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0日

本来想清净,现在倒更热闹了。余虹之死,少华同意我的意见,但却指出我不够“委婉”。嘿嘿,的确。早下决心不再愤怒的,一碰事儿还是气急败坏。

也不能全怪我气急败坏。刚说了诗意解读,就有跟帖说:“他从高空坠落,像一片落叶?抑或一只飞鸟?”把我腻歪得,要晕。

不过,这都是不认识的网友,也罢了。但是无意看了少华那边,争论还在继续,并且还拿了我说事儿。盛兄大林干脆说:“尤其是少磊,未免过敏了点儿”。盛大林时评大牛,江湖多闻盛名,既然提到兄弟,少不得再跟几句自剖——

久慕盛老师,没想到在这里得接大教。

我是在自己博客上,针对向我征求意见的文友而写的。没有在少华这里跟帖,就是不想引起误解。现在既然提到兄弟,少不得再说几句——但还是针对,我那篇博客所指的文友:

不就是想勾引我,说出那句人人皆知的潜台词吗?我固守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表达策略,既不接受别人的鼓励,也从不鼓励别人——特别是在某个特定的紧张语境里。

在那个语境里,鼓励别人表态——哪怕基于某种高尚的目的——特别是基于某种高尚的目的,其实恰恰是不高尚的。

尤其是在公开发表的场合下。

2007年12月16日

出于对逝者的尊重,本来不想拿来作为话题。但是话题包围了我,有一些,还直接向我征求意见。

其中一些,含有轻微的道德压迫,似乎我喜欢说话,就要对无论什么,揎拳捋袖。

好吧。在我眼里,华南虎、百家讲坛和余虹之死都是一种性质——满意了吧?它们当然不是一种性质,我是说很可能,他们成为公众话题基于同一种原因

我知道有人会曲解,另外一些人会咒骂。但事实就是:让自己具有高尚感,也可能是一种恶俗的需要。我尊重余先生,却讨厌不着边际的聒噪。

说“余虹赋予死亡哲学意味”,还不如说,人们赋予死亡哲学解读。这是可以的,问题在于不着边际,我收到了一些短信,都是莫名其妙的附会,有的还让我保重身体。

从模棱两可的报道里,看不出事情的真相,但对于自杀的诗意解读,早已经铺天盖地了。

就算诗人之死富有诗意,但也不带,你们这么作践诗意的。海子就是这么被天使化和庸俗化,一大拨缺乏诗意的俗妞糙汉,装腔作势津津乐道,还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当作MSN的签名。

死是残酷狰狞的,就算是诗人之死。瞧那些扭扭捏捏地抒情,可真把我腻住了。

谁知道历史的真相?王国维之死,据说是罗振玉逼债,本来是名利之事,现在却成了殉国殉道。

(我没有任何影射意图,假如还有不讲,或者根本没有逻辑的小屁孩过来罗嗦,我就不费神一一辩解了)

《向日葵》是艺术,割耳就是疯狂。我不说,“割耳赋予艺术以哲学意味”。

梵高举枪的含义不言自明。

2007年10月13日

虽系朋友所托,但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确有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个东西,加上别人的意见发表在某份日报,我也在这里备份一下吧。 

 “以人为本”之所以经常被当作公关口号,原因乃在于企业往往恰是“利润至上”。所以在扬州江都,“苏南置业”的做法值得注目。东方广场的设计图刚一出来,他们便做出了令人高兴的分配决定:就地安置是毋庸置疑的了,拆迁户的房子全部预留在向阳一边,正对着这幢建筑的卖点“空中花园”。

 “不断开辟成片土地”,这是过去中国城建的主流方式。但资源的匮乏势必要求更新政策(很奇怪,资源匮乏问题一定要等到资源匮乏时才被提出,仿佛那是一个无法预测的意外)。现在是提倡所谓“二次再开发”了,但“老城改造”又衍生出新的矛盾。比如,历史文化名城该如何改造?《南方周末》最近好像一直在讨论:“四合院”能不能动、怎么动以及谁有权决定利益分配。

“上海新天地”如今是时尚的同义语。它“旧瓶装新酒”的做法,一度被宣传为“保护性开发”的典范。抛却文物角度出发的学术争论不谈,仍有批评说“这种改造方式破坏了城市原有的社会结构”:为平衡投资而将大部分居民外迁郊区,无疑会使交通成本增加,阻碍他们的就业、消费、娱乐和进修等基本生活需要……因此,若它在拆迁过程中遇到阻力不会让人惊奇。

稍后才有了同城静安区的“有偿回搬”(新天地在卢湾区),就是政府优惠而居民出资,缺口则等建成后,由楼盘作为商品房销售来弥补平衡。这和“苏南置业”的人性化努力大体是同向的,并且效果据说也真的不错:“阿拉”们还能够继续早已熟悉的里弄生活,但却因为有了现代“煤卫”而告别“马桶进行曲”。不过那时并没有报道显示:“有偿回搬”的居民,可以像扬州江都那样——允许选择楼盘里最好的房子。

更多的案例截然相反。经常见诸报端的,是开发商与拆迁户的摩擦冲突。房地产开发商,甚至可能正成为这个时代的“坏人”!……并非危言耸听,如果他们不是坏人,那一定就是被假想成了“坏人”。这的确是桩发人深思的现实:虽然跟服装厂一样合法经营照章纳税,但后者并未被经常性地道德追问,甚至根本没有像前者那样——如此频繁地成为焦点话题。

你可以试着数一下房地产界,有多少争议人物的名字进入了视野?潘石屹、任志强、严介和、冯石……不用说,还有一大堆力挺、或者力斥他们的经济学人。我们是否能在其他领域,找到同样的出镜人物——以同样重量级的曝光强度,凝结着这么多的是非恩怨?

这是可以理解的。既然老百姓对物价的敏感会精确到“分”,那么在光速翻倍的房价上头,自然会耿耿于怀刻骨铭心(算算看一个平方能买多少斤猪肉?)。出现这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两代人勉力节衣缩食,只够给三代同堂的家庭付一个头期(何况按照一种流行但不被鼓励的说法,房子并非他们身上唯一的“大山”)。想想看,如果他们发现面积“缺斤少两”的时候(不妨想一下虚张声势的开盘广告),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不是情有可原的呢?

当然,“缺斤少两”是这个议题上最微不足道的问题。不过,很可能是这个议题上最方便讨论的问题。因为在现实时空里,有些问题根本不是“该不该”,而是有些问题根本不适宜公开讨论。或者说,由于不对称的信息格局,我们除了直觉之外根本无法掌握有价值的论据。举例类类比一下:如果统计局、社科院和银行的同一项数字彼此矛盾,你如何给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个有说服力的评语?

在《没事偷着乐》里,贫嘴张大民把树盖在了屋子中间。小人物琐碎的生存智慧,为什么会格外引起共鸣乃至叫人心酸?明白这个道理,才会明白房子何以最容易联系以下关键词:“血汗钱”、“命根子”、“祖祖辈辈”或者“立锥之地”。也就明白何以有人以誓死的姿态,在一堆瓦砾中间对阵推土机。

同时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高尚小区”里富人的车子会被划破,而建筑工地的广告围栏,会被拆迁户刷上侮辱性的标语。有一段时间, “宝马车”成了贫富矛盾的一个符号,如果它出了问题,一定会比桑塔纳更容易激起社会舆论。所以,房地产成为社会最敏感的神经理所当然,任何相关领域的风吹草动,都会被新闻嗅觉敏感的编辑拿来做成头条。

不少人勉强同意——社会焦虑源于转型期的说法,但肯定都承认当下的确弥散着社会焦虑。并且,假如社会焦虑是改革的必然代价,显然房地产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火药桶。从这个角度来看,“东方广场”的决策实属高明远见。说得宏大些,这才算是在“搞和谐社会”。

什么叫和谐社会?就是各个利益主体,在一个生态里谋求集体舒适。设定这个生态里的资源总量是一个常数,则无论企业还是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欲望有所克制。实际上冲突不是因为各主体追求利益,而是追求不顾全局的利益最大化——是这些无限扩张的欲望相互抵触。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求实力集团放弃利益,只希望他们在追求利益的时候稍微人性化一点。

在某些房地产厂商的宣传策划书里,拆迁户从合作对象变成了“忽悠对象”。被伪装成新闻的软文信誓旦旦地说,他们的老房子阴暗潮湿,而铁锤的粗暴只是为了重建一个天堂。而拆迁户所能选择的“自利”,就是为更多的赔付临时搭建违章建筑,“既然房地产商是一群冷漠的有钱人,多赚他们一些又有何妨”……可不可以说,这些房地产大鳄被称为“奸商”是名副其实的,而好好的百姓硬给挤兑成了“刁民”?难道不是“奸商”与“刁民”的敌意,一再增加社会的“焦虑指数”(不和谐)吗?

 “苏南置业”放弃对容积率的斤斤计较,设计了一个近5000平的屋顶花园——他们鉴扬州个园“春夏秋冬”的造园理念,在商业用房的屋顶来一个“小桥流水”(他们还很不经济地,在通扬运河上义务建起一座桥梁,降低了北岸几万居民进城的精力成本)。这固然也许有作为企业的公关考虑,但在寸土寸金的商贸区里,我们愿意把它看成是某种象征。

也许他们已经意识到,商业社会追求利润是企业的本分,但是利润追求不应该是企业的惟一追求?就不说道德文章,但愿他们已经明白,企业只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它无法在众人赤贫的条件下独自繁荣(如果不是“明白”就一定是“教训”,东方广场不是苏南置业在当地的第一个项目)。

说到底,我们也只能从自己入手,通过改良子系统来改良全部的系统。指望一场运动再造社会的办法,那个成本我们负担不起。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南置业的经营行为,倒像是具有了所谓的“时代肩负”。

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行为。

(媒体稿约,请勿外转)

2007年04月22日

有这么一类人:

30年前,当你决定用蜂窝煤煮粥的时候,他认为只有老地锅焖饭才够香甜。

20年前,当你打算升级煤气包的时候,他则说只有蜂窝煤炒菜才够出味。

5年前你换了电磁炉,他则一脸无辜地宣称:只有液化气烹炸才够爽口。

感谢上帝,他到底还是用了液化气,并没有像我们过去那样,用豆秆、麦秸、树叶乃至羊屎煮沸地锅。

三天前,当我说取消中医的时候,无非是用了胡适“月亮论”的修辞,表明中医有价值的部分,完全可以涵盖于西医之内。正好比以实验室的先进,完全可以取代巫师的丹房。并没有说,丹房里曾经的化学发现没有价值,我只是不确定丹房的功过之和。

然后,照例有人身攻击,有人质问我是不是中国人。但就是没有一个跟贴,表明他哪怕有耐心看完了别人的观点。之所以说“照例”,是因为我曾经在富士康事件、流氓外教事件、反日事件……以及WPS推广的时候发表过看法。

可以肯定的是:那些生气的卫道士,他们的观点,已经是被现代科学浸润改造过了的。他们假如能够跨越时空,碰到更早一些的卫道士,他们将一样会被遭遇他们生气。

而我基本不担心,地锅总体上会复辟打倒电磁炉。我只是承认,地锅的确比电磁炉更富有诗意;马车也比火车富有诗意,信笺也比E-mail富有诗意;当归和莲子,的确比福尔马林和核黄素更富有诗意。

相关链接:美国的月亮以及取消中医

2007年04月20日

我总体上是不信任中医的。不过,如果我敢说“取消中医”,很可能会遭来可怕的敌意,并且万一病了,难保不会有人称愿报应——这我不怕,只是担心,那会给治疗带来麻烦。

中医有关“经霜三年的芦根”、“蟋蟀要原配的”之类是不用说了,辩护者早就妥协说“那是中医的糟粕”。那么中医的精华是什么呢?

中医的精华,基本上都可被西医囊括。药草的那些有效成分,它们在化学上都有一个对应的分子式。对。我知道会有人提到穴位和经络,知道他们不但引以为豪,有的人,还据此反对西方的试验方法和实证传统。

穴位和经络,假如它们的确存在的话,只是尚未被现代科学证实。我可以预见,中医的发展过程,将主要是不断被现代科学证伪的过程。中医的卫道士,将不得不扩充他们的“糟粕”名单(这点似乎有点像宗教的历史)。

换一种说法。中医如果发展,一定要走试验室的路子。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医的捍卫者,肯采信西医赞同自己的部分,一旦西医提出质疑,就会拿出气脉阴阳的玄学之乎者也。

我的很多朋友,喜欢搜集某人为西医确诊无望、但终被中医治愈的案例,却无视更多被中医耽搁、最终为西医挽救的病人。其实治与不治,这两者都仍在科学解释之内,只不过我现在怀疑,迷信是一些人天然的心理需求。

年轻的时候喜欢争辩,总认为逻辑和理性无往不利。现在我放弃了这个认识。假如有人迷信叶天士和他的梧桐叶,甚至有人还要用打破的鼓皮治疗腹胀,我是可以做到心平气和的。而且,用我西医的眼光来看,那些东西可以给他们带来某种心理诱导,没准真的有利于治疗呢。

但我自己会看西医,就算西医没治好也不后悔。也绝不在西医束手无策的时候,去烧香磕头找长得像神仙的老中医。就算家人偷偷给我用了他们的仙丹,而且真的在此后神奇地痊愈,我也要考察两者之间的必然性,看看是否可以用试验的办法重复验证。

活到今天,我已经可以仅凭嗅觉,就知道远红、双歧、元气袋、频谱仪之类是什么东西。但我并不在真理面前固执。一旦它们能被不受商业利益干扰的手段证实,我就放弃以前的直觉或常识。但无论如何,单单“祖国医学”的旗帜并不能让我放弃思考。

毛主席说:可上九天揽月——虽然不大可能,但也没人抬杠。我们自己也表示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虽然根本是鬼话,但上头表扬:“反映了劳动人民壮志情怀”。

以前我觉得胡适不可思议。“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不是混蛋吗?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文学修辞,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对的。我现在其实就很想说:西医应该彻底取代中医。

2006年12月12日

(约稿寄存,请勿外转)

爱心是爱心,捐助是捐助

——我看孙俪孙俪“怒停爱心助学”事件

明星们是这样一种奇怪的生物:在人生大戏中,他们只选择扮演天使和魔鬼——至少娱乐新闻带来我们的印象如此。报纸刚批评了谁谁搂香港富豪,网络就表扬她搂爱滋儿童。“贵圈真乱”是媒体最喜欢的,而我们最喜欢的是挥舞道德标尺。

搁焦点新闻里,孙俪的这个事儿叫“中止爱心捐助”。就连严肃的人民网,也放了专题请大家写操行评语。自然,有人说被捐助者应该自尊自强,有人就反问:明星家的宠物狗一个月花费多少?

当我们要证明富人糜烂的时候,一般会首先证明它的狗荒淫(就好比说一个人有钱不说他的卧室,说他的茅房)。这在文学感染力上是有效的,但却并不符合情理。先不谈明星。我安徽老家虽然穷,但乡亲们也并没有打算——把他们给狗准备的山芋节约下来,捐献给非洲营养不良的孩子。他们如果肯这样做固然可贵,他们不这样做也无可非议。我不认为这是他们的伦理义务,甚至也不鼓励他们发国际包裹。

同理我不认为,孙俪她妈的狗,就得享受比贫困大学生更低标准的口粮。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必然的。我们不能要求,有钱人一直到大同世界后再养宠物。

在明星“糜烂”时道德拷问,跟他们义演时称颂鼓吹一样不靠谱。说到底,我反对把“捐助”或者“慈善”跟“爱心”建立必然关联。慈善捐助可能出于爱心本能,也可能(或更可能)出自现实考虑:比如对上帝的恐惧、迷信、公关需要或者哪怕只是边缘一点的趣味爱好。

动物园财政紧张,想了个办法爱心捐助。门口的投币箱摆了半年,还不够河马加一顿晚餐。聪明人灵机一动,爱心捐助改“爱心认领”,掏了钱河马就是“你的”了,不仅发个小红本儿以为证明,还有机会喂食让家人拍照……这捐助跟爱心沾边吗(我甚至认为,“动物园”本身就是人类缺乏爱心的表现)?

牛群裸捐曾被指责为商业炒作,范冰冰的“大使”被怀疑是公关策略,又有多少落马的牛人,事后被证明捐助只是为了掩人耳目?比尔·盖茨拒绝开放源代码,却以300亿美元创立世界最大的慈善事业……我倾向于认为,那是个性伟人用以自我证明的另类戏法。

我不知道,比尔·盖茨是否有办法,监督每一个受资助人的日常开销。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有也应由专业机构来完成。孙俪在博客中说:“爱心本快乐,何必太沉重”,我认为,原因乃在于混淆了“爱心”和“捐助”。如果是公关考虑,则责任在签约公司或公关顾问;如果只是爱心,则何苦一定要“认”捐自寻烦恼?只有现实考虑的动机才“沉重”呢,真正的爱心应“鱼相忘于江湖”。

2006年12月08日

“《颖州的孩子》入围奥斯卡 竞争最佳纪录短片奖”,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未免有点惶惑。《颍州的孩子》,是一部“讲述中国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真实生存状态的纪录片,该片2006年6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Silverdocs纪录电影节上获得全球公共卫生类最佳纪录片奖”,而且据称马上要在洛杉矶参加展播并角逐奥斯卡。

当我还是“颖州”的孩子时,还以为爱滋病是美国的专利。一直到上高中,我的同桌文韬武略兄仍告诉我:美国人作爱(他当时使用的,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同义方言语汇)就好比我们握手,艾滋病则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

实际上,那时候即便“握手”我们都会羞缩。我们还用“吃了吗”来表示“good morning”。

我必须指出,虽然鄙乡近来见报率(我避免使用“爆光率”这个有歧义的词汇)增高,媒体还是一再弄错我们的地名。阜阳的“阜”在普通话里读去声,而它的别称(它的一个区就使用了这个别称)是“颍州”而非“颖州”。

2006年12月04日

范冰冰拒绝参加爱心扶贫,是今天从《现代快报》看到的花边。但扶贫似乎并不是昨天拒绝的,而是老早就拒绝了,然后照例有人做道德拷问,有人用道德拷问拷问者……事情过去了月余,还不断有新闻和评论制造出来。但我很犹豫,是否应该在这个范畴里讨论问题。

范冰冰此番既为人诟病,还有蒋大为、冯小刚一拨先进人物以为反衬。可拿Google来检索,不久前范冰冰还“爱心满满”、“爱心与美貌并重”,救助贫困病残儿不用说了,甚至还是“内地捐款最多的女艺人”。在“拒绝爱心扶贫”的前一个月里,“小范与经纪公司为‘爱心2008’大型公益活动共同捐款十万,被世界医药卫生理事会聘为国际亲善使者”。

Google同时告诉我们,她把刘胡兰说成是抗日英雄,踢记者,并且办明星学校糊弄钱。不过也有数不清的网页,爆料蒋大为 “欠账不还”,冯小刚“发飙辱骂北京女记者”。在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有幸再也看不到“高大泉”了。很多时候,不是“有缺点的好人”或者“有好处的坏人”,而是将被报道的行为码到一起,根本无法想像它们竟出自同一个人。

这似乎得出一个结论:人们所争辩的高下,很可能不是道德水平,而是公关水平——或者竟可以说,还有他们在银幕之外的演技水平。

第一次听说“公关”这个词,也是第一次听说“公关小姐”。实际上,当时认为“公关”只能跟“小姐”组词,意思大概是做买卖的时候,雇个长得好的女的——让她豁出去腐蚀供销科长。后来报纸上有人批评“胡说”,公关是门科学,打外国传来的管理秘籍,可不光是小姐科长洗鸳鸯浴那档子丑事。我还跑去听过几回专题讲座,但怎么听就是如何骗人还不让人家发现,或者冰箱失火电炉爆炸后,如何忽悠媒体让它同意一起忽悠公众。

公关是西洋学问无疑,但在中文里我只当它是贬义。一来二去之后,无论是巨能的钙片还是金龙鱼的色拉油,再看厂家搞公益商场做宣传总不免心存狐疑。再后来娱乐也商业了,据说演员的褂子头巾……一笑一颦都由公司专业设计。

这就对了。看来首先,演员的慈善行为并不都基于个人伦理取向,而是看签约公司对公关策略的业务判断。就是说,并非演员需要以“爱”完成灵魂升华和道德救赎,而是公司需要用“爱”的公众形象保证演员的商业热度。一个证明是:捐款并不是偷偷地塞进捐款箱,然后捐款者只在冥冥中对上帝合掌;而是要敲锣打鼓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捐款者对着镜头顾盼感叹,然后才在镁光灯下把巨型的支票信封递送出去。有时候还需要他们抱抱失学儿童代表,或者在后者挂着眼泪的脸蛋上拣地方亲一小口。

其次,虽然演员被公司的公关教育说服,也懂得了慈善在商业价值中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他永远在表演时抱有耐心。这可以解释,何以有人先在一个爱心歌会上抹流泪,然后到另一个公益演出的后台蹦着高儿地喷唾沫。也可以解释他们,何以有时候对记者龇牙做和蔼壮,有时候一脚把他们踢到一边去:去他妈的公关吧,老子(或老娘)不烦了!

我打赌,第二天他就会转变个口气接见媒体。原因只有一个:昨晚公司的公关顾问找他谈话了。

2006年11月12日

若一个人打算当好人,除了道德修养外还有个任务:就是设法让自己长得好看些——这当然是说过去、并且是在银幕上。郭建光李向阳能给陈述刘江演吗?加入铁道游击队,陈强葛存壮恐怕想也没敢想过(除了碰巧,有打入我军内部的剧情需要)。

陈强葛存壮一定没有想过,令公子们能成为男一号、还不再只“装”坏人。事实上,文革后的银幕主角天然是葛优,但葛优天然并不是银幕主角。他之所以能红乃因为命好:高大全的文艺思想开始被清算,人们似乎突然醒悟,好人全好看那不是事实。因此用葛优来恶搞一下,符合新时期观众的心理需要。也就是说很可能,人们并非真的看上了歪瓜劣枣,而是歪瓜劣枣,对浓眉大眼的模式化有解构意义。

这点葛优似乎比冯小刚通透。因为他面对镜头的时候,总是副漫不经心的脸孔——我相信那是游戏精神。冯老师如果明白自己也是“符号意义”,他就不会老这么“疾言厉色”。他大概已经忘了,已经多少年被别人喊作冯老师——必恭必敬地?以前他可是作为“坏孩子”反叛“老师”的呀!

如果不是时代巨变,冯小刚可能永远是一个贫嘴的美工师(在“幽默”被认可之前,同样的包袱可能就是贫嘴)。跟葛优一样,他的价值在于对先前宏大叙事的否定。因此具有文革阅读经历的人,会尤其感受到那种忍俊不禁的反差。可以说其最大的可取之处,来源于对主流话语的辛辣颠覆。但是当那个年代逐渐久远,而文革叙述与民间表达不再具有紧张关系的时候,他的重要性其实早已经大大削弱了。

这时候他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跟王朔一样,挑选新的矛盾主题,继续跟主流保持距离(王朔在《美人赠我蒙汗药》中,重申了他在“混出来”之后的边缘立场);要么被主流同化、甘愿成为主流的一部分(其实在多数情况下,冯老师已经学会跟媒体合作了。最新的报道显示“他一改疾言厉色、包揽所有责任”)。崔健也是那种固守边缘的人,你什么时候看他对着镜头“乖乖”过?据说在某场演唱会上,崔健问观众“想不想听《一无所有》”?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吼道:“我他妈就是不唱”!

我欣赏崔健这种“狂转(zhuai)”。那种自觉的距离感,很少有谁能够坚持到底。这么多看似张牙舞爪的“愤青”,可能喝得下千斤黄连,但却架不住一粒糖豆。

王朔曾经说过,放着现成的痒痒肉不挠,那就是不媚俗。挠了,没挠对,恼了——不知道应该算是什么?其实,早在“我把青春献给你”的时候,我就对书名的隐喻表示感慨了。无论如何,既然您自己蹲到了供桌之上,该轮到我们解构你了。

2006年10月13日

从本周三开始,我为师妹的《南都周刊》,撰写一个跟博客同名的专栏。如果有人问到题材,我就说是“文化评论”,虽然它很应该被叫做“娱乐评论”——直接说了吧其实是“八卦评论”。也就冯小刚生气章子仪裸替,并不都微言大义


前几天,一哥们儿信誓旦旦地要做“李普曼”,我搁着MSN一口饭差点喷到丫脸上。这哥们儿江湖多年,也该长大成熟一点了。很久不跟纸媒合作,到底先把旧调重弹一遍,我要把“荔枝蜜叙述”一直反对下去呢。


昨天在北大门口买到了。尽管有思想准备,里头的美女星闻还是多得令人瞠目——网上不是说,它是所谓“《南方都市报》的全国精华版”么?也罢,我以后索性彻底“娱乐”到底吧,说不准她们中有谁看了我的文字,并且因此跟我约会谈谈艺术呢)。


课间听几个小丫头评论邵小珊,“裸替”从她们嘴里说出来,又清脆又斩截毫不含糊。这很使我有时光匆迫日新月异之感。上初中的时候,物理老师在课堂上提到“裸线”,我们几个毛小子,就在下面挤眉弄眼装咳嗽。因为“裸”字希罕。一点也不夸张地说,在“故事会”上读到多半会有生理反映。彼时的出版物非常纯洁,《敌后武工队》里,哈巴狗跟二姑娘调情的一段,总是被手汗浸蚀得发黄变软。


 


记得正赶上我哥要学好上进,买了本大书“跟青年朋友谈修养”。内云某片有女子脱衣镜头,一时观众趋之若鹜为此两秒居然连看三场——该书批评我等全不顾批判主题和深刻思想,只顾生理冲动,根本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四化”建设上。


 


所以如果设立“最亏艺人奖”,我觉得应该颁给迟志强张行。理由是二位生不逢时运交华盖。迟在朋友家,跳个莫须有的“裸体舞”就给定了流氓罪,甚至多有义愤群众,投书《大众电影》呼吁杀之以谢天下的。不知道张行复出江湖,置身于当世之光怪陆离,会如何看待昔年翻车的“生活作风”?


 


这对难兄难弟,大概未曾料“裸”字在今天,正被作为万能诉求吸引天下。在“新浪读书”的专页上,一丝不挂的邵小珊捂着胸部,声称向我们揭秘演艺圈里的黑幕。另外一幅照片被叫做“邵小珊人体书法”,实际上只是作者以裸背作纸,让另外一个不知其名的人挥毫泼墨。


 


邵小珊跟《夜宴》的矛盾,多半是真实深切的。但本质上两者很可能仍属合谋。板砖唾沫,一起赚取公众的注意力而已。出版社、网站的极速跟进也是佐证,大家都要借眼球经济分一块蛋糕。书名“章子怡裸替自白:我把青春献给谁”,封面便是焦点话题里那具著名的裸体。这里头“章子怡”对“名人”,“自白”对“揭秘”,“青春裸替”则统统都是性暗示,我们的文化生产者很懂得受众。


 


仔细想想,“裸”字的构词能力实在很强。体育场是“裸奔”,QQ上有“裸聊”,先锋艺术搞“裸晒”、“裸泳”,媒体则弄“裸播”、“裸体广告”。不过这也都还切题对景,拿来做新闻标题不好说刻意煽情。但等到牛群“裸捐”学生“裸考”,编辑或当事人的心思就昭然若揭了。其实“裸替”也是明摆着的小算盘,不仅人人都看得出,邵小珊自己也似并不讳言。


 


但我并不想因此感慨世风日下。就好比,我一点也不羡慕1960年代的夜不闭户。《红灯记》里的“纯洁”是不正常的:李奶奶没有老伴、李玉和失去妻子,并且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某个铁路工人的儿子打算向李铁梅求婚——除了阶级好恶,老李家的成员难道都没有爱情需要(是否有性的需要更不用寻找答案,提出这个命题本身在当初就够判刑)?


 


事实上,任何有可能唤起性联想的符号,都被导演从李铁梅的身上拿走了。每次想到她,就是高擎着信号灯横眉冷对。在那一时期的宣传画中,无论女民兵抑或女社员都结实黝黑;她们的胸部被不顾事实地处理了,甚至还比不上大跃进中的炼钢工人丰满发达。不管是“打倒美帝”还是“到农村去”,她们的裸露仅止于手腕。


 


照直说,我不羡慕文化沙漠里的“纯洁”。今天城市雕塑里被过分夸张的女性身体,我相信有一天会再度矫正。都市报娱乐新闻栏里裸露的描写,也有一天会考虑克制含蓄——这是媒体和受众都要经历的长大,从长远看,我一点也不担心公众的整体道德水平。我一点也不为“裸替”事件担心,但却永远记得那一次的错愕与震惊:郑钧懒洋洋地唱着他的爱赤裸裸,当我们的爱都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时候。

本篇文章使用aigaogao Blog软件发布, “我的Blog要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