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07月05日

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湖南人心气特别高,喜欢冒尖出头:执政有毛泽东和胡耀邦,治国有刘少奇,打仗有彭德怀,抓经济有朱镕基,绘画有齐白石,编剧有田汉,作曲有谭盾,创作小说有丁玲、沈从文和韩少功,研究杂交水稻有袁隆平,唱民歌有李谷一和宋祖英,跳水有熊倪,体操有陆莉、刘璇和李小双,举重有占旭刚,打羽毛球有唐九红和龚智超……这些现、当代英雄的事迹可谓有口皆碑,家喻户晓。倘若我们飞跑的好奇心不肯就此止步,还要往历史的纵深处再仔细瞧一瞧,肯定会更加吃惊,因为赫然在目的是这样一行文字——

  “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

  以上的说法由来已久,其中容或有些水分,但它跟晚清盛传的那句“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一样绝非故意夸张。晚清七十年间(1840——1911),湖南涌现出来的人才,论质论量,江、浙、粤三地必须集合全力方可抗衡。数百上千位卓然命世的雄杰在政治、军事、教育、文学、艺术、宗教等多方面成为近代中国的“火车头”。他们同赴时艰,共纾国难,从未有过畏葸和退缩。蔡元培曾在《论湖南的人才》一文中写道:“湖南人性质沉毅,守旧固然守得很凶,趋新也趋得很急。湖南人敢负责任。”诚然,在大批湖湘雄杰中,无论是守旧的“后卫”(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维新的“中场”(魏源、郭嵩焘、谭嗣同),还是革命的“前锋”(黄兴、蔡锷、宋教仁)都是世间不可多得的顶尖高手。若将他们组成一支“全明星足球队”,由阿根廷的“疯子”教练贝尔萨统领,排出他最有心得的433阵型,真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还有一些说法也是耳熟能详的,比如:“湖南人流血不流泪,在中国近代史上,广东人革命,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又比如:“中国有三个半人,两广人算一个,浙江人算一个,湖南人算一个,山东人算半个,而湖南人的影响似乎更深远些。”为赢得这些赞誉,湖南人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

  从整体上打量湖南人,我们有何观感?作为一个种群,一个长期在蛮荒地带拓展生存空间的内陆种群,由于气候潮湿、环境闭塞、资源匮乏和风俗蒙昧,湖南人并非得天独厚,从一开始他们就必须胼手胝足,筚路蓝缕,从艰苦贫穷之中找到乐趣。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湖南人既然无法在天时、地利两方面与外省人抗衡,便在人和方面狠下功夫,他们抱成一团,结为一体,特重家乡观念,视老乡为兄弟姐妹。以前,湖南的帮会组织特别发达,哥老会、三合会之类的江湖堂口比比皆是,常年在外谋生的人多半要加入帮会,寻求保护,革命党人也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湖南人袍哥习气较重,颇有点“义”字当头,虽万死而不辞的意思。湘军能征善战,敢扎硬寨,打死仗,与此不无关系。

  清代之前,僻处蛮荒地带的湖南并不以出产人才著称,数得出的重量级人物仅有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怀素和南宋大思想家周敦颐等寥寥数位。清代以来,湖南地面好像是春天的向阳山坡长蘑菇,人才出了一茬又一茬,政坛和军界的人才就不必一一枚举了,光是文艺、学术方面所出的人才就可以排成长队,王夫之、何绍基、王运、王先谦、欧阳中鹄、叶德辉、易培基、易顺鼎、齐白石、欧阳予倩、贺绿汀、沈从文、田汉和丁玲,哪一位不是大师和大匠?哪一位不是在其领域内执大旗、扛大鼎的人物?

  湖南人吃辣椒号称“天下第一”,其“辣”字诀的极端表现是:办大事快刀斩乱麻,作风极为凌厉;对敌方心狠手辣,不留丝毫余地。湖南人刀刚火辣的性格特征十分鲜明,归纳起来,其特点至少有以下11个方面:

  1.质朴,务实而不务虚;

  2.倔犟,又谓“霸蛮”,头撞南墙而不回;

  3.傲岸,不拘细行琐德;

  4.吃苦耐劳,如同骡子负重行远;

  5.坚韧执著,屡败屡战,不胜不归,打脱牙齿和血吞;

  6.刚健,勇于任事,锐意进取,敢为天下先;

  7.自信,天降大任,舍我其谁,当仁不让;

  8.好学,虽武将亦能折节读书,求知欲旺盛;

  9.任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疾恶如仇,锄强扶弱;

  10.特立独行,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和坚强不磨的志节,喜欢别出心裁,标新立异;

  11.不怕死,不要命,老子不信邪,要死卵朝天,不死变神仙,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近现代文人汤增璧曾说:“湖南人士矜气节而喜功名。”这话大抵是不错的。另一位湘籍名家章士钊则说得更为透彻:“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为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喜欢干大事、能够成大局的湖南人确实知行合一,只要认定了某个主义、某条道路,就会持之不疑,行之不悔,“一意干将去”(左宗棠语)。湖南人“霸蛮”而又“灵动”,其不胜不归的心劲体现为一种比野山椒更辛辣,比牛皮筋更柔韧的硬汉精神。此外,湖南人有很强的地方观念、种族观念和国家观念,连闾巷细民也关心政治,先天下之忧而忧。湖南人建功、立业、扬名的心劲特别足,这也许是接受了屈原的精神遗产的缘故吧。

  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翁同〖HTXL〗騄〖HT〗、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和章炳麟这些“王牌”人物无不与湘地的俊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是师徒,或是盟友,或是同志,或是劲敌,或是仇雠。由当初“无湘不成军”到后来“无湘不成事”,从当初“蛮荒之地,人材鲜少”到后来“湖南人材半国中”,近现代百余年间,湖湘雄杰的奇能伟力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晚清以迄民国,天漏日残,湖湘雄杰每每充当冒险建功的“补天者”和“追日者”,他们自然而然形成紧密坚固的人才链,屡次在节骨眼上挺身而出,起到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曾国藩一手缔造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左宗棠统领湖湘子弟,保住了西部边陲的金瓯完整;谭嗣同头颅一掷,激起了革命回声;陈天华蹈海而死,使同盟会空前凝聚;黄兴指挥广州起义,使中华民国有了明显的胎息;宋教仁组织政党内阁,使民主宪政射出第一缕晨曦;蔡锷打响护国战争,彻底铲断了封建帝制的根系……可是,星移斗转,岁月嬗替,这些湖湘雄杰的盖世功勋却差不多已变成一笔茫无头绪的糊涂账,至于他们非凡的人格魅力则更是鲜为大众所知。对此,作为湘籍后生,我能做些什么?清账与钩沉这两项工作都旷费时日,剧耗精神,非一人之心力所能承揽,我要做的只是像采珠者那样去打捞一颗颗久已沉落于岁月深处的雄心,我相信它们依然鲜活,并未丧失掉固有的光热。

 从晚清到民国,政界、军界、文艺界的湘籍巨子普遍重视品德修养,胸襟开阔,器识弘远,为人行事光明磊落。比如两江总督陶澍就从不乱来,他在安徽巡抚(相当于省长)任上时,深感官场腐败,看出“子民”与“父母官”之间早已形成深刻的仇隙,那些威福自享的官吏“其于百姓则鱼肉也,百姓视之,亦虎狼也”(《陶文毅公年谱》),他欲以一人之力澄清安徽一省的吏治。但由于贪官污吏十分奸猾,彼此勾结,慎为掩护,不易彻查,体制上的漏洞决非一人之力所能堵住,陶澍治来治去,功效甚微,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撰写一副自警联高挂于府堂之北:“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无人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他决意做宦海清流,这是传统知识分子内心最深处的自洁精神在起缓释作用。又比如“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他一生勤政好学,谋国之忠,知人之明,无人能出其右。他终生以“血诚”二字待人处事,训弟教子,且主张持家勤俭,亲为家中妇女制订功课单,以使她们免于骄惰。又比如湘军大帅左宗棠,他自比为黄牛,乐于负重行远。年近古稀,他仍然统领湖湘子弟远赴天山之北,平定叛乱,收复疆土。他不顾高龄,坚持住在军营,与士卒同甘共苦。后来,他的大儿子左孝威去塞北省亲,随父亲入住军帐,受寒致疾,回家后一病不起。又比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危急关头,他义薄云天,誓为变法而流血,却敦促梁启超赶紧逃出魔爪。他那句“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的话也不是什么人都能由衷说出的。又比如民国元勋黄兴,他不争名位,延陵高揖,曾对胡汉民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这无疑需要极大的雅量。又比如民国大将蔡锷,他不仅主张“军人不党主义”(即军人严守中立,不加入任何政党),还特别关心民瘼,他任云南都督时,云、贵两省的商贾感戴其恩德,大家合计着要为他铸造一尊高大威武的铜像。蔡锷敬领大家的好意,却用这笔款子赈恤两省的饥民。事后,他对大家说:“君等铸我像,享受荣名,在百年千年之后,若辈哀鸿,食此涓滴之赐,当可活命无算。彰人之功,不若拯人之命也。”这才是可以垂范千古的伟人之仁。正由于这些湘籍的雄奇之士品德高尚,湘人才能在近代史上唱主角,执牛耳,充当火车头。

  “人类历史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伟人的历史。”

  英国哲学家卡莱尔这一毫不含糊的观点长期不为某些历史学家所认同,但证诸古今,如合符节,很少有什么例外。“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伟人是一面极为清晰的镜子,从他们身上不难看到一个时代的理性与疯狂、进步与反动。

  中国渴望与世界接轨,渴望富强发达,成为东方的醒狮和巨龙,由来久矣。然而,怎样才能猛醒和腾飞?从何处方可获致那句“芝麻开门”的秘咒?百余年来,湖湘雄杰一直为这个想法所魔魇,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黄兴、宋教仁等人无不念兹在兹,思之良苦。自晚清洋务运动以迄于今,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一波三折,历史提供了太多太多血泪相和的教训,这是后人不应该轻易忘却的前车之鉴。

  知人而论世,论世而知人,谈何容易!本书共收入二十三位湖湘雄杰,他们既是本书的骨架,也是本书的血肉和筋脉。我要特别声明,在本书中,地域概念其实无关紧要。尽管那些高蹈远翥的一代天骄与湖南这方水土息息相关,但他们并不受三湘四水的局囿,在中国大擂台上,他们都是重量级的角色。

  胡适先生曾戏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捅破了薄薄的糊窗纸,可是这位文化大师仅仅留意于历史的幻影和假象,难免避实就虚。历史的某些真相固然长期遭到遮蔽,但它们不可能永久遭到遮蔽,必定会有重见天光的那一天。世间总有一些怀疑者不满于现成的结论,他们将轻装远行,用新观念的镐头掘开历史的荒冢,找到可供破案的“人骨拼图”,做出正确的“尸检报告”。

  中国近现代史“放湖南人出一头地”,使三湘人才喷薄激涌的景象蔚为壮观,这一放便放出许多的轰轰烈烈,放出无数的可歌可泣。孙中山曾在诔词中称道宋教仁:“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湖南从来就不缺少这样的第一人,魏源是中国早期洋务派中极力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第一人,郭嵩焘是中国外交界中仗节出使欧洲的第一人,谭嗣同是中国维新派中为变法流血的第一人,唐群英是女性中加入中国同盟会的第一人,刘道一是中国同盟会中为革命断颈的第一人,陈天华是中国留日学生中为正义事业愤然蹈海的第一人,陈衡哲是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以极大的肺活量唱出了湖南人的最强音:“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可不是只图悦耳的花腔,而是他代表湖南人打从火辣血性里吼出的一嗓子。我在本书中所抓的全是典型,这些超级“钻石”的光芒十分耀眼,我们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

你这个:

    进化不完全的生命体,基因突变的外星人,

    幼稚园程度的高中生,先天蒙古症的青蛙头,

    圣母峰雪人的弃婴,化粪池堵塞的凶手,

    非洲人搞上黑猪的後裔,阴阳失调的黑猩猩

    被诺亚方舟压过的河马,新火山喷发口,

    超大无耻传声扩音喇叭,爱斯基摩人的耻辱,

    和蟑螂共存活的超个体,生命力腐烂的半植物,

    会发出臭味的垃圾人,“唾弃”名词的源头,

    每天退化三次的恐龙,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废材,

    上帝失手摔下来的旧洗衣机,能思考的无脑袋生物,

    损毁亚洲同胞名声的祸害,祖先为之蒙羞的子孙,

    沉积千年的腐植质,科学家也不敢研究的原始物种,

    宇宙毁灭必备的原料,连半兽人都瞧不起你的半兽人,

    10倍石油浓度的沉积原料,被毁容的麦当劳叔叔,

    像你这种可恶的家伙 只能演电视剧里的一陀粪,

    比不上路边被狗过洒尿的口香糖,

    连如花都美你10倍以上,

    找女朋友得去动物园甚至要离开地球,

    想要自杀只会有人劝你不要留下屍体以免污染环境,

    你摸过的键盘上连阿米吧原虫都活不下去,

    喷出来的口水比sars还致命,

    装可爱的话可以瞬间解决人口膨胀的问题,

    帅的话人类就只得用无性生殖,

    白痴可以当你的老师,智障都可以教你说人话,

    只要你抬头臭氧层就会破洞

    要移民火星是为了要离开你,

    如果你的丑陋可以发电的话全世界的核电厂都可以停摆,

    去打仗的话子弹飞弹会忍不住向你飞,

    手榴弹看到你会自爆,

    别人要开飞机去撞双子星才行而你只要跳伞就有同样的威力,

    你去过的名胜全部变古迹,你去过的古迹会变成历史,

    18辈子都没干好事才会认识你,连丢进太阳都嫌不够环保。

  对于小灵通,很多人都把3G看成其生命力的终结,其实并不是这样,至少近几年,3G牌照的发放和3G业务的开展,对于小灵通并无实质性的影响。小灵通的用户主要是低端用户,用小灵通态度非常明确,并不是业务丰富、网络质量好、使用方便,用户用小灵通看上的只有一点,就是价格便宜。

  3G启动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用户不可能是低端的普通用户,我认为在3-5年内,小灵通的用户和3G用户基本上是不重叠的,用户不再使用小灵通而转而使用3G手机的可能性极小。这个意义上3G不会成为小灵通的杀手,真正可以影响小灵通生命力一是因为固网运营拿到3G牌照后会放缓小灵通的推进力度,把力量集中到3G建设上。另一方面小灵通自身技术问题也会暴露的起来越明显,网络质量不佳,无漫游功能,随着一些地区用户量的膨胀,网络的承载能力已经到了极限。

  延长小灵通生命力的关键是提高自身的网络质量或者利用其他网络对小灵通作补充。双模小灵通是一次机会,一部手机包括了小灵通和GSM两个模块,就可以使用户既可能享受到小灵通的低价格,在小灵通网络较好的地方,大量地使用小灵通,又可以在小灵通网络不好的地方可以通过GSM网络保证自己的正常通信,从而既享受了GSM网络的覆盖好、网络质量稳定的优势,又可以在小灵通覆盖好的地区享受小灵通的价格便宜的特点。

  相当长时间以来,双模小灵通没有在市场上大规模出现,是因为UT斯达康这样的小灵通生产商没有拿到GSM手机的生产许可证,双模小灵通面临了政策障碍,随着这些企业拿到GSM生产许可证,双模小灵通政策障碍如果被打破,几年内小灵通仍然很有机会。小灵通的生命力将会使双模小灵通走得更长。

   2002年底,打工仔金徐凯终于获得了第一笔知识产权收入30万元。这对于一直穷得丁当响的他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可是匪夷所思的是,他没有花这笔钱,他将30万元全部捐赠了出去,自己再一次变成了穷光蛋。

 



    4月初,北京城里飘着杨絮。金徐凯风尘仆仆地从四川眉山赶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程来给一位素不相识的贫困大学生缴纳欠了近一年的学费。
我不明白金徐凯为什么要这么做。老家的房子已破烂不堪,他该拿这笔钱去修房子。将他和弟弟抚养成人的母亲,苦了大半辈子,他该拿这笔钱去孝顺母亲。去年才结婚的妻子,苦等了他十年、也陪着他穷了十年,他该拿这笔钱让心爱的女人过上好日子。

    带着这一个个疑问,我约他在城西的学院路附近见面。

    金徐凯淡定地说:“我要帮助那些贫困的孩子,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

    因为穷买不起玩具,弟弟常看着别的孩子手里的玩具出神,那种渴望的眼神深深刺痛了我在我6岁那年,背着铺盖卷儿去新疆打工的父亲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家,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当时母亲只有25岁,上有曾祖母、祖母,下有我和弟弟,祖孙四代五口人的生活重担全压在她肩上。为了养活一家人,母亲像头牛一样,比男人干得还苦。她忙完了地里的活儿,就去城里帮人拉蜂窝煤,无论是烈日当头的酷暑,还是滴水成冰的隆冬,她总是弯腰弓背地拉着装满蜂窝煤的架子车,奔走在大街小巷。

    家里穷,买不起玩具,弟弟常看着别的孩子的玩具出神,那种渴望的眼神深深刺痛了我。于是,我找来木头、皮筋之类的东西,自己动手做风车、鸟笼,做我想像中的飞机和火车,做武侠书里出现过的“袖箭”“回弓弩”。那些玩具让弟弟乐了,别的孩子也很羡慕,我第一次尝到了创造的快乐。

    每天,天刚蒙蒙亮,母亲就要下地干活儿,我则被叫醒起床照看煮粥的锅。六七岁正是贪睡的年龄,我常常坐在灶台边就睡着了,结果锅里溢出的粥浇灭了炉灶里的火。母亲回家见了总是一顿责备,心疼浪费的每一粒米。如果粥快溢出来时,有个东西能自动打开锅盖就好了。我经过多次试验,用橡皮筋在锅的两个提手和锅盖的把手三个点之间,做成一个简便防溢装置。从此煮粥再不需要照看,母亲也对我刮目相看。

    从那以后,我迷上了发明,经常会有灵感冒出来。

    我将短短的铅笔头插在竹管儿的一头,橡皮插在另一头,用着很方便。后来,我发现家里养的几只鸡满村子乱跑,下的鸡蛋常常找不着,我就找来一些废弃木料,自己动手做了一个“非电性自动集蛋、给料、高效立体式鸡笼”。那年,我13岁。

    这样的小发明还有很多,而灵感几乎都是被贫困的生活逼出来的。

    1992年,母亲生了场大病,仍要挣扎着起床干活儿。我坐在她的床边,吸了口气:“我要出去打工挣钱。”母亲眼圈立刻红了,声音抖抖地说:“你爸爸出去打工,再也没有回来,你要是在外出了事,叫我怎么活啊?”我没有再反驳。次日,我给母亲留下一封信,带着仅有的100多元钱悄悄离开了家。我在信上说:“我一定要让您过上好日子,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不会给您丢脸。”我不怕吃苦,但我出来打工难道仅仅是为了有口饭吃?

    1992年深秋,辗转多日,我终于到了海南。站在人流里,我紧张而又茫然。

    我白天四处奔走找活儿干,晚上露宿在马路边。由于身份证在路上丢了,我四处碰壁,找不到工作。我一天只敢吃两个馒头,渴了就喝自来水。撑到第15天,口袋里只剩下5毛钱。我又恐慌又绝望,来到海边,身不由己地朝着海浪走去。溅起的浪花如同泪水一般苦咸,我忽然想起千里之外的母亲,慢慢缩回了脚步。

    我忍着饥饿爬上岸,继续找工作。第一份工作是给一条通往海边的排污口挖淤积的烂泥,老板只管吃住,没有工钱。他朝工棚的地上扔了块砖头,说:“就睡那里吧。”站在污臭的排污口挖烂泥,然后一车一车地拉到苗圃去。虽然辛苦,可总算有了一口饭吃。二十多天,那活儿干完了,我又失业了。

    第二份工作是在一家宾馆当保安。别人呼呼大睡时,我大睁着眼睛无法入眠。难道打工仅仅是为了有口饭吃吗?

    一天,有个朋友跟我抱怨,说刚有急事要打的,在路边拦了半天,都是满车。那时,出租车还没有显示是否载客的标识。我听了,心头一震,失落已久的创造灵感像一束火苗,照亮了我脚下的路,如果能设计出一种出租载客显示器,那将是一个不小的市场!

    我兴奋不已,想马上动手设计。可是,那个一闪而过的灵感犹如开启的一道门,门里面的世界深不可测,对电子电路、遥控等知识一无所知的我,根本无法走进那个世界。我必须从头学起。我到电器修理铺给师傅当下手,多看、多干、勤问,几个月下来,我将电子电路摸了个透。

    设计图纸终于出来了,为了全身心投入试制,我揣着仅有的100多元钱在海边租了一间渔民放渔具的小铁皮屋,我将自己关在里面一遍遍地试制,没有钱,也没有时间弄饭,每天我煮一锅没盐没菜的稀粥,然后将饭锅泡在海水里,饿了就喝一点儿。

    一天,一位朋友四处打听我的下落找到了海边,他问当地渔民可曾见到过我,渔民指了指小铁皮屋问:“你要找的是不是住在里面的那个怪人?”朋友半信半疑地推开了虚掩着的门,看到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瘦得形销骨立的我,他冲过来紧紧抱住我失声痛哭。

    一个多月后,我抱着自己研制成功的第一台出租载客显示器走出了铁皮小屋。1994年11月,我发明的出租载客显示器获国家专利。

    六年间,我17次失业,常常穷得口袋里再也找不出一个硬币我不再为有一口饭吃而活着。创造的灵感不断在头脑里闪现,我为那一个个灵感而兴奋,也被那一个个灵感折磨得痛苦不堪。

    为了便于搞发明,我放弃了一次次比较好的工作机会,而选择一些工作时间相对灵活但收入少的工作。我做得最多的是夜间保安,晚上上班,白天,我不是去搞市场调研、去图书馆查资料,就是关在小屋里搞发明。没钱买书买资料,我就到书店去看书去抄资料,我不止一次被书店的人轰出门。

    一天晚上,我在一家酒店大堂做保安。几位香港客人站在离我不远处谈论着淋并梅毒、艾滋病,说入住酒店不敢轻易坐马桶,马桶是传播这些疾病的重要途径。我马上敏感地意识到这将是一个市场广阔的研究课题。

    下班后,我先到酒店客房卫生间观察马桶,然后又到酒店库房找来旧马桶,反反复复地观察、拆装、研究。那些日子,我脑子里琢磨的全是这件事。有了一个初步想法后,我买回材料动手做实验,通过不断摸索、分析,三个月后,我设计出了一种电动装置,只需一按按钮,就能自动为马桶坐圈包上一层纸质垫圈,用完后还能自动回收。

    可是,当我带着自己的设计成果去作市场调查时,却发现这种设计存在严重弊端:一是造价高,二是电动装置不适用于潮湿的卫生间。我将自己的设计全部推翻,又一次从零起步,我要找到一种功能高度集中、技术高度精炼、成本最低的设计方案。

    一年、两年、三年,为了将其“精简到不能再精简”,我一次次推翻自己的设计,一次次从零起步,但是,每一次的失败都是向终极目标的推进。

    为了完善自己的发明,几年间,我先后到全国50多个城市搞市场调研。我打工挣的钱除了吃饭,几乎全花在这上面了。饿了吃袋方便面,渴了喝口自来水。为了赚取路费,我不得不一边调研一边打工,我在黄浦江码头扛过水泥包,在武汉的建筑工地做过小工。那年年底,当我靠一路打工回到海口时,已是除夕之夜,我失去了工作,连住的地方也没有,揣着仅剩的3元钱,我徘徊在街头。看着从窗口透出的温馨的灯光,心里不由充满了苦涩和伤感。

    离家六年了,我多么想念母亲!但是我一直克制着这种思念。有次搞市场调研我到了成都,从那里回家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一下火车就买了回家的车票,可是握着那张车票,我却没有勇气登上返家的汽车,我仍然一无所有,仍然无法兑现当初的诺言,如何面对母亲?泪眼蒙目龙中,我看见那辆车开走了,向家乡驶去,转过身,我撕掉了车票。

    那个除夕之夜,我是在公园凉亭的水泥凳上度过的。我想了很久,也想了很多,我不能辜负母亲,不能辜负苦苦等着我的女友。

    我是在一家宾馆做保安时认识女友的,她是城市女孩,有稳定的工作。她的家人和朋友都反对我们相恋——谁能相信一个居无定所的打工仔所承诺的幸福呢?可是她却相信我,她在信上说:“没有一个人看好我们的未来,那又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两个人的态度和信心……专心做你的事,我会一直等你。”我终于研制成功了一种操作简便、可自动回收的一次性马桶卫生拉膜垫。我的一个个灵感在努力中变成了一个个让人耳目一新的成果:庇护式电动刷牙器;可折叠便携式浴缸;全封闭式储水器……八年中,我共取得58项发明成果,其中,有23项发明成果获国家专利,“马桶卫生拉膜垫”及“庇护式电动刷牙器”还获得了国际专利。

    1998年,团中央、公安部、司法部等八部委授予我“全国十大杰出务工青年”光荣称号。消息传到海口时,我正经历着第17次失业,正满大街地找工作。

    背着58座金矿,我又一次将自己打到了最低点有人说我的58项发明成果是58座金矿,说随便卖出一个发明成果,我都能从穷光蛋摇身变为富翁。

    在北京参加“全国十大杰出务工青年”表彰大会时,天津市一位领导邀请我去天津,并承诺解决我及家人的户口,并安排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美国一家集团公司表示,愿帮助我和家人移民美国,并许诺要为我的发明走向全球市场创造最好的条件。深圳、珠海的一些厂商也来与我洽谈,愿意买断我的专利。

    我也曾动心过,可是,人不能仅仅为钱活着,我心里一直存有一个梦想,我想亲手将自己的发明成果转变为产品,办自己的企业,让自己的产品走进市常有人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但是我深知,大舞台是给有能力的人准备的,要将发明成果转化为产品推向市场,我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我决定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学习知识、锻炼能力、积累经验。

    1999年3月,我离开海南到了深圳,变成一名普通的打工仔,从最底层干起。我专门选择那些需要对产品进行创新和改进的企业打工。在那里,我了解人家的生产设备、工艺流程、企业管理以及资金运作等等。一位公司老总跟我开玩笑说:“看来你是要把我们公司的技术都偷光埃”就这样,我先后在十几个企业打过工,深圳的快节奏、高竞争,特别是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和开放、活跃的创造氛围让我受益匪浅。

    2002年10月,我谢绝了所有的邀请,将58座金矿背回了家乡四川省眉山市,在这里,我与投资方一起创办了舒尔保洁企业(四川)有限公司,我担任公司总经理。我们的口号是:只要你能想到,我们就能做到。

    这些年来,我的路走得很坎坷很艰难,如果没有好心人的扶助,绝对走不到今天。我忘不了一位叫辜国斌的打工仔,失去工作衣食无着,却将仅剩的50元钱给了我。我忘不了在上海搞市场调查时没钱吃饭,一位在上海出差的江西人将我带到餐馆吃了一顿饱饭,并送给我100元钱,鼓励我说:”小伙子,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挺祝”去年底,我得到了第一笔知识产权收入30万元。我决定拿这笔钱为起始资金成立基金会,用于资助和培养有志于发明创造的贫困孩子。

    希望那些“苦孩子”在人生的路上少些坎坷,希望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有人对他们说:一定要挺住!走过荆棘,走过泥泞,就能看到瓦蓝的天,就能看到人生的春天。

    无论何时都记住,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国际在线消息:英国最新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女人在离婚后的心情要远远好于男人,她们会感到无拘无束、轻松愉快。

  据《独立报》7月4日报道,此项调查是由英国约克郡建房互助协会组织实施的,涉及的离异人数超过3000。研究人员将调查对象分为两组:在过去两年以内离婚的为一组,而在更久以前离婚的则为另一组。

  在那些过去2年内离过婚的女人中,有超过一半(53%)的人声称自己心情轻松,与之相比,同组男人中的此项比例仅为46%。40%的女人表示她们有一种彻底解脱的感觉,而只有三分之一的男人有过同类感受。

  当一段婚姻走到尽头的时候,女人一般不会感到天崩地裂,她们更有可能将两个人的分手看做一个新的开始,而她们的前夫们则在接到法院判决数年后仍会感到压力重重且心情不快。调查发现,男人由于离婚而产生自杀念头的可能性是女人的两倍。7%的男人承认他们曾想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些从前的丈夫们产生悲伤、错乱及被背叛感的可能性要远大于那些从前的妻子们。超过一半的男人(56%)表示他们会对其婚姻失败感到悲伤,但有此种感觉的女人仅为45%。即使在离婚数年后,男人感到闷闷不乐的可能性仍会远远大于女人,在那些长期处于离异状态下的男性中,有41%的人表示他们感到十分悲哀,而在同样处境的女人当中,此一比例只有三分之一。在那些已很久不做丈夫的男人中,四分之一的人会始终感到一种被背叛感,而在可资对照的女性群体里,80%的人从无此种感觉。

  60%的女人在离婚后会将更多的时间花在朋友和家庭上,而离婚男人发生一夜情、寻访旧情人或求助于婚介机构的概率则是女人的两倍。

  在英国,每年有超过15万对夫妇离婚,三分之二的婚姻以失败而告终。约克郡建房互助协会抵押贷款部的主管雷切尔·考特表示:“男人与女人在这一问题上所显现出的差异令人吃惊。女人在离婚当时及其以后的表现显然要比男人坚强一些。”该机构已经开始提供一种名为“全新开始”的抵押贷款,它是专门为那些刚刚走出离婚困境的人们量身定做的。(国际在线独家资讯 张咏)

2005年07月03日

  ●她从河南老家的一个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只身来深圳打工,做过制衣厂领班等好几份工作,曾有过一次婚姻经历。

  ●他曾经是波兰政坛黑马,1990年和当时的风云人物瓦文萨争夺波兰总统宝座失败,如今又重新杀入2005年的波兰大选。

  ●他们的文化、语言和生活轨迹完全不同,然而,奇妙的网络世界使两人走到了一起。短暂的网恋后两人闪电般步入红地毯。

   她37岁,曾经是深圳一名普普通通的打工妹,在深圳工作生活十几年;而他57岁,是波兰总统候选人,政坛黑马,也曾经是风云人物波兰前总统瓦文萨的竞争对手。

  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化和生活背景,但是他们跨越这一切,走上了跨国婚姻的红地毯。而带来这样一段奇缘的就是网络。

  从交友网站走上红地毯

  今年37岁的吴木兰是河南人,原来在深圳工作。她的异国夫君叫蒂明斯基,是波兰今年总统候选人之一。蒂明斯基今年57岁,此前一直住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而吴木兰原来在深圳。素不相识的两人不仅远隔万里、年龄悬殊,而且语言又不通,但正是奇妙的网络世界使两人走到了一起,经过短暂的网恋后,两人闪电般结婚,开始了先结婚后相知的奇异情缘。经过过去一年的共同生活,吴木兰才逐渐地了解了蒂明斯基,并连连用“想不到”来形容她这位异国夫君。

  多年前吴木兰从河南老家的一个师范学校毕业后,只身前往深圳打工,曾做过包括制衣厂领班在内的好几份工作。她在之前曾有过一次婚姻经历,并留下了一个13岁的女儿。吴木兰告诉记者,她最初有意寻求跨国婚姻是看了凤凰卫视的“中国人在他乡”节目。她说,“我以前不会上网,也不懂英文,是同事教我上网,并帮助我翻译。”后来在同事的帮助下,她在一个交友网站进行了注册。一开始是请同事帮助翻译,后来开始自己借助翻译软件写电子邮件。

  吴木兰在征友网站上放了自己的简历和相片,但她始终拒绝启用视频聊天。她解释说,她这么做一方面是不愿意对方只看相貌,另一方面她也不具备英文口语聊天的能力。但是交友网上英文流利的年轻女士如过江之鲫,蒂明斯基为何偏偏选中了吴木兰?吴木兰说,她在同蒂明斯基的交流中从没问过对方的收入、财产等问题,这可能是他欣赏自己的原因。2003年下半年,只见过吴木兰网上相片的蒂明斯基请在香港的朋友专程到深圳约吴木兰吃饭,席间还给吴木兰拍了很多照片。蒂明斯基说,“朋友给我的照片和报告对我作出决定很重要”。

  经过几个月的接触,蒂明斯基提出要吴木兰办理前往加拿大的签证并寄来从深圳到北京办理签证的路费。吴木兰说,“他是十分心细的人”。但她的签证申请被加拿大驻华使馆以无结婚签证为由拒绝。蒂明斯基找到他的朋友、所住地区的议员,请他向加拿大政府质讯,最终在加拿大移民部长的关心下,吴木兰才拿到了签证,于2004年4月前往多伦多和蒂明斯基完婚。

  中国太太伴他重新出山

  今年是波兰的大选年,在9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后,10月份将举行总统选举。作为总统候选人之一的蒂明斯基6月初从加拿大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筹备竞选,他甫一步出华沙国际机场,就陷入了众多波兰媒体的包围圈中。他如此受到当地媒体关注,不仅是因为他当年的赫赫声名——15年前的1990年,在波兰剧变后举行的首次总统大选中,他作为长期侨居国外的波兰富商在众多总统候选人中以“黑马”姿态脱颖而出,在第一轮选举中和当时的风云人物瓦文萨分居前两位,共同进入第二轮总统选举,最后仅以微弱劣势输掉总统位子——更是因为此番伴随他重新出山的,还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太太。

  回到波兰后,蒂明斯基先是托朋友打电话,后又亲自给记者打电话并发来传真,邀请中国记者前往他的家中采访。在电话中他自信地说,不久他的中国太太就将成为波兰家喻户晓的人物,如果他当选总统,将努力推动波中关系的发展。

  蒂明斯基的全名是斯坦·蒂明斯基,他身边的亲人和朋友都亲切地称他“斯坦”。回到波兰后,他住在华沙十几公里外一个叫做科莫罗夫的小镇上,那里有他的祖居。科莫罗夫是个十分幽静的小镇,建筑大多都是两层的小别墅。

  蒂明斯基8岁时就随父母前往加拿大,前半生广游天下。他之前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是芬兰人,第二任妻子是在拉美做生意时认识的秘鲁人,两次婚姻使他有了4个孩子。

  吴木兰现在在加拿大一家语言学校学习英语。吴木兰的女儿也已经前往加拿大,和他们住在一起,目前正在读中学。吴木兰的心愿是读完大学后出去工作。蒂明斯基爱烹饪,平时下班后独享做饭的乐趣,并且喜欢听到夸奖。至于饭菜是否可口?吴木兰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她说,她最喜欢的是中午从学校回来自己做一顿中国饭,哪怕只是下面条,都是一天中最舒服的一餐。

    进入位于浦江县城北郊的浦江县种猪场后,记者乘坐的汽车车胎按要求从消毒池碾过,人员进入猪舍区前,要经过20分钟的紫外线杀菌,并穿上防菌脚套,用消毒液洗手。总经理顾建国说,这些是为了防止疾病带入,给猪带来病菌。
    浙江大学在读金融学博士顾建国,2004年1月辞去浙江国信控股投资部经理的高薪公
    职,回到浦江接管了母亲的养猪场,当起了一名“博士猪倌”。
    儿子临危受命


    今年34岁的顾建国是浦江县中余乡义村人,他的母亲薛春盛今年61岁。23年前,只字不识的薛大妈从养3头母猪起家,办起了自己的养猪场,发展到年出栏1.7万头猪的养殖规模。2000年,她因此获得全国劳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与获得的荣誉相比,薛大妈养猪赚到的钱并不多。儿子顾建国认为,母亲的传统养猪方式跟不上时代发展,思维方式过于老化。
    1999年,顾建国从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时,薛大妈就有让儿子回家接管养猪场的想法。不过遭到全家人的反对,“建国应该干番大事业,回来养猪简直就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嘛。”
    顾建国也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毕业后先在杭州浦发银行工作,后跳槽到浙江国信控股出任投资部经理,年薪20万元,在杭州买了房,结了婚,日子过得挺滋润。
    这期间,薛大妈的养猪场因为管理不善,险些倒闭。2004年初,她再次想让儿子出山。与上次不同,这次家庭会议上,全家人都支持她的想法。
    “他们这次真的需要我回来拯救这个养猪场!”顾建国说,选择回来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母亲;二是国家出台了支持三农的政策,他相信搞农业也能掘到金。
    博士养猪三大主义
    刚开始,薛大妈担心儿子不安心工作。一年多过去了,看到养猪场效益直线上升,儿子一心扑在养猪事业上,“劳模”母亲终于放心了:“博士儿子养猪,效益就是不一样。”
    让薛大妈心服的是:一年来,儿子在养猪成本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采用新技术,提高种猪品质,种猪售价也是“噌噌”往上蹿:先是每头从750元提高到900元,之后又从900元提高到1100元,但仍供不应求。
    这个养猪场占地一百余亩,猪舍建筑面积一万平方米。据了解,去年出栏种猪5000多头,肉猪15000多头,实现产值1500多万元。目前拥有签约职工30余人,其中40%是大中专毕业生。
    顾建国养猪有自己的思路:猪场要走“规范化、科学化、品牌化”之路,首先要做强,然后再做大;搭建平台,引进战略合作伙伴和高级人才……“现代化养猪不再是传统观念里的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而是一种复杂精细的脑力劳动。”他说。
    这里没有农家猪舍的臭气熏天。每间猪舍都有编号,不同年龄段的猪分属在不同的钢制猪栏,每头猪都有类似身份证的标签,记录表里详细地记录了每只猪的成长数据。
    顾建国说,他养猪遵从“三大主义”:一是消费者主义,即要让消费者满意;二是环保主义,排放的猪粪要经过处理,不污染环境;三是动物保护主义,让猪快乐地生活。比如猪舍要宽敞,不至于让猪互相打架,同时还要给它们吃好,喝好……“这就是我自己倡导的猪场企业文化。”(来源: 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