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纠纷、农民上访，许多都源于利益分配的不公。”回望几年的基层工作，佛冈县汤塘镇镇长冯炽兴如是说。对合作经济中的广大农民来说，其集体资产管理和成员利益分配问题，无疑时刻牵动着大家的神经。 农村集体资产曾遭惊人流失
    农村穷，农村财务又处在政府管理的最末梢，很容易出乱子。
    在汕汾高速公路沿线的一个村子里，村民陈清耀无奈地向记者叙述：他所在的村小组约1500人，因为土地被征用，村民的口粮田从10年前的人均0.6亩、5年前的0.3亩到现在的0.1亩。而征地补偿款中不小的一部分被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除了支付水利、村道卫生等费用，也用来发村干部的工资。“而这明显不符合政府对征地款的有关规定。”
    据广东省农村财务管理办公室调研员陈暹秋的说法，农村合作经济包含社区性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和专业性合作经济，陈清耀所说的正是农村集体经济财务管理中出现的挪用现象。
“农村穷，农村财务又处在政府管理的最末梢，出乱子很容易。”陈清耀的村里曾有一位干部家里开店铺，他便利用手中的“签单权”自开自收。换届的时候，因为对不上账，这位干部落选了，但账上的问题最后却不了了之。
    收支混乱是长期困扰农村发展的疑难杂症，收支项目没有按规定设置、摊派集资、应收未收或重复收费等情况都有出现。在我省实施农村财务管理改革前，一些村里没有专用的账簿，记账方式五花八门，“曾经，一些村的文书、会计、出纳都记账，有时村支书也记。”怀集眉田村村支书梁煜明无奈地告诉记者。
    “由于很多单据无经手人、证明人、审批人，或以白条入账，或因为单据丢失，呆账坏账很多。”怀集县农村财务办公室主任梁天进说，加上农村财务人员多数不是专业出身，素质不高，以前一提起农村财务，老乡多会叹气摇头。
    由于监管缺位，村干部手中的权力还容易畸形膨胀，村干部涉案现象频频发生。农村集体财产在一些不善经营的村干部的“经营”下也惨遭流失，我省目前有不少因经营不善而欠下款项的负债村。截至2006年底，我省村一级债务高达557亿元。
珠三角先试“村账镇管”
    集中了全省80％村级集体资产的珠三角地区，最先在实践中摸索出行之有效的财务管理制度。
    “面对农村财务管理中出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漏洞，广东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广东省农村财务管理办公室主任何谢带所介绍的这套办法称为农村财务会计委派（选聘）和代理制。
    原来，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省部分地方已经就此进行了试验。当时称为“村账镇管”或“联队会计”，90年代后期，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部分县区全面推行了“村账镇管”。广州市花都区便是实践、推广过程中的一个佼佼者。
    何谢带告诉记者，我省目前村一级集体资产达2000多亿元，其中80％集中在珠三角地区。花都区2006年底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结果也显示，全区村、社两级农村集体资产总额达61.82亿元，其中村级26.2亿元，社级35.62亿元。无疑，发达地区是抓农村财务管理的重点。
    “这笔巨款是广大农民多年来辛勤劳动积累的成果，是农村社会关注的焦点。”花都区农业局副局长朱天如郑重地说，“过去，收款不入账、设账外账等现象时有发生。虽然有些人受到法律的制裁，但集体的损失已无法挽回。”
    针对这些难题，花都区从1996年开始在一些镇试点进行“代理制”等管理机制和手段的创新，2002年开始在全区进行规范化。各镇成立农村会计管理服务中心，对各村进行资产清查后签订委托合同，村级账务移交到服务中心代理。
    2006年底，花都全区90％以上都实行了农村会计代理制，大部分经济社同时实行了出纳代理制。服务中心有6至8个工作人员，实行公开招聘，学历从中专生到研究生，多有一定的电脑、会计工作经验。每村仅留一位报账员。
    “另一个重要举措是推行基本账户制度和用款申报制度。”朱天如说，现在仅凭密码无法取款。用款申报制度，即大额用款必须先由村、社提交申请，镇主管部门进行审核，确定用途合理、民主讨论程序合法后才能提款。
    为了调动村、镇干部的积极性，该区还将财务管理纳入干部的考核体系，并与镇干部年终奖金、村干部报酬挂钩。
    新制度刚推行的时候，触犯到一些人的利益，有一个镇总无法落实，后来花都区纪委书记与镇长面对面“谈心”后，问题才解决。“对于管理者来说，审批权力越大越好，掌控的资金越多越好。但是，我们要保护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朱天如说。
农村财务管理迈向制度化
    至2006年底，我省实行村级会计委派（选聘）和代理制的镇、村分别达882和13626个，珠三角大部分市县已基本完成。
    我省其他地方是否也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农村财务管理制度？
    怀集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全县96万人口中有87万农村人口，农村财务管理难题同样困扰过这里的干部群众。如今这里已全面推行了“代理制”，并从今年1月起采用电脑记账。“以前曾流行一时的白条，现在行不通了。”该县农村财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异柱说，“上访人数、次数也明显下降。”
    为推进全省农村集体资产和财务管理工作的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广东省农业厅在全省选择10个县、100个镇、1000个村，实施农村集体资产和财务管理“十县百镇千村示范工程”。
    至2006年底，我省实行村级会计委派（选聘）和代理制的镇、村分别达882个和13626个，占镇总数的61.6％、村总数的65.9％，珠三角大部分市县已基本完成。目前全省实行财务公开和民主管理达到规范化的村为13420个。何谢带认为，广东的村集体财产比较安全。
    “在有条件的地方，我们还要推广农村会计电算化管理，促进其规范化。”何谢带介绍，我省目前已实行电算化的村有7652个，占总体的37.05％，其中佛山、东莞、中山三市已全部实现了农经电算化管理。实行电算化的账目一经确认不能再进行改动。
    记者从省农业厅了解到，全省集体财务达到规范化公开的村有13420个，占64.98％，利用电算化进行公开的村有4432个。很多村民认为，现在农村财务的透明和合理程度，的确比两年前大有改善，大家也不再怨声载道。
    “当然，还有一些人钻了空子，出账管理较好，但是进账不报账的情况还不能完全消灭，对此只能增强监督力度。”朱天如说。
合作社期盼独立财会制度
    随着经营活动的增加，社员弄明白钱如何分配、如何使用、怎样使用才合理科学的愿望更大了。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财务管理状况也曾令人担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最初这些组织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经营活动；二是财务管理意识比较淡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夏英这样认为。合作社成员财务知识的匮乏，也曾造成农村专业合作社财务状况混乱、缺少监管的景象。
    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活动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 要想取得长足发展，必须尽快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
    “我省一直以来都未建立针对专业合作社的财会制度，因为全国的专业合作社情况一样，相信国家财政部门即将制定的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可以为我省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保驾护航。”何谢带说，目前广东的合作社财会工作主要依据《会计法》和《公司法》进行。
    “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的说法，可以看出，政府对此非常重视。”乐昌市九峰镇镇长刘晓林说，现实确实需要一套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来保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长远发展。
    九峰镇拥有农业部的一个专业合作社试点，建立4年多来，已聚集了全镇的120户种植和流通大户，对本镇水果的流通起到了关键作用。“截至目前，因为合作社理财严谨，镇财政所、市农业局的指导也较为紧密，会员都很满意。当然，一旦出台了专门的财会制度，就更有保障了。”刘晓林解释。
     对此，社员杨韩生同样期待：“作为专业合作社的成员，看着合作社一天天壮大，我们越来越关心合作社的财务管理状况。以后随着经营活动的增加，社会弄明白钱如何分配、如何使用，怎样使用才合理、科学的愿望更大了。”

建设和谐社会，只有搭好预警系统这道“防火墙”，才能避免社会出现“亚健康”。
全社会监控“不和谐音”
    2006年4月的一天，陆河县河口镇新华村某石场的20多名民工正在作业，突然，山上一块大石头翻滚而下，正好砸向福建民工陈某。陈某大腿粉碎性骨折，不得不截肢。面对陈某的索赔，石场老板和包工头却相互推诿，眼看一场纷争在所难免。
    河口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当即召集当事三方，按照《民法通则》依法进行调解，及时维护了外来民工的合法权益，帮助受害者取得了应有的补偿。离开司法所时，受伤民工的亲友由衷地感谢处事公平、公正、合理、合法的人民调解员。
    记者走访全省几个地方发现，在山区县，山林、祖坟、土地承包、债务等方面的纠纷较为突出，而在工业发展较为迅速的县市，征地、劳务等纠纷不同程度地困扰着地方政府。
    不断产生的不和谐音，客观上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不但要准备好“灭火器”，更重要的是从长计议，拧紧“安全阀”，建立科学的预警系统。
“调”出一方平安
    开展人民调解活动是化解各类人民内部矛盾最有效的途径和最有效的办法。
    “河口镇是三县八镇的交界处，人口复杂，各种纷争很多。”在这里当了十几年司法所长的朱文年对此早已了然于胸，这位县“优秀人民调解员”，十多年来，调解过无数类似纠纷。
    两年前，朱文年搬进了他“一辈子都想不到”的新办公楼。两层新楼房，300多平方米，设置了所长室、干警办公室、调解庭、档案室和接访室，还有电脑、电话、传真机、打印机、复印机和司法警用摩托车。在陆河，拥有这样“家底”的司法所有4间，另外4间司法所办公楼也将在2007年底完工。
    “我们不但有房，还有人。”陆河县司法局局长廖仕达告诉记者，近年来，陆河各镇都从退伍安置人员中推选2至3名得力人员充实调解队伍，全县8个镇、一个林场共9个调委会现有专职调解员83名，127个村（居）调委会有调解员565名，768个村调解小组有调解员768人。
    陆河是个经济欠发达的扶贫开发重点县，为什么会在人民调解问题上投入这么多人力物力？面对疑惑，廖仕达认为，这是社会和谐的首道防线，如今，这个三级调解网络已成了县镇两级党政部门的“千里眼”“顺风耳”。人民调解员磨嘴皮，“磨”出了一方平安。2006年，陆河调解成功的纠纷达1319宗，成功率97％。
    据了解，广东近年来每年所调解的各种纠纷约14万件左右，成功率均在90%以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张德江在调研时曾感慨地说，构建和谐广东，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开展人民调解活动是化解各类人民内部矛盾最有效的途径和最有效的办法。
“访”出群众满意
    归根到底，信访的作用要通过帮群众解决问题来实现。
    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一有冤情，便习惯于向父母官“申冤”。全国范围内的一套信访体系，正是从制度上保证了老百姓的这种申诉权利。
    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发扬民主、体察民情、接受监督、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群众信访问题解决不好，既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也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在陆河县当了5年信访局长的林少坚摸索出了一条信访规律：对待群众信访，不能靠“顶”，不论有理无理，都不能扔给群众，有理的要交给党政部门落实解决，无理的要做好政策法规解释。
“目前从纵面看，我们有村一级的信访信息员、镇一级的信访员和县市信访局的领导干部；从横面看，人大、政协、纪委、公安等也有信访部门。应该说，信访信息报送制度和信息网络已比较完善，也让人满意。”林少坚认为，这个网络足够让党政部门了解社情，也足够让群众表达民意，“关键是，不能重信访、轻解决。归根到底，信访的作用要通过帮群众解决问题来实现。”
    自张德江书记2004年初提议建立广东省信访督查专员制度2年多来，共有11批95位新提拔的省直副厅级领导干部到省信访局担任信访督查专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第一至十批86位省信访督查专员，为群众办理来信2215件，办理函稿340件，接集体访844批次、个人访9806人次，督查督办案件2629宗，包案处理重大信访案件333宗，全部办结301宗。
“法”是最坚固防线
    法治社会的建设是更根本的解决方法。
    调解和上访无法解决问题时，群众该通过什么途径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调解失败，我们便会建议他们通过法律程序进行解决。如果法律知识不足又请不起律师，司法所将会帮其申请法律援助。”在廖仕达的心目中，法律手段和人民调解都是维护基层和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法治社会的建设是更根本的解决方法。”
    林少坚也认为，法治是保证信访工作有序有效进行的护身符和方向标。信访工作中，如果没有法的规范和约束，可能导致有关部门久拖不决、处置不力或轻率处理；同时，如果违法信访行为得不到相应法律的约束，也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上访、“闹访”“缠访”等不规范信访行为。“要引导群众用合理、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普法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廖仕达说。
    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是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十项民心工程”之一。多年来，广东在各地建立法律援助站，开展法律援助宣传，为弱势群众提供无偿法律援助。

 巨变中的佛山，随着第十二届省运会的圆满召开，在2006年底再一次引来世人的关注。近日，佛山市副市长杨晓光接受本刊专访，阐述佛山这几年来在建设现代化大城市过程中的探索和实践。
    《南方》：杨副市长，区划调整后，佛山城市规划建设面临哪些挑战，在城市发展方向上有哪些战略考虑？
    杨晓光：改革开放以来，佛山地区是珠三角经济总量大、综合实力强的地区之一，然而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佛山与珠三角其他城市一样，也面临着土地、劳动力、环境治理等成本提高以及城市竞争日趋激烈的多重挑战。在规划建设方面，由于区划分割，导致资源不能共享、规划无法统一、设施不能对接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影响到整体的和谐及社会全面进步。因此，区划调整后，如何构建一个资源充分整合、发展定位清晰、功能布局合理的现代化大城市，一直是佛山探索和实践的重点。
    在城市发展的战略考虑方面，最重要的就是高度重视规划在城市建设发展中的引领作用。省委常委、时任佛山市委书记的黄龙云曾经指出，“规划是我们最重要的领导方式之一。”三年来，我们编制了100多项大中型规划。在具体的城市发展方向上，我们确定了走组团城市的发展道路，建设“2+5”组团的城市发展战略。这些规划以及“2+5”组团城市的发展战略，可以保证持续发挥各地区已有的经济活力，最有效地整合利用空间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南方》：在这一轮的规划建设中是如何将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努力推进和谐佛山建设的？
杨晓光：“科学发展观”是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在这一轮的城市规划建设中，市委市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富裕和谐佛山为目标，结合佛山发展的实际情况，全面贯彻“五个统筹”，努力推动佛山地区由“快速城市化”向“健康城市化”转变，由注重“数量的增长”到关注“质量的提升”。
    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同城生活，同城便利，同城发展”的目标，通过这几年的努力，我们在整合资源、区域统筹、城乡协调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特别是一批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市政设施的建设，弥补了历史欠账，实实在在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目前，佛山已初步呈现出组团城市格局和现代化大城市雏形，为进一步推进建设产业强市、文化名城和现代化大城市的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建设富裕和谐佛山”是一个总体目标的话，那么“同城生活，同城便利，同城发展”则是针对佛山区划调整后整合发展的实际要求、审时度势提出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性目标。现在市民可以切身感受到现代化大城市建设所带来的便利和实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跨区域择业，跨区域购房，更大范围地选择医疗、教育等服务设施，五区市民享受相同的权利，和谐程度加深，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
    《南方》：我们注意到，您多次提到“整合”发展，这是否意味着佛山未来的发展思路和方向属于内敛型？
    杨晓光：我认为 “整合”发展主要是整合城市现有的空间资源，促进要素合理流动与集聚，提升城市凝聚力和竞争力。“整合”确实是我们这几年来的主要任务，省委常委黄龙云曾多次指出，“经济无界，城市有形；行政有边，生活无量”，我们着力于优化功能布局，集约土地利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等工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佛山只注意自身内部的整合完善，实际上，我们也非常重视佛山在区域中的定位。作为泛珠三角核心地区，佛山既是广佛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珠三角向西部地区辐射的“桥头堡”，佛山正在加紧各项规划的编制，扎实推进广佛两市交通系统的“无缝”对接，以实现与广州优势互补错位协调发展；同时加快构建科学的高速、快速路系统，积极融入珠三角道路系统中，加强和周边城市的联系，发挥对西部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可以预期，佛山将在未来的区域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南方》：作为区划调整后第一位主管城建的副市长，能否请您用一句话描绘佛山未来图景？
杨晓光：我愿佛山永远兴旺发达，她将是一片创业者挥洒激情的沃土，是市民享受生活的乐园，她将朝着富裕和谐的现代化大城市不断迈进。□
 

 公元2006年11月，注定要载入佛山的发展历史，写入佛山人的记忆：这个月，第十二届广东省运动会如期在佛山成功召开；全长近百公里的“一环”快速干线全线通车，现代化大城市雏形初现。
    一个圆满的环形，牵引着人们的想象：整合、凝聚、和谐、力量、希望……城市地理新格局，正在改变和塑造着佛山的经济社会新格局，催生一座居住、创业两相宜的和谐新城。
以人为本，规划先行
    市民感言：我的家，就在一环边上。我在南海小塘住了45年，20年前，从小塘去禅城，要借道大沥，来回一趟至少五六个钟头。1993年修建了丹桂路，外出行程大大缩短了。但随着私人小汽车的不断增加，双向四车道的道路一下子显得很拥堵。一环开通后，从小塘去禅城、顺德，只要二三十分钟，区域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潘侣生，南海区小塘方志办工作人员）
    佛山城市格局的巨大变化，肇始于2002年。当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决定，佛山市实施行政区划调整，改为一市辖五区，迎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大变局。
    然而，整合绝非易事。对于高速成长的城市来说，选择适当的发展模式至关重要。佛山城市发展的方向何在？
    “规划是我们最重要的领导方式之一。”广东省委常委、时任佛山市委书记的黄龙云这样说。佛山人意识到，规划是城市的灵魂，规划决定城市发展的水平、速度和质量。因此，规划先行，坚持以规划统领城市建设，成为区划整合后佛山建设的破题之作。
    规划要有科学精神和前瞻思维。2003年7月，佛山市规划局挂牌，根据市委、市政府的战略部署，担负起高标准、高起点、高水平地编制全市战略性、全局性、区域性、专项性的城市规划的重任。这一年，被人们称为佛山的“规划年”。
    科学定位是科学规划的前提。一座城市能有多大作为，取决于对城市在区域内功能的认知，取决于对自己与周边城市关系的科学判断，取决于良好的大局观。“着眼于建设全省第三大城市、有机地跟整个珠江三角洲的都市群衔接，同时跟西部的江门、北部的肇庆一道，形成一个开放、交融的都市圈，佛山确立了’建设产业强市、文化名城、现代化大城市与富裕和谐佛山’的城市发展目标。”佛山市规划局局长柳玉斌介绍说。
    规划绝非纸上谈兵，图纸上的一条线、一个点的背后，都可能牵涉到市民的切身利益。因此，每项规划的出台，都广泛征求市民意见，反复论证后才敲定最终方案。“拿’一环’来说，建有11座人行天桥，33个下穿通道，加上现有的立交和跨线桥，共有110多处行人穿越设施，以保障群众行路过街的方便。”佛山市规划局总规划师周霞告诉记者。
    以“行政有边，经济无界；城市有形，生活无量”为取向，佛山不断细化对未来的构想。3年来，佛山市详细规划了经济建设、环保、科技、教育等10个方面100多个项目，计划投入1900多亿元。一批跨区跨界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包括“一环”、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等得以逐渐由规划图纸走进人们的现实生活。
创新理念，“2+5”组团发展
    市民感言：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市容市貌日新月异。我喜欢这个城市，我的职业能让我每天都能看到她的变化。（吴惠萍，佛山公交111路的司机）
    “推进现代化大城市建设的征程上，切实加强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是我们所面临的突出课题。”原佛山市常务副市长、刚刚担任佛山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的陈云贤说，当前思考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怎样传承历史、开拓未来，让佛山在“2+5”组团式城市中得到健康发展。
    2003年6月，佛山市第九次党代会做出了建设“2＋5”组团式城市的战略决策：佛山将建设两个百万人口、五个30万至50万人口城区的组团式大城市新格局。这是佛山结合发展现状和城市未来发展需要做出的科学决策。
    黄龙云明确指出：“组团不连成一体，就没有希望。”组团式城市，并非把城市或居民简单合并与集中，那只是形式上的组团，实质上的“诸侯割据”。专家们提出，组团城市可有效避免一般大城市可能出现的交通拥堵等弊端，组团之间由快速、便捷的道路连接，可以更好地发挥集聚加和效应。
    这就要求作为一个城市整体的基础设施的完备。就在“一环”开工后仅仅两天，佛山全面推动交通干线路网、城际快速轨道交通、生态环保、能源、水利、现代化组团式城市建设、工业园区、信息化、科教文卫、省运会场馆等十大工程，迈出了从中等城市向现代化大城市跨越的实质性步伐。
    3年后的今天，随着佛山大道等16项交通工程的竣工通车，一批城市大型枢纽性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使用，人流、物流的布局得到重新优化，“2+5”城市群逐渐隆起，并且日益抱成一团。
    “随着佛山大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整合和区域行政的淡化，全城人民共同享受公交、供水、燃气等七大城市公共资源正成为现实。”佛山市建设局局长黄华汉说。城市组团建设，正深刻改变着佛山的城市规模、结构和面貌。
    城市组团发展，将形成多元化区域中心，这种模式摆脱了“摊大饼”的传统城市发展模式，包容性比较大。它把城市的多个功能分解后放在多个区域中心里，减轻了中心城市单一中心不堪承载的负担。
初步奠定生态城市格局
    市民感言：你看，河水是浅绿色的，不时还能看见小鱼跳出水面，以前这河可是又黑又臭。（李伯，汾江边上的老住户）
    “环境建设要适度超前。”这是佛山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上的慎重选择。以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和全面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为契机，投入过百亿元改善环境，在组团式城市之间建设绿化生态廊道，治理大气污染、内河涌和珠江……一系列举措，使城市绿化水平明显提高，初步奠定了生态城市格局。
    近几年来，佛山直接投入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资金达15亿元，建成区绿地面积累计4394.83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及绿地率分别达到37.1%和34.6%，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11.8平方米。近两年来，全市五区城镇河涌整治全面启动，目前已完成了17条内河的整治。创建国家卫生镇10个、省卫生镇20个、省卫生村313个、省级生态示范区（镇、园、村）35个。
    佛山找准切入点，把加强生活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作为环境整治的重头戏。截至目前，全市共新建和扩建污水处理厂18座，全市中心城区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已经达到100%，极大地改善了城市面貌和环境。
    “佛山的’创模’是实实在在的，做了大量的工作，体现了’创模’重在过程，重在群众。” 今年8月，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如此评价。
发展提速，提升区域竞争力
    市民感言：这里不仅交通四通八达，而且还有很活跃的商贸氛围。去年第一次来考察时，我就毫不犹豫地定下了这个商铺。我们已经跟广州、佛山、肇庆、广西等地的客商建立了联系，生意额比我们预想的超出了一倍，所以打算在市场内再开多一间铺。（邓先明，中建博美五金材料市场商户）
    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互为支撑。如今，汽配、物流等产业已经成为佛山新支柱，以制造业为支撑，会展、商贸、物流等现代服务业迅猛提速，逾3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佛山，佛山日益成为投资创业者的首选之地。
    “’一环’的建成，形成了广佛都市圈重要的交通纽带和经济走廊。而通过对两侧各1公里的规划控制，沿线地区的发展将朝着合理有序的方向迈进。” 佛山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交通局局长卢立湃这样评价“一环”的意义。
    据透露，佛山与广州道路的55个对接口规划控制与建设，已经紧锣密鼓地进行，不久两城交通将可真正实现“无缝对接”，外地人甚至很难分清哪里是佛山，哪里是广州。交通大融合必将促进经济的大融合，从整体上提升广佛都市圈的区域综合竞争力。两地间的生产要素流通更加畅通，实现更便利的资源共享，促进两地间产业互补对接。
    佛山科技学院经管学院金融系副教授陆明祥认为，佛山轻加工制造业发达，广州重化工业基础好、成长快，两者互有优势。广佛都市圈建设由交通一体化合作逐步向商贸流通、旅游合作、产业合作等方面扩展延伸，市场互通、产业互补、机制互动、资源互享、环境互保，这是广佛合作可以预期的未来。□

本刊从广东省委组织部获悉，截至记者发稿时止，全省已完成乡镇党委换届选举任务的乡镇1140个，占需换届乡镇数的97.6％，已完成乡镇人大换届选举1024个，占需换届乡镇总数的88.7%。我省乡镇领导班子换届选举工作进展顺利，本次选举换届工作已基本完成。
    我省现有乡镇1180个，需在本次进行换届的乡镇党委共1168个、人大1154个，广州、珠海、佛山、汕头、韶关、梅州、惠州、汕尾、江门、阳江、湛江、茂名、肇庆、潮州、揭阳、云浮等16个市已全部完成乡镇党委及人大换届选举任务，河源、东莞、清远等3个市已完成部分乡镇换届选举，不带县的中山市乡镇换届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到12月底全面完成。前段时间，各地在乡镇换届选举中结合本地实际，采取有效措施，稳步推进了乡镇换届工作。
亮点扫描
    党政正职——突出德才兼备、突出群众公认、突出基层经验
    全省各地把选好配强党政一把手，作为搞好乡镇换届选举的重点，突出德才兼备、突出群众公认、突出基层经验。同时，注重选拔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优秀年轻干部和女干部，放到党政正职的位置。如广州市通过严格把关，产生的新一届领导班子66名党政正职中具有研究生学历22名，35岁左右的16名，女书记、镇长共5名；德庆县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推进改革，实行公开推荐选拔乡镇党委书记和镇长人选，共推荐出6名镇党委书记和6名镇长候选人。
干部交流——已交流干部3549人
    全省各地按照有利于加强乡镇工作、有利于培养锻炼干部、有利于提高领导班子整体素质、有利于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积极推进干部交流工作。如佛山市率先打破地域界限，统筹全市干部资源，积极稳妥地推进市（区）部门与镇街、镇街与镇街之间的干部交流。在这次换届的新一届镇街党委领导班子成员中，共交流了86名干部，占班子成员总数的24％，其中市（区）部门下派44名，镇街之间交流42名，从而进一步优化了干部资源配置，增强了班子的整体功能。据统计，目前全省共交流干部3549人。
党委副书记——已妥善安排1214名乡镇党委副书记
    减少乡镇党委副书记职数，是这次乡镇换届选举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妥善安排好乡镇党委副书记，是保证这次乡镇换届选举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各地坚持以人为本，积极创造条件，通过到县直部门任职、改任副乡镇长或党委委员、改任非领导职务等途径予以安排。截至目前，在完成党委换届任务的乡镇中，已妥善安排了1214名乡镇党委副书记。□

三句硬话
·从“发展速度”到“老百姓权益”
    2005年岁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张德江就征地建设说了三句振奋人心的“硬话”，这“三句硬话”与他在今年8月关于落实环保规划的“三句硬话”之所以流行开来，源于硬话强调了一个硬道理——保障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必须放在首位。
    对广东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转身。过去单纯追求GDP和财政收入高增长、工程项目可以“先上车后补票”的举动将不再为继，两相权衡，“发展速度”必须让位于“老百姓权益”。省领导说硬话，就是下大决心，要让执政为民的理念落地。这一努力，在今年出台的各项政策中都有所体现，其变化轨迹清晰可见。
    见证：2006年1月24日，省国土资源厅研究制定了全省各地的征地补偿保护标准。今后，征地补偿款凡是低于保护标准的，坚决不予受理建设用地报批件。1月25日，旨在保护被征地农民和城镇被拆迁居民合法权益的《广东省加强建设工程项目开工管理若干规定》印发。
新考核指标
·从速度到效益
    什么是政绩？从年初全国两会，广东代表热议“社会稳定也是政绩”，到8月4日，“效益深圳”统计指标体系正式实施，重构政绩考核指标成为了今年工作的看点。
    新建一套考核指标体系，不仅仅是简单地改变统计方法，还需要诠释新的执政理念，并将其具体化，为执政行为提供风向标。为当前计，为长远谋，2006年科学考核指标破冰前行，告别“唯GDP论”，各项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指标应运而生，从单纯的经济指标转向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种类、多层次的评价体系已现雏形，其中能耗、民生、稳定等等成为了新体系的常见词。
    见证：2006年8月4日，“效益深圳”统计指标体系的实施，实现了从“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的转型。10月20日，《中共广东省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规定，制订平安建设考核标准，实行经济发展和维稳工作“两张报表”月报制度。
法律权威
·从权治到法治
    3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张德江同志专访《在全社会树立法律权威》，提出推进依法治省，广东要走在全国前列。“法律权威”一词越来越耳熟能详。
    权威就是影响力，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形成了以人治为主导的法律思想传统，无论是社会管理者还是普通民众，都习惯把权力视为最高权威。尽管“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共识已经形成，但法律的影响力仍亟待深入人心。法是惟一的权威，权力、道德、习俗等调整手段或其他社会规范不得冲击或代替法律。如今，这体现到了广东处理欠薪、环保、上访等诸多问题中，法律权威与日俱增。
    见证：今年年初，深圳市8名恶意拖欠员工工资者被以涉嫌经济犯罪刑事拘留，这在建国以来尚属首例。10月24日，从2006年全省打击违法排污行为，保障环境安全专项行动情况通报会上传来消息，4名责任人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2名责任人被判有期徒刑。
幸福指数
·从增长指标到和谐指标
    幸福指数之所以能成为今年最受关注的词语之一，源于国家统计局。他们认为，人均GDP等硬指标已经无法反映人们的精神需求，因此，即将推出一些软指标，即“幸福指数”等。
    尽管目前关于幸福指数的测量标准在学界和各级政府中争议不断，但将实现大众幸福作为一种政策追求，其现实意义不容忽视。幸福指数的内在含义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具有高度一致性，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提升人们的主观生活质量，原本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这一指数可以弥补原来GDP指标的不足，用以衡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和谐发展。
    见证：去年底，深圳市政府委托深圳市社科院制定的一套文明创建工作评价体系中包括“幸福指数”。如今，这套指数已经提交给市政府，作为评价社会和谐程度的参考依据。近日，广州市花都区首次将“幸福指数”写进党代会报告。
群众满意度
·从“惟上”到“惟民”
    先进性教育“要以整改成效取信于民，确保群众满意”。如今，“群众满意度”不仅成为先进性教育，也成为广东政坛最热的用语之一。
    从古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告诫，到今天“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要求，都强调了同一个重点——民心。这要求执政者，把群众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标准，处理好“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关系。群众才是党和政府工作优劣的真正考官，这一指导思想正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干部选拔、行风评议、开门立法等各项政治生活中。
见证：今年世界环境日，省环保局透露，2006年，环保责任考核办法进行多项改革，其中重要一项就是增加“群众满意率”指标。今年下半年，广东启动市县乡党委换届，明确提出，选拔干部要看群众满意度。
新闻发言人制度
·从消极回避到主动发布
    今年6月5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通知指出，省政府、各地级以上市政府和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将全面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一举措因被誉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实质性突破”而备受关注。
    早在1999年，广东省政府以“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情况介绍会”的形式，定期向境内外媒体发布广东社会经济发展最新信息，成为了国内最早正式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省份之一。从习惯于对新闻记者说“无可奉告”到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这一历程表明：政府信息公布透明化、制度化成为大势所趋。全面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善待媒体，善用媒体，才能充分保障民众的知情权。
    见证：4月25日，东莞市政府定期新闻发布制度正式实施，市公安局举行的首场新闻发布会披露了今年全市公安系统的“十二项改革”。10月23日，广东省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和各地级以上市政府的“新闻官”参加广东省新闻发言人培训班，齐学“发言”。
八荣八耻
·从发展观到荣辱观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发表以后，在广东掀起了“知荣明耻”的社会风潮，一个古老话题在先行一步的经济大省被赋予了时代生命。
    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彰显了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必要性。事实证明，没有健康的社会风气，没有良好的道德水准，经济发展速度再快，一个地区的综合实力也难以强大。“八荣八耻”涵盖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容，是中国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为公民道德建设树起了新的标杆，也成为检验干部品格的时代标准。从科学发展观到社会主义荣辱观，我们看到一种新的思想体系正在形成。
    见证：2006年去世的深圳歌手丛飞，生前公益演出300多场，无私捐助失学儿童和残疾人146人，认养孤儿32人，捐助金额超过300万元，是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杰出典范。2006年7月8日，广东公务员面试以“八荣八耻”命题。
新知青
·从城市到农村
    6月，从全省机关企事业单位选派的1000名大学生奔赴农村，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或村委会主任助理。他们与之前或之后“跳”进农门的城市知识青年一起，被称为“新知青”。
    40年前的知青下乡，对大多数人来说还不陌生，一股政治力量把知识青年放归大地，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今天，“知青下乡”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它展示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阶段性地离开城市，主动到农村基层服务的新风尚。正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正是干事创业好时机，政府出台各种政策，鼓励大学生来到农村，显然是培养人才和建设农村的双赢选择。 
    见证：今年，省委出台规定，凡从高校毕业生中新录用进公务员队伍的年轻干部，都将安排到基层单位挂职锻炼。4月，广东正式推行农村师资教育硕士工作，从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具有免试推荐硕士生资格的高校中，选拔一批应届本科毕业生，到省内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农村中学支教5年，同时被免试录取，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
 

他是中国警犬界闻名遐迩的“警犬教父”，他是清远全市警犬的“最高统帅”，他立功无数、荣誉满身……他最希望得到的又是什么？
    初见王祖勉，清远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这位训犬侦察员刚从警犬基地赶回来，他身穿一件白色针织旧T恤，黑色裤子下是一双沾满泥土的白色休闲鞋，腰束的旧皮带皮面已斑驳陆离。怎么看，记者也觉得对方不像是一个屡立奇功的神勇刑警。
    54岁的王祖勉身材略显瘦小，加上一场重病，不穿警服时，看上去几乎与当地农民无异。不要说记者自己了，当这位神探牵着警犬出现在破案现场时，不止一次被围观的群众认为是个来帮忙的普通百姓。
    王祖勉，全国劳动模范，第二届全国“我最喜爱的十大人民警察”的广东候选人之一，刚刚又获得“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在28年的从警生涯中，这个神勇刑警，带着神勇警犬协助破案922起，仅2000年就破案98起。警徽警服下，分明神勇汉子。
“警犬神威，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听说北京参选的是位’博士警察’，会好几国语言呢。” 有一天在路上，清远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黄琳绣撞见两个正在议论“我最喜爱的十大人民警察”评选活动的干警，这边话音刚落，那边就答上了：“我们老王更不简单，懂九（狗）国语言！”粤语中，“九”“狗”谐音，闻者不禁莞尔。
    会狗语、带狗军，王祖勉谈起自己破过的案，喜欢粗线条地一句带过，远不及谈他的爱犬，无论年龄、身高还是个性特点都一清二楚。“警犬神威，三天三夜都讲不完”，说这话时，他神采飞扬。
    王祖勉，这位中国警犬界闻名遐迩的“警犬教父”，曾经亲手驯导出三条有名的工作犬：在部队时训导的红虎，全军军犬破案第一名；转业到公安机关后训导的小龙，破案数量全省名列第一，获得全省警犬追踪比赛第一名；南虎，获得全省鉴别破案第二名。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每当大案要案发生，技艺超凡的神勇警犬，总是令犯罪分子闻风丧胆。去年3月19日，清新县太平镇发生一起绑架杀人案，王祖勉领着他的部下——三条警犬飞赴现场。在那片山林中，给警犬闻过犯罪嫌疑人留下的气味后，警犬山鹰显得十分兴奋，不断搜寻，不久就直扑离树林不到100米处的草房，发现了这起谋杀案的第二现场，协助抓获了凶残而又狡猾的犯罪嫌疑人。
    随着一系列重大案件的侦破，王祖勉渐渐声名远扬。2006年，他更是受到公安部的专门邀请，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国首届工作犬协会”成立大会。记者来到清远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警犬训练基地，见到不起眼的饭堂墙上，所挂牌子赫然写着——中国工作犬管理协会会员单位。中国工作犬管理协会，是目前我国警犬训练管理中的最高机构。
    其实，王祖勉在行内的名气一直很响。广东省公安厅设立警犬破案竞赛以来，他一直是三名评委之一。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他在部队训导的军犬，已是战功显赫。只不过，他性格内向，为人低调，所得荣誉，极少向人提及。警犬训导成功的喜悦，让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训犬的研究和实践中。
“让我离开警犬，比死更可怕”
    从警28年来，徒弟换了一批又一批，只有王祖勉一个人还在坚守。如果不是因为一场重病，54岁的他，应该仍天天在基地与警犬一同摸爬滚打。
    徒弟司伟超告诉记者，两年前他从沈阳刑警学院毕业抵达清远市公安局跟王祖勉学艺的第一天，师傅正躺在广州的医院里接受脸部肿瘤的第三次手术。他清晰地记得几天后自己突然见到师傅的情景：脸上还缠着一层又一层白纱布，只留一只眼睛，独自大老远地跑回来了，还带上了刚采购的犬用饲料和训练器材。
    “老王不可能扔开他的工作。” 副支队长黄琳绣说。王祖勉悄悄离开医院病房那天，脸部刚刚拆线。他右眼下角的恶性肿瘤，已有好几年了，从“米粒大”到“鸡蛋形”，体重也从160多斤降到100斤，他就是不理不睬。局领导和支队领导下命令了，他才磨磨蹭蹭答应去医院看看。一看，不得了，肿瘤，还是恶性。医生强调，要靠化疗去掉右眼的瘤根才能根治。他坚决不干，化疗会让他失去右眼并严重伤害脑部神经，以后还怎么训犬？
    医院只好采取保守性疗法，边给王祖勉做局部手术，边让他服中药以抑制病情的恶化。 “这几年来，他与往常没有两样，仍然坚持每天赶到10公里外的警犬基地，带领其他训导员到野外布点训练。”当了多年刑警的黄琳绣说起来敬佩不已。
    “让我离开警犬，比死更可怕。”王祖勉在一旁插话。
    司伟超继续介绍道，驯犬工作不仅要有超常的体力，还需要具备专业技术和负重精神。每天天未亮就要带着警犬到野外训练。野外训练时，为了做好每一个追踪项目的训练，师傅王祖勉无不跋山涉水，走街串巷。布置每一个嗅源或遗留物品时，常常是警犬跑5公里，驯犬员跑10公里，腰酸背痛、被杂草荆棘划破皮肉是常有的事。50多岁了，他带着一群年轻人一起奔跑，不但没有说一句累，还乐在其中。
    几年来，王祖勉的三次肿瘤切除手术都是7天就出院。其实，他并不是没有时间住院，每一次手术前，局里和支队领导都给他批了“大假”：安心治病，痊愈再回来。回来时，领导一再下命令，“不要天天跑警犬基地了！”该命令实际上不能生效，这次记者欲采访他，他又是从警犬基地摸黑赶回来的。
    希望王祖勉的身体能够康复，医院目前还在做他的工作，“恶性肿瘤只有化疗，才能起到比较好的疗效，全世界的医院都是这样治病的！”可是，他仍固执地认为，“如果因为化疗变成瞎子进而影响到脑子，活着也没有意思。况且，没有人比自己更了解自己了，你们看，这几年我不是活得好好的，而且越活越健康吗？”
“我是警察，不能赚这个钱……”
    在王祖勉家的客厅里，蹲着一只与真警犬同样大小的警犬瓷雕。它，耳朵直直朝前耸起，眼睛如亮剑出鞘般发出一道寒光……相看两不厌，王祖勉的这一生，已不可以须臾缺少警犬。
    王祖勉的爱犬之心，妻子最能体会。有一天，一家子正在吃晚饭，警犬基地打来电话说有只警犬突然发病，丈夫二话没说立刻放下饭碗赶过去。夜已入深，妻子感觉身体不适，于是打电话给丈夫，丈夫却说还走不开，让妻子自己想办法去医院。“他心里只有警犬。”妻子对他太了解了。
    多年来，王祖勉从不因为自家事误了养犬工作，倒是经常因为警犬，忽视了家庭。妻子12年前下岗在家，且体弱多病，两个儿女读书也需要一大笔费用，加上他三次手术近20万元的医疗费、每月两三千元的检查费和药费，全家经济甚为困顿。为此，刑警支队的很多同事都主动借钱给王祖勉，“我们都佩服、爱戴老王，才会这么做。”
    这几年，王祖勉陆续得到各级部门所颁发的一些荣誉。除了获奖证章、证书，还会有一些奖金。所有这些奖金，一旦到手，就全用来还债了。
    实际上，王祖勉并非没有发财的机会。因为名声在外，不少大款和专业养狗公司想请老王给其兼职指导。一个老板从香港专程来清远，开出10万元的月薪，他没有答应；清远一个企业家许诺他6万元月薪，他也拒绝了。
    每当有人问王祖勉，为什么不抓住机会，为拮据的家多增加收入？这个朴实的老警察总是腼腆地说，“我是警察，不能赚这个钱，还是干公安好！”对此，黄琳绣十分感慨：“业精于勤而又踏实勤勉，我们的队伍就是由好多这样的优秀民警所组成的。”
    1978年从部队转业的王祖勉，对公安工作有着执著的感情和原则。生病后，他把自己20多年来训导警犬的技术和经验心得写成了两本辅导教材。这些“狗经”，王祖勉表明只给“自己人”使用，对公安系统之外全部保密。问起原因，他还是那句：“我是警察，不能为私人服务。”
    在清远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警犬基地，大伙都叫王祖勉“王队”。多少年来，这位全市警犬的“最高统帅”，这位立功无数、荣誉满身的神勇刑警，其实只是一名无官无职的普通警察——直到今年，54岁的他，才由副科级提为正科级。
    对王祖勉来说，荣誉级别什么的，其实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能让他与心爱的警犬每天做伴，只要能让他不断训练出为维护社会治安和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屡建奇功的神勇警犬，那比给他什么奖赏都高兴。□

本期嘉宾
朱香山：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当代检察官》总编辑
朱永平：广州市人大代表、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主任
杨仕煌：徐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直工委书记
    本刊今年第7期《捐赠款疑云》一文围绕文建茂一案，剖析了“捐款能否抵扣受贿数额”这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时隔不久，话题非但没有沉寂，还由于上海市的一条“政策意见”，引来更多关注。
    据《法制早报》报道，近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以《研讨会纪要》形式下发的“商业贿赂犯罪法律适用”政策意见明确指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私自将财物用于公务支出的，一般应当依法认定相应的受贿犯罪，可以酌情从宽处罚。
    贿款公用是否可从宽发落？事实上仍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
焦点1
“贿款公用”该不该量刑从宽
◆  正方：危害性较小，可予以适当从宽
◆  反方：危害性巨大，不属从宽处理“酌定情节”
    朱永平：我认为“贿款公用”可以从宽。这是因为同一性质的犯罪，由于犯罪情节的差别，其社会危害程度也必然有所区别，因而应受到的刑事处罚也有轻重之分。所以，假使某位贪官虽已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但又将其用于公务支出，故社会危害程度相应降低。因此，在“贿款公用”仍定性为受贿犯罪的情况下，我赞成可以适当从宽发落。
    朱香山：“贿款公用该不该从宽发落”，在法律上属于量刑情节范畴。量刑情节，是指在某种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前提下，人民法院对犯罪人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的，据此决定量刑轻重或者免除刑事处罚的各种情况，包括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显然“贿款公用可以从宽”不属于法定情节，因为在《刑法》总则和分则里，均没有类似规定条款。那么，能否将“贿款公用”作为从宽处理的酌定情节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其带来的社会危害性很大。
    杨仕煌：我赞同朱香山的观点，“贿款公用可从宽”带来的社会危害起码有三个方面：第一，可能留下“贪污并不可怕，公用即可从宽”的印象，成为官员贪污受贿的借口。其次，贿款公用从宽处理，容易促使贿款合法化，变相成为“洗黑钱”的一种方式，为贪官提供了一根“救命稻草”，助长贪污受贿之风。第三，法治的要义之一，在于法律的普适性和稳定性。实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也就是说，行为人即使处于实现“公务支出”的目的，也不能进行受贿犯罪。由于目前尚无一部法律规定“贿款用于公务可从宽处罚”，所以很容易出现起诉、判案时不严格依据法律条文而人为造法，导致法治原则被“人治”取代。
焦点2
“贿款公用从宽发落”风从哪来
◆  行为人主观愿望
◆  对贪官量刑不够规范
◆  某些案例的误导
    朱永平：出现“贿款公用从宽发落”的呼声，主要是从行为人主观的角度予以考虑的。一般认为，受贿人即使收了款，但因其已用于公务支出，自己并未受益，由此而可见行为人主观上并非存在真正的贪念，故对其处罚相应减轻也是应当的。
    不过前提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犯罪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一旦完备了构成犯罪的所有条件，犯罪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成立。至于在成立以后，犯罪行为人怎么做，已经不能改变其犯罪的性质，只能考虑在某些量刑情节上予以减轻。
     杨仕煌：在当前反腐倡廉工作中，对贪污受贿官员的定罪量刑上有不同的标准，从严与从宽的尺度不很规范与科学，导致某些人认为有空子可钻。“贿款公用从宽发落”理论即是钻空子的表现之一。持赞同意见者认为，这是收缴不合法财产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显示了受贿者认罪态度与行为，应予从宽处理。但我们应该看到“贿款公用”是“马后炮”的事实。
    朱香山：应该说，出现“贿款公用可以量刑从宽”的呼声，与一些案例的误导不无关系。最先找到这根救命稻草的是湖南省临湘市原副市长余斌。2004年，余斌被检察机关指控受贿22万多元，在法庭审理阶段，余斌辩称其中的10余万元已用于扶贫帮困，后被判处缓刑；湖南新田县教育局原局长文建茂紧随其后，也以受贿款中有34000元用于公务开支为由辩护，同样获得缓刑。这两个案例一出，贪官无不拍手称快，而对法律人来说，不能不说是悲哀。“贿款公用可以量刑从宽”一旦成立，是对法律的无情践踏。
焦点3
贿款公用算得上另类“清官”吗
◆  将导致司法量刑更加复杂
◆  这是官场的畸形现象
◆  应当抵制受贿行为本身
    朱香山：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理由有二：首先是放松了对受贿罪的打击，在这种错误观点引导下，使部分贪官“逃罪有方”；其次，贿款是否真的用于正途很难判断，也很难证明，因为金钱是一种同类物，不是特定物，就算其确有公务消费，但并不能证明这笔款就是受贿款。如果贿款公用可以从宽发落，将势必让司法量刑更加复杂，为司法审判附加了更多可操纵的人为因素。对于被迫受贿，或无法推掉的贿赂，党纪亦有规定，就是必须立即交回单位纪检部门处理，被迫受贿也不是从宽理由。
    杨仕煌：所谓“另类”清官，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在现实社会中，也形形色色，不乏其人，这种情况曾博得民众的同情与默认，可能影响到司法审判过程中的定罪与量刑。然而，这类人的出现，并不是一种清正廉明的表现，而是官场畸形发展的结果，这种“另类”一旦取代正统，官场必将滑向一种不可自拔的境地。试想，表面上“清官”遍地，实际上腐败盛行，这样的社会正常吗？这样的政治清明吗？
    朱永平：受贿行为历来是我们国家严厉打击的犯罪行为。受贿的性质不单包括受贿人获得不当利益，它还严重侵害了国家机关廉洁性和社会公平性。故无论所收的受贿款如何使用，对受贿这种行为均应当进行抵制。
焦点4
“从宽处罚”与反腐是否矛盾
◆正方：不矛盾，可以给犯罪人悔罪和弥补的机会
◆反方：矛盾，反腐要“收紧口袋”，查处皆严
    朱永平：并不矛盾。任何腐败行为均是我国法律重点打击的对象，但我国刑罚的最终目的是预防犯罪，在犯罪已经发生后，如果行为人做出了一些减轻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在适用刑罚处罚时还是应当将这些行为考虑在内。这也是给犯罪人一个悔罪和弥补的机会，可以更好地实现刑法的作用。
    杨仕煌：事实上，两者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反腐工作要以铁的手腕严查，从宽处罚必然会降低反腐的力度。一些地方作出从宽处理的规定，值得商榷。正如《南方》杂志一篇文章指出的那样：从我国的法律体系看，对商业贿赂问题除了法律定义的疏漏以外，还存在着关于商业贿赂的法律条文过于分散，立法层次不高，导致在实践中反商业贿赂虽貌似严厉而实则效果不彰等缺陷。因此，当今对腐败现象及犯罪行为的惩治与打击还有待完善和加强，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从宽处理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也是与反腐工作相矛盾的。
    朱香山：“不审时度势，则宽严皆误”，在全国上下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腐败现象的存在无疑是危害社会、损害党政机关形象、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不和谐因素。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加大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持“贿款公用可以从宽发落”的观点，不仅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是有百害无一利。据了解，许多西方国家为了强化对职务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力度，不断“收紧口袋”，以“零容忍度”来对待职务犯罪。□  

“大病看不了，小病看不着”，乡镇卫生院的窘境如何纾解农民看病难？

    “你们去镇里的卫生院看病么？”面对记者的发问，老乡多是摇头。
揭西县良田乡陈爱娇的回答代表了大多数农民的想法：“感冒咳嗽到村里赤脚医生那里看，便宜啊！病重了，就奔县城省城的大医院。”
    事实上，乡镇卫生院面临着“大病看不了，小病看不着”的“抽空”窘境。作为三级医疗网络中农村基层的非盈利性医疗机构，原本肩负着医疗卫生、健康教育、计划生育、预防保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等重要使命的乡镇卫生院，已经处于夹缝生存的尴尬境地。
物资源短缺是事实
    9月14日，记者走进阳春市陂面镇卫生院。
    该院有小楼两栋，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有X光机、B超、生化机、洗胃机、胎心监护仪各一台，及一般手术设备，但一些设备已经老化不能使用。门诊有几名病人在看病，8张铺着白色床单的病床，空空如也。据该院院长蔡爱尤介绍，来这里住院的病人寥寥无几。
    记者在粤西、粤北贫困山区的一些乡镇卫生院看到，有的只有一处院落，一排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破旧房舍，地皮斑驳，墙壁开裂。
    事实上，大多数乡镇卫生院的现状都不容乐观。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粤西一些县市尚有少数乡镇卫生院无能力配备B超、心电图、血球计数仪、尿十项分析仪、脑电图、洗胃机等最基本的医疗设备；部分卫生院也仅能开展三大常规检验，而且存在医疗设备陈旧过期、超负荷使用的情况。
    去年，阳春全市乡镇卫生院有13000平方米危房，在省卫生厅的支持下，当地政府全力改造，如今情况已经大有改观，但业务用房仍然紧缺。
    农村医疗水平落后、资源短缺已是不争的事实，卫生部部长高强就曾经说过，目前全国的医疗资源只有20%在农村。记者看到，即使在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珠海等地，其乡镇卫生院的景况也不尽如人意。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卫生院院长曾麓松告诉记者，该镇有常住人口10万人，流动人口5万人，但是镇上惟一的卫生院只有2380.8平方米业务用房。其中门诊楼三层1056平方米建于1989年，650平方米的病房建于1982年，值班室和供应消毒房共283平方米，还是60年代砖屋结构的危房。但在斗门区，这已经算“家底”不错的了。
人流失暗流难挡
    “人才留不住，是目前乡镇卫生院最大的困难。” 多年前毕业于暨南大学医学院的蔡爱尤，俨然成了“全科医生”，该院80％以上的病都是他诊断的。在陂面镇卫生院，只有4个医生有处方权，除了蔡爱尤是主治医师外，全院有3名医师、7名医士。人才缺乏成为了乡镇卫生院面临的另一大困境。
    以粤西某市为例，557名乡镇卫生院在职人员中，本科学历有5人，大专学历有63人，中专学历有208人，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有165人。一些边远的镇卫生院，卫技人员最高职称只有医师，放射、检验人员大部分都是无学历的“半路出家”者。
    “由于乡镇卫生院待遇低，大多院校的毕业生不愿到卫生院工作，而技术好、有经验的医生也纷纷调到经济发达地区。” 曾麓松对记者说。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认为：“在乡镇卫生院对医师满意度不高的同时，医生也不安心，一有机会就离开。因为他们的待遇、晋职和继续教育得不到满足。”
    “乡镇卫生院阻止不了人才的外流。”据悉，翁源县技术力量较强的新江中心卫生院，现有医护人员37人，去年一年就流失人才21人。今年前3个月又走了3人，其中主治医师1人、医师2人。由于业务骨干流失，该院原来能做的手术如全宫切除、胃切除等现在都无法做了，业务不断萎缩，卫生院陷入恶性循环中。
财投入少，“手停粮停”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后，乡镇卫生院走上了市场化之路。据悉，政府对乡镇卫生院一级的投入已经非常少。
    在珠海，即使非典时期，斗门区斗门镇中心卫生院的经费也只有30万元，目前卫生院经费的20％来自政府的定额拨款。80％来自本院业务收入，“如果政府投入提高到60％，就能保证卫生院比较良性地运作，但是目前保证足额发工资都很困难。”珠海市斗门区卫生局副局长符国衡为此忧心忡忡。
    在粤西某市，该市卫生局局长告诉记者，乡镇卫生院经费来源主要是医疗、预防保健业务收入和财政差额拨款，存在卫生院职工工资、补贴无法按时足额发放的情况，一些卫生院每月只能按工资标准的70％发放工资。
    对“钱”的问题，接受采访的乡镇卫生院院长们并不忌讳：“我每天想得最多的是怎么解决职工下个月的工资，这个月赚下个月花，手停粮停呀！”符国衡任副局长前是卫生院院长，面对记者，他一脸无奈：“那时候，一看到门诊病人多，我就很兴奋。我也不想这样啊，但是现在卫生院只敢谈生存，不敢提发展。我相信不少院长想的都一样。”据悉，斗门区政府从今年7月1日起对卫生事业经费投入有所增加，在1993年基础上增加40％，但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广东乡镇卫生院的发展历程有相似之处，记者所了解的乡镇卫生院困境，在全省大多数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广东正在酝酿对乡镇卫生院进行综合体制改革，拟加大财政核拨力度
    乡镇卫生院的困境靠自身能力根本无法破解，据悉广东正在酝酿对其进行综合体制改革，拟加大财政核拨力度。
    “我绝对举双手赞成。”阳春市卫生局局长岑绍可和副局长林万里不约而同地说，这可以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卫生院不用再挖空心思想着赚钱发工资，可全力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二是可留住人才。
    改革举措怎样才能药到病除？记者深入全省各县区，听取了各方声音。
会诊：是否全额核拨
    【发达地区乡镇卫生院希望拥有较大的自由度，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
    9月19日上午11点，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卫生院，虽然已近正午，但是仍然人来人往。门诊部约有20来位看病的患者，他们中既有本地的村民，也有来此打工的外地人。
    记者了解到，平洲卫生院去年门诊人数达到148.3万人次，业务总收入为1.175亿元，接近阳春市2005年全市医疗卫生单位诊疗业务总收入（1.54亿元）。在南海区，靠业务收入解决职工工资完全不成问题，乡镇卫生院业务收入低于2000万元的只有两家。而在阳春市，业务收入超300万元的才6家，效益最好的春湾卫生院业务总收入1000多万元，效益最差的石望卫生院业务总收入50来万元。
    听到我省可能对乡镇卫生院进行改革的消息，平洲卫生院院长平国兴表示：“政府有这样的投入意识令人高兴，我们卫生院虽然业务量比较充足，但是位于发达地区，人们的要求更高，我们对发展的要求也更强烈。”除了门诊大楼，平洲卫生院正在重建，约需2亿元，已经向银行贷款，预计用15年还清。
    同为乡镇卫生院，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乡镇卫生院综合体制改革有没有必要“一刀切”？
    在欠发达地区，希望财政全额核拨工资的呼声很高。
    “我们支持改革，但希望区别对待，实行不同的方案。发达地区的卫生院希望拥有较大的自由度，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南海区卫生局办公室主任、原卫生局医政科副科长邵小筠认为，如果财政全额核拨工资，像教师一样，工资统一发放，许多高端人才因为在待遇上受到限制，将很有可能会流失到省外去。
    显然，地区差异应该受到重视。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乡镇卫生院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工资水平相差很远，如副高职称的医生，在南海年薪可能是8万元，而在粤西一些贫困地区可能只有2万元。因此，针对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此项改革如何推开，还需要进行大量实事求是的调研。
根治：谁来为改革埋单
    【若地方没有能力配套资金，那么改革也就没法落到实处，将失去实际意义。】
    改革的成本问题随即浮出水面，此项改革所需经费由谁来承担？不同地区的卫生行业管理者有着不同的看法——
    岑绍可认为：“如果按照省里下拨、地方配套的办法解决资金，应该充分考虑到欠发达地区财政面临的困难。若地方没有能力配套资金，那么改革也就没法落到实处，将失去实际意义。”
    符国衡则相信，只要省里下决心，就会有办法，他提出方案：“省出一半钱，地方出一半钱。地方的这部分又按照市、区、镇各60％、30％、10％的比例来协调。”
    “如果财政拿出钱来解决了职工工资问题，那乡镇卫生院营业所得该如何处理”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议题，医院毕竟不同于学校，具有盈利性。
    记者随机采访了5位欠发达地区的乡镇卫生院院长和若干位卫生主管部门负责人，回答竟十分一致：可以实行收支两条线，单口进，单口出，不过最好回拨一部分资金作为职工的奖金，并且保证医院设备、仪器的更新和维护。
    一些发达地区乡镇卫生院的管理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目前政府对基层卫生院的投入已经极少，如果总体上不增加投入，只是把医院营业所得收归财政再统筹下拨，或者把效益好的医院赚的钱拿给效益不好的医院。那么客观上将不利于卫生院的发展，可能会打击卫生院和医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平国兴称，他不赞成“拿走一包糖，每人发给几颗糖”的做法，因为这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卫生院存在的问题。
禁忌：如何避免大锅饭
    【既要避免勤快懒惰一个样，又要避免有了固定工资后，卫生院的职位会成为铁饭碗、唐僧肉，人才进不来，有关系的庸才被塞进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基层卫生工作者和管理者有一种担心，乡镇卫生院如果按全额核拨的事业编制管理，是否会回到大锅饭状态？
    乡镇卫生院搞不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勤快懒惰一个样，一是有了固定工资后，卫生院的职位会成为铁饭碗、唐僧肉，人才进不来，有关系的庸才被塞进来。
    “这些担心都很正常，但是我认为，现在生存才是大问题，对于管理方面的问题，卫生局、卫生院可以出台措施加以弥补。”符国衡认为。
    “应该实行绩效工资，在基本工资和岗位工资之外，按照服务质量和工作量对医护人员进行奖励。”邵小筠说，“但绩效如何计算，也是一个难题，需要一个好的制度来确认和落实。”
    大多数基层卫生管理者特别提出，要把好人才入口关。
    针对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了珠海市卫生局副局长、医学博士李力。他认为，“财政作用可以有多种表达方式，加大财政核拨力度，目的和作用很明显，但急需建立一套相应的激励制度。如果转换一下方式，实行岗位补贴，可以明显起到激励作用，吸引人才回到岗位上来。”
    我省一些地方对此已有初步探索。惠州市从去年7月份开始，对山区卫生院具有大专、本科学历（或中级职称）和副高以上职称的技术骨干实行岗位补贴。到目前为止，共有292名本科或中级职称以上专业人员到基层工作。
    李力认为，将岗位补贴和财政支付工资两种办法相结合，可能效果会更好。“在执行过程中，注重调动医疗机构和职工的积极性是相当重要的。否则，政府的责任是体现了，但总体效率可能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