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6月28日

1)李太白投河,林散之终老都是有商业价值的。无怪乎各地都抢死人,谁去管凡高生前寂寞。似乎全世界的导游都会背诗,而且每个字也都没有背错。



2)世人礼佛,往往境界如此。



3)我们不管,只在望江的小厅里“沙龙”。满墙都是三七所谓“写”出来的“书法”,还有古琴和琵琶——正是儒林需要的舞美。



4)主题是所谓“文化产业”。安徽有真山真水,何以玩不过江浙的人工概念?等等。我上了回厕所就找到了答案。有谁能猜出下图是什么东西?——那是为香客设置的蒲团:舞美若此,尚望其余(又想起上次去凤阳进香,差点被愤怒的和尚所伤)。



5)酸儒不知经济。只想倘有江心洲数椽以为“二房”,那倒是神仙日子。


本篇文章使用aigaogao Blog软件发布, “我的Blog要备份”

2006年06月26日

 


《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李幸先生(华南理工大学新传院长),有这么一段对答:


记:报纸是一种很特殊的商品,您认为,在它的品牌塑造中,“公信力”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李:关系太大了。公信力是什么?就是你说的话,人家信不信。比方说,网络就谈不上什么公信力,而报纸白纸黑字,板上定钉,说话得负责任。实际上,国际上对媒体的要求就两条——自由和负责。公信力就是负责,敢于承担责任……


(摘自李先生在紫金网的博客)。


李先生是我开蒙的师傅,但某对这个表达很不以为然。紫金网的讨论刚刚开始,我回头把它们备份到这里。


就算传统媒体的公信力不错,我们还是借助了李师所谓“没有资格谈公信力”的网络——来谈公信力。不知道“广大网民”,是否应该改去看以后报纸的剪裁版呢(据我所知,李师报纸上的访谈也是删节版)?


讨论中还间杂着“原创”问题,回头写一个完整的长文呼应。干脆。


 

本篇文章使用aigaogao Blog软件发布, “我的Blog要备份”

2006年06月24日


(这是马鞍山的第二次聚会了呵呵)


1)时间:2006年6月27日


2)地点:安徽马鞍山采石矶公园


3)关键词:李白、文学、诗歌、旅游、经济


4)出席:另见图文报道

本篇文章使用aigaogao Blog软件发布, “我的Blog要备份”

2006年06月23日

被当作“序”写给古玩店,然后被认为是像是“跋”的一个小文。原说要“请书法名家大笔书写的”,现在看怕是不当殊荣了。此事固是Helen师妹青目,但“店而序跋”,从头到尾都蹊跷可乐。虽说也只是忙里偷闲,三五百字一挥而就,但到底敝帚自珍,贴一个在日记里,也有帮闲者咂摸自省的意思:


当我们挂着毛主席像章的时候,民间收藏是一件有危险的事情。在墙角埋一个封建主义的瓷器,正好比埋下一个定时炸弹。而现在呢?谁家的老屋里还放着圣旨或龙袍,就可以被央视二套的《鉴宝》栏目请为嘉宾。


更令人感慨的是:毛主席像章也已经成为收藏品。


事实是,收藏和“主义”是两回事情,尽管希特勒是地道的恶魔,但他的风景画在索斯比可能会卖个好价钱。


就算艺术具有阶级性,但注定有审美独立于政治之外。红木、柚木的老家具,不管是坐过造反的洪秀全,还是坐过“剿逆”的曾国藩,不影响椅被上造型花纹的评价。


作为普通百姓,吃饱以后的第一个理想可能是——“把卧室装修得像宾馆一样”。然后我们意识到那非常恶俗,开始考虑在墙上挂一幅陈逸飞的油画。接下来,我们希望书架上摆一个商鼎,或者桌子上放一枚象牙图章。


“玩物丧志”固然是先贤遗训,但我们对于玩好的热爱是人性层面的。而且玩物亦未必丧志,王世襄就是因烟壶鸣虫而终成大器者。


往好了说,玩的那就叫文化。


因此无论是“荣宝”还是“**”,玩的全是经济文化。要非用官方的表述口气,那就是两个文明都站了去:瓷器和红木有艺术和历史,而象牙与字画都算是投资。

本篇文章使用aigaogao Blog软件发布, “我的Blog要备份”

2006年06月20日


——郭明全先生《传播力》读后


企业和传媒的关系很耐人寻味。从伦理的角度看,后者应该成为前者的制衡力量。假如企业的“操纵”行为危及公众,媒体可以通过“曝光”造成舆论压力。这倒不是说冠生园的月饼馅子那档子小事,而是一定要警惕某些“命脉”类的企业,它们会强大到足以影响国家政策。


但媒体本身也是企业。对广告费的需求,使得它与广告主的关系变得微妙。当报纸宣称自己是“社会公器”的时候,它需要超然的立场以保持清醒判断;但从经营的角度考虑,则需要有所藏掖甚至刻意缄默。


企业深知这种微妙。所以它几乎是本能地懂得:可以用广告投放来“摆平”传媒。同样报社主编也时有气短,他不能无视来自隔壁经理室的意见。而传媒如果完全失去了道德肩负,就很容易利用话语权力主动“寻租”。也就是说,先以“社会公器”来作势威吓,然后再有条件地妥协以置换现实利益。实际上“敲”与“摆平”、“搞定”一样,都是双方耳熟能详的“黑话”。


还有一层逻辑,使得这种关系更加复杂。媒体如果被认为过分偏袒企业,则公信力就会大打折扣,从而影响发行(如果是电视则影响收视率)。而它一旦失去了受众的眼球,必将最终失去企业的重视。这样看来,即便抛开伦理考量,媒体也不应该担心企业的“广告制裁”(看起来它只需要防止“受众制裁”)。但话又说回来,这仅是个长效的逻辑链条;对于报社当事者来讲,远没有立刻进帐的50万现银更直观(可以直接变成主管部门的考绩参数)。


一个糖果厂,固然也要遵循商业伦理,但它没有报社那样的特殊义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显得比报社“不高尚”是可以理解的。它要利用现代传媒广告商品,乃至在“出事”时争取同情都无可非议。但无论如何,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是最糟糕的:企业认为,它与媒体的关系就是“危机公关”;而且只须通过调整广告投放,就可以轻松地先“摆平”媒体——再“摆平”公众。


然而很可能,这正是企业现实的道德觉悟和业务水平。过去我们既没有真正的“市场”,也没有“喉舌”之外的“媒体”,却有一个对西方市场与媒体的价值判断:即它们是腐朽、没落、反动且虚伪的。后来我们终于肯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比我们更成熟、更先进、更规范也更具有专业主义——一句话:我们得向他们学习。接着就是市场上出现了各种经营宝典、创业传奇、管理绝招、人物神话,还有一看封面就能够揣知来路的“发财秘籍”。而企业主纷纷去读MBA,并且似乎都拿到了毕业证书。


但始终有一种怀疑是:他们只学会了似是而非的市场学名词,以及生吞活剥的传播学常识:“危机公关”到了国内,怎么看都像一种避重就轻的现代骗术,而企业引进的CIS,似乎不是在厂服上绣个Logo,就是装着严肃地对旗杆宣誓。


我的朋友郭明全先生显然不同意——危机公关就是企业与媒体的全部关系。在《传播力》一书中,他将此说成是“一个误区”。郭先生被记者称做“江苏策划第一人”,因为业界普遍认为,他对促成“严介和案例”有重大贡献。我赞成书中的很多观点。比如中国传媒的商业报道还很幼稚,传播力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等等。


不过《传播力》所言之“传播力”,显然是相对于企业主体而非传媒,今天的作者已经不再是总编和社长,郭先生现在为我们知道的身份,是太平洋建设的总裁助理和文化部长(他似乎不大喜欢“宣传部长”这个称谓?)。作者显然认为:“甲方乙方”的经历,是他在“传播力”方面具有发言权的原因。这很可能是真的——但也恰恰是最令人担心之所在。


也许他曾经是企业的危机公关对象(我并没有说,他曾经被企业成功公关),而此刻,他如果打算公关媒体的确会更容易成功。可我最不希望,《传播力》成为一本功利性的企业公关手册,像市场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出版物一样,它们甚至津津乐道地教人如何“合理避税”。因为无论是不合理的“合理避税”,还是庸俗化了的“企业公关”,都属于某种“暗操作”与“潜规则”,不仅无助于这个起步阶段的市场经济,也不能帮助转型期的社会建立健康生态。我希望“摆平”、“搞定”和“敲”这些黑话,永远都成为历史的灰尘。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赞成这本书里的某些表述。比如 “企业传媒攻略”(实际上这是它的副标题),攻略的含义是“进攻占领”(storm and capture),就算是比喻,我也不喜欢它的色彩。再如“声誉管理的关键就是媒体管理”——我反对企业对传媒主体居高临下的口气,即便只是看似无心的习惯性用语。媒体必须是不被设置的才是进步的,它得时刻警惕,不能沦落成企业的帮闲或者帮凶。


基于同样的道理,我对“软文广告”的章节表示抗议。美国的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明确指出:“新闻与广告应分开,避免广告新闻”。实际上,媒体应抵制“软文广告”,这差不多是世界各地的一致认识。尽管在书中,那看起来只是对企业方面的建议,并且企业跟传媒的关系有时候也的确像场博弈,我仍然不同意大张旗鼓地为“软文广告”献策,并且把本节的标题做成“软文广告密笈。”


最后想说的是,《传播力》无疑是一本有信息量的好书,作者在传媒和企业两个行当的经验,也确实对我们深有启发。但我并不打算,由于其出色的观点而原谅其上述问题。朋友应该坦诚相见而非文过饰非,所以我不为刚才的批评后悔——而且我一点都不担心,他会中止我在江苏红商务俱乐部的vip资格(郭明全先生是这个俱乐部的董事长)。

本篇文章使用aigaogao Blog软件发布, “我的Blog要备份”

2006年06月18日

1)昨天下午本来是所谓宣传策划,却被梅可拉到四方美术馆,参加一个民国油画的私人收藏展。这比策划本身有意思多了,于是就去。我喜欢人吃饱后、麻醉自己的那种干净优雅。



2)徐悲鸿在我们学校教过书,还似乎闹过菲闻跟太太吵过架。傅抱石虽然也在随园上课,但他好像不画西画。



3)展览中最多的是刘海粟,朋友说他不是只画中国画吗?我赶快说别忘了,他就是那位第一个画光屁股的。



4)相比而言,我喜欢中国画的“题款”,虽然有时候看起来虚头拔脑。



5)这幅不是印象派,这幅是通过玻璃看展厅的消防栓。


6)艺术是一回事情,“搞艺术”是一回事情,艺术收藏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7)看到了无数“熟脸”。看到了搞宣传的领导、搞画廊的老板、搞雕塑的教授以及搞批判的学者……甚至上回阿城来,请我们吃饭的那个可爱的老兄、以及在先锋艺术研讨会上抬过杠的老师也在其中。



8)他们介绍认识可一画廊的女老板时,我一眼看到陈丹青也被人围在远处。这可是崇拜的大腕儿,我差不多天天要看他的博客。上前像追星一样道了仰慕,但合影还是不发了吧,发一个用手机拍的远远的侧影。很帅很精神,不显老。



9)然后就是到公司策划。传播学以及营销学认为,它可以聪明地忽悠住受众,但我有点怀疑,嘿嘿。在归途的312国道上,出租车开得像是一级方程式。


本篇文章使用aigaogao Blog软件发布, “我的Blog要备份”

2006年06月13日


这几天稍觉清闲,把欠人许久的一篇书评写出来了。因为是媒体稿约,放博客里只算备份,同时也求教于师长兄弟们(请不要外转):


心痛指数就是进步指数——《中华百年建筑经典》读后



《中华百年建筑经典》,借助当代传播手段介入城市建设课题,从建筑与环境、建筑与地方文脉等诸多方面,提出问题和悖谬,引发咀嚼与反思,同时也鼓舞中国建筑师,努力创造出新一轮的民族经典作品——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周畅。


半个世纪前,梁思成要廓清这样的谬论几乎没有可能:城墙是古代防御工事,是封建帝王统治的遗迹,其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理应拆除。(摘自《北京新建设》)。他虽然贵为新中国首都的副长官,却无法保住老北京的城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里,没有人在乎建筑大师的深切心痛。人们只觉得“拆除城墙,可取得许多砖,可取得地皮,利用为公路。拆之无害,且有薄利可图” (摘自《北京新建设》)。


那么半个世纪之后呢?平遥古城一年内三次坍塌,“10米内为禁区”的保护规划,在开发商眼里形同废纸。2006年4月,“中国长城学会”的调查显示,只有28.1%的受访者,表示对长城破坏现状有所了解并表现担忧(摘自《新京报网络版》)。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相比梁思成的孤独,为城墙心痛者肯定非止一人——“28.1%”,很显然他们中并不都是“建筑大师”。要知道,“心痛”对于文化遗存无比重要,它高分兑换的道德威仪和舆论压力,能既弥补法律之未及又增强法律意识本身。


据说南京总统府照壁的拆除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未及动手便被心痛的市民阻止。他们打电话给报纸,直到施工者拿出文保部门出具的专家证明。与此相反,无论是荡平庙宇还是焚烧图书,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愚昧和麻木。


麻木程度折射社会文明,心痛指数就是进步指数。


我们愿意相信,这一点进步里有现代传媒的功劳。至少现代传媒,能够促使建筑从专业关注走进大众视野。比如《南方周末》的报道——那些不动声色的文字愤怒,以及触目惊心的图片冲击,都远比书房里的牢骚更为有效。所以选择对“冷门”的建筑进行聚焦,有肩负的媒体大抵基于这么一个逻辑:


1)建筑不只是可以“推倒重来”的房子,建筑有历史凝固、有文化积淀,因此任何徒有其表的重建差不多都是白费;


2)既然媒体非同于普通的企业(它并不把所有的频道都留给肥皂剧,尽管可能因此收视率更高),传媒人就有义务(毫无疑问也有能力),使更多的公众注意到这种“凝固”和“积淀”,并且为之赞叹倾倒,或者因为其真的“倾倒”而心痛不已。


《中华百年建筑经典》,是一部努力做到100集的电视专题片。之所以说“努力”,是因为它是一群理想主义者的作品,差不多算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对于几个年轻人来说,100集的体量不啻为浩大工程:专题片弄了6年只完成一半,制片人甚至为其失去了原先的工作。不过,已经出品的部分在央视首播了。接着不仅发行了光碟,还出版了一套五册的同名图书。


图书《中华百年建筑经典》,并不仅仅是电视《中华百年建筑经典》的文字版(虽然它们的目的和立意一样,而且属于同一个创作班子)。正如前言中所说,“希望它可以,提供一个视频无法传输的背景参照,关于20世纪那些——不同阶段、不同民族、不同空间、不同地域、不同风格、不同形式、不同材料的经典建筑”。


这套图书的最大特点,是不满足于对建筑的专业解读。斗拱和飞檐的力学构造与视觉审美是固然,著者还试图挖掘粘连其上的历史刻录与文化擦痕。也许这是传媒工作者不同于建筑师的专业考虑,前者肯定认为:可读性的糖衣是重要的,有助于扩大受众对于城墙的精神倾倒——从而增加对城墙物理“倾倒”的痛心。很明显单纯的电视媒介远远不够,还要谋求包括纸质出版在内的立体传播。


如前所说,《中华百年建筑经典》之“百年”,系指刚刚过去的20世纪。从孙支厦东渡考察日本行政会堂,到西人莫菲来华勾勒“首都计划”;从南京子超楼的新民族风格到上海外滩的折衷主义;从长江大桥上的政治元素到深圳基督堂的时代因子;从天津望海楼的传奇故事到上海新天地的幕后花絮……那虽是一段风云变换的岁月,但却有太多的“大师”和“主义”来贴注标签——使我们一摩索到书页,就觉得像是摩索到历史本身。


20世纪的建筑文化无疑是开放型的。对于“主义”的思索和追求,实际上表明建筑师不甘因循、勉力创新的精神。考虑到时代背景,建筑还混合了民族意识、政治追求、个人理想和社会烙印。“大屋顶”的取舍兴衰,哪里只是大屋顶的问题呢?无论是林徽因的山西辛劳,还是吕彦直的南京憔悴,都在中国建筑史上留下光彩。而这套图书连同它的电视姊妹版,不只是单纯的资料整合与历史解密,它应该使今天“巨型火柴盒”的设计者们产生觉悟——如果火柴盒是在推倒古建的基础之上,则他们应该为此反思并且痛心。


这套图书还希望提醒人们:如果上海是第二个香港,正如香港是第二个巴黎,那是很可痛心的事情。如果南京不甘在华东充当小弟,从而按照浦东的方式建造河西,那也是很可痛心的事情。相反他们应该发现,民国建筑的一千多处地面遗存是笔财富,再没有第二个城市拥有同样的“味道”。


其他的城市也一样,他们应该有不同的天际线、不同的让我们心动的历史“味道”。


半个世纪前,梁思成这样痛心地疾呼:


(北京)城墙除1米厚的砖皮外,内皆灰土,总数约1100万吨,以20节18吨车皮组成的列车日运一次,需83年才能运完。这一列车,83年之中可运多少有用之物?废物体积如十一二个景山,安放何处?北京城外并不缺少土地,四周都是广阔的平原,何苦要费巨大的人力取得这一带之地?拆除城墙的庞大劳动力又可积极生产许多有利于人民的成果。如此浪费人力,同时毁掉一件国宝文物,不但是庸人自扰,简直是罪过的行动(摘自《北京新建设》)。


但是这没有能阻止热情而麻木的建设者。那时候没有媒体,为其富有远见的言论鼓呼——如果有,也该是作为批判的靶子。而今天,我们终于有一点机会为建筑代言,哪怕作为民间身份和个人视角。《中华百年建筑经典》似乎要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历史建筑是无可替代的,任何破坏的行为都该令我们心痛——任何“建设性破坏”和“破坏性建设”,都该蒙受因为心痛而带来的舆论压力与道德谴责。


可能这并不能完全有效,但这是新闻工作者所能承诺的肩负。


这套丛书的装帧接近精美,但版权页上标注的还是“平装”。据说很快还会有一个更豪华的精装本。假如从普及的角度来看,这倒未必是一个明智的做法。按照出版本意,它不该只是精英阶层插架的摆设,也许它应该有一个更朴素的简装,以便使普通读者不至于为了定价而踌躇。


《中华百年建筑经典》,梅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ISBN书号7300070574。


 

本篇文章使用aigaogao Blog软件发布, “我的Blog要备份”

2006年06月11日


这是沙龙“随园论衡”的文字综述,杂志出来之前,我只发过一段导读。现在可以全部贴出来了,此一期是我自己整理的。

一、“酸”是非常重要的


在讨论会的现场,我被《地铁报》的记者薅出去访问。


——“随园论衡”听起来是否有一点“酸”啊?


——“酸”,如果是指写作上的无病呻吟,我们反对;但它如果是某种被奚落的理想主义,则我们肯定会固守。


《管锥编》里的咬文嚼字并不创造GDP,但一个文明社会,应该让研究“回字有四种写法的人”吃饱。所以说,当钱锺书在息县东岳公社种菜的时候,那是中国最糟糕的日子。


我认真地告诉一个学生:沙龙,不只是以色列铁腕总理的名字。它就是喝着咖啡的“习明纳尔”(Seminar),讨论一些可能会被认为是“酸”的问题。


比如建筑。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参与制作一部建筑系列片;在央视10套的“走进科学”栏目,努力让它跟隔壁的韩剧争夺眼球。



韩剧不应该被嘲笑。相对《红灯记》和《沙家浜》的垄断放映,韩剧流行本身也是时代进步。但“建筑”也不应该被嘲笑。至少,我不担心自己因为做“建筑”而显得可笑,不担心因为在沙龙里谈论建筑——而被认为是“酸”。


事实上,建筑功能之外对“酸”的追求,有可能是标志社会发展的某种参数。只有当我们把“building”(房子)“酸”成“architecture”(建筑)的时候,我们才会对鳞次栉比的“火柴盒”产生怀疑——尤其是,当要拆除古城墙而搭建“火柴盒”的时候。



而沙龙,就是对“吃饱”这个功能之外的精神追求。


二、沙龙里有哪些“酸人”


徐浩然,是江苏电视台的总主持人。有一次,因为把他介绍成“总播音员”,我遭到了本人最激烈的抗议。这是可以理解的:播音员可以念编导给他的稿子,而主持人必须有自己的思想。正是这个缘由,我邀请他在本期谈谈访问剑桥的感受,给我们讲讲——据说他曾经住过一夜的教堂建筑。


王传宝,是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的老师。但其 “肖余恨”的ID在互联网更为人知。我虽然曾经在讨论版与其拍砖叫板,但一直钦佩他作为评论者的敏感、热情、执着和犀利,因此当说到平遥古城第三次坍塌的时候,关于古建保护他不会没有自己的观点。


邀请周国洪给学生做过一次讲座。我打算,冒着自毁饭碗的危险再请一次——他非凡的讲台表现固然让人相形见绌,我还是忍不住喜欢他的使命感,以及那些不同于书面的新闻实践。另外因为他是新华社的“宏观经济”记者,我希望“建筑”这个问题,能通过他的文字对眼下“滚烫的”经济产生影响。


激怒梅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她的“建筑”叫做“房子”。一个小女子,花了6年时间,拍了一个百集建筑专题片的前50集(之所以这么表述,是由于她还要坚持拍下去,而刚播出的一期“半边天”索性称她“疯狂梅可”)。既然她采访过包括贝聿名在内的建筑大师(在国内,“建筑大师”同时是对专业水平的权威认定,而梅可大概是见过建筑大师最多的记者),她最有资格跟我们讲讲,如何把大师艰涩的理念——翻译成老百姓爱听的电视语言。


也许建筑并不象我们想像的那样落寞?因为在“随园论衡”发言的,不仅有南京大学的建筑学博士,也有“金陵石化”的政工师。而他们对于建筑的不同视角和两样解读,本身就是有意思的启发。


还有沙龙特设的“大学生观察员”。他们并不都是,或者并不总是韩剧的崇拜者,他们也看央视10套的“走进科学”,也愿意跟这些看起来乏味的大人一起——“酸一把建筑”。


还有媒体的记者。他们真的认为人们在摇晃的地铁上,会放开莫文蔚的菲闻——去欣赏“爱奥尼柱”、以及“巴洛克卷涡纹样”吗?——我真正的疑问是:后者会认为,北京胡同的消失跟自己有关吗?


三、“北梁南杨”的不同命运


我一直怀疑,梁思成的坊巷盛名,是因为他更有名的太太——如果不是因为他更有名的爸爸。他在一般民众中就是建筑的代名词,我们津津乐道跟金岳霖、徐志摩的这些掌故,认为谈论乃眷林徽因是风雅浪漫的事情。但除了“是搞建筑的”之外,对他们的事业本身又了解多少?



作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学,杨廷宝在建筑界内与梁思成“齐名”。可我的朋友圈中,很少有人知道他即便在本市的作为,他的夫人陈法青,一直住在南京成贤街直到104岁去世。在我全部学新闻的师兄弟中,似乎没有一个人想到过建筑选题,并且因此试图去采访杨廷宝的遗孀(我们倒是习惯于从尽人皆知材料中,搜罗林徽因在山西考察的那些著名的照片)。


周国洪认为是不同的人生定位使然,也许他是对的。陈法青与那位命运多舛的民国才女,是意味深长的人生隐喻吗?


1944年,梁思成成功地说服了盟军司令部,日本奈良和京都古城因此得以保存。但是1957年,他却没能够制止“反右”中拆毁北京城墙的大炮。他后来在回忆中写道:


建国之初,北京一位领导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


还要整整20年,我们才会拨乱反正,重新回到科学与理性的轨道上来。但痛心疾首的建筑师已经长眠于地下了。在杨廷宝身上,我们似乎看不到造成梁思成悲剧的那种性格。无论在新旧中国,他似乎都是一个成功的“技术人员”。南京博物院是梁思成为数不多的遗作,而南京中山路,则完全可以称做“杨廷宝一条街”:大华大戏院,国际联欢社,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大门牌楼,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建筑群,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建筑群,南京资源委员会办公楼,孙科中山路公馆……


这并不是他在南京的全部作品。此外尚有南京中央体育场、金陵大学图书馆、南京音乐台……所以有人说,整个民国首都的天际线差不多都是杨廷宝勾勒的。


然后就是建国后的北京车站、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南京民航候机楼、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和北京图书馆……


建筑师,是否应该是彻底的“技术人员”?杨廷宝终老于现在被叫做“东南大学”的南京工学院,他培养了包括齐康、程泰宁在内的一大批高足;而梁思成虽然曾经是北京市的副市长,但却无力挽留住哪怕已经失去了城墙的城门。我们不知道“北梁南杨”中究竟谁更幸运。



那么童寯呢?这位可以和粱、杨鼎足而三的建筑大师,我们哪怕能正确地念出他的名字吗?


四、古建筑毁坏是技术原因?


梁思成在他的名作《中国建筑史》中说:中国古建筑之所以难以存留,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建筑都是以木结构为主,很容易烧毁破坏,与西方的石结构建筑形成鲜明对比。


2004年,北京护国寺大火,起因是街道的服装厂变电箱短路。的确如报道所说,如果西配殿是石构,700年历史的寺庙不会毁于一旦。但是如果没有居民区的侵吞和淹没呢?是否有法律性的文件,规定古建周遭的环境参数?或者它们被有效地执行了吗?


事实上,木构古建的消失有的是因为“失火”;更多的则是由于战火;还有一些,干脆是无论战争还是和平时代的“焚毁”。比如望海楼就先烧于天津教案,再烧于义和团运动。然后,它没有在“文革”中被再度点燃差不多算是一个奇迹。


每次去苏州园林,人们都会一边赞叹一边怀疑:雕梁画栋还有多少保留着过去的信息?要知道有人说过,中国的建筑史就是一本焚烧史,可以从八百里的阿房宫开始算起。


就算望海楼代表着侵略者的罪恶,但焚烧建筑是否就可以洗刷耻辱?我们能否换一种思路:比如作为近代中国的历史教材,它不是比书本里的文字更加立体吗?或者,我们能否以纯粹艺术的视角,去欣赏其哥特式的骨架券和飞扶壁呢?——它不是也凝聚着“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汗水”吗?


现在的史学界开始重新评价太平天国了。至少,诸如李秀成变江南富庶为焦土瓦砾的做法,并非完全不能质疑。对生产关系的破坏,是否必然等同于要坏生产力?文化,是否可以有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评价呢?


还有,不是木结构的平遥古城又命运如何?2006年3月5日,其西门往北一处夯土墙的墙体滑落。这是一年半的时间内,作为世界遗产保护单位的第三次坍塌。


2006年3月26日,上海电视台播出《受伤的古城》:在平遥南城墙附近的地方,一个大型娱乐场所正在动工。而保护规划早就明示城墙10米内为禁区,50米范围中的新起建筑,也绝对不能高过或者与城墙等高——但是,谁会在乎呢?


就是说:首先木构古建的确容易“失火”,而更多的着火是因为“点燃”。并且,假如我们打算毁坏,即便是石构的建筑也难逃厄运。事实上我们根本不需要去使用大炮和铁锤,我们只要漠然地把它交给雨雪风雷就够了。


五、新天地是可取的方向吗?


1978年,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轰动全国,上海里弄因为狭小并且没有现代煤卫,石库门建筑成为落后民居的代名词。


然而现在人们提到石库门,会想起“新天地”命名的休闲步行街,知道谭咏麟、成龙、曾志伟都在那里开店,而帕瓦罗蒂一到上海就直奔那里的意大利会馆。事实上,新天地差不多已经成为中国的时尚策源地。


拥护者认为,文物保护应该引入民间资本,并且允许投资者获得合理利润。据说新天地只是一个试点和开头,上海卢湾区政府打算在香港瑞安集团协助下,把旧城区都改造成“现代化的国际性商住园区”。


新天地的办法被叫做“旧瓶装新酒”。传闻为保证“旧瓶”之“旧”,房顶上的青苔和墙头上的枯草都被小心保留;开发商甚至不惜重金,往墙砖屋瓦里面注射一种国外进口的防潮药水。但是建筑内部的结构,则“以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重新改造”。


新天地为人诟病的地方,倒不仅仅是每平方米2000美金的造价。批评者认为,它不仅破坏了石库门建筑最有特色的内部结构,也破坏了城市原有的社会结构,例如为平衡投资,就不得不将大部分居民外迁到郊区。


2002年年底,苏州市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的《苏州古建筑保护条例》,明确规定“鼓励国内外组织和个人维修、置换、购买、资助苏州古建筑”。其实此前一年,苏州齐门路中段008号“控保建筑”就租给了个人开办酒楼。


虽然交易行为还只是在所谓“控保”级别,但地方人大的条例具有法理意义。因此,它所产生的影响就不只在苏州一地。人们一直担心:因为资本毋庸置疑的强势地位,它不仅能以广告投放来干扰媒体视线,也有更大的公关力量去影响专家意见。那么,这样的条例是否会更方便资本入侵文化?有什么新的法规和执行——能保证后者的命运不受前者操控?


2006年3月11日,江苏规划部门公布:南京现有民国建筑遗存1300多栋。这个名单中肯定不会再有胜利电影院、鼓楼馥记大厦、原中央银行以及老虎桥监狱。对此东南大学建筑系的刘先觉教授一定感受最深。他从1988年就开始调研普查并记录在案。他发现整个城市在生长,而民国建筑,却一直在以每10年20%的速度不断消失。


六、沙龙清谈的社会价值


闫多慧是安徽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她专程从合肥赶到南京,不仅是因为对建筑话题感兴趣,更是希望能在沙龙里谈建筑话题。她是看了我的博客公告才申请加入的,在那篇网文里我写了中国需要沙龙文化,并且断言它一定会在某个时间兴盛起来。


也许卢梭的假发与狄德罗的手杖都已经过时,但雅集论道的魅力将会延续。我们不仅需要在麻将桌上分享段子(我不打算贬低这种休闲方式),也需要衣冠楚楚地在沙龙里“酸”一把“高尚”。


清谈也是有价值的,比如我们借助碰撞产生灵感和启发,并且通过自己的传播渠道去影响别人。梅可说《中华百年建筑经典》,就要开始后50集的拍摄,而徐浩然也许会增加他关于建筑的选题。既然“监测环境”是新闻的先天使命,我相信肖余恨和周国洪——都不会在无论“破坏性建设”还是“建设性破坏”中等闲视之——我对他们在讨论中的清醒和坚定印象深刻。


假若公众都认为平遥古城墙比娱乐场所重要,那么无德的地产商就会感受到舆论压力,就不会很容易地——靠牺牲公众利益实现自己的商业图谋。


至少我们可以在沙龙里发现同道,并且相互温暖。


在那篇博文里我还写道:我喜欢沙龙传统里类似油画和壁炉的意象,喜欢伯爵夫人那样的优雅与雍容。那种优雅与从容,其实是一个折射指数,例如刚刚从文革情境里苏醒的女性,决不会脱掉中山装就自动获得高分……


 因此今天能在“新新公社”里高谈阔论,还真的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附:在《北京新建设》中,梁思成为城墙做了最后的辩护。那后来虽然被认为是徒劳,但这些资料的价值却不可泯灭(注:“○”为毁城者的言论,“△”为梁思成的辩护):


  ○城墙是古代防御工事,是封建帝王统治的遗迹,其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理应拆除。


  △那么,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这一切建筑遗物虽然曾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专用,但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杰作,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成为民族的纪念文物了。


  ○但是,城墙限制和妨碍城市发展。


  △现代城市为防止过度密集和拥挤,采取大城市用园林地带分隔为小区域的办法。城墙正可负起新的任务,承当现代大都市的区间隔离物。而当国防上需要时,城墙上还可利用为良好的高射炮阵地,古代的防御工事在现代还能再尽历史任务。重要的是打破心理上的城墙。人民政府所规划的大北京市界已21倍于旧城区,政策方向早已确定,旧时代政治、经济上的阻碍早已消除,我们不应再被心理上的一道城墙所限制、所迷惑。


  ○城墙阻碍交通。


  △只要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城门即可解决。同时在城市道路系统设计上,控制车流,引导其汇集在几条主干道上,正可利用适当的城门位置导向。


  ○拆除城墙,可取得许多砖,可取得地皮,利用为公路。拆之无害,且有薄利可图。


  △城墙除1米厚的砖皮外,内皆灰土,总数约1100万吨,以20节18吨车皮组成的列车日运一次,需83年才能运完。这一列车,83年之中可运多少有用之物?废物体积如十一二个景山,安放何处?北京城外并不缺少土地,四周都是广阔的平原,何苦要费巨大的人力取得这一带之地?拆除城墙的庞大劳动力又可积极生产许多有利于人民的成果。如此浪费人力,同时毁掉一件国宝文物,不但是庸人自扰,简直是罪过的行动。


(邓琮琮、张建伟:《1957年:梁思成力保北京城墙》),《光明日报》,转引自人民网文化频道)。


 

本篇文章使用aigaogao Blog软件发布, “我的Blog要备份”

2006年06月07日

 


马少华老师的博客,基本上是工作性质的。我考虑暑假开始,也效仿增加些教学相关的内容。前两天看到他参加答辩后的感想,就决定以某个侧面的方式进入讨论。最初的话题是所谓“质料逻辑”,然后是连带我旧文里有关“宗教”的质疑。我把它备份到这里,并且对少华老师的指点致谢。




谈谈王少磊文章《信仰是否需要逻辑》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王少磊老师是我们这里的常客,也是我在网上相识多年的朋友。他昨天在我的博客上留言,请我对他的一篇文章进行分析,并留下了这篇文章的链接地址。



我按照链接找到了这篇文章,是首发于“世纪中国”的《信仰是否需要逻辑》。这个话题,是我感兴趣的,尽管我知道这个话题的讨论可能会导致同一些有信仰的人们的冲突。我不只一次在网上和生活中偶然与有信仰的人遭遇,不期然地卷入过论争,很费神,且无益;也曾专门为此写过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实际上,我对这方面的论争有很复杂的态度:一方面,这涉及别人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需要格外尊重;另一方面,它涉及我自己的世界观和基本的思维方式,又不能有什么含糊。所以,我选择的是:在朋友与同事、学生之间不触及这个话题,根本不上升到这个层面;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式上,倡导彻底的理性主义。在这一点上说,王少磊给我找了一点麻烦,但我不好回避。何况我也应对王老师表达一点同道的尊敬。






现在看王少磊的。









信仰是否需要逻辑






  因为政治面貌是革命群众,就有朋友希望我信个什么教。“敬畏”已经算是常识了,大家都在说无耻盛行是因为无所顾忌。其实真有点羡慕信徒——倒也不为普渡和救世,而是为了自我解脱,忘记对生命的困惑和死亡的恐惧。



  不能成为信徒的障碍是:教义的那套逻辑经不住推敲。假如宗教不在于让我们放弃思考,我就无法让自己停止怀疑。但也确实有人这么号召的:“宗教的逻辑不需要推敲”,甚至“信仰根本不需要逻辑”。



  不过这不是真的。“逻辑”固然不能走遍天下,但拿“不逻辑”来对待宗教未免太宽容了。因为布道者就靠一套逻辑来劝服,通常只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才号召“不逻辑”;或者干脆,将其模糊成心中某种似是而非的“念头”,以此来逃避理性的检测与考量。



  宗教和哲学的区别,该在于它“超世俗”的一面。若佛祖真有心劝我们皈依,他就应该拿出更明显的证据,而不是靠统计学上渺茫的果报。或者我能有一个行好的先祖,告诉我他在天国的待遇的确比大多数的邻居更好。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上苍赋予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是根据个人道德来分级配给的。



  我不认为,仅仅因为宗教涉及神秘主义的东西,就不能用考古学或者其他的科学手段来证明。它假如是真理就不应该是矛盾的,它不应该随着科学的前进而后退。或者反过来说,它神秘主义的东西被证明越来越少了。我们陆续发现,对宗教的依赖有心理学、甚至生理学上的原因。如此说来,但那最多是一种世俗的哲学,没有宗教声称的那些超世俗元素。



  很多人信教但并非信仰。比如苏东坡是玩佛,与鬼神一样,是“姑妄信之”的态度。过去的和尚似乎要操心庙产,并且一直有客房和餐饮业务。《儒林外史》里的僧人,还细致到给客人“下一箸牛肉面”。



  事实上,我们根本不该用信仰来投资来世(按政治术语说叫“动机不纯”)。最多应该是,由于我们有了正确的信仰——而有了光明的来世。据说宗教是圣洁的,可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行香叩头的很少有人真心向佛。之所以把钱放进功德箱,是因为他们恰逢孩子高考,或者有一个久病不起的母亲。个别的,甚至恳请让他的对手倒霉,也竟有保佑自己贪污不被发现的。不知道佛祖是否会考虑他们的诉求?但佛祖的代言人没准儿是考虑的,我就见到过推销寄名符的僧人,努力让人相信:人民币和精神救赎有正向关系。



  我看到很多信徒,朝庙宇的某个屋檐和铜鼎扔钱,因为据说那样可以给他们带来运气。这个习惯还延伸到其他场合例如名泉古井,澄澈的清水里泡着肮脏的镍币,真是不可思议。



  很多人搞不清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区别,不知道那是宗教改革的产物。1517年10月,教皇利奥十世派特使去德国兜售赎罪券,宣称只要罪人的钱币一敲响钱柜,灵魂就可以立刻从炼狱跳上天堂。威丁堡大学圣经科教授马丁路德发难,于是产生了一个新的基督教教派,使已经分裂的基督教世界三足鼎立。



  路德的改革,好像跟印刷术的普及也有关系。宗教的发展要取决于世俗的发明……还是说这一切,都是由被叫做上帝的人一手策划?






  “宗教改革”这个词本身就说明问题。宗教如果是真理,它哪能因为“时代背景就“随意修正”?事实上宗教是讲究策略的,它好像一直跟世俗的政权有合作,有时候甚至还可以妥协。西方的皇帝加冕不说,谁不知道中国的梁皇忏和唐三藏?



  尽管烧死了塞尔维特与布鲁诺,宗教在科学的进逼之下,已经不得不修正了很多。虽然一再有人指出“科学不能解释”,但那不必然意味着“宗教能解释”,我看过一些护教大师的著作,但他没有给我们洗涮——宗教因为科学而蒙受的耻辱。



  我屋后有一个小教堂,没事的时候喜欢踱过去坐坐。我觉得能用世俗的传播学,分析出无论牧师还是教民的行为方式——与其他的社会活动毫无二致。我采访过某个基督教会,他们不仅有自己的期刊,也有自己的影视制作部门。我甚至看到了一部专题片:黑场,然后一根火柴划着;接着是蜡烛和篝火,一直到熊熊的烈焰——同时是《圣经》走向工厂农村,群众欢呼庄严的镜头叠进淡出。看起来,我们在电视技巧的把握上没有分别。



  但钢琴和美声还是有力量的:歌咏也的确是和平、爱与宁静的情绪。谁知道,它们有一个什么样的过去?我建议大家,都去读读塞谬尔的《信仰的力量》;看看胡格诺教徒的悲惨命运。我的很多朋友,不知道西方曾有一个血腥的过去,不知道几十万可怜的法国人,曾如何作为异教徒、以极其恐怖的方式被虐杀。我看不出,那些杀人的信徒有任何“敬畏”——或者说“敬畏”与道德有任何必然的关联。



  据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人民为了彼岸世界的幸福,放弃了此岸世界的抗争和追求。但我们看到:太多此岸世界的血腥争斗,都是以彼岸世界的神圣名义。也许我们需要宗教或者哲学来救赎,但问题是,现有的宗教和哲学,是否能带来不违背理性的逻辑。也许你会说,理性本身也是靠不住的……那我就没话说了,我们可以想想历史上,不过脑子的盲从会带来什么。






 阅读次数:760 【本文为《世纪中国》网上首发,感谢作者惠稿。】  发布日期:2005-11-25 






  下面是我的话:






王少磊基本的理性主义态度,是与我一样的,那就是证据原则。要让一个人完全服从,低首下心,放弃怀疑,需要多么强有力的证据呀!而这些证据,没有任何一个信仰能够拿出来。罗素的《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就说清楚了这个问题。罗素此文反映的是:信仰问题,涉及的不仅是理性/非理性问题,还是一个人的精神自由问题。被征服的人,许多都在幸福之中,但我怀疑他们的精神是自由的。因为他们根本上放弃了让那个信仰的对象提供证据的要求。(应该说明的是,在这些人之中,有很优秀的人,有我的同事、朋友和学生。这是使对这个问题态度复杂的原因之一。)



王少磊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信仰是否需要逻辑?“但似乎没有下面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他回答了,因为他是索要证据的。证据就是逻辑的思维。不要证据,就是非逻辑的思维。






我再说说信仰与逻辑的关系。



古希腊的哲学家伊壁鸠鲁对于上帝存在,就有过这样一番诘难:



或者是上帝想阻止坏事而阻止不了,



或者是他阻止得了而不想阻止,



或者是他既阻止不了也不想阻止,



或者是他既想阻止而又阻止得了。



要是他想阻止而又阻止不了,那么他是不中用的;



要是他阻止得了而不想阻止,那么他是坏心眼的;



要是他既阻止不了又不想阻止,那么他是既不中用又坏心眼的;



要是他既想阻止而又阻止得了,那么他干嘛不阻止?!”



法国小说家法朗士在《诸神渴了》这部反映法国大革命时期社会生活的小说中,还把这一段诘难用在一位世俗主义者与一位神父的争论之中。



这一番机智的诘问,就反映了人的理性能力,它的具体逻辑形式是二难推理。当然有人根本不赞成用形式逻辑来诘问上帝或其他信仰。我认为这是给信仰建立一个“保护网”。王少磊说得很对,逻辑是人的基本理性,布道活动既然是“劝服传播”,不可能回避逻辑。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信仰自身的矛盾:它们总是要用一些神异的孤证来向你证明什么――这是逻辑的;却又拒绝在逻辑层面上的追问。



我们的世俗生活、思想活动与社会交流,任何一方面都离不开形式逻辑,为什么信仰是形式逻辑的禁区。任何禁区都是示人以弱,都是思想的不自由状态。






王少磊的文章还批判了对信仰的工具主义态度,尽管这并不是所有有信仰的人的态度,但非常普遍。对此,我也有复杂的态度。要从两方面看,人们有对信仰纯洁的态度,也有对信仰庸俗的态度。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人民为了彼岸世界的幸福,放弃了此岸世界的抗争和追求。这是从政治历史的角度来说的。这是正确的论断。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当一个人陷入深深的苦难(比如丧子之痛),不能自拔而把心灵投入某一种信仰的时候,我决不忍心用“理性一“把他(她)唤醒,因为那不能使她(她)消除痛苦,只会使他(她)面对痛苦。理性虽然是伟大的,但是它不能使人不痛苦。在这一点上来说,它是止痛剂(鸦片)。而我的这种对信仰的看法,也是功利主义的――消极的功利主义:不是劝人信仰,而是不云破坏他们的信仰。



许多我所认识的人投入信仰,都是因为特殊的事故,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便问。人在那种情境中是弱脆的,就容易放弃理性,何况理性在人群中本来并不普及和强大。这是值得同情的和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反对通过信仰来进行“社会治理”的积极的功利主义,就是那种认为社会不好是因为没有信仰,因此要在没有信仰的人们中建立信仰。这是一种非常不诚实、不纯洁的态度,而且要面临很大的风险――信仰破灭的风险。我觉得中国社会与世界选刊国家相比,缺的不是信仰,而是理性,是人的文明化,整个社会的文明化。这个思想,多年前曾经在一篇两个小时急就的网文《知识分子来当牧师?》中表达过,那篇文章从未发表,但至今仍在网上,搜索可得。地址是:



http://www.zjda.gov.cn/show_hdr.php?xname=E5VNSV0&dname=TBSM501&xpos=127






在那篇文章中,我像王少磊一样,比较全面地表达了自己对于信仰问题的理性主义态度。



当然,我也不太赞成向所有有信仰的人宣传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在“无事”之中弄出全民的思想斗争。我的态度是尊重个人、听之任之。



作为多元的社会价值之一,信仰可能是无害的――如果它不是愚民,使人智力降低的话。




评论 (12) |  固定链接 |  发表于 17:32





评论





信仰就是信仰,逻辑就是逻辑:)


发布者 搜狐网友 (未验证) (http://blog.sohu.com) – 2006-06-05 20:19






呵呵,马老师,少磊先生的问题,我觉得可以这样回答:《信仰有它自己的逻辑》。它的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德尔图良在《论基督的肉身》中的逻辑:“上帝之子死了,虽荒谬却因此而可信;埋葬后又复活,虽不可能却因此而是肯定的”。这里的“逻辑”显然不是指形式逻辑,而是我论文中所言之质料逻辑。伊壁鸠鲁对于上帝的诘问,根本就不能驳倒神学家,因为在神学家看来,这种所谓的二难推理,恰恰反映了人的语言的有限性和破碎性。——人不能谈论上帝。对于不能言说者必须保持沉默。

 
同样,信仰并不是理性的敌人,恰恰相反,信仰是理性的产物。因为,不管伦理学(至善)、美学(至美)、哲学(至真)、物理学(第一推动力)等等,都有一个所谓的“第一推动力”(或者称之为第一因),这些第一因,恰恰是理性推导的产物,而唯物主义无法解决第一因的问题,所以,才需要信仰来补充。——上帝就是至善、至美、至真的化身,就是第一推动力。


——如果我们把这种关于世界的解释称之为非理性,那么请问,凭什么霍金的宇宙假说就可以冠之以”理性“?


发布者 搜狐网友 (未验证) (http://blog.sohu.com) – 2006-06-06 05:04






既然有“我论文中所言之质料逻辑”,楼上是杨继斌朋友无疑了。我的本意,就是要从一个侧面加入前面的讨论,很高兴这个我喜欢的话题可以继续(虽然给少华老师“找了一点麻烦”嘿嘿)。


我多么希望,可以有一个不违背逻辑的宗教信仰。就是说,并非天国的阳光不适合自己的魔鬼性格,而是宗教所设计的天国之路经不住推敲。的确有人说他在坐禅的时候满室生香,但他不能证明跟以下现象的本质区别:有一次,我躺在草地上瞎想,然后就可以让云彩变成任何我想要的东西。


楼上说:“人不能谈论上帝,对于不能言说者必须保持沉默。”其实应该修订为:人不能在怀疑的时候谈论上帝——因为布道者何尝不是滔滔不绝。我不懂质料逻辑,但不赞成把违背逻辑的判断,神化为不需要被逻辑检验的公理。“因为我祈祷,所以我的病好了”可以,但轮到伊壁鸠鲁的诘问时则“必须沉默”……语言的有限和破碎,并不必然等于上帝的无限和完整。


唯物主义无法解决第一因的问题,并不必然等于上帝可以。现有的证据只能表明:假如唯物主义不能解决第一因的问题,最多我们会陷入困惑和虚无,而不必然等于我们应该相信圣经故事。牛顿虽然不能证明谁拨动了地球,他也没有证明是上帝拨动的,他只是“假定”——假定有一只神奇的“大手”。我们不应该庸俗地认为,这个大手就是全书里说的GOD,那个“人”后来还创造了马槽奇迹(这个奇迹后来再没有在车库里重演)。


何况,一些当初被认为“科学不能”的东西现在已经“能”了。所以宗教只好说“还有许多科学不能”。我的原帖在博客里被批评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没有正面回答文种所举的逻辑漏洞。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你证上帝(或其他神)之实,一个满室生香的例子不足为训(那也可能是邻居家改善生活);而我证伪一个漏洞就可以戳破气球了。


跟人讨论这个话题到最后,一般对方都会说“你这还是日常逻辑”!反问:那你的非常逻辑是什么呢?答:就是……上帝是不容怀疑的!(“上帝之子死了,虽荒谬却因此而可信;埋葬后又复活,虽不可能却因此而是肯定的”。)


因为信,所以信……这样早说不就结了。只是我不知道何以区分所谓“邪教”,同时也就知道了,何以有宗教战争。


……


发布者 王少磊 (未验证) (http://blog.donews.com/shaoleiwang) – 2006-06-06 06:34






杨继斌,我料定你要来的话,你会出来回应这个问题。因为在论文在答辩中,你已经表现出某种宗教倾向,因为它与论文无关,也不是我们判断论文的依据,所以我们就没理它。你对少磊先生的这番答复,我已其他教徒那里听说过了。在我看来,这就是你们学生哲学、学了理性之后对宗教的贡献--增强了他的“强辩”能力。


你说的“信仰是理性的产物”,或许符合思维,但决不符合真实历史。返观历史与现实,天下多少宗教徒是在像少数物理学家那样思考了“第一因”之后而皈依宗教的,又有多少教徒根本就是愚夫愚夫?或陷入痛苦不能自拔,或对来生来世心有所寄,或根本就是对俗世得福的功利愿望?你都能为他们的“理性”辩护吗?


发布者 马少华的博客 (http://msh01.blog.sohu.com/) – 2006-06-06 06:38






我为上面“愚妇愚夫”的话道歉--现在收回。人各有所信、各有所爱,完全是各人自由。我们讨论问题犯不着伤人。这也是我不愿意谈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我宁愿结束这个话题。


发布者 马少华的博客 (http://msh01.blog.sohu.com/) – 2006-06-06 20:37






少磊老师,上面那个帖子“匿名”,不是故意的啊,——凌晨发帖子时,忘记了修改称呼。并不是对您不敬。汗一个先!


首先声明一下,我无力也无意为信仰辩护。我虽然读了少许基督神学的书,但我始终无法履行一种宗教的灵修生活,也无法彻底接受基督教文化。——尽管和同龄人相比,它对我的影响可能要多一些。可我仍然要声明,我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基督徒。


我所以和您探讨这个问题,不是因为我对宗教感兴趣, 而是因为我对逻辑感兴趣。我觉得,您在文中,以及您在帖子中的某些思考站不住脚。


第一,关于谈论上帝的问题。您质问我,既然人不能谈论上帝,为什么布道者却总是在滔滔不绝。这个问题曾是基督教神学界的一个公案。但是,基督教早就已经解决了这个悖论——当然,是在他们的逻辑框架内解决了这个悖论。其实很简单,就是“辩证法”,叫“辩证神学”,德国人卡尔·巴特的理论;A正题,我们是而且始终是人,作为人我们无能谈论上帝;B反题,作为人我们总是在寻找永恒、思考永恒,所以我们又难免要顽强的倾听、认识和谈论上帝。——当然,正题和反题自相矛盾,于是巴特说,“辩证法”首先意味着人的思维的破碎,所以我们只能用破碎的思维在悖论中去思考上帝,谈论上帝。因为人的思维永远才处在矛盾的各部分之中,根本没有指望获得综合,综合只为上帝所保留。——看看,又来了!又把球传给上帝,太不厚道。但是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悬置在这里,我等会解决。


第二,您说,“唯物主义无法解决第一因的问题,并不必然等于上帝可以。”——这里,需要的不是是非判断,而是个人选择。如果你接受上帝是至真、至善、至美,那OK,你就不要拿唯物主义的逻辑来质疑它。因为,这是两种彻底相反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框架,“对任何一种哲学,都不能用其他学派的逻辑来攻击他,因为这种逻辑本身已经预先假定为是它所不能接受的。”(注,das:《哲学就是逻辑吗》)您的这种质疑,就好比是让李连杰PK泰森啊。


第三,您说,“那个人后来还创造了马槽奇迹(这个奇迹后来再没有在车库里重演)。”这个仍然可以归结为信或者不信的问题了。对于一个信徒而言,他的生活中是充满了神迹的。比如,假如我是一个信徒,我会觉得我女朋友就是一个神迹。——这是上帝赐给我的啊!


发布者 搜狐网友 (未验证) (http://blog.sohu.com) – 2006-06-06 20:55






第四,回到我在第一个问题中悬置着的问题,——总是把最后一脚球传给上帝的问题。但是,但这是无可厚非的啊。罗素说,法律和神学,其最初原则都是不许质疑的条文,即法律或者圣书。——事实上,任何理论的最初原则都是不许质疑的(你可以不信,但不能质疑),比如你质疑马克思主义物质决定意识,你质疑佛罗伊德的性本能。这些最核心的概念,不可以、也不需要再证明,因为它们是用来证明别的推论的。——那您又何必偏偏和神学的最初原则过意不去呢?


第五,关于教会的恶行。教会是人的教会,它仍然是携带着人自身的恶。教会和上帝是两会事。教会的恶并不是上帝的恶。


第六,关于邪教的标准问题。——这是个很麻烦的问题,我承认。但是在我们国家,这是只是(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既然是法律问题,就没有必要讨论啦哈哈哈。感谢上帝,感谢《宪法》。


稀里糊涂说这么多,自己都有些忐忑,班门弄斧,却又按耐不住。这可能就是思想交流的乐趣所在。希望我的诚意能弥补我的不恭。谢谢您。


发布者 杨继斌 (未验证) (http://blog.sohu.com) – 2006-06-06 20:55






继斌,如果你学了这么多知识,包括逻辑,就是为了坚定你的信仰和抵制自己的怀疑,那么你就接着信吧。这种争论的胜利对于理性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这与布道者劝人信了教完全不同。


说人根本不能、不许、没有能力思考和怀疑与自己有关的东西;一种东西只许信仰、不许思考和怀疑,这就是现代宗教的思想禁区--尽管它已尼不是通过宗教裁判所的烈火,而是通过精妙的逻辑表达来设置的。


发布者 马少华的博客 (http://msh01.blog.sohu.com/) – 2006-06-06 22:03






马老师,我真的不是基督徒。我上面的帖子并不是为基督教信仰辩护,故意和少磊老师抬杠(请他原谅我),只是为了说明,形式逻辑单独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必须和质料逻辑结合。否则,人们在探讨问题的时候,就会出现我现在和少磊老师之间的分歧。


发布者 杨继斌 (未验证) (http://blog.sohu.com) – 2006-06-06 22:21






少华老师说得对,从“自由”的角度看,我们不应该贬低别人的信仰。对我个人而言,讨论的确是在逻辑层面;或者说,是因为有真正的困惑需要解决(在宗教方面我不喜欢“普度”这个词,我只努力拯救自己)。


杨继斌朋友针对性的回答,在我看来还是“我证我”的逻辑(我看不出宗教还能有其他什么选择),而且也没有回答我原帖里的疑问。比如科学进逼的问题:宗教只能说“科学尚不能全部证明”,而不去面对科学的“已经证明”就足以证伪。


把宗教历史中的黑暗推给教会,是一个普遍的观点。但对于绝大部分基督徒而言,他们从哪里获取的宗教启蒙?他们的全书是上帝本人撰写的吗?(我们姑且不做伊壁鸠鲁式的诘问,上帝何以允许教会假其圣名)


在我看来,形式逻辑的确不能单独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宁愿让悖论保留,也不愿意把解决问题作为前提,然后制造一个似是而非的“质料逻辑”。


发布者 王少磊 (未验证) (http://blog.donews.com/shaoleiwang) – 2006-06-07 05:56






少华老师:这个讨论,是否可以让我在自己的博客里备份一个?


发布者 王少磊 (未验证) (http://blog.donews.com/shaoleiwang) – 2006-06-07 06:01






我非常同意少磊老师的这样两个观点:


一是科学进逼的问题:宗教只能说“科学尚不能全部证明”,而不去面对科学的“已经证明”;


二是把宗教历史中的黑暗推给教会的问题:上帝何以允许教会假其圣名?
宗教自己不能回答的问题太多,却坚持说科学不能回答所有问题。须知:宗教与科学所承诺的是不一样的:科学决不承诺回答所有问题--这正是科学自己的精神;宗教已经承认回答所有的问题--这也是宗教自己的精神。


少磊老师当然可以在自己的博客里备份一下。谢谢你的“申请”,这是客气。


继斌,你不是教徒。我们不应该把你是教徒作为论证的根据。但你说的,就是宗教现在的“逻辑”。我也确实从宗教徒那里听说过。再说一篇,我确实不想动摇谁的宗教信仰。我还看不出现在大力普遍唯物论的必要。但理性与非理性,有时候的确会在某个地方遭遇。让我们点头一笑,擦肩而过。


发布者 马少华的博客 (http://msh01.blog.sohu.com/) – 2006-06-07 07:12




本篇文章使用aigaogao Blog软件发布, “我的Blog要备份”

2006年06月04日


我一向对中医有成见,觉得它打根儿上就有问题。还是鲁迅说的明白,从叶天士的梧桐叶,到陈莲河之流“原配的蟋蟀”、“打破的鼓”,都荒谬无比。当然话说回来,就算解剖学上找不到经络,我还是不敢彻底否定全部的“祖国医学”,也许至少可以这么说吧:那其中混入了太多的迷信。


有意思的是,周围还有这么多人相信“经霜三年的芦根”、以及“人形带叶参”的。这都还罢了,奇怪的是服药的方式,好像都有些符咒方位、阴阳五行的讲究。


公开表示“不信”是有危险的。甚至在一些时候,可能给自己带来社交上的孤立和敌视。所以,我并不说我“不信”。


上一回,偶然听说一种膏药,除了不能艾滋病其他都能治,连外国的朋友也纷纷函索。于是托熊兄弟包了几包,预备对付女儿顽固的咳嗽。


药拿到看时,也不是单单艾滋病不能治,也有其他不能治的。不过,到底没有敢拿女儿试验。倒是这两周自己“偶感风寒”,就撺掇女儿找来火柴,父亲拿来蜡烛,妻子负责烤化药膏,而母亲替我贴到脖子后头。


说真的,我并不指望膏药能够神验,我主要喜欢大家为我操心的样子(我趴在床上想生病真好呀)。


我打算:如果这次膏药奇效,我就改变自己对中医的偏见。

本篇文章使用aigaogao Blog软件发布, “我的Blog要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