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14日

记者: 11月下旬,上海召开的《文化中国》研讨会上,众多学者认为,《百家讲坛》的收视率走高,荧屏上的各类文化节目层出不穷,但却集体演化成了“文化评书”、文化快餐。对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

王少磊:首先,文化快餐,跟整个快餐文化的语境是匹配的。快餐文化是消费时代的特征,《读书时间》撑了8年,但还是在央视下课。也许我们该有一个真正的公共频道,可以坚守一些不那么娱乐的节目。

另一方面,我又不那么确定。你知道,以前我们的节目太古板了,在这个角度上,我又希望媒体多进行“可读性”努力。所以“文化评书”也有进步意义,对电视台改进业务手段有好处。

我的意思是,最好别“集体演化”,部分演化而成多元,我觉得那样是比较理想的。大众文化无妨彻底放下包袱,而应该有频道谈海德格尔——哪怕没有收视率。

记者:如果《百家讲坛》算作历史的通俗化评说,那么这种通俗化评说的边界在哪里?

王少磊:我不认为有一个精确的边界。实际上,《百家讲坛》的风格也不尽一致。我比较倾向于认同阎崇年,刘心武有时候也还不错。不过我还是嫌阎太老实了,还不是最好的学术姿态。

记者:一些学者批判易中天和于丹背叛了学术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王少磊:我不喜欢于丹和易中天,但绝非他们背离了学术圈。西方的大家都做科普,没人规定学者只能用学术语言说话。当然我也不相信,他们可以靠这个做成大师。另外,学者们现在还很为学术圈骄傲吗?

记者:对于易中天和于丹,您怎么评价?

王少磊:首先,我尊重他们的市场成功,承认二位都是聪明的文人。我不喜欢于丹,因为一个女的,用宏大饱满的漂亮话谈人生哲理。人生荒诞无常,我不喜欢如此肯定的语气,误人。但这些都还可恕,我其实更排斥他们的历史解读。对历史的诗意解读都是有害误读,还是鲁迅说的好,几千年的陈年流水簿子,翻开就俩字“吃人”。

记者:在您眼中,《百家讲坛》属于科普节目但偏偏“冒充学术”,“学术”就该高高在上吗?《百家讲坛》主讲蒙曼认为“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习,可能这也正是《百家讲坛》的思路”,而马瑞芳也说“一定要让学者把历史讲得深入浅出,有故事性”,在您书中(《沉默的螺旋》)谈到了写作风格的重要性,诙谐幽默的文风给人印象很深,我想问,严肃的“学术”又该以何种方式走向大众,而不至于虽有内涵,但在形式和内容上却要向“通俗”妥协?

王少磊:这是我的原话吗?当别人拿学术质疑《百家讲坛》的时候,我拿这个为它辩解。意思是,不要给一个电视节目太多的使命,假如它能做好普及不是也挺好吗?

一个学者可以并且应该做学术普及,但他的学术声誉不能靠普及工作完成。蒙曼是对的,但教学跟科研还是不太一样,虽然两者都不鼓励玄化,后者还是应该更“严肃”些。学术有自己的理想文风,既不是完全口语化的,也不是特别拗口生硬的。在这个方面,我觉得马克思的度把握最好。

严肃的学术,也应该采取晓畅并且富有文采的叙述。但严格说起来,学术并不真对大众,学术允许是小众的。所以,《百家讲坛》是一个理应得到鼓励的电视节目,它不是,也没有义务去做学术(也许它比其他节目更有“学术性”)。学术要在学术平台去做。

不过,我也不认为他们是最好的普及。最好的普及者是什么样子的?我以为房龙是最好的:虽然自己没有哲学体系,但还是用可爱的方式,把人类文明史叙说了一遍——很多人从中得到启发。再晚就是乔斯坦·贾德,《苏菲的世界》是我的枕边读物。

记者:专家对《百家讲坛》褒贬不一,但并不影响其广受百姓欢迎,这说明什么?

王少磊:假如易中天拿《百家讲坛》的讲稿去评职称,那专家再来批评他好了。我不喜欢他的风格,也不赞成他的观点,但是没有关系。别拿他的收视成绩给其学术加分,但也没有理由因此给他的科研减分啊。你可以说他不靠谱,那就当他是自己瞎演义罢了,我们为什么不质疑单田芳?百姓欢迎就百姓欢迎,把他当成畅销书作者不好吗?我看他说三国就好像我看《水煮三国》——当然我不看那类励志经管,我是说我把他们看成是一种现象。

记者:草根阶层对《百家讲坛》的认可,是否与现今电视媒体娱乐化不能满足观众需求有关?是否与现今公共文化产品对大部分人来说不能构成“公共性”有关?“学术”的大众化传播是否对“学术”形成了伤害?

王少磊:《百家讲坛》构成了电视娱乐化的一环。比起文革,我不想太贬低这种现象。关于公共性的任何话题,我希望在私下的场合里讨论。学术的大众化传播,不会对学术形成伤害——如前所述,我不认为《百家讲坛》是学术传播。

记者:对于《百家讲坛》,您认为“他们在电视上说历史,统统是后见之明,还言之凿凿大义凛然的,嘴脸实在难看”,这是为什么?

王少磊:我很为自己的嘴脸感到惭愧。我坚持这个看法,但也许措辞应该更温和一些。你知道,上面那些话是在网络语境下说的,而且搜狐那个访谈做得太长,我们这代人都有点“暴力审美”,说着说着就露馅了。

记者:您曾经说过“三国”“水浒”宣扬暴力,这方面可以展开谈谈吗?

王少磊:作为推动社会的力量,我怀疑暴力是最好的手段。“三国水浒”有暴力审美的因子,但我并不那么肯定。或许它还给我们带来了活力?也就是个小说吧,冷兵器时代,没有点刀枪剑戟成什么样子?潘知常借此入手说他的美学,那也不失为一种结构办法,但我还是觉得 “小说教”有点夸张了。不过现在是注意力经济的时代,也许他的出版商考虑:概念包装可能更容易进入视野?

记者:有观点认为,《百家讲坛》把历史和市场结合起来讲,造成另一种形式的扭曲。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王少磊:《百家讲坛》如果有收视任务,它走市场理所当然。知识分子如果有社会良知,他会对自己的表现(包括被编辑过的表现)负责。现在播出的节目,就是商业逻辑和学术逻辑的合力吧。

记者:您认为学界与业界是狼与狈的关系,这句话如何理解?你说过“未必认可学界甘愿合谋的游戏规则,但却需要这个规则的承认”,这是为什么?

 王少磊:我现在,不会再使用这样不严肃的字眼了。当时要排斥枯燥的学术文本,矫枉过正常常失于油滑。但既然连鲁迅都“不悔少作”,还是把它收进了文集。我试图表达这样的困境:学界应该有独立立场,但是常常跟业界合谋,成为对方的“舞美元素”了。“但却需要这个规则的承认”后面还有一句:“才能获得更多的发言机会”。难道不是吗?我活在体制内,发言权基本上由体制决定。而我的工作,差不多就是职业发言……这不是个两难吗?

记者:在书中您说“某些所谓的学界泰斗,一辈子没学写过几句自己的话,头发混到花白,满嘴假话,却到哪都端着”,这番话是否因为您尚不是学界泰斗?这种现象是否说明在现有体制下,中青年学者上升渠道有限?这是否反映了文化领域管理体制当中的深层次弊端?

王少磊:加上“某些”已经是我试图缓和语气了,但其实还应该再缓和一些。这也是搜狐的网上访谈,我不该给互联网增加情绪。但是我不打算,修改自己对学界的这个看法——至少是我熟悉的某些领域。

我还批评《色戒》演得糟糕呢,是否因为我自己没有成为影帝?

我有一个学术茶会,上回请游学欧美的老师讲大学精神,末了得出共识:如果高校生态出了问题,则生活其中的每个人都感到焦虑。

记者:“余秋雨你越骂越要弄文化,王朔分明是个知识分子,非装粗人”,您认为这是他们独立知识分子人格所致,但也有很多的人认为他们只是以此包装自己。余秋雨,有人认为他的成名与一些网络写手走红的原因很接近,只是迎合了目前市场的口味,所以一度得到追捧。而王朔,更多的人认为他善于炒作自己,有时甚至是不择手段,只是在利用人们的注意力。对这个问题你是如何看待?“笑骂随他去,名利我图之”,文化精英一再跌破道德底线底线和文明底线?对此,您如何理解?

王少磊:相对于传统的散文套路,余秋雨大概对新文本有点贡献。除此之外,我看不到他有什么值得多说。我对宏大叙述者一向排斥,余不是我关注的作者。如果这人的市场成功的确因为包装,我承认他既懂得传媒又懂得受众。

我喜欢王朔,以及阿城、陈丹青他们那拨人。立场边缘并且懂得策略,还把自己的世俗生活弄得不赖。我请你看看王朔的几个访谈,包括他“骂记者”的那段视频,到底是谁没有道德底线?非常奇怪,为什么公众无视事实,一味给王朔泼脏水?王朔的作品立得住,人品立得住——社会良知、独立人格都没有问题,我看他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我不关心哪个女的给他买了房子。

记者:您的书中有这样一个观点,按照某种逻辑,张爱玲比丁玲更有理由出现在教材里?这方面可以具体谈一下吗?教材改革也是近年一个热点话题,今年10月份黑龙江把“金庸小说的爱情”列为高中选修课,不知您是如何看的?而小学和初中的历史教材,也被人痛斥是误人子弟,您可以就此谈谈吗?

王少磊: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倾城之恋》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谁更立得住?你可以说《王贵与李香香》有宣传作用,但文学上李季能跟戴望舒比吗?我们的语文教材,旨在传承国语还是单一的价值观?现在热播的《大刀》讲的是29军,但我上学时的历史课本里,只提到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再说《世界历史》,我不知道现在是怎样写苏芬战争的,如何写苏联波兰那些事情的。我不喜欢武侠小说,但我承认金庸是最成功的武侠小说作者;我不承认金庸是什么文学大师,但我承认他曾是个精明务实的报人;我不赞成金庸的东西进小学教材,但我喜欢“金庸进教材”这个进步信号。

记者:您认为“今天城市雕塑里被过分夸张的女性身体,有一天会再度矫正”,对于这种“夸张”如何解释?这是否有矫正的必要?

王少磊:这个我在新书里说得很清楚了:我不羡慕文化沙漠里的“纯洁”。今天城市雕塑里被过分夸张的女性身体,我相信有一天会再度矫正。都市报娱乐新闻栏里裸露的描写,也有一天会考虑克制含蓄——这是媒体和受众都要经历的长大,从长远看,我一点也不担心公众的整体道德水平。我一点也不为“裸替”事件担心,但却永远记得那一次的错愕与震惊:郑钧懒洋洋地唱着他的爱赤裸裸,当我们的爱都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时候。

2007年11月16日

(纸媒约稿,谢绝外转)

亲爱的二叔:

真郁闷。我虽然喜欢议论,但却发现自己不会写议论文!甚至,根本学不会写议论文!干脆直说了吧,我对老师传授的秘笈……不以为然!

比如他让我们记下的过渡句:“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实践证明”、“举个例子来说吧”什么的……这也太老套了吧?还有“提炼正确的观点”:“失败是成功之母”,“只有努力才能成功”……反正左右都能跟“成功”扯得上,而且论据总是“古代人如何”。再有“怎样让语言具有煽动性”,难道一定要“用排比”、“用比喻”和“用对比”?

得,我还是摘两段范文请教吧——

如果不是立志高远,越王勾践能打败吴国吗,苏洵能成为唐宋八大家么、王冕能成为著名的画家吗?蒲松龄能成为一代文学大师吗?

自古才子出寒门,司马光出身贫寒,范仲淹两岁丧父随母改嫁,幼时连稠一点的粥都难以喝上,明代龙图大学士宋濂家中一贫如洗。荷兰画家梵高也曾贫困潦倒一文不名,生活上常靠着弟弟接济。苏联伟大作家高尔基曾经是个流浪儿,居里夫人刚满10岁就外出打工,可见贫困也是一笔财富……

王一诺

亲爱的王一诺:

你是否承认,不可能有一本秘笈,包括全部议论文的创作图谱?但是的确有一些基本“招法”,决定了议论文之为议论文。这些招法,我们叫它“文体特征”(即议论文区别于其他文体的功能、内容、结构和语言):对老师而言,它们不是最具操作性的课堂选择吗?换句话说,基本招法只引导你写出议论文,但不保证你写出好的议论文。

因此我对于“老套”的意见是:它是前人总结的写作经验,你需要首先了解然后考虑抛开。一篇好的议论文,多半是基本招法的变体或花样(所谓剑走偏锋)——但你只有先懂得“基本”,才谈得上“变”和“花”哩。从此意义上说,记下过渡句可能是有用的,也许你可以在写作中避免使用?

正确的观点,在今天大概是指正确的论证。就是说,你必须保证——为使结论成立的论据安排是合理的;或者,你从案例中所作的归纳是遵从逻辑的(而不是说像过去那样,你的结论必须符合教科书的价值标准)。这样看来,你转引的两段东西的确不是理想范文。

越王勾践能打败吴国,我猜历史学家可另外找出20条原因。而其他更多 “立志高远”的人,并没有像苏老泉那样,能既成为文学家又成为文学家的爸爸。王冕假如是《儒林外史》那个牧童,我倒觉得他的人生信条是“清净无为”,至于蒲松龄,科场失意的驱动,很可能要大于他最初的文学抱负。事实是,人生命运还有很多偶然因素。你认为“彼将取而代之”的项羽是否立志高远?还是说,他比不上《高祖还乡》里的那个幸运的无赖?……更关键的不是历史观的正误,而是若我们将论点换成“成功的关键在于发奋图强”,则上面所有古人的例子,差不多仍然都能够成立!

这样第二个范文我就不用多说了,你可以试着想一下大地主托尔斯泰,就是泰戈尔也出身上流社会吧?……你总不能说:贵族伏尔泰不是一个才子?现代心理学认为:贫困虽然磨砺了一些人的意志,但也让另外一些人性格扭曲。总之我既不赞成凡事都扯上“成功”,更反对那种——我称之为“庸俗归纳法”的通吃定理。要让自己的议论文立得住,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变体和花样,“古人如何”的例证,最多只算只是其中的一个招法。

咱祖上,也没有一本“变体花样宝典”可以传授,但至少我可以向你推荐高手。比如,想想鲁迅的千变万化和不拘一格;另外,假如你对马克思没有想当然的认识,建议读读他的《法兰西内战》或者《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们都不受“论点句、道理句、过渡句和举例句”的桎梏,但差不多总是汪洋恣肆雄辩有力。

关于语言的“煽动性”(这是你老师的原话吗),我完全不同意“用排比”的建议。我甚至认为,有时候排比很可能走向说服力的反面呢。没有内在气韵的排比,就好比不得体的演讲辞,你若在演讲现场肯定会起鸡皮疙瘩。对比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办法,但关于比喻在议论文中的使用还要斟酌……但是这些都留到下回再说了。现在我很想顺便问一句:你在这次田径赛中有无击败小蓓?我记得,你曾“立志”做一个女飞人的。

二叔

2007年11月11日

这是《新高考》专栏的第二篇(第一篇在这儿:什么是好的作文),贴一个备份。

亲爱的二叔:

嗯,这次我想问的是关于命题作文的事情。

暑假,老师布置了4个作文题:《羽毛》、《懂得赞美》、《我想对您说不》以及《总有属于我的奶酪》。

我觉得都不好写。憋了好多天,一篇也没写出来。

那天和老爸的闲聊。爸爸嫌我不爱收拾自己的房间,计划要“报复”我。说等我长大,有了自己的家,他到我家去,专门乱扔东西,看着我生气,自己偷偷乐。我回他说,就怕你到那时,早没有这份童心了。

当时,我灵机一动,觉得这段对话,很有趣。虽然没有什么突出的主题,但如果写得细腻,仍然十分动人。可这样的内容,却套不进现有的任何一个题目里。

记得老师曾经打过比方,说,任何一个题目都可以转化到母爱、父爱这样的题目里(当然我是很不喜欢,就算考试比较稳,也不过得一个基本分)。这样的技巧有用吗?你可以教教我,该怎么将一个很蹩脚的题目,转化成自己想写的东西呢?

王一诺

 

亲爱的王一诺:

我得首先祝贺你,没有丢掉老王家的传家宝:怀疑精神。如果你按照“借物抒情”的老套,编一篇“人应脚踏实地”的作文(我打赌你会用“从羽毛想起的”作为副标题),那我一定会更加担心。看来现在只须提醒你,要用谦虚的态度跟老师商讨。

很显然,能让人“灵机一动”的题材,最容易把它变成一篇好的文字。但这会有问题。你是否发现,让你“灵机一动”的,往往限于某一类范畴?比如你在雨中徘徊时的思索,跟死党小蓓爬山时的感悟、以及妈妈对于发型的保守态度……是如何可笑等等。但我们的作文教学,不能只用记叙文关注青春主题,老师可能希望,你学会其他的表达办法、更多的文体形式。再说在我们现实的考试制度下,不能指望学生在考场“灵机一动”;而在我们以后的工作中,写文章也不只是情感宣泄。

我也不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变成“父爱母爱”,但是请注意你老师只是“打比方”,就是说,我同时承认确有一些基本的结构模型,写作时可以灵活使用它们的组合。举例讲,你不见得都得从小蜜蜂联想到农民伯伯,但是托物言志,仍然不失为将来你可以选择的技巧。

(我得说所有的技巧都是有用的,只是不同意,把任何一种技巧变成必得采用的“模式”。)

我非常不满意,你采用“蹩脚的题目”这样的措辞。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任何一个题目是蹩脚的,只有我们考虑拿捏——该用何种的方式表现这个题目。就算是布置“记一件小事”或“我的爸爸”,我认为你也该找到个性的叙述,即使你的爸爸也曾在他的学生时代,写过“记一件小事”。

应该看到,一度僵化的教育制度已经革新,而高考也给你们提供了,远比我们当年更宽松的选择空间。还以“羽毛”为例,你既可以提炼“人应该脚踏实地”,也可以像薛宝钗写柳絮那样翻天妙手:“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By the way,红楼梦也是本写作学著作,希望你不要只关注宝黛的伟大爱情),你甚至可以使用更边缘的手法,写一个类似韩寒《杯中窥人》的东西。

谁说“童心”不能放到“羽毛”下面?,我看我就能下一个“侄女的羽毛与大哥的童心”,相信吗?作文就是叙事迷宫……各种可能。

也许我会专门找一个机会,来谈谈“基本分”之类的考试技巧。在最终面临高考之前,我不打算鼓励你过多考虑得分问题。

在下一个问题里,我希望你彻底放开感悟和抒情,讨论一下议论文的写作。既然一个人经常在发型问题上批评妈妈(我的意思是,既然经常在妈妈面前使用批评),也就理应在议论文里出现不俗的观点。

2007年11月04日

图片地址:http://shaoleiwang.blog.sohu.com/69359521.html

我早知道人会死,却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我爷爷离世;并且毫无疑问,遗体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处理,才能体面地离开我们的视线。这个事实影响深远。


我一下子明白,这跟我看到的,任何一只蚱蜢的生命终结并无两样,但是它们因为无人掩埋,回归自然的过程不太有尊严。我明白了,看起来近乎滑稽的葬礼,它背后的社会学或者更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让自己显得……跟蚱蜢不同。


我记得那个生理老师。当他在黑板上挂出示意图,一个12岁少年的上帝死了。人的消化过程,就是一个恶心的机械过程,而且在大肠的末端,我居然看到了该死的肛门。跟米兰·昆德拉不同,我不仅想到了神的肠子,尤其想到了女神的肠子。然后,一种耻辱、愤怒、失望与崩溃的感觉攫住了我。


然后就懂得,要让自己活得有劲一点,得想点办法。比如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很可能就像一只雄的跟一只雌的,但还是要先到茶馆再到旅馆,先谈一谈人生再考虑生人。说到茶馆,我理解他们为什么把灯弄得红红的,播放被认为是浪漫的音乐,装模作样地捣侍功夫茶,以及把饭碗做得比汤匙还小。我不同意鲁迅,将婚礼比作“性交的广告”,前者最多只能算是后者的“公关”,没有“纳采”和“请期”成何体统?碰到就上的那是蚂蚱。


以上可以解释,我何以喜欢严肃音乐会的规矩、昆曲京戏的繁文缛节、外国陌生人见面时的“morning”和宝玉被他爹打而不是他打他爹。人生也许无聊荒诞,但我们还是要找点……跟蚂蚱不一样的地方,以便让生活不只是活着。


以上就是我做沙龙的根源。


虽然知道红酒本质上跟浪漫无关(实际上我讨厌“浪漫”这个词本身),但还是在今天准备了红酒。除此之外,还有冷餐会所需要的其他舞美。今天到场的大都是学生,也许我们可以将沙龙变成课堂(我真正想说的是,希望把课堂变成沙龙)。


感谢9位评委,尽管没能有信封慰藉辛劳。我喜欢你们的认真、专业、不妥协和认死理儿。感谢图播桌面杂志、光和热传播、大可博思文化以及停香阁茶馆,感谢你们的道具支持。


现在享受咖啡和色拉吧,然后谈人生。

2007年10月25日

仍然是航空杂志的专栏,郭总因为时间冲突要求书面参与。仙林的“百姓人家”也算安静了,但录音的效果仍然不够理想。仓促座谈仓促成文,子路同学据说一直整理到凌晨3点。大致是个意思吧,不保证都是嘉宾的原话。循例加上声明:本文系录音整理,没有得到谈话人的确认,且为纸媒约稿,谢绝任何转载——

大学里的那些事

  划:明屹咨询顾问机构

整理人:徐子路

主持人:郭明全(明屹咨询顾问机构首席咨询师)

  宾:鄢光让(南京师范大学新闻系教授)

李黎丹(清华大学传播学博士生)

王少磊(南京师范大学新闻系讲师)

1)学术期刊都是垃圾?

郭明全:少磊的新著名字这么怪啊……《沉默的螺旋》,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王少磊:呵呵,这是借用诺伊曼的经典理论,大致意思是:多数人都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产生的孤立。用它做书名并不仅仅是传播学考虑,我喜欢这个词的灰色意象,以及念出时奇异的口感。

鄢光让:是学术类的东西?看目录里有这么多“传播学”。

王少磊:最多是学术随笔吧?你知道,我这几年一直在做一种努力:论文散文化。我讨厌他们把常识写成玄文。你看那些高头讲章经院口气,没有生字读起来却不知所云。我不知道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让学术文字也有阅读快感。

郭明全:都是发表过的东西吗?标题一点没正经嘛,很难想象这些东西能够上学术期刊。

王少磊:网络发表算是发表吗?只有三分之二的篇幅被纸媒刊用。我书里也说到,网络发表虽然不能算进“科研工分”,但却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发表。有时候博客里的一篇文字点击数万,还不包括转贴到其他地方的流量。学术期刊牛什么啊,你们有谁买过学术期刊,或者哪怕为了真正的阅读借过学术期刊?不是有人说,很多学术期刊是垃圾吗?

李黎丹:我觉得学术期刊并非都是垃圾。问题恐怕恰恰在于:你写出了多少好的论文?

王少磊:学术期刊代表着评优标准,你鼓励什么样的人出头,你把什么样的人排斥在外,这很重要。先不说论文吧。是否中国没有学油画的好苗子?为什么陈丹青5年招不到一个博士?究竟是没有苗子呢,还是育苗的标准出了问题?回到论文上,是没有人能写出好的论文,还是学术空气不适宜好论文的诞生?

李黎丹:呵呵,调侃发牢骚谁不会啊?问题是有没有建设性的意见?

鄢光让:教育改革是有很多问题需要反思,批评也不能说没有价值,批评就是建设。

王少磊:当初不就是这么指责鲁迅的吗?整天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却又无法给我们指明方向什么的。但你说鲁迅的批判有没有价值?陈丹青不是在敲响警世钟吗?另外调侃未必人人都会。当你不认可那种叙述的时候,你说它是调侃甚至犯贫,当我认可那种的叙述的时候,我就说它是俏皮诙谐犀利老辣。我们的文字工作者都学会幽默,我看还需要一段时间。有的学者一辈子就绷着面孔,文章更是“面目可憎”。

李黎丹:我不是说教育体制没有问题。我只是觉得,单方面指责没有意义,为什么不能做自己该能做的事情呢?

王少磊:为什么不能既“指责”,又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呢?我觉得“指责”也是自己能做的事情。指责——我更愿意说是“反思”,有助于我们对体制的革故鼎新嘛。

2)年轻人是否集体反智?

郭明全:这是说高校里的科研了。你们的教学情况呢?你的新书里有反应吗?

王少磊:是有一些涉及到学生和教学的。有段时间人们怀疑,现在的孩子是否集体“反智”?是否理想主义在课堂上会被讥笑?我不担心他们染黄头发在教室里亲嘴,但却担心他们对什么严肃的东西都“I don’t care”。

鄢光让:我对年轻人还是充满希望的,而且很敬畏。我虽然已在暮年,但坚信世界肯定是年轻人的。有时候可能是我们当老师的对年轻人不够了解。还有你功夫下了以后肯定是不会白费的。一个班哪怕是有五分之一的人,哪怕一两个人把你的话听进去了、起到作用了,这都是很好的,你不可能奢望所有的学生啊。

王少磊:对,任何时候都有左中右嘛呵呵。我不排斥个案,但还是隐隐地有这种顾虑。陈丹青在《退步集》里痛心疾首,他更极端,认为我们“没有师生”乃至“没有教育”了。顾准最近在知识界很热闹,搞纪念,出文集。现在哪里找这样的税务局长?还有人像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那样,把地板用鞋子蹭出道印儿吗?年轻人是否真的比过去功利我不知道,但确实有更多的孩子考到了驾照,却较少有同学关心哲学……那些“虚”的东西。我们现在的校园还有文学社吗?我听到一种说法,没有车的老师是被学生看不起的……

李黎丹:像什么不开车会被看不起,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觉得无所谓。我为什么要活在别人的看法里呢?你不是说理想主义吗?那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支撑。另外我觉得老师应该对学生负责,考虑我们对他们的可能产生的影响。想想看,一味抱怨会有什么影响?

鄢光让:对,不仅要教书,还要影响他们的灵魂。

王少磊:但我们是否要考虑操作可能?学生是否可以只受我们的教导,而社会上的其他人在他们跟前一律闭嘴?我觉得开不开车是有所谓的。你的说服力从哪里来?你在讲台上滔滔不绝,但学生在下面窃窃私语:说的好听,但你按你的价值观过日子,活得看起来很失败啊!蹬个破自行车……

鄢光让:当然,老师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和社风气较劲。不过我们要考虑一个背景——教育产业化。学生重视那些以后“用的着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你这么多收费,他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你所谓“虚”的东西。

3)年轻人是要有一点存款

王少磊:我一直赞成师生的“契约关系”,至少契约关系是其中的一种关系。这样可以保证老师保持专业精神——你拿了薪水你就有义务嘛,我教你做标题调镜头,这都是“以后用的着的”。不过我还是觉得在大学这个地方,应该有一点不切实际乃至罗曼蒂克、歇斯底里,大学里没有另类还到哪里找呢?

鄢光让:你的用词有问题。根本不是务实和务虚的矛盾。人总是有灵魂的啊,其实灵魂一点也不虚。大学里还是要教他们做人的,不仅仅是知识灌输。学生若真对骑车有偏见,那也是社会心理的一种折射,但老师不能完全跟着这个东西走。

郭明全:老师也需要一点世俗成功的。你没有这个怎么能安心科研和教学?

鄢光让:那是肯定的。鲁迅说:第一是生存,第二是发展。你如果都不能在这个环境里生存,又怎么发展呢?别说淘汰,你甚至不能被这个圈子边缘化了——那样你就没有发言权了啊!

王少磊:原话好像是,“年轻人银行里首先要有点存款”。不过我认为立场允许边缘。很多时候你只有旁观才能够清醒。但问题是,你的发言权又需要主流标准的认可,这的确是个两难。你不发表被期刊认可的文章,你就一辈子评不上教授。谁会听一个助教罗嗦啊!陈丹青如果不是博导,他要是个讲师辞职也就辞职了,没有这么大的响动。陈丹青辞职是对教育制度批评,我要辞职可能就是被教育制度淘汰了呵呵。

鄢光让:你要把握好这个度。我看你写的东西啊,是跟别人不大一样,有点创新精神,但我觉得你们这种年轻人呢,一方面保持自己的风格,但也要学会迂回和兼容。另外在教室里,你要维护自己的人格,坚持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我相信大部分同学会赞赏这种坚持的。

李黎丹:我同意这个看法。

鄢光让:有的时候我们对同学的分析啊,就不够全面,我教的学生,我都很喜欢他们。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没有大伙反应的那些问题。是我不了解还是我看不见?比如原来有几句顺口溜,说“玩在南师”什么的,根本就是一种误读。比如说我这次去北京见到过去的学生,特别高兴的是那个时候的付出没有白费,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我当时的教育理念!整体来讲,青年人可塑性是非常强的,他们具有一种天生的正义感,天然的追求向上的精神,他们其实也有深度的,我觉得应该有这个信心。

王少磊:嗯。很可能是我们自己做的欠缺,老师也应该多多努力。我很羡慕北京的“无讲台教室”,老师走进学生中间自由交流碰撞,类似欧美的习明纳尔(seminar)。我们现在的课堂有点沉闷了,学生的参与性似乎不是很高。

鄢光让:这可能有传统教学的惯性。但还是有一些同学表现突出。某某现在留校是你的同事了,他上本科的时候就很有头脑。有回讲“名记名作”讲焦裕禄和穆青,谁知道他上黑板写了一句话“成也穆青,败也穆青”。有敬畏,有怀疑,那看法是经过思考的。然后我就告诉他穆青不仅仅是记者,他还是新闻改革的中坚力量……这样一碰撞,大家的认识就加深了。我鼓励他们,我们在南京不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但我们做新闻研究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民国新闻史,你们可以搞一个新闻学的“长江学派”嘛。

4)做学者不是做高山隐士

王少磊:是的,我也有这样的学生。但你们是否觉得国内的大学有种普遍的焦虑?老师觉得生存压力很大,可能去客串走穴,而这势必又会让学生产生不满。阿丘上回引发的争议还有余波呢。

郭明全:是的,我也大学做兼职教授,也有这个体会。那么国外的情况如何呢?比如欧美的一些大学?

李黎丹:我认识在加拿大工作的一些学者,他们的确不用为生计分心科研。

王少磊:我们上回搞学术沙龙,请到了具有英美双重背景的刘红科老师。题目就教《英美的大学精神与校园文化》。说真的,他介绍的那种氛围我甚至有点迷恋。工资待遇就不说了吧,他们老师的选拔很严格,但一进去就好比有了SUPER KEY,能够享受很多的科研资源。北大清华是有些传统的,报纸上不是在呼唤失落还是回归什么的吗?

李黎丹:清华的主流意识特别强,面对主流,培养高手。我还是觉得看问题要全面,不能走极端。可能因为清华所在的城市,所处的地位,我觉得他们很多人有信息优势,看问题比我们全面深刻。

郭明全:似乎有批评说学校有行政化的倾向?据讲一火车的处长科长呵呵。西方的高校似乎没有社么真正的官员。

鄢光让:关于老师要不要去当官,不是要不要的问题,是老师你不去当官,你的学问也做不好,你怎么做呢?你课题也拿不到,信息也掌握不了,会议的通知都被人垄断了。所以呢,我看学生是不是出息这也算一条。几年不见你做到什么了?不要把这个想得太庸俗,你得先上到一定平台上嘛……

郭明全:对。包括做人处事,也不必然就是庸俗市侩。社会是个复杂的系统,高校是个子系统,你得在这里面“自恰”,调整好姿势才能够舒服。

鄢光让:我电台有个朋友告诉我,“老鄢啊,我们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当时一听就生气了,这不是要做一个伪君子吗?但是他的反问很发人深思:如果一个人见人说鬼话,见鬼说人话,则他能有什么作为?因此你做教师不能做成腐儒,要有生存策略,要有跟江湖打交道的能力。

郭明全:非常赞同。教育问题,特别是高校教育问题现在是社会热点。非常感谢诸位的高论,以后我们还可以多谈谈这类话题。

2007年10月13日

虽系朋友所托,但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确有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个东西,加上别人的意见发表在某份日报,我也在这里备份一下吧。 

 “以人为本”之所以经常被当作公关口号,原因乃在于企业往往恰是“利润至上”。所以在扬州江都,“苏南置业”的做法值得注目。东方广场的设计图刚一出来,他们便做出了令人高兴的分配决定:就地安置是毋庸置疑的了,拆迁户的房子全部预留在向阳一边,正对着这幢建筑的卖点“空中花园”。

 “不断开辟成片土地”,这是过去中国城建的主流方式。但资源的匮乏势必要求更新政策(很奇怪,资源匮乏问题一定要等到资源匮乏时才被提出,仿佛那是一个无法预测的意外)。现在是提倡所谓“二次再开发”了,但“老城改造”又衍生出新的矛盾。比如,历史文化名城该如何改造?《南方周末》最近好像一直在讨论:“四合院”能不能动、怎么动以及谁有权决定利益分配。

“上海新天地”如今是时尚的同义语。它“旧瓶装新酒”的做法,一度被宣传为“保护性开发”的典范。抛却文物角度出发的学术争论不谈,仍有批评说“这种改造方式破坏了城市原有的社会结构”:为平衡投资而将大部分居民外迁郊区,无疑会使交通成本增加,阻碍他们的就业、消费、娱乐和进修等基本生活需要……因此,若它在拆迁过程中遇到阻力不会让人惊奇。

稍后才有了同城静安区的“有偿回搬”(新天地在卢湾区),就是政府优惠而居民出资,缺口则等建成后,由楼盘作为商品房销售来弥补平衡。这和“苏南置业”的人性化努力大体是同向的,并且效果据说也真的不错:“阿拉”们还能够继续早已熟悉的里弄生活,但却因为有了现代“煤卫”而告别“马桶进行曲”。不过那时并没有报道显示:“有偿回搬”的居民,可以像扬州江都那样——允许选择楼盘里最好的房子。

更多的案例截然相反。经常见诸报端的,是开发商与拆迁户的摩擦冲突。房地产开发商,甚至可能正成为这个时代的“坏人”!……并非危言耸听,如果他们不是坏人,那一定就是被假想成了“坏人”。这的确是桩发人深思的现实:虽然跟服装厂一样合法经营照章纳税,但后者并未被经常性地道德追问,甚至根本没有像前者那样——如此频繁地成为焦点话题。

你可以试着数一下房地产界,有多少争议人物的名字进入了视野?潘石屹、任志强、严介和、冯石……不用说,还有一大堆力挺、或者力斥他们的经济学人。我们是否能在其他领域,找到同样的出镜人物——以同样重量级的曝光强度,凝结着这么多的是非恩怨?

这是可以理解的。既然老百姓对物价的敏感会精确到“分”,那么在光速翻倍的房价上头,自然会耿耿于怀刻骨铭心(算算看一个平方能买多少斤猪肉?)。出现这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两代人勉力节衣缩食,只够给三代同堂的家庭付一个头期(何况按照一种流行但不被鼓励的说法,房子并非他们身上唯一的“大山”)。想想看,如果他们发现面积“缺斤少两”的时候(不妨想一下虚张声势的开盘广告),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不是情有可原的呢?

当然,“缺斤少两”是这个议题上最微不足道的问题。不过,很可能是这个议题上最方便讨论的问题。因为在现实时空里,有些问题根本不是“该不该”,而是有些问题根本不适宜公开讨论。或者说,由于不对称的信息格局,我们除了直觉之外根本无法掌握有价值的论据。举例类类比一下:如果统计局、社科院和银行的同一项数字彼此矛盾,你如何给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个有说服力的评语?

在《没事偷着乐》里,贫嘴张大民把树盖在了屋子中间。小人物琐碎的生存智慧,为什么会格外引起共鸣乃至叫人心酸?明白这个道理,才会明白房子何以最容易联系以下关键词:“血汗钱”、“命根子”、“祖祖辈辈”或者“立锥之地”。也就明白何以有人以誓死的姿态,在一堆瓦砾中间对阵推土机。

同时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高尚小区”里富人的车子会被划破,而建筑工地的广告围栏,会被拆迁户刷上侮辱性的标语。有一段时间, “宝马车”成了贫富矛盾的一个符号,如果它出了问题,一定会比桑塔纳更容易激起社会舆论。所以,房地产成为社会最敏感的神经理所当然,任何相关领域的风吹草动,都会被新闻嗅觉敏感的编辑拿来做成头条。

不少人勉强同意——社会焦虑源于转型期的说法,但肯定都承认当下的确弥散着社会焦虑。并且,假如社会焦虑是改革的必然代价,显然房地产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火药桶。从这个角度来看,“东方广场”的决策实属高明远见。说得宏大些,这才算是在“搞和谐社会”。

什么叫和谐社会?就是各个利益主体,在一个生态里谋求集体舒适。设定这个生态里的资源总量是一个常数,则无论企业还是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欲望有所克制。实际上冲突不是因为各主体追求利益,而是追求不顾全局的利益最大化——是这些无限扩张的欲望相互抵触。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求实力集团放弃利益,只希望他们在追求利益的时候稍微人性化一点。

在某些房地产厂商的宣传策划书里,拆迁户从合作对象变成了“忽悠对象”。被伪装成新闻的软文信誓旦旦地说,他们的老房子阴暗潮湿,而铁锤的粗暴只是为了重建一个天堂。而拆迁户所能选择的“自利”,就是为更多的赔付临时搭建违章建筑,“既然房地产商是一群冷漠的有钱人,多赚他们一些又有何妨”……可不可以说,这些房地产大鳄被称为“奸商”是名副其实的,而好好的百姓硬给挤兑成了“刁民”?难道不是“奸商”与“刁民”的敌意,一再增加社会的“焦虑指数”(不和谐)吗?

 “苏南置业”放弃对容积率的斤斤计较,设计了一个近5000平的屋顶花园——他们鉴扬州个园“春夏秋冬”的造园理念,在商业用房的屋顶来一个“小桥流水”(他们还很不经济地,在通扬运河上义务建起一座桥梁,降低了北岸几万居民进城的精力成本)。这固然也许有作为企业的公关考虑,但在寸土寸金的商贸区里,我们愿意把它看成是某种象征。

也许他们已经意识到,商业社会追求利润是企业的本分,但是利润追求不应该是企业的惟一追求?就不说道德文章,但愿他们已经明白,企业只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它无法在众人赤贫的条件下独自繁荣(如果不是“明白”就一定是“教训”,东方广场不是苏南置业在当地的第一个项目)。

说到底,我们也只能从自己入手,通过改良子系统来改良全部的系统。指望一场运动再造社会的办法,那个成本我们负担不起。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南置业的经营行为,倒像是具有了所谓的“时代肩负”。

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行为。

(媒体稿约,请勿外转)

2007年09月30日

必须预先声明,这个谈话,是我在王同学场记的基础上整理的,没有得到当事人的审校和确认。然后还有一个篇幅更小的版本,会请老郭把关后交给航空杂志—— 

美学教授的“小说教”批判

策  划:明屹咨询顾问机构

整理人:王丽彬

主持人:郭明全(明屹咨询顾问机构首席咨询师)

嘉  宾:潘知常(南京大学 教授)

        张  宁(复旦大学新闻系博士生)

        王少磊(南京师大新闻系教师) 

1)“小说教”比儒教还需要清算

郭明全:“四大名著”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共同拥有的文化遗产,它对民族文化具有深远影响,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其他作品,能超越它们在你我心中的地位。不过大家的阅读感受并不相同,阐释和解读还可能截然相左。这些阐释和解读,有的很纯粹,有的很中肯,还有的被认为“刻薄”或“绝对”;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运用当下的话语方式,对它们进行服务时代的另类概括……总之角度和形式很多,专业程度也深浅不一。之前已有易中天等人的“说书”——在无论知识界还是社会上都引起了争议,现在潘教授又要“揭秘四大奇书”,出了这本《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我看到腰封上有所谓“潘知常VS易中天”,这个说法具体是指什么啊?

潘知常:这本书是我学术演讲的结集。其实之前并没想到过要出书,但是现场的反馈效果鼓励了我。说到底原由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社会正在转型,从过去的“思想时代”转向“行动时代”。但是很多时候,知识看起来正变得没有力量。既然经济有力量,政治有力量,那作为一个时代的文明象征——知识与文化为什么会没有力量呢?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以后,知识应该并且可以开启很大的力量。所以本书也就是基于这么个想法:怎样使知识更深地影响社会?现在很多人都提倡实践,像经济学、法学什么的,他们之所以跟社会接触密切,很大原因是它们就产生于社会;那我们的文学艺术怎样同社会密切接触呢?在这个方面,应该说央视的“百家讲坛”已做了很好的探索,他们基本上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传播知识,重新唤起人们对古老文明的向往和崇拜。而我是想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特点,与其跟各家各派无休止地争论,倒不如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美学主张来对美学现象做出独家阐释。

王少磊:这本书是演讲集,的确也是口语化的叙述风格,这似乎和易中天的学术通俗化是一路啊!

潘知常:易中天以现代语言讲述三国故事,被赞许为“学术通俗化”,但问题是,学术通俗化不应突破学术的底线,放弃学术的尊严搞通俗,通俗就变成了庸俗。要知道,学术再通俗也总归要是学术的通俗,单纯地讲故事就有点过界了;再有就是,学术再通俗也要是学者的通俗——就是说,这个传播学术的人必须是研究学术的。譬如从来没有研究历史的人突然要讲历史,那样就不太严肃了,差不多算是对学术的亵渎。所以我要从专业优势出发,找到美学通俗化、或者美学学者通俗化的道路。

张宁:您刚才还提到出书还有一个原因?

潘知常:对的,我还有更深层的考虑。中国学术普及、或者说产生重大影响在什么时期?无非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和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春秋战国咱们暂且先不说。新文化运动,现在看来仍有些东西没能实现。比如它只批判了儒教,认为阻碍现代化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儒教——对,这是新文化运动不可磨灭的功绩。不过后来很多人慢慢发现,比儒教更阻碍现代化的是“小说教”!中国的传统“毒素”中,说到底还是小说教的影响最狠。而小说教指的就是“三国”、“水浒”以及它们宣扬的价值观,这也正是我出这本书——《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的基本动因。

郭明全:呵呵,“小说教”的说法倒也新鲜……

潘知常:“小说教”不是我发明的说法,鲁迅老早就说过,中国文化中有“三国教”和“水浒教”,只不过,这个小说教应该有新潮流、新学者和新看法。这个东西,确实比儒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更深更坏。

张宁:您的意思是新文化运动反了封建和迷信,但还剩下“小说教”没有被清算?

潘知常:是的。近几年来我特别关注这些方面,觉得应该将新文化运动引向深入、让它更具备时代特征。因此对小说教的批评要加强……

张宁:那么小说教的主要“教义”是什么呢?或者说您主要批判小说教的什么思想?

潘知常:我还是用具体的作品来说吧。“三国”的价值观念呢,可以看成是主流社会做人的潜规则,而“水浒”则是非主流社会做人的潜规则——这两个规则基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的人生道路。它们主要的东西有两个,一个是“暴力”史观——谁暴力,谁就能得天下。另一个就是“阴谋诡计”,这两样是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坏的东西。

王少磊:我以为您最多只能证明:第一,“三国”、“水浒”等小说鼓吹暴力审美,第二国人骨子里有暴力崇拜的因子,但如何能够证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潘知常:这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为什么大家都认为“三国”是古代文化的经典?要知道其实它们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创痛,或者中国历史上一块很大的伤疤。这不是说明人们已经接受了它的说教吗?因为儒教里面还是有文化的,影响力主要还在于知识分子;而小说教的影响就包括了全体国人——尤其是那些文化程度很低的,因为平时耳濡目染的就是它们。

王少磊:您刚才提到“儒教”和“小说教”,但儒教是打“儒家”“包装”过来的,好多学说都是被某种力量拿过来,根据它自己的需要来重新诠释的。然后你就可以看出不同了,经典小说并非是权力分封的啊(也许所谓的“四大”是)!你可以把儒教定为国教,但未曾有人把三国定为“国小说”啊!它们差不多是自然淘汰出来的吧——那不是老百姓自己的取舍吗?

潘知常:这种恰是问题的严重性所在,正因为是自发所以才更危险。要知道那些观念是通过讲故事、而非权威灌输的方式到达老百姓的。四大名著当中三本具有积累性,它本身形成的过程就是认可过程。那三本经典都是“听”来的——评书嘛!“听”是不带理性的,故事一开始就要顺着老百姓的思路展开,这样一来“三国”同老百姓的趣味最为吻合。

2)小说教的暴力审美毒害至深

郭明全:中国古典小说中有“看”的吗?

潘知常:《金瓶梅》是“看”的。自秦始皇以来的封建王朝2000多年,中国的王朝领袖很多,但属三国所占分量最重,譬如诸葛亮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厉害的宰相,而实质上他的地位无足轻重——但也足见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这些都跟“听”所带来的非理性有关。不少人总结经典的时候,仅仅局限在“谁是谁非谁好谁坏”上面,忘掉了他们都是战争的发起者!被认为“智者”的那些人——例如“三国”里的贾诩,虽然出主意打了胜仗,但却使中国的内战增加了10年,中国老百姓多受了十年苦。

郭明全:易中天好像很推崇贾诩,对他的赞叹甚至超过了诸葛亮。

潘知常:10年内战就已经够折腾老百姓了,三国总共打了96年!我们不去批评这些战争贩子,反说“谁要是再多坚持打几天就好了”——这是很不严肃的。诸葛亮,是“三国”中大家公认的“核心智者”,书中的描写几乎完全是“诸葛亮战无不胜”、“诸葛亮所向披靡”、“诸葛亮神机妙算”等等,但是他始终是一个内战挑动者嘛。

王少磊:不过思想界也在变化了,谁还把洪秀全当天使,谁还会为张献忠的杀人如麻说话?先前似乎没有谁考虑过,农民战争的暴力手段与社会成本。

潘知常:不客气地说,诸葛亮的成功就是得益于“分裂中国”,大家你一个国我一个国,努力保持着长久的分裂局面。他的成功其实对中国社会没有好处,带来的只是百年的战争灾难。当时打仗带军师干吗?出主意。像诸葛亮这样的军师,一上来就是“水淹活烧”。杜甫曾说过“国破山河在”,曹操袁绍打仗“国破”但“山河俱在”,诸葛亮一出来“山河”都没了。“国破山河在”的规矩都不守,这样的“智者”怎能称得上英雄?战争结束,受苦的还是咱老百姓啊!……小说教的暴力流毒,在各种影视作品中都有反映。想打就打,但伤亡从来没人计算,这个是国民性中很糟糕的一面。

张宁:刚才您讲到的,是关于写作的一个思考基点,您把这个基点定在“新文化运动”,反对儒教,包括从社会学角度,讨论德先生赛先生的关系,关于它们存在的一些误解和偏差,再往远了说,导致公民观失落的这么一个现实……就您先前所述,也认为新文化运动的许多失败之处,小说也好,儒教也好,似乎都是从历史影响角度来说的。我们现在呢也有很多问题,比方说思想问题、文化问题、各种社会现实等等,都可以归因到这个小说上吗?

潘知常:其实最根本的,是小说宣传的不是“爱”而是“仇恨”。 “三国”刚才已经说过了,其实“水浒”也同样提倡“暴力”:谁的拳头大谁就有饭吃、流汗不如流血、含辛茹苦还不如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它所演示的跟现实生活是高度一致的。具体讲人们称赞打虎英雄,以“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打家劫舍为荣。当然“水浒”中有勤勤恳恳、老老实实的武大郎,但却只是一个被嘲弄的陪衬人物——因为他没有拳头、没有权势、没有金钱……如果回过头来认真思考一下,其实武大郎这样的人才是应该歌颂的!“水浒”里,人们的生活状态没有几个是正常的。就说武松吧,他的“职业”无非是个杀手,出场的第一个细节是在柴进家赖吃赖喝,后来则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一副无赖相。如果这样落后肮脏的的文化理念深入人心,对社会发展会有什么好处?

王少磊:现在也不是都赞成暴力了。有很多社会学家不是都提倡“妥协”吗?像米奇尼克他们……总之暴力未必是社会进步的唯一选择了……至少我们得考虑暴力成本吧?人类文明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兴亡百姓苦啊!

潘知常:崇尚“暴力”,的确是“小说教”对中国影响的最坏的一面。它差不多让人们认定,社会发展只有依靠“暴力”来解决。小说教推动了一个“抢椅子游戏”:坐椅子的人绝对不能丢掉自己的椅子;为保住自己的椅子,而宁可错杀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中国的封建历史就是这样玩把戏的。

张宁:我想问潘老师一个问题,你说“小说教”对中国人的思想影响很大,那为什么影响会如此之大呢?“三国”“水浒”为什么会“很火”,它们的思想来源又是什么呢?

潘知常:其实说白了,中国人在“三国”以前是这样做事,在三国以后也同样是这样做事的……

郭明全:也许是小说教加重了原本就存在的倾向?也许它们互为因果。

张宁:我想,这牵涉到一个人类文明和文化进程的问题。比方说,今天被我们认作西方文明源流的古希腊,它是城邦制,城邦内部是讲原始民主的,但城邦之间实际也是“谁权势大谁说了算”的……

潘知常:这也正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西方有一点跟中国不一样:它有“国家”的概念,而中国很长时期内只有“天下”的概念。“国家”的含义是“你可以夺取国家政权,但国家不是你一个人的”,这可以注解西方国家的分配方式和生产方式,诸如“只要在此国,就可以得到此国利益”;而咱们我们的是什么呢?——朱元璋得了天下,天下就是姓朱的。

3)失败者刘禅与投降的价值

郭明全:你在书中如何评价诸葛亮?

潘知常:刚才说过,三国造成的最大的创痛,是内战进行了96年。诸葛亮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导致国家长达数年的兵火,如果还要去夸奖他,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有人讲“三国”以前中国其实完全可以统一了,乱的因素基本上已经铲除了,造反派也没有了,到后来为什么就天下大乱?原因就是大家都要去抢椅子,有一种离心式的分裂倾向,无论是招兵买马或是找小块儿地皮控制起来,都是力图抢占一把椅子嘛。

张宁:呵呵,这不是成了武装割据吗?

潘知常:这跟武装割据还是有点区别的。武装割据是承认皇帝的地位而独霸一方,但我们刚才所讲的国家已经处于分裂状态。所以我们今天要批判的不再是儒教,而是“三国”“水浒”这些小说,它们所描述的,每一个人物或者细节都是不干净的。不过“三国”中并非所有人都想抢椅子,刘阿斗作为蜀国皇帝,就愿意放弃荣华富贵投降,使得蜀国九十万生灵没有牺牲,没有“拼到最后的一兵一卒”,“拼到最后一口气”——虽是以投降结束战争,但在人性上他却是打了胜仗。

王少磊:其实“投降”是可以独立评价的。刘阿斗在战争上是败将,但投降避免了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吴越王钱镠不就因为投降,而永享老百姓的冷猪肉吗?投降在我们这里是一个彻底的贬义词,《国际战俘公约》对于投降的表达该是中性的吧?

潘知常:仔细分析刘阿斗这个人物,他并不是“害怕”而投降,他实际的话原本是这样:我投降了,老百姓就可以免于战争之苦。为什么非要宣传“血战到底”呢?那结果受累的是老百姓。就算是最差劲的样板戏,里面所有的兵卒也有甲乙丙,但三国,所有的兵士都从来没有提到过——这可见他们对人性的极不尊重。

王少磊:“乐不思蜀”什么的,是以狭隘的道德观所进行的事实丑化。中国的历史学家喜欢这样,例如杨广既被认为是无道之君,他就必然有逼母淫妹这样莫须有的恶行。我其实根本排斥历史学家对于成败的解释:刘禅失败了,然后你证明他必然会失败。历史的演绎可能是荒诞的,我不太赞同决定论。你总结个规律,符合了就是铁证,不符合就说是特例,整个是“东方不败”的逻辑嘛。我看他们在电视上说历史,统统是后见之明,还言之凿凿大义凛然的,嘴脸实在难看。

潘知常:成也好、败也好,只要是按照这样一个逻辑去判断:有益于社会还是无益于社会?总之多想想老百姓快乐与否,而不是看对自己有无好处——依据这样一个标准,“三国”当中还会有那么多 “英雄”吗?那些“品三国”的教授学者,直到现在还不能说出“实话”、道出正确的历史观,这是说不过去的。

张宁:您这是以平民史观对英雄史观。

潘知常:小说教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忽视“对生命、对爱的尊重”。

张宁:中国的很多小说包括神话,都透着残忍,为了胜利而进行虐杀……简直没有一点人道,倒是有些失败者身上透着人性的光辉。

潘知常:他们遇到问题就是“先下手为强”,人与人之间,下意识地培养“仇恨”而不是“爱”……整个价值观都是颠倒的。

张宁:顺着您的这个思路呢,命题还可以再延伸扩展。成败这些东西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我想不仅仅是在小说里面,很可能牵涉到我们的整个历史文化吧。

4)《红楼梦》的爱与《金瓶梅》的性

郭明全:潘教授能不能再说说您对《红楼梦》的一些看法。

潘知常:对中国文化的观察发现,我们实际上存在两个传统。一个是主流文化自觉不自觉地肯定一些人;再一个就是应该支持的却没有很好的支持。前者像杜甫,虽然毒素没有三国人物严重,但也不是应该树立的道德楷模。后者像《红楼梦》就是最好的,简直是历史奇迹,三国水浒里没有一个字是干净,而红楼梦里没有一个字是肮脏的,从始至终都充满爱的观念。

王少磊:我倒是觉得,《红楼梦》是对爱的一个解构,末了四大皆空了。但有一点倒是真的,它没有像“三国”“水浒”那样宣扬暴力。

潘知常:《红楼梦》中更多的是人们理想的生活状态,才有了宝黛间的美丽爱情,它可以让中国人在某方面永远保持一种动力,所以我把它叫作“爱之说”。中国历史上没有提供一个关于爱情的细节,但《红楼梦》却能写得如此神化,足以看出作者内心深处所希望的东西。

王少磊:我对“爱”这个词语比较警觉,我评价某个作者进步还是落后,就看他对坏东西是粉饰还是解构——因此有的时候我喜欢“恨”。

郭明全:那潘教授如何看待《金瓶梅》?

潘知常:最糟糕的是“三国”和“水浒”,写的有缺点的是《西游记》,写的最好的是《金瓶梅》。中国人闻“性”色变,而这本书描写了赤裸裸的性,于是很多人就感到恐怖,给它加了很多不实之辞。但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其他任何一本书比它更真实。它将中国人很可怜的生活状态,以一种近似“卑鄙”的手法展现了出来。“三国”“水浒”都是讲述的“8小时以内的”,8小时以外谁看见了?生活中真实的一面,通过《金瓶梅》看得最清楚。

郭明全:那《西游记》呢?书中有涉及吗?

潘知常:讲到《西游记》,我们不妨从玄奘的千年孤独说起。他赤手空拳去往西天,不带凶器不带打手,一个人就生生地成功了,靠的是什么?是“爱”、一种执着的信仰。但当我们写小说的时候,就“替”他安排了打手,并且把“爱”拿走了,这样“玄奘”变成了“唐僧”。孙悟空是所谓“行者”,没有爱没有目标的行者,我想我可以这样给孙悟空解读:西方唐诘诃德是为信仰而跋山涉水,而孙悟空是为跋山涉水而信仰,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国对佛教的解构,小乘佛教是强调信仰,强调爱,中国把它解构掉换变成成大乘佛教。

张宁:小圣佛教主要是针对个人的,从个人将爱延伸到周边每个人,您刚才为什么说“把小乘解构没了呢”?

潘知常:我是说《西游记》,它否定了这个路子。《西游记》当中还描述了“九九八十一难”,中国人认为只要历经艰险就能成功,但西方就没有这样的信仰。里面对女人所做的描述更是“苛刻”,所有女人都是白骨精,它把所有的女人都看成敌人。而取经结束呢,孙悟空被封为“斗战胜佛”,猪八戒是“净坛使者”,所以是否可以这么说,中国人在8小时以内是讲斗争哲学,8小时以外讲吃喝嫖赌?或许我们每个中国人在工作状态下都是“斗战胜佛”,而在生活中,又都是“净坛使者”?

王少磊:《西游记》被认为是寓言,但批判和解读也是观念附会。我只承认,这是你借助小说解读表达立场。你反复提到新文化运动,很多东西只能在历史时空里讨论对错。比如吴虞是什么好东西啊?就因为骂他爹代表了“反对父权”——也算是呼应了时代精神。所以尽管他把妓女带进教授宿舍,蔡元培照样“兼容并包”。

潘知常:呵呵,这本书我批判了小说教,在我即将推出的下一本——《解读红楼梦》里,要提出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建设新文化,那么我们中国的文化源头在哪?鲁迅曾说是明末清初的一些梵文小品,认为它们是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源头,也没错。其实我看更应该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古代小说。以曹雪芹为代表的,像鲁迅、王国维这批人,真正代表了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我就是从破立这两个角度来做学术普及。实际上我打算出一个书系——“潘老师说美学”,这是我要进行的学术通俗化,跟单纯讲故事的百家讲坛完全不同。

5)《百家讲坛》里的诸子百家

郭明全:潘教授不妨到《百家讲坛》去说一说?

潘知常:我不想这么做。我同易中天的区别,就是他讲故事而我强调故事背后的观点。也许等到人们换一种欣赏口味的时候,我的美学才派上用场。

郭明全:你可以选择其他电视台的类似的栏目啊!相比传统出版还是电视媒体的影响更大。

潘知常:我觉得一个人成功是不能预期的,奢望别人成功的地方再复制成功,这种概率基本上是没有的。

王少磊:不仅个人的成功无法预测,节目本身的成功也无法预测。按照教科书的说法,电视更长于直观叙述,现在被认为促成《百家讲坛》成功的原因,以前很可能曾经被用来证明同类节目的失败。

郭明全:记得看过这样一本书《重启思维》,它也说产品的命运带有偶然性。

潘知常:现在我就想先做一个品牌——“潘教授讲美学”。我比较认同林达的模式,《近距离看美国》,出了四本卖的都不错。

张宁:思想模式可能在电视上永远不行。电视它有电视这种媒介本身的特点,媒介市场中的运作模式,决定了这种知识性的节目只能是阅读故事,不可能有学术,他们是不希望有什么学术概念,他们反而更推崇那种“新型说书”这种模式。

潘知常:很多电视台举办类似节目时,都依照《百家讲坛》模式,找一个说书的上去,最好是个老头儿……

张宁:《百家讲坛》,我不否认它理想的崇高,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则更多是从收视率角度来考虑的,一开始或许有一定的依据,但到了后期就都会向收视率妥协。像“王立群讲史记”,他的风格很明显,就是节目的设置风格,它会设置很多疑问,为什么要设置呢?其实就是为了把学术变成故事来讲,而背后也总是向收视率看的。

王少磊:我觉得人要有平常心,也不能一概而论,它还是有一点积极意义的,例如阎崇年啊我觉得就要好一点。

潘知常:这一点我认同,说白了,你在电视上只能做一件事,什么呢?你把问号讲成感叹号,但不能把问号讲成省略号,凡是把问号讲成省略号的效果就不好,易中天呢他是不像阎崇年那样直接。阎崇年是满学会的,完全是按照学术研究的路子走。

王少磊:《百家讲坛》跟评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觉得把它定位成类似科普的东西是合适的。西方经常有大家做科普我并不轻视,但是你非冒充学术就令人反感。于丹是见过的……我比较排斥光滑饱满的大词,而且全是常识性的人生哲理。

张宁:是的是的,一开始听起来满有味道,但回过头来想想,其实真正能拿得出的东西寥寥无几。

王少磊:阎崇年感觉不错,但我还是嫌他“老实”了,他缺少批判和怀疑,也许有一点史实的辨析,但史学立场差不多都是传统的。

潘知常:他在那里,不太可能有太多的“历史翻新。”

张宁:我并不是否认它的积极意义,但是因为现在是媒介时代,一方面媒介在收视率上的压力在于评介它的思想内核,再一个就是,媒介时代呢大家都很浮躁,像易中天于丹这样的走出来后,整个社会都认为他是一流的学者在搞顶级的学术,我们通常是拿大众化的评价形成一个对学术评价的大全。

王少磊: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他比另外一群学者强:那些人写东西生怕我们看懂。

郭明全:好吧,感谢各位出席圆桌,并且预祝潘老师的美学解读能够被读者认可。 

2007年09月18日

书稿交给我师妹,想必应该快出来了吧。吴MM做责任编辑,而刘GG提供的“科研资助。”然后下面就是诸位捧场了——因为跟去年那本不同,那本院里买单、且是生疏的旁人看稿,我送人时一律说“拿去垫桌子腿。”今年打算改说“拿去上茅房”,意思是,蹲桶之际颇可翻翻破闷的——这算是提前自我广告了:四方亲友念兄弟寒毡一席,请多解宦囊以助釜薪灯油吧。

跋:方程组总有解

因为互联网的缘故,王少磊的文字我经常可以看到。每当我读到他写的那些东西,总不免心存疑虑。

首先是文章的样式。王少磊在一所大学里教书。大学里,对教师的考评,我是知道的。每所大学,都要求它的教师,每年完成一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量。教师们称那为“工分”。挣工分,得靠“核心期刊”和“人大复印”。那必得是“中英文摘要关键词,引言结论参考文献”。我所看到的,跟这些很不对路。

另一个,是他的话题。他所谈的,多属一些只能欲说还休的话题。这很吃力,也不讨好。要把不好说的东西说明白,谈何容易。不留神,文章七折八拧,失去流畅通达的感觉。那就不“好看”了。

文章要好看,这是王少磊的原则。王少磊有非常好的古汉语功底。要是弄一些风花雪月的东西,还真有模有样。在这方面,想要好看,他能做到。可他还是选择了一些费劲的话题。而他要坚持的原则,依然是“文章一定要好看”。有一次讨论,我略有些急。问他,产品说明书和天气预报是不是也要好看。“那也得好看!”

以我理工科的思维方式,条件越多,事儿越难办,最后必然是“此方程组无解”。而他的观点是,总能找到一种巧妙的方式,正确地表达思想——还能好看。那等于说“方程组总有解”。

我可以用一些数据,来证明他的努力,一直在经受挫折。他曾写过一篇《春晚是一篇成功的作文》。您可以查看一下后面网友的评论。我敢说,不下一半的人根本没有看懂。当然,他坚持说,接近一半的人都看懂了。我没有和他争论。

王少磊十分敏感。他自己解释说,干我们新闻传播这一行,就需要敏锐的触角。其实,那话里有辩护的含义。因为他知道敏感,跟太敏感之间的差异。太敏感的作者,容易犯过度诠释的毛病。他早先的文章里,我得说,是有这问题的。但近两年,他有进步,增加了克制,增加了包容。然而,当我表扬他的时候,他却反问:“你肯定,那不是因我变得迟钝或麻木?”

瞧!还是敏感。还是质疑。还是探究。

所以他的文章,在我看来,缺少一些平和与闲适。有动荡与活力,缺安静与祥和。总之,无论他怎样不停地探索与改变,我对他总是不满意的。这真难为他了。

也有证据表明,他的努力,似乎取得了成功。最直接的证明,那就是您。您都看到这本书的最后一页了,仍觉得意犹未尽。正拿我的这段文字,作为餐后的水果。那多少说明他的文字,至少您是看得下去的。

最后我得告诉您,无论他怎样地努力,取得怎样的成绩。我都不会表示我对他十分满意。

我是他哥。
                                           (王少东)

2007年09月05日

新高考的专栏,这两天怕是出来了吧。开篇暑假前就已经写好,现在可以贴出来在这里备份。意见,自然是一向的意见,但我久有愿望,专门给孩子们写个系列。王一诺是今天的读者,其实在我的假想中,王一介也是将来的读者哩。

开篇:什么是好的作文

亲爱的叔叔:

为什么一篇我觉得满意的文章,并没有得到理想的分数?而被老师朗读的范文(比如在今天的课堂上),我又常常觉得不过如此(请相信不是因为嫉妒,因为被表扬的小蓓是我的死党)?我的困惑是:作文的好坏会有标准吗?

王一诺

亲爱的王一诺:

如果我说对顶角相等,你认为这会在班里引起争论吗?如果我说“香蕉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水果”呢?我的意思是不管在学校还是家里,对顶角总是相等的(你若能证明有一次例外,我打赌会立即成为爆炸新闻),但是你在教室里调查口味偏好,则可能会得到10种以上的不同答案。

你的政治老师一定说过,审美是一种主观活动,而定理则是一种客观存在。这可以解释,你虽然和小蓓都同意“摩擦起电”,但你并不赞成她对于麦当劳的过分热情。

现在明白了吧?评价作文时意见不同是正常的。没有一个老师有这样的自信:他所判定的分数绝对不能商量。事实上,每次批阅我都会小心翼翼:你怎么知道,不合规矩的写法不是一种新的风格呢?在被我们否定的作者当中,会不会有韩寒和郭敬明第二呢(关于韩寒和郭敬明,以后我还会有专题讨论)?

那,那……我猜你现在一定非常生气:既然没有统一的标准,我怎么保证学习是有价值的呢?或者说,我该相信哪一位老师——既然他们都有不同的审美标准?

呵呵别着急。审美虽然没有像数学那样的绝对标准,但并非完全没有标准。或者可以说,关于文字的优劣,我们仍然有一些公认的倾向。举个例子说,唐以后,历朝历代都有人“尊李”有人“尊杜”——就是说,在究竟谁最厉害的问题上争执不下。但大家差不多都承认,不管李白杜甫谁更厉害,他们整体上都比被称为小李杜的厉害(我想你一定知道小李杜系指李商隐和杜牧)!

再比如我们说鲁迅犀利,说他二弟“冲淡”(关于冲淡这个词,你可以在我送你的词典里找到解释),但没有一个批评家,会把对他们的上述评价对调过来。他可能在周氏兄弟中有所取舍,可多数人都同意,他们都是中国有影响的作家。

如果你还是没有完全弄懂,我下面来尝试进一步说明。你还记得二叔的“商务男装”吗?尽管对你上次的评价耿耿于怀,我还是喜欢陈道明的那条广告语:“简约而不简单。”因为这句话可以直接拿到写作课上——虽然我不能像数学老师那样肯定,但仍然可以告诉同学们:简约是“好的”,简单是“不好的。

我想你现在该醒悟到,为什么有时候老师提倡简洁,但另外一些时候却批评“不够丰满”了吧?或者有的老师喜欢胡兰成的香艳繁复,有的老师喜欢孙犁的蕴藉干净……不管怎样,简洁、丰满、蕴藉和繁复都是“好的”,而“寒碜”、“单薄”、“重复”与“拖沓”都是“不好”的!

(注:胡兰成这个作者你可能有点陌生,不过我猜你喜欢他曾经的女友张爱玲小姐)

总结一下:文章优劣的标准,没有自然科学上的精确性,但仍然有很多审美共识需要学习。我们不能断言“朴素”和“机智”谁更可取,但可以同时学习赵树理的朴素与钱锺书的机智(不过我们也批评一些人“朴素到了寒碜”,另外一些人从机智走向了“油滑”)。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开头了。教师在课堂上,就是以传递审美共识为主,同时也该对另类的风格保持宽容。当老师不得不给个分数的时候,就必须把各个审美指标都分解出来,然后逐项相加得出一个综合的成绩。我不怀疑你的机智和诙谐,但是否会在尺度的把握上……比如,你是否又使用了让老师头疼的校园俚语?或者刚刚从BBS上学会的网络语言?无论如何,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你并非在所有的方面都不如小蓓(比如小蓓的爸爸就没有一个教写作的弟弟)。

                                             你亲爱的叔叔 王少磊

(杂志约稿,请勿外转)

2007年08月24日

我记得,我的英国文学老师非常诧异。每当她领读“mobbing”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聪明的老太太于是问:是不是在中国话里的意思差不多?

其实只能说,在某个特定的上下文里,mobbing的意思接近“毛病。”还有更匪夷所思的巧合。比如恕我低级,为什么中英文里“小鸡鸡”都是“那活儿”的代称?记得语言学老师告诉我,尽量选择“rooster”而避免使用不雅的“cock”。

我拒绝承认某些同志的“象形说”。难道cock象形而rooster就不象形吗?胡说嘛。而且要知道在敝乡,同一个器官居然变成了“duck”!带累的,真正的duck只好改称“扁嘴子”。

这个改称语言学上是有依据的。同样的例子还有:我们把生姜改称“拐子”,原因乃在于“jiang”的读音在意指动物的分娩——例如有句骂人的土话就叫“你个驴jiang的”。

自然,拐子之所以叫“拐子”确乎因为象形。

说到器官,还有更邪乎的。你们如何称哺乳器官?贵处差不多是祖母(奶奶)吧?在敝乡则降了一辈,变成了……妈妈!有首童谣是这样的,我抄录过,很美:

月姥娘,黄巴巴,爹织布,娘纺花,小毛头,要吃妈(!),拿起镰刀割给他……

……

PLP在全国建立农村图书馆,真高兴王楼就在首批之列。杜同学还让我编本乡土教材,纪录淮北平原的俚语民谣。王楼不比苗乡,没有山歌可以自豪,但方言和风俗还是大有可观的。趁此备课喘息之际,略示一二,等空下来的时候,好好完成这部专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