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30日

网络实名,现在又成为新一轮的公众议题了。我在刚刚出版的小书里,就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最近千头万绪博客疏于打理,考虑把那个章节分段发到这里吧。这个小册子是我现学现卖的习作,有舛误之处朋友们多多指教——


1)山雨欲来的媒体征象


 


中国互联网实名制悄然揭开大幕,腾讯QQ成为首批试点。720,腾讯公司发布公告称,根据深圳公安局《关于开展网络公共信息服务场所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QQ群的创建者以及管理员将于近期开展实名制登记工作[1]


 


网络实名,可算是互联网最敏感的神经之一。20057月,QQ群试探性的工作,差一点被误传为整个互联网的规定。事实上,这个规定根本不针对腾讯的用户主体;只是QQ群的“群主”,会被要求填写一张包括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的表格。并且,即便是在深圳的“局部地区”,这个政策也未必真的严格执行了。QQ群,是腾讯公司提供的群体即时通讯平台。网友可以根据某种共性基础,建立诸如“高中同学”、“理光用户”等聊天“群”(创建者就是所谓“群主”)。这个服务,在腾讯的全部服务中不站主要位置。


 


消息公布后新浪的网络投票显示,有7成左右的用户不赞成“群组实名制”。因为没有取样情况的说明,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个数据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但总体说来,反对的比例比我们预计的还要少一些。因为网上舆论给人的印象是,抗议的声音如此之大——一度接近于喧嚣杂乱。也许网络媒体的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存在较大误差;比如那些投票的,并不总是那些发言的?或者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网民在十年历程中已经“成熟”了?还是说,构成网民的社会身份对比已经发生了转变?


 


QQ群的实名制被认为是一种信号。网民上网的实名制,因此被形容为“山雨欲来”。但网站本身的实名制改革,早在2005年的78月份就已经大致完成了。本年度的早些时候,信息产业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互联网站的备案登记”,没有或不能获得获经营许可的站点,注定会被彻底坚决地予以关闭。这都被观察家看成是——整个互联网实名制度的前兆与风向。


 


更早在2003年,李希光建议人大禁止网上匿名就已经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中文论坛中李希光进入最高频的关键词汇,教授本人,也因此成为新闻界最受争议的学者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南方周末》的争执,几乎要发展成为一场复杂的名誉官司。虽然后来,李希光自己又对这个观点进行了修正和澄清,但他仍然被大多数公众认为是——“国内倡导网络实名制的第一人”。


 


人们之所以拿李希光教授来标志历史,显然是因为他在传媒界的权威地位。但更早在上世纪的90年代末期,网络上的实名制讨论就已经沸沸扬扬了。事实上,网络实名的确是互联网上最敏感的部位。哪怕仅仅是关于它的猜测和传闻,都能在IT圈激起或大或小的浪花——当然也包括发生在国外的相关消息,因为它们被认为对我们制定政策有启发作用。






[1] 金磊,《中国互联网实名制揭开大幕,腾讯QQ成为首批试点》,TOM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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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29日


从上学到教学,历史的复述已经大大不同了。想想看可真有意思:就一个历史事实,却有这么多截然相左的历史教材。毛泽东的十六字令或者肖华的长征组歌;红旗下被硝烟熏黑的仇恨的脸,以及群雕里结实的肌肉紧握的爆破筒……那时候它们不仅出现在银幕舞台,也出现在连环画、黑板报……乃至卧室糊墙的宣传招贴里(顺便说一句,过去我从未想到过,我们睡觉的老柴房应该被叫做“卧室”)。但是它们,都在时空转换、文本修正之中逐渐退色了。印象一直鲜明的,倒是跟吃有关的那些段落文字。


小时候特别痛恨自己思想落后。因为有关红军艰苦的描写,却往往激发了我的憧憬和羡慕。上世纪70年代虽不至于饥谨,可回忆里却一直是尖锐的饥饿。这很像80年代顽强的饥渴,常常需要用书包或报纸盖在拉练处——以掩饰由于青春冲动而按捺不住的兴奋(很惭愧在红色芭蕾的剧情里,我对于女性身体的迷恋超过了阶级觉悟)。


……还接着说吃。以下是70年代初期敝乡全体村民的通用食谱:


早饭(如果碰巧有早饭的话):杂面馍;


中饭(差不多肯定会有中饭):杂面条;


晚饭(如果没有因故取消晚饭的话):杂面馍。


我不记得那时候有所谓“就馍菜”——至少,没有通过煎、炒、烹、炸程序的就馍菜。情况好的时候,也许会凉调粉丝冷拌黄瓜,当然更多的时候,是靠捣碎的蒜泥佐餐做成中式三明治。有一段时间,村西发明了一种烹调新技术,其制作方法如下:


1)取井水(H2O)一碗;


2)倒入未经提纯的氯化钠(NaCL)少许;


3)搅拌。


食用方式是:


1)将杂面馍掰成小块(每块约4平方厘米);


2)在盐水中蘸12秒钟;


3)放进嘴里。


后来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先富起来的一小部分人,竟然舍得往盐水里滴进3~4滴麻油!


……话又扯远了,接岔说红军哥哥。这是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草地晚餐》,我哪一次朗读的时候没有流下……哈喇子呢?


临时伙房设在草地上,几口行军锅成“一”字形排列着,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锅内热气腾腾,一块块巴掌大的牛骨头,被沸腾的水卷起来又按下去。一阵微风吹来,香喷喷的牛肉气味直钻鼻孔。大家谈笑着,赞美着,都说今天的晚餐是一顿丰盛的“牙祭。”(摘自刘坚《草地晚餐》)


牛肉!上帝!而且是牦牛肉!可笑么?一个农村孩子的理想居然是牛肉——无论它是什么牛的!念书的时候,真恨不得我自己是那“蓝色的火苗”。此刻想想看会不会流下……眼泪呢?直到今年夏天,晚上,在九寨沟口的“边边街”,小桌摆放在山泉汇聚的急流边上,隔河就是黑黢黢的青山,拂面而来是充满野性的负氧离子。地在四川,正是70年前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阿坝州(现在,已经开发出“红军长征文化旅游项目”了)。饭馆的老板娘端来了神往已久的牦牛肉,我第一次不劝自饮地喝醉了!


原谅我的没出息吧。要知道,一直到小学课文里周总理遇见小桂花,我还不知道作为礼物的大苹果——它究竟是什么样的红灿灿和香喷喷呢。


我迷上了长征文学。不仅是草地晚餐,还有《金色的鱼钩》、《老山界》。它们中哪怕有一点有关吃的文字,都激起我裹挟着食欲的、对美好生活的热情。在《老山界》里我臆想着瑶族大嫂熬制的米粥,正好比在《金色的鱼钩》里,幻想着产自沼泽的猫鱼汤,:


 她问我们饿了没有。这一问正问中了我们的心事。她拿出仅有的一点米,放在房中间木头架成的一个灶上煮粥(摘自陆定一《老山界》)。


一天,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了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尽管没加作料,可我们觉得没有比这鱼汤更鲜美的了,端起碗来吃了个精光(摘自陆定一《金色的鱼钩》)。


《九个炊事员》虽然没有直接的食物描写,但我照样喜欢因为……有炊事员嘛。有一阵子我爱上了王愿坚。因为该同志对于吃的描写,端的天下独绝并世无双。比如《七根火柴》(当我被要求背诵《七根火柴》的时候,老家的大部分亲戚还把火柴称做“洋火”。):


不但现在,就在他掉队的前一天,他们连里已经因为没有引火的东西而只好吃生干粮了。可是他仍然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裤里。突然,他的手触到了一点粘粘的东西。他心里一喜,连忙蹲下身,把口袋翻过来。果然,在口袋底部粘着一小撮青稞面粉;面粉被雨水一泡,成了稀糊了。他小心地把这些稀糊刮下来,居然有鸡蛋那么大的一团(摘自王愿坚《七根火柴》)。


未曾有过好胃口的人,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吗?同样道理,未曾有过好胃口人,无法从饥饿描写里获得阅读享受:


小周腾出一只手,把怀里的车前菜叶子翻了翻,拣了两片嫩叶,摸索着放进指导员的嘴里。他们已经断粮两天了,就靠这东西塞肚子。两个人把吃这种野菜叶子叫做“增加营养”……


师长向他们三个人看了看,默默地从枪筒上解下已经空了半截的米袋子,抓了一把炒面给王吉文,然后严肃地问:“为什么不走?”


“对,背上他!”想着师长的话,他忽然想出了办法。他兴冲冲地抓起小洋瓷碗,从水洼里舀了半碗凉水,拌上一点炒面,给黄元庆吃下去(摘自王愿坚《三人行》)。


王愿坚最好的吃,是在《普通劳动者》里。小李和林部长躺在水库的工地上,吃着白面馍、就着咸萝卜、享受着童话般单纯的欢乐。王愿坚的文字满含深情讲究细节,淳朴得仿佛70年代的供销社。在那些年代里,我们还没有目迷五色(毋宁说,我们没有五色可迷),仅仅是供销社弥漫的红糖味道,就能让心灵蛰伏在安静幸福里。偶尔也听说有一个肮脏喧嚣的美国,扎着鳄鱼皮带的资本家,自暴自弃地沉沦在灯红酒绿里。


在这些忆苦思甜的课文,对大城市的孩子更具教育意义。因为他们之间的反差,更更能激起饮水思源的革命情怀。而对于农村的我们,只觉得一种心照不宣的亲切……一种无法避免的生活选择。红军是吃皮带的,而我们在冬天没有燃料的时候,不也扫羊屎晒干了烧锅吗?“群众基础好的地方”,不正是没有东西吃的地方吗?


我的文学评价标准,就是看吃的描写。所有打动我的作者,差不多都是写吃的高手。《西游记》最差,玉液珍馐都只如充饥画饼,没有一丝烟火的味道。《红楼梦》勉强可看,乃因为它有“荷叶小莲蓬汤”,或者“司棋姐姐要碗鸡蛋,炖的嫩嫩的”;《水浒传》是好的,它有“却把酒葫芦冷酒提来便吃,就将怀中牛肉下酒”;最好的自然是《儒林外史》,它对我的功能不亚于山楂或酸梅。


又走题了,回来。据说在长征途中,红三军团缴获了一些铁桶饼干和罐头, 11团政治部主任王平不认识,随手扔掉后被懂得外文的政委张爱萍拣到了。后者辨认出是果子酱后大快朵颐,而王平将军却迟疑不敢举箸(摘自东方网—文汇报《长征的细节》)


约公元一九九零年左右。来我家走亲戚的舅爷偷偷地问奶奶:什么是罐头啊?舅爷在我心目中像梦影一样奇怪。因为成分高多次在乡里游街,我还记得他在太阳下面麻木的脸。那天我们打开了一筒罐头。老剥削分子拿筷子的手,抖得夹不起一片密汁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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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17日

11月12日凌晨四点,我没有在旅行箱里找到可资替换的衬衫。我阴郁地坐在窗前诅咒了一会儿天气,直到昏迷中的同伴愿意爽快地借出T恤。这让我对20年的友谊非常满意:毕竟上午要先到商务印书馆(他们的编辑还穿着长衫吗),然后晋谒神交已久的马少华先生——万一,万一他的办公室里先有肃霜或风花呢?:)

(我鄙视拍照的韦总不提醒我,我的外套罩不住他借给我长袍T恤)

在明德楼的办公室里喝茶有一种恍惚。6、7年前马师威名远播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末路仓皇的文学青年。如果不是互联网,我们有可能在人大校园里握手吗?也只有在网络语境,我才可以直呼“少华”而不担心师道尊严。

人大校园餐厅的盘子很应该被叫做盆。泉水鱼的味道不错,北京的面条也远比南京好吃。我忽然想到这是典型的网友约会,多好的一个案例可以直接写进新书。据说,栖息在互联网上的我们,构成了被成为virtual community(虚拟社群)的组织。我英文平平,但却觉得这个virtual很有意思。命名者自然取“虚的”、“内心的”、“头脑中存在的”甚至“意想的”(Existing in the mind, especially as a product of the imagination. )之意,但焉知不是其另外一种含义——“有效的”和“实际上的”(Existing or resulting in essence or effect though not in actual fact, form, or name)?这几天暗自“一轮”,发现自己最活跃的“现实关系”就来源于“虚拟关系”,压倒多数的交流对象和合作伙伴都是网友。

我难道不是,一直从的教学博客 里寻找启发吗?跟少华切磋的机会,远远多于一起开会的同事。

想起有人在他的博客留言,指责我为人尖刻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相比少华式的的宽容,我的确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平和地讨论。也许是“苦大仇深”的成长经历使然?我希望自己能有马师那样的从容和分寸。

少华比我想像得年轻(当然老郑比我想像得更年轻),他的眼神里有一些孩子般的纯洁……和宗教式的坚定。但我还是注意到,他玻利瓦尔式的鬓角里有几根白发。同行的伙伴后来问我:马老师是是不是特别、特别、特别认真的人?

我告诉他:做少华的敌人是幸福的,因为即便是决斗他也会像绅士一样;做少华的朋友是紧张的,即便是他的宽容也能让人悚然自省。

发现这两句话很有点警句的意思,我希望它能在朋友圈内被引用:)

 

(我唯一自豪的就是体型)

从照片上看,老郑被叫做老郑名副其实。那幅博客上的倩影,整个一相声前辈常宝华。而且“根岭”也太像雅号了,他在央视,起初我以为是人家聘请的策划,类似阿城阎肃那些有年岁的老腕儿——直到我知道他的年龄,并且有一个跟小女差不多大小的千金。

(您瞅后头那扇子,活脱脱一琴棋娱老的退休干部——强烈建议更换照片)

跟老郑的交往更有戏剧性。先是我一篇批评央视的尖刻博文,得到了大度诚恳地回应;接着我为自己被引用的书稿辩解;然后是,我对其在红色经典上的态度提出近于苛责的攻击——猜想那次他是生气了的,那几天我心情恶劣行文口气接近无礼。好在很快在MSN上接头,我终于有机会为自己的鲁莽道歉,并且试图以对河南的文化认同博取好感(老郑开封市尉氏县人,而我在安徽的老家距离河南不超过10公里)。

这次到北京,主要是给我高中的同桌联系出版。因此只能在奔波的间歇里约会网友,错过了老郑作为活跃分子的香山党。在斯威特的见面……甚至有一点轻微的尴尬。直到我再次拿豫剧和梆子说事,并且坐到河南菜馆里大快朵颐。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老郑为我提供资料,当他在那里忙碌时我着实感动。按照我未免庸俗的想法,什么时候到南京,我好歹也进点地主回报。

事实是,跟同好促膝谈天是愉快的。我们真的有必要说服对方吗?对红色经典的不同判断,不影响我们在秦淮河喝茶(顺便说一句,我在恶搞的问题上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嘿嘿)。

我喜欢老郑身上的烟火味道。我喜欢这种萍水相逢江湖遭遇的感觉。我喜欢那种通过互联网建立的关系:消弭世俗身份的亲昵随意,以及一点也不拖泥带水的距离感。

……有事情了,有关搜狐美眉猫扑帅哥的约会,稍后继续!我先发几张照片上来:

(这个照片是给话梅糖看的。我强烈抗议你单方面停止了“男左女右”的专栏)

(传说中的北大未名湖)

(现在,咱也是个MAN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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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13日

从本周三开始,我为师妹的《南都周刊》,撰写一个跟博客同名的专栏。如果有人问到题材,我就说是“文化评论”,虽然它很应该被叫做“娱乐评论”——直接说了吧其实是“八卦评论”。也就冯小刚生气章子仪裸替,并不都微言大义


前几天,一哥们儿信誓旦旦地要做“李普曼”,我搁着MSN一口饭差点喷到丫脸上。这哥们儿江湖多年,也该长大成熟一点了。很久不跟纸媒合作,到底先把旧调重弹一遍,我要把“荔枝蜜叙述”一直反对下去呢。


昨天在北大门口买到了。尽管有思想准备,里头的美女星闻还是多得令人瞠目——网上不是说,它是所谓“《南方都市报》的全国精华版”么?也罢,我以后索性彻底“娱乐”到底吧,说不准她们中有谁看了我的文字,并且因此跟我约会谈谈艺术呢)。


课间听几个小丫头评论邵小珊,“裸替”从她们嘴里说出来,又清脆又斩截毫不含糊。这很使我有时光匆迫日新月异之感。上初中的时候,物理老师在课堂上提到“裸线”,我们几个毛小子,就在下面挤眉弄眼装咳嗽。因为“裸”字希罕。一点也不夸张地说,在“故事会”上读到多半会有生理反映。彼时的出版物非常纯洁,《敌后武工队》里,哈巴狗跟二姑娘调情的一段,总是被手汗浸蚀得发黄变软。


 


记得正赶上我哥要学好上进,买了本大书“跟青年朋友谈修养”。内云某片有女子脱衣镜头,一时观众趋之若鹜为此两秒居然连看三场——该书批评我等全不顾批判主题和深刻思想,只顾生理冲动,根本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四化”建设上。


 


所以如果设立“最亏艺人奖”,我觉得应该颁给迟志强张行。理由是二位生不逢时运交华盖。迟在朋友家,跳个莫须有的“裸体舞”就给定了流氓罪,甚至多有义愤群众,投书《大众电影》呼吁杀之以谢天下的。不知道张行复出江湖,置身于当世之光怪陆离,会如何看待昔年翻车的“生活作风”?


 


这对难兄难弟,大概未曾料“裸”字在今天,正被作为万能诉求吸引天下。在“新浪读书”的专页上,一丝不挂的邵小珊捂着胸部,声称向我们揭秘演艺圈里的黑幕。另外一幅照片被叫做“邵小珊人体书法”,实际上只是作者以裸背作纸,让另外一个不知其名的人挥毫泼墨。


 


邵小珊跟《夜宴》的矛盾,多半是真实深切的。但本质上两者很可能仍属合谋。板砖唾沫,一起赚取公众的注意力而已。出版社、网站的极速跟进也是佐证,大家都要借眼球经济分一块蛋糕。书名“章子怡裸替自白:我把青春献给谁”,封面便是焦点话题里那具著名的裸体。这里头“章子怡”对“名人”,“自白”对“揭秘”,“青春裸替”则统统都是性暗示,我们的文化生产者很懂得受众。


 


仔细想想,“裸”字的构词能力实在很强。体育场是“裸奔”,QQ上有“裸聊”,先锋艺术搞“裸晒”、“裸泳”,媒体则弄“裸播”、“裸体广告”。不过这也都还切题对景,拿来做新闻标题不好说刻意煽情。但等到牛群“裸捐”学生“裸考”,编辑或当事人的心思就昭然若揭了。其实“裸替”也是明摆着的小算盘,不仅人人都看得出,邵小珊自己也似并不讳言。


 


但我并不想因此感慨世风日下。就好比,我一点也不羡慕1960年代的夜不闭户。《红灯记》里的“纯洁”是不正常的:李奶奶没有老伴、李玉和失去妻子,并且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某个铁路工人的儿子打算向李铁梅求婚——除了阶级好恶,老李家的成员难道都没有爱情需要(是否有性的需要更不用寻找答案,提出这个命题本身在当初就够判刑)?


 


事实上,任何有可能唤起性联想的符号,都被导演从李铁梅的身上拿走了。每次想到她,就是高擎着信号灯横眉冷对。在那一时期的宣传画中,无论女民兵抑或女社员都结实黝黑;她们的胸部被不顾事实地处理了,甚至还比不上大跃进中的炼钢工人丰满发达。不管是“打倒美帝”还是“到农村去”,她们的裸露仅止于手腕。


 


照直说,我不羡慕文化沙漠里的“纯洁”。今天城市雕塑里被过分夸张的女性身体,我相信有一天会再度矫正。都市报娱乐新闻栏里裸露的描写,也有一天会考虑克制含蓄——这是媒体和受众都要经历的长大,从长远看,我一点也不担心公众的整体道德水平。我一点也不为“裸替”事件担心,但却永远记得那一次的错愕与震惊:郑钧懒洋洋地唱着他的爱赤裸裸,当我们的爱都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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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10日

30岁前几乎没到过外省。因此人物葳蕤文字畏缩,那是有道理的。按苏辙的话说,是因为不能“登览以自广”。司马迁的作文好,根本不是小学老师所言——割了本钱后发狠的缘故,道理在于“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在阜阳时逢老外必自卑:他们都会说那句“He who does not……”的“Chinese saying”,多半都去过当了回“Man”。首都且是当朝,因此每想必然要愤愤不平的。


但又谈何容易。这不比过去,跨个疲驴提把朴刀就能“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我那时的状况,倒是像《红楼梦》里所讲,“行囊路费一概无措,神京路远,非赖卖字撰文即能到者。”虽然开始写稿赚几枚铜板营生,但真如《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说匡超人:“这事是寻不出大钱来的,连糊口也不足。”


也没有谁侠骨柔肠,像娄三娄四那样“相赏于风尘之外”,替我出一点访山谒贤的盘费。


直到南京上学,才有机会假公肥私,借采访跟拍得以“见见广大。”所以三十出头,才第一次看到“就像妈妈一样”的大海,第一次看到“我爱北京天安门”里的北京和天安门。不过每次匆匆,还是没去长城做一回好汉,更别说香山红叶颐和园的水。


这回跟韦兄说好了八达岭,“登临爱好者”郑兄,还邀请我加入周末的“香山党。”此外师姐学妹网友同学,也早定了茶馆饭庄盛情可感。课已调好头仍晕大,索性尽兴忘怀了再找归路吧。


再抄一段小苏的名言:


……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辨,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望新朋故交早备酒资,兄弟将沿门托钵挨个儿骚扰。临行布告,提前通知,莫以公务内惧搪塞为盼,抱拳抱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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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07日

年轻的时候喜欢看《红楼梦》,恨不得有个大园子自己就是二哥哥。这几年喜欢看《儒林外史》,怎么看身边都是严大匡二潘三娄四。厕中枕边,总不免从蛋想到那只神奇的生蛋的鸡,若说有偶像我就把吴敬梓当成了偶像。


先前住随园,宿舍阳台上举头就是清凉山,杜少卿偕眷凭栏簪花的地方。现如今住仙林,校区往来,总要经过徐九公子乃祖的中山王墓。即便到珠江IT路买相机U盘,还要听公交车报出“小营”的站名——秦中书家令弟,秦二侉子试箭跑马结交英雄的地方。


自然还有雨花台冈儿上,杜慎卿顾影自怜处芳草依旧。杜慎卿虽然“不如少卿是个豪杰”,但评诗看戏却独具法眼;更何况,还有句夸南京的话儿百年心照:“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不差。”


庄绍光的玄武湖上还长着荷花。在那里“著书立说,鼓吹休明”,又跟神仙何异。住在茶苑两居室的蜗居里,往往未免临水垂涎。


 这湖是极宽阔的地方,和西湖也差不多大。左边台城望见鸡鸣寺。那湖中菱、藕、莲、芡每年出几千石。湖内七十二只打鱼船,南京满城每早卖的,都是这湖鱼。湖中间五座大洲:四座洲贮了图籍;中间洲上一所大花园赐与庄征君住,有几十间房子。园里合抱的老树,梅花、桃、李、芭蕉、桂、菊,四时不断的花;又有一园的竹子,有数万竿。园内轩窗四启,看着湖光山色,真如仙境。门口系了一只船,要往那边,在湖里渡了过去。若把这船收过,那边飞也飞不过来。庄征君就住在花园。


    一日,同娘子凭栏看水。笑说道:“你看这些湖光山色,都是我们的了!我们日日可以游玩。不象杜少卿,要把尊壶带了清凉山去看花。”闲着无事,又斟酌一樽酒,把杜少卿做的《诗说》,叫娘子坐在旁边,念与他听。念到有趣处吃一大杯,彼此大笑。庄征君在湖中着实自在。


一直不敢轻易想到的,是秦淮河的水月。科名蹭蹬红颜薄命,堆积其上的胭脂眼泪,想一想就要断人肝肠。


……


长假中。太太领令兄一家划船去了。我带女儿,坐在夕阳下的秦淮河岸上。“儒林外史”里的句子轰隆隆地冒出来,如织的游人安静得仿佛都失去了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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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04日

这个东西,我算是做了点类似“秘书”的工作。朋友要论坛发言,于是召集研讨并且指示点拨,我最多是记录整理了文字——而且,最终的发言也未必按照了这个。不管怎样,到底要备份一个在这里,文友诸位不要外转吧。


民族文化的传承与电视人的使命


 


1、当刘长兴遭遇麦当劳


 


很高兴有机会,能在这次论坛上把《××》介绍给大家。作为卫视频道最近一次改版的产物,我们希望它可以承载“文化办台”的尝试。虽然为广告份额进行的改版并非迫在眉睫,但我们已经意识到,为民族文化而进行的努力势在必行。至少,它基于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电视台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它同时(甚至首先)是一个社会公器,它应该以“守望者”的身份监测时代环境。


 


在大多数西方人,对我们的了解仍限于太极拳与京戏的时候,一个苏北小镇的中国青年,不仅能说出“圣瓦伦丁节”这么拗口的名字,并且还在214为情人准备了一支玫瑰。在省会南京的闹市区,我怀疑麦当劳、肯德基与必胜客,正先于“刘长兴”征服了我们的孩子。你知道,后者是民族餐饮业的一块老招牌,在洋快餐大举登陆之前,它就是本埠最富盛名的中式快餐。


 


麦当劳叔叔的红鼻子有什么魔力呢?并没有证据显示,比萨饼比“大娘水饺”更富营养价值。我相信也不只是,汉堡包靠口味优势击败了金陵粉丝汤。那么,这背后的潜台词究竟是什么呢?


 


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大众媒体与某些商家合谋的结果。难道不正是报纸电视,把西方文化打造成浪漫的代名词,并且把对它的追求变成了一种时尚吗?更何况,西方文化不仅意味着情人节的玫瑰。


 


《兄弟连》中的战争观点、《老友记》里的世情态度,乃至《discovery》里的科学视角,都是典型的美利坚风格。很显然,它们所展现的不仅是美国的生活场景,还有汤姆·克鲁斯的领带或者朱利亚·罗伯姿的围巾。事实上西风东渐得如此厉害,以至于当粗鲁的年轻人要表达愤怒时,也要将国骂改变成从肥皂剧里学来的英文了(鉴于到会的都是谦谦君子,我不打算再复述那个s开头的不雅单词)。


 


众所周知,全球80%的电视节目都在美国生产和制作。它们仅仅是嬉笑中追逐的猫和老鼠吗?抑或只是,泰坦尼克上有音乐背景的相拥恋人?现在连最不敏感的国人也已认识到,通过包括电视节目在内输入而来的,其实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有证据显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几乎已经把这种输入变成了倾销。许多国家的电视节目中,美国节目往往占到60%至80%。与此对应的数字是,美国自己的电视节目中,外国节目仅占到1%至2%。


 


以下观点应该是传播学上的共识: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件,如果不是通过大众传媒进入人们的视野,它的影响几乎就限于当事人——或者通过人际传播的一小片人群。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事件本身,更大程度上是“事件的传播”影响历史的走向。因此说大众媒介的使命几乎是“天然的”,它不能为了资本增殖而放弃社会责任。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大众媒介放弃社会责任或者干脆助纣为虐,它所产生的副面影响也将极其深远。


 


而电视无疑是,现时代最能在受众中发挥作用的媒介形式。所以无论其播出理念还是议程设置,都会对人们产生“某一方向”的巨大推动。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讲:相对于报纸杂志电视和电视工作者的肩负甚多。


 


所以西方文化在我国的存在并不构成问题,问题在于:第一,它的存在和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让人担心会危及本土文化的传承;其次这种存在和影响,是借助输入国大众媒体而实现的——电视如前所述,只不过是发挥了比报纸杂志更大的作用而已。


 


由于是“人眼”,而不是“镜头”最先对准“信息”和“变动”,电视人似乎要努力摆脱那些——由于宗教信仰、家庭出身、人生经历乃至学科背景而带来的各种倾向性。但那并不意味着电视人就此放弃自己的价值取向。因为电视媒介的使命,就是无可推卸地成为人类文化的传承者。而人类文化假如要保持其健康与多元,就首先要保证一种民族文化不被另一种民族文化消弭或吞噬。


 


然而眼下的现实是:一方面我们的大众媒体帮助了西方文化的广泛流行,另一方面又把民族文化的发展困难归因与此。大众媒体甚至制造了一个令人惊恐的舆论议题:拥有强势传播手段的民族,正在发动一场来者不善的文化渗透——而电视人,要为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责任买单。


 


事实果真如此吗?电视人该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并且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中发挥作用呢?


 


2、是对手还是敌人


 


既然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利害关系已经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电视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对确定立场——更重要的是,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中采取明智的策略。


 


有人把中西文化的相遇说成是“敌我斗争”,坦率地说,我并不赞成这种穷凶极恶的措词。我甚至只能勉强同意“文化侵略”的提法,因为外国文化是通过合法贸易,而非武力威胁来实现受众争夺的。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采用狭隘民族主义的做法显然并不理智。换句话说,只要竞争主体符合商业的游戏规则,则我们就不能因为输赢而有违君子之道。原因只有一个:如果你不尊重那些游戏规则,则你就会被请出游戏本身。


 


文化诚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但西方文化(或者往大了说西方文明)也并不总是精神鸦片。假如我们不用冷战思维考量一切,西方文化的全部指向未必都在于颠覆别人。实际上西方文化一度启发过困境中的中国文化。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五四”运动,就是把西方民主科学当成号角和利器的。学校跟考试、医疗与卫生、戏剧及电影乃至握手或白话,都曾或多或少地得益于西方。更重要的是,西方文化的输入并没有使华夏变成“西夷”,因为早在“五四”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就知道“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或者“师夷长技以制夷”。用“夷”来指称西人虽然有欠礼貌,但至少说明了国人文化上的心理优势——就是说,明智之士并未打算“全盘西化”,而是要给中国的传统文化提供西式营养。


 


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观点是:西方电影电视里充斥着有暴力和色情。但暴力和色情既不是他们文化的全部,也不是他们文化的精华。他们的主流社会几乎跟我们一样的正统和严肃。并且他们也在进行文化反思,甚至他们也有西方版本的“打黄”与“扫非”。就是说,他们用以跟本土文化较量的决不是暴力和色情。


 


总之我们不必把西方文化“天使化”,以至于认为月亮也是外国圆(我宁愿认为那是胡适之教授的激愤之辞,而不是这个问题上全面和综合的评价);但我们也实在没有必要将西方文化一味妖魔化,从而把它们当成是水火不容的“敌人”。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事实是:西方文化本身就是一种集精聚华的东西,西方文化里原本就有东方。同样道理,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也不应故步自封。现在被称做民族文化的东西里面,原本就有异域文化的元素。


 


如果非要把中西文化的相遇说成是“战斗”,我更倾向于把西方文化作为“对手”——以此来区别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敌人”。因此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并不意味着要焚烧美国国旗,或者把放有麦当劳叔叔的橱窗玻璃敲碎。文化的竞争是不可避免或者根本是理所应当的。与此相应,我宁愿选择“进入”一词以取代“侵略”。实际上在“五四”等特定的历史阶段,那种“进入”甚至是一种“恭请进入”。换句话说,西方文化的进入并不必然导致民族文化必然的衰微。假如非要说前者带来了后者的生存问题,那么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胆量正视并且有眼光扬弃。言必称希腊肯定是不对的,但因此全盘否定了希腊本身也殊为可笑。


 


许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可以继续给我们以启发。我愿意,抄录一段与诸位分享伟人的智慧:虽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好像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要是为此胆小,那真是衰弱的知识阶级了……有力量,有自信力的人是不至于此的。


 


 “五四”时期电视还没有被发明出来,而大众媒体在当时的主力军是报纸和杂志。它们当时的主要任务还是反对传统文化里的糟粕,而报刊工作者,更多的还是充当了西方文化的鼓吹者与介绍者。但现在的情况是:首先,电视取代报纸杂志成为更主流的大众媒体,其次,它们的主要任务也转为弘扬民族文化里的精粹了。


 


说穿了,这里面实际上有三个层面的认识:第一,西方文化不是民族文化天然的敌对物,它本身最多是后者无足深责的竞争对手;第二,西方文化借助输入国的媒体配合,的确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民族文化的传承;第三,捍卫文化的本土特征,或者说借此捍卫文化上“参差多样”的生态环境,正是电视人的历史使命——因为取消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就等于取消了一个民族本身。


 


那么,电视人应该起来做一点什么呢?


 


3、我们可以有所作为


 


如前所述,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不应是消极保护——尤其不能,沦落为对西方文化的简单抵制。因为“保护”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上的示弱,等于在西方文化出招之前,我们就已经先自丧失了自信心。我理解的正常心态应该是:民族文化有精华有糟粕,正如西方文化有精华有糟粕一样;应该抱有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但是它不能膨胀为坐井观天和盲目自大。


 


应该考虑到这么一个现实:对于普通观众而言,看电视多半是卧室里的放松行为——或者最多是客厅里的审美活动。在故事进展的时候,他们并不会总想到重大与严肃的问题。要知道,电视剧或者哪怕是电视专题片的“发言”,总是被作为“舌头”藏在具体的情节或内容里面的。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总是把电视节目和民族文化的大事联系起来。他们很少有机会想到:不仅《拯救大兵瑞恩》的剧情,会在将来影响他们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价值取向;甚至《猫和老鼠》的节奏,也会渐渐改变他们在文学艺术上的鉴赏标准。


 


而如果这个观众是一个三岁的儿童呢?则他的口味一开始就可能是“猫和老鼠”的。当他长到20岁的时候,他会在一大堆影碟里主动挑选“大兵瑞恩”。我们还可以有以下表述:如果不在三岁的时候用民族文化抓住他们,则肯定会在20岁的时候让西方文化占领他们。这正是中国电视人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不是说匹诺曹和白雪公主不好。而是说,第一,迪斯尼强大的影像呈现方式,在最大程度上放大了它们的影响;第二,虽然那吒与孙悟空也一样优秀,我们却没有同等传播力量的影视作品——就是说相对于意识形态范畴上的对抗,我更倾向于认为,是我们的电视人在业务层面上先输了一着。但不管怎样,它们对于民族文化的消极影响差不多是一样的。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谋求“进入”呢?既然美国人可以用他们的理念诠释花木兰,并且有能力把拷贝卖到中国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我们的思路拍拍灰姑娘,然后也做一做海外的电视发行呢?至少我们可以自己拍拍花木兰,然后用我们的观念去影响国内的观众吧?可我们的电视人做出了,多少类似《花木兰》这样成功的节目和作品呢?


 


在跟电视紧邻的领域,中国版权贸易的现实也足可借鉴。首先,我们只有百分之二十不到的出口,其次在这百分之二十不到的出口里,气功、中医之类的内容曾经是清一色的品种。它们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全部吗?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它们根本就不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主流。在圈内,人们一度将其归因于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弱势,但是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弱势是天然的吗?排除了经济实力的因素,我们就没有其他可以作为的空间了吗?毋庸置疑,虽然传播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传播手段,但传播力量并不等于传播手段本身。就是说,中西文化传播力量的大小,并不完全取决于硬件设施和资金规模。


 


即便我们承认汉语和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弱势,那我们愿意承认,大众媒体在这个方面难辞其咎吗?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让民族文化强大起来,不利用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传媒,又能依靠其他的什么呢?


 


据说西方的情人节,来自于一个多版本的模糊传说。而在中国,牛郎织女和鹊桥相会却几乎人所共知。我们传统文化里并不缺少浪漫和亲情的因子。假如电视和商家要制造“假日景气”,我们可以玩一玩自己民族传统里的固有概念。五月端午、八月中秋自然不消多说,此外还有二月清明和九月重阳作为第二梯队。何况,第三梯队尚有还有古之寒食、踏青、乞巧和腊八呢。何况,我们花神、水鬼、树精与云仙俱全呢,又怎么会让“圣瓦伦丁节”风靡神州?


 


据说法国的法律规定,电视节目至少有40%的时间要使用母语。而加拿大政府,早在1995年就将美国“乡村音乐电台”逐出本土。这至少带给我们两点信息:第一,他们在较早的时候就对民族文化的传承问题考虑很多;第二他们都把异域文化当成自己主要的对手——并且基本上,是通过限制和禁绝的方式实现自我保护。


 


但我不赞成,主要用禁播《米老鼠和唐老鸭》的办法来挑战西方文化。我认为最理想的方式是,让《哪吒传奇》或者《大闹天宫》去与之争夺收视率。电视人的使命不应该是一句大义凛然的空话,他们应该将社会责任贯彻到自己的业务行为中。据说迪斯尼负责美术的工程师大都是华裔,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有传统文化的教育背景。那么我们的《葫芦娃》,就有理由在至少国内的受众分割中战胜《猫和老鼠》。


 


问题是:当我们决定拿出《葫芦娃》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承载了民族文化的电视作品太少了。


 


4、还要反对“反文化”


 


西方文化可能是民族文化的主要对手,但它并不是民族文化的唯一对手。我这里想讨论的是港台文化——准确地说是港台文化里的某个流行成分。它就是那种被称为“反文化”的东西,广泛存在于周星弛的影视作品或者胡瓜、吴宗宪的电视专栏里。


 


说真的,它们低级而充满幽默,恶毒但却也不乏智慧,这就使之具有不可低估的解构能力。这种解构消解了几乎所有的严肃和崇高。它们以夸张的粗俗为荣,把故意装着“没文化”的主人公塑造成英雄。或者说他们崇尚反英雄主义,索性把“有文化”的主人公彻底推倒。事实上,它们不仅仅是颠覆了民族文化,他们颠覆的是整个文化本身。


 


我承认,“反文化运动”也具有某些正面意义。比如它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它使电视真正放下架子服务于群众——更重要的是,它以反讽等革命性的手法嘲笑了世俗与时弊。事实上,反文化的问题不在于嘲笑,而在于它嘲笑一切。


 


当前,这种反文化的东西的确吸引了观众的目光。相对于二胡的现场音乐会,年轻人可能更喜欢看看口无遮拦的电视脱口秀。但是首先,电视人有义务在经济浪潮里保持警惕,避免无论因收视率还是广告费而放弃职业坚守——电视固然是一种“通俗”文化,但“通俗”只表明受众广泛而决不意味着内容低俗;其次,脱口秀的低俗口味难道不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吗?观众并不是一开始,就喜欢胡瓜的国语或者吴宗宪的段子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对二胡的音乐会进行时代包装?除了穿上短裤衩的美女边奏边舞之外,我们是否可以多一点舞台创意呢?


 


电视人,要完成民族文化的传承任务需要有力的业务手段。单纯放弃两个时段的收视率和广告额去办这类节目,既是对民族文化的亵渎也是对自己职责的玷污。恰恰相反,这类节目完全应该和可能,获得无论观众的眼球还是企业的货币。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已经开始这个方面的努力和探索。开头提到的《××》就是一个初见成功的案例。那个栏目决不是敷衍塞责或者虚张声势。为了将其打造成精品,我们甚至委托了专门的科研部门协助工作。《××》并不是本台在此方面的唯一动作,但它大体是一个反映我们态度的代表和信号。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日韩有着相同或者相似的文化背景与历史渊源。我们希望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积极的合作和善意的竞争。最后我想重复这个观点:民族文化样式的参差多态是应该受到鼓励的。作为电视人,让我们共同奋斗,促进实际上是整个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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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02日


上周,应约又为南方周末写了几句点评。这个东西,说是在他们的内网还是内刊上,给编辑和记者做业务参考的。


蔡编:新校区行动不便,没有买到本期的报纸。以下是电子版的印象,而且时间匆迫,就只说说封面文章的瑕疵了——





1)《举城狂欢庆贺郴州贪官倒台 反腐重拳终结官场七年畸变》。标题“举城狂欢”句也还罢了,“反腐重拳终结官场七年畸变”,未免有一点拗口费解。此外分标题也似不大统一。类似“畸态官场,民生多艰”之类,如果不是有出处的成典或引语,也显得过于文气了。





2)有时候则是句子太长佶屈聱牙。例如:“曾锦春利用市纪委书记的独特权力,要挟各县、局官员在煤矿审批、监察等方面听命于他,既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造成了诸多显而易见的恶果”——光主语部分就39个字。汉语非比英语,可以句群连套而不觉其长;一般而言,中文整句过20字就有点不很接气了。同类问题的例子还有:“这个黄元勋一再奔忙、曾锦春涉嫌庇护、樊甲生为之限制媒体、李大伦可治而不作为的矿区,由一连串脏乱的城镇组成,路边的每一株树木都是黑色的”等等。





3)一些用词也需要再商量斟酌。比如:“与李大伦这位外来的强势官员相比,曾锦春更多具备郴州本地官员的色彩。如今,他最难以避免的毁谤可能不是滥用公权,而是‘作茧自缚’”——“毁谤”的意思,多是指以言语相攻击或嘲讽丑化,但曾锦春既是贪官无疑,那就确定是千夫所指何言诋毁讪谤?





4)再看这段:“在郴州官场,对曾锦春的行事风格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一种是少数人的说法:为人义气、朴实,什么事都喜欢插手,‘条子满天飞’,听上去甚至有几分憨态;另一种是多数人的说法:霸道、凶狠、不留情面。两种说法对比,似与曾锦春对待家族中人和其他人的态度对比相映成趣”——首先,做事风格而“憨态”,似不贴切准确;其次,“两种说法对比,似与曾锦春对待家族中人和其他人的态度对比相映成趣”,不仅句长绕嘴,“相映成趣”也不够妥帖严肃。





5)事实上,本篇行文疙瘩生涩非止一处,看不出文风在语流节奏上的风格与追求。比如“令郴州官员们难以理解的是,作为与权力安排、与煤矿行业完全无关的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竟然是郴州煤矿整顿小组的组长”、“很多官员都接收到了信号:潜规则占了上风。到了这一步,腐败作为下一个步骤的出现,已经不难用逻辑推导。事实也正是如此:一些官员失去了谋求政治前途的意志,开始回望权力寻租的出口”——这些句子,不念上两遍都难以会意,更遑论阅读快感呢。





6)“畸态官场,民生多艰”一段,题文不大般配。有些极其精彩典型的材料,未能提炼突出。比如:“郴州副市长雷渊利因腐败案被判死缓,市政府秘书长肖鹏金在宾馆内蹊跷被杀”、郴州市政府大楼背后的小山上,矗立着一座名为“五岭阁”的6层仿古建筑,很可能是当地官员为防止落马建造的“镇邪阁”……荒唐极端若此,为什么,不把这段的主要卖点放到这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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