票，有的地方会拖延几天进行，有的地方甚至取消第二轮投票或者完全用流动票箱的方式进行第二轮投票。建议候选人和选民参考本省有关选举的地方性法规和实施细则，对舞弊行为及时向选举委员会和各级人大常委反映和申诉。
十、选举争议处理
关于选民资格的争议。《选举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公布的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选举委员会对申诉意见，应在三日内作出处理决定。申诉人如果对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在选举日以前作出判决。人民法院的判决为最后决定。” 《民事诉讼法》第164条规定：“公民不服选举委员会对选民资格的申诉所作的处理决定，可以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选区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起诉”。《民事诉讼法》第165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选民资格案件后，必须在选举日前审结。审理时，起诉人、选举委员会的代表和有关公民必须参加。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应当在选举日前送达选举委员会和起诉人，并通知有关公民。”
面对选举争议，可以向选举委员会申诉，也可以向人大常委会申诉。
针对破坏选举行为，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我国《刑法》第256条规定，“在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时，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等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当然，由于法律本身不完善，比如贿选犯罪的标准不明确，以及实践中一些部门不依法办事，即使到选举委员会、人大常委会乃至公安机关申诉控告可能达不到效果，因此必要时可以把选举过程中的各种违法行为公布出来，由选民和公众作出评价。
许志永、姚立法、魏欢欢
2011年5月
中国人均收入世界排名：1960年第78名，1970年第82名，1980年第94名，1990年第105名，2008年第106名，2010年第127名；
但反观中国GDP世界排名：1978年第15名，1990年第10名，1995年第7名，2000年第6名，2007年第4名，2010年第2名。
周大伟：“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谈谈中国法律职业群体中的关系网
2011-01-19 中国民商法律网
引子：中国语境中的“关系”
据说有一个来自国内的少女留学生独自一人来到了美国的大都会城市纽约，最初她自己还很胆怯，但后来当她看到曼哈顿街上讲中国话的华人随处可见，顿时胆量就大了很多。她的父亲在北京还非常担心，打电话过来问道：“女儿，你那情况怎么样”？女孩子回答说：“爸爸，放心吧，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记得几年前，我回国工作旅行，打算到一个外地城市办件不大不小的事。临行前，给一个老同学打了电话。老同学在电话里说：“来吧，没问题。这里从政府人大政协到公检法工商税务海关外贸，师兄师妹师姐师弟，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老同学的爽快回答，让人开心一笑。但不知道为什么，此刻我脑海里却出现了自己幼年时在那些打日本鬼子的电影里常常看到的镜头：一个浓眉大眼的八路军游击队长推门进来，掀开水缸就喝水（也许喝完水还说一句“家乡的水好甜啊！”），然后抬头问身边的一个虎头虎脑的游击队员：“外边情况怎么样”？游击队员回答说：“放心吧，队长，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 俨然是国人入世哲学中的最佳生活状态。世人皆知，中国人是特别讲究关系和关系网的。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给我们培育并留下了一个近乎难以放弃的遗产：一个超级人情世故的关系社会。我们的古代先贤们曾经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寻找着一条既不伤害中国人传统的人情世故又能恪守法律道德原则的和美并蓄的途径。在几千年专制皇权政体的巨大阴影中，这种努力成为儒家礼教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时代，人们依赖乡村熟人关系社会中的若明若暗的规则，足以维系社会结构和秩序，尽管这类秩序常常与公平正义无关。
是福是祸暂且勿论，过去100多年里，特别是最近30多年中，虽历尽曲折和坎坷，中国开始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进入了一个依赖现代科学技术的都市化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同时，古老的中国几乎别无选择地全面移植、启用了与现代市场经济休戚相关的西方现代法律制度 —— 包括法院、检察院、现代警察体系、律师、法学教育以及日趋完整的法律法规。几千年的缓慢发展的文化传统，并没有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在迅速接纳电灯、电话、电视、汽车、喷气飞机、电脑、手机和互联网方面产生障碍；但是，法官、检察官、律师们和法学教授们这些同样由西方人创造的法律职业群体类型，自从降生到这块土地之后，就首先遭遇到一个几乎难以逾越的“中国式陷阱”：超级人情世故的关系社会。由于这个群体的关系和“关系网”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正义，无疑需要我们格外关注。
今日中国法律职业群体中的关系江湖
我自己和很多同龄人朋友们，大致属于改革开放以后最初几批进入法学院读法律的大学生。现在的80后、90后的同学们可能会觉得我们这代人多少有些幼稚可笑，因为我们总是怀有太多的理想主义色彩。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我们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同学们一起在电影院看一个名叫《冷酷的心》的墨西哥电影。这个电影结尾有一个法庭辩论的收场戏，剧中的男主人公（被告“魔鬼胡安”）当庭痛斥以权谋私的检察官，台词非常精彩，上影译制厂的配音演员的配音也很有魅力。同学们看到这个场景时，电影院里掌声雷动。那一刻，大家在暗自发誓，将来我们毕业以后，也想为冤屈的人伸张正义，为社会公平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
我们原来很天真地以为，只要我们一年又一年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法律人才，制定一个又一个法律法规，设立一个接一个司法机构，不管将来有没有一个继往开来的领路人，我们就可以昂首阔步走进一个光辉灿烂的法治新时代了。今天看来，我们的这种想法太幼稚了。
其实，我们严重忽视了一个基本的道理，这就是“徒法不能自行”。法律制度归根结底还是要由人，由每一个有七情六欲的自然人来执行的，这些人是由普通的俗人组成的，这些人不是天生就不食人间烟火的，这些人是可能结成一个营造腐败的关系网的。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腐败关系网中的不少人，恰恰可能就是当年在电影院里忘情地鼓掌的人们。
人是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大法官黄松有落马并被判刑的一个原因，就是发生在由校友、同乡结成的腐败关系网里。北大法律系毕业的郭京毅案件，也同样发生在由校友、同乡结成的腐败关系网里。但是，又有多少人会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呢？或许，在不少人眼里，黄松有、郭京毅的落马，只是他们个人运气太坏，何谈经验教训？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法治不太健全。多年以来，持续不断地发生着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普通民众当中一直有一种说法，说“打官司就是打关系”。 这广泛流传的说法使中国法律职业群体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职业公信力的挑战。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乃至法学教授，这些社会法律职业群体中本来应当是光彩夺目的名称，如今已经由于各种不正常的现象而蒙受耻辱。
今天，国内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旦打官司，当事人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人”。在打官司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不顺利、不舒服的事情，马上想到的是，对方在法院里一定有人，或对方一定“找人”了。一个律师如果想拿到这个案子，也常常会跟当事人反复传送一个信息：我认识法院（或检察院、公安局）里面的人。但当事人与他签订合同以后，他可能会有各种说法，他会说我只认识庭长，这个事儿院长说了算，你们还得想办法托人去找院长；或者说我只认识副院长，这个事还得上审委会，等等。总之一句话，还是需要不断地去“找人”。前几年，我有一位海归朋友办了一个电脑公司，因为对下属管理失控，有几个员工被捕了。该公司召集被捕员工家属开会时，这位朋友请我去旁听一下，以便帮他的公司出一个主意。结果我发现这些家属在会场上异口同声要求公司去做的就是两件事，第一是“找人”；第二是“花钱”。
我曾经在美国遇到一个来访问的国内高级官员。他告诉我说，他每年要向人大提议案，问我能不能给他帮一个忙，写一个好提案。我当时跟他开了个玩笑。我调侃地讲，中国现在的法官不是在老百姓眼里缺乏公信力吗？这里有一个办法，就像医院的专家门诊一样，每天上午开庭之前，当事人可以在法院大厅里像挂号看专家门诊一样，在大厅里当场看着法官的照片选择办案法官（估计民事小额诉讼或许可行），这样一来，当事人谁都不会去提前“拉关系找人”。这位人大常委听了以后拍案称奇，他认为这个提案甚好，三月份北京开会时不妨可以提上去。我说千万不要当真，如果中国的法院真的采用了这个办法，会成为世界法律史上的一个笑谈的。
大量的事实和迹象表明：关系网是一种权力“传销”。当今的中国，离现代社会还有点远，还基本上是个乡村社会、熟人社会，政治权力在整个社会关系中还处在最重要的位置。因此，关系网实质上就是“官”系网。在这样一个乡村社会、熟人社会，要建立、维护和发展好这个“官”系网，就要对权力进行有效的“传销”。传销中各方都要双赢和多赢，把事情办成，利益均沾。通过这种“传销关系网“，人们把吸管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在司法领域里，当国家公器沦为这个“关系网”中被传销的商品之时，即便是再有教养的司法官，也可能免不了成为假公济私、争功推过的官僚，即便是再有才华的律师，也可能免不了成为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讼棍。国家的司法在人们眼中，俨如失贞的皇后，除了形式上保留着威颜，实际上已经备受大众鄙夷。
所谓法治，归根结底是与人情世故难以兼容的规则之治。在我们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只要中国人在对待法律规则上总是保持着“人情世故的姿态”，那么，不难断言，现代法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就永远是个疑问。我以为，法律职业群体的关系网今天正在每时每刻地触及着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最敏感的神经。这个关系网不解决、不理顺，不把它引向健康的轨道，我们中国民众的神经就不得安宁，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就不可持续，司法的公平正义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关系”一词的另类解读
那么，在其他同样运用现代法律制度的国家里，法律职业人士是如何处理“关系”呢？
在英文世界里，“关系（Relationship or Connection）”或者“关系网（Network）”，其实都是中性的词，没有什么褒贬之分。西方人其实也是讲关系和关系网的。商人们在高尔夫球场、政客们在议会的走廊里、社会名流们在豪华私密的俱乐部里、学者们在各种沙龙里、普通人在各类酒吧和派对的聚会中，以致在教堂和网络中，人们也在相识、相知、沟通、合作。大千世界、人来人往，只要是人类社会，这一切都是每日每时发生的正常现象。
近年来，在美国不少著名的商学院里往往会开一门叫做“Doing Business in China”(在中国经商)的选修课程。前来听这门课的课程的大多是有兴趣来中国经商的MBA学生们。我自己在一所美国商学院里曾旁听过一位开课教师的讲座，我发现，这门课并没有多少纯粹和中国business相关的东西，讲的内容几乎完全是中国的人情世故。授课教师所有选取的案例和进行的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无非是：想要在中国经商办事，就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包括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以及和中国民众的关系等等。我注意到，课堂上的那些美国学生很积极坦率地参与课堂讨论，因为在他们看来，在社会上建立network并享受一个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件光明正大、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我却发现，教室里那些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们，却彼此面面相视，表情上有几分尴尬，他们似乎内心中有些难言之隐。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几个月前，我在美国加州遇到一个早年和我做邻居的美国朋友，这是个单纯好学的美国中年人。他很兴奋地告诉我，他最近去一个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听试听了几次课程。我好奇地问他，你在课堂上有什么收获吗？他告诉我，几堂课下来，他学会了一个新的中国单词：“关系”。使我惊讶的是，他的“GUAN XI（关系 ）”这两个字发音格外清晰。他告诉我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孔子学院的老师反复在课堂上讲这两个字，以至于他印象太深刻了。他还告诉我，在课堂上中国教师很直率地告诉学生们，依照中国文化传统，一个人或一个企业如果想成功，必须要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其中的重要方式就是“请客和送礼”。他当时在课堂上就产生一个疑问：那么“请客送礼”的对象是否包括政府公务人员和司法人员呢？在美国，即便是给公司商业客户送礼，也不可以超出一定规格（比如80-100美元），否则也会构成商业贿赂的罪名。
我隐约地感到，中国人在海外孔子学院里向这些蓝眼睛高鼻子的外国人讲述的所谓“关系“，显然并不是这些普通的社交关系，其中似乎隐含着更深更隐秘的含义，比如那些“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传密码的东西，比如那些可能包含着很多超越正常逻辑、超越道德和法律界限的东西。看起来，我们中国政府投入巨资在海外设立的孔子学院的课堂里，到底在给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国朋友们讲了些什么？说不定那些政府主管部门自己也不一定很清楚。
当我听到一个名叫She的网络歌手在无知无畏地唱着：“孔夫子的话 / 愈越来越国际化 /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 / 我们说的话 / 让全世界都听我们的话”。我多少有点儿为我那位年轻的美国邻居捏把汗，他现在正在孔子学院里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最阴暗最恶劣最难根治的顽症，可千万不要传染给那些纯朴善良的人们。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据我的观察，美国法官的形象在很多普通人的心目中是非常庄重的。在法庭上，当一个美国法官穿着黑袍走出来时，大家会感觉的到，这个人似乎是上帝派来的。大概没有人会敢在他面前说：“法官大人，您看，今天晚上要不要我来安排一下，咱们一起去吃个饭、洗个脚，然后再打个麻将”？（先别笑！在某些法制不健全的国度里，上述话语并不稀奇）在美国，估计人们就连这样的念头都不可能有。有法庭经验的人说，当法官作为一个俗人脱了黑袍，从你身边走过去卫生间时，大家可能会一时认不出他来了。你会觉得这个人很面熟，仔细一看，他就是刚才坐在上面穿着黑袍的人，—— 这个人已经被神职化和非世俗化了。此时此刻，法律职业虽说不是神职，但却近似神职。
在美国，一些中国移民也会把一些“中国特色”的方式带到美国去，闹出了一些笑话。中国人的关系学在那里往往会陷入尴尬和荒唐。有一个颇具中国式智慧和幽默的笑话说，有个中国人在美国打官司，他问美国律师，我能不能给美国法官送一点礼啊？律师说你千万不能这么做，这么做官司就肯定输了。这个中国人说，好，那我明白了。结果他派了一个人化妆成对方当事人去给法官送礼，结果就官司赢了。
我在美国法学院参加毕业典礼时，发现学校邀请了很多社会名流来参加，有国会议员、企业家、名律师等，但唯独看不见法官们的影子。法学院似乎从来不邀请法官出席这样的典礼，估计请他们也不会来。在形形色色的校友会、同乡会、同学会、联谊会、茶话会、团拜会、推介会上，几乎看不到法官的影子。
通常，美国的法官都有比较稳定的收入和福利保障，但各级法官的收入仍有差距。我在美国读法学院的时候，课余时间会去一家出版服务公司（Publication Services）打工，和我坐在同一张办公桌前做技术校对工作的，是一个名叫Steve的法学院同学。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是伊利诺州南部一个小镇的法官。小镇法官收入和大城市法官相比，差距其实挺大。他家里的经济状况只能给他支付学费，生活费用需要他自己打工解决。他告诉我，他毕业后打算去当律师，他觉得法官的生活太清廉和严谨了。
相应的，美国政府官员的清廉也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比如，美国安然公司、雷曼兄弟公司轰然倒下的时候，人们会发现，在这些大公司倒塌的废墟上看不到一个政府公务员。美国企业的倒闭基本上是由于人性贪婪导致的商业欺诈、弄虚作假、企业不适当扩张造成的悲剧。另外，在城市规划、拆迁过程中，我们也看不到政府在里面牟利。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也有很多人性弱点，比如克林顿也出现了婚外情。但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这位大国的总统在这个婚外情中没有给他的情人送巨款、赠豪宅，也没有为她拿项目、跑订单，他甚至难以启齿为她在华盛顿找一份正式工作。由于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这个大国总统手中的权力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大。我们尽管不能说美国的体制很完美或没有缺点，但这个国家的宪政体制对权利的监督和制约，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的。
我在北京的一个区法院参加过一个座谈会。我也跟在座的法官检察官们讲了美国法官的例子。美国法官是独立办案的。在我曾经居住过的一个美国中等城市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同一个法院的一个法官向另外一个法官打听与他职责范围完全无关的案子，其动机十分可疑。结果后者把前者的行为举报了，最后前者被撤销法官的职位，后来甚至被调查和起诉。我问中国的法官们，当有一个你的法官同事来询问一个不该他负责的案件的时候，你是否可能用鄙视的眼光看着他呢？我的提问引起会场一些人的反对，他们都说，你那是美国的特色，我们中国有中国特色。我只好沉默不语。
如果说，我们觉得欧美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种族特征与我们中国人差异太大的话，我们也不妨来看看一些后发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民主法治成功实例。比如，在日本、韩国、新加坡，还有我们中国的香港、台湾等地，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现代法治的成熟稳定以及法律职业群体的相对公正和廉洁。
据中国法学界在日本留学和工作多年的“日本通”朋友说：日本的法官们大致是一群挺寂寞孤独的人，他们很少去参加什么应酬。如果想喝酒，只是自己一个人单独喝，个个都是“龚自珍”（有功夫自己就斟着——马季相声里的玩笑）。前不久，我在一个会议上遇到一位从日本最高法院派来中国“挂职”的日本外交官。我问他：“日本法官有没有贪赃枉法的事”？大概他觉得我的问题令他无法接受，他几乎大声地对我喊道：“NO！”我问他：“日本的法官是不是收入很高”？这次他回答的声音平和多了：“他们的收入大概相当于国家的副总理那么高”。在台湾，法官的薪酬也比较高，据我最近访谈的一位台湾女法官说，台湾法官的收入大致相当于岛内“副部长”的水准。
也许，法官这个职业真的就是一个寂寞的职业、孤独的职业。有人要是觉得难受、不舒服，那对不起，您就想办法去电影学院学表演，或者到师范大学学文学。但是如果你选择要当法官这样的法律人，那实在太抱歉了，世俗的东西跟灵魂的东西只好分开。如同《圣经新约》的开头讲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或许，正是这种清廉和独立，赋予了这类司法官员在整个社会的威严和信誉。
1973年年底，美国首都华盛顿。新任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带着一盘已经获得的录音带前往白宫。就是在这盘录音带中，尼克松提到如何教唆手下人做伪证的方法。独立检察官郑重地请白宫幕僚长黑格将军向总统传达一个最后的忠告：“根据我的判断，总统已经卷入了刑事犯罪案件。他最好是聘请一位他所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刑事辩护律师”。美国人此刻醒悟到，总统滥用权力这码事，其实不全是一个遥远的别人家里的故事。但是，他们依然坚信，这个国家之所以强盛，并不在于它的波音飞机和航空母舰，而是在于他们拥有能够监督权利滥用和惩罚腐败的法律制度。
请准许我用电影蒙太奇的方式，将镜头移到本世纪初社会体制转型后的台湾，这里曾发生了中国人历史上空前的一幕：2006年的一天上午，台湾，台北市。负责侦办陈水扁“总统”贪腐案件的陈瑞仁检察官来到“总统府”调查取证。随后，“总统”秘书长出现他的门口并以恭敬的口吻说道：“‘总统’想跟你见个面！”陈瑞仁回答道：“我正在办公务，没有时间。如果需要见他，我会通知他！”何三畏先生评述道：“这是多么伟大的对白。这怎能说只是一个司法官的骄傲，这分明是一个民族走向文明的跫音”。
假如，只是假如 —— 将来，或许是很久的将来，也有这么一天，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的司法官员们也能享受如此骄傲的时刻。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人类学、生物学、医学等方面都无法证明：中国大陆的人们与这个地球上的其他人类具有本质的不同。那么，为什么欧美国家可以，亚洲很多国家也可以，同样是中国人的香港、台湾可以，为什么我们中国大陆就不可以呢？再退一步说，我们今天或许不可以，是不是明天也不可以？或者说永远都不可以呢？To be or Not to be， 生存或者毁灭？对我们中国大陆法律职业人来说，难道真的永远是个问题吗？在这个地球上，难道中国大陆真的是一个可以拒绝接受这些人类现代文明成果的“孤岛”吗？
需要改造的，是我们的国情？还是现代法治的原则？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国人大致得出共识：我们需要用法治而不是人治来管理这个庞大的国家。但是，在我们这个有几千年君主皇权传统的国度里，现代法治精神还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我们的政治传统，也没有真正进入过我们的社会伦理。如果说，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法治建设还面临着某种难以逾越的“特殊国情”的话，那么，我们也毋庸讳言，中国几千年世代流传的政治传统和社会伦理，正是中国大陆当前法治建设遇到的两大障碍。其中，来自社会伦理方面的障碍，就与前述“人情世故关系网”衍生的司法腐败直接相关。
一直有人在说，来源于欧美国家的现代法治经验根本就不适合中国国情。其中的潜台词似乎是，现代法治经验错了，而中国国情是对的；需要做出妥协的应该是现代法治经验，而不是我们的国情；今天需要反思和修理的是别人那些成功的经验，而不是我们不成功的国情。
如果上述说法是合理的，那么我们无论如何还是要追问：在我们前述的法律职业群体’江湖关系网”中那些腐败现象，能代表当今世界的先进文化吗？能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吗？其实，我们今天需要改造的，难道不正是我们这块土地上明暗交织、食古不化的“国情”吗？
遗憾的是，我们很多的法学学者，还缺乏对这些不正常现象的警觉和批判。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少人开始产生自大自满的情绪，他们甚至开始觉得，我们已经开始从过去借鉴外国的法律文化，发展到今天可以输出我们自己的法律文化的时候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当今各类正式会议上，我们经常会听到包括官方人士和有些学术带头人们经常讲的一句套话：我们用了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欧美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每当我们有一部新的法律出台，就有人兴奋地告诉人们，这是别人花了三四百年的功夫而我们只用了三十年就取得的成果。 这句话表面听上去好像有道理，其实只要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大致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之谈。扪心而论，欧美国家花费的三百年时间，是从启蒙到探索、从失败到纠错直至创新的三百年；而我们花费的三十年，则主要是模仿、移植、复制和借鉴的三十年。其实，我们的法治建设的轨迹如同我们国家今天的汽车工业，我们起步还很晚，今天我们还只能做一些非关键的零部件，至于核心部分（比如发动机、变速装置）等用的还是发达国家的发明专利。事实往往是，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继续前行。
近百年来，当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每次打开国门的时候，都痛苦地发现别人已经远远地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在我们这个交织着大国意识和历史悲情的千年古国里，虽然孔夫子也留下过“礼失求诸野”这句善言，但中国文明在传统上不仅不擅长对外传教，更不乐于谦和地学他人之长。晚清时在千年之未有的变局之下，这种心态被迫发生变化。中国人终于不得不面对并承认：我们无论在器物上还是在文明上都已经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毫不奇怪，欧美发达国家作为走在前面的“先头部队”，他们最早在路途上遇到各类最新的问题，几乎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行各业里，是他们最先为地球上的人类找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法律学领域里，我们今天正在使用的法院、检察院、律师、法学院、治安警察、诉讼程序、禁止酷刑、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监狱管理、取保候审、物权、侵权责任、专利、商标、版权、软件保护、公司、保险、信托、证券、破产、反垄断等等制度以及相关的技术手段，几乎无一例外来自近现代欧美发达国家现成的法治概念和经验，其中蕴含了全世界人类文明进步的诸多核心主流价值。今天，即便是那些对西方经验持强烈排斥和讥讽态度的的法律学者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对西方法治理论和制度的借鉴中，一方面我们将这些价值和技术直接导入中国社会，另一方面，对西方法治理论与制度的学习和借鉴，显然可以大大缩短了我国法治的探索过程，节省了大量可能用于试错和反复的时间。诚然，西方国家的经验并非完美无缺，甚至也有一些糟粕和缺陷，他们自身也不乏反思和批判。但是，对于很多基本成功定型的制度和技术手段，无疑值得我们后发国家充分学习和借鉴。
值得人们欣慰的是，中国的法治建设已经真正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试想一下，我们今天还有可能“砸烂”或撤销成千上万个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吗？我们有可能关闭近千所大学里的法学院吗？我们有可能视30年里毕业的近百万法律专业学生为无物吗？我们有可能废止过去30年中借鉴发达国家现成经验制定的大量法律法规吗？还有，我们仍然有可能重新回到孔夫子的春秋战国年代或马锡五的前城市化年代去吗？
据北京大学有一位两年前”被安排”去新疆参加“支教”的著名法理学教授发现，即便是在中国最偏僻、最边远的西部，也可以发现不少充满中国人“良心”并极具独立判断能力的司法官员。对“什么是法治，什么不是法治”，这些人头脑十分清楚。他们并没有因为地处一隅而眼界狭隘，并没有因为工作艰辛而心怀哀怨。 相反，他们并不相信所谓独特中国模式下衍生的种种奇怪现象，他们愿意相信，全世界无论任何民族，或迟或早都可以共享某些基本价值观并采用相关的技术手段，尽管他们深知这些价值观和技术手段眼下还不能马上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或许，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倒也不妨在这里套用一下本文标题中那句滑稽的话语：没问题，放心吧！“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至少从法治进程的视角看来，今天处于痛苦转型中的中国再一次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如果说这个国家具有某种“特殊国情”的话，那就是：
这是一个人口超载但资源并不富有的中国；
这是一个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就一直处于转型过程但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转型的中国；
这是一个被压抑了近百年后正常的人性欲望在上个世纪末被释放后无法收回也无法遏制的中国；
这是一个表面上人们信奉中庸之道 —— 但实际上人们常常做不到适可而止、见好就收的中国；
这是一个法治很不健全、法律职业群体严重缺乏公序良俗文化的中国；
这是一个现代法治精神刚刚逼近中国的传统政治和社会伦理殿堂门口的中国；
这是一个改革开放30年后有人想踩油门、有人想踩刹车、还有人想开倒车的中国；
总之，它大致是一个“一半是海水、一般是火焰”的中国。最终，是火焰烧干了海水？还是海水熄灭了火焰？似乎仍然充满悬念。
如今，就在这个十字路口上，各种激进的、保守的、现代的、后现代的、理智的、愚昧的、投机的、献媚的、愤青的、民粹的、怀旧的以及起哄围观的人们，已经蜂拥而至。如果我们一定要知道最后的结局和答案，那就只好先请大家来听听摇滚歌手崔健那首名叫“宽容”的新歌：
—— “我没有力气 / 我也没有必要 / 一定要反对你。/ 我们看谁能够 / 看谁能够 / 一直坚持到底”！
注：
作者简介：周大伟，江苏无锡市人，旅美法律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2005年— 至今)，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2009年12月— 至今)，Vision Park Studio（纪录片）独立制片人。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意思 就是：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 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 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 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 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 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 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 ，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 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 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 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 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 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 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 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 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 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 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 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 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 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 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 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 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 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同时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 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 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 得跌跌撞撞。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 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 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还在上初中时，就听说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有一句名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成了指责胡博士唯心的依据。接着就发现真正唯心的不是胡适，因为他是在批评被人打扮的历史。而这是客观存在着的。唯心的应该是对历史的打扮。
还在战国时代，就有史官不畏死，杀头也要如实记载篡权者杀君的故事。而且弟承兄业、子承父业地记下去，为了真实地记载，史官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那时有一个史官必须子承父业的规定。这个规定被改变之后，历史也就不得不屈从于权力了。
除了权力之外，娱乐界也可以随心所欲地篡改过去的历史。于是我们可以在电视上有看不完的“历史剧”，例如现在正在上演的《天下粮仓》。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大清国，居然成了现代电视人挖掘不尽的“黄金富矿”。借着这股霉味儿，一个又一个丑小鸭，说着现代港台语言，全都装扮成了天鹅。弄得我们天天都能看见“流星雨”。
不过有着新闻自由的地方，历史就如同没多少人糟践的荒原，很难受到污染。因为新闻自由多少有点制约污染的能耐。只是，假如从杂乱的历史假象中，清理出真实来，那滋味就不那么枯燥了。
如果探究一下我对这份清理的兴趣，首先来自我的父亲。父亲出身雇农家庭，爷爷家里是没有一寸土地的。但他却上了中学，那时的教科书说旧社会贫下中农是连饭都吃不饱的，这使我一度怀疑他的出身。问起来他却支支吾吾，只是说我们老家很富饶。直到下乡回了原籍，全大队都证明我爷爷是地道的佃农，这才彻底打消了我的疑虑。
父亲在1938年17岁时只身跑到武汉。他说是他的老师、一位中共党员带着他们五个同学去投八路军的。没想到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却已经撤了，据说周恩来还在，但他们是不可能见到的。武汉只剩下国民党还在坚守阵地，接着父亲的老师也不见了。他们五个各找饭碗，父亲就在国民党武汉党部开办的难民救济所谋得个登记难民的差事，只管饭，不给薪。过几天，日军攻进武汉，父亲才随这个救济所逃离。后来开放一点了，父亲说到这件事时，不经意冒出一句：蒋介石和宋美龄都在武汉，直到日本人打进汉口前才离开，差点被日本人抓了。
我听了不禁大吃一惊，追问道：不是说老蒋不抗日么？父亲说：谁说不抗日？我们逃出武汉他还在那里指挥，直到晚上才走。日本人半夜就进城了，只差一两个小时。我问详情，父亲说：当年报纸介绍了，老蒋的飞机上天后迷航了，又降落武汉。工兵正准备炸跑道，差点降不下去。然后他的座机起飞，才炸了跑道的，那时日本人已经到汉口了。
以后我查找了许多资料，证实父亲说的确有其事。不但如此，早在淞沪抗战时，老蒋赴前线经过苏州时就差点被日本飞机炸死。而宋美龄赴前方时，更是被日本飞机炸翻了汽车，受了伤，断了肋骨。再查查资料，整个抗日战争史基本上就是国民党的光辉历史，即使在日本当年的战史文件中，也充分记录了这一点。例如岗村宁次1939年11月14日给军部的报告《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中，就直截了当说：“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4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的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意志。”还在1943年，中美空军就控制了中国的制空权！日本驻华空军司令就是被中美空军击毙的。还是那个岗村宁次，叹道：“但目前制空权竟已全被敌人掌握，对敌机的猖獗活动几乎束手无策，我方空路交通处境极为艰难。”日军战史也承认：“制空权逐渐落入敌手。”
反过来，老毛从抗战的第一天起，就打着“游击战”的旗号，命令不许八路军、新四军“打硬仗”，不许八路军与中央军一起正面作战。平型关之战以后，毛批评道：“林彪率陈光旅亦不应在东边恋战，亦以立即开始转移为宜。”让国民党去保卫河南。读完老毛在抗日战争中的全部文电，全部命令基本上就是一个基调：不打硬仗，保存实力；扩大地盘，壮大队伍。甚至电令彭德怀：“目前的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能打得太凶”；即使在我们学过的历史教科书里，也找不到新四军打日本的战例！相反，蒋介石在1939年10月29日《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却道：“我们今后的战略运用和官兵心理，一定要彻底转变过来，要开始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并非说说而已，日军战史记录：从1939年12月到次年1月，中国军队出击960次，兵力54万人，交战1050次。日军大本营当时评论道：“中国军队攻势的规模很大，其战斗意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在历来的攻势中少见其匹。我军战果虽大，但损失亦为之不少。”仅攻克昆仑关一战，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惨败，其第21旅团就几乎被全歼，旅团长今村正雄少将亦被击毙。乃至日本陆军战史也哀叹：“通观中国事变以来全部时期，这是陆军最为暗淡的时代。”
从1937年至1939年，国军伤亡54.4万人，日军伤亡22.22万人，而共军则从3.5万人扩充到50万人。甚至苏联驻华使节也看不下去，发电密报说中共回避抗战，只顾保存实力。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发电报质问：“中国共产党究竟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在中国战场上积极从军事上打击日军？”通观日军《战史丛书》对华作战部分，充满了对蒋介石及其军队的作战记录，以及咬牙切齿的憎恨，却很难找到与八路军作战的记录，甚至没有提到新四军。天知道究竟谁在摘桃子！如果没有老蒋在牵制日军主力，李向阳的游击队能那么逍遥地扩充队伍、建立根据地吗？不过，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到谴责的。看来确实如此。
我的一位同学，父亲是长征干部。至今健在，已经87岁了。我说起长征吃皮带的事时，他竟然说：哪有那么多皮带吃！再细读长征史，无意中忽然发现：红军更多的是在同大自然搏斗。湘江战役之后，红军居然没有同老蒋的中央军打过仗！1934年10月18日，红一方面军从江西雩都出发，开始长征。11月12日，老蒋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率薛岳、周浑元部三十万大军追剿。其实老蒋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想利用追剿红军的名义，使中央军开进他控制不了的西南各省。
桂系或许看出来了，即时出兵堵住红军进入广西的路。再一查资料，果不其然：1934年9-10月，潘汉年、何长工奉命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代表杨幻敏、黄质文秘密谈判达成五项协议。其中就有解除封锁、互通情报、互相借道等内容。陈命令他的少将以上军官：“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并撤退四十华里。于是蒋介石的三道封锁线开了口，第五次围剿变成驱赶。
还没完，李宗仁、白崇禧派到天津通过吉鸿昌与中共代表接头的刘少南被抓捕吉的军统特务击毙，而陈济棠放走的红军已经兵临广西边界。11月21日夜，白崇禧下令桂系第15军撤离湘江防线，第7军也集结到恭城县。22日开始撤军。于是从全州到兴安60公里湘江无兵防守。中共广西桂林地委党史办后来经三年查证：李、白确实让出走廊给红军过境，并严守红军进入广西腹地的必经之地龙虎关。只是因为没有接上头，红军并不知道已经让出走廊，所以南攻江华县，失去三天宝贵时间。23日湘军得知湘江无兵防守，何健急调刘建绪部四个师下全州，而红军也于25日获悉走廊情况，27日改变部署挺进湘江抢占两个渡口。但湘军也抢占了全州。
结果湘江一战，红军惨败，八万余人只剩三万，只得转向贵州。但蒋介石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破产。非但如此，李、白继续阳奉阴违，下令：“打尾不打头”，只追红军不与湘军配合夹击。甚至缴了进入广西的中央军万耀煌、周浑元各一部的械。杨成武于1989年回忆道：“要是我们从江西出发不带那么多辎重家当、坛坛罐罐的话，是能抓住白崇禧的桂军南撤的有利时机，顺利抢渡湘江的。”在与湘军作战中身负重伤的杨成武笑道：“我这把骨头差点也埋在湘江边上了。”
现在可以说老毛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其实1935年3月5日，毛、朱下达《关于消灭肖（致平）、谢（溥福）两师的部署》命令，结果周浑元的部队按兵不动，计划告吹。15日红军主动进攻鲁班场的周部，结果未能得手。周部也不追，听凭红军“以消灭黔敌王家烈为主要目标”。王家烈顶不住，中央军只追不打。老蒋亲飞贵阳“督战”，黔军溃败，中央军控制了贵州。
接着红军进入云南，云南王龙云只得请中央军进入云南。再接着又进了四川，刘湘也只得听任中央军进入他的地盘。老蒋飞贵阳、昆明、重庆，不打只追便控制了他原先插不进去的云、贵、川，只有桂系把红军堵在山门之外，也就同时拒中央军入桂，这才有可能发生1936年6月的两广事变。
看来老蒋还企图故伎重演，借追剿红军为名控制西北。没想到张学良、杨虎城搞了个西安事变。聪明反被聪明误，蒋介石本以为可以一石二鸟；结果被老毛搞了个一石二鸟，借张、杨敲打了蒋介石，又利用蒋介石，搞垮了张、杨。不费一枪一弹，度过难关，壮大了队伍，扩充了地盘。真可谓天意难违，最终，把老蒋打得逃到台湾去了。
又有资料称，老毛后来说：最遗憾的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不搞共和国，继续用中华民国称号就好了。不知此材料的真实程度。但想一下却很有意思：民国国父乃孙中山，继承这个国号也不为过。如果老毛在1949年沿用民国国号，我们也用不着争二十多年的联合国席位，民国本来就是联合国的发起国，没理由再参加一次。虽然现在我们可以说是“恢复”，但这个“恢复”确实很累。沿用民国国号，再派个代表去坐那张椅子，没人可以说三道四！
以此类推，其它的国际组织都一样。何必“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呢？执政党改变了，这在哪个国家都不足为奇，即使要搞社会主义，也是执政党的权力。客人来了，抹一下椅子照样请客。那么也就不需要其它国家表态断绝同民国的外交关系，才接受承认了。曼德拉当上南非总统时也就没机会说：“中国人没理由把自己解决不了的两个中国问题，让别人替他们选择一个。”
最难受的恐怕还是老蒋，民国的旗帜被老毛名正言顺地抢走了，痛苦万分自不待言，他该打什么旗号呢？打出一个新旗号不但他自己也会觉得窝囊，无须争辩他就成了分裂祖国的罪魁！如果打《中华民国（蒋记）》，那么“一国两制”早在1949年就成为事实了。根本不会有什么台独，甚至睡觉也不必睁着一边眼，盯着看有没有台独的动静。如果连国旗都接过来，老蒋肯定气得吐血，说不定跟周喻一样，八格咙咚呛――乌乎噜！老毛一定乐得合不上嘴，在怀仁堂摆上个宴会，招待八方神仙。马屁文豪郭沫若又可以借酒献诗：“大快人心事，气死光头蒋！”
只是，历史永远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过去的，永远过去了。孙中山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辛弃疾词云：“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周恩来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无妨也探讨一下历史，那怕只作茶余饭后，“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吧。
记者：您女儿从小就送去美国读书了？
王朔：没有。她是念到中考的时候，我说你不要参加中考了，你要考过去你就是傻子，你要考不过去，你自信心会受到很大打击。所以我送她去了美国念书。
记者：您觉得美国的那种教育方式更好？
王朔：当然。在美国，打小孩是犯法的。说实在的，全社会最普遍的暴力就是家庭暴力，打老婆都是其次，打小孩很常见。而且有人居然非常无耻地认为，这是正常的，说是为了孩子好，是爱孩子。我打死你这叫爱吗？你要是爱我就表现出来，让我感觉到你在爱我。你把我往死里打，这叫爱？如果这叫爱，这爱就是罪恶滔天。
记者：您对您女儿的美国老师满意吗？
王朔：当然。她在中国是不爱学习的人，是个跟着大家混日子的学生。我跟她说，你不要学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功课做得差不多就行了。有时候老师找我开家长会，那些老师到现在还这样告状，说某某同学品质不好，让我女儿不要跟那人来往。小时候老师就爱挑拨小孩关系。小孩哪有品质不好的？我听了都懒得搭理。我说上学你就是为自尊心学习，你学习不好，老师会当场奚落你，你会很没面子。有些老师就会这一套，打击小孩的自尊心。所以我女儿在这不爱学习，到了美国，变成一特别爱学习的人。你有兴趣学就去学，你没兴趣学你就当普通人。当个普通人不丢人。美国法律保护所有普通人，再有钱也不能欺负普通人。
记者：您教育女儿的方式，有点另类。
王朔：一点都不另类，我觉得很自然。我是她父亲，我要不包容她，谁包容她？她要在我这里都没安全感，她在哪儿能有安全感？这是做父亲的责任，她有多大的错误，我都替她担了。
记者：是不是因为您小时候受到的那种教育……
王朔：对，我小时候，我父亲打我一直打到他打不动为止。每次我都想，我以后有孩子了，我绝对不打他一下。我认为打小孩太可耻了。这叫欺负，欺负比你弱小的东西，你可耻不可耻？我跟我女儿说，我将来不要你养。说实在的，你给我的快乐，早就超出我养你花的这点钱了。你做什么我都包容你，你在我这里没有错误，你就是一孩子。但你要注意，不要侵犯别人利益就是了。我说你最差的下场，就是回家来跟我一起住。
记者：这是不是太溺爱女儿了？
王朔：我干吗不对她宽容？我干吗要对她严厉？我希望她干吗呀？我什么都不希望她。我希望她快快乐乐过完一生，我不要她成功。我最恨这词儿了。什么成功，不就挣点钱，被SB们知道嘛！
北京时间3月29日清晨7点30分，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利比亚局势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以下是奥巴马讲话全文：
晚上好，我想在今晚就我们在利比亚所作出的国际努力向美国人民提供最新情况：我们已作了什么、我们计划采取什么措施、以及为什么它对我们很重要。
我想在讲话开始的时候向我们的男女军人表示感谢，他们的行动再次展现了勇气、职业精神、爱国主义。他们行动的速度和力量令人难以置信。由于他们和我们外交官的专注努力，一个联盟得以组建，无数生命得以挽救。与此同时，就在我们发言的时候，我们的部队正在支援我们的盟友日本，把伊拉克交还给伊拉克人民、在阿富汗制止塔利班的攻势、在全球范围内追捕基地组织成员。作为美军总司令，我和全体美国人一起对我们的陆军士兵、海军士兵、空军士兵、海军陆战队员、海岸警卫队队员和他们的家人表示感谢。
作为全球安全的基石和人类自由的拥护者，美国在过去数十年里一直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考虑到军事行动的风险和费用，很自然的，我们不太愿意使用武力来解决世界面临的许多挑战。但是当我们的利益和价值遇到危险时，我们有采取行动的责任。这就是利比亚在过去六周所发生的事情。
利比亚位于突尼斯和埃及之间，突尼斯和埃及人民站出来掌握自己命运的行动使世界受到鼓舞。在过去四十多年里，利比亚人民一直被一个暴君统治着，他就是卡扎菲。他剥夺了人民的自由，剥削他们的财富，杀害国内外的反对者、恐吓世界各地的无辜民众，其中包括被利比亚特工杀害的美国人。
上个月，卡扎菲的恐怖统治似乎将让位于对自由的承诺。利比亚人走上全国各地城镇街头，要求获得基本人权。正如一位利比亚人所说的那样：“我们终于可以希望，我们四十年的恶梦将很快结束。这是我们第一次有这样的希望。”
卡扎菲在遭遇反对后开始攻击自己的人民。作为总统，我立即担心的是我们公民的安全，所以我们撤离了我们的使馆工作人员和所有寻求我们帮助的美国人。我们随后在数天内采取了快速的行动以应对卡扎菲的行动。我们冻结了330多亿美元的卡扎菲政权资产。我们和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合作扩大了针对利比亚的制裁措施，对利比亚实施了武器禁运，使卡扎菲及其身边人士将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我明确表示，卡扎菲已失去了利比亚人民的信任，失去了领导的合法性。我说，他需要下台。
在面对世界的谴责时，卡扎菲选择升级他的攻击行动，对利比亚人民采取了军事打击行动。无辜人士遭到故意杀害，医院和救护车遭到攻击，记者们遭到逮捕、性侵犯和杀害。食品和燃料的供应被切断，供应米苏拉塔数十万居民的水设施被关掉。城镇遭到炮击，清真寺被毁，公寓楼变成一片废墟。卡扎菲动用军用飞机和武装直升机来攻击那些没有办法保护自身免遭空中袭击的平民。
在出现这种残暴的镇压，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也隐约出现的时候，我下令海军舰只进入地中海。欧洲盟国表示愿意提供资源以制止杀戮。利比亚反对派和阿拉伯联盟呼吁世界采取行动以挽救利比亚的生命。在我的指示下，美国和我们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盟国一起促使安理会通过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案。决议案授权在利比亚建立禁飞区以制止卡扎菲政权从空中发动袭击，它还进一步授权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以保护利比亚人民。
在十天前，曾试图通过不动用武力来结束暴力的国际社会向卡扎菲提供了停止杀戮行动或者面临严峻后果的最后机会。卡扎菲的部队不但没有停止行动，而且还继续推进，逼近班加西。班加西有近70万男人、女人和儿童，他们试图获得免受恐惧的自由。
在这个时刻，美国和世界面临一个选择。卡扎菲宣布，他将对自己的人民“毫不留情”。他把他们比作老鼠，威胁要挨家挨户地进行惩罚。我们在过去曾目睹他在大街上吊死平民，在一天之内就杀死了一千多人。现在，我们看到卡扎菲政府军出现在班加西郊外。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再多等待一天，在班加西-这个几乎与夏洛特面积相等的城市将会发生大屠杀事件，大屠杀事件将会对整个地区产生影响，使世界的良知蒙上污点。
让那样的事情发生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我拒绝让那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在九天前，在与国会两党领导层进行磋商后，我授权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以制止杀戮，强制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案。我们打击了逼近班加西的卡扎菲政府军，保护了班加西和班加西的居民。我们在邻近的艾季达比耶打击了卡扎菲的部队，使反对派武装能够把他们驱逐出去。我们打击了利比亚的防空系统，为建立禁飞区铺平了道路。我们打击了一直在封锁城镇的利比亚坦克和军事目标，我们切断了卡扎菲政府军的大部分后勤供应。今晚，我可以报告称，我们已制止了卡扎菲部队的推进。
美国不是独自进行这一努力的。相反，我们有一个强大而且不断壮大的联盟，它包括与我们关系最为密切的盟国-诸如英国、法国、加拿大、丹麦、挪威、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土耳其等国。所有这些国家在过去数十年里一直与我们并肩作战。联盟中也包括像卡塔尔和阿联酋这样的阿拉伯盟友，它们选择担负起保护利比亚人民的责任。
让我们总结一下：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美国和我们的国际盟友就合作动员了一个范围扩大的联盟，获得了保护平民的国际授权，制止了一支正在推进的军队，防止了大屠杀，和我们的盟国和伙伴建立了禁飞区。为了让人们了解这一军事和外交行动是如此的迅速，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波斯尼亚。当波斯尼亚的人民生活在恐怖状态时，国际社会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决定动用空中力量来进行干涉以保护平民。
此外，这些目标是与我在军事行动开始时向美国人民的承诺相一致的情况下实现的。我当时称，美国在军事行动中的作用将是有限的，我们将不会向利比亚派地面部队，我们将把我们的独特能力聚焦于行动的开始阶段，我们将向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移交责任。今晚，我们正在兑现这些承诺。
我们最有效的联盟北约已接管了强制执行武器禁运和禁飞区任务的指挥权。北约昨晚决定进一步承担保护利比亚平民的责任。美国将于周三向北约移交指挥权。执行禁飞区、保护地面平民的主导权将转交给我们的盟国和伙伴。我完全相信，我们的联盟将加大对卡扎菲残余部队的压力。美国将在这一方面发挥支持性作用，其中包括情报、后勤支援、搜索和营救援助、干扰卡扎菲政权通讯的能力。由于行动已转交给一个更为广泛、基于北约的联盟，对于我们的军队和美国纳税人来说，军事行动的风险和费用将大大降低。
对于那些曾怀疑我们执行这一行动能力的人，我想明确表示：美国已兑现了它的承诺。
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除了我们的北约责任外，我们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合作，以便向利比亚人民提供援助。饥饿的利比亚人需要食品，伤者需要得到医治。我们将确保卡扎菲政权遭冻结的330多亿美元的资金安全，以使其能够用于重建利比亚。毕竟，这笔钱不属于卡扎菲或者我们，它属于利比亚人民。我们将确保他们能得到那笔钱。
明天，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将抵达伦敦；在那里，她将与利比亚反对派，并与超过30个国家一同商讨之后的方案。他们的会谈将聚焦对卡扎菲施压必须采取何种外交努力，同时在利比亚人民能够承受的条件下在未来平稳过渡。我们的军事任务的目标是保护平民的生命；而利比亚不属于一个独裁者，属于利比亚全体人民，所以我们将为了这一更远大的目标继续努力。
尽管，我们在过去几周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但我知道还有一个美国人会对于我们在利比亚的努力产生疑问。卡扎菲还没有下台，而在他下台之前，利比亚将仍然面临危险。而且即使卡扎菲卸任，他长达40年的统治已经使利比亚支离破碎，缺乏强有力的公民体系。对于利比亚人民来说，合法政权的过渡将是一个艰难的任务。美国将尽我们所能提供帮助，因为这同时是国际社会的责任；而更重要的，这是利比亚人民自己的任务。
实际上，华盛顿大多数的争论集中在针对利比亚的错误选择上。一方面，有些人质疑为什么美国应该干涉——甚至是有限的方式来干涉这个遥远的国家。他们争论，世界上有许多地方都存在类似的问题，无辜百姓面对政府的残忍暴力统治；美国不应该被期望成为“世界警察”，特别是当我们自己仍面临许多压力。
确实，美国不可能在所有镇压发生的地方使用我们的军队；并且，考虑到武力干涉的花费和风险，我们应该总是先衡量利益而不是需要。但是，为了正确的目标而行动，永远不应该遭遇争论。在这个特殊的国家——利比亚；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面对的暴力已经达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我们拥有停止这种暴力的特殊能力：得到国际授权的行动，多国部队的加入，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以及利比亚人民提出的请求。同时，我们也有能力在不派出美军士兵进入利比亚的前提下，阻止卡扎菲及其部队前进的步伐。
对美国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责任置之不理，更为深远的是，对处于危险情况下的其他人所应承担的责任置之不理，将是对我们自已的背叛。也许有些国家可以对其它国家的暴行视而不见，但美国不同。作为总统，我拒绝等待，必须在出现杀戮和集体墓地之前采取行动。
另外，防止卡扎菲过度凌驾于反对者之上，对于美国来说也有重要的战略利益。大屠杀将导致成千上万的难民越过利比亚边境，将对和平造成极大的威胁：它将对埃及和突尼斯原本脆弱的过渡产生不利，让该地区刚刚出现的民主进程被黑暗遮盖；而镇压反对意见的那些领导人们则会确信，使用暴力是稳定政权最好的策略；联合国安理会的法令也将基本成为一纸空文，不足以在未来支持全球和平和安全。所以，我不会将涉入军事行动的花费实现最小化，我深信如果在利比亚的行动失败，将对美国造成更大的影响。
现在，在那些据理反对干涉利比亚的人之外，也有其他人建议我们扩大军事行动，将任务不仅仅局限在保护利比亚人民；尽一切所能罢免卡扎菲，开辟一个新的政府。
当然，卡扎菲的下台对利比亚和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这是毋庸置疑的。我和许多其它国家领导人一起在努力，并将用非军事手段积极的追求这一目标。但是，为了实现政权更迭而扩大我们的军事任务将是一个错误。
我委派美国部队的任务是保护利比亚民众远离直接的危险，在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支持的条件下建立禁飞区。这也是利比亚反对派要求我们做的。如果我们试图以武力推翻卡扎菲，我们的联合将出现分裂。我们可能将不得不派美国军队进入地面，或者冒着从空中杀死许多无辜平民的风险。这对于我们的男女军人，我们的花费，以及我们接下来将分担的责任都将面临更大的危险。
老实说，我们走了伊拉克那条路，感谢我们军队士兵的巨大牺牲和我们外交官的决心；我们可以期望伊拉克的未来。但是，政权的转变花费了长达8年的时间，损失了成千上万美国人和伊拉克人的生命，以及将近一万亿美元的代价。这不是我们能够在利比亚再次负担的事情。
随着我们大多数军事努力逐渐减少，我们能做的，以及我们将做的，是支持利比亚人民的愿望。我们已经干涉阻止了屠杀，我们还将在伙伴的领导下共同保障民众的安全。我们将打击卡扎菲政权的武装，切断他们的资金供给；帮助反对派，协助其他国家加速卡扎菲的卸任。这也许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我们会最大程度的阻止卡扎菲把握权力的努力。但是，卡扎菲身边的人应该清楚，所有利比亚人也应该明白，历史不会在他的左右。随着我们向利比亚人民提供的时间和空间，他们将决定自己的命运。
让我更详细的解释一下此次行动关于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以及在我的领导下，美国在世界范围更加广阔的领导力。
最为最高指挥官，我最大的责任便是保证这个国家的安全。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将国家的男女分派到军中服役更加令我烦恼的事。我想说明的是，当需要保护我们的人民、国土、盟国和核心利益时，我将绝对不会犹豫使用我们的军队；这也正是为什么有基地组织据点的地方就有我们士兵的足迹。这就是即便我们已经完成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从那里撤出10万部队之后，还要在阿富汗继续战斗的原因。
然而，也有很多次，我们的安全虽然并未受到直接的威胁，但我们的利益和价值遭到挑战。有时，历史的进程会形成挑战，对我们共同人类和共同安全造成威胁，例如自然灾害，或者阻止种族灭绝和维持和平。确保地区安全，维持商业的流动性。这也许不仅仅是美国独自的问题，但它们对我们非常重要；也是值得去解决的问题。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知道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将被经常要求提供帮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惧怕行动——行动责任也不应属于美国一家。正如在利比亚，我们的任务转而成为调动国际社会集体行动。因为与一些人要求的相反，美国的领导不是简单的单打独斗，自己承受所有的责任和负担。真正的领导力是创造条件，联合其他人，更好地达成目标；与同盟及伙伴一起努力，所以也一同承担责任，共同支付花费；能够看到一个公平的原则，并且人类的尊严也得到了上升。
这就是我们在利比亚显示出的领导力。当然，即使当我们的地位是多国部队之一，任何军事行动都存在高风险；当我们的飞机在利比亚上空出现故障，我们认识到了这种风险。然而，当我们的飞行员跳伞降落到地面，来到这个领导人经常妖魔化美国的国家——这个对我们国家来说拥有如此艰难的历史的地区——我们的美国飞行员并没有发现敌人。相反，他遇到的人们欢迎他的到来。一个帮助他的利比亚年轻人说：“我们是你的朋友，我们非常感谢你们保卫天空。”
这种声音只是该地区许多声音中的一个，该地区新的一代人拒绝继续被剥夺权利和机会。是的，这种变化将使世界更为复杂。进展将是不平衡的，变革在不同国家的表现方式也不同。在埃及这样的地方，变革将会使我们受到鼓舞，提升我们的希望。在伊朗那样的地方，变革遭到残酷的压制。人们必须避免内部冲突和教派战争这样的黑暗力量，应对困难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美国将不能决定变革的节奏和范围，只有该地区人民可以作到这一点，但我们可以发挥作用，我认为，变革运动不能被逆转，我们必须与那些相信同样原则的人们站在一起，这些原则曾指引我们度过风暴：我们反对针对自己国家公民的暴力、支持一系列普世权利，其中包括自由表达权和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权利，我们支持对人民的愿望作出回应的政府。
作为渴望自由人士所推动革命的产物，我们美国对正在发生的事实——正在变化中的中东和北非历史，以及在这一变化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年轻人——表示欢迎。因为不管渴望自由的人是哪些人，他们都将在美国找到朋友。最终，是信念——那些理想——是美国领导能力的真正考量标准。
我的美国同胞，我知道当海外形势发生动荡时，当新闻里充斥着冲突和变革时，人们会很容易地选择把视线从海外移开。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我们在海外的力量基于我们国内的实力。这必须一直是我们的北极星-我们的人民实现他们潜能的能力、明智地使用我们的资源、扩大作为我们能力源泉的繁荣局面、按照我们所珍视的价值观生活。
但也请我们记住，在过去数十年里，我们为保护自己的人民和全球各地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作了艰苦的工作。我们这样作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更多的人生活在自由和尊严的明亮阳光下，我们自己的未来将会更加安全和光明。今晚，让我们感谢那些在艰苦时代服务的美国人和正在让我们的努力取得进展的盟友。让我们抱着信心和希望来展望未来，不仅是为我们自己的国家，也是为那些世界各地渴望自由的人们。感谢你，上帝保佑你，愿上帝保佑美国。（完）
这是革命2.0， 没有人是英雄，没有人是英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英雄，每一个人都有所贡献。
我们都知道维基百科，维基百科的创造性，就是每个人合作贡献内容，最终建立了世界上最雄伟的百科全书。
这种想法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然而埃及革命，革命2.0， 每个人都有贡献，或小或大，每个人有所作为，带给我们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革命篇章，令人鼓舞的是埃及人民彻底改变了自己。
看看现状，三十年来，埃及一直在走下坡路，什么事情都不好，什么事情都是错的。我们排名高的只是贫穷和腐化，没有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这些就是我们伟大政府的成就。
仍然，没有什么动静，不是因为大家都很满足，没有沮丧，相反，大家都很沮丧，极其不满。
为什么每个人都沉默无语，就是所谓的心理恐惧的关卡。所有人都害怕。并非所有人，实际也要少数勇敢埃及人，我们要感谢他们如此勇敢，几百人被打被抓，但是大多数人都害怕，不想招惹麻烦。
独裁者离开了暴力就无法生存，他们要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这么多年这个心理恐惧的关卡一直影响着我们。
终于有了因特网术，BLACKBERRY， SMS等技术把我们大家连结起来，YOUTUBE，推特，脸书这些平台帮助了我们。这些让我们感到，我并不孤独，很多人都沮丧，都不满，很多人都有着同样的梦想，很多人都在渴求自由。
也许他们过着世界上最好的生活，住着别墅，无忧无虑，但是作为埃及人，我们很多人并不快乐，尤其是看到视频里，一位埃及人在垃圾箱找食物，而有人从国库盗窃成亿财富。
因特网让大家说出心里话，互相协作，共同思考，形成一场启蒙运动。
卡里萨义德在2010年六月遭杀害，我仍然记得那张照片，记得照片里所有的细微之处，那真是令人发指，他被残忍的折磨致死。当局是怎么说的呢？他是吞食大麻哽死的，这是当局的答案， 他是罪犯， 他是个逃犯。
但是人们不再被骗，不再相信，因为网络使得真相大白，大家都知道真相，人们开始思考，他可以是我的兄弟，他是中产阶级，大家记住了他的照片。
一个网页做了出来，匿名管理者号召大家参加，那时没有计划，也不知道该接下来怎么做，几天后，数千人加入。愤怒的埃及人受够了，他们要求内务部长将杀人者绳之以法，当然，当局是不会听的。
神奇的是，人人都开始有一种拥有感，都觉得自己是网页的主人，大家开始出点子，最不可思议的是有人提议“静站”，大家到街上去面向大海背靠城市，穿黑色衣服沉默站立一小时，不做任何别的，完后离开街道回家。
有人想，哇，静站，下一次呢，振动？人们嘲笑这样的主意，然而真的有人去了， 第一次有上千人在亚历山大市。把虚拟空间连接起来的人们带到了现实世界，大家分享共同的梦想，共同的挫折感，共同的愤慨，共同的对自由的渴望。
当局有没有从中醒悟些什么呢？没有。当局开始攻击人们，尽管那些人是何等的温和，甚至连抗议都算不上。
事情进一步发展，直到突尼斯革命，这个网页仍然由众人制作管理，匿名管理者的职责是征集意见，帮助大家表决，告诉大家正在做什么。大家拍下照片，大家报导违反人权的事例，大家提出主张，予以表决，付诸实践，大家制作视频，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人们互相促成，这就是网络的力量，没有领袖，那个网页上的每一个人都是领袖，激励我们每一个人，给了我们一条路，是的，我们可以做到, 我们有同样的问题, 我们上街去。
看到25日街头的人们，我回去写道，25日前的埃及不再是25日后的埃及，革命正在进行，这不是结束，这是结束的开始。
我是在27日夜晚被抓的， 感谢上帝，前一天我向公司申请了休假，他们抓了我。我不想谈我个人的经历，因为这不是围绕我个人的事情，我被拘留12天，蒙住眼睛带上手铐，没有听见任何事情，什么也不知道，不能与任何人交谈。
出来以后第二天，我来到解放广场，真的，当我看到广场上的巨变，我觉得恍若12年。我从不曾想像，埃及人，神奇的埃及人，彻底变了，再也没有恐惧，每个人都变得强大，如此强大，要求自己的权利。
极端分子也变得宽容，谁会在25日前想像，成千上万的基督徒祷告，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在旁边保护他们，成千上万的穆斯林祷告，同样，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在旁边保护他们。
政府当局的主流媒体宣传机器多年来强加于我们的陈腔滥调统统破灭。这次革命将当局的丑恶暴露无遗， 而埃及人民，埃及男女同胞是多么的了不起，何等的朴实和令人惊奇。
当我见证这些，我回去在脸书上写下了我个人的信念，无论发生什么，无论怎样发生，我写道：
我们会赢，因为我们不懂政治；我们会赢，因为我们不玩它们那套肮脏的游戏；我们会赢，因为我们没有政治野心；
我们会赢，因为我们眼中的热泪来自于我们的心；
我们会赢，因为我们有梦想；我们会赢，因为我们愿意为我们的梦想奋斗；
我们最终真的赢了，不是因为任何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梦想。
我们的胜利不在于政治层面上的细节，我们的胜利在于每一个埃及人赢得了尊严。
一位出租车司机对我说 “我呼吸到了自由，我终于找回了失去多年的尊严”，对我来说，抛开所有的细节，这个才是胜利！
我最后要说的是我坚信，并为埃及人民所证实的，那就是，人民的力量远远胜过执掌权力的人 。
谢谢.
The power of people is much stronger than the people in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