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9月28日

 


差不多有接近两年的时间,我既不买报纸也没跟纸媒合作。原因作者这边有两个:第一相比电视稿费太低;其次我不能平静地面对删稿(政治把关可以理解,业务把关则往往胸闷)。


上周承师妹看重,答应在《南都周刊》糊一个专栏,并且还给南方周末完成了一篇约稿。今天送完孩子到报摊花了两块钱,然后看到了那篇被腰斩的东西(南方周末批评版)。


还是把原文发在这里吧。说是原文,其实是遵编辑嘱修改的二稿:


在“媒体顾问团”的问题上,东方电视台可称精明。因为它知道媒体尤其是权威媒体,在公信力和权威度上对于受众的心理暗示。它在法律许可内和伦理底线上,做了回本色的生意人而已。“我型我秀”不是东方电视台唯一的栏目,甚至也不是最主要的栏目,我故此不愿给它太多的伦理义务——或者考虑其“市场意义”,乃至于要予以正面的道德揄扬。


 


主要是说说顾问团里的其他媒体。很显然,它们被作为舞美元素“设计”了。到场记者的价值在于不到场的报社,耐人寻味的是他们竟如此自觉配合。


 


“我型我秀”,以及同类节目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电视的现实体制,与受众的时代脉搏相互遭遇的结果。在所有可能被诉求的那几个点上,“万众狂欢”是大家都高兴的结局:它有形式上的草根镜像,但又不真正挑战精英的话语秩序。所以我虽然赞成节目本身存在,但也不打算将其天使化(当然,更反对把它妖魔化)。


 


它们之所以成为焦点议题,并不仅仅因为节目流程——在技术上的科学性受到质疑。而是很多有心人,都试图解读其信号意义和传播附载。置身于这个背景下,记者作为“守望者”在应“监督环境”时,有意无意地与“环境”合谋了。众所周知,一个人的生理视听是有限的,我们所了解的环境,是大众媒体代为勾画的“拟态环境”。就是如麦克卢汉所说,我们把媒体当成视听的延伸去了解世界。故一旦媒体失去敏锐,站在公众的立场上,谁来为我们来主张知情权利呢?


 


换句话说,我赞成东方卫视的商业行为,但在“顾问团”的问题上,反对“南周”或“北青”放松社会肩负(注意:我不说“放弃”)。媒体与“环境”乃至媒体与媒体之间,应该保持足够的警觉——甚至是抵触或别扭。顾问团是否想到过将计就计,“打入内部”反过来设计“东方”一把呢?为什么很少看到有关焦点议题的深度新闻?公众关心的那些疑点,他们给予了多少破解与阐释?我很希望,在中国的新闻史上有这样的故事:一位记者,趁某个摄录间隙溜进了后台。他在制片人的桌子上,发现了一封后来构成揭丑报道的函件……说得露骨一些,我希望评审席上的记者三心二意,而不是专注投入地甘当“舞美”。因此当甜蜜和光滑弥漫在演播现场时,我感到不安。


 


但是光滑和甜蜜正在扩散。不仅在媒体之间,也在传播的学界和业界。尽管很多时候,电视台并不真的认为,新闻系教授的建议有实际价值(暗地里他们甚至嘲笑那些建议纸上谈兵),但在改版的策划会上,后者还是被请来作为舞美元素。与“顾问团”的情形类似,一向具有怀疑精神的教授一下子变得乖觉起来,他们懊恼地发现:自己的发言轻重得体不痒不痛,足以让对方下次再发请柬并呈上“信封”(我真正的担心是:有一天他们不再为此懊恼)。


 


然而媒体生来就该具有批判意义,就好比学术天生应该具有怀疑精神。即便是所谓的报道“平衡”,也并不意味着表扬和谴责版面各半。我希望媒体更多地揭穿和戳破(而非粉饰和美化),以便让我们看到光滑背后的粗砺,以及甜蜜背后的酸涩——这才是它的存在逻辑。否则,我们就可以质疑媒体的立场,并且当它再自诩为“公众视角”的时候,就予以毫不留情地嘲笑和唾弃。原因很简单:粗砺和酸涩,常常是被宏大叙述蒙蔽的“事实”与“原生态”,不揭穿戳破绝不能自动显现。


 


同样道理学术只有独立于业界,才能对业界具有特别价值——并且获得他们的尊重。诚然,仇恨指数的增加无助于社会生态,但一团和气,却肯定不是理想的媒介生态和学术生态。记者应该永远成为旁观者,挑剔地看着东方电视台“他型他秀”,而当他们入场一起“我型我秀”的时候,学界应该成为挑剔的旁观者。


 


让我们作为旁观者,再回头看看东方电视台吧。如前所述,“我型我秀”时它的主要身份是个商家。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准备过多地生发道德拷问。实际上,就算自己在业界客串,也会进行大体类似的努力。理由是:我们的现实语境具有更为复杂的内涵。


就是说,媒体的商家身份也是非常重要的。20几年前,上海电视台播出第一条广告,我打赌,它的台长一定因此面临着“政策风险”——虽然在西方,同样的广告已经做了四十年。即便在今天,任何电视台,任何一个改版计划仍要顾及同样的因素。原因在于我们的新闻体制:任何成熟的电视人,都懂得要给它以足够的尊重。


 


在最新的教科书上,这被表述为“混合体制”或“双重制约”:即“国家电视”的基本性质+“商业电视”的经营方式与此相应,报纸是一种“带有商品属性的精神产品”(报社自然是带有企业属性的事业),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报纸被认为并不纯粹是商品。


 


承认媒体的商业属性(尽管不能承认商业乃媒体的本质属性),无论如何是一种社会进步。顺着这个思路,东方电视台如果在商业的范围内,进行符合受众需求的娱乐——那是完全无足深责的。甚至刚好相反,它应该受到充分的鼓励。媒体都应该进一步认识到:给它完成发行或者奉献眼球的人,不只是曾被称为“群众”的宣传对象。


 


说白了,我赞成在当前的语境之下,东方电视台更多地增加它的商业成分。它当然还应该有其他成分,但特定的时空下,都有个主要矛盾需要解决。都市报之所以是进步的,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甚至原谅它——为发行在社会版上刊登太多的法制报道。相信到一定地步就会自我克制,但眼下,我看重的是它对于日报的理念更新。


 


在中国,网络广告出现在19973月,比它的国际同行只晚了三年。很显然,这就是体制进步所带来的明显变化(现在的混合体制也许还不是最好的体制,但它肯定优于过去的单一体制)。我理解刘忠德们反对超女,并且相信“我型我秀”这类节目,也多半不会让他们感到愉快。但事实上,有可能单单节目的形式而非内容,就已触动了早成定势的“群众”观念:因为它们绝对的政治正确,从“病床前的爱心”、“对祖国的感情”以及“老艺术家的关怀”……又健康又喜庆,不仅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贡献“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增长点。说白了,这不就是“和谐社会”主旋律吗?


……


看起来这很像是一个两难悖谬:先是希望东方电视台最大程度地商业化,然后却反对它为此目“设计”自己的媒体同行。但两者可以使我们在现实气候下,从不同角度最大程度地接近传播理想。媒体之间不存在管理和从属关系,“距离”不影响他们的价值追求。也许真正的的尴尬存在于作者自身:我未必认可学界甘愿合谋的游戏规则,但却需要这个规则的承认,才有更多的发言机会——无论在新闻的核心期刊还是在媒体的策划会上。当光滑耀眼的话筒送上时,我不知道,什么是一个学人最明智的选择。


200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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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9月27日

到商学院“跟青年谈人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次西皮希望过去说说就业。于是请了另外两个哥们一起“互动”。符号意义肯定是要的,丁是营销大腕豪宅靓车,徐是首席主持年薪惊人。学校电视台的节目我没看到,但网站上我的身份成了“网络写手”!西皮这狗头,还把我写给羊喝汤的博客介绍,硬安到了我自己的头上,并且直接拷贝到讲座现场的ppt上了。我听到学生窃笑时才回头发现:……最喜美人清谈,午倦抛书,澡堂吃饭,江湖行走!!!


这可是我亲历的事件被做成“新闻”,值得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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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9月15日

 


有首歌,我闺女一唱,我就不觉莞尔。词儿是这样的:


鸭妈妈和鸡阿姨,亲亲热热在一起,鸡阿姨想过河,不会游泳真着急,鸭妈妈当小船,驮着阿姨过河去,鸭妈妈,鸭妈妈,谢谢你。向你敬个礼呀,敬个礼!



鸭妈妈和鸡阿姨,亲亲热热在一起,鸭妈妈,鸭妈妈,生了蛋,不会抱窝真着急,鸡阿姨来帮忙,孵出小鸭叫唧唧,鸡阿姨,鸡阿姨,谢谢你,向你敬个礼呀,敬个礼!


有时候想, 我们是否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先用甜蜜的光滑,给孩子制造一个并不存在的拟态社会;然后,再让真实社会的狰狞锋利,更正原先的错觉和幻象。


王一介边唱边跳学小鸭子的时候,我喜欢装李默然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词儿是这样的:


……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冬天的风雪狼一样嚎叫,妈妈却穿着破烂的烂衣裳,她去给地主缝一件狐皮长袍,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经过了多少苦难的岁月,妈妈才盼到今天的好光景……


如果父亲恰好也在身边,我一唱他就不觉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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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9月11日

 


1)这回是亚光兄雅意。扬州差不多每月都去,但妻女同行倒还是第一次。在暮色苍茫的瘦西湖上,我也有一点沉醉不知归路了。



2)扬州据说是一个养人的地方。茶余浴后,这样的太阳一照,慵懒得眼泪都快要出来了。我真的有必要,再到那个热闹的地方去挣扎吗?



3)王一介已经给出了答案。



4)无论是何园还是个园,感受归结俩字就是“绝望”。只能作为游客在这里喘息片刻,当年拄杖行食的主人该是何等享受呢?



5)因为“盐商之力伟哉。”



6)盐商的轿夫呢?环卫工人眼里是怎样的园林?这样想,入世的扰攘倒又是可以理解了……



7)感想到后来就没有感想了。只剩下一星甜蜜的心痛,在初秋的清寒中跳跃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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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9月03日

 


李普曼曾论及“现代人与客观信息的隔绝”,给出的分析是:在巨大而复杂的现代社会里,人们不可能与整个的外部环境保持“经验性接触”,而只可借助新闻机构的选择和呈现。但是新闻机构,只会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提供某种拟态的信息环境(它制造了一个现实社会的镜子,这个镜子,是使受众误认为平镜的哈哈镜)。这意味着,现实的客观环境被修正地“信息化”了。


 


“流氓外教”和“富士康争端”。在各种相互矛盾的报道中,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办法,可以用自己的眼光逼近真实?还是说,我们得毫不懈怠地戴上理性眼镜,并且能把被媒体修正过的信息二度修正?


 


事实是,我们经常会在媒介包围中放松警惕。按照学术化的表达:大众传播加工的信息环境,通过改造和培养受众的世界观,会直接决定他们的行为方式。因此,那个信息环境就有可能演化为现实环境——这就是信息的再度“环境化”。


 


抗拒培养——我们敢说这个大话吗?


 


李普曼令人悲观的假说,很有可能是真的。比如我早就发现,自己在批判话语暴力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鼻子里的咻咻。张结海的言论虽然不免粗鲁,而对张结海的置疑又何尝文明呢?在上篇博文的结尾我终于撕破了伪装的和平,气势汹汹地攻击道:我赞成用习俗甚至法律来审判制裁,但讨厌连鸡巴上都附会爱国情怀民族大义。其实最可怕的不是长短肥瘠,是精神阳痿后的敏感脆弱和大惊小怪……


 


根据《悉尼先驱早报》的报道,流氓外教根本就是行为艺术家的“恶作剧”,《京华日报》的张锐兄也在博客里证实:“他们有计划地把网页地址发给一些人,借此调查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是否存在!”


 


……事实是,调查的结论很有可能是肯定的。而我也做了回——自己一直指责的大字报写手。


 


这个东西在Donews贴出后,我不久看到了师弟的留言。他在媒体做新闻,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一直表现得比我更谦虚一些:)——


 


……


 


如果收回那么多不知所谓的义愤填膺,我倒是希望第一财经因为粗糙的文本而输掉官司。我们的记者都他妈的太想成为烈士了,连起码的职业要求都作不好,甚至也做不来。


 


从事新闻行业不需要过分的理想,要实在清楚这是个技术活,或者首先是技术活,然后才能想别的东西,甚至扯到民族大义之类的东西也行。可怕的就是新闻学子不着调,总是梦想着做大船上的嘹望者,却不知道掌舵,这样会死得很难看,起码所谓的新闻理想会死得很难看。


 


从前,刘洪波把女生陪舞事件上升到教育腐败之类的什么什么批判,那个时候怎么没人谈民族大义?现在他妈的鸟记者总是想微言大义,糊弄个新闻文本就指望着针砭时弊,指望因此得到理想的快感,真是糊涂蛋。


 


那么多新闻学子要实现新闻理想,首先把稿子写得扎实、坚强,别的东西就不要多想,也别冲动。看看自己会写消息吗?会写调查式报道吗?会营建一个刀枪不入。浑身悠金钟罩护体的文本吗?要是还没有,权且扔掉该死的新闻理想,踏踏实实做个新闻技术工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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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9月01日

 


鉴于“反日”时的经验,我得首先往胳膊上栓条白手巾:别开枪自己人的意思——因为我也站在翁宝、王佑这班儿,极端鄙视鸿海的残忍无情。


价值判断完毕,换个角度来咂摸“富士康事件”……


一个“新闻学子”,在MSN上激动地跟我说:但愿能有一个对媒体有利的结果!否则又将打击我做媒体的信心了!


一位我崇拜的知名教授,在新华网激动地对记者说:“我感到很震惊,也很气愤。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居然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为此感到羞耻,也感到悲哀。”


我不明白的是:我们是否今天刚知道资本的力量?我们是否今天刚知道媒体的尴尬?我们是否今天刚知道法制的漏洞?——为什么,我们都似乎今天才想到……昨天就已经是21世纪(再一次下决心在写作中放弃排比,因为这根本不是我想传递的情绪)?


有时候我想,一个新闻系里愤怒的学子,成长为报社麻木不仁的记者,一共需要多长时间(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不为了通稿和红包而愤怒——或者从什么时间开始,会因为没有通稿和红包而愤怒)?一个新闻系里愤怒的学子,是否会在就业时,一点也不愤怒地使用非业务手段?……我们满算,有多少像翁宝、王佑这样愤怒的记者?他们中又有多少,只是通过选择性的伪愤怒,来赢得现实语境里的发行人气(因为有时是媒体随后的公关,而非管理部门的政策令其改变了报道计划,前者可恕)?


另外,一个新闻系里愤怒的学子,如何成长为新闻系里的“知名教授”?假如他挑战固有的学术规则,是否有可能通过哪怕讲师的考评?假如他学不会甜蜜地发言,还会有话筒请他发言——更别说愤怒吗?他是否对自己所愤怒的现象,具有某种长效的导致责任?


至于资本的力量,要说到企业的税收,财政的来源,社会的稳定……说到社会稳定,到这儿就可以不说了,我们的新闻人都有此觉悟(我说的企业,不是指路边的馄饨摊。有时候,我们原谅了解雇他的大企业影响文明,却不允许他的小企业影响市容。我们甚至为他解雇他创造了一个新词,这个新词在其他语种里都实在难以区分)。我不相信居然是这些常识,激起如此新鲜巨大的伦理觉醒。


因此,不愿意像我的一些朋友那样,赋予这个事件太宏伟的意义。我倒是愿意从具体的业务层面,建议第一财经和富士康总部,都从中吸取并调整自己的公关策略。我已经注意到,后者先对媒体宣布要把“索赔将捐献慈善机构”,然后又把索赔的标准降到了1块。


几乎是在同时,另一个话题正激起网民的道德义愤。好像是一鬼佬玩了(我强烈反对这种男权主义的观点,如果双方都曾在性活动中获得快乐,凭什么是他玩而不是玩他)我妇女同胞(顺便说一句,我强烈反对那种认为咱娶了人家就赚反之就赔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而那个狗东西居然在博客里对细节津津乐道。该杀该剐,我赞成用习俗甚至法律来审判制裁,但讨厌连鸡巴上都附会爱国情怀民族大义。其实最可怕的不是长短肥瘠,是精神阳痿后的敏感脆弱和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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