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31日

18年前靠近暑期的时候,同桌韦力武再度跟我翻脸。在那间四壁灰暗、墙土剥落的老教室里,他恶狠狠地指着我的鼻子,用严顺开演阿Q的口气说: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就先革你这些人的命!

今年10月,在北京的宾馆里相对卧谈,他可耻地否定了这段历史。不过他同意我们都老了。无论谈起我们同时爱过的女人,还是先后爱过我们的女人,或是被我们爱过的女人爱上的男人,大家都心平气和。

我们怀念起那间老教室,为那些年轻的梦想感慨唏嘘。我至今记得他的第一篇小说,还有那些曾被我奚落打击过的情诗——我甚至记得它们中的一句:“蘸一滴蝈蝈的轻吟”。

有一次,我们为不同的文学主张濒临决斗。我用电影《阿Q正传》开头周树人般的骄傲说:你有什么资格写“粉红的玫瑰花”?前天体检的时候……你压根就是红绿色盲!

但是,无论他在商场经理洗衣机,还是我在大队里计划生育,我们都还保持着对文字的迷恋。而且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人生辗转之后,我们都将选择写字作为精神慰藉。

我弄传播而他搞销售,也许我们永远也不能——在同一个领域里取得成绩。但是我们始终是对方的第一批读者(之所以用“批”而不用“个”,是因为我不愿意抢先包括嫂夫人在内的许多韦粉)。事实上,他是我保持联系的、唯一的高中男生了。

从今天开始,我将为他的新书《西门子风云》鼓吹吆喝。从未要求任何一位朋友,为我自己的小册子撰写书评,但却希望南城西皮上官羊汤……诸位兄弟,暗器话梅可名顺顺……诸位姊妹:有版面的出版面,有时段的给时段,有花絮的写花絮,有秘史的献秘史,有绯闻的爆绯闻,有猛料的揭猛料,有鲜花的送鲜花,有脏水的破脏水。总之捧他抬他骂他损他,不将他弄成红人誓不罢休。

老实说,经管励志那一类的东西,按王朔话讲瞧瞧全国其他也没谁。

2006年12月24日

我尽量不生气。在女儿咳嗽的时候,要保持这样的耐心可不容易。令人遗憾的是我的太太。数学是她在家中唯一的优势,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嘲笑她的犹豫。

我们拿来了纸笔。按照说明书的指示,儿童的用量是20mg/kg。女儿现在已经有三十几斤,那么她应该摄入的剂量是?

趁太太找磅秤的时候,我向女儿炫耀了我丰富的物理学知识。其实kg并非她的重量,严格意义上讲重量该用“千克力”来表示——如果碰巧,我们不喜欢“牛顿”这个国际单位的话。说到牛顿,我可以给你讲讲他跟苹果的故事……

我算出来啦!妻子高兴的叫道:我数学没问题的……你看既然20mg/kg,那么20mg/kg 

×15.4kg=308mg!

我说:但是,但是我们应该喝多少袋呢?如盒身所示,每袋是0.125g……

太太说:既然你懂得牛顿与苹果,你总该知道1克等于多少毫克吧?

那什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克应该等于10毫克……

胡说!父亲踱来严厉地说:1克=1000毫克!

父亲教物理,并且曾经是我的中学校长,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跟他争论……接下来,接下来我们应该干什么?

为了提高效率,由我按着纸,我太太用笔计算:既然1袋=0.125g=0.125×1000=125g,而女儿需要服用308mg,则意味着要喝下308/125≈2.47袋。

你们怎么还是这么粗心?母亲带着老花镜、慈祥而威严地质问道:难道,你们没有看到20mg/kg要“分三次服用”吗?

……

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孩子喝下了那种白色的粉末。不过说真的,至少我的神智一直是清醒的——直到我不明智的太太,随后给我看了病历上大夫的书法。

2006年12月20日

我打算向WH君致歉,结束在《南都周刊》的专栏。

整理硬盘,无意中看到女儿给我拍的照片:一个疲惫的、文学中年的背影。

突然想起那个顺口溜了。记得就是在WH的MSN上,我看到她新换的昵称:“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就立刻技痒于心,犯贫添上几句(中间还抄了清人对吴敬梓的评价一句),没想到倒是今天写照。嘿嘿。 

少年一丝愤慨,中年半点无奈。文章大好人大怪,齿寒嚼得青菜。
前后左右内外,人情市井稿债。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

我不准备抹杀行为艺术的意义。在特定的时空下,“不妥协”、“不合作”乃至“颓废”和“不跟你们玩了”,都可能具有光明意义。但我怀疑行为艺术家,连带寄生在他们身上的好几个批评家。因为偶然的一点接触,我就发现了他们的秘密。

上面这个图片,是我的朋友墨舞拍摄的。他业余给新华社提供图片,我一直钦佩其敏锐和勤劳。我还是摘引一段他的报道:

12月16日,《我们的障碍》当代艺术展在南京举行,全国十多位艺术家参加了展览。其中南京艺术家成勇的一件名为《会诊》的人体行为作品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眼球。作品在一位裸女郎身上写满了盲文,几位盲人围坐其边为其会诊,诠释人类心理、人格等“我们的障碍”艺术主题……

下面是过去写过的几篇旧文,都跟这个所谓的当代艺术有关,答应转过来给墨舞兄看看。

 

电影《今年夏天》——向女同志学习

(1)先锋艺术家的申小姐

我认识申小姐时她已经是一个先锋艺术家。由于那次"晒太阳"中并非主角,我们只在此后"研讨会"的饭桌上才彼此招呼。据说刚刚辞去了在"南航"的工作,正潜心做一个"中国女性艺术研究中心"–她费了半天劲没有让我明白那是怎样一个机构。她出示了自己作品的一幅照片,不是摄影艺术,也不是绘画艺术,如果非得算是艺术的话,大概就是某种未被主流社会认识的……"艺术"吧。由于实在看不出所以然,我搜肠刮肚也没有找到一句得体的评论,以便表达一点哪怕是礼貌性的称赞。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在研讨会上宣布了"不为人民服务",饭桌上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似乎不很愿意敷衍作为受众的我们。因此申小姐的热情倒避免了我们在举杯投箸时的过分尴尬。我甚至被要求,在她的一个画册上写下了电话号码和邮件地址。不过申本人好象也并不被其同行们认可,这使她在那些另类的人群中也仿佛是一个另类。申席间有一次短暂的离开,我依稀听到了她的几位朋友意味深长的评价。

我后来收到过她一个email。具体内容已经忘记,大致是为一个在我们看来不明所以的活动争取观众。那时候刚刚发过一个批评"晒太阳"的东西。因为还震慑于行为艺术家的大胡子和粗嗓门儿,我没有回复也没有去参加她的活动。

(2)我们找到那间地下酒吧

接到申小姐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忘记了申小姐是谁。很奇怪,她在自我介绍时仍然注明是前"南航老师"。我推测她先锋得不够彻底–似乎还需要用主流价值体系认同的东西,来为自己的边缘生存方式旁证和补注。她告知两天后一个酒吧聚会,我后来知道那其实是一个独立电影的宣传推介。她当时只说聚会是她的"女性艺术研究中心"筹办,并且屡次提到"中国第一部女同志电影"、"很多国际大奖"、"国内禁止公映"以及"自拍自演"等等,我怀疑她肯定比我这个专业的新闻工作者还懂得诉求心理。

酒吧在城贤街一个由仓库改造的地下室里。晚上7点半,我跟朋友紫竹辗转找到申小姐时,她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全力对付一份盒饭。由于申叫着一个我从没听过的名字跟我寒暄,我不确定她是否记得我究竟是谁。吧台前挤满了五颜六色和奇形怪状的头发,头发下面是一张张鲜艳漂亮的年轻的面孔。做成卧具的小舞台上放着爵士乐队的锣鼓家伙,而投影幕布上,一个西洋摇滚歌手正对着镜头展示她变形和夸张的表情。紫竹相信这是一个同志沙龙,于是我们就带着研究的目光四处探索–直到碰上另一个人,正用研究的眼光探索我们。

她告诉我们,电影是一个叫"石头"的女人拍摄的。在放映之前我们也许可以看看石头在二楼的小型画展。

(3)二楼画展和名人

浴室、裸体、光头,乳房上长朵向日葵,或者脖子上擎一个左轮手枪。靠这些符号性的语言作品展示着自己的前卫风格。暴露、扭曲、痛苦、压抑……说真的,无论是创作主题还是表现手法我都看不出有多少原创性的东西。事实上除了颓废灰色的基调之外,我很怀疑在今天它们还能不能被称做先锋和前卫。说白了就是大体上都是人家玩过的把戏。而在我看来,先锋艺术假如失去了陌生感和颠覆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我在暗红灯光下渐渐分辨出一些著名的面孔。南京市的前卫艺术家、先锋诗人,甚至关注文化艺术的教授学者。紫竹一度是资深的电视工作者,他也认出了一些来自媒体的前同行和老朋友。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私语,并不断地向某处点头致意。

由于是一个排他性很强的小圈子,申小姐要获得准入的确需要做很多工作。一方面他们需要特立独行于主流之外,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凝聚在一起相互声援。实际上,他们也只有进入了边缘的圈子才能被主流的圈子认可。而一个单打独斗的艺术家很难获得成功。例如一个人在"晒太阳"中"火烤雷锋"就是艺术,而另一个家伙要是在家里也"油炸董存瑞",多半要被认为是疯子。或许他们还要辩解说,真正的先锋艺术家不关心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不过也许我没有见过真正的先锋艺术家。更多的情况是,通向京城的路有很多,终南山是其中的一个。因此我相信,与其说他们在艺术审美上有相同的取向,毋宁说他们在跟主流貌离神合的游戏中需要一个团队。而这个团队具备了由"表演者"(行为艺术家)、"传播者"(新闻人)、"研究者"(教授学者批评家)到"受众"(吧台前的"红头发"和"黑嘴唇")的全班人马。尽管他们一再相互表现出理解和支持,对于那种避孕套装胡萝卜或者邀请姑娘裸泳的先锋艺术,他们未必比我理解得更为深刻。也就是说总体而言,除了作者本人(甚至包括作者本人),我很怀疑是否有人真正懂得它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然而他们不断需要有这样一些场合和活动,来表明这个团体和他们本人的存在。也许,同性恋或者抽象画(当然不能是京戏和相声),对于申小姐来说也许只是一个由头和道具。

我把一个身穿小背心,手持摄象机的小姑娘当成了石头。因此当石头本人站在前面致辞时,我得承认我有一点轻微的失望。

(4)电影的确很糟糕

石头看起来不很年轻。紫竹坚持说她有30多岁。短袖衫,一条崭新而破烂的牛仔裤。申小姐特别介绍是"女同志"的时候,她耸耸肩做了一个解嘲性质的鬼脸。但是我们渐渐明白石头作为这部电影两个主演中的一个,最多只能算是主创人员之一。编剧和导演是没有到场的叫做"李玉"另一个人。申小姐在前期的宣传中显然有夸大成分。

片名叫《今年夏天》,与独立制片最近流行的各种"日子"非常呼应。大概是受制于酒吧的放映条件,我们看到的是电影转做的DVD。石头多次提到"记录片"一词,但是又反复强调剧情跟自己的阅历无关,因此我没太明白它的纪实性何在。

影片的叙述方式和表现技巧都非常笨拙。单机拍摄几乎是肯定的,而镜头语言朴素到了寒碜。尽管记录片讲究"原生态"和"毛糙感",但是这个东西未免太毛糙了,甚至看不出导演有任何创作的迹象。演员,虽然按石头后来的说法是领会并成功地实现了导演的意图,但是即便在我这个外行看来也不免幼稚拙劣。我注意到,长达90分钟的影片如此枯燥,以至于一向宽容稳重的紫竹也忍不住扭动了一百多下臀部。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导演显然知道电影的卖点所在。拥抱、接吻、床上戏样样不少。虽然很多时候我并不认为有此必要。影片末了甚至还弄了一个微缩版的警匪枪战,这使得《今年夏天》有一种可卑的滑稽色彩。

事实上,影片的放映过程中酒吧里一直没有停止喧哗说笑。对于很多观众而言–比如那些用涂绿指甲的手指夹起香烟的少女而言,到酒吧里看同志电影已经实现了另类需求,而电影本身倒并不重要。

申小姐在这个圈子里繁忙穿梭,一刻不停。

(5)淑女们的烟雾

淑女们喷出的烟雾已经把酒吧变成一个失火的天堂。按照活动的议程,影片之后是所谓研讨。虽然申小姐一再鼓励说,可以向石头提出包括私人生活方面的问题,但是此前学术界来捧场的名流们已经走其大半。剩下的大都是我曾经在晒太阳中见过的熟悉面孔,他们远远地躲在一边高谈阔论。

气氛处在尴尬的边缘。站在台前的石头有一点轻微的窘迫。申小姐手持无线麦克风左顾右盼。她不停地邀请"南京著名"的什么说两句,但除了几句不关痛痒的敬辞更多的是恩恩啊啊的谢绝。倒是有一位自称"先锋画家"的中年汉子几次抢过了话筒,他声色具厉平均两句半说一个"生殖器"。大致意思是,身体艺术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太落伍老帽了。现在是生殖器时代(!),应该从生殖器本身的快乐中挖掘开拓。所幸有几位刚刚出道的记者和正欲出头的学生救场。后现代、文本、人性、多元、凡高、福柯……提问如此之长以至于那更象一个准备好了的演讲。比起那些愚蠢的提问,我得承认石头的回答是机智和精彩的。简短,得体,切中肯綮,而且富有逻辑。这使我在某种程度上原谅了一些她在电影中单薄的演技。

有一个做同志网站的小姑娘也台上达疑。我热爱网络的朋友紫竹提了两个问题,嘈杂的人声把她的回答淹没在烟雾之中了。

石头匆忙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手机和电话。申小姐也重新记了我的邮件地址。已经是深夜,我坐在出租车上深深呼吸。

 

晒过太阳的先锋艺术家

 

这本来跟我们关系不大。至多我们是作为耳朵被竖在多媒体教室里的。幻灯打出的会议主题是“艺术家与媒体的对话”,实际上是艺术家和支持他们的批评家义愤填膺的独白。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因为前一天在某个小岛上“晒太阳”被冠以“先锋”,而同样的行为若是由我在南师的草坪做出,则可以肯定我将被并不落伍的同学们称作“疯子”,而我在食堂打饭时将赢得超过校园歌手的回头率。

 

我们布置会场时陆续进来一批人。计有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泼皮牛二、麦当娜和前英国大护国主克伦威尔。这么说绝对没有任何贬义,因为如你所知,发型和胡子基本上已经成为前卫艺术的象征,而我坚持认为,鉴于明显的识别性他们参加任何活动都无须门票。我的一位胆小的伙伴忍不住低声咕哝了一句:妈呀黑帮开会啊——我觉得这是绝对的曲解,因为我后来跟其中的一位美髯公共进晚餐时发现他异常温柔。

 

主持人开明宗义说本次会议是“学术研讨”,作为研究生和搬桌子兼倒开水的人,我们居然也在被感谢光临之列,并且被允许在某个恰当的时机向专家“提问”。但是后来学术研讨几乎变成了一场争吵,我承认我们对此负有主要责任。

 

因为主持人在说过“学术研讨”之后就开始声讨,说媒体歪曲和误读了先锋艺术。对话是绝对没有的,之所以是“声讨”而不是“辩论”,是由于一方面艺术家和批评家的用词近于尖刻而表达方式近于呼喊,另一方面媒体方面却是近乎奇怪的沉默。尽管“扬子”和“金陵”晚报都有记者到场,但是除了笔者如厕两回漏掉几分钟之外,自始至终我没有听到来自他们的声音。来自包括京沪在内的批评家和艺术家竞相发言,抨击本地报纸对“晒太阳”的报道,并渐次转为抨击记者。对艺术本身的关注倒退居到其次。

 

这本来也跟我们无关。事实上我们对媒体也一直不满和早有腹诽。何况前卫艺术在理论上也最有可能在高校找到共鸣。假如不是专家们多次提到了“你们这些媒体的后备军”(因为我们都来自新传院),如果不是批评家们其后一再先验式推断我们被教科书所愚弄——并且即便接受他们高明的启蒙也很难觉醒,我们大抵是要热烈鼓掌的,尽管他们的表述有明显的逻辑漏洞。也尽管他们始终没有把我们当作平等的对话主体。

 

话筒终于传到我们手上。按照我进场之前预想的结局是:专家们接受文学女青年的恭维和仰慕并发表高论,然后用签字笔在带着暗花的本子上龙飞凤舞地写上“与某某小姐共勉”。但是,正像过去《人民日报》上所说的那样——“形势发生了逆转”。

 

既然你们声称艺术不为谁服务,我们问道,既然你们不在意群众的态度,那么包括媒体在内的误读有什么要紧呢?假如是顾忌负面效应而担心事业的命运,为什么不到深山里去享受日光而此刻给人的感觉是如此渴望认同?更重要的是,既然你们说是“学术研讨”,为什么现场弥漫着如此强烈的情绪化空气?艺术家不断像听京戏一样地叫好不说,当我们喊着“老师”发表看法时,你们能保证那个拍案而起、咆哮如雷的艺术家没有暴力倾向吗?还有,你们不是也在相互误读吗?批评家的赞扬和附会10分钟后就被艺术家的注解所摧毁,事实是你们自己对先锋艺术的看法也是如此不同——那么凭什么别人不能发表不同的看法?最后,你们一味把责任推给媒体,那么我们禁不住要问:今天我们面对面而没有经过任何媒介,那么你们认为传播是成功的吗?换句话说,在所谓的误读问题上,艺术家——也许主要是批评家本身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呢?为什么经过这样一次研讨,我们这群原本同情和关注先锋艺术的年轻人,反而有了某种显而易见的抵触情绪?

 

大概是他们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妥。于是又有几个人做了点带有补救性的收场。大致是:其实要怪还是怪体制,但是作为无论新闻工作者还是他们的后备军(也就是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所谓“艺术”立场。有一位还强调说,要讲求策略。实际上他本人就曾经长期在媒体工作,他在独立制片时更多地表现艺术良知,而其他时候则可以灵活地妥协。他怒斥王硕,认为如此粗鄙之人不配谈先锋艺术。这使我们多少感觉到一点自卑。因为说真的,尽管我们是职业文字匠,但是总体而言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文字功底都未必赶得上王某。这提醒我们注意自己其实只不过是耳朵,而耳朵并不是嘴巴,一般情况下是没有话语权的。

 

最后我们中的几个人也跟专家们做到了同一个餐桌上。我得承认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充满理想、纯净可爱的人。至少挨着我的大胡子老兄就非常友好,他的目光甚至有一种慈悲和温驯——总之从生活的角度我感受不到跟他的巨大差别。前一天,他在沙滩上挖了一个巨大的人形深坑,他在里面泡了几十斤据说后来被老百姓捞走了的优质海带。我问他太太是否理解和支持工作,微笑答道:在家里他是一个绝对的大男子主义者。看来她也不是先锋艺术的拥护者,我不知道这是否也是基于媒体的误导。

 

一件我自己认为是有价值的发现是,先锋艺术家并不是铁板一块。我这里决不是指艺术风格和流派。实际上跟其他社会群体一样,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同的存在境况,这使得他们在本质上差异巨大。

 

一名迟到的先锋艺术家现场致辞,当然是以前卫艺术的方式。他说自己只打算说三个字,分别对发起者、媒体好象还有别的什么三四个主体,统统是这三个字:客气了。当然要是有人硬要说他懂了我也没有办法。

 

后来我的一个最没有艺术细胞的同学说,这辈子,看来他唯一能够在一天之内学会的艺术就是先锋艺术了。我嘱咐他压低声音。

郭海平在他的河西工作室

1、我与此人的积怨

为了防止被郭海平认出,途中我一度考虑买顶假发。早些时候,在南师大举办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上,我曾经恶毒攻击过他策划的“晒太阳”活动——更糟糕的是,还有他本人。这种争狠斗勇事实上并无必要,因为我的原始出发点,不过是为了在我的女同学面前炫耀辩才。其后的饭桌上我一直试图缓和气氛而未果,他面色阴沉地坐在角落里俯食不啜。当然这也未必是由于我的缘故,事实上我发现郭海平有一点内向。

1986年郭海平“晒太阳”时才24岁。我看过那时候的一些记录片,街上的行人拿现在的眼光看都土得掉渣。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前卫活动在当时引起的波澜。“晒太阳”推出的东西,起初也许只是一些风格先锋的美术作品,铁钎穿脑袋乳房长向日葵什么的;后来加上了行为艺术,火烤雷锋避孕套装胡萝卜外加劝姑娘裸泳。虽然我个人一直很难认同那就是艺术,但是毫无疑问“晒太阳”会进入当代中国艺术史。而郭本人也会因为他开创性的工作而被人们谈起。

无论如何,“晒太阳”是一种无法忽视的力量和思潮。而郭海平也的确具有超过我们的眼光和勇气。

郭海平在河西有一个工作室。我们刚刚走进小区大门,就看见了他一如既往的黑框眼镜和板儿寸头。他的笑容是友好而和善的,我打赌,他一定以为这是第一次握着本人的右手。

2、河西工作室的红“A”调

之所以说是郭海平“工作室”而不是“画室”,是因为他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画家。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争议。我见过他在“九九画廊“的一幅作品。准确地说,那是一个类似调色版的红色正方形。当然作品有一个毫不相干的时髦名字:“红A调”。令人忍俊不禁的是,旁边还老实地注明:布上油画颜料。虽然年已不惑,郭海平的天性里仍然有一点可爱。

在河西这间普通的套房里再度看到了类似的作品。完全一样的“图案”,只是黄、绿、青、蓝诸色都有,仿佛“红A调”的姊妹版。好象还有一个花纹相同的三角裤(也许并不是三角裤,但我起誓那看起来实在太像三角裤——而且我也没有在下面发现“绿B调”之类的名字)。此外是一些“晒太阳”的遗迹,宣传招贴或者是现场照片什么的,也随意地钉在墙上。客厅里有一个泼满颜料的壁挂式马桶,我起初不确定那是调色器皿还是作品本身。郭海平告诉我正确答案是后者。这使我一下子想到,高校美术教材里先锋艺术的里程碑之作“泉”——那也是一个壁挂式的马桶只是上面没有颜料。

“对呀”,他的笑声夹杂着咳嗽:“因此我这个东西就叫做‘二泉’”。

假如没有转向,我们谈话的地方是靠近东面的一个狭小卧室。蒙着灰尘的椅子上堆着各种美术期刊。靠近门的地方一组架子鼓。郭海平告诉我那并不仅仅是摆设,兴致来的时候他会酣畅淋漓地舞上一通。房间的凌乱倒是跟工作室非常匹配——我以为前卫艺术需要一点颓废和慵懒的味道。而且,我也觉得这个工作室的确应该在河西。河西,这个正在开发中的城市边缘,总是让我想起北京的圆明园。

3、占领居室,起步价RMB5000

事实上郭海平对河西多有不满。河西的居住环境与他的审美情趣难以调和。“墓碑一样建筑群”、“千篇一律的小洋楼”什么的,他在形容自己的视觉感受时不惜使用极端比喻。有一会儿,他在五分钟内连说了8句“他妈的”。他解释说,他之所以把画室选择在河西,是因为这边的房子便宜。

“必须有人为此做些什么”,他说:“把人们的品位提上来”。他认为,他和他的作品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目的。

虽然都是老朋友,在我听来,我们的摄影记者老高跟郭海平的谈话仿佛是吵架。当问起这些作品的价格时,郭海平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起步价5000。我承认,我不合时宜地微笑让艺术家有一点愤怒。

“那么,有谁会买这些不明所以的色块呢?”老高问:“也许我宁愿在房间里挂上油画或者国画呢”。

“那个早已经过时”,我看到烟灰溅在了他的牛仔裤上:“时代呼唤当代艺术”。

接下去是一段近于激动的内心独白。大致的意思是:在今天,人们已经拥有了豪华住宅、高档家具和先进电器,但是情趣和品位还异常落后。让墙上的油画复制品跟法国餐桌共处一室实在可笑。很多人,他们的审美眼光就像是“粗鄙的爆发户”。作为艺术家,他努力要“使当代艺术走进生活空间”。为此他已经设法和一些房产开发商联系:也许可以在业主拿到钥匙之前,就让“红A调”挂在客厅的欧式酒吧上方。而开发中的河西会有很多机会。

当我们提醒5000元的价格较贵时,他坚定地答道:艺术是奢侈品,艺术就是为了品位而且必须付出代价。我暗示他的作品看不很懂并且有一些刺眼,他抗议说,只有画家才是提供“美”和“舒适”——而“美”和“舒适”是愚蠢和肤浅的,作为艺术家他只关心人性和灵魂。事实上他曾经是一个画家,他已经超越了一个画家。

他的眼睛里甚至有一丝纯洁的光芒。那一瞬,几乎让我忘了他还有另一个重要身份:他在生活中还曾是一个成功的咖啡馆老板。

4、欲望手指

郭海平的咖啡馆叫“半坡村”,在南京,它和“先锋书店”一样,几乎是“文化”和“品位”的代名词。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画家汤国、徐累、管策和孙新宇,而且有机会碰到作家韩东、顾前、朱朱或者刘立杆。

郭海平弄艺术不是科班出身。即便他当初的“画画”也是自学的。我推想平时,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咖啡馆里敲打计算器。我很想知道是什么一种力量,让他不时远离青岛路的收银处——在河西的这间简陋的二居室里,用手指与画布亲密接触。

郭海平用手指“作画”。我有幸看到了艺术家的工作。为了配合摄影记者,他被要求在一张画布上“挥毫”——不,是挥动手指。这让我想起了最近看过的一篇文章,发表在《艺术界》上,标题叫“郭海平的另类艺术——欲望手指”。

告别时我握住那个食指鲜红的手。我发现艺术家的眼睛里掠过一丝笑意。

“我对于我们那次”,他悠悠地说道:“晒太阳后的会餐记忆深刻。”

2006年12月16日

我从不考虑安慰羊喝汤,即便在他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拿他调侃。

好在,跟“肾脏”有关的调侃,选择空间很大。

这是手术后,我第一次见到他。我们把隔离病房的玻璃门闪条小缝,以便让声波通过。

而且我也得戴上口罩。为了掩饰感动,我指出他的条纹库很像狱服。

我一直假装没有感动——即便在他太太,先于他被推进手术室,并且为其提供一颗肾脏的时候。

我其实很想拥抱一下嫂子。

2006年12月13日

(约稿寄存,请勿外转)

 

电视上有什么楚剧得奖,老团长对着镜头,自云曲目“虽不时尚,但很高尚”,表情无辜得好像牧师神甫。听口气,甚至有“因为高尚,故不时尚”的意思。这个说法由来已久,以至于常听作家导演借此解嘲自辩,比如“旨在弘扬民族文化,不求市场发行”,或者“又非《舞林大会》《超级女生》,收视率咋会提高”云云。

不说立场,单就逻辑而言就先可恨。没有市场发行收视率,民族文化弘扬个鸡巴?文艺产品不是道德读本,不时尚便是你业务失败,哪论到主题是否积极思想高不高尚。换句话说,文艺作品的职责,就在于让“积极和高尚”时尚——以便为黎民兆姓喜闻乐见嘛。事实上,就算是道德读本也要好看:据说有些日报,读者已经仅限于当地的父母官长了……你就字字珠玑又有啥用?

一个导演,把片子糟蹋得难看了,就改口说自己是“艺术片”,还留嘴大胡子装深沉,谁说看不懂他就生气……这都是常有的事情。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没本事把片子弄好,扎架就说“咱走五个一”,好看不好看都保证收回投资。

问题是,现在还能靠单位发票,再把人撵到电影院里考勤吗?再说人搁卧室里,会放着漏点的舞林大会不看,调台到你蹩脚的高尚说教?

还真不能赖人观众低俗。要我说狠点,人观众低俗,也是你文艺工作者的无能逼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高尚不高尚?他心里净装着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焦裕禄》现在看固然痕迹尚存,但当时李雪健出场还是煽人泪腺。为什么?有人味了呗,《夺印》《青松岭》早看伤了:我在农村长大自己也干过乡干,就从来没见过那种贫下中农老支书。

咱老百姓,也不是只喜欢看漏点爆料。问题在,你有没有弄好击中人家的泪腺。

时不时就看昆曲自摸,管自己叫空谷幽兰,还找大学教授抬轿献花。真没票房了,就诬陷观众品位,瞧流行歌手走红还鄙薄嘲笑。昆曲你雅什么啊,哦,就因为票友里,有几个清朝的落第秀才腐败官僚吗?包括国粹京戏在内,一开始都是纯粹的“俗”文化。我们不知道也罢了,教授该懂得那些之乎者也啊:忽听得堂上一声喊,来了我忠心报国的谢瑶环。自从奉旨出宫院,誓要与三吴的百姓惩贪婪……这半文半白能算雅驯的文言吗?难不成你们把人都唱跑了,就自己自动升格为高尚了吗?旧社会管你们叫戏子,那不对,是封建残余剥削思想,但也别刚当几天“文艺工作者”,就觉着自个文化了再也看不起老百姓。

昆曲京戏衰落,也别老抱怨不能漏底裤秀大腿……人马连良是靠脱衣服出彩的吗?我就不信,现在的人比过去的更流氓一些。还是说咱被美国他们腐蚀了?那人美国,为什么还穿了西装去听歌剧,你现在谁有胆子在国内搞歌剧挣钱?

另外,也并非完全不能秀大腿。我看过一出昆曲,还想去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不仅有最时尚的舞美声光,男女主人公见面还芭蕾动作。何苦抱残守缺,不尊重流行元素时代旋律。最听不得人装着高尚,一谈到琵琶二胡就民族大义面目庄严。我们的民族乐器,箜篌什么的早被淘汰了,琵琶胡琴显然是西域的洋风。不要别着把二胡或京胡当圣物,去查查它们发展改革的历程,就知道一直有时尚元素被吸收进来。

说到底,咱这唱戏的,还是得卖座、有听戏的叫好才是了局。脱离了群众的高尚趣味,其实是最庸俗低级的趣味。非要玩也行,自己搁家玩,别出来卖票,招摇着四处谈什么使命和艺术了。

2006年12月12日

(约稿寄存,请勿外转)

爱心是爱心,捐助是捐助

——我看孙俪孙俪“怒停爱心助学”事件

明星们是这样一种奇怪的生物:在人生大戏中,他们只选择扮演天使和魔鬼——至少娱乐新闻带来我们的印象如此。报纸刚批评了谁谁搂香港富豪,网络就表扬她搂爱滋儿童。“贵圈真乱”是媒体最喜欢的,而我们最喜欢的是挥舞道德标尺。

搁焦点新闻里,孙俪的这个事儿叫“中止爱心捐助”。就连严肃的人民网,也放了专题请大家写操行评语。自然,有人说被捐助者应该自尊自强,有人就反问:明星家的宠物狗一个月花费多少?

当我们要证明富人糜烂的时候,一般会首先证明它的狗荒淫(就好比说一个人有钱不说他的卧室,说他的茅房)。这在文学感染力上是有效的,但却并不符合情理。先不谈明星。我安徽老家虽然穷,但乡亲们也并没有打算——把他们给狗准备的山芋节约下来,捐献给非洲营养不良的孩子。他们如果肯这样做固然可贵,他们不这样做也无可非议。我不认为这是他们的伦理义务,甚至也不鼓励他们发国际包裹。

同理我不认为,孙俪她妈的狗,就得享受比贫困大学生更低标准的口粮。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必然的。我们不能要求,有钱人一直到大同世界后再养宠物。

在明星“糜烂”时道德拷问,跟他们义演时称颂鼓吹一样不靠谱。说到底,我反对把“捐助”或者“慈善”跟“爱心”建立必然关联。慈善捐助可能出于爱心本能,也可能(或更可能)出自现实考虑:比如对上帝的恐惧、迷信、公关需要或者哪怕只是边缘一点的趣味爱好。

动物园财政紧张,想了个办法爱心捐助。门口的投币箱摆了半年,还不够河马加一顿晚餐。聪明人灵机一动,爱心捐助改“爱心认领”,掏了钱河马就是“你的”了,不仅发个小红本儿以为证明,还有机会喂食让家人拍照……这捐助跟爱心沾边吗(我甚至认为,“动物园”本身就是人类缺乏爱心的表现)?

牛群裸捐曾被指责为商业炒作,范冰冰的“大使”被怀疑是公关策略,又有多少落马的牛人,事后被证明捐助只是为了掩人耳目?比尔·盖茨拒绝开放源代码,却以300亿美元创立世界最大的慈善事业……我倾向于认为,那是个性伟人用以自我证明的另类戏法。

我不知道,比尔·盖茨是否有办法,监督每一个受资助人的日常开销。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有也应由专业机构来完成。孙俪在博客中说:“爱心本快乐,何必太沉重”,我认为,原因乃在于混淆了“爱心”和“捐助”。如果是公关考虑,则责任在签约公司或公关顾问;如果只是爱心,则何苦一定要“认”捐自寻烦恼?只有现实考虑的动机才“沉重”呢,真正的爱心应“鱼相忘于江湖”。

2006年12月08日

“《颖州的孩子》入围奥斯卡 竞争最佳纪录短片奖”,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未免有点惶惑。《颍州的孩子》,是一部“讲述中国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真实生存状态的纪录片,该片2006年6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Silverdocs纪录电影节上获得全球公共卫生类最佳纪录片奖”,而且据称马上要在洛杉矶参加展播并角逐奥斯卡。

当我还是“颖州”的孩子时,还以为爱滋病是美国的专利。一直到上高中,我的同桌文韬武略兄仍告诉我:美国人作爱(他当时使用的,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同义方言语汇)就好比我们握手,艾滋病则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

实际上,那时候即便“握手”我们都会羞缩。我们还用“吃了吗”来表示“good morning”。

我必须指出,虽然鄙乡近来见报率(我避免使用“爆光率”这个有歧义的词汇)增高,媒体还是一再弄错我们的地名。阜阳的“阜”在普通话里读去声,而它的别称(它的一个区就使用了这个别称)是“颍州”而非“颖州”。

2006年12月05日

金话筒,据说是“中国播音主持界最高等级的大奖”,也是“此类评奖中唯一的全国性奖项”,总之很牛逼。我的朋友徐浩然,当年50万年薪引发了业界的轰动,我猜想,超过一半的原因也是有这个头衔。

本届得主里央视的两个,董卿是见过自己说话的。邢质斌听讲是“首席播音员”,这个称号也还算切题。

我对她唯一的印象是:普通话的确标准。

附旧作(上学时候的作业): 

用什么样的姿态凑近话筒

——由头是美女报天气

1、我更想说的是“这人心”

这些天,嵌有“美女报天气”的粗黑标题正在各种纸媒上吸引眼球。网络上更是千奇百怪的flash异彩纷呈。鲜花和砖头从各自的角度,快把湖南卫视的星姐主持变成大腕儿。“这世道”——我的不少文友都咽口唾沫说。的确,这世道。但我更想说的是“这人心”。第一次有幸看到黑白电视的时候,邓丽君小姐的甜歌还是靡靡之音,而晚报上正在讨论“穿喇叭裤究竟算不算流氓”。因此对比当年留着“剪发头”的荧屏宝贝,还真觉得有一些感慨,不同于唾沫和砖头的、别样的感慨。

2、教科书上的反面案例

我自己做梦干播音的那阵子,人们的偶像是李默然。经过艰苦修炼,胸腔共鸣或可勉强得其一二,但我无论如何弄不出,他念“伟大共和国”时的大义凛然。所以某若不自量力硬去蹭这碗饭吃,多半会被一跟头叉出广电大楼。当时主流媒体的审美标尺就是这样,嗓子破如崔永元或者嫩如童自荣(当然也包括眼睛小如张雨、嘴唇厚如王志)者根本没戏。

其实李默然也只是业余。不过他可以从话剧舞台跑过来客串主持,童自荣则只能躲在罗米欧后面演奶油小生。现在听李老师夸张的声音是会有一点好笑了——但即便在当时,那种“攒”着的崇高也不再是流行的颠峰。比方说,我本人早已经趴在枕头上听《空中之友》:听一个名字叫“徐曼”的小姐用甜美征服“敌人”。要知道,过去我们一直是坚持“用威严压倒敌人”的,播音员其实也只能是“同志”——最多是“女同志”,怎么说都不会是“小姐”,更不可能是今天所谓的“星姐”。因为彼时我们对享乐都有负罪感,好像只有被组织派到白区工作时,为了革命才不得不忍着痛苦去灯红酒绿一番(这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一个理想就是打入敌人内部)。徐曼“小姐”的“甜美”当然也是统战需要,我既非“台湾同胞”亦非“海外侨胞”,这样就得趴在枕头上偷听以免被别人发现。

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年轻的“别人”在枕上偷听了。况且《空中之友》又不是敌台,之所以要偷听是因为隐隐觉得,它跟邓丽君小姐的甜歌有一点共性的东西。而这不符合我们大好青年积极“向上”的风貌:那时候还不作兴颓废摇滚多元和个性,“向上”就是像刘玲张海迪曲啸朱伯儒,主流社会给我们的楷模都是身残志坚百折不挠向命运挑战跟逆境抗争……等等这些发着狠的顽强。

再早一些,广电(起初自然主要是电台)还只是批判的武器,或者同时是报捷的喇叭。这种后来被学界谑为“喊式”的播音,还偶尔可以从老记录片里领略片段。而它也早已作为反面案例出现在我们的教科书里。当老师对它进行反讽式的描述时,也总能给课堂带来嬉笑。仿佛那只是新闻史上一个愚蠢的错误,我们甚至奇怪,昔日的同行们何以有如此之低的智商——以至于要用这么夸张的语气对着麦克风说话。

3、麦克风好比晴雨表

然而,假如仅从宣传的角度去考察,我很怀疑我们是否真的敢说比前辈们高明。那些曾经让穿着中山装的国人前仰后合的相声,何以如今穿了西装再去听就索然寡味?——难道不正是“喊式”夸张的语气,最终赢得了舆论支持吗?我的意思是,会不会恰恰是夸张的“喊式”播音对那时的受众最有效果?现在看二战资料片里那个神经质的小胡子,也许会觉得他在麦克风前手舞足蹈的样子未免疯狂可笑,但他不正是靠着这个,成为德国真正意义上的民选元首吗?大致在同一时期,美国人也在被一个“炉边谈话”的广播节目感动着。那个轮椅上的巨人对着话筒发出娓娓动听的声音,几乎抚慰了整个民族的恐惧心理。但是危机过去战争结束,这个声音很快失去了磁性和魔力,再也唤不起同胞的哪怕一丝一毫的温情。

 喊式”播音,把它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大概也算是掐准了受众的麻筋儿。我们不能拿今天的感受来考察它昨天的传播效果。就是说,当新闻的主功能被规定为喉舌时,我认为它曾经是非常成功的。难道不正是这种“夸张”的语气培养出顽强的趣味,让我们花几倍、几十倍的努力也难以彻底清算吗?——回想一下,媒体每经历的任何一次、哪怕只是业务层面的改革时,不也都会引起包括上升到政治高度的诛心之论吗?一方面,“喊式”播音似乎正退化为一个广电史上的笑话,另一方面,我相信它仍然在很多人心底顽强地起着作用。当一种新的播音样式出现时,有不同意见以温和的方式说出来是可以理解的,令人费解的是总会有批判义愤填膺,总会有指责上纲上线。总会有这样一种人,当有东西给别人带来舒服时,就会给他带来不舒服。

新闻事业只是历史的晴雨表。而且只是许多晴雨表中的一支。假如“喊式播音”一定要是一个错误,那它一定是历史本身的错误。想想看,偷听《空中之友》的社会背景是什么?——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有一个老人”正酝酿发动社会转型,那时候人性复苏观念变革,因此才可能有《空中之友》的徐曼——更准确的说有《大众信箱》的李一萍,尝试着给年轻一代带来崭新的听觉审美。再往前,“喊式”播音盛行的社会背景又是什么?我们不妨另找支相同时期的晴雨表来参照一下。那时候,城市雕塑既不是胸部过于成熟的美少女,也并非不锈钢环托个白铁蛋子;那时候的少女根本没有胸部,全是挽着袖子攥紧拳头扎俩小辩儿再别一本《毛主席语录》——她站在目光坚毅的工农兵中间,是那个看起来苦大仇深的群像中的一个。

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麦克风前,并且试图去拨动我们的心弦。

4、那差不多是它的真实需要

总的说来,星姐的出现和这个时代是匹配的。不管形式本身得失如何,她所带来的信号令我满意。从徐曼到张悦;从薛飞罗京到王志郎永淳;从虹云方明林茹陈铎到文清李咏白岩松王小丫……无一不折射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脚步。媒介,在新闻政策和受众趣味中间本能地保持着警惕和敏感。话筒前几乎每一天都在发生着细微的变动,几乎每一个变动都会引起或大或小的波澜。文清溜达着出场就有学界的肯定,宋英杰微笑着拿小棍戳戳点点也被喻为“气象先生”。我相信,“星姐播报”是同样性质的努力,虽然我并不肯定那是一种成功的努力。

我以为在这个过程中,除掉徐曼李一萍,还有几个人在话筒前的努力应该被记住。王刚,第一个把超乎想象的丰富情绪带进播音和主持。张家声,游刃有余地处理逻辑重音,几乎完全突破了固有的标点句读。崔永元的贡献则在于突破了“浓眉大眼”,而且也提醒了无论受众还是业界:主持人并不仅仅是长得好看的人念念稿子。

我相信,美女报天气之后还会有老头报新闻。总有一天,我们会拥有中国版的钱瑟勒。他像他一样,穿着毛衣戴着牛角边框眼镜侃侃而谈。而且,电视台再没有这样一条规定影响情绪:就是当他把阴平读成上声时会丢掉5元奖金;刚好相反,他并不对着话筒如临大敌。当他无意中说错了什么时,完全可以耸耸肩加以纠正(I mean比如)——甚至可以打一个喷嚏然后说sorry继续。他不会像自己的同行比如海霞那样倒霉,有一次新闻播报出错(也有可能是机器拆台)时只能拼命掩饰而越发尴尬。

当然,假如有人就喜欢李默然,就喜欢央视形象片末尾崇高的男低音也行,但也要允许安虎在“娱乐任他行”里装香港人讲话。当有报天气的姑娘衣服穿少了点的时候(当然也不能太少,不能少于社会风俗里的容忍底线),别净整些用不着的大帽子吓人。更重要的是,如果实在穿得太少了,多半问题既非出在话筒也非出在对着话筒的嘴;而是出在收听的耳朵——那差不多是它的真实需要。

2006年12月04日

范冰冰拒绝参加爱心扶贫,是今天从《现代快报》看到的花边。但扶贫似乎并不是昨天拒绝的,而是老早就拒绝了,然后照例有人做道德拷问,有人用道德拷问拷问者……事情过去了月余,还不断有新闻和评论制造出来。但我很犹豫,是否应该在这个范畴里讨论问题。

范冰冰此番既为人诟病,还有蒋大为、冯小刚一拨先进人物以为反衬。可拿Google来检索,不久前范冰冰还“爱心满满”、“爱心与美貌并重”,救助贫困病残儿不用说了,甚至还是“内地捐款最多的女艺人”。在“拒绝爱心扶贫”的前一个月里,“小范与经纪公司为‘爱心2008’大型公益活动共同捐款十万,被世界医药卫生理事会聘为国际亲善使者”。

Google同时告诉我们,她把刘胡兰说成是抗日英雄,踢记者,并且办明星学校糊弄钱。不过也有数不清的网页,爆料蒋大为 “欠账不还”,冯小刚“发飙辱骂北京女记者”。在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有幸再也看不到“高大泉”了。很多时候,不是“有缺点的好人”或者“有好处的坏人”,而是将被报道的行为码到一起,根本无法想像它们竟出自同一个人。

这似乎得出一个结论:人们所争辩的高下,很可能不是道德水平,而是公关水平——或者竟可以说,还有他们在银幕之外的演技水平。

第一次听说“公关”这个词,也是第一次听说“公关小姐”。实际上,当时认为“公关”只能跟“小姐”组词,意思大概是做买卖的时候,雇个长得好的女的——让她豁出去腐蚀供销科长。后来报纸上有人批评“胡说”,公关是门科学,打外国传来的管理秘籍,可不光是小姐科长洗鸳鸯浴那档子丑事。我还跑去听过几回专题讲座,但怎么听就是如何骗人还不让人家发现,或者冰箱失火电炉爆炸后,如何忽悠媒体让它同意一起忽悠公众。

公关是西洋学问无疑,但在中文里我只当它是贬义。一来二去之后,无论是巨能的钙片还是金龙鱼的色拉油,再看厂家搞公益商场做宣传总不免心存狐疑。再后来娱乐也商业了,据说演员的褂子头巾……一笑一颦都由公司专业设计。

这就对了。看来首先,演员的慈善行为并不都基于个人伦理取向,而是看签约公司对公关策略的业务判断。就是说,并非演员需要以“爱”完成灵魂升华和道德救赎,而是公司需要用“爱”的公众形象保证演员的商业热度。一个证明是:捐款并不是偷偷地塞进捐款箱,然后捐款者只在冥冥中对上帝合掌;而是要敲锣打鼓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捐款者对着镜头顾盼感叹,然后才在镁光灯下把巨型的支票信封递送出去。有时候还需要他们抱抱失学儿童代表,或者在后者挂着眼泪的脸蛋上拣地方亲一小口。

其次,虽然演员被公司的公关教育说服,也懂得了慈善在商业价值中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他永远在表演时抱有耐心。这可以解释,何以有人先在一个爱心歌会上抹流泪,然后到另一个公益演出的后台蹦着高儿地喷唾沫。也可以解释他们,何以有时候对记者龇牙做和蔼壮,有时候一脚把他们踢到一边去:去他妈的公关吧,老子(或老娘)不烦了!

我打赌,第二天他就会转变个口气接见媒体。原因只有一个:昨晚公司的公关顾问找他谈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