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准备抹杀行为艺术的意义。在特定的时空下，“不妥协”、“不合作”乃至“颓废”和“不跟你们玩了”，都可能具有光明意义。但我怀疑行为艺术家，连带寄生在他们身上的好几个批评家。因为偶然的一点接触，我就发现了他们的秘密。
上面这个图片，是我的朋友墨舞拍摄的。他业余给新华社提供图片，我一直钦佩其敏锐和勤劳。我还是摘引一段他的报道：
12月16日，《我们的障碍》当代艺术展在南京举行，全国十多位艺术家参加了展览。其中南京艺术家成勇的一件名为《会诊》的人体行为作品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眼球。作品在一位裸女郎身上写满了盲文，几位盲人围坐其边为其会诊，诠释人类心理、人格等“我们的障碍”艺术主题……
下面是过去写过的几篇旧文，都跟这个所谓的当代艺术有关，答应转过来给墨舞兄看看。
电影《今年夏天》——向女同志学习
（1）先锋艺术家的申小姐
我认识申小姐时她已经是一个先锋艺术家。由于那次"晒太阳"中并非主角，我们只在此后"研讨会"的饭桌上才彼此招呼。据说刚刚辞去了在"南航"的工作，正潜心做一个"中国女性艺术研究中心"–她费了半天劲没有让我明白那是怎样一个机构。她出示了自己作品的一幅照片，不是摄影艺术，也不是绘画艺术，如果非得算是艺术的话，大概就是某种未被主流社会认识的……"艺术"吧。由于实在看不出所以然，我搜肠刮肚也没有找到一句得体的评论，以便表达一点哪怕是礼貌性的称赞。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在研讨会上宣布了"不为人民服务"，饭桌上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似乎不很愿意敷衍作为受众的我们。因此申小姐的热情倒避免了我们在举杯投箸时的过分尴尬。我甚至被要求，在她的一个画册上写下了电话号码和邮件地址。不过申本人好象也并不被其同行们认可，这使她在那些另类的人群中也仿佛是一个另类。申席间有一次短暂的离开，我依稀听到了她的几位朋友意味深长的评价。
我后来收到过她一个email。具体内容已经忘记，大致是为一个在我们看来不明所以的活动争取观众。那时候刚刚发过一个批评"晒太阳"的东西。因为还震慑于行为艺术家的大胡子和粗嗓门儿，我没有回复也没有去参加她的活动。
（2）我们找到那间地下酒吧
接到申小姐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忘记了申小姐是谁。很奇怪，她在自我介绍时仍然注明是前"南航老师"。我推测她先锋得不够彻底–似乎还需要用主流价值体系认同的东西，来为自己的边缘生存方式旁证和补注。她告知两天后一个酒吧聚会，我后来知道那其实是一个独立电影的宣传推介。她当时只说聚会是她的"女性艺术研究中心"筹办，并且屡次提到"中国第一部女同志电影"、"很多国际大奖"、"国内禁止公映"以及"自拍自演"等等，我怀疑她肯定比我这个专业的新闻工作者还懂得诉求心理。
酒吧在城贤街一个由仓库改造的地下室里。晚上7点半，我跟朋友紫竹辗转找到申小姐时，她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全力对付一份盒饭。由于申叫着一个我从没听过的名字跟我寒暄，我不确定她是否记得我究竟是谁。吧台前挤满了五颜六色和奇形怪状的头发，头发下面是一张张鲜艳漂亮的年轻的面孔。做成卧具的小舞台上放着爵士乐队的锣鼓家伙，而投影幕布上，一个西洋摇滚歌手正对着镜头展示她变形和夸张的表情。紫竹相信这是一个同志沙龙，于是我们就带着研究的目光四处探索–直到碰上另一个人，正用研究的眼光探索我们。
她告诉我们，电影是一个叫"石头"的女人拍摄的。在放映之前我们也许可以看看石头在二楼的小型画展。
（3）二楼画展和名人
浴室、裸体、光头，乳房上长朵向日葵，或者脖子上擎一个左轮手枪。靠这些符号性的语言作品展示着自己的前卫风格。暴露、扭曲、痛苦、压抑……说真的，无论是创作主题还是表现手法我都看不出有多少原创性的东西。事实上除了颓废灰色的基调之外，我很怀疑在今天它们还能不能被称做先锋和前卫。说白了就是大体上都是人家玩过的把戏。而在我看来，先锋艺术假如失去了陌生感和颠覆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我在暗红灯光下渐渐分辨出一些著名的面孔。南京市的前卫艺术家、先锋诗人，甚至关注文化艺术的教授学者。紫竹一度是资深的电视工作者，他也认出了一些来自媒体的前同行和老朋友。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私语，并不断地向某处点头致意。
由于是一个排他性很强的小圈子，申小姐要获得准入的确需要做很多工作。一方面他们需要特立独行于主流之外，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凝聚在一起相互声援。实际上，他们也只有进入了边缘的圈子才能被主流的圈子认可。而一个单打独斗的艺术家很难获得成功。例如一个人在"晒太阳"中"火烤雷锋"就是艺术，而另一个家伙要是在家里也"油炸董存瑞"，多半要被认为是疯子。或许他们还要辩解说，真正的先锋艺术家不关心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不过也许我没有见过真正的先锋艺术家。更多的情况是，通向京城的路有很多，终南山是其中的一个。因此我相信，与其说他们在艺术审美上有相同的取向，毋宁说他们在跟主流貌离神合的游戏中需要一个团队。而这个团队具备了由"表演者"（行为艺术家）、"传播者"（新闻人）、"研究者"（教授学者批评家）到"受众"（吧台前的"红头发"和"黑嘴唇"）的全班人马。尽管他们一再相互表现出理解和支持，对于那种避孕套装胡萝卜或者邀请姑娘裸泳的先锋艺术，他们未必比我理解得更为深刻。也就是说总体而言，除了作者本人（甚至包括作者本人），我很怀疑是否有人真正懂得它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然而他们不断需要有这样一些场合和活动，来表明这个团体和他们本人的存在。也许，同性恋或者抽象画（当然不能是京戏和相声），对于申小姐来说也许只是一个由头和道具。
我把一个身穿小背心，手持摄象机的小姑娘当成了石头。因此当石头本人站在前面致辞时，我得承认我有一点轻微的失望。
（4）电影的确很糟糕
石头看起来不很年轻。紫竹坚持说她有30多岁。短袖衫，一条崭新而破烂的牛仔裤。申小姐特别介绍是"女同志"的时候，她耸耸肩做了一个解嘲性质的鬼脸。但是我们渐渐明白石头作为这部电影两个主演中的一个，最多只能算是主创人员之一。编剧和导演是没有到场的叫做"李玉"另一个人。申小姐在前期的宣传中显然有夸大成分。
片名叫《今年夏天》，与独立制片最近流行的各种"日子"非常呼应。大概是受制于酒吧的放映条件，我们看到的是电影转做的DVD。石头多次提到"记录片"一词，但是又反复强调剧情跟自己的阅历无关，因此我没太明白它的纪实性何在。
影片的叙述方式和表现技巧都非常笨拙。单机拍摄几乎是肯定的，而镜头语言朴素到了寒碜。尽管记录片讲究"原生态"和"毛糙感"，但是这个东西未免太毛糙了，甚至看不出导演有任何创作的迹象。演员，虽然按石头后来的说法是领会并成功地实现了导演的意图，但是即便在我这个外行看来也不免幼稚拙劣。我注意到，长达90分钟的影片如此枯燥，以至于一向宽容稳重的紫竹也忍不住扭动了一百多下臀部。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导演显然知道电影的卖点所在。拥抱、接吻、床上戏样样不少。虽然很多时候我并不认为有此必要。影片末了甚至还弄了一个微缩版的警匪枪战，这使得《今年夏天》有一种可卑的滑稽色彩。
事实上，影片的放映过程中酒吧里一直没有停止喧哗说笑。对于很多观众而言–比如那些用涂绿指甲的手指夹起香烟的少女而言，到酒吧里看同志电影已经实现了另类需求，而电影本身倒并不重要。
申小姐在这个圈子里繁忙穿梭，一刻不停。
（5）淑女们的烟雾
淑女们喷出的烟雾已经把酒吧变成一个失火的天堂。按照活动的议程，影片之后是所谓研讨。虽然申小姐一再鼓励说，可以向石头提出包括私人生活方面的问题，但是此前学术界来捧场的名流们已经走其大半。剩下的大都是我曾经在晒太阳中见过的熟悉面孔，他们远远地躲在一边高谈阔论。
气氛处在尴尬的边缘。站在台前的石头有一点轻微的窘迫。申小姐手持无线麦克风左顾右盼。她不停地邀请"南京著名"的什么说两句，但除了几句不关痛痒的敬辞更多的是恩恩啊啊的谢绝。倒是有一位自称"先锋画家"的中年汉子几次抢过了话筒，他声色具厉平均两句半说一个"生殖器"。大致意思是，身体艺术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太落伍老帽了。现在是生殖器时代（！），应该从生殖器本身的快乐中挖掘开拓。所幸有几位刚刚出道的记者和正欲出头的学生救场。后现代、文本、人性、多元、凡高、福柯……提问如此之长以至于那更象一个准备好了的演讲。比起那些愚蠢的提问，我得承认石头的回答是机智和精彩的。简短，得体，切中肯綮，而且富有逻辑。这使我在某种程度上原谅了一些她在电影中单薄的演技。
有一个做同志网站的小姑娘也台上达疑。我热爱网络的朋友紫竹提了两个问题，嘈杂的人声把她的回答淹没在烟雾之中了。
石头匆忙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手机和电话。申小姐也重新记了我的邮件地址。已经是深夜，我坐在出租车上深深呼吸。
晒过太阳的先锋艺术家
这本来跟我们关系不大。至多我们是作为耳朵被竖在多媒体教室里的。幻灯打出的会议主题是“艺术家与媒体的对话”，实际上是艺术家和支持他们的批评家义愤填膺的独白。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因为前一天在某个小岛上“晒太阳”被冠以“先锋”，而同样的行为若是由我在南师的草坪做出，则可以肯定我将被并不落伍的同学们称作“疯子”，而我在食堂打饭时将赢得超过校园歌手的回头率。
我们布置会场时陆续进来一批人。计有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泼皮牛二、麦当娜和前英国大护国主克伦威尔。这么说绝对没有任何贬义，因为如你所知，发型和胡子基本上已经成为前卫艺术的象征，而我坚持认为，鉴于明显的识别性他们参加任何活动都无须门票。我的一位胆小的伙伴忍不住低声咕哝了一句：妈呀黑帮开会啊——我觉得这是绝对的曲解，因为我后来跟其中的一位美髯公共进晚餐时发现他异常温柔。
主持人开明宗义说本次会议是“学术研讨”，作为研究生和搬桌子兼倒开水的人，我们居然也在被感谢光临之列，并且被允许在某个恰当的时机向专家“提问”。但是后来学术研讨几乎变成了一场争吵，我承认我们对此负有主要责任。
因为主持人在说过“学术研讨”之后就开始声讨，说媒体歪曲和误读了先锋艺术。对话是绝对没有的，之所以是“声讨”而不是“辩论”，是由于一方面艺术家和批评家的用词近于尖刻而表达方式近于呼喊，另一方面媒体方面却是近乎奇怪的沉默。尽管“扬子”和“金陵”晚报都有记者到场，但是除了笔者如厕两回漏掉几分钟之外，自始至终我没有听到来自他们的声音。来自包括京沪在内的批评家和艺术家竞相发言，抨击本地报纸对“晒太阳”的报道，并渐次转为抨击记者。对艺术本身的关注倒退居到其次。
这本来也跟我们无关。事实上我们对媒体也一直不满和早有腹诽。何况前卫艺术在理论上也最有可能在高校找到共鸣。假如不是专家们多次提到了“你们这些媒体的后备军”（因为我们都来自新传院），如果不是批评家们其后一再先验式推断我们被教科书所愚弄——并且即便接受他们高明的启蒙也很难觉醒，我们大抵是要热烈鼓掌的，尽管他们的表述有明显的逻辑漏洞。也尽管他们始终没有把我们当作平等的对话主体。
话筒终于传到我们手上。按照我进场之前预想的结局是：专家们接受文学女青年的恭维和仰慕并发表高论，然后用签字笔在带着暗花的本子上龙飞凤舞地写上“与某某小姐共勉”。但是，正像过去《人民日报》上所说的那样——“形势发生了逆转”。
既然你们声称艺术不为谁服务，我们问道，既然你们不在意群众的态度，那么包括媒体在内的误读有什么要紧呢？假如是顾忌负面效应而担心事业的命运，为什么不到深山里去享受日光而此刻给人的感觉是如此渴望认同？更重要的是，既然你们说是“学术研讨”，为什么现场弥漫着如此强烈的情绪化空气？艺术家不断像听京戏一样地叫好不说，当我们喊着“老师”发表看法时，你们能保证那个拍案而起、咆哮如雷的艺术家没有暴力倾向吗？还有，你们不是也在相互误读吗？批评家的赞扬和附会10分钟后就被艺术家的注解所摧毁，事实是你们自己对先锋艺术的看法也是如此不同——那么凭什么别人不能发表不同的看法？最后，你们一味把责任推给媒体，那么我们禁不住要问：今天我们面对面而没有经过任何媒介，那么你们认为传播是成功的吗？换句话说，在所谓的误读问题上，艺术家——也许主要是批评家本身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呢？为什么经过这样一次研讨，我们这群原本同情和关注先锋艺术的年轻人，反而有了某种显而易见的抵触情绪？
大概是他们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妥。于是又有几个人做了点带有补救性的收场。大致是：其实要怪还是怪体制，但是作为无论新闻工作者还是他们的后备军（也就是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所谓“艺术”立场。有一位还强调说，要讲求策略。实际上他本人就曾经长期在媒体工作，他在独立制片时更多地表现艺术良知，而其他时候则可以灵活地妥协。他怒斥王硕，认为如此粗鄙之人不配谈先锋艺术。这使我们多少感觉到一点自卑。因为说真的，尽管我们是职业文字匠，但是总体而言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文字功底都未必赶得上王某。这提醒我们注意自己其实只不过是耳朵，而耳朵并不是嘴巴，一般情况下是没有话语权的。
最后我们中的几个人也跟专家们做到了同一个餐桌上。我得承认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充满理想、纯净可爱的人。至少挨着我的大胡子老兄就非常友好，他的目光甚至有一种慈悲和温驯——总之从生活的角度我感受不到跟他的巨大差别。前一天，他在沙滩上挖了一个巨大的人形深坑，他在里面泡了几十斤据说后来被老百姓捞走了的优质海带。我问他太太是否理解和支持工作，微笑答道：在家里他是一个绝对的大男子主义者。看来她也不是先锋艺术的拥护者，我不知道这是否也是基于媒体的误导。
一件我自己认为是有价值的发现是，先锋艺术家并不是铁板一块。我这里决不是指艺术风格和流派。实际上跟其他社会群体一样，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同的存在境况，这使得他们在本质上差异巨大。
一名迟到的先锋艺术家现场致辞，当然是以前卫艺术的方式。他说自己只打算说三个字，分别对发起者、媒体好象还有别的什么三四个主体，统统是这三个字：客气了。当然要是有人硬要说他懂了我也没有办法。
后来我的一个最没有艺术细胞的同学说，这辈子，看来他唯一能够在一天之内学会的艺术就是先锋艺术了。我嘱咐他压低声音。
郭海平在他的河西工作室
1、我与此人的积怨
为了防止被郭海平认出，途中我一度考虑买顶假发。早些时候，在南师大举办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上，我曾经恶毒攻击过他策划的“晒太阳”活动——更糟糕的是，还有他本人。这种争狠斗勇事实上并无必要，因为我的原始出发点，不过是为了在我的女同学面前炫耀辩才。其后的饭桌上我一直试图缓和气氛而未果，他面色阴沉地坐在角落里俯食不啜。当然这也未必是由于我的缘故，事实上我发现郭海平有一点内向。
1986年郭海平“晒太阳”时才24岁。我看过那时候的一些记录片，街上的行人拿现在的眼光看都土得掉渣。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前卫活动在当时引起的波澜。“晒太阳”推出的东西，起初也许只是一些风格先锋的美术作品，铁钎穿脑袋乳房长向日葵什么的；后来加上了行为艺术，火烤雷锋避孕套装胡萝卜外加劝姑娘裸泳。虽然我个人一直很难认同那就是艺术，但是毫无疑问“晒太阳”会进入当代中国艺术史。而郭本人也会因为他开创性的工作而被人们谈起。
无论如何，“晒太阳”是一种无法忽视的力量和思潮。而郭海平也的确具有超过我们的眼光和勇气。
郭海平在河西有一个工作室。我们刚刚走进小区大门，就看见了他一如既往的黑框眼镜和板儿寸头。他的笑容是友好而和善的，我打赌，他一定以为这是第一次握着本人的右手。
2、河西工作室的红“A”调
之所以说是郭海平“工作室”而不是“画室”，是因为他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画家。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争议。我见过他在“九九画廊“的一幅作品。准确地说，那是一个类似调色版的红色正方形。当然作品有一个毫不相干的时髦名字：“红A调”。令人忍俊不禁的是，旁边还老实地注明：布上油画颜料。虽然年已不惑，郭海平的天性里仍然有一点可爱。
在河西这间普通的套房里再度看到了类似的作品。完全一样的“图案”，只是黄、绿、青、蓝诸色都有，仿佛“红A调”的姊妹版。好象还有一个花纹相同的三角裤（也许并不是三角裤，但我起誓那看起来实在太像三角裤——而且我也没有在下面发现“绿B调”之类的名字）。此外是一些“晒太阳”的遗迹，宣传招贴或者是现场照片什么的，也随意地钉在墙上。客厅里有一个泼满颜料的壁挂式马桶，我起初不确定那是调色器皿还是作品本身。郭海平告诉我正确答案是后者。这使我一下子想到，高校美术教材里先锋艺术的里程碑之作“泉”——那也是一个壁挂式的马桶只是上面没有颜料。
“对呀”，他的笑声夹杂着咳嗽：“因此我这个东西就叫做‘二泉’”。
假如没有转向，我们谈话的地方是靠近东面的一个狭小卧室。蒙着灰尘的椅子上堆着各种美术期刊。靠近门的地方一组架子鼓。郭海平告诉我那并不仅仅是摆设，兴致来的时候他会酣畅淋漓地舞上一通。房间的凌乱倒是跟工作室非常匹配——我以为前卫艺术需要一点颓废和慵懒的味道。而且，我也觉得这个工作室的确应该在河西。河西，这个正在开发中的城市边缘，总是让我想起北京的圆明园。
3、占领居室，起步价RMB5000
事实上郭海平对河西多有不满。河西的居住环境与他的审美情趣难以调和。“墓碑一样建筑群”、“千篇一律的小洋楼”什么的，他在形容自己的视觉感受时不惜使用极端比喻。有一会儿，他在五分钟内连说了8句“他妈的”。他解释说，他之所以把画室选择在河西，是因为这边的房子便宜。
“必须有人为此做些什么”，他说：“把人们的品位提上来”。他认为，他和他的作品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目的。
虽然都是老朋友，在我听来，我们的摄影记者老高跟郭海平的谈话仿佛是吵架。当问起这些作品的价格时，郭海平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起步价5000。我承认，我不合时宜地微笑让艺术家有一点愤怒。
“那么，有谁会买这些不明所以的色块呢？”老高问：“也许我宁愿在房间里挂上油画或者国画呢”。
“那个早已经过时”，我看到烟灰溅在了他的牛仔裤上：“时代呼唤当代艺术”。
接下去是一段近于激动的内心独白。大致的意思是：在今天，人们已经拥有了豪华住宅、高档家具和先进电器，但是情趣和品位还异常落后。让墙上的油画复制品跟法国餐桌共处一室实在可笑。很多人，他们的审美眼光就像是“粗鄙的爆发户”。作为艺术家，他努力要“使当代艺术走进生活空间”。为此他已经设法和一些房产开发商联系：也许可以在业主拿到钥匙之前，就让“红A调”挂在客厅的欧式酒吧上方。而开发中的河西会有很多机会。
当我们提醒5000元的价格较贵时，他坚定地答道：艺术是奢侈品，艺术就是为了品位而且必须付出代价。我暗示他的作品看不很懂并且有一些刺眼，他抗议说，只有画家才是提供“美”和“舒适”——而“美”和“舒适”是愚蠢和肤浅的，作为艺术家他只关心人性和灵魂。事实上他曾经是一个画家，他已经超越了一个画家。
他的眼睛里甚至有一丝纯洁的光芒。那一瞬，几乎让我忘了他还有另一个重要身份：他在生活中还曾是一个成功的咖啡馆老板。
4、欲望手指
郭海平的咖啡馆叫“半坡村”，在南京，它和“先锋书店”一样，几乎是“文化”和“品位”的代名词。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画家汤国、徐累、管策和孙新宇，而且有机会碰到作家韩东、顾前、朱朱或者刘立杆。
郭海平弄艺术不是科班出身。即便他当初的“画画”也是自学的。我推想平时，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咖啡馆里敲打计算器。我很想知道是什么一种力量，让他不时远离青岛路的收银处——在河西的这间简陋的二居室里，用手指与画布亲密接触。
郭海平用手指“作画”。我有幸看到了艺术家的工作。为了配合摄影记者，他被要求在一张画布上“挥毫”——不，是挥动手指。这让我想起了最近看过的一篇文章，发表在《艺术界》上，标题叫“郭海平的另类艺术——欲望手指”。
告别时我握住那个食指鲜红的手。我发现艺术家的眼睛里掠过一丝笑意。
“我对于我们那次”，他悠悠地说道：“晒太阳后的会餐记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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