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圣：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员会维稳处处长
唐晓阳：中共广东省委党校行政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郑梓桢：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近期发表《怎样让领导人听到真话实是大事要事》一文后，引起公众和舆论高度关注，评论如潮。该文提出“治国安邦，当然要听真话，不听假话，而这首先就要创造条件，创造环境，让人民说真话，并且让真话有上达的机会……怎样让人民讲真话，怎样让领导人听到真话，实在是一件大事、要事！”

说真话的社会氛围尚形成了吗
* 说真话有风险
* 未达到现代公民社会标准
* 中国特有的“说话哲学”仍有市场
郑梓桢：近些年来，随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逐步深入人心、构建和谐社会大业的踏实推进，让人敢说真话、能说真话和愿说真话的社会环境建设扎实多了，氛围宽松多了。但以最广泛地听取人民群众心声，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的目标来衡量，以现代公民社会的标准来衡量，目前说真话的社会氛围尚未真正形成。说真话的成本太大，风险太大，公民尤其是平民百姓承受不起。
唐晓阳：我们不得不承认，有时敢讲真话，敢揭露工作阴暗面的人不但得不到鼓励，反而会使自己的利益受损，甚至遭到打击报复，对讲真话气氛的形成有很大的消极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学习时报》有关“让人民讲真话，让领导听得到真话”的文章才会引起强烈的反响，这值得我们深思。

王光圣：不讲真话、不听真话的现象是存在的，如向领导汇报工作时，一些人习惯说成绩，不习惯讲问题，不得不谈问题时也有所保留，有的甚至进行扭曲，把问题当成绩讲。不讲真话、听不到或不愿听真话情况的存在，是造成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对我们党的事业极其有害。
“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祸从口中生”，“话到舌边留半句”，“顺情说好话、直率讨人嫌”，“沉默是金”……众多的俗语反映出中国特有的“说话哲学”，目前这种“说话哲学”仍有人推崇。

领导人为什么不容易听到真话
* 忠言逆耳
* 民主与法制建设还不完善
* 不能正确对待真话

唐晓阳：领导人不容易听到真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一些人喜欢揣摩领导人的心理，“报喜不报忧”，专拣领导人中意的话说，为了一己私利不愿意讲真话。其实，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不愿意讲真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大有人在，但担心讲了真话反而不被接受，利益受损。讲到底，是讲真话的人缺乏制度上应有的保护。
其次，忠言逆耳，一些领导人因为不愿意听那些反映问题和负面情况的真话，认为是下属恶意抹黑，久而久之，也就抑制了下属讲真话的积极性。一些领导人虽然也愿意听真话，但由于个人水平有限，辨别能力较差，分辨不出是真话还是假话，所以，容易被下属胡弄。或者由于条件所限、方法不对，不愿意深入群众而听不到真话。
再次，由于对权力制衡不足，上级领导的权力没有足够的监督和约束，从制度上看，听不听真话、不听真话造成何结果，对领导人来说没有任何影响。
郑梓桢：的确，人民不愿说真话，领导人听不到真话等现象的存在，如唐教授所说，原因很多，固然也涉及到公民素养素质问题和领导个人品格问题，但我认为，所处社会的法制与民主制度建设、完整和完善的程度不够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说真话”的程度是和其社会的法治与民主发展水平相一致的，是后者的一面镜子。
王光圣：领导人听不到真话，一方面由于一部分人党性不高，忘记了讲真话不仅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而有些领导干部虽希望听到群众的真话，却又不能正确对待真话。由于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一些人说假话、做假账、报假数字得不到应有的惩处，有的甚至还因此得到升迁，这就从反面鼓励了某些爱说假话的人，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讲真话的打击。我赞同根源在于制度上的观点。

怎样让真话上下畅通
* 从制度上保护讲真话人的合法权益
* 制度执行不走样
* 对讲假话者，给予惩处
王光圣：当务之急是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化和程序化，才能从根源上鼓励保护党员、群众讲真话。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建设，为发扬党内民主、坚持讲真话和求真务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个法规体系包括党章、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内监督条例、党纪处分条例和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等，已经比较完备，所以，目前除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法制法规建设，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些规章制度真正落实到人们的实际行动中去，采取得力措施，对讲真话的人给予鼓励和保护，对讲假话者要严厉批评，造成不良影响者还要按党纪政纪论处。对讲假话者不仅不能提拔重用，而且要对其劝退、降级、降职或就地免职等，情节特别恶劣，造成严重后果者，要移交司法机关。只要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讲真话、听得进真话，并善待一切讲真话的人，要形成讲真话的氛围就不远了。
唐晓阳：加强宣传引导，努力形成一种“人人愿意讲真话”的社会氛围。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不但要适当地进行分权，而且要加强权力的制衡，从而营造一种“让人民敢于讲真话、让领导能听到真话”的体制环境。健全激励机制，通过加强制度建设，从制度上保护那些讲真话的人的合法权益，使那些愿意讲真话也敢于讲真话的人不但不会受到伤害，而且能得到奖励；而那些讲假话的人则不但不能得到好处，而且还要受到应有的惩罚。
郑梓桢：要让人民讲真话，让领导听到真话，解决问题的重点应该放在法制与民主制度的建设、完整和完善上。这些年来领导和政府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相关制度已经不少了，存在问题是执行不力和走样。针对这种缺陷，我觉得当前的重点应放在法制与民主制度执行的细化上，具体是指制度的规范化和程序化努力。以制度的规范化和程序化去保证与实现制度民主化、科学化；保证制度执行的公平公正和不走样；保证平民百姓说真话有畅通渠道、有公平公正严肃的规范程序保驾、有法规保护免受打击报复；保证领导了解保质保量的人民心声的知情权利和义务。

网议·众家之言

真话虽然不都是真理，但惟有讲真话，科学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民主、自由、平等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能真正出现。——黄东成

好干部不应该怕讲真话，有能力、敢作为的干部更不应该怕听真话。上级了解实情才能正确决策，下级如实汇报才得到上级的有力支持。人人讲真话才能形成人人实干的局面。既然广大党员干部赞成讲真话，实际工作也需要我们讲真话，那么就上下一致努力形成一种鼓励讲真话的大环境，真正做到畅所欲言、言者无罪吧。——王敏

讲真话、听真话，既是干部的工作能力问题，也是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个别干部以美化自己任内政绩、阻拦群众向上反映意见为荣，认为自己"罩得住"，有的干部以能做热烈而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报告为荣，认为这就是有能力，实际上这都是"忽悠"领导和群众，不是实事求的工作作风。——陈政直

在信息社会干部们了解下级情况、掌握社情民意的渠道日益增多，各级政府可以全面利用网络媒体、电话、短信、邮件等多种手段广开言路，尽可能搜集信息，多了解基层实情。领导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中还应多创造机会深入到群众中去，倾听老百姓"原汁原味"的想法和意见。同时，干部们还要敞开心胸，只要是真话就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全面了解情况。——余路

区域之谐 “东西北”成新亮点

2006年，广东山区和东西两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般预算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率普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05年，广东51个山区县工业总产值增幅超过全省平均水平；2004年，河源、清远、云浮、韶关、梅州等山区5市的生产总值增幅首次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与珠三角的差距，曾凸显了广东经济发展的不尽协调。如今，后发快跑的两翼和山区已然是广东经济的新亮点。
几年来，广东省千方百计创造有利于振兴“东西北”的环境，从政策上予以扶持。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框架下，《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关于促进粤东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连续出台。目前，《广东省东西北振兴计划》也在制定中。
“山洽会”则是具体的推动措施之一。2000年开始，广东省委、省政府通过两年一届的“珠三角与山区和东西两翼经济技术洽谈会”大力推动珠江三角洲与山区及东西两翼的经贸技术合作。第四届“山洽会”，仅东道主梅州市现场就签下252亿元。
产业转移工业园同样受到瞩目。目前全省14个山区及东西两翼地级市中，有9个市已建立产业转移工业园，共开发土地15437亩，投入建设资金14.77亿元。这些园区全部建成投产后，将形成年产值1780亿元的经济规模，年可实现利税约128亿元。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后腾出土地发展层次较高产业，土地产出率成倍增长。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在重大项目安排上，广东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不断有“大手笔”：2003年至2006年间，共安排重大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401个到粤东地区，总投资2747亿元。“十一五”时期规划在东西两翼和山区布点重大项目183个，占全省的52.7%，比“十五”计划提高18个百分点；总投资6472亿元，占全省的40.4%，比“十五”增加20个百分点。
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下，广东“东西北”前进的脚步开始踏上腾飞之路，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现象也不断变化。

城乡之谐 新农村驶上快车道

2005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张德江等省领导的指示下，省委农办组织的5个调研组, 分赴10个地级市、8个县(市、区)、28个村进行深入调研，撰写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和谐新农村》调研报告。
两个月后，张德江在调研时指出，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完全符合广东实际。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加快发展中心镇为抓手，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同年10月，省委九届七次全体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指出，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自此，全省新农村建设开始高歌猛进。
实际上，新农村建设思路成形之前，统筹城乡发展一直是省委省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并且卓有成效：2003年到2006年省级财政累计投入“三农”资金 483．1亿元，累计改造农村危房11．2万户，完成农村公路硬底化3万公里以上，基本解决农村饮水难问题；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农民人均减负率达83．7％；实施“百万农村青年技能培训工程”和“农民工培训计划”，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282．8万人。
近几年，广东省委、省政府改变过去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思路，以改革激发县域经济的活力和动力。首先，广东建立起“确定基数，超增分成，挂钩奖罚，鼓励先进”的转移支付财政激励机制，增强了县级发展的主动性。同时“重心下移”，把214项行政管理审批权限，下放到所有县(市)。
为给山区吹去新观念、新思路、新商机三股新风，广东一方面让珠三角与山区市主要领导交流任职，一方面对50岁以上、担任现职满5年以上的优秀县委书记提为副厅级待遇，有效稳定了干部队伍。
财、权、人三方面改革，让县域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动力，各县纷纷主动出击，寻找经济发展的引擎，驶上了发展快车道。2006年，广东全省67个县（市）完成生产总值4664.5亿元，增长15.0%。

内外源经济之谐 民营经济快跑

这是广东民营经济最好的时代！
2002年以来，广东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作来抓，提出了内源型经济和榕树经济等新的思想理论，明确提出尽快补足内源型经济较外源型经济相对短的这块"短板"，并实现内源型经济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
从2003年起，广东省政府连续五年共安排20亿元专项资金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同一年，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召开、省中小企业局成立。随后，一个完整的促进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组织体系在省内迅速搭建起来，出台了《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等300多个配套的政策文件。
为了让广大民营企业有一个磨练的地方，"中博会"应运而生。它为全国尤其是广东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搭建了一个"练摊"的平台，使他们实现由鱼而龙的蜕变，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搭乘着“大力发展内源型经济”这辆快车，广东民营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到2006年底，全省民营经济单位个数超过300万个，比2002年增加了90万个。全省民营经济全年增加值超过万亿元，占全省工业增加值四成以上，比2002年增加97.4%，年均增长18.5%。如今，从纺织服装到陶瓷建材，从家电到电子通讯，民营经济全面参与到众多原本由外资唱主角的行业。
同时，广东的民营经济产业显示出极强的集聚效益，以深圳、东莞、惠州及广州为主体的电子信息产业走廊，经济规模达4000亿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区；包括佛山、中山、江门、珠海、广州等地在内的电器机械产业集群，经济规模达1300多亿元。我省各区域板块已发展出1500多个产业集群，以专业镇为龙头的产业集群正从珠三角向东西两翼和山区扩展，成为县域经济的领跑。
与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相应的是，外资投资企业虽已不再一枝独秀，在全省工业经济所占的比重也相应减少，但仍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内外源经济协调发展，成为广东经济转型的重要特征。

 
经济社会之谐 民生成为新热点

经济总量多年来一直居全国首位的广东，深知将经济发展与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卫生等综合起来考虑的重要性。认真自我审视后，广东发挥优势，急补短板，不断推进包括民生问题在内的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争取三个文明全面推进，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
有能力者有其岗。在广东省委、省政府和“一揽子”积极就业政策措施的推动下，几年来广东就业形势继续向好。2006年第三季度末，全省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为514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19.03万人。为失业、下岗人员解决后顾之忧的同时，也解决了社会的后顾之忧。
共享发展成果。广东省曾七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2006年的最低工资调整是历年来提高幅度最大的一次，全省平均增长17.8%，最高的增长32.6%。
老有所养，应保尽保。近几年广东社会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和谐社会安全网越织越密，广东省四险（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的参保人数及社会保险基金累计均连续多年保持全国第一。去年上半年广东有117.6万农民与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今年省两会期间，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昆表示，省社保厅已经进行了有关方面的调研，预计失地农民的社保方案今年可以出台。
备受关注的教育、医疗领域，表现同样出色。广东率先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全省义务教育水平不断巩固提高，高中阶段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01年的14％提高到2006年的24％。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反过来也必将让广东受益。
目前广东已初步建立起县镇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新合作医疗覆盖面明显扩大，乡镇卫生院从今年起定位为按财政拨款的公益性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村卫生站村医自今年起可享受省财政的补贴。

党代会代表点评

张锡文（潮州市人大常务副主任，原潮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

谐，是各组成部分之间协调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理想状态；谐，是新的历史时期广东扬长避短、协调发展的精神内核；追求全面协调和科学推进，是广东树立全面发展观的具体表现；一个谐字，尽显过去几年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高瞻远瞩。
随着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内源型经济与外源型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不断增强，一个发展更加科学、社会更加和谐的广东，将焕发出勃勃生机，在人们的眼中越来越清晰。

区域之谐 “东西北”成新亮点

2006年，广东山区和东西两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般预算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率普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05年，广东51个山区县工业总产值增幅超过全省平均水平；2004年，河源、清远、云浮、韶关、梅州等山区5市的生产总值增幅首次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与珠三角的差距，曾凸显了广东经济发展的不尽协调。如今，后发快跑的两翼和山区已然是广东经济的新亮点。
几年来，广东省千方百计创造有利于振兴“东西北”的环境，从政策上予以扶持。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框架下，《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关于促进粤东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连续出台。目前，《广东省东西北振兴计划》也在制定中。
“山洽会”则是具体的推动措施之一。2000年开始，广东省委、省政府通过两年一届的“珠三角与山区和东西两翼经济技术洽谈会”大力推动珠江三角洲与山区及东西两翼的经贸技术合作。第四届“山洽会”，仅东道主梅州市现场就签下252亿元。
产业转移工业园同样受到瞩目。目前全省14个山区及东西两翼地级市中，有9个市已建立产业转移工业园，共开发土地15437亩，投入建设资金14.77亿元。这些园区全部建成投产后，将形成年产值1780亿元的经济规模，年可实现利税约128亿元。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后腾出土地发展层次较高产业，土地产出率成倍增长。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在重大项目安排上，广东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不断有“大手笔”：2003年至2006年间，共安排重大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401个到粤东地区，总投资2747亿元。“十一五”时期规划在东西两翼和山区布点重大项目183个，占全省的52.7%，比“十五”计划提高18个百分点；总投资6472亿元，占全省的40.4%，比“十五”增加20个百分点。
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下，广东“东西北”前进的脚步开始踏上腾飞之路，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现象也不断变化。

城乡之谐 新农村驶上快车道

2005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张德江等省领导的指示下，省委农办组织的5个调研组, 分赴10个地级市、8个县(市、区)、28个村进行深入调研，撰写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和谐新农村》调研报告。
两个月后，张德江在调研时指出，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完全符合广东实际。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加快发展中心镇为抓手，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同年10月，省委九届七次全体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指出，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自此，全省新农村建设开始高歌猛进。
实际上，新农村建设思路成形之前，统筹城乡发展一直是省委省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并且卓有成效：2003年到2006年省级财政累计投入“三农”资金 483．1亿元，累计改造农村危房11．2万户，完成农村公路硬底化3万公里以上，基本解决农村饮水难问题；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农民人均减负率达83．7％；实施“百万农村青年技能培训工程”和“农民工培训计划”，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282．8万人。
近几年，广东省委、省政府改变过去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思路，以改革激发县域经济的活力和动力。首先，广东建立起“确定基数，超增分成，挂钩奖罚，鼓励先进”的转移支付财政激励机制，增强了县级发展的主动性。同时“重心下移”，把214项行政管理审批权限，下放到所有县(市)。
为给山区吹去新观念、新思路、新商机三股新风，广东一方面让珠三角与山区市主要领导交流任职，一方面对50岁以上、担任现职满5年以上的优秀县委书记提为副厅级待遇，有效稳定了干部队伍。
财、权、人三方面改革，让县域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动力，各县纷纷主动出击，寻找经济发展的引擎，驶上了发展快车道。2006年，广东全省67个县（市）完成生产总值4664.5亿元，增长15.0%。

内外源经济之谐 民营经济快跑

这是广东民营经济最好的时代！
2002年以来，广东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作来抓，提出了内源型经济和榕树经济等新的思想理论，明确提出尽快补足内源型经济较外源型经济相对短的这块"短板"，并实现内源型经济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
从2003年起，广东省政府连续五年共安排20亿元专项资金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同一年，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召开、省中小企业局成立。随后，一个完整的促进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组织体系在省内迅速搭建起来，出台了《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等300多个配套的政策文件。
为了让广大民营企业有一个磨练的地方，"中博会"应运而生。它为全国尤其是广东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搭建了一个"练摊"的平台，使他们实现由鱼而龙的蜕变，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搭乘着“大力发展内源型经济”这辆快车，广东民营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到2006年底，全省民营经济单位个数超过300万个，比2002年增加了90万个。全省民营经济全年增加值超过万亿元，占全省工业增加值四成以上，比2002年增加97.4%，年均增长18.5%。如今，从纺织服装到陶瓷建材，从家电到电子通讯，民营经济全面参与到众多原本由外资唱主角的行业。
同时，广东的民营经济产业显示出极强的集聚效益，以深圳、东莞、惠州及广州为主体的电子信息产业走廊，经济规模达4000亿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区；包括佛山、中山、江门、珠海、广州等地在内的电器机械产业集群，经济规模达1300多亿元。我省各区域板块已发展出1500多个产业集群，以专业镇为龙头的产业集群正从珠三角向东西两翼和山区扩展，成为县域经济的领跑。
与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相应的是，外资投资企业虽已不再一枝独秀，在全省工业经济所占的比重也相应减少，但仍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内外源经济协调发展，成为广东经济转型的重要特征。

 
经济社会之谐 民生成为新热点

经济总量多年来一直居全国首位的广东，深知将经济发展与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卫生等综合起来考虑的重要性。认真自我审视后，广东发挥优势，急补短板，不断推进包括民生问题在内的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争取三个文明全面推进，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
有能力者有其岗。在广东省委、省政府和“一揽子”积极就业政策措施的推动下，几年来广东就业形势继续向好。2006年第三季度末，全省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为514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19.03万人。为失业、下岗人员解决后顾之忧的同时，也解决了社会的后顾之忧。
共享发展成果。广东省曾七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2006年的最低工资调整是历年来提高幅度最大的一次，全省平均增长17.8%，最高的增长32.6%。
老有所养，应保尽保。近几年广东社会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和谐社会安全网越织越密，广东省四险（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的参保人数及社会保险基金累计均连续多年保持全国第一。去年上半年广东有117.6万农民与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今年省两会期间，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昆表示，省社保厅已经进行了有关方面的调研，预计失地农民的社保方案今年可以出台。
备受关注的教育、医疗领域，表现同样出色。广东率先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全省义务教育水平不断巩固提高，高中阶段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01年的14％提高到2006年的24％。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反过来也必将让广东受益。
目前广东已初步建立起县镇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新合作医疗覆盖面明显扩大，乡镇卫生院从今年起定位为按财政拨款的公益性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村卫生站村医自今年起可享受省财政的补贴。

党代会代表点评

张锡文（潮州市人大常务副主任，原潮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

谐，是各组成部分之间协调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理想状态；谐，是新的历史时期广东扬长避短、协调发展的精神内核；追求全面协调和科学推进，是广东树立全面发展观的具体表现；一个谐字，尽显过去几年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高瞻远瞩。
随着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内源型经济与外源型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不断增强，一个发展更加科学、社会更加和谐的广东，将焕发出勃勃生机，在人们的眼中越来越清晰。

区域之谐 “东西北”成新亮点

2006年，广东山区和东西两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般预算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率普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05年，广东51个山区县工业总产值增幅超过全省平均水平；2004年，河源、清远、云浮、韶关、梅州等山区5市的生产总值增幅首次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与珠三角的差距，曾凸显了广东经济发展的不尽协调。如今，后发快跑的两翼和山区已然是广东经济的新亮点。
几年来，广东省千方百计创造有利于振兴“东西北”的环境，从政策上予以扶持。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框架下，《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关于促进粤东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连续出台。目前，《广东省东西北振兴计划》也在制定中。
“山洽会”则是具体的推动措施之一。2000年开始，广东省委、省政府通过两年一届的“珠三角与山区和东西两翼经济技术洽谈会”大力推动珠江三角洲与山区及东西两翼的经贸技术合作。第四届“山洽会”，仅东道主梅州市现场就签下252亿元。
产业转移工业园同样受到瞩目。目前全省14个山区及东西两翼地级市中，有9个市已建立产业转移工业园，共开发土地15437亩，投入建设资金14.77亿元。这些园区全部建成投产后，将形成年产值1780亿元的经济规模，年可实现利税约128亿元。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后腾出土地发展层次较高产业，土地产出率成倍增长。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在重大项目安排上，广东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不断有“大手笔”：2003年至2006年间，共安排重大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401个到粤东地区，总投资2747亿元。“十一五”时期规划在东西两翼和山区布点重大项目183个，占全省的52.7%，比“十五”计划提高18个百分点；总投资6472亿元，占全省的40.4%，比“十五”增加20个百分点。
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下，广东“东西北”前进的脚步开始踏上腾飞之路，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现象也不断变化。

城乡之谐 新农村驶上快车道

2005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张德江等省领导的指示下，省委农办组织的5个调研组, 分赴10个地级市、8个县(市、区)、28个村进行深入调研，撰写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和谐新农村》调研报告。
两个月后，张德江在调研时指出，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完全符合广东实际。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加快发展中心镇为抓手，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同年10月，省委九届七次全体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指出，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自此，全省新农村建设开始高歌猛进。
实际上，新农村建设思路成形之前，统筹城乡发展一直是省委省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并且卓有成效：2003年到2006年省级财政累计投入“三农”资金 483．1亿元，累计改造农村危房11．2万户，完成农村公路硬底化3万公里以上，基本解决农村饮水难问题；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农民人均减负率达83．7％；实施“百万农村青年技能培训工程”和“农民工培训计划”，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282．8万人。
近几年，广东省委、省政府改变过去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思路，以改革激发县域经济的活力和动力。首先，广东建立起“确定基数，超增分成，挂钩奖罚，鼓励先进”的转移支付财政激励机制，增强了县级发展的主动性。同时“重心下移”，把214项行政管理审批权限，下放到所有县(市)。
为给山区吹去新观念、新思路、新商机三股新风，广东一方面让珠三角与山区市主要领导交流任职，一方面对50岁以上、担任现职满5年以上的优秀县委书记提为副厅级待遇，有效稳定了干部队伍。
财、权、人三方面改革，让县域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动力，各县纷纷主动出击，寻找经济发展的引擎，驶上了发展快车道。2006年，广东全省67个县（市）完成生产总值4664.5亿元，增长15.0%。

内外源经济之谐 民营经济快跑

这是广东民营经济最好的时代！
2002年以来，广东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作来抓，提出了内源型经济和榕树经济等新的思想理论，明确提出尽快补足内源型经济较外源型经济相对短的这块"短板"，并实现内源型经济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
从2003年起，广东省政府连续五年共安排20亿元专项资金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同一年，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召开、省中小企业局成立。随后，一个完整的促进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组织体系在省内迅速搭建起来，出台了《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等300多个配套的政策文件。
为了让广大民营企业有一个磨练的地方，"中博会"应运而生。它为全国尤其是广东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搭建了一个"练摊"的平台，使他们实现由鱼而龙的蜕变，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搭乘着“大力发展内源型经济”这辆快车，广东民营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到2006年底，全省民营经济单位个数超过300万个，比2002年增加了90万个。全省民营经济全年增加值超过万亿元，占全省工业增加值四成以上，比2002年增加97.4%，年均增长18.5%。如今，从纺织服装到陶瓷建材，从家电到电子通讯，民营经济全面参与到众多原本由外资唱主角的行业。
同时，广东的民营经济产业显示出极强的集聚效益，以深圳、东莞、惠州及广州为主体的电子信息产业走廊，经济规模达4000亿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区；包括佛山、中山、江门、珠海、广州等地在内的电器机械产业集群，经济规模达1300多亿元。我省各区域板块已发展出1500多个产业集群，以专业镇为龙头的产业集群正从珠三角向东西两翼和山区扩展，成为县域经济的领跑。
与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相应的是，外资投资企业虽已不再一枝独秀，在全省工业经济所占的比重也相应减少，但仍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内外源经济协调发展，成为广东经济转型的重要特征。

 
经济社会之谐 民生成为新热点

经济总量多年来一直居全国首位的广东，深知将经济发展与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卫生等综合起来考虑的重要性。认真自我审视后，广东发挥优势，急补短板，不断推进包括民生问题在内的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争取三个文明全面推进，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
有能力者有其岗。在广东省委、省政府和“一揽子”积极就业政策措施的推动下，几年来广东就业形势继续向好。2006年第三季度末，全省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为514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19.03万人。为失业、下岗人员解决后顾之忧的同时，也解决了社会的后顾之忧。
共享发展成果。广东省曾七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2006年的最低工资调整是历年来提高幅度最大的一次，全省平均增长17.8%，最高的增长32.6%。
老有所养，应保尽保。近几年广东社会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和谐社会安全网越织越密，广东省四险（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的参保人数及社会保险基金累计均连续多年保持全国第一。去年上半年广东有117.6万农民与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今年省两会期间，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昆表示，省社保厅已经进行了有关方面的调研，预计失地农民的社保方案今年可以出台。
备受关注的教育、医疗领域，表现同样出色。广东率先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全省义务教育水平不断巩固提高，高中阶段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01年的14％提高到2006年的24％。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反过来也必将让广东受益。
目前广东已初步建立起县镇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新合作医疗覆盖面明显扩大，乡镇卫生院从今年起定位为按财政拨款的公益性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村卫生站村医自今年起可享受省财政的补贴。

党代会代表点评

张锡文（潮州市人大常务副主任，原潮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

谐，是各组成部分之间协调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理想状态；谐，是新的历史时期广东扬长避短、协调发展的精神内核；追求全面协调和科学推进，是广东树立全面发展观的具体表现；一个谐字，尽显过去几年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高瞻远瞩。
随着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内源型经济与外源型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不断增强，一个发展更加科学、社会更加和谐的广东，将焕发出勃勃生机，在人们的眼中越来越清晰。

中山火炬区，绿化队城区一片片长郑淑兰正忙碌着，剪完多余的枝叶，又接着洒水、喷农药。她是全省282．8万成功实现非农转移的农民中普通不过的一个。
2000年前后，郑淑兰所在的义学村耕地悉数被征，许多原本种田为生的村民成了失地、失业农民。一天，郑淑兰无意中发现，电视上正播着区政府号召失地村民转移就业的信息。她前往区富余劳动力就业指导中心，就这样，得到了一个区里专为当地失业人员提供的公益岗位。

城市化催生被“闲置”农民

在中山等经济较发达的劳动力吸纳地，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催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多年来，如何高效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成为这些地区必须严肃面对的难题。
今年3月份，中山市市级课题《中山市城镇化过程中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研究报告》初稿终于完成，在此前的2003年和2006年，中山市劳动保障局曾两次就此做过相近主题的全面调研。
这份厚35页的研究报告显示，1994年至1999年，中山全市年均减少耕地面积达9.04万亩，1998年至2004年全市耕地面积减少29万亩，1990年到1999年9年间，全市耕地面积减少了50.61％。中山市人均耕地面积也由2000年的0.57亩，下降到2005年的0.32亩，低于全国1.41亩/人的水平，也低于广东省0.46亩/人的水平，比世界粮农组织规定的警戒线0.8亩少了0.48亩。
中山市委农办主任、高级农经师陈品嵩估计，目前最少有4成的农民，人均耕地少于0.3亩。
与此相应的是，大量从土地上“闲置”出来的农村劳动力。1996年至今，中山市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民大约有37.9万人，失去一半土地的农民大约有10.12万人。
这些失地农民的社会平均就业率约为80.5％，待业和失业率约为19.5％。截至2005年底，全市共有城乡富余劳动力9.4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7.8万人，其中，失地又失业，急需安置就业的适龄农民占到全市农村富余劳动力的12％。目前，需要转移就业的农民大约6至7万，随着新一轮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这个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加，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任务将更加艰难。
事实上，这种情况在珠三角各地市，几乎如出一辙。陈品嵩分析，珠三角地区失业农民的特色更加鲜明，他们生活相对殷实，容易满足。尽管多数农民知识技能素质较低，思想上尚未完全转变，不愿从事脏、苦工作，就业诉求不如其他地方农民强烈。针对这个特点，中山市近几年来一直致力于农民就业形式上的创新，给当地农民就业提供了“多项选”的可能。

创造条件促就业

中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培训就业科科长林健荣认为，真正解开农民就业、就业转移和失地农民就业难题，关键并不在于财政投入的多寡，而在于知道他们的需要，为其找到能做、想做的工作创造条件。中山对此进行了多种尝试——
家门前的“大嫂工作坊”
南朗镇华照村，距镇中心区十几里路，地处偏远。以前，很多妇女虽有就业愿望，却因料理家务等无法离家按常规劳动时间工作。于是闲来无事的妇女们成群结队打麻将，吵闹的事时有发生，更有个别妇女受人煽动参加上访、拦路事件。
华照村支部副书记吴振添告诉记者，去年5月份，了解到不少村民曾经从事过针织工作，而镇内的纺织、针织企业比较多，于是村委会便和一家比较缺工的公司协商，在村里设立加工厂，该公司提供货源，村委会负责统一收发，村民可随意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和强度，按件取酬。于是，原村委会的会议室，就成了村里的大嫂工作坊。
头两个月，来工作坊工作的大嫂们平均每月能拿到500元的加工费，勤快的月收入达1300元，人数迅速上升，许多学会了技术的村民因为尝到甜头，直接到厂里上班。
“那位是甘玉香，已经50多岁，学会了绣花，现在每天都来；那位大嫂得了重病以前没办法打工，现在工作坊就在家门口，她也天天来。”工作坊的领班林玉霞向记者介绍。
这样的工作坊，中山全市有33个，其中包括社区卫生保洁、园林绿化、停车场管理等公益性岗位，已助2000多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借鸡下蛋，外“地”生财
无地可种怎么办？中山的农民说，到外村、外镇甚至外地去承包土地。资金不足怎么办?政府说，大胆去闯，外出承包土地，每亩一次性补贴50元，各镇区、村也会安排专项资金进行一定额度、期限的贷款贴息或经济补贴。
南头镇外出种养的困难农户，可向镇政府申请最高额为3万元的免息借款。2006年，火炬开发区174人共获得了31.5万元的创业扶持金，125户分享了25万元的种养业奖金。
此外，“村民外出发展促进会”还为失地农民提供商业信息、技术指导、管理培训，主动与承包地的政府做好协调工作。
这让农民放了心，南头镇穗西村的养殖户黎坤明就是其中的典型。2004年，穗西村推出奖励办法：外出承包土地，按每亩300元给予补贴，70亩封顶，黎坤明在民众镇一口气承包了8公顷鱼塘，周边的鱼塘也多由同村人包下。保守估计，全村去年外出种养生产总值超过1000万元。
记者从中山市劳动保障局了解到，村民承包的土地遍及福建、四川、广西、湖南、上海等省市以及本省的江门、新会、番禺、斗门、台山、高明等市县，承包土地达9万多亩，年经济总收入高达3.6亿元，解决了本市失地农民约6000人的就业，还为承包地提供了8000多个就业岗位。
“本乡本土本车间”
因为常有农民不适应工厂严格的制度管理，不愿加班，常因私事请假，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使出了一条过渡性的妙计：在选择了失地农民适应的工作岗位并取得企业支持后，在工厂内设立本地农民就业车间，由本地人管理，不安排加班，实行“本乡本土本车间，同声同气同劳动”，使农民乐于接受，逐渐适应工厂的生活。记者近日了解到，已有80多名本地农民在玩具厂、水产品加工厂的特殊车间成功就业。
公益性岗位、家政服务业、农产品加工、订单式培训、自主创业……如今，中山农民根据自己的特点，可以自由进行就业的“多项选”。

“多项选”背后的支撑体系

当前，广东城乡统筹就业格局基本形成，就业局势保持稳定。中山是我省率先统筹城乡劳动就业的地市之一，2002年省政府提出“城乡统筹”之前，中山“城镇劳动者”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身份界限就已打破。今天农民就业“多项选”的背后，不难看出就业政策的支撑作用。
中山市副市长韩泽生向记者勾画出其中的脉络：首先，为加快城乡统一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中山市的就业培训工作和就业服务机构全面向村级延伸，形成了市、镇、村三级就业服务网络，每个行政村都有城乡就业服务中心。从去年开始，促进就业指导站也从镇一级向村推进。
“它们负责辖区内就业情况的摸底，建立动态档案资料，密切了解人们的需要，提供就业指导，将辖区内的企业统筹起来，既解决企业招工难问题，又使农民实现就业。”韩泽生解释。
其次，队伍建设也是亮点之一。5年来，中山一直与上海市虹口区等友好地区密切交流，每年都派出部分劳动保障系统干部职工到当地挂职交流，较早提出城乡一体化解决就业问题就是成果之一。而大嫂工作坊的灵感，则源于韩泽生和市妇联香港取经的启发。多年来，相关的干部培训一直延伸到村一级，村长、村支书，都要在课堂学习指导村民就业的本领。
“第三个比较重要的‘秘密’是，我们给了村镇最大的自由，给予足够的创新空间，从不搞‘一刀切’，放手让基层尝试。”韩泽生说，“与此对应的是，使工作成效与干部利益挂钩，做得不好要扣分，以后挂钩的分数还将从原来的10分提高到20分甚至更多。”
除此，政府的重视不可忽略。去年市、镇财政的投入的就业专项资金达3600多万元，这个数字今年超过了4000万。

2月13日，中央纪委副书记、秘书长干以胜披露，中国将组建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3月12日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副书记夏赞忠向外界透露，国家预防腐败局已通过中编办审批。全国政协常委、监察部副部长陈昌智也于两会期间向媒体介绍，国家预防腐败局将在今年成立。一连串的消息向公众表明，国家预防腐败局的成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并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从源头上预防腐败”从文件标准用语变成国家级防腐机构，无疑为反腐工作带来若干期盼。
为帮助读者增进对相关情况的了解，我们特邀广东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杨丹娜进行解读。

【焦点一】为什么设立预防腐败局

【见解】克服监督“真空”
有利于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杨丹娜：第一、是进行制度创新，克服我国现有监督机构和制度机制弊端的需要，以期从源头上有效遏制腐败。预防腐败、遏制腐败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加强对公权力的控制，包括制约与监督两个方面，这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机制。
改革开放后，鉴于公权力腐败犯罪现象日益增多的情况，我们加强了对公权力监督的机构建设。人大监督、纪委监督、监察与审计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及法律监督等，在实际防腐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一定程度上，这些监督形式目前还缺乏在预防阶段的相应强制性，使得对各级主要领导干部掌握的权力出现了监督真空：上级监督，太远；同僚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法纪监督，滞后。
第二、把反腐败的工作重点放在预防上，是当今世界各国有效遏制腐败的基本经验之一。西方国家中，美国是制定防范和惩处公职人员犯罪法律较早的国家之一。法国、德国、新加坡和芬兰等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都强调反腐败重在预防，“预防为主、铲除犯罪根源”是这些国家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思想，并通过立法确立了行之有效的预防腐败制度。
经济全球化，也产生了“腐败犯罪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推进，为腐败分子实施腐败犯罪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监督工作的难度也相应加大，贪官外逃成为我国近年来腐败犯罪领域的新特点之一。“腐败犯罪的全球化”迫切要求加强反腐败的国际间合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六条明确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确保设有一个或酌情设有多个机构……预防腐败”，并赋予机构“必要的独立性，使其能够有效地履行职能和免受任何不正当的影响”，同时提供“必要的物资和专职工作人员”。我国在2003年12月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后，对公约在国内的实施非常重视，成立了由25个部委组成的专门协调机构。目前，各相关部门已经就公约实施以及中国国内法与公约衔接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据此开始调整反腐败体制，修改相关法律，完善法律制度建设。国家预防腐败局的成立无疑将会在履行联合国公约上发挥一个重要职能部门的作用。

【焦点二】“预防”难在哪里

【见解】■利益共同体难打破
■缺乏有效的权力运行控制机制

杨丹娜：预防和遏制腐败的指向是公权力。在现行的政治体制和领导制度下，要解决从源头上遏制腐败、预防腐败的难题，宏观上必须改革传统的领导制度、领导方式，微观来说是调整与这一权力制度相关的大大小小官员和各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其难度不言而喻，至少有两个大的方面。
一是长期实行的任命制，使“官本位”、“权力本位”的制度机制结成牢牢的关系网，并形成牢固的利益格局、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对每一个权力的监控，就是对整个已结成的权力关系网、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的触动。从何下手，找到突破口本身就是难点，而越是往深推进，阻力会越大，同时，风险也越大。
二是预防腐败关键在于对权力运行的控制。在不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对权力运行控制的制度机制的前提和原则下，如何借鉴他人的经验，设计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对权力运行有效控制的制度机制，这本身既是一道复杂的政治难题，又是一系列复杂的技术设计问题。这正是国家预防腐败局让人期待并可能最终确立的原因。 

【焦点三】预防和惩治的关系

【见解】■从被动防御到事前预防
■形成合力

杨丹娜：权力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有效地遏制腐败，必须采取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法，这已成为全党的共识。党的十五大提出，反腐败斗争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障，监督是关键”，要“坚持教育、法制、监督相结合，坚持预防与惩治相结合”；党的十六大又提出，反腐败斗争要“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都进一步指出，要“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我国目前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和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要求反腐败斗争必须从原来被动防御、事后惩治、以治标为主的反腐模式，转变为主动进攻、事前预防、以治本为主的“制度反腐”模式。这就要求我们总结和借鉴我国和世界各国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经验，从中国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以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为价值取向，科学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权力结构体系和权力运行监督制度机制。进一步提高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建构结构科学、相对独立、相互配合、精干高效的权力监督体制，并以此建立和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而将权力和权力运行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
与此同时，要以法治腐、以权治腐，严惩腐败。这些都深刻揭示出，在国家以至各级预防腐败局成立后，其作用必须与原有惩治机构的作用形成合力，相得益彰，而不是互相打架。要警惕出现“预防得好则说明惩治部门没有政绩，惩治得力说明预防工作失败”这样的想法，更要防止互相扯皮，互相推诿。

众家之言
全国政协常委、监察部副部长陈昌智：拟成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主要职能是进行宣传、教育，进行制度的建设、机制体制的创新，以及在反腐败上抓一些源头性的工作。

中纪委宣教室副局级检察员群力：如果我们只抓惩治这一手，可能一时见效，但往往会出现“前腐后继”的现象，损害党和政府的肌体和形象，使反腐败工作付出更大成本。我们要研究病理病根，从源头抓预防，效果才会越来越明显，反腐力度才会越来越大。于是就需要有这样一个机构，来专门抓预防腐败工作。中纪委其实也有类似的预防机构，如中纪委的宣教室、党风室、纠风室等，都有预防腐败的职能，但单独成立这样一个机构，一是适应国际反腐合作的需要，二也是本身工作的要求。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中心副主任任建明教授：成立这一机构说明，中国反腐败的思路在继续推进，反腐败端口正在前移。除此，应该还有另一个原因：预防工作遇到的权力阻力更大，技术的复杂性也更高。查办腐败案件会遇到阻力，因为 
这是权力与权力的较量，事实上，预防腐败也有阻力，甚至更大。因为预防腐败往往要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在2003年2月
召开的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就提出了3项重大改革措施——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以后又增加了
投资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共5项重大改革措施。仅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项，经过4年的努力，国务院各部门共取消和调整审批
项目1806项，达到了国务院部门全部审批项目的50.1％，并直接推动了行政许可法的顺利颁布实施。正因为预防腐败涉及的面如此广泛，牵涉的利益群体如此之多，使得“预防的阻力也就更大。
从技术的复杂性上来说，预防腐败与惩治腐败相比，也更复杂、更困难。因为要查处的毕竟是已经发生、有踪迹可循的案件，而要预防的则是尚未发生、并要努力使之不会发生的事情。
中央党校反腐专家林  ：设立高级别的国家预防腐败机构，在于实现在政策制定、措施落实等方面的统一、高效和权威。（此处部分内容整理自法制日报）

南方关注·典型报道之3

合作医疗：很合算的民生账

本刊记者 林纳
[党代表见证]
冯都牛（佛冈县汤塘镇汤塘村原支部书记、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

新型合作医疗新在哪？新就新在其中大部分费用都由财政负担，虽然这笔钱不少，但是很合算，我们都希望能够一直办下去。
其实，几年前新型合作医疗开始在村里推行时，大家对此还缺乏了解，以为和上个世纪60年代的合作医疗一样，所有的钱都得自己掏，享受到的补贴水平也低，所以很多人有抵触情绪。几年下来，“参合”比例却自动往上窜，2005年已经达70％，去年是85％，今年只有21人不参加，“参合”比例高达99.6％，为什么？因为农民得到好处了！
“小病拖，中病捱，大病抬”，农民啥都不怕，就怕生病！小病舍不得看，大病看不起，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人得了大病，就会拖累全家人，家里的活、上班的人都会受影响，有的重病家庭还导致小孩辍学。我在报纸上读到，有专家说过，一个农民，如果他的医疗费用占其年收入的七成，就可能因病致贫。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正是针对这个农村卫生“病症”开出的药方。我算过一笔账，一个农民参加合作医疗一年只需交10元，如果不幸得病住院，在乡镇卫生院、县医院和县外大医院分别可以报销50％、40％和30％的费用，最高补偿可达1万元——个人交费的1000倍。即使10年患一次病，也很合算。对于哪些拿到补助金还有较大困难的群众，还可以申请医疗救助。也有人可能一辈子都不得病，那不是更大的福气吗，就当是帮助了乡亲，善有善报！
而且今年开始，我省次发达地区农村合作医疗补助标准提高到35元每人，县市政府也有投入，不参加合作医疗才是真正的损失。
我身边就有不少享受到好处的例子。我小弟的女儿鼻子里长了息肉，到广州住院动手术，一下子就花了5000多元，可以报销。前年我们村共报销了25万元，去年共报销了32万元，大家都十分高兴。
看病贵是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尤其是老人小孩，容易得病，风险高，稍微重一点，就得送正规医院治疗。合作医疗对所有农民一视同仁，是让百姓真正享受到好处的一个关键。我曾在一个儿科医院见到，一位带孩子看病的母亲看着农村的病友可以报销一半的住院费，十分羡慕。她告诉我，希望可以把这种模式推广到城市，投入可以比农村低一些，让市民自己交多一点。
政府为农民着想，大家心里有数。免去农业税，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大刀阔斧进行新农村建设……每一次民生政策出台，每增加一分钱投入，都落在百姓的心坎上。
[相关链接]
如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已经100%覆盖我省所有农村。据统计，全省参加2007年度农村合作医疗人数达到4139万人。如扣除农村外迁户和参加其他医保人数，全省90%多农村人口享有了合作医疗保障。在20个市中（不含深圳），有14个市参合率达到80%以上，其中有8个市达到90%以上。
在过去的一年，我省合作医疗住院补偿人数为112万人，住院补偿金额为15.8亿元，人均支付1391元，平均补偿占平均医疗费用的32.9%。医疗救助2.3万人次，救助金额4116万元。省财政共拨资金6.09亿元（含3000万元医疗救助金）。各市、县财政扶持资金达到7.3亿元，农民出资总额7.16亿元，总筹资达20亿元。中央财政2006年起，也对我省参合农民按每人2元的标准扶持（部分区除外），共0.48亿元。预计省财政今年扶持合作医疗资金将达到11亿元以上。
几年来，广东一直致力于“全民安康工程”建设：不断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改造农村薄弱卫生院，加快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强公共卫生建设，提高疾病预防控制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认真落实食品药品生产、质量卫生安全责任制；继续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保障人民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加强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建设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安全环境。

南方关注·典型报道之4

义务教育免费：为农民松绑

本刊记者 萧林
[党代表见证]
张映红（肇庆市第一中学教导主任、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

我省从2002年开始探索农村义务教育免费与补助制度，对农村困难家庭（人均年收入1500元以下）学生免收书杂费。第二年，广东省财政投入4亿多元专项资金，使103万名学生受益。
因为《义务教育法》颁布时，国家财政尚难以支撑起义务教育庞大的费用，所以多年来一直向学生收取学杂费，这有点不合理。随着经济发展，国力加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经济走在全国前列的广东，在这个时候抓住了时机，率先实现了农民多年来的这一夙愿。
几年来，广东教育亮点迭出，最大的亮点是，2006年，广东安排11亿元用于农村免费义务教育补助，全省960万农村娃从2006年秋季起义务教育阶段免费上学。除此之外，农村困难家庭子女义务教育阶段还能享受"两免一补"（免收书本费和学杂费，住宿补助。）。
每一年都有不少政策出台，但对受教育者和他们的家人而言，农村义务教育免费政策无疑最振奋人心。960万农村户籍的娃娃，涉及几百万个家庭，关乎几千万人的利益，这无疑将改变很多人的生活命运。虽然没有在农村教过书，但是我还是激动了好几个月。
从教育工作者的体会看，这项政策出台得十分及时，甚至可以说是迫切。由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城乡学生的生活学习环境有很大的不同。以我工作的肇庆市为例，一方面，在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山区，学杂费对农村家庭来说，是十分沉重的负担，占去家庭支出的很大一部分，农村孩子辍学率也远远高于城市。另一方面，城乡学生素质不可避免地有所不同。几年来，高考成绩800分以上的高分学生几乎全部聚集在城区，县城中学都十分少见。
人人都应该公平地享受一样的教育待遇，没有理由让农村娃从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虽然目前我省已经较少有学生辍学，但免费上学，无疑为农村家庭“松了绑”，有益于家庭的发展，有益于孩子的成长，更有益于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和谐社会的建设。为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大声叫好！
 [相关链接]
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是广东教育中的重中之重。毫无疑问，广东对基础教育的投入，让农民在接受教育方面起到了翻天复地的变化。2005至2006学年，"两免一补"和16个试点所需的资金都由省财政承担，仅是这一项，就直接减轻农民负担23亿多元。
在优化教育资源方面，广东去年投入5亿元补助409所山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投入1亿元补助333所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改善办学条件。
为帮助贫困家庭走上脱贫致富之路，广东去年投入7000万元进行智力扶贫，按每人每年资助学杂费3500元的标准，每年资助1万名贫困家庭子女接受技工教育。
    2000年以来，为保证各地及时足额发放教师工资，解决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省财政增加了对各地的转移支付补助。2003年，我省全面开展农村税费改革，省财政每年安排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22亿元，按照省的测算，全省平均应按44％的比例用于发展教育事业。
2003至2007年，省财政每年安排中小学校布局调整专项资金5亿元，支持各县（市）开展布局调整工作；为帮助各地解决农村教育历史欠债难题，省财政调整支出结构，从其他收入中专门安排20.24亿元资金；从2003至2007年，省财政每年安排信息化教育专项资金3000万元共1.5亿元，扶持中小学校建设电化教育课室；2002年至2004年，省财政共安排9.552亿元专项资金，改造3184所老区、山区小学。
为使基础教育事业扎扎实实推进，去年，我省还对2005年、2006两年在任的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实行教育工作实绩考核，内容包括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建立，教育经费投入等。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终将有利于化人口负担为人力资源，推动广东和谐发展。

[南方调查[广东城乡医疗状况调查之一]

[导读]合作医疗已覆盖广东全省99.5％的行政村，但覆盖率不等于受益率。是仅仅报销大病还是兼顾小病？是注重提高赔付水平还是扩大受益面积？成为农村合作医疗亟须明确的一个知道思想。

合作医疗：一道尚未解完的题

（小标）“我是受益者吗”

（合作医疗已覆盖全省99.5%的行政村，但受益面小确实是各地都存在的问题，记者走访粤西几个县市发现，受益率（住院率）基本在2%至3.5%之间波动。）

“我是村医，经历了合作医疗的全过程，国家出台这个政策初衷无疑是好的，但一些做法还欠妥当。比如以最高的报销比例鼓励农民到乡镇卫生院看病，但乡镇卫生院的硬件、人才和服务都不太好，如果农民去了看不好病，这项政策的作用就打了折扣。”在吴川往广州的长途汽车上，记者无意中的一个提问，激起了大家热烈的讨论，村医黄焕生第一个开口。

吴川市黄坡镇20岁的姑娘庞爱青一家七人都没有参加农村合作医疗，虽然这在当地比较少见，但她的解释却得到不少人的共鸣：“我们平时看病极少会住院，门诊费、医药费、化验费少则几十，多则几百、几千元，基本不能报销，受益的只有极少数人。”

受益面小确实是各地都存在的问题，记者走访粤西几个县市发现，受益率（住院率）基本在2%至3.5%之间波动，2006年肇庆市德庆县、云浮全市、云浮市云城区、湛江吴川市的合作医疗受益率分别是2.12%、3.46％、3％和2.5％。

从时间看也大致如此。据介绍，云浮全市几年来的受益率基本稳定在3％至3.5％之间，即一百个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群众中，约有3人享受到合作医疗的好处。

但符合住院条件的群众并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合作医疗的好处，因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重点在于保大病，而大病所需费用往往上万元，甚至十几万元，这使得困难群众有病也不敢住院。云浮市合作医疗办主任玉林生告诉记者，低保、五保等弱势群体虽已由民政等部门资助参加了合作医疗，但因为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一旦重病，因无钱交纳住院押金同样住不起院、看不起病，不能真正得到好处。

在云浮市云城镇大坝村，妇女主任郑爱心介绍，去年全村94％的农户都参加了云浮市农村合作医疗的二档，最高可报销3万元，这让十几个已“农转非”而不能参加合作医疗的乡亲十分羡慕。但村民仍希望看门诊也能报销，或者赔付的上限能继续上提。

“合作医疗已覆盖全省99.5%的行政村，四年来参合农民住院补偿金达35.34亿元，谁是农村合作医疗的受益者群众是清楚的。但是听听他们的抱怨，就知道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了。”云浮市云城区合作医疗办主任吕西石如是说。

那么，群众提到的受益面窄、赔付额不够高以及基层医疗机构较薄弱问题，该如何破解？

（小标）仅报销大病还是兼顾小病

（不得病的群众希望让受惠面广一些，有大病的群众，希望把最高额提高一点，在资金一定的前提下，这无疑是个矛盾。）

如今，对参加了合作医疗的广东农民来说，看病像城里人一样报销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是仅报销大病还是兼顾小病，该提高赔付水平还是该扩大受益面积，仍然是农民和合作医疗工作者最常谈论的话题之一。

“不得病的群众希望让受惠面广一些，有大病的群众，希望把最高额提高一点，在资金一定的前提下，这无疑是个矛盾。”吴川市卫生局局长袁生说。

在广东合作医疗开展得最好的地区之一的云浮市，市委书记郑利平十分肯定地告诉记者，合作医疗的根本目的在于统筹大病，一方有难八方帮，如果因为受惠面过大导致农民最多只能报销一两千元，将得不偿失。因为小病对大多数人来说，靠家庭和亲戚的力量挺一挺就能解决，可一旦得了需要几万元以上的重病，多数人会束手无策。所以把保大病放在首位，着力提高赔付水平的意义更大。

正是基于这种思路，云浮从2004年7月开始推行分档补助制度，一档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25元，其中省市县三级财政补贴15元，农民个人缴费10元，最高补偿额为2000元；二档是在一档的基础上，农民再交5元（共15元），市县两级财政再补贴10元，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40元，最高补偿额为1.2万元。随着广东省级财政将补助标准从每人10元提高到25元再到35元，云浮市二档的补助上限分别提高3万元和5万元。

云浮市云城镇云楼村委会云楼村50多岁的毛樟林忘不了去年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好事：一天傍晚，他的摩托在崎岖的山路上翻了车，不但摔断了左手臂，左髋骨也粉碎性骨折了，为了就医家里欠下一大笔债，好在他参加了合作医疗二档，意外受伤还能报销6000多元，加上申请到的6000元救助金，家里终于度过了难关，十亩砂糖桔也保住了。

吕西石认为，人群中生病的比例是固定的，只要把“蛋糕”做大，分出来的那块也就更多。看到确实能报销这么多钱，参加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形成良性循环。

最新统计数字显示，2007年度云浮市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数达1679626人，覆盖率达93%，全市“参合”人数比上年增加了40560人，提高了1.9%，目前“参合”人数中二档比例已高达96.9％。“这样的覆盖率，美国也达不到啊！”去年，美国学者傅高义见到同样曾留学美国的郑利平时不禁惊叹。

这种效果云浮独有还是可以推广到全省各地？郑利平认为，云浮这个粤西欠发达市做得到的，广东其他地方完全可以做到，且随着省财政补贴的逐年提高，能够做得更好。

2007年开始，广东农村合作医疗补助金在25元的标准上再增10元，消息传出后，各地纷纷做出反应。以阳春市为例，今年开始，在乡镇卫生院住院费报销上限从去年的3000元提高到6000元，药费报销比例从40％提高到50％。始兴县的住院费用报销上限也提高到15000元。德庆县参考云浮的分档做法，一档每人交10元，最高补偿10000元；二档每人交20元，最高补偿12000元。种种迹象表明，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大病的能力正逐渐提高。

对于仍然住不起院的农民，救助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悉，我省财政每年安排扶持欠发达地区合作医疗保障救助的资金约3000万元，各地具体做法不同，云浮市云城区按人头1元的标准划拨救助金，目前账户共有100万元，2006年共有94人获得了共27万元的补助，而肇庆市德庆县，去年获得大病救助的有40人，人均救助1550元。

但不少一线工作人员认为，目前受益人数和救助金额仍然显得有限。

（小标）“救灾”更要“防灾”

（目前实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救灾”是重点，距离 “人人享有医疗保健”的发展目标尚远。）

几天前，云浮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经济学副教授朱正国给郑利平递交了一份建议：能否为每户农户建立家庭档案，将农民自己所交的那一部分钱另划一个账户，作为他们门诊报销之用？这笔钱虽然不多，但可以扩大受益面，更根本的是可以“防灾”。

据介绍，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乡村都实行合作医疗，90％的农民得到了基本的医疗和预防保健服务。世界卫生组织对此曾给予很高评价。

朱正国认为，目前实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救灾”是重点，距离 “人人享有医疗保健”的发展目标尚远。他认为，合作医疗应该以“防灾”为主，给大多数农民提供医疗保健服务；而医疗救助基金以“救灾”为主，为因患重病而困难的家庭提供救助。

农民对此表示欢迎，吕西石就曾多次接到困难群众打来的电话，表示自己住不起院，请求报销门诊。甚至有农民主动提出，愿意每年多交10元。

但在云浮市云城区卫生局局长董玉英看来，按照云浮目前的赔付水平，除非降低报销上限，否则要报销门诊几乎不可能。

实际上，在我省吴川、阳春等一些县市，已开始建立以报销门诊为目的的家庭档案，他们的操作方法与朱正国描绘的十分相似。

吴川从2006年1月开始，将符合条件的卫生站列为合作医疗定点单位，为每个农村家庭建立家庭档案，按每人5元的标准，一个5口之家，每年可报销门诊费用共25元。借着省财政补助标准增加10元的契机，今年每人标准提高到10元。

“这既尽量保了大病又照顾到以往未能受益群众的情绪。”吴川市合作医疗办主任林建军说，去年吴川市用于门诊报销的资金约3000万，占全部资金的三分之一。因为从国家到省市都没有对村卫生站的药费进行规定，为降低农民看病成本，尽量发挥门诊基金的作用，吴川市卫生局规定，卫生站的药价一律比卫生院低5％，定时向群众公布。

但10元显然不够一个农民全年的门诊费用，吴川黎屋村委会葵根村卫生站村医吴金创认为每人提高到30元基本足够，约等于平均每人每年看三次感冒门诊。对此林建军表示同意，因为现有数据显示，门诊报销率约为300％。

在未实行门诊报销的地区，一些做法正发挥着合作医疗“防灾”的作用。云浮市对于未能受益的参合农民看病全免门诊挂号费，不设起付线限制；云城区、罗定市对普通病床床位费、Ｂ超、心电图、Ｘ光、常规检查等项目收费，分别优惠５０％和３０％；云安县为参加农村合作医疗而还未享受过合作医疗补助的农民免费体检。汕头市部分地区参合农民在定点医院住院可以享受床位费、检验费、诊查费、检查费10％至15%的优惠，他们正考虑开放部分重症慢性病的门诊报销。

（小标）“升级”基层医疗机构

（农村合作医疗绝大多数定点医院聚集在基层医疗机构，但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站普遍存在基础薄弱、水平不高的问题。）

“三级医疗网络基本覆盖所有农村，最远的卫生站不过5公里，农民看病不是没有地方去。”在吴川市卫生局局长袁生的眼里，基层医疗机构基础薄弱、水平不高才是农村医疗最难、最大的症结，而农村合作医疗绝大多数定点医院恰恰聚集在基层医疗机构。

这个问题并非第一天被提出来。一直以来，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站普遍存在物资缺乏、人才流失、投入不足的问题，只能基本维持生存。

几个数据能体现出农民在享受合作医疗中权衡之后对就医地点的选择：2006年云浮市云城区近600万住院补偿金中，消费于乡镇、县级和县以上定点医院的比例分别是4％、6％和90％。吴川市2005年在县内医疗机构看病的只占40％左右，县外大医院占到67％，2006年略有好转，县内医院比例占50％多一点。

针对这种情况，董玉英提出将乡镇卫生院、县级医院和县外医院按60％、50％、40％比例报销，调整人流。云浮市卫生局局长李万程对此表示肯定，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进行适当的调整。但他认为，问题关键在于对不适应合作医疗发展的医疗机构进行“升级”，如果没有住院条件，即使实行调节机制，农民还是宁愿往外跑。正因为如此，包括云浮在内的许多地市，把规范、加强全市村卫生站的建设和改造乡镇卫生院作为今年卫生工作的重点。

这一切离不开政府投入，一个令基层医疗工作者欣喜的信息是：今年开始，我省将乡镇卫生院定位为按财政拨款的公益性医疗卫生事业单位，乡镇卫生院按乡镇人口每一万人配置10至12个人员编制，每个编制省财政每年拨款1.2万元，省财政每年新增投入5.67亿元。各级财政保障乡镇卫生院经费，对经济欠发达地区乡镇卫生院按核定编制补贴年度经费。同时，完善配套制度，将发展合作医疗工作纳入村卫生站、乡镇卫生院建设的任务考核。

据统计，2003年至2006年，省财政共投入农村卫生专项资金6.3亿元，用于乡镇卫生院、县级妇幼保健院、农村中医建设和市、县级疾控中心改造以及农村卫生人才培训、改水改厕等。去年起，由省级财政每年新增投入1.6亿元，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村卫生站的村医每年补贴1万元，加强农村卫生服务网网底建设。

 2006年12月底，东莞市119.2万名村民成为集体经济的股东。5年时间里，东莞99.3％的村级经联社和98.9％的组级经济社完成了股份制改造。
    佛山、东莞、中山、珠海……今天，股份合作在珠三角已司空见惯。而20年前最早一批实行股份合作的广州市杨箕、石牌等村集体经济已经转制为股份制企业。两步跳跃，生动地描绘出一幅广东新农村成长路线图。
    有专家指出，先股份合作而后股份制企业，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方向，目前的经济欠发达农村，未来也将踏上同样的道路。当然，在目前公共财政尚未覆盖到转制社区的情况下，有关部门不主张立刻改制成公司。 先富村推进股份合作
    随着村集体资产迅速膨胀，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和分配成为农民关注的焦点。
    为什么股份合作会成为经济发达农村的选择？
    广东省农村财务管理办公室主任、农村集体经济研究会负责人何谢带告诉记者，20多年来，广东农村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由于接纳了大量外来资金，工业化和城市化日益加速，集体用地价格也随之飙升，农田征地补偿款项数额较大，集体经济收益可观，如何让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和分配科学透明，成为新时期农民关注的焦点。
    1987年，“回村流”风波闹得最严重的广州市沙河镇杨箕村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股份经济组织。10多年前开始进行股份制尝试的佛山市南海区，结合本地实际，目前也已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平洲、桂城、里水三大模式。以经济发展迅速著称的东莞市，其农村股份制改革试点肇始于2002年，2004年7月在全市铺开，至去年底已建立起551个股份经济联合社和2473个股份经济合作社。
    广州市花都区农业局副局长朱天如介绍，目前花都农民虽也享受集体经济收益分红，但还未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改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名称上仍保持不变，但未来朝着股份合作方向发展是无疑的了。
    “出嫁女”“招郎女”及新老村民福利分配等是股份制改革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难题。对此，东莞市通过全面固化股权的方式，切断了集体经济受益权与户籍的联系。南海、花都等地的一些村镇针对同一问题，也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固化”。
    东莞已完成股东资格界定的集体经济组织中（早期改制的四个街道除外），“出嫁女”及其子女分别有13097人和12216人，其中获得配股的有12967人和11265人，分别占99%和92.2%。早期改制的四个街道大部分“出嫁女”也已获得了配股。
“股红”有望成为失地农民的保障
    “股红”和新型社会保障体系代替土地和传统耕作，成为有条件持股的失地农民的依靠。
    在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中国，世代耕种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便意味着失去相对稳定的生活来源。在股份合作制度下的失地农民，通过拿股分红解决了这个问题。
    2004年，东莞在长安等8个镇实行“村改居”试点，同时推进股份制改革。这些已经属于城市人的“村民”只要与本镇行政区域内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或城镇个体经济组织等形成劳动关系，都按规定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同时停止参加农(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
    而社区居委会及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则按照企事业职工管理的原则，在镇社会保障分局办理参加职工社会保险，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困难户补助、老人金等社会优抚性支出由社区居委会统筹解决。
    在花都区农业局经管科科长邱永平的眼中，惟一美中不足的是大多数实行股份制改革后的地区，土地变为国有，但公共设施和管理成本仍然由村一级负责，市政网络没有到达。而这笔开支并不小，广州市杨箕社区在缴纳税费后，每年至少还需投入2000万元支付社区卫生、合作医疗、治安、道路和改水改电建设所需的费用。
    “农民认为他们承担了纳税任务，却没有享受到相应权利，根本享受不到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邱永平说。这几乎成为所有“股份村”共同面对的问题，绝大多数实行股份制改革的村（有的已全部农转居），村民仍无法享受城市的低保和医保。
    一些地方开始着手破解这个难题。据了解，为了推进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顺利进行，佛山市南海区率先进行了医疗、养老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在南海大沥镇，53岁的黄淑英告诉记者，从2004年起，只要多交50多元，每年她便可得到最高额3万元的医疗保险。享受同样福利的农民，在南海约有70多万人。原来，南海将农民纳入城市医疗保障体系，每年190元的医疗保险费中，村委会、村民小组和参保人负担六成，其中参保人部分不超过这六成中的一半。
股份合作推广的可能性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次发达地区的农村也将陆续踏上股份合作之路。
    何谢带对于全省未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一言以蔽之：“股份合作是农村改革的方向，从长远看，当我省发达地区的范围从中心城市到珠三角地区再慢慢向全省范围扩展，东西两翼、粤北等地区农村也将陆续走上发达地区走过的路子。”
    他解释说，在社会进步、科技创新的同时，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也必须顺应新形势，在原来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经营不符合发展需要的时候，对原有旧体制进行改革，引导分散经营向集中经营转变就成为必然，对土地等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农业的产业化经营。进行股份制改造可以解决现实制度上的一些缺陷。”怀集县农业局党委副书记孔令聚表示。记者也发现，多数农民认为这是调节其收入增长的办法之一。
    另外，通过集体收入的增长，农村社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也可以得到相应的保障。而珠三角等地的实践也表明，环境的变化容易吸引非农产业的形成，大量工业园区的建成，拉动了当地第二、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
    诚然，目前对大多数次发达地区的农村来说，进行股份制改革还为时过早。在东西两翼和粤北，多数村庄的外部环境和集体原始资本还远远达不到进行股份制改革的条件。以怀集县为例，全县321个行政村中，村集体年收入低于3万元的村达216个，这些村连维持最基本的运作都有一定困难。
    然而，记者仍然发现，次发达地区的县城周边和交通状况良好、村民思想较为开放的地方，已经表现出朝股份制发展的萌动。
    怀集县甘洒镇金龙村是镇政府所在地，商业活动相对活跃，村集体抓住机遇建有11个铺位，加上鱼塘、果场和电站，全村目前一年有10多万元收入。肇庆市人大代表、金龙村党支部书记潘杏初认为，以后将村集体经济进行股份制改造并非异想天开。
林屋村的“技术发家”模式
    在我省，巨额集体资产的来源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即并非由土地租让而是由技术转化而来。
    珠三角地区各县区镇根据各自的特点，在进行股份制改革中形成了不同的操作模式，但其进行股份制改革的基础——巨额集体资产最初主要是因集体土地的高速升值而迅速膨胀。在我省，还有一种不同的模式，其巨额集体资产不是由土地租让而是由技术转化而来。
    这其中一个值得探讨的个案便是吴川市林屋村。林屋村全村1892人，原是本地有名的穷困村，上世纪70年代靠“一斤花生米”起家，办起一间作坊式的小农具厂，后成长为具有现代企业规模的机械厂，几年间完成工业产值9.23亿元，上缴税金5400万元，创利润8500多万元，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
    由于电焊技术达到国家认可标准，机械厂具有自主培训发证的资格，可以独立发放全国承认的培训证书。借着这一优势，十多年来该村先后投入数百万元培训村民，全村获得高、中级工程技术证书的有68人，获得各种专业证书的有近400人，厂里的高级技工甚至劳务输出到国外。
    多年来，林屋村用4000多万元兴办了一所24个班级的完全中学和一所14个班级的完全小学，还兴建了一所可容纳6个班的高档次幼儿园，不仅实现了普及幼儿教育和九年义务教育，而且已经普及了高中。
    从上世纪80年代为村里打井、建自来水塔、排灌站、排污渠到如今的建市场、办商店、建剧场、建卫生所、建管理区办公楼，集体经济收益通过多种方式回馈给全村。
    吴川市黄坡镇党委副书记易凌云介绍，机械厂后来改制为股份公司，林屋村集体作为股东之一每年将获得的利润继续用于村公共设施和服务。
    考察我省的专业乡、专业镇，不难发现，这种不单靠原始资源而靠技术和经营理念所获得的核心竞争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为我省其他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