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6月10日

南京师范大学

将举办“大众传播与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 国际研讨会 

大众传媒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此时,大众传媒应该要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必要的信息资源和舆论支持。为了推动大众传播与新农村建设的互动,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拟于2007915-16日在南京举行“大众传播与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国际研讨会。在此,我们诚挚地邀请各位朋友踊跃参会。

一、会议时间:

91516

二、会议地点:

南京师范大学

三、主办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四、会议议题:

1、信息传播与农民政治素养的培育与提高

2、信息传播与农村经济的发展与转型

3、大众传媒与农村文化生活的改善

4、涉农题材影视剧的创作思路和播出效果

5、大众传媒与农民群体生存状态的改善

6、大众传播与农村社会问题的发现与解决

7、其它与“三农”问题有关的论文

五、征文对象及要求:

征文对象:研讨会邀请对象是高等院校的研究者(含研究生),媒体工作人员和其它对农村传播有兴趣的专家、学者。参会者请在820之前提交论文,并在730日前寄回回执或通过电子信件与我们联系,组委会将及时发给参会人员正式的邀请函。

征文要求:凡是提交论文的与会人员,在提交论文时有以下要求。

1、应征论文要求论点明确、文字精练、数据可靠,论文格式符合规范。

2、来稿请注明作者单位、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

3、提交电子文档请发至

4、恕不退稿,请自留论文底稿。

六、会议费用:

本次会议不收会务费,来往交通费、会议期间住宿费自理。参加会议的研究生如果需要另外安排住宿,请及时和组委会联系,我们将尽力满足您们的要求。

其它任何问题,如有疑问,也欢迎来函来电垂询。

七、联 系 人:

骆正林  02585860486    13851452021    lzl7730@tom.com

俞香顺  02586216360    13913962263    35999170240@sina.com

通信地址:南京市宁海路122号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邮政编码:210097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2007520

   执:

   

        

性别

 

职称

 

   

 

   

 

论文题目

 

通讯地址(email,联系电话)

 

会议回执请于730日前回寄

2007年06月07日

承千龙抬举,要做会议的主题发言。我虽然不长于此,但还是勉力不怕出丑。一来了解点业界的情况,二来也偷空看一看朋友。

上午是主席台式的,讲稿反而让演讲变得拘谨。下午是习明纳尔式的,我更喜欢这样的方式。

推辞了所有的邀请,本来想去看一个高中同学,但是他突然有事不能厮会了。上午还是跟主办方安排的参观,然后下午就奔机场了。

 

千龙发言稿

非常荣幸,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在这里跟诸位同仁交流。感谢千龙网提供平台,让我这个草根博客也有机会大会发言。从某种意义上说,草根能面对话筒,就是对大会风格的一个暗示和隐喻。主办方没有限制具体的演讲主题,不过根据最初收到的材料,我理解,本次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博客管理”。下面我就分几个方面,来阐述自己在这个议题上的个人观点。

首先,中国博客发展的现状怎样?我听到最有代表性的看法,一种是“繁荣”、一种是“混乱”。我觉得,对博客现状的描述语言已经包含了伦理评价。“繁荣”和“混乱”,这两个词的不同色彩,表明了对同一局面不同的认识立场。

经常听人说:现在是人是鬼都开博客了。我一般会反问:那么您认为哪些人“配”开博客?哪些人是“鬼”,他只“配”在日记本里发表意见?

这个很像是普通人出书,只有取消了职业写作的印刷特权,印刷本身的进步意义才能够体现。就算普通人出书降低了书籍的专业水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它的正面效应仍然大于负面效应。所以,如果一个小资或者哪怕是伪小资,顺利地出版了她无病呻吟的小女子散文,我看到的是这个事实所折射的光明信号。为什么呢?因为毫无疑问,这本谈青春痛苦和人生孤独的小书,既不可能出现在土改中也不可能出现在文.革时。

同样道理,就算博客的草根发言带来了喧嚣,但草根发言本身的价值仍然应该被肯定。我们需要的,难道是过去媒介生态里的一律和安静吗?所以博客浪潮带给我本人的是地道的喜悦。假如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正反两面,我愿意强调它光明的一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任何的管理行为,都不能以打击博客的发言热情为代价;任何管理行为,都不能破坏博客的这个“繁荣”局面。

其次,话语暴力是互联网的罪过吗?的确,我们都为那些事件所透露的问题不安:比如“流氓外教事件”,比如烧狗剥猫事件,再比如牵涉到我们南京陈堂发先生的所谓“烂人烂教材事件”,还有跟论坛同步的各种群殴——像把日本球员当作日本鬼子、是否应该取消中医、苏南苏北阵营对决、甚至千万不要惹河南人等等。

我承认这些令人不快的事实,但同时认为,网络话语暴力的责任,不应该仅由网络媒体来承担。事实上话语暴力的风气,起初恰是在传统媒体的语境里产生的,而互联网的出现,迟早要重构那个由传统媒体决定的语境。我们过去,不是一再强调报纸的武器功能吗?弥漫在博客和论坛里的诛心之论,是否就是文革社论和大字报的网络升级版呢?

也就是说,互联网提供了一个更高级的传播载体,而我们只不过,还没有肃清从墙报上继承过来的暴力传统。我根本不相信,话语暴力是互联网的天然属性,所以不认为它特别应当为此蒙受非议。我觉得,博客的负面影响被夸大了——或者,对博客话语暴力的担心只是一个借口。

其实我也不认为,匿名是导致话语暴力的主要原因。要知道,一方面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匿名,你所使用的IP地址几乎总能够被找到。另一方面,就算你使用了网络ID,你还是不能在这个“马甲”面前做到超然。就是说网络“马甲”也是有人格意识的,无论我们在博客注册时使用了什么网名,我们都不会把他看成是无关联的别人。我经常看我的朋友,为诸如“黄昏狼”或者“痞子兔”之类的荣誉在网上跟人论战。

事实上在传统媒体时代,梁效、石一歌是笔名、大字报上的文字匪徒很多则是匿名。总之,我虽然承认互联网相对宽松,但不觉得它是滋生话语暴力的土壤——它既不是为此而生,也不是唯此仅有:说白了,我不承认,博客,乃至整个互联网,和话语暴力具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第三点,是否应该进行博客管理?假如这个管理的主体指的是托管网站,我认为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网站,特别是商业网站,生存在一定的历史时空和舆论环境,它非常清楚,有一些对自己命运起作用的新闻政策,因此它对博客言论存在顾忌是一想可知的。我赞成它使用注册协议或者关键词拦截等手段,而网友应该对这些限制手段保持宽容。从某种意义上说,托管网站和网友一样都是“被管理”的(我在搜狐博客做过一个实验,它的屏蔽系统放过了“他妈的”,但是却把“央.视”变成了“**”)。

至于官方网站,它存在的逻辑起点就有宣传使命,因此在管理方面,若表现得更为严格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希望管理者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跟报纸和电视不同,网友在选择BSP的时候拥有更大的自由。希望更严格的管理不会造成网友流失,否则从传播学的角度看那是更大的失败。

此外无论是话语暴力,还是黄色图片,都不过是网络传播中无伤大局的噪音。电话刚被普及的时候,有人曾经对着听筒兴奋地说过脏话;刚拿到手机的时候,有人积极地用短信传送过“段子”。但我打赌,脏话和“段子”不是电话与手机的主要功能。我反对,任何人以任何雄辩的理由干涉我们打电话的自由,或者哪怕只是——让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缺乏安全感。

一度有传闻说,广电总局要管理网络视频,新闻出版总署要管理电子杂志。教育部呢?好像早就要求校园BBS网络实名。我认为,互联网没有挑战世俗伦理,一个人侮辱另外一个人的文字,无论发表在谷仓的土墙上,还是张贴在个人博客,其性质的确是完全一样的。但管理者无论如何不能,假借打击侮辱者为名,连被侮辱者的发言自由也一起剥脱。也许博客实名并没有“剥夺”发言自由,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既然根本没有真正的网络匿名,就不要给新生的互联网泼冷水了吧。也许有人争辩说,他只不过是替博客往外破脏水,那我就提醒注意——不要把孩子也一起泼掉了。

第四点:博客的自我管理与发展前景。综上所述,我以为不良信息固然存在,但却不赞成,用几个极端个案来为整个互联网制造羁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他上网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反动或者贩黄。但是请相信,假如有人举出一个有关博客的负面新闻,我就能检索出10倍于它的正面消息。

互联网上的不良信息,并没有某些人想像的严重。而且,这些不良信息中的一部分,还会随着网络媒体和网民心态的成熟而逐步消失。另外一部分,则需要时间来沉淀游戏规则。相比过去,BBS里的理性空气不是浓厚得多了吗?在许多论坛里,一个人如果出口成脏就会蒙受很大的舆论压力。博客比论坛更具有个体性,一个人以游客的身份在论坛里下作是可能的,但我很难想像一个人,尤其是成年人,他会在就是个人专栏的博客里自甘堕落。

的确,有人在博客上发表一些文字和图片,并且对其他人造成了确定的伤害。有的人甚至误以为,网络的某些虚拟特征会使他免受惩罚。现在我们可以不必为此担忧了,因为已经有了现实判例,例如我上面提过的“烂人烂教材事件”。这些判例的意义非同寻常,说真的,我宁愿这些判例能更多一些,而不是对网友的限制条文多一些。

我从在线的第一天开始,就使用身份证上的真名发言。但在实名制的问题上,却抱有相对保守谨慎的态度。因为我虽然使用真名,但那也是我选择的结果,我完全可以给自己起一个阿猫阿狗的昵称。如果一定要实行实名制,希望那不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其实现在也有实名制的网站和论坛,比如Donews网站,和另外一些社区的秘密讨论版。千龙博客用业务手段,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网络实名,我认为,这种办法比规定和限制更合乎情理更聪明。

当然实名制并非博客管理的唯一内容。我只不过是想说博客太可爱了,如果一定要进行管理,就请使用温和的、善意的、不伤害互联网精神的方式。我还是那句常说的老话儿:黄色新闻没有最后毁掉报纸,作为黄色新闻之父的普利策先生,我们记住更多的是他高贵的新闻理想。同样道理,无论博客浪潮里有多少泥沙,我们记住更多的将会是它的迷人和伟大!

谢谢大家,谢谢千龙网给我发言机会,谢谢!

2007年05月15日

在搜狐回答学生提问,纯粹的专业问题,但显示结果却是“**”,愣了半天神:今天没脏话啊!再细想,盖住的俩字是“央视”。

赶快发了个try帖,发现搜狐的跟帖控制比正文严格——在正文里“央视”没有被屏蔽。

我试着跟了个“他妈的 央视”(特别声明:实验目的是为了检验对比“他妈的”与“央视”的禁忌程度,“他妈的”并非笔者对央视的准确情感态度),结果他妈的出来了,央视变“**”。

经常安慰愤怒的学生:对待商业网站要宽容。互联网的自由是技术可能,就不说法律伦理,服务器也属于某个行政区域嘛。我相信在政策的底线上,商业网站一定会努力避免触怒网友(除非它不在乎广告费)。

因此我差不多也相信,当它屏蔽某个词汇的时候,很可能它是不得不屏蔽的。

这样,写下这个的目的,不在于作为用户谴责搜狐,而是……至少,作为职业研究者给自己保存一份案例。要知道传播学的理论有时是枯燥的,如果没有丰富的案例去诠释把关人、优先解读模式、议程设置或者沉默的螺旋桨。

2007年03月30日

有个笑话讽刺不学无术者,说一个老兄纠正另外一个老弟:莎士比亚不是一种馅饼,而是一种……著名的奶酪。

鲍德里亚去世,就像其他有些人去世一样,知识界会趁机热闹。这本来也没有什么,你们热闹你们的,这几天我只为故友之丧难过——但却经不住,有人要在MSN里跟我惋惜讨论。

为了不至于馅饼奶酪,我就到google里搜索关键词。结果是一直看到第6页,还没有找到有哪怕一个人,告诉我们鲍德里亚到底牛×在哪里——他们只是一再说他非常牛×。

倒是看到被引用的奇谈怪论,比如“海湾战争不曾发生”之类,当作修辞看或无不可,但要膜拜顶礼却也滑稽。当然,还有后现代、符号学……之乎者也。为什么要崇拜看不懂的东西?非让我们自认浅薄,然后你们去小心翼翼地猜测诠释?

这么多介绍鲍德里亚的文章,谁能够让我明白,你们自己明白什么是鲍德里亚?

“哥们,鲍德里亚……”

知道知道,我在MSN上打断说:鲍德里亚是一种比萨……我很喜欢。

2007年03月14日

原说是到北京的时候进直播间的,后来还是在MSN上弄了起来。编辑的意思是不要四平八稳,于是就直截了当满嘴跑了火车。其实也都是一贯的主张,有人愿意听就集中说出了。

链接:一辈子弄一关键词——答搜狐记者问

 

1)你需要在博客里保留“足本”

 

陈中:先问第一个问题,你觉得博客能干吗?你开通了博客,并且玩得不错,有什么体会吗?对自己的新闻教学是否有帮助?

王少磊:抛开常识性的宏大意义,博客对我个人来说非常有用。

首先表达欲望几乎是生理性的,但日记本上的表达不能完成任务。我们还需要别人的“耳朵”,才能使“嘴巴”的宣泄成为可能。讲得更文气一点,我们还希望有“群体认同”来满足心理需要。传统媒体有多少发表机会?尤其是当你的表达属于“私语”性质、并且你的表达基于某种边缘立场的时候。就算是报纸约稿带来了发言权,你还是需要在博客里保留一份未经删节的“足本”——那是最接近你真实想法的东西,那是你个人的官方媒体、你就是“把关人”。

其次,我在网上的虚拟关系就是我的现实合作关系。就是说,我主要通过博客找到工作伙伴,而一起开会的同事反而比较疏远。陈中不就是通过博客认识王少磊的吗?博客,以及因为博客随后建立的即时通讯联系,构成了我日常的社交活动。说真的,这样的社交成本低而效率高。我觉得如果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你哥也帮不了你;如果是一般的相互帮助,网友也足够了。而且包括博客在内的线上交流,比现实社会里的交流更加潇洒和纯粹。一个总编,他在网上以“胖胖猪”的名字,更新叫“风月无边”的博客,这样他就不可能端起架子。

再次,博客可以为教学与科研积累素材。灵感或者偶得,以前脑子里一闪也就忘了,现在分门别类放在博客里就方便检索。更关键的是,你可以为这些想法收集读者意见,或者读者反馈能激发你更多的思路。其实读者反馈本身就是研究样本,比如你会经常发现,你的读者根本没有看懂就开始拍砖,作为一个传播学人,这里不是有很多东西值得思考吗?博客作为课后师生的交流平台,比课堂本身另有功能和情趣。

陈中:那么,博客对网络媒体来说作用是什么呢?

王少磊:如果博客真的是我们的需要,或者概念的打造者能让我们相信——博客是我们的需要,我们就会为网络媒体贡献注意力。注意力对于网媒意义我不需要多说了吧。

陈中:对传统媒体来说呢?

王少磊:网络的进入改变了传媒生态,改变了这个生态里的力量对比。尽管网络也提高了传统媒体的采编手段,但总体而言后者还是受到前者的冲击更大。现在有所谓“报网合一”,而电视台也努力通过网络实现自己的“立体传播”,很多主持人和记者甚至利用博客来沟通受众……不过它们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现实:博客,以及它所从属的网络媒体,会进一步改写过去由传统媒体统领的游戏规则。

如果你是指博客相对于全部的职业媒体,很显然它能打破它们的议程设置。你知道博客有所谓“自媒体”的属性,职业媒体想要取得过去的传播效果需要花费更大的努力。就是说,博客作为利器可以同时为职业传播者及其受众利用,但在客观上还是对受众的意义更大一些。

陈中:目前一些网络媒体都把博客内容放在显要的位置给网友阅读,你怎么看?

王少磊:那个显要位置有多大的信息容量?方兴东曾宣称,博客的价值在于以千万网友的“自组织”,打破了过去门户网站的“他组织”——就是说,博客把职业编辑的命给革掉了。在第四届网络传播学年会的现场,我当面质疑过他:谁决定哪一篇博文上博客网的首页?难道不是你的职业编辑在执行既定的编辑方针吗?因此在歌颂博客价值的时候,我们不能被商业口号所忽悠。网络媒体把博客放在显要位置,第一说明他们认识到这就是当下的受众需求;第二也说明了博客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组织——它依然是要给网站他组织的。网站决定谁的博客处在显著位置,能在很大程度上使谁受到更多的关注。网站通过这种办法实现自己的价值取向。

陈中:你觉得网友在乎他所阅读的内容来源吗?

王少磊:当然在乎。“新华社讯”跟“凤凰台电”不同,刘忠德说与我讲也不一样。实际上,强国博客跟网易博客对受众的心理暗示不同;同是商业门户,新浪博客与搜狐博客也有差别。

陈中:那比如网友看一篇转载自传统媒体的文章和看一个博客写的文章,他的阅读感受是什么呢?

王少磊这要区别看待。如前所述,一般说来在陈丹青的博客上看到的文章,多半是跟纸媒发表不同的“足本”。同时因为博客好比电视直播具有亲切感和互动性,读者自然是在博客上感觉更有趣一些。不过如果是普通网友的传闻花边,也许转自纸媒体的更为可信——毕竟大多数博客还不是职业传播,而报纸即便不谈职业伦理,也会更顾忌公信力因此更可靠一些。

2)那些理论只是不能拘泥的假说

陈中:互联网靠什么抢夺传媒的蛋糕?博客又靠什么继续抢夺传媒的蛋糕。博客依托于互联网,不能说又是新媒体,还算是网络媒体吧?

王少磊:互联网被称为第四媒体,互联网本身就是媒体。请注意,你说的传媒,在日常语境里就是媒体。那是对同一个英语词汇media的不同翻译。

也许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第四媒体靠什么抢传统媒体的饭碗?实际上,互联网已经在抢传统媒体的饭碗了。靠的是它的技术优势、天生逻辑和崭新伦理带来的受众分流——跟着受众分流的就是广告分流啊。我这里有一组数据,能看出蛋糕的切分情况:美国大约13阅读在线电子新闻的用户对传统媒体失去兴趣。电视的收视人数下降了35%,利用电话收听新闻的人数减少厂29%,收听无线电广播的人数下降了25%,购买报纸的人数下降了18%。另据美国Paragon研究公司的调查显示,199813%的美国家庭因上网而退掉了订阅的报纸。

博客是一个新的网络应用。如果不能算“新的应用”,它就是一个新的“网络概念”。它是从属于互联网的,也许更加突出了互联网的价值取向。而网站的职业传播不仅具有互联网的特征,它还带有传统媒体的特征。职业媒体既然是一个机构、具备权力,则它就有腐败的倾向即便是互联网媒体。也许博客的兴起,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一点。

陈中:对于新媒体对传媒的冲击,我想互联网可能靠无数的list新闻就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互联网。博客若是称为媒体,其对新闻报道和新闻传播的影响和作用是什么呢?有什么新的优势?

王少磊:刚才说了,博客作为网站新闻报道的补充内容源,这个意义是其次的。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职业媒体的传播设计。也就是说,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不会再像过去那么有效了。文革中只有两报一刊说话,所以没有其他信源来参照正误。都市报的出现是进步,互联网的出现是进步,博客的提倡也是顺着这个前进脉络的。举个例子。假如一个企业希望用广告费摆平媒体——无论是网络媒体还是传统媒体,这多少是有点可能的。但无论如何他不能摆平分散而庞大的博客队伍。

博客的价值在于平衡职业传播而不是取代。专业主义仍然是我推崇的理念,博客采编灵活但也条件有限。传媒曾经被作为“第四种权力”监测社会,但它自身强大到一定地步就也有腐败的倾向,也需要其他权力来制约。也许博客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现实的技术手段,可以既监测社会又监测监测社会的专业媒体。

陈中:参与,意味着互动,长尾理论还是二八法则决定博客成为媒体?

王少磊:互动,不仅仅是新媒体的理念。其实都市报时代就开始提倡了。电台的互动努力则更早,我们不是很早就打电话进直播间了吗?新媒体的元素在旧媒体里萌芽,新媒体是对旧媒体一些元素的放大,并且是对另外一些元素的舍弃。互联网之所以是“更互动”的,还因为它具有比电台更加方便互动的技术手段。

无论是长尾理论还是二八法则,都是一种不能拘泥的假说。我们不必追求类似数学的精确性——也许它们都起作用,现实是它们在动态变化中的合力。不过,我看不出它们跟博客成为媒体的必然逻辑。

陈中:微内容真能为受众提供媒体阅读吗?会否改编传媒业的形态?

王少磊:微内容当然能为受众提供媒体阅读,但不会成为唯一的媒体阅读。在当代社会,博客个人的力量不会改变产业形态(也许有极端个案不足为据),也许资本会利用它们的力量找到合理的商业模式。

3博客没有挑战传统新闻的定义

陈中:博客作为媒体的公信力怎么来培育?众多的博客或许会挑战传统新闻定义——真实客观。那新新闻定义会如何改变呢?哪些技术会促进博客的发展?

王少磊:我们起初躲在马甲后面在论坛说脏话,现在还有多少人干这个事情?干这个事情的论坛会成为论坛的主流力量吗?开始乱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报纸当年有多乱啊,连普利策这样伟大的人同时也作黄色新闻——实际上他就是黄色新闻之父啊!个别博客如果打算变成职业传播,它要争取受众,就不敢拿自己的公信力作为赌注,它就会谨小慎微认真负责。博客如果只作为业余传播,则它的价值在于提供多信源参照,可以帮助我们拨开利益迷雾下的职业传播以逼近事实。所以,我不为此担心。

博客没有挑战传统新闻的定义。新闻的定义,依然是对最新变动的、有价值的事实的报道。真实和客观是我们的传媒理想,也许我们只能努力接近而永远不能到达。文字或影像对事实的纪录和传播,无论如何都是要信号衰变和衰减的。对事实的描述,永远都不再是原装的事实。现在西方的新闻工作者据说更强调“诚实”了,记者都以“诚实”信条对自己的报道负责,我们就可以从哪怕不同的叙述中窥见真相。

技术会让博客操作进一步傻瓜化。博客本身就是个人网页的傻瓜化——然后被重新包装。为什么只有博客才能“给思想加油”?最多是过去的个人网页加油需要更多点时间。技术的潜力不可限量。也许博客会有新的版本,也许会有新的概念取代博客:就像现在博客取代论坛,成为最耀眼的网络景观。

4)导演新闻是业界佳话还是历史痛点?

陈中:说说新闻传播学届的事情,比如有什么黑幕没有。

王少磊:请你先揭露点新闻传媒业界的内幕,呵呵。也许我的悖论在于:一方面试图质疑身在其中的学界,另外一方面,又要得到这个学界的认可才能生存下去。你作为记者是否有类似的悖论?无论如何,不能为一时口舌之快而牺牲掉全部的说话权利。我虽然不认可目前学界的很多价值标准,但我还要在这个评价标准里晋级职称。所以现在的很多工作,对自己的传播理想而言可能是浪费的,但却是必须的和无奈的。

其实内幕也不要我来多说。去年“中华传媒网”有一篇文章,叫《核心排名的幻象》。如此戳穿光滑的勇敢,我不知道它能否谋求纸质发表?这篇文章质疑:学者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的排名,是否具有真实意义?要知道,很多学者就是核心期刊的顾问,他们甚至能决定哪些期刊可以成为核心期刊。所以,那个排名很可能只是一个幻象而已。

我曾经写过一个小文,叫《一辈子留个关键词》。咱们先不评价学说内容,提起李希光,我们想起“妖魔化中国”(“实名制”他本人似乎还不承认);陈力丹,精神交往论,方汉奇,他老人家是研究新闻史的……把这个圈子的牛人挨着过过吧,然后计算一下,他们有几个关键词被我们记住。有的时候,我们为文章不能进入核心期刊而苦恼。有时候,我们又不免想,100年以后,100年以后呢?那些现在甚至要花版面费才能发表的文字,有多少还被人记住——哪怕仅仅是标题? 你可以从读者中做个调查,有多少人从学术期刊中获得过业务启发?有多少人能够忍耐看完过那上面的哪怕一篇文章——我是说,如果不是为了职称评定而寻找“灵感”。也许我们都该念念杜甫那首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某些所谓的泰斗,一辈子没写过几句自己的话。头发混花白了,辈分最高了,无论到哪里讲课,人家就当个牌位供着。时间长了假话说多了,自己也弄不清楚真假了,每次开会盘踞在那里,崩个老脸也把自己当个神端着。我最悲哀的是那些新闻系的孩子,一听是某某大碗,拍巴掌把手都给拍红了。我问:你被他的作品打动过吗?回答说没有;再问:说老实话,你看过他作为指定教材以外的其他作品吗?回答说那什么没有——那你鼓什么掌,就因为他是“著名什么”吗?

陈中:这也看得出,这是作为博客的王少磊对传媒的颠覆。博客对传统的新闻学术的颠覆情况呢?

王少磊:我给《网络传播》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这么一段话恰好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对学术期刊的非议和诟病从来没有停止过,虽然,人们同时也需要用学术期刊来旁证文章的权威性。有关学术期刊的批评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它的内容有抽象与玄化的倾向,以至于失去了对传媒业界可执行层面的指导或参照价值;其次,它的文风也日渐艰涩古奥,仿佛使文章“费解”可以给作者带来深度与荣誉。由此带来的推论是:学术期刊的把关人以及他们所制定的编辑方针未免僵化,很可能,他们只让一种审美趣味的东西能进入公众视野。更刻薄的推论是:根本没有人喜欢看那样的八股文字,学术期刊已经异化了,它成为职称评定游戏规则中一个不折不扣的道具。但是学术网站提供了另外一个平台,使得不同评价标准的论文也有机会传播,并寻求自己在目标受众里的呼应。网络发表并不能给职称评定带来直接的好处,但网络传播有可能是真正有效的发表。因为网络似乎天然排斥空洞枯燥、故弄玄虚的东西,“官样文章”在网上没有市场和人气。其实真正重要的是,学术网站质疑了学术期刊的评价标准本身。既然后者很难在传统的媒介生态里完成自我更新,那就何妨给它一个新鲜的刺激。同时网站有助于消弭作者的身份差异,从而把文字本身的评价置于更少干扰的环境里。比如一般说来拥有教授的头衔,就有更多的机会让文章刊载于专业期刊。但在网络上,假如一个研究生比导师的论文得到更多的点击和回复,那么教授的头衔并不能为后者挽回点什么。

陈中:那博客对于新闻写作,新闻叙述的影响呢

王少磊:网络恶搞为什么具有幽默效果?是因为我们熟悉它所讽刺的那个叙述。但是那个叙述在传统媒体太普遍了。就算我们的新闻业务已经经过了数次改革,但那个腔调、那个痕迹还拂之未尽耳熟能详。网络特别是博客的出现,使得那种叙说变得滑稽可笑。假如谁在用那种口气说话,他就不再能收获传播效果。我们再写烈士通讯,还能像《黄继光》那样,描写其牺牲前的心理活动吗?一个职业军人为自己的理想哪怕饭碗牺牲,我们应该尊重他的行为也不能浅薄说笑。但看看董存瑞在网上有多少段子?难道不是过去“合理想象”的荒谬新闻观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吗?

我还有一个具体的例子。梁衡算是圈内的名人了,我们的中学教材似乎还选过他的《晋祠》。我看过他的一篇东西,回忆当年导演新闻时语多自豪。大致情况是,发现一个先进典型但没有由头,于是说服县委书记奖励以制造由头。说真的,这个观念在今天还被作为经验范本实在令人震惊;这里面的潜台词台多了。记者的角色是什么?他为什么能轻易说服一个县委书记?这到底是该当作文坛佳话推广,还是当成业界污点反思?

5)钢笔可怜过毛笔吗?钢笔需要可怜毛笔吗?

陈中:汕头大学教授范东升老师说,不懂博客等于文盲。他说在文字出现之前,伶牙俐齿、博闻强记的人就是“有文化”的人。印刷术发明以后,不会看书读报的,就会被说成是“文盲”,被看作是时代落伍者。现在如果不懂电脑、互联网、博客和层出不穷的新媒体,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新文盲” 吗?范老师还说如果你现在是做“主流”媒体的,却始终对新媒体找不到感觉,那么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自己其实已经变成“边缘人”,感谢博客和新媒体,使“舆论”终于回归其本意。你如何评价?

王少磊:过去有所谓知识鸿沟的说法。大意是不同层次的受众对于相同信息的接受程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大到足以用“鸿沟”来形容——后来,人们就把因为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知识鸿沟称做“知沟”。互联网时代知识鸿已经衍生出一个新词叫“数字鸿沟”,特指数字技术方面的差异——造成的接收相同信息能力的悬殊。我想范先生也许是笼统的说新媒体?以前所谓的“不同层次”主要取决于社会经济地位——现在社会经济地位参数依然有效,但如果观念上的排斥也会造成数字鸿沟。范先生说不懂博客是文盲,当作个修辞来理解可能会好些?

陈中:麦克卢汉说,媒介即信息。你如何理解?

王少磊:麦克卢汉说“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这与其算是一种事实判断,不如说是类似“比喻”或“夸张”的修辞手段。众所周知,媒介是传播平台,而讯息只是传播内容,按字面意思于理不通。麦克卢汉抛出令人震惊的叙述,并且进一步解释说:这表示,媒介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源于新尺度的产生;任何一种新的媒介,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很可能,这个解释还会再度让我们感到困惑。但是没关系,麦克卢汉的追随者自然会赶过来讲读:“媒介即讯息”的内涵,即意味着“媒介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以及“媒介对社会内容的准确表达”。现在,这个平实的陈述听起来不错了吧?的确,无论报纸还是电视,都力争“准确地表达社会”,从而也“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富兰克林(《宾夕法尼亚报》)、马克思(《新莱茵报》)、孙中山(包括《中国日报》在内的许多报纸均为孙中山指示创办)、毛泽东(《湘江评论》)……这几位打算“革新和影响社会”的政治家,都毫无二致地先做了新闻人——用自己的视角和需要去“剪裁与表达社会”。电台一出现,列宁的兴奋之情就接近于狂喜。而罗斯福的“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s)和丘吉尔的“抵抗广播”(resisting broadcast),都一再说明领袖人物深谙媒体性质,并且知道对新媒体保持最灵敏的关注。在罗斯福的对面,广播则被希特勒作为征服世界的工具。一时间即使远离柏林的人们,也能听到那个神经质的“小胡子”充满感染力的煽动。互联网刚在中国出现的时候,它只是代表时尚青年——甚至不良少年的边缘媒体;但是10年之后,中央政府也有了自己的官方网站,并且还通过各种途径搜集舆情,用自己的方式制造并引导舆论。

麦克卢汉是加拿大著名学者。但相对于科学家的头衔,他被认为更像是一个艺术家。因为此人放弃西方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通常只做定性方式的逻辑推导。人们虽然批评他为“通俗文化的江湖术士”,但也不得不承认他“最懂得传播规律”。他所打制的“酷”(cool)、“地球村”(village of globe)、“热冷媒体”(hot medium and cold medium),乃至将电视节目比作“窃贼所拿的多汁的、旨在分散看门狗的注意力的……肉片”,虽然未免是模糊的文学化表述,但却因为形象性……或者其他不为所知(但肯定跟传播学有关)的因素,更容易被我们接受和引用。

陈中:闵大洪老师认为博客是参与式媒体,博客会否有朝一日成为主流媒体?

王少磊:闵老师是我所师事的前辈。博客如果还是现在的含义,不会。现代新闻业对采编的技术要求很高,而且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专业化水平。我前面已经讲过,博客的价值不是在取代现代传媒。而是网络媒体改变传媒生态的力量对比,博客的的理念是互联网固有理念的延伸和强调。不过,我不排除极端的个案。

陈中:媒介融合的表现和目的怎样?如何看待融合与分支?

王少磊:你是说报网合一这些吗?这主要是现实竞争格局下必然的结果。在报网合一中,一般说来报纸表现的更迫切一些,因为它是被挑战的一方。什么蓝海战略基本是狗屁,在法律和政策的许可之内,只要能通过业务手段掐死对方又何必手软?钢笔可怜过毛笔吗?钢笔需要可怜毛笔吗?共生共荣是公关口号和基于现实的无奈选择。我其实最讨厌这种故弄玄虚的学术花样。分明是常识,换个似是而非的名词就拼命神化。那些畅销书我一看封皮就知道内容,反胃。

陈中:内容和载体的关系会发生如何的改变?电信业和传媒业的结合是怎么样的改变?

王少磊: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新鲜观点。载体肯定是越来越进步,希望内容不要越来越苍白。但我也不肯定。因为如果以后大家就喜欢苍白呢?据说拉丁文比较典雅,但是典雅也不能挽救它的衰败。

电信业如果不享受特权,我赞成它用业务手段跟媒体结合。从整个社会来看这是节约资源的。但中国电信的问题太多,我非常郁闷地是,我不想使用它但却没有选择余地。

陈中:跨国家、跨产业、跨媒介的新型产业群。博客会否称为一颗种子呢?融合新闻的问题怎么看呢?

王少磊:资本本身有强烈的增值需求。它会根据新的形势,努力调整姿态找到最大利益的商业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有跨国家、跨产业、跨媒介的可能——如果意识形态不成为障碍:毕竟这个行当不同于一般企业。

陈中:对研究博客与新媒体的人来说,互联网从业者更厉害还是传媒学者更厉害?应该结合哪些学科知识去研究呢?

王少磊:哈哈,这个哪里有标准答案。但是学界的人最好不要闭门造车,而业界的人也不要反智主义。更关键的是,业界和学界不要合流,要在相互保持善意的同时保持警惕。学者不能只是业界的附庸,只在改版论证时装点门面。业界也不要想当然地把全部学者妖魔化成老学究,有些人可能没有教授头衔,缺乏成为改版会上舞美元素的资历,但他们的建议可能对改版本身真正有效。业界应该给学界带来清新的空气,应该支持学界的新生力量。你们有些自称新媒体的人,一方面嚷着要解构精英,一方面还要借精英自抬。网上访谈如果只做某某院长某某博导,则跟纸质的学术期刊相比有什么进步意义?

文史哲都是重要的,搞研究不嫌背景多。不过还有个更重要的条件,就是一个适宜的学术空气,包括宏观政策是否鼓励,对边缘思想有没有宽容,前辈对后生是否爱护和奖掖等等。总之现在的理论界太沉闷了,但愿新锐思想能够跟随互联网的前进步伐,掀一块缺口透一丝凉风。

2007年03月05日

春晚是谁办的?像不像它办的?春晚的举办目的?怎样算成功?对谁而言成功?是否真的成功?……

春晚结束后,央视市场研究公司(CTR)迅速公布调查数据,称超过八成的受访观众认为今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办得好。新浪网也在春晚专题下进行了在线调查,不过这个众多网民参与的调查结果,却与央视市场研究公司的数据有很大出入。近四成网民只给春晚1分。[i]

1、给春晚总结中心思想,这事小学生就可以办到

查“百度知道”,所谓“中心思想”,系指“作品内容体现出来的最基本的、最突出的精神与思想”。再据此分析本届春晚,文本典型、规范应属一望可知。开场锣鼓开名宗义、主体丰满详略得当、层层推进脉络分明……结尾,深情款款余音袅袅。

《花开中国年》,这是“热爱祖国”;《民族情》,正是“民族团结”——序曲即插旗定调统领全局。在整个大乐章中,“和谐”的主旋律一再出现,表情如此准确,何以总有人偏要错会其意?试看大标题“欢乐和谐”下面,还可再总结段落大意:流行色、家乡美、四季风、军旅魂、好光景……所有的分主题,都贴切地指向那个确定了的中心。

浪漫主义是革命文艺的传统。所以在戏曲联唱中,连神仙也洗心革面与时俱进。牛郎、织女、沉香、嫦娥、鲤鱼精、三圣母本是正面形象不说,妙在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这对老封建——二老俯瞰中华,对社会主义美景亦未免心潮澎湃。土地爷爷显然更进步一些,拉着乃眷做《父女逛新城》状,把青藏铁路、三峡工程、奥运场馆统统赞美一遍。生、旦、净、末、丑,京剧、越剧、川剧、秦腔、黄梅戏、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这出热闹就叫《天上人间共和谐》。

阿牛、陶喆、蔡依林、张韶涵、容祖儿,同是“龙的传人”,《飞弦踏春》的西藏兄弟,这当然是“56朵花”,空竹武术乃“民族文化”,韩红跟非洲小伙子郝歌对唱呢,就叫“睦邻友好”。

余下便是黄宏家庭和睦、刘一祯孝敬父母、郭冬临拾金不昧、潘长江爱情真谛……一大堆小品相声,花插着抒情搞笑插科打诨。如果前面是某某日报,这块就是某某日报的某某副刊。如此结构文章,岂非四角俱全?假如你偏用《西游记之仙履奇缘》的收视期待去要求春晚,何异于缘木求鱼问道于盲?

我们在前台,力争从节目中窥探主题思想和段落大意。而在后台,肯定是先有主题思想,然后由创作者分解为段落大意、最后考虑寓教于乐以具体节目体现之:和谐是主题思想无疑,那么它可以从几个方面表现?通过那种艺术形式——甚至具体到由谁来表演合适?……中国中央电视台,做的是它分内的、完全符合身份口吻的事情。

中心思想:本届春晚,通过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生动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新现象、新面貌、新风尚。 讴歌了工、农、兵各条战线一大批先进人物和事迹,烘托出中华大地和谐幸福的生活画卷。同时,晚会也运用讽刺手法,辛辣地批判了封建社会遗留的陈规陋习,让观众在笑声中受到教育、获得启迪。

2、啜泣的安徽小保姆何在,“被赋予”或“想塑造”的角色

实际上,本届春晚还有宋祖英直接点题,唱了首歌曲就叫《和谐乐章》。彭丽媛则唱《报答》,抒发了她对祖国母亲的感情。因为以往鲜明的业务选择,宋祖英和彭丽媛具有强烈的形象识别。就是说,除了内容,演员本身也可以表达主题。假如彭丽媛感冒(抱歉我这个假设),那么可以请张也来唱《走进新时代》救场,或者请大酒窝王宏伟唱《把一切献给党》。

但是请王菲来走进新时代,或者让谢霆锋把一切献给党……似乎就不大像话——虽然王菲也是“炎黄子孙”,而组织上肯定也一样对Tim Xie敞开怀抱。王菲倒是也可以《相约九八》,不过尽管同是吟咏岁月,按照时髦的话讲那叫“叙述方式”不同。她若入选春晚,该在“流行色”的分主题里,跟彭丽媛所承载的表达使命不同。

同样道理,谢霆锋在春晚唱《百家姓》(1996年),就好比成龙表演中国功夫、唱男儿当自强(2005年)。他们有他们的符号贡献。何时有费翔、何时有凌峰,何时有张明敏、何时有叶丽仪……想想看,都能找到互文关系的时代背景。

有些时候,是某种力量要求艺人标签;有些时候,则是艺人主动寻求归属。总之更多时候,是社会“结构需要”导致的“角色引力”,而跟角色内心真正的价值取向无关。这不仅在大陆如此。例如由于张惠妹是高山族歌手,在陈水扁就职典礼中,“中华民国国歌”显然对她有更多的“角色期待”。就是说,她成为政治角逐中的牺牲品带有某种必然性。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董文华和杨钰莹的传闻,如此激烈地引起了人们的愤慨:她们“被赋予”或“想塑造”形成的角色期待(严肃正确与纯净甜美),与现实之间的反差突然被呈现了出来。要知道她们(以及圈内另外的他们)平时所有的公关努力,肯定都是为了维护那个形象的(比如洪灾后的捐助、以及开会时面对镜头)。

但是刀郎为什么可以唱《红太阳》、崔健可以唱《国际歌》呢?难道他们跟彭丽媛、宋祖英的角色期待一样?当然不,刀崔二位不都是哑嗓门嘛。上面已经说过“叙述方式”,同样是《西游记》,杨洁的、跟周星驰的东西显然功能迥异,在有些时候,同题之下甚至可能一个是建设性的,一个是颠覆性的。

但是李玲玉为什么也唱《红太阳》? 首先她是“甜唱”革命歌曲,与正唱也有微妙的差异;其次,在特定的历史时空里,人们需要享受某种“错位”并借以回忆和感慨。当然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就是歌曲的革命与否只体现在歌词,旋律元素的价值附载相对微弱。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什么的,其实就是陕北高原上凄厉火辣的爱情咏叹调——重新改写填词。[ii]

周星驰有周星驰的“被需要”(包括他的脏话),马玉涛有马玉涛的被需要(包括她的戎装)。只要还没有老到不能唱,马儿还可以一直走下去(1996年)。

我们都记得《爱的奉献》(1989年)吧?还记得那个啜泣的安徽小保姆吗?在某个偶然的瞬间,她突然被赋予了跟韦唯同样的角色期待,因此那眼泪是真诚而惶恐的。歌星与保姆,华丽的春晚现场与平凡的厨房水池,爱的情绪弥漫了一切鸿沟。身患绝症的她“后来怎么样了”?当她在病床上翻看韦唯离婚报道的时候,是否已经从临时客串中醒来?

请根据形象直觉尝试给以下歌手分类:彭丽媛、张学友、刘欢、崔健、窦唯、宋祖英、周杰仑、董文华、庞龙、杨钰莹、杨臣刚、谭晶、房祖名、刘斌、张惠妹、殷秀梅。

3、农民伯伯应该是“谁们”,贬低抑或讴歌相反相成

情景相声,算是个急智的概念打造。在情景相声《咱村里的事》中,冯巩对李志强说:“你才农村人,我在海淀区有暂住证。”现场鼓掌的画面特别切了出来,导演显然是当个重点包袱。

借农民跟城市文明构成反差——从而来制造艺术效果,这差不多成了创作传统。建国之初,就有故事述及老农用灯泡点烟。到1970年代这个笑料仍然有效果,原因是电还没有普及而反差依然存在。“买大送小”(买钟表希望送个手表)是久不听说了,大概农村手表已经普及。不过老农上电梯、老农过旋转门以及老农进洗头房的段子还层出不穷。

甚至在《失败之书》里,北岛回忆他的师傅也有这么一段:[iii]

刚解放﹐小孟从山东来北京﹐头一回坐火车。买了票一转身﹐火车开跑了。他站在月台上﹐指着火车破口大骂﹕“火车﹐我日你奶奶﹗”来到北京﹐他想往老家寄包裹﹐问别人火车快还是电线快﹐回答电线快。他爬上电线杆﹐把包裹绑好。第二天早上果然不见了。 

印象中这些故事在农村也讲,农民自己听了也笑。直到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才有人不笑了,发表文章说矫情什么——这不城里人玩人农村丫头吗?但之后此一技法并未被舍弃,赵本山还是照样问“秋波是啥玩意啊?”实际上,赵本山曾被批评“一直靠贬低农民卖笑。”

自1983年春晚初创,我们想想有多少相声小品,使用了这个“艺术手段”?从黄宏的“超生游击队”到潘长江的“过河”,从陈佩斯的“狗娃相亲”到魏积安的“我说伙计”……一直到今天,春晚的压轴大卖还是“白云黑土”——靠东北乡熟悉的陌生来制造效果。

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农民被作为现代文明的对立面受到嘲笑;另一方面,又被作为社会转型期的牺牲者接受歌颂。反正农民差不多总是“被”的。就是说虽然我们有农民八亿,并且无疑构成了电视最大的收视群体,但他们很少有机会成为叙述者。太多的作品,都是从“我们”的视角去旁观“他们”,并且给人的感觉常常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他们的幸福是重要的,不是因为他们重要,而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单独幸福。

偶尔有机会变成叙述者的时候,他们总是显得悲壮和突兀。辽宁农民李铭本来是“自己人”,但是给央视6套写了个电影剧本后,他成作家、农民就变“他们”了:[iv]

 “我只是‘草根作家’。”李铭这样评价自己,“草根虽然平凡甚至低微,但他们是最广大的一群,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更无权利忽视他们的存在。”

 2005年对于李铭来讲是最值得纪念的一年。5月份,因为优异的创作成绩,他被辽宁省作协聘为合同制作家,从农民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也是我省惟一的一位最年轻的农民签约合同作家。

这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农民拍电影”能成为新闻选题(还有农民造飞机、农民做机器人),构成喜剧效果的反差在报纸上就叫“反常性。”农民导演王新全上《实话实说》,三句话不离“我是个农民”——这是“农民我们”了,但“最高兴的是能走进央视的演播厅”,并且得到“周老师他们的认可”。[v]如此一来,“我们叙述”就变成了“他们叙述”的一个变体,不再具有话语意义上的价值。

换句话说,如果叙说方式存在问题,即便是由农民使用“第一视角”,关于“自己”的表达依然是“别人”的。因为“自己”的那个表达,还是“别人”表达的一个部分——某种反托、映衬,某种注此写彼、背面敷粉的艺术手法。在本届春晚上,诗朗诵《心里话》的演员,是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30个孩子,他们因此有机会,被请来说着大人的“心里话”用以感动我们。

也许舞蹈《进城》最具有预言意义。那是东北师大的金奖作品,表现农民工在城里的打工生活(这个选题在当下语境比较讨巧)。一群穿着粗布衣服的打工者跳进画面,这儿看看、那儿瞧瞧,夸张的肢体语言表达着某种变形的真实。

我们都还记得,“伤害了”村姑小芳的李春波,又成了“第一个拒绝央视春晚而被封杀”的歌手。生活本身的戏剧性远远超过了戏剧本身,或许春晚幕后的故事,永远比前台更生动丰满、更耐人寻味。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或在乡镇企业就业,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为统筹城乡发展,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提出如下意见:一、充分认识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的重大意义……[vi]

4、黑色三分钟的潜台词,并不是名嘴们不会自嘲

零点报时前,张泽群没有背准对联,其送上的一副对子一点都不对称。这时画外音里曾出现过短暂而清晰的一个男声——“错”,不少人猜测这个男声来自李咏。而张泽群背错对联只是开始,高潮部分则是朱军抢李咏、李咏抢周涛、周涛抢朱军的“抢词事件”。[vii]

毫无疑问,如果是吴宗宪、蓝心湄、胡瓜、窦文涛和曾志伟来主持春晚,用几句自我解嘲就可以解围。即便是最严肃的新闻节目,在西方大概也可以说声“sorry”了事。但事情出在央视,这就被人们称作“黑色三分钟事件”。

可以相信,大陆的主持人,是世界上背词掐时最神奇的天才。尽管如此,他们的失误依然很好理解。春晚不是一台简单的文艺联欢,而是一场以文艺形式而进行的多义任务。就算没有人会因为口误而受到组织压力,但每个被放到春晚话筒前的主持人都自觉肩负。因此在那一刻,央视的几大名嘴一下子都茫然无措。

当我们愤世嫉俗的时候,可能会批评央视没有主持人,即便是金话筒的获得者,也有可能只是普通话准确的“金播音员”。这个认识无疑是不公平的,我泱泱大国什么人才没有?既然连模仿秀中马三立都不止一个,从老头中找俩克朗凯特是多大的障碍?障碍显然不在这里。

说到底现场直播而非录播,不出点错误那才叫不真实。但现实的情况是:有时候我们拼命把直播打磨得完美无瑕,有时候我们用不自然的故意穿帮,来让直播节目显得比较原生态。而主持人自己的原生态,永远藏在越来越高超的修炼下面。换言之,竞争已经使我们有了表演性质的“原生态主持”,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主持人。

这样就明白了,其实并不是李咏张泽群不会自嘲,是他们不敢。例如若在《同一首歌》的演播现场跌倒,周涛一定会像杨澜曾经那样自嘲因为激动而发晕,而我们也会在《荧屏内外》什么上赞扬她的机智。但是在春晚这样“严肃”的场合,没有一个主持人能爆发出这样轻松的机智。据说重播春晚时,在倒计时部分用了15日录制的备播带,[viii]那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

此外在春晚的众多意义中,至少有一个是经济因素。众所周知,我国的电视体制是“混合体制”或“双重制约”:即“国家电视”的基本性质+“商业电视”的经营方式。[ix]因此假如需要,我们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来对春晚进行另外一场传播学解读。或者在春晚的正常解读时,考虑到商业因素的影响和合力。从这个角度入手,就能够明白看似随意的主持人组合,其实也代表着他们各自的观众群——谁贡献感动、谁贡献说服、谁贡献亲和、谁贡献短信。

《粤港澳零距离》追求清新、轻松、轻快的风格,亦庄亦谐,庄谐相融。为适应节目风格的变化,主持人也换上了新面孔。这一次,广东卫视特别邀请到资深教授黄匡宇先生出任节目的主编、主播,亮相于台前,与观众做亲密过电。黄匡宇先生现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南方传媒研究所所长,驰骋新闻业界三十余载,多次参与凤凰卫视、广东卫视、江苏卫视等多家电视台上星前的重大策划和指导,曾在广东电视台《前沿对话》栏目担任高级策划。这次他走上前台主播节目,是以学者的身份深入浅出地解读信息,帮助观众饶有兴味地享受信息意义、把握生活真谛。[x]

5、春晚是一篇合格的作文,但今天的作文已不止一篇

春晚,是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拟态反映,新浪的新闻频道也是。但即便在年三十的晚上,我们从各自身上获得整体印象,也会发现有极其明显的差异(如果不是完全相反)。这很好理解。他们根据自己的传播目的,理所当然地进行了取舍和剪裁。新浪与央视的努力相反,它在商业考虑之外还要顾及政策底线。比如其他不说,前者的犯罪新闻太多了,就算我们的社会没有像春晚那样平安,也肯定没有新浪截取的不平安。但是我们的受众,在观看和浏览的时候需要如此惊觉吗?

无论如何,春晚的中心化努力是对的,就好比网络“去中心化”的努力,那是它们各自该做的事。只要广电总局不禁止“博客春晚”(它好像曾经有过类似的企图,比如围剿网络视频的传闻),只要央视春晚不是唯一的收视选择,我们就不必过分苛责。春晚是央视的合格出品,金越导演就该导演这样的东西。事实上我认为春晚这篇作文非常成功,主持人的失误只不过使它失去了满分。如果春晚没有取得1984年的成功,是因为传播生态发生了改变。包括网络恶搞在内,很多其他人也都贴了自己的作文。

写作文真累,受众的惊觉能消蚀幸福感。不学传播学是多么幸福啊。否则无论看什么都目无全牛。仿佛大夫端详着手术台上的诗人,后者不再有任何灵光。

但这是由必要的吗?为什么不能在作文里“好好说话”?岂止是不好好说话,简直是不好好过日子了。难道不能让传播学见鬼,专心欣赏《小城雨巷》里“柔美如水”的江南姑娘吗?为什么一定要拨开《千手观音》,去透视其版权官司中冰冷的背后?

纸伞,旗袍,粉墙黛瓦,青石小桥,淡雅、空灵、清丽、纯净。正如玉皇大帝于魁智所说,“人间盛事逢千载,看人间,桃花红了李花白”,但我们的生命只有恍惚一瞬。以后还是少呕沥心血,跟着不管兄弟姐妹(开场歌舞)或者百年魔怪(尾声戏曲联唱)一起起舞翩跹吧。

春晚一播出,总有人走红。今年的央视春晚尽管节目平淡、缺乏亮点、备受争议,但是依然“捧红”了一个人,此人不是台上卖力表演节目的演员,而是台下观众席上一位频频出现于镜头前的白衣女子。有多红?目前各大BBS疯狂上传了这位神秘白衣MM的照片,而且引发众多网友纷纷求证该女子究竟是何方神圣,上演了网络版《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在某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春晚白衣MM”,能搜索到约22800个结果,而在另一搜索引擎输入“春晚白衣MM”,搜索到的结果高达370000多个。[xi]



[i] 张学军,《央视调查与网民褒贬不一 4成给春晚打1分》,北京娱乐信报,转引自新华网云南频道。

 

[ii] 佚名,《回延安》,《太原日报》,转引自太原新闻网。

[iii] 北岛,《师傅》,《失败之书》,汕头大学出版社。

[iv] 李甜香,《朝阳农民拍电影 走进央视六套》,《华商晨报》,转引自《振兴东北网》。

[v] 《村里的大片》,实话实说,中央电视台,转引自央视国际网站。

[vi]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新华社,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vii] 《春晚零点报时前主持人语无伦次回放》,网易娱乐频道。

[viii] 骆俊澎,《李咏忘词酿春晚黑色三分钟 央视用备播带救急》,东方网,转引自Tom娱乐。

[ix] 王少磊,对《我型我秀》媒体顾问团的看法,南方周末,转引自中国报业网。

[x]肖鸥、英扬,《63岁教授出镜主持 内地首现克朗凯特式电视人》,21CN娱乐。

[xi] 成风,《神秘女子春晚上镜14次 网友纷纷猜测其身份》,四川新闻网,转引自新浪娱乐。

2007年01月22日

谁看懂网上的“热门标签”,谁就懂得了今天的受众。

其实,“反日”、“爱国”、“奥运”、“慈善”、“拯救”、“考研”、“易中天”……与“乳房”、“裸照”、“内幕”、“包养”、“校花”、“偷拍”、“写真”、“舒淇”……可以一直追溯还原为同一个东西。

然后你要么激而为怒——如吴敬梓,要么独善其身——如钱钟书。但是旁观和冷笑都需要付出代价。

省劲的办法是:忍着别笑、投身其中,一直到修炼到不觉得可笑。

然后,幸福就会来到。

附:搜狐的热门标签:

热门标签

2007年01月11日

见过王小丫一幅卸妆照,疲惫、憔悴、低落……甚至有一些难看。也听人批评她的金话筒,除了“恭喜你答对了”并无口彩。前天看过《艺术人生》的访问,倒觉得有点儿明白。

首先,王小丫解释自己“失眠”,乃因为心系观众因此语多自怜。其次朱军问及“名利”,则答“我就是党的一名新闻工作者”。末了说起当年做农村节目,在办公室地毯上,因为发现一撮鞋泥而欣喜激动,甚至为土地或农民伯伯呼喊“清新芬芳”什么什么。

结论:王小丫不是只会说“恭喜你答对了”。倪萍大妈会说的她都会说。而且,说的都正确。

2006年12月13日

(约稿寄存,请勿外转)

 

电视上有什么楚剧得奖,老团长对着镜头,自云曲目“虽不时尚,但很高尚”,表情无辜得好像牧师神甫。听口气,甚至有“因为高尚,故不时尚”的意思。这个说法由来已久,以至于常听作家导演借此解嘲自辩,比如“旨在弘扬民族文化,不求市场发行”,或者“又非《舞林大会》《超级女生》,收视率咋会提高”云云。

不说立场,单就逻辑而言就先可恨。没有市场发行收视率,民族文化弘扬个鸡巴?文艺产品不是道德读本,不时尚便是你业务失败,哪论到主题是否积极思想高不高尚。换句话说,文艺作品的职责,就在于让“积极和高尚”时尚——以便为黎民兆姓喜闻乐见嘛。事实上,就算是道德读本也要好看:据说有些日报,读者已经仅限于当地的父母官长了……你就字字珠玑又有啥用?

一个导演,把片子糟蹋得难看了,就改口说自己是“艺术片”,还留嘴大胡子装深沉,谁说看不懂他就生气……这都是常有的事情。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没本事把片子弄好,扎架就说“咱走五个一”,好看不好看都保证收回投资。

问题是,现在还能靠单位发票,再把人撵到电影院里考勤吗?再说人搁卧室里,会放着漏点的舞林大会不看,调台到你蹩脚的高尚说教?

还真不能赖人观众低俗。要我说狠点,人观众低俗,也是你文艺工作者的无能逼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高尚不高尚?他心里净装着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焦裕禄》现在看固然痕迹尚存,但当时李雪健出场还是煽人泪腺。为什么?有人味了呗,《夺印》《青松岭》早看伤了:我在农村长大自己也干过乡干,就从来没见过那种贫下中农老支书。

咱老百姓,也不是只喜欢看漏点爆料。问题在,你有没有弄好击中人家的泪腺。

时不时就看昆曲自摸,管自己叫空谷幽兰,还找大学教授抬轿献花。真没票房了,就诬陷观众品位,瞧流行歌手走红还鄙薄嘲笑。昆曲你雅什么啊,哦,就因为票友里,有几个清朝的落第秀才腐败官僚吗?包括国粹京戏在内,一开始都是纯粹的“俗”文化。我们不知道也罢了,教授该懂得那些之乎者也啊:忽听得堂上一声喊,来了我忠心报国的谢瑶环。自从奉旨出宫院,誓要与三吴的百姓惩贪婪……这半文半白能算雅驯的文言吗?难不成你们把人都唱跑了,就自己自动升格为高尚了吗?旧社会管你们叫戏子,那不对,是封建残余剥削思想,但也别刚当几天“文艺工作者”,就觉着自个文化了再也看不起老百姓。

昆曲京戏衰落,也别老抱怨不能漏底裤秀大腿……人马连良是靠脱衣服出彩的吗?我就不信,现在的人比过去的更流氓一些。还是说咱被美国他们腐蚀了?那人美国,为什么还穿了西装去听歌剧,你现在谁有胆子在国内搞歌剧挣钱?

另外,也并非完全不能秀大腿。我看过一出昆曲,还想去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不仅有最时尚的舞美声光,男女主人公见面还芭蕾动作。何苦抱残守缺,不尊重流行元素时代旋律。最听不得人装着高尚,一谈到琵琶二胡就民族大义面目庄严。我们的民族乐器,箜篌什么的早被淘汰了,琵琶胡琴显然是西域的洋风。不要别着把二胡或京胡当圣物,去查查它们发展改革的历程,就知道一直有时尚元素被吸收进来。

说到底,咱这唱戏的,还是得卖座、有听戏的叫好才是了局。脱离了群众的高尚趣味,其实是最庸俗低级的趣味。非要玩也行,自己搁家玩,别出来卖票,招摇着四处谈什么使命和艺术了。

2006年12月05日

金话筒,据说是“中国播音主持界最高等级的大奖”,也是“此类评奖中唯一的全国性奖项”,总之很牛逼。我的朋友徐浩然,当年50万年薪引发了业界的轰动,我猜想,超过一半的原因也是有这个头衔。

本届得主里央视的两个,董卿是见过自己说话的。邢质斌听讲是“首席播音员”,这个称号也还算切题。

我对她唯一的印象是:普通话的确标准。

附旧作(上学时候的作业): 

用什么样的姿态凑近话筒

——由头是美女报天气

1、我更想说的是“这人心”

这些天,嵌有“美女报天气”的粗黑标题正在各种纸媒上吸引眼球。网络上更是千奇百怪的flash异彩纷呈。鲜花和砖头从各自的角度,快把湖南卫视的星姐主持变成大腕儿。“这世道”——我的不少文友都咽口唾沫说。的确,这世道。但我更想说的是“这人心”。第一次有幸看到黑白电视的时候,邓丽君小姐的甜歌还是靡靡之音,而晚报上正在讨论“穿喇叭裤究竟算不算流氓”。因此对比当年留着“剪发头”的荧屏宝贝,还真觉得有一些感慨,不同于唾沫和砖头的、别样的感慨。

2、教科书上的反面案例

我自己做梦干播音的那阵子,人们的偶像是李默然。经过艰苦修炼,胸腔共鸣或可勉强得其一二,但我无论如何弄不出,他念“伟大共和国”时的大义凛然。所以某若不自量力硬去蹭这碗饭吃,多半会被一跟头叉出广电大楼。当时主流媒体的审美标尺就是这样,嗓子破如崔永元或者嫩如童自荣(当然也包括眼睛小如张雨、嘴唇厚如王志)者根本没戏。

其实李默然也只是业余。不过他可以从话剧舞台跑过来客串主持,童自荣则只能躲在罗米欧后面演奶油小生。现在听李老师夸张的声音是会有一点好笑了——但即便在当时,那种“攒”着的崇高也不再是流行的颠峰。比方说,我本人早已经趴在枕头上听《空中之友》:听一个名字叫“徐曼”的小姐用甜美征服“敌人”。要知道,过去我们一直是坚持“用威严压倒敌人”的,播音员其实也只能是“同志”——最多是“女同志”,怎么说都不会是“小姐”,更不可能是今天所谓的“星姐”。因为彼时我们对享乐都有负罪感,好像只有被组织派到白区工作时,为了革命才不得不忍着痛苦去灯红酒绿一番(这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一个理想就是打入敌人内部)。徐曼“小姐”的“甜美”当然也是统战需要,我既非“台湾同胞”亦非“海外侨胞”,这样就得趴在枕头上偷听以免被别人发现。

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年轻的“别人”在枕上偷听了。况且《空中之友》又不是敌台,之所以要偷听是因为隐隐觉得,它跟邓丽君小姐的甜歌有一点共性的东西。而这不符合我们大好青年积极“向上”的风貌:那时候还不作兴颓废摇滚多元和个性,“向上”就是像刘玲张海迪曲啸朱伯儒,主流社会给我们的楷模都是身残志坚百折不挠向命运挑战跟逆境抗争……等等这些发着狠的顽强。

再早一些,广电(起初自然主要是电台)还只是批判的武器,或者同时是报捷的喇叭。这种后来被学界谑为“喊式”的播音,还偶尔可以从老记录片里领略片段。而它也早已作为反面案例出现在我们的教科书里。当老师对它进行反讽式的描述时,也总能给课堂带来嬉笑。仿佛那只是新闻史上一个愚蠢的错误,我们甚至奇怪,昔日的同行们何以有如此之低的智商——以至于要用这么夸张的语气对着麦克风说话。

3、麦克风好比晴雨表

然而,假如仅从宣传的角度去考察,我很怀疑我们是否真的敢说比前辈们高明。那些曾经让穿着中山装的国人前仰后合的相声,何以如今穿了西装再去听就索然寡味?——难道不正是“喊式”夸张的语气,最终赢得了舆论支持吗?我的意思是,会不会恰恰是夸张的“喊式”播音对那时的受众最有效果?现在看二战资料片里那个神经质的小胡子,也许会觉得他在麦克风前手舞足蹈的样子未免疯狂可笑,但他不正是靠着这个,成为德国真正意义上的民选元首吗?大致在同一时期,美国人也在被一个“炉边谈话”的广播节目感动着。那个轮椅上的巨人对着话筒发出娓娓动听的声音,几乎抚慰了整个民族的恐惧心理。但是危机过去战争结束,这个声音很快失去了磁性和魔力,再也唤不起同胞的哪怕一丝一毫的温情。

 喊式”播音,把它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大概也算是掐准了受众的麻筋儿。我们不能拿今天的感受来考察它昨天的传播效果。就是说,当新闻的主功能被规定为喉舌时,我认为它曾经是非常成功的。难道不正是这种“夸张”的语气培养出顽强的趣味,让我们花几倍、几十倍的努力也难以彻底清算吗?——回想一下,媒体每经历的任何一次、哪怕只是业务层面的改革时,不也都会引起包括上升到政治高度的诛心之论吗?一方面,“喊式”播音似乎正退化为一个广电史上的笑话,另一方面,我相信它仍然在很多人心底顽强地起着作用。当一种新的播音样式出现时,有不同意见以温和的方式说出来是可以理解的,令人费解的是总会有批判义愤填膺,总会有指责上纲上线。总会有这样一种人,当有东西给别人带来舒服时,就会给他带来不舒服。

新闻事业只是历史的晴雨表。而且只是许多晴雨表中的一支。假如“喊式播音”一定要是一个错误,那它一定是历史本身的错误。想想看,偷听《空中之友》的社会背景是什么?——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有一个老人”正酝酿发动社会转型,那时候人性复苏观念变革,因此才可能有《空中之友》的徐曼——更准确的说有《大众信箱》的李一萍,尝试着给年轻一代带来崭新的听觉审美。再往前,“喊式”播音盛行的社会背景又是什么?我们不妨另找支相同时期的晴雨表来参照一下。那时候,城市雕塑既不是胸部过于成熟的美少女,也并非不锈钢环托个白铁蛋子;那时候的少女根本没有胸部,全是挽着袖子攥紧拳头扎俩小辩儿再别一本《毛主席语录》——她站在目光坚毅的工农兵中间,是那个看起来苦大仇深的群像中的一个。

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麦克风前,并且试图去拨动我们的心弦。

4、那差不多是它的真实需要

总的说来,星姐的出现和这个时代是匹配的。不管形式本身得失如何,她所带来的信号令我满意。从徐曼到张悦;从薛飞罗京到王志郎永淳;从虹云方明林茹陈铎到文清李咏白岩松王小丫……无一不折射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脚步。媒介,在新闻政策和受众趣味中间本能地保持着警惕和敏感。话筒前几乎每一天都在发生着细微的变动,几乎每一个变动都会引起或大或小的波澜。文清溜达着出场就有学界的肯定,宋英杰微笑着拿小棍戳戳点点也被喻为“气象先生”。我相信,“星姐播报”是同样性质的努力,虽然我并不肯定那是一种成功的努力。

我以为在这个过程中,除掉徐曼李一萍,还有几个人在话筒前的努力应该被记住。王刚,第一个把超乎想象的丰富情绪带进播音和主持。张家声,游刃有余地处理逻辑重音,几乎完全突破了固有的标点句读。崔永元的贡献则在于突破了“浓眉大眼”,而且也提醒了无论受众还是业界:主持人并不仅仅是长得好看的人念念稿子。

我相信,美女报天气之后还会有老头报新闻。总有一天,我们会拥有中国版的钱瑟勒。他像他一样,穿着毛衣戴着牛角边框眼镜侃侃而谈。而且,电视台再没有这样一条规定影响情绪:就是当他把阴平读成上声时会丢掉5元奖金;刚好相反,他并不对着话筒如临大敌。当他无意中说错了什么时,完全可以耸耸肩加以纠正(I mean比如)——甚至可以打一个喷嚏然后说sorry继续。他不会像自己的同行比如海霞那样倒霉,有一次新闻播报出错(也有可能是机器拆台)时只能拼命掩饰而越发尴尬。

当然,假如有人就喜欢李默然,就喜欢央视形象片末尾崇高的男低音也行,但也要允许安虎在“娱乐任他行”里装香港人讲话。当有报天气的姑娘衣服穿少了点的时候(当然也不能太少,不能少于社会风俗里的容忍底线),别净整些用不着的大帽子吓人。更重要的是,如果实在穿得太少了,多半问题既非出在话筒也非出在对着话筒的嘴;而是出在收听的耳朵——那差不多是它的真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