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曾论及“现代人与客观信息的隔绝”，给出的分析是：在巨大而复杂的现代社会里，人们不可能与整个的外部环境保持“经验性接触”，而只可借助新闻机构的选择和呈现。但是新闻机构，只会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提供某种拟态的信息环境（它制造了一个现实社会的镜子，这个镜子，是使受众误认为平镜的哈哈镜）。这意味着，现实的客观环境被修正地“信息化”了。

“流氓外教”和“富士康争端”。在各种相互矛盾的报道中，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办法，可以用自己的眼光逼近真实？还是说，我们得毫不懈怠地戴上理性眼镜，并且能把被媒体修正过的信息二度修正？

事实是，我们经常会在媒介包围中放松警惕。按照学术化的表达：大众传播加工的信息环境，通过改造和培养受众的世界观，会直接决定他们的行为方式。因此，那个信息环境就有可能演化为现实环境——这就是信息的再度“环境化”。

抗拒培养——我们敢说这个大话吗？

李普曼令人悲观的假说，很有可能是真的。比如我早就发现，自己在批判话语暴力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鼻子里的咻咻。张结海的言论虽然不免粗鲁，而对张结海的置疑又何尝文明呢？在上篇博文的结尾我终于撕破了伪装的和平，气势汹汹地攻击道：我赞成用习俗甚至法律来审判制裁，但讨厌连鸡巴上都附会爱国情怀民族大义。其实最可怕的不是长短肥瘠，是精神阳痿后的敏感脆弱和大惊小怪……

根据《悉尼先驱早报》的报道，流氓外教根本就是行为艺术家的“恶作剧”，《京华日报》的张锐兄也在博客里证实：“他们有计划地把网页地址发给一些人，借此调查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是否存在！”

……事实是，调查的结论很有可能是肯定的。而我也做了回——自己一直指责的大字报写手。

这个东西在Donews贴出后，我不久看到了师弟的留言。他在媒体做新闻，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一直表现得比我更谦虚一些：）——

……

如果收回那么多不知所谓的义愤填膺，我倒是希望第一财经因为粗糙的文本而输掉官司。我们的记者都他妈的太想成为烈士了，连起码的职业要求都作不好，甚至也做不来。

从事新闻行业不需要过分的理想，要实在清楚这是个技术活，或者首先是技术活，然后才能想别的东西，甚至扯到民族大义之类的东西也行。可怕的就是新闻学子不着调，总是梦想着做大船上的嘹望者，却不知道掌舵，这样会死得很难看，起码所谓的新闻理想会死得很难看。

从前，刘洪波把女生陪舞事件上升到教育腐败之类的什么什么批判，那个时候怎么没人谈民族大义？现在他妈的鸟记者总是想微言大义，糊弄个新闻文本就指望着针砭时弊，指望因此得到理想的快感，真是糊涂蛋。

那么多新闻学子要实现新闻理想，首先把稿子写得扎实、坚强，别的东西就不要多想，也别冲动。看看自己会写消息吗？会写调查式报道吗？会营建一个刀枪不入。浑身悠金钟罩护体的文本吗？要是还没有，权且扔掉该死的新闻理想，踏踏实实做个新闻技术工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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