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明茨伯格
论是对于国家还是领导者而言，都已经到了内生式发展的时候了。
本文原标题为“Developing Leaders？Developing Countries？”，发表于Development in Practice (February 2006)，是明茨伯格访问加纳时在国家发展和领导力问题上的有感而发之作。作者分析指出，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们无一不是主要通过内生式发展，辅之以国家配合性干预，并适当利用外部协助而实现向现代经济过渡的。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上，发达国家现在却玩起了小把戏，避免让发展中国家仿效自己成功的路径，而是在FDI、全球化的教条以及公平竞争、自由贸易的借口下把发展中国家引入歧途，牺牲它们的利益让自己保持繁荣。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方向上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需要重新回到内生式发展为主的路线上来。而发达国家现在所走的道路也并非完美，它们也应该反思自己的现状，超越经济学家的狭隘原则，重新回到平衡发展的道路上来。明茨伯格认为，和经济发展一样，领导力应主要靠内生式的培育（to foster），而不是通过外部培训项目来开发（to develop）。同时，他还呼吁人们超越对“英雄式领导”的需要，因为“需要英雄的国度才是不幸的国度，”现在是走向“参与式管理”的时候了。
我们发展领导者。我们也发展国家。我们是这么认为的。我们还认为我们是通过发展领导者来发展国家的。但是，也许我们需要改变一下自己的看法了。
发展面临的问题
我最近访问了加纳。我以前很少到非洲去，所以去的时候带着一个很常见的问题：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才能实现发展？但首先“发展中”这个定语就让我有些困惑。一定要用“发展中”这么一个往往被用来委婉指代“经济欠发达”的词来形容这些国家吗？还有，这些国家之所以停止发展，是因为外来者太想发展它们了吗？
我是应哈齐福基金会（Kweku Hutchful Foundation）之邀访问加纳的，他们请我来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怎样发展加纳的领导者？这个问题该如何回答也让我有些困惑。又是那个词吗？我们一定要“发展”领导者吗？
到达加纳的第二天，我和三位加纳同事在阿克拉附近的植物园散步，其中一位同事问我对跨国公司的看法。我回答道，没什么好说的，至少在植物园这样一个地方是这样，因为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的回答让加纳人开始讨论，外国总部为何一定要对国内运营进行那么多控制。它们真地了解当地的需求吗？仅仅因为某些“最佳实践”在纽约很有效，就意味着这些做法在阿克拉也会奏效吗？他们觉得，甚至有很多国际性的非营利组织和“发展”机构——不仅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都是这么做的。
我们思忖着，如果来自加纳、带来他们的“最佳实践”的咨询顾问说“这个做法在阿克拉很有效，所以它在纽约也一定会奏效的！”这样的话，美国的管理者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随后我们意识到，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绝佳的例子。
领导是英雄人物还是参与者？
第二天，我到科瓦姆·贝迪亚克博士的办公室拜访他的时候，又听到了这个例子。贝迪亚克博士对我说，他的办公室是一个“领导者发展中心”，因此我本以为会听到一大堆授权、团队构建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领导学术语。然而我发现，贝迪亚克博士其实是一个精明而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他关心的是道德上的领导力。他特别感兴趣的是非洲人和加纳人的领导方法。“那么，你在这里是怎么教授领导学的呢？”我问他。他很快答道：“我们就是示范给人们看而已。”
贝迪亚克博士举的例子是那个叫科菲·安南的加纳人，他在纽约就如何领导作了相当充分的“示范”：事实上是在这座城市中最难管理的组织——联合国。联合国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组织，在安南任职期间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改进，不过他采取的并不是纽约大多数全球性公司所采取的那种时髦的“转向”方式。安南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可能都不在加纳度过，他是在美国接受的部分高等教育，但在曾与他同校的贝迪亚克博士看来，他的领导方式绝对是非洲式和加纳式的。正像安南的一位顾问告诉记者的那样，他“按照管理古老非洲村庄的方式管理联合国，和老一辈进行长时间的谈话，进行一番沉思，才最终做出决定”。
贝迪亚克谈到，安南的领导风格表现出了一种服务、诚实和谦逊的传统，这不太可能是那些在纽约领取巨额奖金的公司首脑们所愿意采用的领导方式。当然，他也不太可能用他们控制公司的方式来管理他所在的机构——进行大规模的交易、把雄伟的战略强加给其他每个人。但他可能更懂得该如何领导。毕竟，他在自己所管理的这个机构里度过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不是从其他机构的高层“空降”到那里的：安南是担任联合国领导人的第一位常任雇员。因此他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并且很明白必须和所有员工共事而不是去胁迫他们，以便谨慎而耐心地解决这些问题。贝迪亚克博士说，安南会聆听人们的意见，并把大家聚拢在一起，在围绕和充斥着混乱关系的联合国，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描绘他的任期的最贴切的词汇就是道德和勇气。
因此，安南获得了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是穷国还是富国，以及联合国全体雇员的支持，而再次当选。想象一下，一个机构的领导人是由其所领导的人们选举产生的！但正像贝迪亚克博士指出的那样，正是这种认可使一个人成为领导者。
美国如今最常见的领导风格大概可以被叫做“英雄式的”：伟大的领导被强加在难以捉摸的组织之上，从而使之“转向”。这种“转向”如此激烈，以至于往往要解雇很多雇员。这又需要多少诚实呢？更不用提道德勇气了。（值得指出的是，“转向”最终还是会重蹈覆辙。）
我认为真正的领导者是“参与式的”：他们会以审慎和谦逊的态度与他人共事，因为他们自己也会全身心地投入所从事的事业，而不是去关注个人得失。这样的领导者能够激发人们身上与生俱来的热情。如果说他们的行为有一些英雄色彩的话，那也不是因为他们像英雄那样行事，而是因为他们使其他人表现的像英雄一样。
这种领导力是发展出来的吗？安南是“发展”出来的吗？那些“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真地需要培养英雄式的领导者吗？
是内生式发展的时候了吗？
我在乡下呆了一段时间并且和多方人士会面后，哈齐福基金会组织了一场研讨会，讨论领导力和发展问题。这场研讨会召集了来自各个部门的大约20名加纳人，包括来自卫生部、全国学联、雇主协会、各类非政府部门的加纳人和国际人士，以及企业家、学者和咨询顾问。
此时，我对于两种发展形式的关注正越来越清晰，于是我和这些人士进行了讨论。或许，与其说我们发展领导者，不如说我们在大环境中培育能产生领导者的条件。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个体或群体方式独立自主解决问题而带来的自尊。而这种自尊，又是由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能够独立自主、并且找到适合自己的经营之道的组织培育出来的。
通过那些东奔西走帮别人解决问题的外部机构和专家被动地进口技术、管理方法和经营理念，可能正是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全球化”当然会使经济发达国家的“全球性”公司得到了发展。但是，它也使正在发展中的贫穷国家得到发展了吗？抑或这只是外部剥削的另一种形式——非洲国家因此所失去的超过了所能得到的？那么，无论对于国家还是领导者而言，是不是已经到了内生式发展的时候了？
从进取精神到企业经营
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加纳人并不缺少进取精神。走进加纳的大街小巷，你会被遍及四处的市场和人们的主动精神所震撼，这甚至足以让美国人感到羞愧。在纽约，开车遇到红灯的时候，你可能只会遇上一两个擦车窗的工人；而在阿克拉，你的车会被人海包围，向你兜售任何你能想象得到的东西。
加纳缺少的是企业经营。随着孟加拉国乡村银行（Grameen Bank）的成功，所谓的小额信贷——向自我雇用的手工艺人等发放的小额贷款——已经成为内生式发展的典范。但是那个层面的发展可能并不是问题所在，企业层面的发展也不是什么问题。真正需要发展的似乎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个层面：小有规模的本土企业——所谓的“被（全球化）遗忘的中间地带”（missing middle）。
我在前往加纳的途中碰巧去了一次意大利北部，博科尼管理学院的卡洛·卡纳瓦尔带我去了贝加莫。他告诉我，贝加莫是当地最富庶的城市，也是欧洲最富有的地区之一，大部分财富都是小型的本土企业创造的，这些企业通常只有十来个人。“我们意大利人并不喜欢组织，”他说。而且当我说，“你们喜欢社区”的时候，他也表示同意。
他解释说，股票期权的激励作用在这里可能不像在西方发达国家那么明显。真正激励人们的是取得自我成就的机会，也就是成为企业家。现有企业往往把雇员变成合伙人，从而帮助自己的员工实现这个目标。（附近的贝纳通公司就以创造了如此众多的企业家而闻名于世。）因此在这里，在欧盟的腹地，出现了与全球化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经济发展方式（虽然像贝纳通这样的公司当然也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好处）。
发展的教条
有时候，一个概念性的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显而易见的事实，特别是当这个事实被教条所掩盖的时候。因此，在研讨会上，我更正式地详细阐述了这些想法，以便让我们超越“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化”这些概念的束缚。
两种国家发展模式在时间上先后流行。第一种模式叫做计划式发展（planned development）。如图所示，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发展，因为它是由国家推动的——其形式可能是中央计划和控制，也可能是为了打造经济基础而进行的更温和一些的广泛干预。随着国家干预方式失去人心，第二种国际性或者叫做全球化发展（global development）的模式——所谓的全球化——取而代之，并用来满足各种经济需要。人们的观点从“国家必须推动发展”，转变为“除了确保合同法和会计流程等规则有效之外，国家不能介入商业”。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其他事务，都将由企业在所谓“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加以解决。（请注意，我这里说的全球化不只是打破贸易壁垒，还要使经济对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各类外部企业和专家全面开放。）
这对跨国公司来说当然听起来不错，更不用说他们母国的政府还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了。但是对于其他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不像那些跨国公司能从全球化中方便地获得利益，也不像政府或者经济学家那样有意识形态的支撑，对此就没有那么确信了。他们对那些不遗余力强迫贫穷国家接受全球化的富裕国家不会有什么兴趣——至少是对这样一些国家不感兴趣：它们销售自己生产的产品，然而却关闭本国市场的大门，不允许贫穷国家向其出售它们所能出售的许多产品（例如，农产品和纺织品）。任何国家能够忍受这种伪善都足以让人惊讶，更不用说大部分国家忍受那么多年了。问题不在于诚实的经济学家们是否谴责了这种行为——他们当然谴责了。问题在于，经济学家们面对这种曲解，还能多么坚定地要去实现自由贸易的目标。
当然，关于为何人们接受并容忍了这种伪善，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从概念上讲，他们没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选择。如上所述，现在全球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唯一模式，可以说成了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的办法——包括发展问题在内。发展中国家凭借什么理论才能抵抗住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或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冲击呢？更不用说那一期又一期的《经济学人》了。发展现代经济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强制式发展的失败
这种发展类型在图中被叫做“由外而内的”发展，这不仅是因为外国公司利用资金和专业人才打入东道国经济，还因为哪怕是国内企业，也被认为应当认同这种舶来的信念体系。在全球化中，除了为迎合东道国的消费者而装模作样进行的产品改造和意识形态调整之外，没有什么能反映东道国的国情。事实上，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把各种当地团体——甚至往往包括民主选举出来的国家政府——都视为对全球化的威胁，并对其加以排斥。
然而，比这更加充分的理由是：全球化意识形态本身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它根本就不适合许多亟待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参见斯蒂格利茨《全球主义的不满》，《美国展望》2002年冬季号。）也许这一点可以用上文的评论来解释：全球化并不是以一个国家独一无二的优势为基础的，不尊重该国的社会传统，不允许发展本地领导者和企业所必需的自治。所以，全球化经常是一种强制式发展（Forced Development），违背当地人民的自然素质和正当意愿而强加的一种发展。这种做法能够培育出发展所需的人才吗？更不用说培育出一个民主社会了！
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充分考虑荣誉感、尊严和由此而来的信心：因为无法对它们进行量化。但是在每一个成功的故事中都包含着这些要素，不论是国家的成功，还是领袖的成功。人们在个体或群体意义上的自我感觉，会影响他们发展自我的动力。试想一下大英帝国时代的大不列颠、20世纪70~80年代的日本，以及历史上、特别是目前的美国。当然，英国和美国的例子表明，一个国家的荣誉感可以对其他国家的荣誉感造成怎样的破坏。
由外而内发展模式的问题在于，它是以模仿为基础的，而模仿往往是二流，因为复制是一种没有经过思考的活动。人们没有学习。这不是说其他国家的经验不能引发学习活动。恰恰相反，那些经验可以启发人们更好地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以善于模仿而闻名于世，但是，当日本人超越了模仿——从不假思索的模仿发展到深思熟虑的调整适应，并修改其他国家的创新成果以适应本国文化——该国经济才实现了“起飞”。我们要学习他人的经验，但要自己动手去做。
关于全球化的最后一点想法。即使是对那些抱定决心要推行全球化的国家，全球化也真的有用吗？换句话说，大型跨国公司按照全球化模式经营，是否使发达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在这里基本上还不能给出答案。但近来的许多证据都让我们有理由对此予以关注。我们知道中小型企业在创造就业方面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当地的协作网络中的中小企业，就像意大利北部的情况那样。我们也知道新技术的推动力量，这种力量主要来自所谓“新经济”中正在成长的企业，而不是旧经济中已经相当成熟的企业。事实上，我们近来听说的那些丑闻正是发生在成熟企业——包括彻头彻尾的腐败，或者干脆就是战略失败。
这两种现象很多都可以归咎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要素，也就是它对“股东价值”的痴迷，而这个“股东价值”不过是给推动股价升高这种行为贴上的华丽标签罢了。股东的“价值”很少能够提升更广泛的人的价值，而在各种类型的发展中，人的价值都是不可或缺的。请考虑一下：在美国，在股价下跌时公司随意解雇员工；过高的管理者工资摧毁了那么多公司的领导力；还有因公司捐款而造成的政治腐败。如果美国已经屈服于这种意识形态主导的教条，加纳该如何应对呢？
平衡的胜利
我们当然要依靠经济力量，就像我们依靠社会和政治力量一样。但是我们让前一种力量主宰了后两种力量，因为我们误以为这是资本主义战胜了共产主义，换句话说，我们误以为经济学的市场证明了自己比政府的控制优越。
事实却是：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取得过胜利。是平衡取得了胜利。在二战后的东欧，国家的政治权力一度占主导地位。与此相反，在富裕的西方国家，强有力的市场、有影响力的政府和两者之间富有活力的社会部门（即所谓的非政府部门，企业，等等）结合在了一起。但西方国家错误地认为这两种模式中有一种是最优越的，于是在各种情况下都支持市场、私营部门和经济力量，使得它们如今正在失去平衡。
因此，不论对于富裕国家还是贫穷国家而言，健康发展的关键都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之间的某种平衡。而这要求我们认识到叫做内生式发展（indigenous development）的第三种发展模式。这在图中被标示为自内向上的发展，因为在这种模式下，是通过个人的创业发展出国内企业。这一模式并不意味着取代其他两种——我们并不需要又一个教条——而是要与其他两种模式实现三足鼎立。只有将这三种模式结合起来运用，才能真正实现成功的发展。
可以看一看最大的一个经济成功的奇迹。美国的发展就没有依靠外部强加的意识形态或是外来的专家。恰恰相反，它的发展显然是通过本土人民自己的努力、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实现的。但这并不是只依靠人们自己的力量。国家也发挥了作用，进行了有效的干预：政府准许农场主、铁路公司和矿产公司使用公共用地；出台了工业政策并对幼稚产业提供政府直接资助；还利用军费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它如今仍然在这样做）；当然，它还利用关税壁垒来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还有一些外国直接投资，英国对美国铁路的投资就是一例。
同样，在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近期的韩国，以及很久以前的英国，内生式增长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些国家的发展也得到了国家强力干预的支持，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该国也允许一定程度的外部推动式发展——但是要按照日本自己的要求来进行。
让我用下面这个问题来明确一下这一关键论点：有哪个国家曾主要依靠“由外至内的”模式——也就是如今的全球化模式，依靠理念、专业技术和资本的批发式进口——而获得了发展吗？我们很难找到的明确的例子。（爱尔兰似乎是最接近这种情况的，但早在其近年突飞猛进的发展之前，其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也是欧盟的成员国之一。实际上，爱尔兰如今可能正在为不关注内生式发展而付出代价。）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为何发达国家要强迫其他国家接受一个在他们自己身上也从没成功过的模式呢？
佯装成发展的全球化
因此，另外一种发展现代经济的路径是，似乎从来就是那种现代经济体之发展成为“现代”的方式——通过大幅度的内生式发展，辅之以国家的配合性干预，并适当利用外部协助来加以强化。
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爱丽丝·阿慕斯登（Alice Amsden）在2002年1月31日回答《纽约时报》“什么因素使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取得了非常成功的增长和繁荣”这一问题时指出：“缮在那些国家，企业界和政府紧密合作，来强化国内产业。外国企业从开始进入某个产业起就会遇到有意设定的繁琐手续，这使国内公司能够获得先机，而令外国企业望而生畏。国有银行以优惠利率出借资金，帮助当地企业获得所需的技术和资本设备。”然而如今，国家必须“禁止除设定最低限度的规则以外的任何政府干预，”并且，根据WTO新的提案，必须“取消管制跨国公司以及促进国内企业发展（的权利）”。换句话说，它们必须收回“对大多数曾取得持久成功的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至关重要的自由。”
这是一个不错的小把戏：不准其他人效仿你自己取得成功的秘诀。要求所谓的公平竞争，以便“纽约巨人队”可以轻松搞定阿克拉的某支高中球队。同时这种做法是为了进一步促进你自己国家的经济成功发展，即使这必须牺牲世界上最穷的人们的利益。
把这种全球化教条强加在这些国家头上，显然是不合理的。允许经济学家和公司以发展的名义行自私自利之实，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耻辱。“自由贸易”不过是经济殖民主义的新借口。
这并不是说相比其他两种模式，要更加排斥“由外至内”的模式。外国公司也可以带来新鲜的理念、现代的技术和新式的流程；它们可以提供一定的资金；它们也使某些当代制造业所必需的生产规模成为可能。但这一切必须按照东道国自己的意愿进行，因为只有自己才会关心自己的利益。换句话说，“由外至内”模式不能成为一种发展模式的全部内容，而只能成为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当然，对于其他两种模式（即，自上而下的国家干预和自内而上的内生式发展）而言也必须如此，都只能是发展模式的一部分。对如今的许多贫穷国家来说，内生式发展是非常薄弱的环节。
从微型企业到中型企业
因此，我们在阿克拉召开的研讨会集中讨论的议题就是如何突破图中所示的“企业边界”，从微型企业发展到中型企业。正如贝迪亚克博士所言，“缺乏制度构建使我们受到了束缚。”
我们首先要找到内生式发展的例子，也就是能够以决定性的方式打破企业边界的公司的例子，这个例子可以被当作行为的榜样。起初，房间里一片安静；没有人能想的出来！接着，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有人提出了一个例子，接着马上有人提出了更多的例子，很快就出现了很多例子。很显然，问题并不是缺乏内生式发展，而是这种发展模糊不清：我们被跨国公司的光环遮蔽了眼睛。（事实上，我们眼前就有一个大家都没提及的明显的例子。我们下榻的这家饭店的美景让我为之震撼——这可绝不是一家装潢考究的普通国际饭店。我后来了解到，它是两位回国前曾在美国做过出租车司机的加纳人兴建的，之前他们办过一些小型的饭店，最终攒够了钱建起了这座饭店。）
随着例子被不断提出，我们把它们归纳为本土企业发展的不同方式，以发现每种方式成功的概率。
最明显的方式是家族企业。这种方式通常被认为是小规模而且边缘化的，在代际传承之时格外脆弱。然而，在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涉及到很多发展到较大规模的家族企业。印度某些最著名的公司都是家族企业，在早期的美国也是如此，包括杜邦公司以及（如今还是家族企业的）庄臣公司。
我们把第二种方式叫做分流（spin-off），是从一家企业分流出许多创造了其他企业的企业家，就像意大利北部的情况那样。研讨会上提出的其他例子还包括在美国的韩国移民和尼日利亚的伊博人（Ibo），他们都彼此互助创办企业，还有已经在鼓励分流的加纳，也有许多跨国公司都是这样。分流式发展使经济实现了“结晶式”的快速增长。
另一种是合作社（cooperative）方式，人们以某种社团的形式结合起来，把经济力量集合在一起。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合作这个词汇有负面的含义，在那里它是政府干预的一个借口。但在这里，我们说的是真正的合作，所有成员共同控制，每个人都享有无法转售他人的平等股权。
与此类似的，是我们所说的网络方式，因为合作被拓展到了正式的所有关系以外。人们联合起来从事经营活动，就像全球各地的人们在那个叫做万维网的网络中所表现的一样。例如，加纳有自己的“街市皇后”，他们在特定商品的销售者之间建立起一种非正式的联系，有时还会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筹集资金。
我们还讨论了如何通过能力的构建而培育内生式发展。政府当然要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帮助提供资金、搭建有益于创立国内企业的法律框架、传播重要信息，还要鼓励各种网络传播这些信息。我们也举了一些例子，说明社会部门组织——非政府部门和各类行业协会等——能够怎样促进内生式发展，特别是鼓励网络的形成和信息传播。我们希望更多的外国公司受到鼓励，以类似的方式促进可以成为其可靠合作伙伴的本土企业发展。这一点已经有很好的例子；还需要更多的企业这样做。
我们还需要更多有关各国的不同部门间协作的例子。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团”的支持作用尤为重要。例如，我在麦吉尔大学的同事保拉·皮雷－阿雷曼（Paola Perez-Aleman）就曾指出，智利的制鞋工业和农用工业是怎样通过“公司间的关系、行业协会的重新定位、以及政府对集体学习过程的促进”获得巨大成功的。在他看来，这一成功的关键在于社会部门中把所有参与者集合在一起的非营利性协会。实际上，我的另一位同事玛格丽特·格雷厄姆（Margaret Graham）也阐述了，在20世纪20年代铝被成功引入飞机制造业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和产业界之间的关系就与此有某种类似之处。
前面我提到过“被（全球化）遗忘的中间地带”，关于这一点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讨论。例如，来自国际劳工局的经济学家保罗·范登堡（Paul Vandenberg）指出，“大部分非洲国家制造业的构建，一方面是围绕使用外国技术的许多大型综合企业，另一方面则是围绕着许多小型本土企业。在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对的真空，或者叫做‘被遗忘的中间地带’，人们已经发现了这一点，但还没有对此做出充分的解释。”他是在1997年写下这番话的；显然直到今天，这还是一个没有解释清楚的问题，虽然人们提出了不少理由：从中产阶级的发展不足和跨国公司的控制，到国内政府的腐败。
但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我们不应该从错误的地方寻找答案。强制式发展就是错误的地方。想象一下，假如把如今致力于推动全球化的大量热情和才智的其中一部分，用来寻找这些被全球化遗忘的中间地带的发展方式的话，会有什么成果！
培育领导力
这对我们发展领导者又有什么启示？对于我们发展国家又有什么意义？
外来项目不能发展领导者，外来制度也同样不能发展国家。事实上，我们越是试图发展领导者，我们就似乎变得越骄傲自大。也许这是因为把某人单独挑选出来作为领导者的发展对象，会怂恿人们把领导者视为孤立于周遭环境而非扎根于环境的英雄。近来我们已经听到太多假借领导的名义自我放纵的事例了。
杰伊·康格（Jay Conger）出版了一本关于短期领导力发展课程的很有意思的书，叫做《学会领导》。他自己从各种主要方法中挑选了四项，分别叫做个人成长、概念理解、反馈、和技能构建。他发现所有这些方法都存在严重缺陷，却下结论说如果将它们结合起来使用则能够非常有效。也许他应该下的结论是：“发展领导者”这个提法本身就是有缺陷的。
如果我们不能发展领导者，那么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我认为，有三件事可以做。
首先，和经济发展一样，领导力是可以培育（foster）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培育引发内生式领导力的条件，特别是那些有思想性的自力更生。全球化之所以会在发展中国家功能失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培育了一种与内生式领导力的萌生格格不入的依赖性。
不过，领导力的培育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情境：是环境中的人创生了领导力。正如前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所说，“安南是一个在正确的时间来自正确位置的正确的人”。当然，我们也可以对正确的位置施加影响。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摩根·麦考尔（Morgan McCall）专门研究领导者如何在工作中学习，他强调应该在各种困难的工作中对人们进行挑战，这种挑战会使他们“除非学习和培养新的技能，否则就必将失败”。
第二，人能够得到发展。不是作为领导者，而是作为人本身，发展他们的信念和行为、他们的思想和自尊。但这可能主要是在一个人生命的早期阶段实现的——在家庭中，以及在学校里。毕竟，我们养儿育女，而不只是让他们出生。这要求一种文化：重视人的基本价值并且教育儿童独立思考，去做那些看来确实正确的事情而不是接受某些人为的教条。贝迪亚克博士可以毫不犹疑地说，安南是一个认真对待自身基督教信仰的社会的产物。
第三，我们可以发展管理实践（managerial practice），不是将它与领导力区分开来，而是将它视为领导力固有的一部分。那种区分只会鼓励将领导视作英雄：高高在上、与组织日常功能的发挥相脱节。真正的领导者是容易接近的、脚踏实地的：他们必须进行管理，就像管理者必须进行领导一样。如果把管理者们召集起来，让他们与同事一起深刻反思自己的经验，我们就可以在教室里促进管理能力的发展。换句话说，他们能够彼此进行示范！
发展发达国家
我在加纳遇到的人来自各行各业，大多数充满热诚、考虑周到而且很有思想。在我到访之处，有一种令人轻松的平等氛围。在研讨会上，每个人都不分长幼尊卑地畅所欲言；前几年曾以学生身份写信给我的一个人应我之邀来到那里，走进会场后他就坐到了部长旁边的空位上。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除了我之外）。加纳当然需要实现经济发展；但“富裕的”西方国家也许应该坚持社会发展了。
在研讨会上我们讨论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哪一个才是推动力量？经济力量当然推动着社会的发展：物质财富帮助我们维持民主政治、改善卫生保健状况，以及提供教育。但是社会力量同样推动着经济的发展：根深叶茂的民主意识似乎是持续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两者必须前后相继运作，就像是两条腿走路，也正如内生式发展必须与参与式管理彼此配合一样。
在发达的西方——经济上发达的西方——经济发展当然促进了社会发展。但我们仍然保持着这种促进关系吗？股东价值和英雄式领导等因素如今是促进着还是损害着社会发展呢？全球化关注经济发展，并且假定社会会顺从地随之发展。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实际的情况恰好相反：全球化正在削弱我们的社会结构，并且损害着我们的民主制度。它正在打破社会的平衡。那么，它最终也会削弱我们的经济吗？
“没有英雄的国度是不幸的国度，”在布莱希特的话剧《伽利略》中，有一个人物这样议论道。“不，”另一位回答。“需要英雄的国度才是不幸的国度。”如果我们能够超越对英雄式领导的需要，超越经济学家的狭隘原则，那么，我们或许将能够好好观察我们自己，而不是东奔西走地去发展别人、国家和领导者。然后，我们或许就能重新回到平衡发展的微妙道路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