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07月29日

直到暑假前,教材上仍没“博客”这词儿:一来编书的老头儿们要“严谨”,再者,出版周期也确实赶不上“网趟儿”。讲台上,我还净盯着手表跟孩儿们扯BBS呢:它的英文词源、汉语转义以及搁台湾叫啥,末了提问发短信的和看金庸的——它跟Forum有什么分别?从这点讲,我希望评论家们继续为blog的翻译决斗;按 方鸿渐老师的话说,您有典故咱才好“kill time”。

博客的鼓吹者声称它是“一场革命”。什么是革命?印刷术的发明相对于手写是革命,网络的出现相对于传统媒体也该算革命——它虽然不能完全弄死后者,但却对整个生态格局有甚深影响。因此琢磨啊:假如博客果真是一场革命……

赶紧学习了一下。博客虽然被赋予巫术般的法力,但剥去修辞无非三点要义:一是个人化的,二是思想性的,三是随时随地可以发表的(依照学术期刊上的教兽腔,最后一条即所谓“降低了数字化生存门槛”)。

看金庸的跟发短信的反问: 王老师,博客的“个人化”,与更方便互动的私人讨论版区别何在?——那什么,据说从信息传播模式看,后者仍然是公众性而非个体性的……不对,难不成,讨论版的“参与”反而会构成自己的障碍?其实BBS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带有个体性是可设的,很多讨论版就是围绕斑竹进行的个体性传播。

有人甚至认为,相比博客,讨论版的缺点是不能开设个人专辑。这虽然可笑但也不符合事实,西祠早就提供了这种功能;远在博客的概念之前,它就有类似个人专辑的“我的家”。再说了把狗胜儿改名叫张前进,难道它就成大仙儿了?新闻革命,草根革命……一不留神满世界都博客革命,而且快被说成是万能钥匙啦。

关于个体性传播,闵大洪有这么一段话:

互联网上提供个人写作的方式很多,如个人网页、BBS等,如今又多了一个博客。我认为,在传播的本质上这些没有区别,体现为个人出版,小众传播。当然,如果自己的文字逐渐形成影响力,或有独特价值而被媒体报道或转载,也可以一时形成大众传播,最典型的例子为木子美和竹影青瞳……

在闵看来,博客不仅仅跟BBS、个人网页一样属于小众传播,而且还都在努力谋求更大众的传播。我们倒是可以说博客是私语化的、以个人为中心的,但它的优点和起点决不是“非公众性”。发表就是为了被更多的人看到,真正意义上的日记全放在抽屉里,有时候我们还给它加上一把小锁(唯一的例外是《雷锋日记》)。这点方兴东倒是说对了,博客不同于日记的地方就在于“共享”。

思想性,或者说思想的共享精神,是方兴东所谓“博客最重要的精神” (“从信息共享到思想共享”,也是博客中国众多口号中的一个)。但首先,“思想性”并不是博客的品格特征,最多只算是人们寄托在博客上的理想。“不思想”的博客一直存在,而且压倒多数地超过“思想”的博客;其次,共享精神亦非主要得益于博客贡献——因为它差不多一向是互联网的普遍精神。就像“随时随地发表”一样,与其说是博客的追求,毋宁说是整个互联网的共同追求;降低数字化门槛,肯定是商业网站一直努力的方向,他们肯定是让用户操作更趋傻瓜——而不是相反。搜狐和新浪之所以共享“信息”,是基于那个时空环境下的功能定位;并不是说,它的技术平台或技术力量不能够共享“意见”。

互联网善于“概念”,对此大伙儿早有心理预期。可互联网对大伙儿的脾性也门儿清:预期归预期,照样跟着传播议程——奉献网络经济所需要的眼球。我的朋友紫竹,正应出版社之邀推出“客文化”专著。那其实就是传统媒体,为了沾光网络人气进行的二次开发。虽然科学家和美食家不真的是一个“家”,但是,把搁咱国家都叫做“客”的东西归一块做,对于图书市场来说的确算是个好主意。

不管怎样,博客对于受众个性的鼓吹是符合网络精神的。假如为了自己的媒介理想(或者哪怕仅仅是商业理想),愿意聚集在——某个他们希望为其命名的大旗下面,这原无可非议。但博客并不是网络社会的全部明天——除非他们,把无论如何会出现的明天修订成博客定义的高级版本(博客可能,仅仅是“昨天”换了个时尚的名字)。

从前,教材已经告诉我(我也已经及时转告同学们)——议程设置在网上被弱化了,在今天咱受众不再是靶子。但看起来,传播技术的发展还是对传播者更加有利。无论芙蓉还是博客,那不是比纸媒时代还像“魔弹”吗?谁没看芙蓉?博客说是上千万了吧?他们设局,咱们傻笑;他们出招儿,咱们中招儿,一点也没悬念嘛。

很担心,以后会有这这么个情况:生意人靠市场嗅觉憋出一概念→强大的媒体手段全民动员→御用文人把它们总结到教科书上→俺站讲台上跟人孩子说,这就是真理——俺不这么说还不成,不这么说就晋不了职称当不成野兽。

相对于技术专家的赚钱寓言,我对伦理层面的问题兴趣更大。IT江湖之初,任何涉及网络道德的个案评价,都对约定规则本身具有价值。谁想妖魔芙蓉就妖魔芙蓉,谁想天使博客就天使博客——这很危险。我可不想,一上来就让丫们全称了心。我得跟孩儿们讲讲:都甭跟着瞎起哄啦,咱期末不考博客——无论是简答还是填空。

2005年07月27日

一个东西出来,不拘博客还是什么,有人说好,有人就说不好;差不多总会有第三人说,一分为二。从第四个人开始,就忘记当初打算说啥了,讨论变为一场恶毒的脏话比赛——个儿盯个儿周树人似的,像全给肺病闹着。

其实,写IT评论的意义,多半不是“对错”层面上的,而是逻辑层面和审美层面上的。因为很多东西,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尝试着把它说顺溜了,也就是一篇好文。

历史学是什么?历史学就是它发生了,然后历史学家使用语言工具,证明它必然发生。这比较容易,可预测却是件危险的事儿——除非,你把真理当成可以随意修正的胡说。谁又敢打赌“必然发生”?当然有人就敢:社*/主义不能在一个国家里首先实现;但当它被认为已经在俄国实现时,解释说,架不住帝国主义有薄弱链条;可苏/联又就解体了……正常,还不许前进道路上有点曲折?

IT的情况并不例外。所以,大仙儿们说这个说那个,也权当个脱口秀听听好玩——方兴东的命运不照顾评论家的占卜。其实这搁传统媒体那边儿,已经被反复验证了。比如电视,一种节目样式的勃兴,评论家能在事后总结出,其必然要勃兴的种种理由;同样,一种节目样式的衰落,评论家也能在事后证明,其衰落完全势在必然。但是,他们很少有机会预测成功的节目样式——与其说节目样式的成功是他们预测的,不如说,它碰巧成功了,而他们负责用传播学的概念来解释。

有多少今天风行的东西,在当初被认为天方夜谭?现在失败的东西,其实也是由策划班子论证而来——它们有一个类似评论家的头子带领,负责给新鲜创意和收视率之间建立书面逻辑。所以博客中国改版啦,张朝阳爬山啊,也多半不是ceo心血来潮,背后差不多全有评论家指点。

为什么评论家的预言不顶用呢?道理很简单(虽然表述起来有点绕口令):导致一种结果的因素非常复杂,而这些因素的出现,又取决于更大数量级的因素。换句话说,影响这些因素的因素不可测定——或说,因为过于庞杂不具有操作性上的测定可能(靠AC 尼尔森的数据定量也不行,那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粗略的抽样)。再换种说法:决定结果的因素很多;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呈现显性而相反的因素蛰伏;但问题恰恰在于,无论显性还是隐性的因素,都可能跟结果建立文字逻辑!

在某个由“评论家”组成的改版小组,我曾经做过一个卑鄙的试验。根据同样一份材料,做出了结论完全相反的两份策划文案。我虽然居心叵测,但通常情况下,人们的确总是为自己的直觉——收集有利于它的数据。我把这个试验,看成是防止感觉良好的行为艺术。

当然,并非说构成传播、或者其他某学的理论统统没用;而是说,除了大家都知道的那些常识(受众啊,把关啊,什么什么啊),评论家很难给出执行意义上格外的高见。与其相信评论家的胡扯,倒不如相信资本的敏感——资本对市场的敏感,几乎相当于鲨鱼对血。

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让IT评论家活着。资*本*主义,不是早已经剥去了其职业的灵光吗?咱再提醒他们一把:梅香拜把子大家都奴才,甭跟我指指点点地做救世主状……不过还是让丫活着吧——毕竟要拢个局做个市,话题固然无所谓对错,但却需要被不断地被讨论着。就当丫是说书的得了,文学上的审美也是审美嘛。

2005年07月25日

有一段时间,我专跟先锋艺术家作对。因为他们号称边缘的目的,是为了更快捷地进入中心。为此还把胡子弄得跟恩格斯似的,有的还特意不洗澡。

由于生存能力的差异,大家在半坡村那会儿就分了堆儿。人类童年期的样子,可以从我们的童年看出迹象:有孩子当头儿,有孩子跟屁,但也总有孩子单溜——这差不多就是现实社会的模型。

当然不同时候有不同的选优标准,开始看谁砸死的狗熊多,后来还比赛过做诗对对子写大字;我们小时候自然是摔跤扳手腕,但也拼过谁尿呲得高。

后来产生了有学问的人,就不把孩子头儿叫“孩子头儿”了,改叫“意见领袖”,“跟屁”也到底不雅,更名“公众”。

所以首先,不是意见领袖“好不好”,是人的脾性注定会产生意见领袖。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意见领袖是技术权威,他靠专业素质和行业道德使自己成为中心。换句话说,他成为中心是靠本事打出来的,是公众自然淘汰的结果。

这很重要,比如,郭沫若郭老的文坛盟主就不是打出来的。反过来,钱锺书虽然到息县浇粪, 20年后照样是一条好汉:教材并非真正的坐标,架不住人读者心里有数嘛——高玉宝李季再革命也是旁门儿,你就说张爱玲是资产阶级人照样“中心”。

从其中一个层面上看,Keso的“中心”是打出来的。讨论观点对错没有意义,关键是人家对业界熟悉敏感,下牙巧妙老滑,论证也讲究逻辑。就文字而言,那差不多是一个可取的方向——不动声色娓娓道来,语言既不宏大愤怒,也不迂腐呆板,远比许知远那代写手成熟高明。

Keso的中心是否有文章以外的原因?你自己做总编,报头报眉满眼都是你的文字。甚至,你接见个文学青年,跟人吃个饭扯个淡都被选进“昨日新闻”。Donews定位是媒体平台,可我没见过其他媒体有把总编如此“中心”的。传统媒体忽视包装自己的记者,但对斗牛士是不是又有些矫枉过正?keso的博客固然只是“个人评论”,但这个“个人评论”是被编辑手段强烈处理过的,是媒体行为而不再是个体行为。

在国外(至少是国外的某些地方),报社的新闻部和评论部根本不放在同一幢大楼,而报纸的社论是一个版面,来论则以“社论版对页”的方式放在另外一个版面。这些都是保证媒体作为公正“平台”的努力——或者至少,是保证媒体看起来象一个公正平台的努力。不知道,斗牛士如此强烈的中心化,是否会消解自己的定位,抑或,这些都在制作人的算盘之内?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中心对于形成“圈子”的确有价值。文字不注解背景,甚至故意说点斗牛士的slang——看似排外,实际上对潜在用户更有吸引力。在这个方面刘韧比keso更明显。假如他能顺利地成为孔子,不用担心一定会有人给“大牛”、或“羊咩咩”做好脚注。

其实说白了,我个人最担心的不是写手的中心化。而是一旦中心化,到底有多少写手能保持独立视角(网络时代以前的例子很让人沮丧)。资本的势力如此强大,它左右了意见领袖,就等于左右了我们。

2005年07月24日

一篇“自由作家王心丽发炮”的采访,在见报前被把关人撤了下来。“炮弹”其实就是“宁可不卖也不贱卖”,意指小说《落红三部曲》,作家开出100万的影视改编转让费。但导演张纪中的回应是“简直是胡说”,因为100万是金庸的价格——他人很难比肩。这个态度使王的意见更趋激烈,称“看了张纪中的谈话以后,对影视感到恶心”、“他搞金庸电视不就是为了赚钱,我狂爱文学别的没意思”,并且声明,“已没有和影视合作的任何想法”。

  对文学本身的争论很难有结果。假如一个人喜欢一部作品,他甚至不需要给出论据支持——他可以就说“因为我喜欢”,毕竟审美是很主观的活动。不过,文学的高下虽然不好用金钱标注,但文化市场却有行情可以比较。金庸与王心丽,在文学评论家眼里是一回事情,在电影投资者眼里又是一回事。要论影视改编,谁比得过咱琼瑶琼阿姨?但谁也没说,言情小说一定比寻根文学好,都知道两码事儿。

  所以,不能把市场现实与文学取向掺杂在一起。王心丽自可“狂爱文学”,而张纪中也不妨“为了赚钱”。我甚至认为张纪中当然要为了赚钱,他既没有培养新人的义务,也没有义务为了文学承担市场风险——当然他的专业眼光是否准确另当别论。重要的是,文学并不比赚钱更应有道德优势——谈不拢不谈,但不能因此就相互否定。

  王心丽定价百万的主要理由是劳动付出。也就是说,考虑到创作的艰辛她认为“值这个数”。此前王已经在紫金网站发表贴文,在那篇情绪抑郁的随笔里,作家为自己十年经营慨叹不已。她后来在网上质问:别说写这么多字就是抄一遍需要多大功夫?从一个文学青年到成熟作家要投入多少?

  王心丽忽略了这么一个逻辑:在你的全部努力中,只有那些已经社会化的部分才会被计数。有的文学爱好者写了一辈子也没能发表,而有的人,他扔在废纸篓里的手稿却被拍卖。在出版商眼里,韩寒在成为文学青年的同时就是一位“成熟”的作家。生意人就是生意人,他们既不会因为张中行“投入”了70年而提高润格,也不会因为刘亮程在新疆的恶劣环境而补偿稿费。他们靠着市场嗅觉定价,而不考虑,你需要打拼多久才能进入他们的视野。

  换句话说,“宁可不卖也不贱卖”,作为写手的人生宣言或者自勉口号无可非议,但你无法把这个信条强加给市场。什么是市场?若你张纪中不买人家陈凯歌掏钱——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当然市场并不总是接受好的东西,话再说回来,如果市场总能接受好的东西,阿炳会拉着二胡沿街乞讨吗?

  王心丽是一位自由作家,那意味着她不从文联之类的机构领取工资。事实上,区分作家自由与否倒不在于是否领取工资,而在于他是否承认体制内的游戏规则。假如他有明确的“立场”意识,就不应该太在意主流社会的评价——因为他已经提前蔑视了那个评价标准。否则就有理由怀疑,那不是立场而是另外一种策略。

  真正令人感叹的是,自由作家缺失了它在评论界的代言人,以至于当王心丽以作者身份说出下面这段话的时候,多少带有一些悲剧色彩——

  《落红三部曲》能与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的《飘》和澳大利亚女作家考琳的《荆棘鸟》媲美,《落红》的文本艺术价值和对人性深层次关注和社会真实的揭示,都超越了《飘》和《荆棘鸟》……

  作为写手我对王心丽抱有兄弟般的善意,一个人为了自己的信念固守永远值得尊敬。作为读者,我承认自己不喜欢“落红三部曲”中露骨的性描写。并且,我也不赞成作者拿这个考验电影工作者的勇气(王心丽在跟帖里反诘说:他们敢拍么)。露骨的性描写只是性描写的一种办法:《金瓶梅》“香熏鸳被,艳装澡牝”是一种,《围城》 里“她闻到一股爽身粉的味道”也是一种——艺术上的评价并不是靠谁豁得出去。

  也许引起我们思考的,倒不在于小说本身的优劣评价。而在于文学在不同视角下的强烈错位。我们这代人,看着《艳阳天》长大,把包括浩然在内的作家想像成道德化身——并且经常做梦也想成为作家。然后,当我们成为文学中年的时候,文学青年差不多已经成为贬义词,我们崇拜的作家们正排队等着张艺谋钦点。

  不管怎样,文学能成为公众议题令人欣慰。过去,我们听说美国人除了随便作爱,这个腐朽帝国物欲横流。但北岛仅靠诗歌朗诵或写作教席就能在那里混饭。在我周围,谁要是自称诗人而不被嘲笑则一定是奇迹。在媒体上,我们的文化差不多专指娱乐了,很欣慰还有文学进入了记者的视野,虽然在最后一刻还是被值班主编枪毙。

2005年07月07日

搁我们老家,带孩子不叫带孩子叫“哄孩子”。“哄”,也就是骗的意思,当时觉得怪费解的,明摆着不切题嘛。

    到自己当了爹,算明白了,切题切题,真是他妈哄孩子。

    下面举几个典型案例。

    1)吃饭的时候不许看《猫和老鼠》。理由是,容易给稀饭噎着,对健康不利。真实原因是自己想看新闻联播。有时候更恶劣,想看3套的一个女主持人。人吃饭不能看猫跟老鼠,那丫午睡看璩美凤光碟就符合卫生?

    2)屎壳郎是益虫,蝴蝶是害虫。有这么分的吗?完全不考虑审美因素。要说害虫,谁有咱人祸害大呀?特别我们这个品种,繁殖能力强,还什么都吃。可甭小瞧这个“害益论”,我长到二十好几,还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打量生物界。

    3)聪明的小白兔终于把大灰狼打死了……不可能。小白兔再聪明也不可能违背食物链,即便有山羊舅舅和喜鹊阿姨合伙也办不到。别总想微言大义,非弄个假道理让童话包着。现在还是大灰狼的世界,只有“美英合伙欺负人”,圣马力诺再聪明也不行。

    4)地主掉下山崖,放牛郎与仙女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富人坏,穷人好?首先,未必有啥子好坏;其次假定有个好坏,它跟财富没有必然逻辑;再次,因果报应缺乏科学根据;最重要的,说神仙姐姐不跟有文化的成功人士好、非跟外来务工人员谈恋爱——这肯定不符合事实。

    5)鸡阿姨帮鸭妈妈孵蛋,鸭妈妈帮鸡阿姨过河,他们亲亲热热在一起……不扯淡嘛。我们描绘的这个拟态社会是不全面的,孩子要奔这个思路开始他们的人生,很危险,很容易被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

    6)爸爸之所以揍你是因为你不听话。屁。爸爸之所以揍你是因为他不能揍他科长,同时也不能揍他老婆也不能揍你奶奶:爸爸除了你谁也不能揍——爸爸受了委屈总得找个人揍一下吧?

    7)星期天不准去红山动物园……你这孩子怎么玩心这么大?那,你大人玩心就不大?你不打弹子活尿泥了是因为那不吸引你了嘛。你大人有其他乐有更好玩的了嘛。人孩子白天玩就跟你晚上做爱一样,都本性嘛。人孩子要跟你一德行也一样会训你干吗呀大热天不睡觉……

    8)撒谎鼻子会变长。当大人说撒谎鼻子会变长的时候,他首先应该摸一下自己的鼻子。

    ……

    所谓哄,就是瞒点事儿,露点事儿,从而给自己的意志制造狗屌逻辑。大人要统治世界嘛……这个,这个怎么这么像书上说的新闻业?当然,是资产阶级那边儿的,他们都坏人,而我们的任务是给他们掘墓。

2005年07月05日

1、不利于名词解释的教程

如果打算培养“名词解释”的高手,我肯定不会使用这本《网络媒体教程》。而且说实话,我自己也不大容易从中截取一段,作为期末试卷上的“填空”或“对错”。

除了这一本,我见过的所有其他教程都有一个专章的绪论,光讨论“网络媒体的定义”就得56page,然后,编者最后给出的定义需要配备氧气瓶才能够卒读。

但是本科教育的指向就是业界。在编辑部里,新闻院校的高才生突然发现,那些佶屈聱牙的“性质”和“意义”全派不上用场。或者更糟糕,他需要尽快忘记从课堂上习惯了的“学生腔”。

接下来的推论有点难堪。那是否因为,我们在讲台上一直使用“教师腔”?

刘韧在序言里说本书缘自“采编心得”,这是给教务处写申请前我心动的原因。既然那些文章已经在媒体上吸引眼球,而记者本人也因此赢得了同行的尊重,那么其幕后的经验就有学习价值。

我希望我的学生一到网站就会做标题,而不是仅仅会背“什么叫标题,它总共有7个类别”。

2用记叙文的方式写说明文

扛上教鞭之前,在报社我曾因新闻写得“好看”被批评。靠“5W”通吃的领导坚持认为:新闻就得“倒金字塔”否则即是“文学倾向”。后来特写式导语流行(但很快也陷入“集体主义”的泥坑),“倒 金字塔先生”,整天阴郁地捧着《南方周末》“大骂其新党”。

问题是谁规定下新闻就得“难看”?在高校其实有着同样的疑问:教程是否可以写得好看一点?

对知识分子,钱锺书好像从来不克制机智的尖刻。“先把讲义当教材,再把教材当讲义”,这是三闾大学的新人需要尽快学会的妙诀。在高校,很可能教材并非首先考虑为学生特制,而是老师碰巧有机会(或者有必要)把讲义变成一个单行本。

用“记叙文的方式写说明文”,是刘韧在序言里自陈的写作方法。我理解那是让理论文字软化的努力。在学界,通常情况下的努力是反方向的。为了让文章看起来更有深度,教授们似乎一直试图从梵文里寻找启发。但是“文章深度”与“文字古奥”之间是否有必然的逻辑?——这么简单的逻辑似乎从来没有人想过。

把“城市户口”不叫“城市户口”,非得叫“非农业户口”。他们之乎者也然而不然,努力把我们都懂得常识改写成望而生畏的“理论”。

在职称评定的游戏里,学术期刊只是一个道具。我怀疑,并没有人真正喜欢故弄玄虚的艰涩。很多时候,业界并不真的指望从学者那里得到灵感,他们把他们请到节目研讨会上,还发给信封,只是为了给改版计划增加一个舞美元素。

刘韧承认,记者的身份可能让教程具有某种叙述局限。但我宁可忽略这一点,如果本书可以打破传统读本所形成的沉闷。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看”,可读性甚至从目录上就能够看出来。我相信,它有助于戳穿“难看=高级”的可笑逻辑。假如学界不能在自己的生态系统里完成观念更新,也许请来业界的牛虻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同题作文与不同表述

这本《网络媒体教程》应该尽快有自己的2.0版。虽然它在一个可取的方向上做了尝试,但整个尝试显得仓促和粗糙。它的内容未免单薄。前后的体例风格、以及整书的框架安排,都有点“攒出来”的痕迹。

公元前366年的一天,戴着月桂花冠、身着节日盛装的德摩斯梯尼登上讲台。这位为了改进发音,曾把小石子含在嘴里朗读的卓越演说家,等待这一天已经有许多年——侵略者马其顿王国国王腓力被刺身亡,德摩斯梯尼准备在庆典上抒发胸臆,用最激扬的演说赞美祖国希腊(选自第二部分第五章“CMS产生精华”)。

“技术部分”实际上是另一种表达习惯的“表层”,这样“同题作文”的章节就显得区分度不高。作为创意层面的考虑,本书的第二作者韩磊非常合适,他通晓外语并且具有IT的写作实践。但是相比其它章节的干净蕴藉,技术部分的行文还是有点“宏大”。我有时候怀疑那是70年代写手的通病:书面语,长句子以及很多的外国人名(他们中许知远的写作最早引起人们的注意,热情尖锐有余而从容老道不足。)

滔滔不绝的雄辩有时候也会走向说服力的反面,这是很有趣的事实。“作文”虽然不同于用口语“写话”,但一上来就端起架子肯定不是上乘。我本人喜欢看点外国的、理科的东西。能把天文或者植物写得吸引外行人,那必得具有特别的技巧。

也许因为成书的周期较短,一些时候语气有点“努着”的感觉。至少全书并不像开头那样,一直是平实简练的口吻下来。此外对他人内容的摘引也略显生硬。后面“网络语言”部分的附录太长了,反衬得原创部分的篇幅偏于瘦弱。

4、需要顾及的某个“度”

对文体的把握也许要照顾一个“度”。比如,理论虽不必写成“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但似乎也不能写成“月亮啊我很孤独”——那样的抒情散文。这当然是比喻,本书远没有这么夸张和极端。我的意思是,个色可以看成是对传统教材的一个反动;但这个反动,也不能彻底颠覆教程的全部文体特征。

不同体例的组接,使文中频繁出现的“我”字有点混乱。对斗牛士背景陌生的人,很可能对叙述视角感到迷惑。很多人物是小圈子里的,不加注解地在教材里出现,是否显得对读者不够尊重?

刘韧好像很讨厌引经据典的套路。但排斥论文里虚头拔脑的严肃,并不意味着把严谨也一起抛弃。比如P35有一段话:

社区Blog的确限制了一些Blog用户的自由,但是对大多数Blog用户而言,他们得到的是更多的访问和关注——从共建的Blog首页,从对应的主站频道,栏目以及BBS会给Blog增加80%以上的访问量。

书里有很多类似数字被随口说出,但看不到数字出处和取样说明。我觉得,既然连作者就读的高校都有脚注,对这些关键数据的处理就有点太不公正了。还有一些观点过于肯定,除了观点本身看不到足够的论据支持。

5、教程应该有别于专著

在第三部分的第二章,有一个小节标题叫“依仗Google”。我注意到,有时候刘韧干脆直接用Google指代搜索引擎。在很多场合下,作者都在字里行间隐藏着价值评判。作为IT记者和评论员这是允许的,但如果是这样,本书在更大程度上都更像是“专著”。

这是有区别的。在专著里你不必全面执中,但在教程里则必须中性一点。应该更多地使用“有观点认为”,而不应该主要或仅仅是“我认为”。如果中性的观点不是必得,则至少必得是中性的态度——无论如何要把不同的意见罗列一下,而不是索性根据个人好恶屏蔽它们。除非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作者打算把这本书作为专供donews内部编辑使用的教程,他有权利让旗下的媒体反映自己的理念。

例如,我可以既不喜欢“博客”也不喜欢它的翻译者,但既然那个概念已经被约定俗成,我似乎也没有必要非得另外找个词儿硬拧着。语言就是语言,在它身上像自然科学那样争论对错有点太过拘泥。

……

 

尽管有这些不足,我还是要向我的同行们推荐这个教程。同时我希望自己可以用“习明纳尔”的办法上课。我们围着圆桌,嚼着口香糖,并且不需要站起来回答问题。我们面前放着一本可供床上翻阅的书,虽然它的作者没有教授头衔,也没有在扉页的简介里注明,曾经在核心期刊发表过多少我们看不懂的弘论。

 

2005年06月28日
赶着老师不叫老师,叫“灵魂的工程师”——只有两种可能的动机:哄人家或者毁人家。妥帖的标签还是“教书匠”。匠嘛,拿薪水,然后做职业要求做的那点事情。你教人认字画画格物算术……人家客气称“西席”,然后付给用绳子栓着的咸肉。跟剃头的打铁的一样,咱教书的基本上也是靠手吃饭——别光看字面儿,别看人股票操盘手也叫“手”(市长干脆又名“公仆呢”):他们经商的和行政的,才真是用脑子吃饭的主儿。
 
反过来,叫“师傅”的基本都手工业者,别管给什么花帽都一水儿的体力劳动。千万别误会,咱教书的不是写书的;“知识分子”是人家,根本没我们啥事儿。教着教着鲁迅,觉着自己也变成思想大师了——凭什么呀?
 
我们专管教书,不管育人。不是不想管,管不了。整个社会的集体劳动啊,老师没有可能,在真空环境里独自完成精神雕塑。因此要说“灵魂的工程师”,大伙儿全是——至少老师并不比其他任何人,更是。
 
举个例子。你按书上的教条,告诉学生要如何如之何。但现实情况是,他爹按照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人生准则,已经轻易混成了成功人士。而你虽然之乎者也,月薪尚不能保持“师道尊严”。衣食住行都透着失败信息,你的说服力又从何而来?你吃食堂,他爹吃酒店;你睡公寓,他爹睡豪宅;你结不起婚,他爹给他娶仨妈……我们安排一个场景来寓言吧:你挤公车,他坐他爹私车。红灯,并排,停。当他仰坐在别克后排,与70路上弯腰撅腚的你四目相对的时候……你的眼光会变得游移吗?
 
假如他爹,再略用点公关手段,就使你在“三好”评选中妥协的话,那么你在课堂上,所搭建的全部道德塔楼就崩溃了。其实书上的信条,究竟赋予你多少固守的勇气呢——当你妻女在拮据中挣扎的时候?
 
假如他爹,还在学校招生时私送了5万块钱呢?
 
学生在老师面前持有精神优势,那是很糟糕的事情。更糟糕的是,优势通常不仅在上述方面——尤其糟糕的是,我担心,优势几乎在所有的方面。比方说吧,性。过去老师常对咱说你们还小,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四化建设上……然后,他回家该干吗干吗。可等到十年媳妇熬成婆的时候,还是咱把主要精力放在四化建设上。这么说一点都不耸人听闻:在今天的高校里,学生比老师(自然是适合对比的青年教师)较少存在性压抑。首先如前所述,教师如果在社会上不是一个成功形象,他就合乎逻辑地得花较多的时间忍寂寞;其次,法律同意学生结婚了,无论“小”还是“四化建设”都不再是障碍;接下来,同意结婚就得同意恋爱,不能再因为有这个就不让人入党评优;第四,学生似乎更有理由在校园里公开传情。早习惯他们在食堂里卿卿我我,但从没看到,老师有谁敢在操场里跟人耳鬓厮磨。最后我们这些已婚两地的气焰就更低了,瞅人搁花圃后头亲嘴只好目不斜视。而且人还巴巴地跑过来教育我——有个女生,就和蔼可亲地关心道:你不能都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啊……找人把师母调过来?
 
过去,老师好歹还有个信息优势。那会儿新华书店买书要排队,靠着对“教参”的垄断就可以纵横讲坛。随便补充点上面的背景资料,就能把学生哄得一愣一愣。今天呢?今天大家全百度姑姑搜狗,同一个检索工具同一个信息源头。你为活跃气氛穿插的那个段子,早在昨天分别被张老师和李老师说过了。而且张老师和李老师也都很郁闷——因为他们不知道前天,它就在手机短信上被学生们传阅过了。
 
周星弛,帮助他们解构了包括我们在内的权威。我担心,我们在讲台上的形象正在被漫画化。正变成新版《西游记》里,那个一张嘴就“only you”的老唐僧。我担心,只是因为我们还握有某种奖惩权力,才使自己免于被轰下台来。
 
以前高校招生,农医师的录取分数最低。以前高校的毕业生里,被认为最没出息的才考虑留校。假如我们的遴选制度真的有效,则很难保证讲台上站着的都是社会精英。现在局面倒是有点扭转,但多半不是因为老师的位儿高了,而是体制调整,其他不少行当的位儿低了。据说,类似光华学院里的教授摇身新贵,但那也不是因为高校坚持了它的东西——而恰恰是,它跟社会妥协才取得的世俗热闹。
 
就是说,很可能我们奉行着,跟我们在讲台上所宣讲的,完全不同的人生信念。因此对于学生而言,我们在讲台上所宣讲的,也只意味着试卷上的名词解释,大家都学会了用两套话语方式说话,并且转换熟练。
2005年06月27日

除了通过管理员的“删除”和“关闭”,西祠的内容定位主要是通过首页实现的。事实上它通过首页建立了类似报纸的头版,用几乎跟报纸版面一样的编排手段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因为那实际上等于告诉网友胡同的趣味,比如什么样的文章可能被频道主管选中,以及它们各自被放在页面的哪一个区间(被选到头版的的那些文章,在“胡同黑话”里被叫做“主打酷文”)。有时候我不能断定,它所实现的究竟是自己真正的价值取向,还是仅仅将其作为聚拢人气的最佳手段。因为有时候那些标题太过血腥低俗了,足以让正直的市民感到脸红。

什么是市民口味?假如说市民口味简单等同于低俗,则那一定是对市民的侮辱而且也的确有欠公正。假如市民口味是指针头线脑与家长里短,则大学教授也一定会有他市民口味的一面。教授并不总是漫画里的书呆子,他不仅戴着夹鼻眼镜在书房里撰写哲学论文,也会便装拖鞋地歪在沙发上——浏览社会新闻栏里的明星花絮。就是说,问题不出在市民口味而出在对于市民口味的理解和界定上。

有理由怀疑西祠编辑在此方面存在误区。我们还不能断定误区是源自个体行为,还是那根本就是整个网站的编辑方针。但因为它所呈现的特点如此接近常态,以至于很难说它的内容总监(或者他们负责这个业务其他称谓的管理者)对此一无所知。显然有编辑把“搞笑”当成是“人气法宝”,并且把“放屁”或者“做爱”当成是搞笑的无敌法宝。含有这些关键词的“主打酷文”太多了,以至于让人很难相信那只是出于偶然。尽管网络语境比传统媒体更加宽容,那些关键词也显得非常出格——检验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比如可以看看,当父女俩共同浏览的时候它是否会让彼此觉得尴尬。

尽管我们不必从虚伪的“社会责任”出发——去指责一个实质上是企业的市民口味(它理所当然地要靠这个去赢得人气,从而最终赢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货币),而且上网也不是上道德课堂,我们不是非得把“夹鼻眼镜”的贴文选上大胡同。但市民口味并不简单意味着血腥和低俗,虽然我们可能的确都有对血腥和低俗爱好的一面。但当我们清醒的时候一般并不赞同,或者向我们的孩子提倡这些东西。

低俗虽然带来了一群人更多的点击,但也干脆带走了差不多全部的“另一群人”。有一段时间,知识背景的原创写手大批逃离,西祠差不多成了“80年代”说脏话,或者发表青春作文的地方。后者除了会“呵呵”之外几乎不能进行真正的讨论。即使西祠可以不在乎传媒理想,但仅从商业角度而言那也是得不偿失的。因为“80年代”吸引不了全部的广告客户,甚至他们根本就不是主力的消费人群。

无论是过去的“锐思评论”,还是今天的“记者的家”都无疑是西祠影响最大的招牌栏目。但是现在前者基本上是老生常谈地平庸识见,而后者差不多是业界放大了的花边。相比而言,后者因为经常有内幕“爆料”意义要更大一点。但是情绪化的口水和无意义的脏话,差不多是两者共有的弊病。更大的可能是,并非西祠网站天然缺乏健康的原创思想,是包括西祠在内的整个新闻界的从业素质都有待提高。西祠可以抛弃正统严肃而把市民口味当作定位,还是觉得即便在这个前提下也没有做到最好。西祠的内容编辑,也许还需要提高自己的新闻敏感;假如西祠编辑能够换一个思路,则肯定存在着第三条道路;一定还有其他“诉求点”可以打动受众。

西祠提供了一个公共平台,给受众尤其是平民提供了可贵的话语机会。但是庸俗化可能是对这个积极意义的一个消解。可以试着想一想,如果公众争取到的议事平台但却用来进行粗口比赛——那该是多么糟糕的情况。

2005年06月23日

我确信,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已经走上绝路。不比“五.四”那阵子,吃回落花生揪把狗尾草,连带记一件小事都能在文学史上算一家。当然那时高小毕业都管在国军混个团副,随便转两句,至少变铅字卖钱没多大问题。现在?现在死掉的,可以让“秃鹫文人”吃腐肉,老不死的,则仗着昔日文名,也能在文艺副刊上印点不关痛痒的应景酬唱。我们这拨儿在家里团团转的呢,还想靠人生感悟或者秋日抒怀出头,怕是门儿也没有了——多咱连地市级的晚报、甚至不带CN的内刊都嫌烂,看完标题——常常是看不完标题,就被编辑先生扔进了纸篓儿。

我在《××晚报》干编辑的时候,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桌子底下满纸篓都是孤独啊惆怅啊、书斋啊阳台啊、苦酒香茶啊童心可爱啊——不用说还有母爱伟大啊。除了兼营废纸的门房老韩头,那些印着暗花的精致稿笺,再也没机会接触第二位读者。那阵子我的全部工作,似乎都是在一边无情地枪毙人家的东西,一边愤怒地活埋自己的东西。我有时想,不知是功德无量还是十恶不赦,我扼杀了多少文学青年啊。电话铃一遍遍响起,王编辑坚定的冷漠也一遍遍泼过去。有个笔名刘德骅的家伙,后来干脆化装成出版部门的领导,听筒里嗯嗯啊啊,指示一定把德骅同志的月夜孤独和人生随想“安排”一下。

那时侯刚从生意场上淡出。末路穷途之际抹出的一篇——只能说是作文侥幸使我获得了饭碗。而激愤和贫嘴,甚至还让我在有限的范围内赚得些许声名。野心于是膨胀,渐渐就觉着,以前的磨难也许是大任将降(行话叫生活积累不是?),说不定王某,真是天上哪个埋没多年的魁星老爷哩。眼瞅文坛上起早的都剔牙叫着要收山了,而兄弟我还困在书房干起急。不说“五.四”——所谓“余生也晚”——就是再略迟些,弄不来郭茅巴老还弄不来杨朔吗?杨朔同志诸如《荔枝蜜》《茶花赋》《香山红叶》,那类托物言志借物抒情的套套还学不会吗?问题是学的人太多,还没等咱摸着笔竿子散文就已经苟延残喘了。我绝望地跟自个儿说,尽管母爱确实伟大,可无论如何也没法再“啊啊”了:咋整都左不过是人家玩过的。

“孤独和惆怅是没有出路地~~~~”,我对到访的文学青年谆谆教导道:“同志你必须另辟蹊径”。

那王老师——您看我们应该写点什么呢?”

“这个嘛唔唔~~~~今儿天不错——下回再谈吧我还有个会”。

他们哪里知道,我还想找人问问呢。办公室的门带上之后,把自己打扮成青年导师的王大编辑,将困惑地肃立在《××晚报》宽大的玻璃窗后,作黎明前的周树人——之上下求索状。是啊是啊,写什么呢?写他妈妈的什么才是,人家没有玩过——或者至少是玩得还少的东东呢?

那时侯,我一面咒骂着街上流行的散文期刊,一面也对自己的散文作品恨铁不钢。

我注意到,作家们也在突围。余秋雨去旅游,贾平凹搞什么美文、大散文。不过这俩都是腕儿,即使不见得多好,多少还能靠点小说或者戏剧的品牌效应。李方(《中国青年报》言论版的编辑),应该是同辈中觉悟的一个,他给我的启发要远大于其他任何人。我的感觉是:李研究员一直在搞杂交实验,试图在BBS的试验田里培育散文新种。地理、历史甚至关于星星的系列随笔都是剑走偏锋。

你可以想象我在中青在线遭遇李方时的复杂心情。趣味取向酷似而才情阅历出身位置皆不及人。我想坏了,这小子把仅有的一点空间也抢走了。崔颢有诗,我甚至没法,在那些边缘领域开拓新路了。有一阵子我在想,是不是索性不玩了,还回老家开饭馆做我的葱爆牛柳去。

在《××晚报》,我大概是同人中唯一没有人事档案的中层。迅速地升职,并没有让我在雄才大略的老板跟前失去警惕。我渐渐看明白,在它的特殊体制下,我并不比老韩头更牢固地掌握饭票。而我身上浓厚的理想色彩——居然能跟我一直度过而立之年,其实也一直被周围看成是另类。那时侯,我已经能清晰地摸到老婆肚子里跳动有力的生命——三十岁了,我总不能再为了某个被愚蠢篡改的文稿,而在某一次拍案中失去面包。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既不指望自己能够改掉夜观天象的习惯,也不指望周围能够改变他们恪守多年的信条。那么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它的温度和湿度,既能让我的散文新种顺利地萌发,又能让我自身愉快地生长?

随园的花草树木让我在那个春天的早晨迷醉了。几个黑爷们儿面色安详地走过仿古回廊,仿佛走在坦桑尼亚的大街上一样,甚至无人侧目。要是在老家,别说非洲黑爷们儿,就是美术系那几个马尾巴的糙汉子,也足够楼下看自行车的的老大妈们感慨一个上午。

既然南师可以容忍马尾巴汉子,那她也就没有理由拒绝,一个喜欢星星,和诗词谜联的中年男人。在找到适宜自己生长的温度和湿度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满园的花草树木,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构成我散文“新”种的另一个温度和湿度。

我一定要写一部,像《昆虫记》那样的,植物志。

都不许笑给我。不是说,后生小子胆敢跟法布尔老头儿比肩,不是说,俺那点破东西也奢望名垂青史。不是的。主要是,长期以来,法布尔曲折的自学经历,辛酸的人生际遇,宁静澹泊的处世态度,以及最终在我看起来几近完满的生命轨迹,都长久地震撼着我。当然,他领异标新的治学手段和从容幽默的叙述方式,也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和无限的向往。在有机会接触所谓的学界泰斗之后,我又一次感到,这些被称为学者的家伙,跟可爱的法布尔老头有多大的差别啊。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自己跟一百年前,那个在荒石园的阳光下捕捉甲虫的伟人如此心心相印,声息相通。

但是,我并不打算在十卷本的《昆虫记》后狗尾续貂。不仅仅因为前面无法逾越的法布尔大山,而是我对那些生着黑油油躯体的小虫兴趣不大。我喜欢的是那些有着绿色外衣的生命体。我知道,真正的植物学家,大概都在实验室里,对付那些令人头痛的分子式。而芸芸众生并不去想,今天餐桌上的白菜究竟属于十字花科的那一属。一瓶子醋不玩,空瓶子没醋也不玩,我就去做那个半瓶子醋吧。

一方面,相对于法布尔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我的植物志大概很少具有科学上的意义。我只是为自己的散文困境寻找出路。说到底,包括李方的星星随笔之类,它们终究还是“托物言志”与“借物抒情”,只不过,星星和锦葵所固有的神秘和美丽,它们较少被涉猎的现实,的确能给文字带来某种陌生感和吸引力。另一方面,我也并不准备把它变成一本简单的科普读物,一方面我的资历和学识都远远不够,另一方面,那也不是我的目的和初衷。我只是一个喜欢文字,并以文字为生的书生一介,我只是想让自己去阅读那些远离政治,而接近哲学的绿色生命,我只是想让我的植物附着更多一些人文色彩,我只是想让我的散文,跟他们的都不一样。

2005年06月22日

 西祠胡同是一个城南的小胡同,纯朴、善良的民风……最老的住户是住在15号的张大妈家,她是西祠胡同的居委会主任……

这是网友注册页面的说明文字,曾经保留了很长时间(刚刚修改后的版本是同一风格的微调)。酸一点——如果说西祠刻意用胡同黑话打造所谓“亚文化”,那么一般认为这个亚文化的至少一个特点是平民风格的。也许“平民风格”并不准确,跟差不多同城的全部其他媒体一样,西祠几乎可以算是典型的“市民风格”的。

南京被认为是中国市民口味最明显的地方。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同质化的竞争(按照业界虚张声势地表述那叫做“报业大战”)导致了市民报的集体繁荣;而同样的竞争在西安,却几乎使所有的市民报纸同归于尽。在南京,以市民为主要阅读对象的《扬子晚报》发行量已过170万份,而它并不是本市唯一发行量超过100万的这类报纸。据说外地的同行很羡慕此地的市民化土壤(一个现成的说法是“菜佣酒保皆有六朝烟水之气”),他们惊奇地发现无论贩夫走卒还是教授学者,都在不管公交车站还是街心广场捧着份报纸。

另一个证据是所谓“民生新闻”,《南京零距离》,及其主持人“光头孟非”被认为是它正在崛起的标志。“民生”其实就是对市民口味更书面一些的美称:如果说一开始,南京电视还为关注“家长里短”的市井琐事不够自信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已经理直气壮地聚焦“针头线脑”——并且开始给自己寻求学界的代言人了。“民生”,被打造和上升为一个带点神圣的职业口号和新闻理念,又反过来推动了这个城市市民化运动的盛宴。

曾有反对的声音说,是清凉山的“雅文化”,而非秦淮河的“俗文化”才构成南京气质的精髓。但眼球和人气,作为最重要的“欢迎指数”正无声地否定着学者们的矫情。事实上靠市场生存的媒体对“赢得受众”最为敏感。因为,假如它没有足够的敏感就将赔钱乃至关门。《东方文化周刊》,一份由当地文化人创办的同仁刊物,最初看起来要走纯粹精英主义的路子(在街头的旧书摊上我们偶尔能看到它最初的几期,多少有些类似三联的《读书》但开本更大)。但不久它就易主并且变成了时尚杂志,读者很容易就从报亭里分辨出它艳丽妖冶的美女封面。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说,西祠在南京的创建具有某种宿命的成分——虽然对于创建者响马而言那更像是一个偶然的行动。

1997年下半年我在一个叫“珠江路”(wwwzjlnet)的BBS上玩了几个月。后来自己也想做一个文化上更随意、更调侃一些的BBS。我本人很喜欢北京的胡同文化,前面既然已经有一个“路”了,我这里就叫“胡同”吧。为什么叫“西祠”,没有特别的原因,可能当时听收音机比较多,记得某家电台的地址是“西祠堂巷8号”,一拍脑袋就起了这么个名字。(摘自)

在市民化的道路上,南京的电台比电视和报纸走得更远——也更早地放下了严肃或者精英的架子。因此推测响马曾受电台的启发和暗示是合乎情理的。既然南京受众的市民化倾向(或者它学术气的美称“民生化”),是被业界实践反复认定成功并被学界一再肯定和总结过的,那么西祠的定位就很难说是随意和偶然。

尽管网友可以随意建立讨论版,并且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确立风格,但完全没有主导思想的网站是不可想象的。就是说,西祠还是设法将自己的取向贯穿到了社区经营里。西祠的内容定位与南京的媒体风格惊人一致,这多少因为它最初是以南京网友作为核心受众群,然后才逐渐浸润周边并走向全国的。

我们抛却市场因素不谈,这也被证明是一个无可非议的选择。如果南京的文化组成中既有“清凉山”又有“秦淮河”,则前者并不必然比后者更应该受到照顾——正好比我们很难说,《读书》杂志的精英趣味必然比《故事会》的大众趣味更应该受到尊重。何况,就对话语权的实际需要而言情况还可能是恰好相反。

民营身份,既然已经让使西祠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相比官方网站,它在各种资源占有方面都很难具有优势)但同时也给它提供了独特的发展机遇。当然出于对新闻政策的种种顾忌,西祠并没有刻意在定位中强调自己的民间立场。但它至少是“非官方”的,它给网民的心理暗示就是自己的民间立场;西祠在自己的企业宣传中一直保持低调,以至于我们怀疑它是否进行有计划的企业宣传。很可能在现实的舆论环境下,这正是一个数百万网友的民营网站所能采取的最佳姿态。它带给我们的另一个启发是,无为而治也是不失为一个企业公关手段,这在其他商业网站相互诋毁的背景上是有讽刺意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