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28日

还记得高三,我们在模拟试题中苟延残喘,手指黑得仿佛以前的排字工人。

那天是做《历史》。真佩服命题者,能把这么多似是而非的选项——统统找过来干扰视线。

高考意味着工作、户口、老婆以及吃商品粮,因此我们虽然被搞得五迷三道却还是乐此不疲(让我没想到的是,我的老婆,当时就坐在前排,跟我做同一套模拟试卷)。

而且她后来教了《历史》。昨天她出试卷,我就试着问:亲爱的,我们现在都吃商品粮了,可你还记得那道题吗?

记得记得!她叫道。然后我复述了题干部分,她则迅速地回忆起选项: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弄得生产凋敝、物价飞涨、民不聊生,1937年100元法币能买两头牛,请问到1947年能买()。

A.两盒洋钉       B.一盒火柴

C.三根蜡烛       C.四支铅笔

2006年11月24日

(约稿寄存,请勿外转)

这是郭明全先生在航空杂志的专栏文章。以前就客串过几回,这一回由“文韬武略”兄的大作说起,我自然还要凑趣——

主持人: 郭明全 ,明屹咨询机构首席咨询师

参加者:

        韦力武,西门子中国公司区域经理

     徐浩然,江苏电视台总主持人,高级编辑

 

     王少磊,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郭明全 :不知道从哪天开始突然发现,我们被外资公司和它们的产品包围了。大众、惠普、宝洁、安利、雀巢、达能、戴尔、谷歌……浩然读博士时的方向跟经济有关,你跟我们说说原因和背景吧。

 

徐浩然:当下,跨国公司不但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更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西方经济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徘徊,已经逐渐复苏从低速增长进入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在21世纪初的今天,跨国公司竞争尤为激烈。中国国土庞大人口众多,具有毋庸置疑的经济发展潜力,所以世界型的大企业都已经“会猎中国”。

 

郭明全:它们是否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呢?

 

徐浩然:很显然,跨国公司在中国不可能照搬他们在西方的做法。事实上,他们非常注重本土战略,甚至连团队也谋求本土化。《南方周末》曾经报道说,跨国公司进入中国20年,塑造了中国两千万的白领阶层!就是说,是中国人在为他们在中国做事。

 

王少磊:我更相信来自成熟商业社会的专业水平和职业嗅觉。尽管西方公司的产品也附载了文化信息,但利润肯定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为此他们会对自己的投资风险进行充分的论证,我相信他们是花力气研究中国的。他们到中国来绝对不是观光旅游。我想问下徐老师:跨国公司在中国有多大的投资规模啊?

徐浩然:我干脆给你们读一组数据吧:2006 98日,商务部在厦门发布的《2006中国外商投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6508亿美元,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近200个,世界500强企业约470家在华投资,外商投资设立的各类研发机构超过750个。自1991年起,中国已经连续15年位列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第一位,约占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总额的20%

韦力武:我也提供一个数据给大家:2006 98日,商务部在厦门发布的《2006中国外商投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6508亿美元,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近200个,世界500强企业约470家在华投资,外商投资设立的各类研发机构超过750个。自1991年起,中国已经连续15年位列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第一位,约占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总额的20%

郭明全:也许韦力武最有资格在这个问题上发言。你在跨国公司工作,听说马上还要出版一本关于跨国公司的大著?

 

韦力武:很可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命运没有人们想像的辉煌。的确,拿去年来说,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9000多亿美元中,中国一共吸收了720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三——这个排名也就是仅次于发达国家中的英美。但问题是回报预期与投资幅度却相去甚远。我这里也有一份数据,是美国最大的证券商——美林公司的调查报告公布的:投资中国的跨国公司普遍亏损,甚至有评论认为它们掉进了“陷阱”或“误区”。

郭明全:这是你写书的初衷吧?它好像就叫“跨国公司的中国陷阱”?

韦力武:如果我可以决定书名,就叫“跨国公司的中国陷阱”。

王少磊:为什么你在这个问题上具有发言资格?我是说,你所在的家电行业能代表全部的跨国公司吗?

韦力武:没有一个公司能完全代表其他的公司。但是在跨国公司中,亏损最多、面积最大的就是家用电器行业。因此以西门子作为案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郭明全:西门子也亏损?

韦力武:西门子曾经亏损。因此它走出泥潭的过程就有借鉴意义。西门子家用电器,全球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曾称之为“中国市场财务状况和预期最好的跨国公司之一”,但在事实上在中国也曾经深陷泥潭……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现在已经走出了困境。

郭明全:我前几天刚听到一个说法:跨国公司想在中国盈利非常困难,而且以后会越来越难。由于不堪亏损,今后几年将会有近1/3的逃离中国——这个论调是否过分悲观了一些?

王少磊:我想这个未必如此极端。也许西方人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无论资本还是商品的巨大市场,但这个市场前景毕竟只是理论上的和书面上的。因此投资过程中存在着某种盲目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盲目绝对不同于鸦片战争前——有个著名的笑话说,他们一听说中国的人口数字,就制造了过量的钢琴运到大清帝国。今天是所谓信息社会、地球村,我不相信跨国公司会有如此大面积的溃败。实际上,包括默多克在内的经济巨头早就在中国用心了,差不多从改革开放的第一天,他们就制定了自己的中国计划。换句话说,就算跨国公司的投资存在盲目,我觉得那也不会太严重糟糕。我相信跨国公司的本土化能力。就以默多克为例,他为了商业利益可以忽略意识形态,比如为了Star TV在大陆的前景而放弃BBC频道。

韦力武:对。实际上我们经过摸索就走出了困境。早在2000年,西门子家电在中国投资的所有企业都实现了盈利。此后6年间年均赢利额3亿元,约占整个中国冰箱、洗衣机行业利润总额的50%。从累积亏损5亿元,到持续盈利约20亿元,我希望我的新书,可以提供有关跨国公司的这些教训与经验。

郭明全:不过据我所知,跨国公司面临的问题很多。2005年在中国可说是遭遇了“集体危机。”曾经被作为管理范本的公司,比如广本、亨氏、宝洁、卡夫、肯德基、强生、索尼……都被爆出现问题。根据卓跃咨询粗略估算,因为危机事件,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损失至少有50亿元。

王少磊: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持平常心。我个人认为,这是这些公司以往过度宣传的反弹。现在的所谓危机,是任何公司都可能犯的错误——只不过以前没有集中出现在公众视野里。这大概跟互联网的发展也有关系,众所周知,它能够打破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跨国公司可能很容易摆平报纸却很难摆平网络。另外,也表明跨国公司在具体的危机公关业务上应该调整思路。说到宣传广告,我们似乎不大看到西门子可以被称做“攻势”的宣传?

韦力武:这跟西门子的理念有关。我们几乎从不赞助媒体活动,也没有高调的广告宣传……我们注重用户的体验和口碑。

徐浩然:说到危机,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我想提两个问题:跨国企业为什么到了中国就做不了乖孩子?中国企业的“行贿指数”为何全球第二?

郭明全:你这个排名有根据吗?

徐浩然:当然。在占全世界出口额的80%的30个最大的出口国和地区中,印度、中国和俄罗斯企业包揽“最有可能行贿”的前三甲,瑞士则被评为最不可能行贿的国家。这个评价是全球性的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日前刚刚公布的,而我是从《环球时报》上看到的。

王少磊:这个排名的取样情况和评价参数呢?

徐浩然:其实也没有大惊小怪的必要。虽然有125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万多名商业人士参加了调查,但采用的是问卷形式,并且是一个以主观评价为主的调查,权供参考吧。同样是“透明国际”,去年还进行了一个比“行贿指数”更全面的“腐败评估”的调查,我想这个数字也许可以让国人宽慰一下:在接受调查的159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则排在第78位属于中等水平。

郭明全:不管怎样,问题还是存在的吧?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无疑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巨大成就,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全球第一的成绩单时,这个行贿和腐败榜多少让人感到刺眼。我想,在国人骄傲自信的国际表情中算是掺杂了一丝尴尬吧。

徐浩然:恩。客观排名的78位也好,主观排名的老二也好,都不应该成为中国企业能够笑得起来的理由,就如同充斥于世界各地的“中国制造”商品所引发的一波又一波中国浪潮一样,中国企业的“腐败问题”已经日益引发世界瞩目,“透明国际”关注的正是类似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该组织负责人曾表示,来自俄罗斯、中国的公司使用贿赂的规模“已达到前所未有和不能容忍的程度”。这里有两个问题尤其值得我们关心,一是据该组织多年进行的行贿指数调查表明,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随着出口数量的增长,为什么低收入国家的腐败现象比高收入国家更为严重?为什么很多跨国企业在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守法有序的合格公民,但是到了中国却做不成乖孩子呢?

王少磊:要照这么说,那只能带来一个逻辑……

徐浩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中国逐渐不把跨国企业当成一个国外的企业来看待,而是当成中国企业来看待。中国企业的现状是什么?除了中国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市场之外,其实目前中国由于一些法律、监管制度的天然缺陷或者执行不力等等因素,给一些商业贿赂带来了生存空间。

郭明全:现在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整合,更重视与当地所处国家的文化接轨。但是难道商业贿赂也要本土化吗?

 

徐浩然:目前中国还是一个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不久的低收入国家,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市场转型期,哪个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就会使得这个领域的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双轨并存,非常容易导致一个权力寻租空间的存在,一些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权力掮客”们凭借着左右逢源的关系资源,建立起一个个的以他们为联结节点的权力庇护关系网络,导致公权力威信弱化甚至彻底丧失,法制让位于人情,规则受困于潜规则,企业的正当需求不能通过正常渠道得到满足,因此企业行贿这种腐败滋生就在所难免了,这种情况在如电信、电力、教育、住房、基建等等带有政府垄断或部分垄断经营的行业尤为明显,以回扣、咨询费、顾问费、旅游、干股等各种各样名目所进行的“行贿”现象不胜枚举,据商务部的一项统计表明,每年全国仅药品回扣一项就侵吞掉国家资产约7.72亿元,所谓“会送的孩子有奶吃”,所以,很多原来遵纪守法的跨国企业为使自己不被排斥在权力交易的门槛之外,到了中国之后也必须入乡随俗,成为权钱交易游戏规则的参与者甚至推波助澜的制定者。

 

王少磊:那为什么不是我们学习了他们的成熟规范呢?而是他们被我们同化?

 

韦力武:中国的公司也在学习他们,但也许是积重难返吧。浩然说的情况,我不认为存在于全部的跨国公司。

 

徐浩然: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前都有一个长达几年的市场调研过程,他们早就对中国的国情和商业潜规则烂熟于心,在行贿手法上表现得更为聪明,一般不直接使用可以查证出来或者使受贿者老是提心吊胆的金钱来进行贿赂,而是采取更为隐蔽的行贿方式,不易露出破绽……

 

郭明全:他们在国内的法律,对跨国公司的海外业务有约束么?

 

徐浩然:有的。对此美国就毫不手软。早在1977年美国就颁行了《反海外腐败法》。近年来,全球制药业巨头默沙东单方面解雇了20多名中国区副总经理和医药代表,朗讯中国的公司总裁等4名高管出局,还有花旗中国的任克英下课,都说明对商业行贿等腐败问题必须施以铁腕。而中国特殊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企业商界长期以来的“习惯性沉默”,使得打击商业贿赂显得难上加难。

 

王少磊:这么一个商业生态,能实现持久发展的目标吗?

徐浩然:从“腐败”走向“治理腐败”,是一个国家由贫困走向发达的必经之路,很多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都经历过一个这个阶段,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的“扒粪运动”就是针对官商勾结、贪污腐败、假冒伪劣等严重现象而开展的,和今日中国何其相似。反击腐败的根本是要两手都抓:一是改革不能半吊子,该市场化的就要彻底的市场化,不能市场化的就不要市场化,让权力庇护下的关系彻底退场;二是法制要倡明、必须严格执法,在治理腐败的过程中,必然会遭到包括行贿者与受贿者等腐败分子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反弹,只有坚持不懈地逐渐完善制度,才能使得腐败现象真正减少,而非治标不治本的让腐败如同割韭菜般“春风吹又生”,因此这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我们不妨就把这个国际组织的行贿指数的排行榜,当作国内打击贪腐一面镜子或一个警钟,把它当作长鸣的警钟而时时自省。

郭明全:韦力武的新书,对这些内容都有表述么?

韦力武:我的侧重点略有不同。作为在西门子工作10年之久的员工,跨国公司的一切早已融进我的血液里。我更想通过这个小册子,告诉大家一个外资公司如何通过正规的业务手段,在中国实现发展进步的。我就以西门子家电10年中国历程为主线,以其他跨国家电公司中国生存发展的演变为辅线,着重描写了从1996-200610年间,被誉为“竞争最激烈、利润如刀片”的中国家用电器行业的风云变化。其目的在于:一是为了给那些仍然深陷泥潭的跨国公司以参照;二是为了给那些即将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一个借鉴。

王少磊:对于国人而言,有关跨国公司的信息实际上知之甚少。我甚至怀疑,我们对外资公司存在多重误读。

韦力武:是的。1996年中国掀起新一轮的外商投资到现在整整10年。就跨国家电公司而言,无论是西门子、伊莱克斯、三星、LG,还是松下、东芝、夏普、惠而浦,它们都是在那个时期进入中国的。10年过去了,尽管有许多跨国家电企业仍然身处逆境,处在亏损或者无盈利的痛苦状态,但同时也出现了像西门子这样的企业。它们正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中国的市场格局。对跨国公司的认识,早期的神化敬仰和末期的丑化蔑视都是不可取的。

郭明全:对。跨国公司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天使。它就在我们身边,是我们中普普通通的一员。我们摆正自己的心态,了解它、研究它、掌握它,最终才能赶上它,甚至超越它。

2006年11月20日

(约稿寄存,请不要外转)

以前我从不认为,一个女的除非她是徐静蕾,可以光靠作文就获得人气。所以在搜狐TOP 10看到“鱼顺顺”,便想点进去——看看类似木木的乳房、流氓燕的胴体。结果自然是比较生气。一个穿汗褂的“墨镜儿”凝视大海,文章全是怎样捕获爱人的心、跟青年朋友谈理想,还有离婚的女人要坚强……根本没有乳房和胴体。

我查了下《传播学教程》,结论是她决不能火即便搜狐抬举。一个女的,指定真名叫王翠萍还是李玉芬,却偏偏翘起兰花指,管自个儿叫什么黄花鱼。500篇博文标题全七字儿,“我们需要婚姻吗”、“集思广益帮帮她”甚至“甩掉男人的绝招”;第一人称单数都“俺”罢了,还动辄自云“半老煮妇,专职家务”,全不顾虚拟社会的桃色想像;另外两千字的博文愣不安一个生词(我平常,一再强调“文字须有陌生感”),就紧着,解放初妇女识字课本里的那几个字来码。更可恶的是装知心姐姐和周树人。我们听过李泽厚朱伯儒曲啸张海迪何阳李阳杨立伟聂海胜,谁还要听你丫的“煮妇”讲人生哲理?

当时很想就这么搂几砖闪人。因为,从此不好用“我是个男的又不能脱”——来为自己荒凉的人气开脱自嘲了。也不好用,我师傅传我的经典讲稿忽悠学生了。鱼顺顺,你不仅蹂躏了写作学也蹂躏了我。

于是乎我此起彼伏痛定思痛耐心揣摩活学活用。

我们一度认为自己学过英语,但其实只学会了完形填空。我们学会了算术、代数、几何、三角,但在菜市场上还是吃亏。作文训练是打2年级开始的,从记一件小事到我的爸爸,一直写到试论浅析略谈和也说。令人沮丧的是,我们不会写病假条、情书、住房申请以及家长意见。

鱼顺顺这个人,便宜就便宜在读的书少。阅读理解、微分积分、托物言志和先抑后扬……这些一点也没有奸污她。她信手拈来信口开河信马由缰信口雌黄。在我的写作课上,她现在被用来作为案例和典范:法无定法文喜不平羚羊挂角大道无形。鱼顺顺同志可以证明,没有最好的修辞和结构,只有相对于特定读者的感染和击中。

我们学会的传播学,只是传播学的书面定义。我既不能在课堂上征服学生,也不能在博客里征服网友。鱼顺顺曾经是一位广播工作者,她懂得“互动”和“现场”,知道怎么把人话说得像人话。而我们在高校的大部分努力,就是学习怎么把人话说得不像人话。

鱼顺顺虽然叫“鱼顺顺”,实际上很该叫“狼横横”。她对于被粉饰的东西有最清醒的认识,完全不同于《知音》杂志里的燕语莺声。她对于装腔作势的宏大,有最彻底的批判,但又丝毫没有愤青的偏执和傻逼。她对稿费的热爱,跟齐白石和我一样真实深切。我喜欢热爱稿费的人,不喜欢写字为装点门脸的小女子——而鱼顺顺甚至有时候假装粗鲁。在MSN上,跟她的交流不需要成本,这样的女的,全世界我认识的满共不超过仨。

顺着这个脉络下去,不可避免地要走进先抑后扬了。明眼人,早就看出来我练就的把式:谁不知道你是鱼顺顺的闺蜜,先装着糊把牛粪再献朵鲜花?那好,为了文本改革超越自我,下面再一波三折糊抛狗屎吧。

鱼顺顺,吃亏就吃亏在读的书少。这使她在蔑视权威的同时,也有反智主义的倾向。雅驯的词语虽然并不比大白话高尚,但也决不应该天生比后者下贱。使用生词的人并不总是装逼,因为有一些时候,对于一些读者,那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有鉴于此,我由浅入深开了点书目给她,包括《儒林外史》、《发现太平洋》、《叫魂》还有我的博客。

2006年11月16日

有些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有的是为了纪念的忘却。上周到C城,那真是一次奇怪的聚会。吃住都在恐龙主题公园所属的酒店。夜里做梦,很恐惧自己在白垩纪。早晨推窗,真希望自己生活在白垩纪。

这周的新闻发布会在中心大酒店。观摩的片子,别人从字幕上看我是作者,但我不论从哪里看都是别人的东西。发布会非常热闹,我到处看都是别人。

2006年11月12日

若一个人打算当好人,除了道德修养外还有个任务:就是设法让自己长得好看些——这当然是说过去、并且是在银幕上。郭建光李向阳能给陈述刘江演吗?加入铁道游击队,陈强葛存壮恐怕想也没敢想过(除了碰巧,有打入我军内部的剧情需要)。

陈强葛存壮一定没有想过,令公子们能成为男一号、还不再只“装”坏人。事实上,文革后的银幕主角天然是葛优,但葛优天然并不是银幕主角。他之所以能红乃因为命好:高大全的文艺思想开始被清算,人们似乎突然醒悟,好人全好看那不是事实。因此用葛优来恶搞一下,符合新时期观众的心理需要。也就是说很可能,人们并非真的看上了歪瓜劣枣,而是歪瓜劣枣,对浓眉大眼的模式化有解构意义。

这点葛优似乎比冯小刚通透。因为他面对镜头的时候,总是副漫不经心的脸孔——我相信那是游戏精神。冯老师如果明白自己也是“符号意义”,他就不会老这么“疾言厉色”。他大概已经忘了,已经多少年被别人喊作冯老师——必恭必敬地?以前他可是作为“坏孩子”反叛“老师”的呀!

如果不是时代巨变,冯小刚可能永远是一个贫嘴的美工师(在“幽默”被认可之前,同样的包袱可能就是贫嘴)。跟葛优一样,他的价值在于对先前宏大叙事的否定。因此具有文革阅读经历的人,会尤其感受到那种忍俊不禁的反差。可以说其最大的可取之处,来源于对主流话语的辛辣颠覆。但是当那个年代逐渐久远,而文革叙述与民间表达不再具有紧张关系的时候,他的重要性其实早已经大大削弱了。

这时候他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跟王朔一样,挑选新的矛盾主题,继续跟主流保持距离(王朔在《美人赠我蒙汗药》中,重申了他在“混出来”之后的边缘立场);要么被主流同化、甘愿成为主流的一部分(其实在多数情况下,冯老师已经学会跟媒体合作了。最新的报道显示“他一改疾言厉色、包揽所有责任”)。崔健也是那种固守边缘的人,你什么时候看他对着镜头“乖乖”过?据说在某场演唱会上,崔健问观众“想不想听《一无所有》”?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吼道:“我他妈就是不唱”!

我欣赏崔健这种“狂转(zhuai)”。那种自觉的距离感,很少有谁能够坚持到底。这么多看似张牙舞爪的“愤青”,可能喝得下千斤黄连,但却架不住一粒糖豆。

王朔曾经说过,放着现成的痒痒肉不挠,那就是不媚俗。挠了,没挠对,恼了——不知道应该算是什么?其实,早在“我把青春献给你”的时候,我就对书名的隐喻表示感慨了。无论如何,既然您自己蹲到了供桌之上,该轮到我们解构你了。

2006年11月07日

互联网精神受到威胁?

如前所述,很多人上网并未打算在论坛发表高论。他只是阅读别人的发言,或者仅仅打算表示一下声援支持——难道仅仅因为需要要跟一个“呵呵”的帖子(这很可能,是互联网上使用频率最高的跟帖),我们就有义务提交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吗?

互联网之所以吸引网民,就是因为其开放自由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个特点造就了今天的繁荣景象(短短10年,1亿网民的受众规模堪称辉煌)。假如我们放弃了互联网的核心精神,它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魅力?有一句流传很广的俗语说,不能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跟现实社会一样,互联网的犯罪行为不是互联网的行为主流。如果摘除肿瘤的同时要摘除全部的器官,那这个肌体本身还能够正常运转吗?

网络提供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报纸和电视的新型媒体。在接入interent10年里,我们已经切实感受到它所带来的种种好处(比如及时互动,比如资源共享,比如价值的多元化与“舆论的不一律”)。对于具有进步意义的新生事物,我们该如何运用管理手段?所有的规范,不仅应该是善意的更应该是合理的;要有充分的把握,保证管理对其发展具有正向效应。因为有时候,哪怕仅仅是“话语暴力”,也足以扼杀一个起步中的事业。一旦网络精神在根本上受到伤害,整个互联网的创造力也会受到削弱,它所带来的进步性就会大打折扣。——正像一度沸沸扬扬的电子政务,所带给我们的经验和启发那样。

web上,人们变得比在现实生活中更“懒”了。需要说明的是,“懒”在特定语境之下,并不总是一个贬义词。有人干脆认为是“懒”推动了社会进步(例如,我们因为不想走路而发明了代步工具)。反过来说,能让我们“懒”的东西差不多总是更先进的,工具的发明就是不断解放我们的肢体负担(而传播学教父麦克卢汉的经典观点就包括:媒体是人体的延伸)。我们不能轻视网络时代的这个受众特点。假如每登录一个网站,都要登记资料,或者传真身份证复印件,有谁在互联网上有如此耐心?那也不仅仅是耐心的问题,这些麻烦就是标准的“时间成本”。所以即便不谈个人隐私,单纯的实名手续也可能挫伤上网热情。

网络真的比信件更有理由实名吗?既然一直没有杜绝投寄骚扰信和诬告信,为什么没有同样的要求强加给邮政服务呢?古今中外,信件的检查制度,不是从来都是享有恶名吗?提到信件,不免要提到一个刻薄——但的确形象的比喻,据说网络实名,很有点类似特殊年代跨县流动时的“介绍信”:现在不仅被认为是“极左”的做法,而且是与现代社会的理想根本相悖的。

毛冰冰先生,在上海市互联网经济咨询中心供职,他也是新媒体的资深研究者。下面的这个观点,也差不多是笔者在此问题上的基本态度。

我并不赞成在国内也开展实名制,尤其是对于仍处于互联网发展期的中国市场而言,重要的仍是推广和普及,如果一下子监管过严,很容易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1] 

或许应该轻微地修正一下这个观点:就算实名制是一个方向,也要注意推行的时机和场合。


[1]余世琳,《互联网实名制:用与不用的N种理由》,《通信信息报》,转引自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站。

2006年11月05日

网络实名带来的“干净”

有人认为,网络实名制是对自由的保护而非相反。还援引银行的存款实名制,说明那只会“让非法所得者失去存取款自由”,但却“更加好地保护了合法的劳动所得”。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策划书上理想的“预测结果”。

虽然两个实名制度的指向都是为了 “秩序”,但它们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银行的实名制,顾客的资料并不对一般公众开放,而事实上,银行还有义务为公众保密。而网络实名制度,则是要把网友资料放在大众平台的背景上。就是说,网络,和银行为实名制付出的成本是不一样的。在互联网上这个大众媒体上,网友的个人隐私更有可能受到威胁。何况有资料显示,储蓄实名制虽然已经实行了5年多,但也并非一点没有问题。由于现金交易太多,以及证件管理混乱等所谓“5大漏洞”,它没有很好地实现策划书上的理想目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金融与传媒的含义不同,或者并不纯粹是商业意义上的。媒体同时还是公共平台,跟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息息相关。互联网的价值不在于我们可以远程购物,它还是一种精神传播与思想复制。因此,网络实名与金融实名的可比性相当有限。

实名制,被认为可以提升人们的责任感和坦诚度。一些网友在论坛发表观点,赞成用真实的身份上网和发言。下面这段话,可以算是比较典型的代表意见:

虚拟世界只是暂时为人们提供宣泄空间,但人总归是要回到现实生活中。实名制能让互联网和现实生活真正接轨。在这样一种公开、公平的氛围中,人们的网络生活会更加理性和生动。所以网络实名制非不会成为大家交流的障碍,反而让大家更加亲切友好的气氛交流和生活。同时也会有效阻止那些谩骂攻击行为,也可很好杜绝垃圾信息的泛滥,从而净化了互联网环境[1]

这段表述中有一些问题值得推敲。首先虚拟世界,固然只是“暂时为人们提供宣泄空间”,但宣泄不也是调节社会肌体的手段吗?个人宣泄其实就等于群体宣泄,没有宣泄出口的世界肯定是压抑苦闷的。其次网络作为一个现实的沟通平台,不应该一味说它是虚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的“虚拟”生活就是现实生活。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在互联网上——做我们在现实世界能做的很多事情,何以还抱着当初似是而非的说法,认为web只是人类的虚拟时空呢?

另一方面,我们说网络具有“现实性”,但它本身不就是现实世界。这是有区别的,否者它的存在必要性就受到怀疑(按某些网友的话说,那不成了“第二现实”?)。而“网络匿名”恰好就是这种区分的关键,它能保证互联网的吸引力——保证互联网在现实的功能之外,还具有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游戏性与趣味性。

网络的游戏性和趣味性至关重要。作者受众,我们对于不同媒体的心里预期是不一样的。权威的调查数据证实,网民对网络的娱乐性抱有很大的诉求与期待(现时代,传统媒体的娱乐性已经在飞速增长,而互联网的娱乐性尤其突出)。20059月共青团北京市委的调查报告称,网络已成当前青少年最主要娱乐方式(而且这个报道的副标题就是:“新娱乐方式对青少年利大于弊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同年暑期公布的调查数据称“网民上网正事少” 。即便是阅读新闻,也希望网络新闻比报纸新闻更“软”更“可读”[3]。实际上,我们对于娱乐的观念还需要进一步转变。谁说休闲和享受不是所谓“正事”?21世纪不再是血与火的阶级斗争年代,我们生活的目的不仅仅是奋斗,也许可以反过来说:包括娱乐在内的高质量生活才是我们奋斗的目的。

下图是网民浏览新闻的目的分布:

因此说,构成互联网魅力的一个重要层面,就在于它不同于报纸电视的“游戏性”。作为互动中的“传播方”,“马甲”(指匿名上网)的魅力更不言而喻。“马甲”的流行从来不是因为登陆强制,网友在有权利选择的情况下,差不多总是选择它(而且他们在不同社区有不同的“马甲”,在同一个社区也会考虑经常更换)。如果有一天,网民被告知不能再穿上“马甲”——或者只能终生使用一个而不再能更换,他们会改用什么的眼光看待这个自由的“新媒体”?

显而易见,实名制最大的益处就是缩小了互联网——作为一种“拟态社会”跟现实世界的差别性。它的逻辑是这样的:网民只有约束自己的网上行为,才能降低和避免网络犯罪的发生。假如自我约束在网络环境下趋于困难,就该有强制性的“他律”跟进。支持的案例也是有的,比如上海推出了实名制的“市民邮箱”,按要求注册登记的网民,就可以通过该邮箱“实现各类公共事业的在线服务”。但同时避免了“坏人”在这个邮箱里发送垃圾邮件,或者其他可能给我们带来伤害的无德活动。

实名制或许真能给论坛建立“秩序”。它的确排斥不负责任的颠覆和破坏,鼓励了网友的“理性”与“建设性”,诸如污言秽语或者人身攻击的行为也肯定会减少。但问题是有反对的声音说:通过实名制所得到的网络“干净”,也有可能只是书面意义和理想模式的。

首先“魔、道”的手段是同时增长的,新的政策环境下会有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即便我们靠牺牲基本权利得到了那个“干净”——它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吗?就好比绝对的无菌环境,对于一个婴儿而言未必总是好事。我们怎么能够想像,大家全生活在一个“水至清”的环境里?或者,如何在聚光灯下享受不受干扰的自由?网络实名固然使论坛里的发言彬彬有礼,但与此相应,那些企图宣泄自我、排遣愤懑的欲望也会降低。在如此环境里的我们,获得的会不会是苍白退色的——或者说,是消灭了世俗欢乐的乏味的地方呢?下面这个有数据支持的例子,可以作为一个旁证:

TOM科技讯 7月21,腾讯宣布将按照深圳市公安局的规定,对QQ群创建者和管理员实行实名制。TOM科技随即开展了网上调查,截止到724日下午00:00,共有706位网友参与了调查,其中65.43%的网友表示如果实行实名制后,将更换聊天工具[4]

有一个例子也许可以给我们带来启发。为打击遏制暗娼的色情活动,广东佛山警方曾在市区安装电视摄像镜头,对某条道路实施24小时的“不间断监控”。目的和动机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手段一出台就广为争议。因为被监控的大部分行人没有犯罪动机,因此一个“合法授权”的问题就是这个举措的软肋。

同样道理,网络犯罪的只是少数人(按传统习惯的表述叫“一小撮”),但是为打击网络犯罪,就需要全体网民付出隐私代价——这是否有失公平?再说只有涉嫌犯罪时,执法机关才可以取强制措施,有罪推定是没有法理基础的。而网络实名,在法理上就曾被专业人士认为“有类于此”。

王恩海,是亚太地区互联网研究联盟(APIRA)的秘书长。我们用他的观点结束这个小节:

实行互联网实名制,确实能起到打击网络犯罪,维护互联网的清洁环境,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但是我个人认为在现阶段这有悖于互联网的初衷与精神,因为互联网本来就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却要现实的人以真实身份出现,则无法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5]


[1] 余世琳,《互联网实名制:用与不用的N种理由》,《通信信息报》,转引自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站。

[2] 谢言俊,《新娱乐方式对青少年利大于弊》,《新京报》,转引自中国精神文明网。

[3] 郭良,《互联网调查报告》,新浪专题。

[4] TOM科技,《QQ群创建和管理员实名制后 65%网友将放弃qq》。

[5]余世琳,《互联网实名制:用与不用的N种理由》,《通信信息报》,转引自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站。

2006年11月04日

两种含义的法理评价

如果网络实名制是它的第一种意义,即网民需要用身份证上的姓名登录发言,我们遇到的悖论可能会更多一些。既然在传统媒体可以笔名甚至佚名发表,那就很难有一个——在法理上站住脚的理由认定在网络不行。举个例子说,难道在互联网上,作家莫言只能使用“管谟业”的真名发表文章?我国的《著作权法》明文保护笔名发表的权利,而并没有文件显示网络发表可以因此例外。

其实多数网民上网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表。例如,他们在虚拟社区的行为也可以包括投票,或者就是简单地用一句表情符以示赞成。他们还可能经常更换昵称,以便在虚拟世界的游戏里获得快乐。因此要施行实名上网,就必须找到一个强有力的逻辑来驳斥下列说法:它看起来有点不近人情,而且可能与现代社会的理想相悖。如果网络的自由精神受到威胁,它的媒体“活力”将会削弱甚至消失……

网络使个人信用缺失,这是批评匿名制时很流行的一个说法。但那并不能成为,商务网站要求网络实名的充分理由。一方面并非所有的网上行为都是为了商务活动,完全没有道理让打算论坛发言的用户,为打算在“阿里巴巴”购物的用户付出个人隐私。另一方面,即便是就电子商务的当事双方而言,也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要求网友在购物的时候出示身份证号码。相信找不到法律根据支持网站,要求顾客在买一碗馄饨的时候提供真实姓名——实名制度的要求,必须来源于购买双方。

暴雪公司(Blizzard),是世界知名游戏制造商。其开发的《魔兽世界》一度掀起了轰动性的热潮。不过,他们最近正受到来自玩家的批评和压力,因为暴雪的玩家监控程序,被认为侵犯了网友的天然的隐私权。舆论普遍认为,游戏公司的反黑客程序,不应该凌驾于人类的基本权利之上。其实在此之前,索尼在线娱乐公司经营的《无尽的任务》,就因为加入了“侦测软件”遭到了玩家的强烈抵制。企业和顾客是平等的主体,谁也不能用单方面的“霸王条款”强加给对方。

如前所述,网络实名制还有它的第二层涵义:虽然可以用昵称(就是网民俗称的“马甲”)上网,但是网友必须提供真实的身份资料备案。在这种涵义下,悖论肯定会比前一种情况要少一些——可是与此对应,它所涉及的情况也可能倒更加复杂了。

首先,企业虽然无权刺探个人隐私,但执法机关呢?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当目的,它是否有权力要求这种意义上的网络实名?

假如仅仅为了侦破便利,就让全部网民放弃最基本的隐私——那实名制度受到质疑是可以理解的。更关键的是,其实并不存在真正的匿名上网。因为上网总会留下一个IP地址。借助这个线索,即使在“匿名状态”下,警方也几乎可以调查到任何一个网民的踪迹。当合法的理由存在时,警方有这个技术力量找到它需要的一切资料。就是说,匿名上网的这个门槛对警方取证没有限制,而隐私的限制是对于一般公众的——这样不是很好吗?

当然即便如此,实名制也肯定会有一些积极意义——例如它可以节约管理成本。对于警方取证而言,实名也远比匿名更加方便容易。但单纯管理成本的节约,与全部网友付出隐私的成本之间,又该如何对比权衡呢?

关于这点还可以稍微类比一下。我们提倡社会正气,但那不意味着法制机关,可以将“见义勇为”以制度的方式要求公民。援此为例,网民也没有义务牺牲网上匿名的权利,从而仅仅为给管理部门提供一点行政便利——尤其是当,这种便利不是后者唯一的工作手段时。从整体和长远的眼光来看,放弃应有的权利不利于社会进步。而且,也未必在本质上有利于法制建设本身。

IT评论家高木先生认为:

按照新华论坛《中国互联网是否需要“网络实名制”?》大讨论发起方给出的概念和QQ实名登记通告表述的意思,网络实名制似乎就是要求网民必须通过真实姓名和身份验证后才能在各网站的留言板或BBS上发帖灌水的制度,目的是有效限制网络虚假有害信息的传播,但却只字未提如何有效保护揭露黑暗、举报犯罪、发表逆耳真言者人身安全的问题。这种粗放式的网络实名制,大有过分扩张管理权限而极大剥夺网民正当自由,再次制造权利和义务严重不对等的嫌疑,因此,这种粗放式表述的网络实名制讨论和规定一出台,就受到网民强烈反弹,也就不足为奇了[1]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相比网络犯罪,网络道德失范是更普遍的行为。比如论坛上的情绪化问题,最多只相当于说谎或者骂人(而不是提供伪证和诽谤),又怎能用法律的手段,去处理伦理范畴的事情?无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还是《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我们都找不到网络实名制度的任何规定。

有人赞成,民间诚信问题应该“寻求民间的解决之道”。这是有道理的。法律不是调节社会运行的唯一手段,事实上无论舆论压力、市场调节或者哪怕只是邻居的评价,都会对个人行为有制约作用。商业网站,用商业手段鼓励实名是值得推广的(就好比法制机关,用制度以外的手段鼓励见义勇为),其优劣得失自然会接受市场的取舍。

退一步说,即便打算实施网络实名制度,并且打算用新的法规方式予以强制,这个法规也必得是详尽完备经过专家论证的。于国富先生,是最早关注新媒体领域的著名律师。他认为,在当前实施网络实名制还有很多法律障碍:

在实施“网络实名制”后,对“网络犯罪”的认定也存在问题。他分析,目前对网络犯罪的取证大致都根据技术特征判定,如IP地址、个人ID等,而ID不具备法律效力,只能作为取证的依据。实行网络实名制后,个人注册的ID也就等同于个人身份证的效用,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旦有人用别人的ID签了合同,造成犯罪的话,怎么取证判定也是个问题。这首先是专业领域的问题[2]

实行了实名制,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净化互联网的环境,但把它当成消灭网络犯罪的灵丹妙药并不现实。它还会产生类似“账号盗用”等新的安全问题。这些新的安全问题,也要跟政策的其他副作用一起计入成本。因此应该综合考量反复权衡,以确保政策在总体上有助于互联网的继续成长:制度是为了行业保驾护航的,它不能反而成了行业发展的障碍。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有权利来执行和监督?是否管理机关唯一对此负有使命?相比西方的新闻传媒业,我们尤其需要“专门委员会”作为权威的仲裁单位。国家的专政机构只应维护游戏规则的严肃性,而游戏规则本身,应有专业知识背景的行业协会来制定和运转。这样才能够保证,整个游戏规则在一个科学的状态下运行。


[1]  高木,《网络实名制本应是个好东西!》,新华网发展论坛。

[2] Dili,《中国推行网络实名制” QQ投石激起水花一片》,998118.com

2006年11月02日

匿名减低了道德水平?

互联网分析人士指出,QQ的交流方式,特别是QQ群,和网站以及论坛的信息比起来,速度更快更直接,加上视频功能,很容易被黄色网站及色情聊天室利用,这正是国家大力整顿的重要原因。深圳市公安局在下发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整治的原因正是在即时 通讯群组等网络公共信息服务场所中,陆续发现了非法结社、非 法串联以及淫秽色情等违法活动[1]

来自“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的观点是:网络实名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网络道德水平。这个很有代表性的看法有两层意思,首先,网络道德水平被认为在网络语境下降低了;其次,网络实名制度可以有效地挽回这个倾向。

我们来分别讨论一下这两层意思。

人们的确在互联网上发现了伦理失范。并且这种失范的形式,无论如何不可能在传统媒体出现(比如BBS里的谩骂)。但那是否意味着,互联网败坏了人们的道德水平?假设有一个人想在《新华日报》上说几句脏话,这有可能成为铅字的事实吗?但是如果他想在新浪的聊天室里骂人,这个可能是否会因此更大一些呢?这样问题就变得明朗一些了:很可能是,互联网“暴露”了人们在现实社会的伦理缺陷——而并不一定在所有的场合都是它“加重”了它。

再换句话讲,没有可靠的逻辑,能证明网络让人们变得更加“邪恶”,只不过是网络的先进性,使本来存在于现实世界就的“邪恶”、更加明显而已。比方说,对于未经授权的商业复制我们的评价没变,变化的是互联网让这种非法复制更加方便了。这不仅仅是一个表述上的文字游戏。要知道网络作为一个平台,并不是只能为伦理失范提供便利,它还可以为伦理规范提供帮助(关于这个问题,在末章的“网络伦理”里还会有更详细的论述),它所提供的其他好处要远远大于这点瑕疵。

可以肯定,世界上不存在这么一个领域:其中只有所谓“正业”而没有犯罪。犯罪似乎是人类社会的天然赘瘤,或许只有马克思描绘的理想社会才能够根除。既然我们有音像产业就有音像犯罪,有金融产业就有金融犯罪,那么我们自然也不期待,互联网可以例外地成为犯罪真空。的确,匿名更方便假的银行网站骗取帐号密码,更方便黑客盗窃虚拟财产;也可能同样是匿名上网的原因,我们不得叹着气,在20封垃圾邮件中寻找2封工作邮件——但有一个问题必须想到:我们是否打算在网络实名的时候,考虑因此将要付出的其他成本?

看起来这很像是一个悖论。那么,在两难抉择中通常的做法是什么呢?笔者赞成用“功利主义”解决问题(功利主义是指是穆勒的哲学本义,不只是日常语境里的引申转义——这个转义已经沦为彻底的贬义——这个问题本书后章还有论及):也就是,让“小”的人道服从于“大”的人道。比如,为了采访而进行的“欺骗”,以及为了计划生育而做的人流。网络匿名带来了网络犯罪,但是网络实名也威胁了公民的隐私权——毫无疑问,后者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当它与其他权利冲突时应当首先受到尊重。

当然,如果我们能找到两全的办法,那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1] 沈玮,纯净网络 QQ群组将搞实名制 尚未强制实行》,每日经济新闻》,转引自新华网

2006年11月01日

2)公众议题与传媒议题

韩国信息通信部曾对媒体宣称,将从200510月“全境实施互联网实名制”。届时网民需要“通过真实姓名与身份证号码验证”,才能在网站的讨论版上发言“灌水”。我们注意到,在互联网远比中国发达的这个邻邦,赞成实名制的网民占了绝大多数。“雅虎韩国”公司的一项调查表明,只有20%的人表示反对网络实名制。在另外两家著名的网站,这项数据的调查结果分别是32%和37[1]

相对于新浪未有旁证的结论,韩国的这些数据很可能更为准确可信。看起来,在对待实名制度的问题上,中韩两国网民的主导意见截然相反。不过,由于网络实名跟网络游戏密切相关,而在中国的“网游”市场中韩国又占有重要位置;所以人们总是密切地关注韩国,并且希望他们的政策实践,能给中国带来某种借鉴和提示。

网络实名制究竟有无必要?一旦实行利弊何在?我们需要从韩国那里等待经验吗?那个经验对我们有多大的参照价值?网络实名制是否妨及言论自由?或者至少会打击网民的发言热情?网站会因此受到伤害吗?谁会得到好处?网络实名的法律根据是否充分?谁来制定规则谁又来负责监督?现在是最佳的推行时机吗?怎样解决实际操作性的问题?……差不多每一次的实名制波澜,门户网站都会制作专题、集纳言论,使这个话题成为越来越热的的公众议题。

但这一次的议题,看来并不不仅仅停留在讨论层面了。QQ群之外,有报道说重庆大学,将成为我国首个实行“校园网络实名制”的高校,而清华大学的BBS也已经被列入实名制试点。然而事实是到今天为止,包括南京大学“小百合”在内的许多校园BBS,早就已经采取实名登陆实名发言。网络实名,正逐步从书面方案走向操作现实。

互联网被认为是传统媒体的一次进步。首先是,相对于报纸电视议的程设置弱化,使“网友”比起“读者”和“观众”有较多的机会发表意见。或者说,网友不再只是传统媒体时代的单纯“受者”,在作为“受者”的同时,他还可以选择成为“传者”,每一台互联网的终端,也都可以看成是一台发布服务器。这种情况下,因为要发表不同意见,或者仅仅是出于类似报纸“笔名”的考虑,他可能不希望以真实的身份发言。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导致网友在网上活动中不希望使用真名。所以实名制度被质疑:有可能使网友丧失这种署名选择的权利——从而,也使得网络本身的进步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被降低和消减。

同时,互联网作为一个新的平台环境,又出现了新的伦理纠葛和犯罪纪录。因此有人认为,网络实名虽然使个人自由受到限制,但它被认为是打击犯罪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为维护网络生态,个人自由理当被限制在某个可能的范围之内。

需要指出的是,网络实名在不同语境下含义不同,因此不能在同一个条件下讨论得失。比如3721网站(http://www.3721.com/)的“网络实名”,据说是指继IP、域名之后的第三代互联网访问标准:它意味着,只需输入企业或产品名称即可直达目标网站,而无须记忆相对复杂的域名网址——这个意义上的网络实名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

我们关注的问题,主要是指以下的两种做法:一种类似银行的存款实名制,网民需要用身份证上的姓名登录发言;另外一种是可以用网名(就是网民俗称的“马甲”)上网,但是必须提供真实的身份资料备案。3721的网络实名是技术问题,而我们关注的网络实名,还同时是社会问题与伦理问题。


[1] 张利,《韩计划实行因特网实名制》,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