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5日

仍然是航空杂志的专栏,郭总因为时间冲突要求书面参与。仙林的“百姓人家”也算安静了,但录音的效果仍然不够理想。仓促座谈仓促成文,子路同学据说一直整理到凌晨3点。大致是个意思吧,不保证都是嘉宾的原话。循例加上声明:本文系录音整理,没有得到谈话人的确认,且为纸媒约稿,谢绝任何转载——

大学里的那些事

  划:明屹咨询顾问机构

整理人:徐子路

主持人:郭明全(明屹咨询顾问机构首席咨询师)

  宾:鄢光让(南京师范大学新闻系教授)

李黎丹(清华大学传播学博士生)

王少磊(南京师范大学新闻系讲师)

1)学术期刊都是垃圾?

郭明全:少磊的新著名字这么怪啊……《沉默的螺旋》,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王少磊:呵呵,这是借用诺伊曼的经典理论,大致意思是:多数人都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产生的孤立。用它做书名并不仅仅是传播学考虑,我喜欢这个词的灰色意象,以及念出时奇异的口感。

鄢光让:是学术类的东西?看目录里有这么多“传播学”。

王少磊:最多是学术随笔吧?你知道,我这几年一直在做一种努力:论文散文化。我讨厌他们把常识写成玄文。你看那些高头讲章经院口气,没有生字读起来却不知所云。我不知道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让学术文字也有阅读快感。

郭明全:都是发表过的东西吗?标题一点没正经嘛,很难想象这些东西能够上学术期刊。

王少磊:网络发表算是发表吗?只有三分之二的篇幅被纸媒刊用。我书里也说到,网络发表虽然不能算进“科研工分”,但却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发表。有时候博客里的一篇文字点击数万,还不包括转贴到其他地方的流量。学术期刊牛什么啊,你们有谁买过学术期刊,或者哪怕为了真正的阅读借过学术期刊?不是有人说,很多学术期刊是垃圾吗?

李黎丹:我觉得学术期刊并非都是垃圾。问题恐怕恰恰在于:你写出了多少好的论文?

王少磊:学术期刊代表着评优标准,你鼓励什么样的人出头,你把什么样的人排斥在外,这很重要。先不说论文吧。是否中国没有学油画的好苗子?为什么陈丹青5年招不到一个博士?究竟是没有苗子呢,还是育苗的标准出了问题?回到论文上,是没有人能写出好的论文,还是学术空气不适宜好论文的诞生?

李黎丹:呵呵,调侃发牢骚谁不会啊?问题是有没有建设性的意见?

鄢光让:教育改革是有很多问题需要反思,批评也不能说没有价值,批评就是建设。

王少磊:当初不就是这么指责鲁迅的吗?整天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却又无法给我们指明方向什么的。但你说鲁迅的批判有没有价值?陈丹青不是在敲响警世钟吗?另外调侃未必人人都会。当你不认可那种叙述的时候,你说它是调侃甚至犯贫,当我认可那种的叙述的时候,我就说它是俏皮诙谐犀利老辣。我们的文字工作者都学会幽默,我看还需要一段时间。有的学者一辈子就绷着面孔,文章更是“面目可憎”。

李黎丹:我不是说教育体制没有问题。我只是觉得,单方面指责没有意义,为什么不能做自己该能做的事情呢?

王少磊:为什么不能既“指责”,又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呢?我觉得“指责”也是自己能做的事情。指责——我更愿意说是“反思”,有助于我们对体制的革故鼎新嘛。

2)年轻人是否集体反智?

郭明全:这是说高校里的科研了。你们的教学情况呢?你的新书里有反应吗?

王少磊:是有一些涉及到学生和教学的。有段时间人们怀疑,现在的孩子是否集体“反智”?是否理想主义在课堂上会被讥笑?我不担心他们染黄头发在教室里亲嘴,但却担心他们对什么严肃的东西都“I don’t care”。

鄢光让:我对年轻人还是充满希望的,而且很敬畏。我虽然已在暮年,但坚信世界肯定是年轻人的。有时候可能是我们当老师的对年轻人不够了解。还有你功夫下了以后肯定是不会白费的。一个班哪怕是有五分之一的人,哪怕一两个人把你的话听进去了、起到作用了,这都是很好的,你不可能奢望所有的学生啊。

王少磊:对,任何时候都有左中右嘛呵呵。我不排斥个案,但还是隐隐地有这种顾虑。陈丹青在《退步集》里痛心疾首,他更极端,认为我们“没有师生”乃至“没有教育”了。顾准最近在知识界很热闹,搞纪念,出文集。现在哪里找这样的税务局长?还有人像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那样,把地板用鞋子蹭出道印儿吗?年轻人是否真的比过去功利我不知道,但确实有更多的孩子考到了驾照,却较少有同学关心哲学……那些“虚”的东西。我们现在的校园还有文学社吗?我听到一种说法,没有车的老师是被学生看不起的……

李黎丹:像什么不开车会被看不起,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觉得无所谓。我为什么要活在别人的看法里呢?你不是说理想主义吗?那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支撑。另外我觉得老师应该对学生负责,考虑我们对他们的可能产生的影响。想想看,一味抱怨会有什么影响?

鄢光让:对,不仅要教书,还要影响他们的灵魂。

王少磊:但我们是否要考虑操作可能?学生是否可以只受我们的教导,而社会上的其他人在他们跟前一律闭嘴?我觉得开不开车是有所谓的。你的说服力从哪里来?你在讲台上滔滔不绝,但学生在下面窃窃私语:说的好听,但你按你的价值观过日子,活得看起来很失败啊!蹬个破自行车……

鄢光让:当然,老师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和社风气较劲。不过我们要考虑一个背景——教育产业化。学生重视那些以后“用的着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你这么多收费,他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你所谓“虚”的东西。

3)年轻人是要有一点存款

王少磊:我一直赞成师生的“契约关系”,至少契约关系是其中的一种关系。这样可以保证老师保持专业精神——你拿了薪水你就有义务嘛,我教你做标题调镜头,这都是“以后用的着的”。不过我还是觉得在大学这个地方,应该有一点不切实际乃至罗曼蒂克、歇斯底里,大学里没有另类还到哪里找呢?

鄢光让:你的用词有问题。根本不是务实和务虚的矛盾。人总是有灵魂的啊,其实灵魂一点也不虚。大学里还是要教他们做人的,不仅仅是知识灌输。学生若真对骑车有偏见,那也是社会心理的一种折射,但老师不能完全跟着这个东西走。

郭明全:老师也需要一点世俗成功的。你没有这个怎么能安心科研和教学?

鄢光让:那是肯定的。鲁迅说:第一是生存,第二是发展。你如果都不能在这个环境里生存,又怎么发展呢?别说淘汰,你甚至不能被这个圈子边缘化了——那样你就没有发言权了啊!

王少磊:原话好像是,“年轻人银行里首先要有点存款”。不过我认为立场允许边缘。很多时候你只有旁观才能够清醒。但问题是,你的发言权又需要主流标准的认可,这的确是个两难。你不发表被期刊认可的文章,你就一辈子评不上教授。谁会听一个助教罗嗦啊!陈丹青如果不是博导,他要是个讲师辞职也就辞职了,没有这么大的响动。陈丹青辞职是对教育制度批评,我要辞职可能就是被教育制度淘汰了呵呵。

鄢光让:你要把握好这个度。我看你写的东西啊,是跟别人不大一样,有点创新精神,但我觉得你们这种年轻人呢,一方面保持自己的风格,但也要学会迂回和兼容。另外在教室里,你要维护自己的人格,坚持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我相信大部分同学会赞赏这种坚持的。

李黎丹:我同意这个看法。

鄢光让:有的时候我们对同学的分析啊,就不够全面,我教的学生,我都很喜欢他们。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没有大伙反应的那些问题。是我不了解还是我看不见?比如原来有几句顺口溜,说“玩在南师”什么的,根本就是一种误读。比如说我这次去北京见到过去的学生,特别高兴的是那个时候的付出没有白费,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我当时的教育理念!整体来讲,青年人可塑性是非常强的,他们具有一种天生的正义感,天然的追求向上的精神,他们其实也有深度的,我觉得应该有这个信心。

王少磊:嗯。很可能是我们自己做的欠缺,老师也应该多多努力。我很羡慕北京的“无讲台教室”,老师走进学生中间自由交流碰撞,类似欧美的习明纳尔(seminar)。我们现在的课堂有点沉闷了,学生的参与性似乎不是很高。

鄢光让:这可能有传统教学的惯性。但还是有一些同学表现突出。某某现在留校是你的同事了,他上本科的时候就很有头脑。有回讲“名记名作”讲焦裕禄和穆青,谁知道他上黑板写了一句话“成也穆青,败也穆青”。有敬畏,有怀疑,那看法是经过思考的。然后我就告诉他穆青不仅仅是记者,他还是新闻改革的中坚力量……这样一碰撞,大家的认识就加深了。我鼓励他们,我们在南京不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但我们做新闻研究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民国新闻史,你们可以搞一个新闻学的“长江学派”嘛。

4)做学者不是做高山隐士

王少磊:是的,我也有这样的学生。但你们是否觉得国内的大学有种普遍的焦虑?老师觉得生存压力很大,可能去客串走穴,而这势必又会让学生产生不满。阿丘上回引发的争议还有余波呢。

郭明全:是的,我也大学做兼职教授,也有这个体会。那么国外的情况如何呢?比如欧美的一些大学?

李黎丹:我认识在加拿大工作的一些学者,他们的确不用为生计分心科研。

王少磊:我们上回搞学术沙龙,请到了具有英美双重背景的刘红科老师。题目就教《英美的大学精神与校园文化》。说真的,他介绍的那种氛围我甚至有点迷恋。工资待遇就不说了吧,他们老师的选拔很严格,但一进去就好比有了SUPER KEY,能够享受很多的科研资源。北大清华是有些传统的,报纸上不是在呼唤失落还是回归什么的吗?

李黎丹:清华的主流意识特别强,面对主流,培养高手。我还是觉得看问题要全面,不能走极端。可能因为清华所在的城市,所处的地位,我觉得他们很多人有信息优势,看问题比我们全面深刻。

郭明全:似乎有批评说学校有行政化的倾向?据讲一火车的处长科长呵呵。西方的高校似乎没有社么真正的官员。

鄢光让:关于老师要不要去当官,不是要不要的问题,是老师你不去当官,你的学问也做不好,你怎么做呢?你课题也拿不到,信息也掌握不了,会议的通知都被人垄断了。所以呢,我看学生是不是出息这也算一条。几年不见你做到什么了?不要把这个想得太庸俗,你得先上到一定平台上嘛……

郭明全:对。包括做人处事,也不必然就是庸俗市侩。社会是个复杂的系统,高校是个子系统,你得在这里面“自恰”,调整好姿势才能够舒服。

鄢光让:我电台有个朋友告诉我,“老鄢啊,我们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当时一听就生气了,这不是要做一个伪君子吗?但是他的反问很发人深思:如果一个人见人说鬼话,见鬼说人话,则他能有什么作为?因此你做教师不能做成腐儒,要有生存策略,要有跟江湖打交道的能力。

郭明全:非常赞同。教育问题,特别是高校教育问题现在是社会热点。非常感谢诸位的高论,以后我们还可以多谈谈这类话题。

2007年10月13日

虽系朋友所托,但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确有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个东西,加上别人的意见发表在某份日报,我也在这里备份一下吧。 

 “以人为本”之所以经常被当作公关口号,原因乃在于企业往往恰是“利润至上”。所以在扬州江都,“苏南置业”的做法值得注目。东方广场的设计图刚一出来,他们便做出了令人高兴的分配决定:就地安置是毋庸置疑的了,拆迁户的房子全部预留在向阳一边,正对着这幢建筑的卖点“空中花园”。

 “不断开辟成片土地”,这是过去中国城建的主流方式。但资源的匮乏势必要求更新政策(很奇怪,资源匮乏问题一定要等到资源匮乏时才被提出,仿佛那是一个无法预测的意外)。现在是提倡所谓“二次再开发”了,但“老城改造”又衍生出新的矛盾。比如,历史文化名城该如何改造?《南方周末》最近好像一直在讨论:“四合院”能不能动、怎么动以及谁有权决定利益分配。

“上海新天地”如今是时尚的同义语。它“旧瓶装新酒”的做法,一度被宣传为“保护性开发”的典范。抛却文物角度出发的学术争论不谈,仍有批评说“这种改造方式破坏了城市原有的社会结构”:为平衡投资而将大部分居民外迁郊区,无疑会使交通成本增加,阻碍他们的就业、消费、娱乐和进修等基本生活需要……因此,若它在拆迁过程中遇到阻力不会让人惊奇。

稍后才有了同城静安区的“有偿回搬”(新天地在卢湾区),就是政府优惠而居民出资,缺口则等建成后,由楼盘作为商品房销售来弥补平衡。这和“苏南置业”的人性化努力大体是同向的,并且效果据说也真的不错:“阿拉”们还能够继续早已熟悉的里弄生活,但却因为有了现代“煤卫”而告别“马桶进行曲”。不过那时并没有报道显示:“有偿回搬”的居民,可以像扬州江都那样——允许选择楼盘里最好的房子。

更多的案例截然相反。经常见诸报端的,是开发商与拆迁户的摩擦冲突。房地产开发商,甚至可能正成为这个时代的“坏人”!……并非危言耸听,如果他们不是坏人,那一定就是被假想成了“坏人”。这的确是桩发人深思的现实:虽然跟服装厂一样合法经营照章纳税,但后者并未被经常性地道德追问,甚至根本没有像前者那样——如此频繁地成为焦点话题。

你可以试着数一下房地产界,有多少争议人物的名字进入了视野?潘石屹、任志强、严介和、冯石……不用说,还有一大堆力挺、或者力斥他们的经济学人。我们是否能在其他领域,找到同样的出镜人物——以同样重量级的曝光强度,凝结着这么多的是非恩怨?

这是可以理解的。既然老百姓对物价的敏感会精确到“分”,那么在光速翻倍的房价上头,自然会耿耿于怀刻骨铭心(算算看一个平方能买多少斤猪肉?)。出现这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两代人勉力节衣缩食,只够给三代同堂的家庭付一个头期(何况按照一种流行但不被鼓励的说法,房子并非他们身上唯一的“大山”)。想想看,如果他们发现面积“缺斤少两”的时候(不妨想一下虚张声势的开盘广告),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不是情有可原的呢?

当然,“缺斤少两”是这个议题上最微不足道的问题。不过,很可能是这个议题上最方便讨论的问题。因为在现实时空里,有些问题根本不是“该不该”,而是有些问题根本不适宜公开讨论。或者说,由于不对称的信息格局,我们除了直觉之外根本无法掌握有价值的论据。举例类类比一下:如果统计局、社科院和银行的同一项数字彼此矛盾,你如何给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个有说服力的评语?

在《没事偷着乐》里,贫嘴张大民把树盖在了屋子中间。小人物琐碎的生存智慧,为什么会格外引起共鸣乃至叫人心酸?明白这个道理,才会明白房子何以最容易联系以下关键词:“血汗钱”、“命根子”、“祖祖辈辈”或者“立锥之地”。也就明白何以有人以誓死的姿态,在一堆瓦砾中间对阵推土机。

同时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高尚小区”里富人的车子会被划破,而建筑工地的广告围栏,会被拆迁户刷上侮辱性的标语。有一段时间, “宝马车”成了贫富矛盾的一个符号,如果它出了问题,一定会比桑塔纳更容易激起社会舆论。所以,房地产成为社会最敏感的神经理所当然,任何相关领域的风吹草动,都会被新闻嗅觉敏感的编辑拿来做成头条。

不少人勉强同意——社会焦虑源于转型期的说法,但肯定都承认当下的确弥散着社会焦虑。并且,假如社会焦虑是改革的必然代价,显然房地产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火药桶。从这个角度来看,“东方广场”的决策实属高明远见。说得宏大些,这才算是在“搞和谐社会”。

什么叫和谐社会?就是各个利益主体,在一个生态里谋求集体舒适。设定这个生态里的资源总量是一个常数,则无论企业还是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欲望有所克制。实际上冲突不是因为各主体追求利益,而是追求不顾全局的利益最大化——是这些无限扩张的欲望相互抵触。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求实力集团放弃利益,只希望他们在追求利益的时候稍微人性化一点。

在某些房地产厂商的宣传策划书里,拆迁户从合作对象变成了“忽悠对象”。被伪装成新闻的软文信誓旦旦地说,他们的老房子阴暗潮湿,而铁锤的粗暴只是为了重建一个天堂。而拆迁户所能选择的“自利”,就是为更多的赔付临时搭建违章建筑,“既然房地产商是一群冷漠的有钱人,多赚他们一些又有何妨”……可不可以说,这些房地产大鳄被称为“奸商”是名副其实的,而好好的百姓硬给挤兑成了“刁民”?难道不是“奸商”与“刁民”的敌意,一再增加社会的“焦虑指数”(不和谐)吗?

 “苏南置业”放弃对容积率的斤斤计较,设计了一个近5000平的屋顶花园——他们鉴扬州个园“春夏秋冬”的造园理念,在商业用房的屋顶来一个“小桥流水”(他们还很不经济地,在通扬运河上义务建起一座桥梁,降低了北岸几万居民进城的精力成本)。这固然也许有作为企业的公关考虑,但在寸土寸金的商贸区里,我们愿意把它看成是某种象征。

也许他们已经意识到,商业社会追求利润是企业的本分,但是利润追求不应该是企业的惟一追求?就不说道德文章,但愿他们已经明白,企业只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它无法在众人赤贫的条件下独自繁荣(如果不是“明白”就一定是“教训”,东方广场不是苏南置业在当地的第一个项目)。

说到底,我们也只能从自己入手,通过改良子系统来改良全部的系统。指望一场运动再造社会的办法,那个成本我们负担不起。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南置业的经营行为,倒像是具有了所谓的“时代肩负”。

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行为。

(媒体稿约,请勿外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