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我算是做了点类似“秘书”的工作。朋友要论坛发言，于是召集研讨并且指示点拨，我最多是记录整理了文字——而且,最终的发言也未必按照了这个。不管怎样，到底要备份一个在这里，文友诸位不要外转吧。

民族文化的传承与电视人的使命

1、当刘长兴遭遇麦当劳

很高兴有机会，能在这次论坛上把《××》介绍给大家。作为卫视频道最近一次改版的产物，我们希望它可以承载“文化办台”的尝试。虽然为广告份额进行的改版并非迫在眉睫，但我们已经意识到，为民族文化而进行的努力势在必行。至少，它基于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电视台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它同时（甚至首先）是一个社会公器，它应该以“守望者”的身份监测时代环境。

在大多数西方人，对我们的了解仍限于太极拳与京戏的时候，一个苏北小镇的中国青年，不仅能说出“圣瓦伦丁节”这么拗口的名字，并且还在2月14日为情人准备了一支玫瑰。在省会南京的闹市区，我怀疑麦当劳、肯德基与必胜客，正先于“刘长兴”征服了我们的孩子。你知道，后者是民族餐饮业的一块老招牌，在洋快餐大举登陆之前，它就是本埠最富盛名的中式快餐。

麦当劳叔叔的红鼻子有什么魔力呢？并没有证据显示，比萨饼比“大娘水饺”更富营养价值。我相信也不只是，汉堡包靠口味优势击败了金陵粉丝汤。那么，这背后的潜台词究竟是什么呢？

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大众媒体与某些商家合谋的结果。难道不正是报纸电视，把西方文化打造成浪漫的代名词，并且把对它的追求变成了一种时尚吗？更何况，西方文化不仅意味着情人节的玫瑰。

《兄弟连》中的战争观点、《老友记》里的世情态度，乃至《discovery》里的科学视角，都是典型的美利坚风格。很显然，它们所展现的不仅是美国的生活场景，还有汤姆·克鲁斯的领带或者朱利亚·罗伯姿的围巾。事实上西风东渐得如此厉害，以至于当粗鲁的年轻人要表达愤怒时，也要将国骂改变成从肥皂剧里学来的英文了（鉴于到会的都是谦谦君子，我不打算再复述那个s开头的不雅单词）。

众所周知，全球80％的电视节目都在美国生产和制作。它们仅仅是嬉笑中追逐的猫和老鼠吗？抑或只是，泰坦尼克号上有音乐背景的相拥恋人？现在连最不敏感的国人也已认识到，通过包括电视节目在内输入而来的，其实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有证据显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几乎已经把这种输入变成了倾销。许多国家的电视节目中，美国节目往往占到60％至80％。与此对应的数字是，美国自己的电视节目中，外国节目仅占到1％至2％。

以下观点应该是传播学上的共识：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件，如果不是通过大众传媒进入人们的视野，它的影响几乎就限于当事人——或者通过人际传播的一小片人群。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事件本身，更大程度上是“事件的传播”影响历史的走向。因此说大众媒介的使命几乎是“天然的”，它不能为了资本增殖而放弃社会责任。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大众媒介放弃社会责任或者干脆助纣为虐，它所产生的副面影响也将极其深远。

而电视无疑是，现时代最能在受众中发挥作用的媒介形式。所以无论其播出理念还是议程设置，都会对人们产生“某一方向”的巨大推动。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讲：相对于报纸杂志电视和电视工作者的肩负甚多。

所以西方文化在我国的存在并不构成问题，问题在于：第一，它的存在和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让人担心会危及本土文化的传承；其次这种存在和影响，是借助输入国大众媒体而实现的——电视如前所述，只不过是发挥了比报纸杂志更大的作用而已。

由于是“人眼”，而不是“镜头”最先对准“信息”和“变动”，电视人似乎要努力摆脱那些——由于宗教信仰、家庭出身、人生经历乃至学科背景而带来的各种倾向性。但那并不意味着电视人就此放弃自己的价值取向。因为电视媒介的使命，就是无可推卸地成为人类文化的传承者。而人类文化假如要保持其健康与多元，就首先要保证一种民族文化不被另一种民族文化消弭或吞噬。

然而眼下的现实是：一方面我们的大众媒体帮助了西方文化的广泛流行，另一方面又把民族文化的发展困难归因与此。大众媒体甚至制造了一个令人惊恐的舆论议题：拥有强势传播手段的民族，正在发动一场来者不善的文化渗透——而电视人，要为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责任买单。

事实果真如此吗？电视人该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并且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中发挥作用呢？

2、是对手还是敌人

既然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利害关系已经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电视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对确定立场——更重要的是，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中采取明智的策略。

有人把中西文化的相遇说成是“敌我斗争”，坦率地说，我并不赞成这种穷凶极恶的措词。我甚至只能勉强同意“文化侵略”的提法，因为外国文化是通过合法贸易，而非武力威胁来实现受众争夺的。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采用狭隘民族主义的做法显然并不理智。换句话说，只要竞争主体符合商业的游戏规则，则我们就不能因为输赢而有违君子之道。原因只有一个：如果你不尊重那些游戏规则，则你就会被请出游戏本身。

文化诚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但西方文化（或者往大了说西方文明）也并不总是精神鸦片。假如我们不用冷战思维考量一切，西方文化的全部指向未必都在于颠覆别人。实际上西方文化一度启发过困境中的中国文化。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五四”运动，就是把西方民主科学当成号角和利器的。学校跟考试、医疗与卫生、戏剧及电影乃至握手或白话，都曾或多或少地得益于西方。更重要的是，西方文化的输入并没有使华夏变成“西夷”，因为早在“五四”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就知道“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或者“师夷长技以制夷”。用“夷”来指称西人虽然有欠礼貌，但至少说明了国人文化上的心理优势——就是说，明智之士并未打算“全盘西化”，而是要给中国的传统文化提供西式营养。

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观点是：西方电影电视里充斥着有暴力和色情。但暴力和色情既不是他们文化的全部，也不是他们文化的精华。他们的主流社会几乎跟我们一样的正统和严肃。并且他们也在进行文化反思，甚至他们也有西方版本的“打黄”与“扫非”。就是说，他们用以跟本土文化较量的决不是暴力和色情。

总之我们不必把西方文化“天使化”，以至于认为月亮也是外国圆（我宁愿认为那是胡适之教授的激愤之辞，而不是这个问题上全面和综合的评价）；但我们也实在没有必要将西方文化一味妖魔化，从而把它们当成是水火不容的“敌人”。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事实是：西方文化本身就是一种集精聚华的东西，西方文化里原本就有东方。同样道理，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也不应故步自封。现在被称做民族文化的东西里面，原本就有异域文化的元素。

如果非要把中西文化的相遇说成是“战斗”，我更倾向于把西方文化作为“对手”——以此来区别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敌人”。因此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并不意味着要焚烧美国国旗，或者把放有麦当劳叔叔的橱窗玻璃敲碎。文化的竞争是不可避免或者根本是理所应当的。与此相应，我宁愿选择“进入”一词以取代“侵略”。实际上在“五四”等特定的历史阶段，那种“进入”甚至是一种“恭请进入”。换句话说，西方文化的进入并不必然导致民族文化必然的衰微。假如非要说前者带来了后者的生存问题，那么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胆量正视并且有眼光扬弃。言必称希腊肯定是不对的，但因此全盘否定了希腊本身也殊为可笑。

或许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可以继续给我们以启发。我愿意，抄录一段与诸位分享伟人的智慧：虽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好像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要是为此胆小，那真是衰弱的知识阶级了……有力量，有自信力的人是不至于此的。

 “五四”时期电视还没有被发明出来，而大众媒体在当时的主力军是报纸和杂志。它们当时的主要任务还是反对传统文化里的糟粕，而报刊工作者，更多的还是充当了西方文化的鼓吹者与介绍者。但现在的情况是：首先，电视取代报纸杂志成为更主流的大众媒体，其次，它们的主要任务也转为弘扬民族文化里的精粹了。

说穿了，这里面实际上有三个层面的认识：第一，西方文化不是民族文化天然的敌对物，它本身最多是后者无足深责的竞争对手；第二，西方文化借助输入国的媒体配合，的确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民族文化的传承；第三，捍卫文化的本土特征，或者说借此捍卫文化上“参差多样”的生态环境，正是电视人的历史使命——因为取消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就等于取消了一个民族本身。

那么，电视人应该起来做一点什么呢？

3、我们可以有所作为

如前所述，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不应是消极保护——尤其不能，沦落为对西方文化的简单抵制。因为“保护”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上的示弱，等于在西方文化出招之前，我们就已经先自丧失了自信心。我理解的正常心态应该是：民族文化有精华有糟粕，正如西方文化有精华有糟粕一样；应该抱有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但是它不能膨胀为坐井观天和盲目自大。

应该考虑到这么一个现实：对于普通观众而言，看电视多半是卧室里的放松行为——或者最多是客厅里的审美活动。在故事进展的时候，他们并不会总想到重大与严肃的问题。要知道，电视剧或者哪怕是电视专题片的“发言”，总是被作为“舌头”藏在具体的情节或内容里面的。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总是把电视节目和民族文化的大事联系起来。他们很少有机会想到：不仅《拯救大兵瑞恩》的剧情，会在将来影响他们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价值取向；甚至《猫和老鼠》的节奏，也会渐渐改变他们在文学艺术上的鉴赏标准。

而如果这个观众是一个三岁的儿童呢？则他的口味一开始就可能是“猫和老鼠”的。当他长到20岁的时候，他会在一大堆影碟里主动挑选“大兵瑞恩”。我们还可以有以下表述：如果不在三岁的时候用民族文化抓住他们，则肯定会在20岁的时候让西方文化占领他们。这正是中国电视人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不是说匹诺曹和白雪公主不好。而是说，第一，迪斯尼强大的影像呈现方式，在最大程度上放大了它们的影响；第二，虽然那吒与孙悟空也一样优秀，我们却没有同等传播力量的影视作品——就是说相对于意识形态范畴上的对抗，我更倾向于认为，是我们的电视人在业务层面上先输了一着。但不管怎样，它们对于民族文化的消极影响差不多是一样的。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谋求“进入”呢？既然美国人可以用他们的理念诠释花木兰，并且有能力把拷贝卖到中国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我们的思路拍拍灰姑娘，然后也做一做海外的电视发行呢？至少我们可以自己拍拍花木兰，然后用我们的观念去影响国内的观众吧？可我们的电视人做出了，多少类似《花木兰》这样成功的节目和作品呢？

在跟电视紧邻的领域，中国版权贸易的现实也足可借鉴。首先，我们只有百分之二十不到的出口，其次在这百分之二十不到的出口里，气功、中医之类的内容曾经是清一色的品种。它们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全部吗？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它们根本就不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主流。在圈内，人们一度将其归因于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弱势，但是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弱势是天然的吗？排除了经济实力的因素，我们就没有其他可以作为的空间了吗？毋庸置疑，虽然传播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传播手段，但传播力量并不等于传播手段本身。就是说，中西文化传播力量的大小，并不完全取决于硬件设施和资金规模。

即便我们承认汉语和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弱势，那我们愿意承认，大众媒体在这个方面难辞其咎吗？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让民族文化强大起来，不利用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传媒，又能依靠其他的什么呢？

据说西方的情人节，来自于一个多版本的模糊传说。而在中国，牛郎织女和鹊桥相会却几乎人所共知。我们传统文化里并不缺少浪漫和亲情的因子。假如电视和商家要制造“假日景气”，我们可以玩一玩自己民族传统里的固有概念。五月端午、八月中秋自然不消多说，此外还有二月清明和九月重阳作为第二梯队。何况，第三梯队尚有还有古之寒食、踏青、乞巧和腊八呢。何况，我们花神、水鬼、树精与云仙俱全呢，又怎么会让“圣瓦伦丁节”风靡神州？

据说法国的法律规定，电视节目至少有40％的时间要使用母语。而加拿大政府，早在1995年就将美国“乡村音乐电台”逐出本土。这至少带给我们两点信息：第一，他们在较早的时候就对民族文化的传承问题考虑很多；第二他们都把异域文化当成自己主要的对手——并且基本上，是通过限制和禁绝的方式实现自我保护。

但我不赞成，主要用禁播《米老鼠和唐老鸭》的办法来挑战西方文化。我认为最理想的方式是，让《哪吒传奇》或者《大闹天宫》去与之争夺收视率。电视人的使命不应该是一句大义凛然的空话，他们应该将社会责任贯彻到自己的业务行为中。据说迪斯尼负责美术的工程师大都是华裔，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有传统文化的教育背景。那么我们的《葫芦娃》，就有理由在至少国内的受众分割中战胜《猫和老鼠》。

问题是：当我们决定拿出《葫芦娃》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承载了民族文化的电视作品太少了。

4、还要反对“反文化”

西方文化可能是民族文化的主要对手，但它并不是民族文化的唯一对手。我这里想讨论的是港台文化——准确地说是港台文化里的某个流行成分。它就是那种被称为“反文化”的东西，广泛存在于周星弛的影视作品或者胡瓜、吴宗宪的电视专栏里。

说真的，它们低级而充满幽默，恶毒但却也不乏智慧，这就使之具有不可低估的解构能力。这种解构消解了几乎所有的严肃和崇高。它们以夸张的粗俗为荣，把故意装着“没文化”的主人公塑造成英雄。或者说他们崇尚反英雄主义，索性把“有文化”的主人公彻底推倒。事实上，它们不仅仅是颠覆了民族文化，他们颠覆的是整个文化本身。

我承认，“反文化运动”也具有某些正面意义。比如它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它使电视真正放下架子服务于群众——更重要的是，它以反讽等革命性的手法嘲笑了世俗与时弊。事实上，反文化的问题不在于嘲笑，而在于它嘲笑一切。

当前，这种反文化的东西的确吸引了观众的目光。相对于二胡的现场音乐会，年轻人可能更喜欢看看口无遮拦的电视脱口秀。但是首先，电视人有义务在经济浪潮里保持警惕，避免无论因收视率还是广告费而放弃职业坚守——电视固然是一种“通俗”文化，但“通俗”只表明受众广泛而决不意味着内容低俗；其次，脱口秀的低俗口味难道不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吗？观众并不是一开始，就喜欢胡瓜的国语或者吴宗宪的段子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对二胡的音乐会进行时代包装？除了穿上短裤衩的美女边奏边舞之外，我们是否可以多一点舞台创意呢？

电视人，要完成民族文化的传承任务需要有力的业务手段。单纯放弃两个时段的收视率和广告额去办这类节目，既是对民族文化的亵渎也是对自己职责的玷污。恰恰相反，这类节目完全应该和可能，获得无论观众的眼球还是企业的货币。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已经开始这个方面的努力和探索。开头提到的《××》就是一个初见成功的案例。那个栏目决不是敷衍塞责或者虚张声势。为了将其打造成精品，我们甚至委托了专门的科研部门协助工作。《××》并不是本台在此方面的唯一动作，但它大体是一个反映我们态度的代表和信号。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日韩有着相同或者相似的文化背景与历史渊源。我们希望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积极的合作和善意的竞争。最后我想重复这个观点：民族文化样式的参差多态是应该受到鼓励的。作为电视人，让我们共同奋斗，促进实际上是整个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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