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4月07日

  蒋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励,虽顽寇尚未囗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 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将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 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 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 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 敌人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 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 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专此布以

   敬礼健康!并致

   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2007年06月25日

 

此PDCA之概念认为无论是任何专业事务、生活事物,正式、非正式、有意识、无意识等,任何一切活动都会在这个永不停止的循环下运作。

ISO 9001:2000的条款0. 2之PDCA詮释如下:

* Plan

建立符合顾客需求与组织政策之目标与产a品制作之相关处理程序。

1、分析现状,找出问题。

2、分析各种影响因素或原因 。

3、找出主要影响因素。

4、针对主要原因,制定措施计划。

* Do

实作定义之处理程序。

5、执行、实施计划。

* Check

依照政策持续监控并测量程序与产品,是否依照产品需求之目标进行。

6、检查计划执行结果。

* Act

持续改善处理的效率。

7、总结成功经验,制定相应标准 。

8、把未解决或新出现问题转入下一个PDCA循环。

2006年03月22日


 
 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在历经10年的血战之后,开始了北伐战争蜜月后的第二个合作时期,红军换上了自己的老对手的服装,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配合中央军和晋军进行了忻口战役。这是国共在抗战期间唯一的一次携手联合作战,此后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是在战略层面上对于国军的遥相呼应,是一次完全独立的作战行动。

  战役期间,八路军以狡诈的战术技巧和勇猛的战斗决心,分别在日军的侧背实施了经典的山地伏击战“平型关”和特种部队夜袭战“阳明堡”,有力配合了国军的正面战役。

  对于“平型关”战斗的战果争议较大,歼敌数目从二百人到千余人不等。我个人采信歼敌近千人的结论,依据上有两点:一是毛泽东事后的反应,在最初给林彪的电报中,毛曾经很兴奋地询问能否再搞几次这样的行动,调动一下全国抗战的决心。如果仅仅歼敌两三百人,老毛当不至于兴奋如此。二是时任主攻旅旅长李天佑等人的回忆录,事后皆言因为日军抵抗激烈,八路军伤亡较大。在如此有利地形上实施的伏击战,攻守双方的伤亡比率大致应该是持平,要知道,此时的八路军都是万里长征筛选出来的种子选手,其军事素养和战斗精神都是中国军队中的一流水准,如果仅仅伤亡两三百人,李天佑等人不会如此痛心。

  另外,大概是出于宣传的需要,“平型关”的公关工作要比“阳明堡”做的好,国共两党一致猛吹海螺,最高的歼敌数字曾经达到万余,缴获品中甚至出现了战车!嘿嘿,在中国特色上,国共确实是不逞相让,各有千秋。其实,以今天的眼光,“阳明堡”的成果远远大于“平型关”,二十架作战飞机的毁伤,对于国军的正面战场的支援要远远大于歼敌近千人的行动。

  那时候,国军的正面抵抗一败再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军队的素质太低,在最精锐的中央嫡系德械师在上海战区消耗殆尽之后,国军的水准基本上跌到了近代化军队的程度,大部分时候不得不采用死板的点线作战,依靠阵地战死打硬拼。至今仍然有不少人指责国军在抗战中的表现过于拙劣,为什么不采用机动防御战甚至运动战去作战。嘿嘿,指望一个大部分的士兵都是抓来的农民,既缺乏训练,又装备不足的军队去打运动战,半路上大概就跑得七零八落了,因此,国军不得不在阵地战中,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抵御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此,“阳明堡”的二十架飞机如果升空,将会给国军造成很大的伤亡。

  忻口战役后,山西的战略要地基本失守,国军的战线被切割的零零碎碎,曾经的国共两军统一指挥联合行动,甚至在表面上都难以继续开展,于是,八路军就放了单飞,自顾向战线后方的河北山东等地穿插而去,正面战场上除了山西贺龙的留守兵团外,主力都跑到华北敌后去了。

  在平型关最初的冲动之后,老毛当然也很心疼自己部队的损失,满打满算,自己只有三万来人的血本,再打几次“平型关”,就玩完了。大概从那时候起,老毛就知道不能再跟在国军的屁股后面拼消耗了,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

  这样,东去的八路军,在行进途中,不断地分流,化整为零,如水银泻地,消失于人民群众之中。不仅国民政府的作战序列中再也找不到这一支“第十八集团军”,就是中共自己很多时候也不大清楚自己手下的实力和分布状况。

  分散开来的八路军以营连为单位,在日军扫荡过后的战线后方的真空地带,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几百人的一只队伍,几年下来,就变成了上万人的大军。等到抗战结束,细细一点,计有正规军一百万,人口近亿,上百个根据地,并且大多集中在中国的中心地带和交通枢纽附近。

  牛吧,这就是毛泽东理论宝库中的一个法宝–人民战争,奇迹般地让共产党从生死存亡的边缘,成长壮大到三分中国有其一。嘿嘿,这一招数还有一个学术味道很浓的词汇:总体战。

  抗战期间,国民党一直在攻击中共“游而不击”,而中共确实很难反驳这种说法。8年抗战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组织的最大的战役行动是1940年的“百团大战”,此次战役的大多数时间里也不过是扒扒破路、炸炸矿山、打一些数十人守备的小据点,并非是以消灭日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的战役企图。战役的后期,因为日军以大队(营)为单位,在根据地疯狂报复,横冲直撞,老彭气愤不过,组织了陈赓旅等几只主力部队上万人,在关家垴合围了500百人左右的岗崎大队,打了几个昼夜,居然没有全歼!其后,日军对八路军在太行山总部的报复行动中,仍然是以大队为单位进行长途穿插和奇袭,八路军依然是难以正面抵挡日军的进攻,最后导致副总参谋长左权战死疆场。这就是中日双方军队的实力差距,不是单纯依靠战斗意志能够弥补的。

  那么,中共真的在8年抗战中如国民党形容的,除了前期的忻口战役和“百团大战”之外,一直是在做壁上观吗?

  这话看怎么讲,如果从师团规模的战斗而言,确实如此,象国军那样与日军动辄几十万人的大会战,八路军从来没有过,新四军甚至连歼敌数百人的战斗都是屈指可数。但是,这绝对不能推出,共军在抗战中毫不出力的结论。

  如果八路军编入国军战斗序列,完全听从国府指挥的话,大概忻口战役战役结束,八路的番号就不用保留了,因为全拼光了。对于整个山西战役进程的影响是:迟滞日军对太原的进攻半月左右,给予日军杀伤数千人左右。

  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八路向敌后挺进,不仅在战略上是正确的,而且在战术上也是正确的。

  在战略高度上,一方面有效的控制了相当数量的国土和民众资源,使得日军的“以战养战”的策略遭遇极大的挑战和困难;另一方面是充分发挥了中共坚强严密的组织结构和狂热的政治鼓动精神,最大限度地整合了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从而调动起其战争潜力。

  在战术上,以八路军的装备和训练,是不可能在与日军的正面对抗中占到任何便宜的。记得小时候看过一本“吕梁英雄传”,说八路军跟鬼子拼刺刀,要三个对一个才能打成平手,这还是冷兵器之间的对抗,热兵器方面的差距更大了。因此,打个伏击,摸个岗哨,炸个炮楼,扒扒铁路,埋个地雷什么的,那是拿手好戏,这些都是依靠游击战才能实施的手段。

  再者,虽然八路军新四军一般不怎么主动去橹鬼子的虎须,但是日军也不能放任中共军肆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活动,为了保障自己的交通畅通和重要要点的安全,又要驻军,又要清剿,哪一样也少不了部队的运用。如果中共军不在敌后拼命地折腾,国军的正面战场必将遭到更大的压力。

  最近看了一些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回忆文章中有关中国军队的正面评价,对于国军是敬仰其下级军官的牺牲精神,对于八路军则是充满愤恨和恐惧:危险来自方方面面时时刻刻,搞得日军非常紧张。

  因此,完全忽视中共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中共建政以来,对于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作用,三緘其口。因此,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大陆上人们,脑海中的八年抗战就是敌后武工队,地道战地雷战,对于淞沪血战、武汉会战,长沙战役,常德和衡阳保卫战不甚了了。很多人第一次正面接触这一段史实,还是电影“血战台儿庄”,那个大概还是因为后来回归大陆的李宗仁是那次战役的主官的缘故。

  凭心而论,国民党打的相当顽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田汉歌词中的那句“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用来形容国军在抗战中的表现,一点都不过分。

  有人总是指责老蒋保存实力,消灭异己。其实,很大程度上,这是偏见。在抗战初期的淞沪会战中,老蒋把自己嫡系部队中精锐的德械装备的师团尽数投入了这场战役,最后基本上都消耗殆尽,哪里有保存实力的想法?!

  也有人说老蒋笨,不应该在上海狭小的地域之内和日军拼消耗,让日军的舰炮和飞机大显神威。这个也是事后诸葛亮的想法。当时老蒋的判断是,中国如果以一国之力对抗日本,结局毫无悬念是失败。因此,争取外界的支援,就是走向最后胜利的唯一一途。在上海这个国际都市狠狠地跟日本人干上一仗,让国际社会看看中国的实力,坚定他们出面调停的决心。即使真是老蒋笨,也是笨在落后的战争观念上面,没有预计到陆海空立体战争下巨大的火力杀伤效果。

  也有人贴金说,这是小个子陈诚的神来之笔:在淞沪地区主动挑动战斗,把日军的注意力从华北引向华东,把日军的进攻轴向由北向南变成为东向西,利用江南的水网地形迟滞日军的进攻步伐,不然,日军沿平汉路南下,一马平川,拿下武汉,切断中国东西联络,那国民政府就难以撤退到西南大后方从事后来的抵抗了。

  呵呵,其实,日军在中国的军事冒险,是典型的“行动在理论前面”,早在“九一八”事件的时候,就是关东军中下级军官立功心切,擅自主张,挑起了军事争端。“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了华北,一者不知道下一步干什么,二者也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刚到手的猎物,因此很希望和老蒋谈判协商停战,没有急迫的鲸吞中国的企图心。因此,老蒋为了保住武汉,把战火首先引向江南自己传统的经济政治中心区域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老蒋大概是以为打上一段时间,日本就会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被迫停战,没有想到日本这头蛮牛一发威,竟然不仅要打掉上海地区的国军,而且毫不停顿地挥师挺进南京。这也是为什么南京保卫战的准备是如此仓促的原因,据说临战前国防工事的钥匙都找不到,因为老蒋根本没有想到战争的规模会演变成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

  接下来的的徐州会战中,台儿庄战役终于绽放出中日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个亮点,近乎歼灭日军轻敌冒进的一个师团。这场战役中,中央军、西北军和桂系通力合作,展现了国难当头,中华民族一致对外的可贵一面。

  其后,因为日军反应很快,对徐州形成包围之势,徐州的国军被迫四散撤退,一时间徐州往西的中原大地缺乏成建制的部队设防,老蒋万般无奈,只好炸开黄河花园口,形成了数百公里范围的黄泛区,阻止日军向华中进攻的势头。鬼子据说淹死了千余,老百姓屈死无数。TMD的小日本,这笔帐应该算在他们的头上。

  在日军沿长江向武汉进攻中,国军在江西的万家岭一带,再次利用日军的轻敌冒进,合围并几乎全歼了一个师团。这是八年抗战中的第二个亮点,国共内战中大名鼎鼎的张灵甫就是经此一战而成名。关于这个几乎覆亡的师团还有很多的有趣的故事,该师团不是主力师团,其兵员的主要来源是大阪的小商贩,被其他日军戏称为“商贩师团”,就这么一个乙级师团,在南昌战役结束后沿长江南岸向武汉的攻击过程中,居然被赋予在崇山峻岭中偏师迂回的重任,结果因为这一带的铁矿干扰,罗盘失灵而迷路,在大山里面转磨磨,终于被国军抓住机会集中了十几倍的兵力团团围定猛打。说来惭愧,激战旬日而不能全歼,最后其师团长带领千余日军在外围日军的接应下,逃出生天。

  1938年底,武汉会战的结果,仍然是毫无悬念,日军达成了其全部的军事政治企图:肢解中国,把国民政府降格为地方政权,扶植汪伪政权,建立亲日的中国傀儡政府。

  其后的几年内,日军基本上没有发动10万人规模以上的战役,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的战略重点根本就不在中国战场上了。

  1941年,老蒋得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第一反应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中国得救了。心思马上就转移到战后中国的局势上面去了,那自然就是国共两党争夺天下的局面了。于是,保存实力就是首要的任务了。这一点上,老毛比老蒋聪明多了,早在37年底中日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就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当然,老蒋也是没有办法,谁让他是中央政府呢,肩上背负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重任,他不得不抗。

  因此,二次大战开始后,已经进行四年中日战争的中国大地上,反而平静下来,基本上是,日军不进攻,国军也不进攻,双方各据其土,相安无事。后来时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老兵史迪威之所以与总司令蒋介石闹到不可开交的程度,就是因为他气愤老蒋只管伸手向美国要装备,却缺乏打击日军的主动精神。

  日军在随后发动了几场规模和目的都十分有限的战役,如长沙、常德、枣阳宜昌等战役,基本上是军一级数万人的规模。

  国军在三次长沙战役中再次绽放了一个亮点,挫败了日军寻歼国军主力的战役企图,最后使得日军无功而返,双方回复战役前的姿态。这几次战役的总指挥薛岳后来也忍不住吹了一个大海螺,称之为“天炉战法”,嘿嘿,用军事术语说就是保持两翼战线的完整,正面做机动防御,逐步消耗日军的进攻动能,最后的战场态势就是日军被国军三面包围。

  日军在三次长沙战役没有占到便宜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日军战役目的不明确,数万人攻城略地还要寻歼国军主力,胃口太大了;二是国军的战术对头,机动防御,不做正面战场的硬顶,使得日军的火力优势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但是,一旦日军下定决心,国军依然不能正面抵抗。44年日军为了打通东北至南洋的大陆交通线,轻松击溃中原的汤恩伯部,一鼓作气,很快轻取长沙,直下衡阳。当然,坚城之下,在方先觉的第十军面前栽了一个大跟头:衡阳血战四十八个昼夜方才破城。此前,余万程57师的死守常德16天,也让日军大栽其面。

  尽管抗战中后期,国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与日军的差距仍然相当地巨大。日军发动的以围歼第5战区主力的枣阳宜昌战役中,数万日军打得数十万国军团团转,最后急了眼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亲上火线,指挥手下不多的亲卫部队,以攻对攻,和日军打运动战,为了协调调动周边的国军,拼命地四下电讯联络,最后被日军侦知其下落,合力围攻之下,张将军英勇殉国。老蒋得讯,痛哭流涕,后来还亲自去为张将军抬棺。当年中日在华北的过渡时期,张自忠因为做过一段时间的北平市长,被国人痛骂为卖国贼,皆曰彼可杀之的时候,是老蒋一力保护,后来又命其带兵打仗,谁说老蒋不识人?!

  另外,国军的精锐师团曾经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在昆仑关与日军血战一场,歼敌一个旅团,这是一场硬碰硬的攻坚战,除了后期的湎北反击战之外,这大概是国军在抗战期间唯一一次的攻坚战。虽说最后的结果是国军攻克了昆仑关,达到其战役企图,但是以优势的兵力,良好的战场态势,不亚于日军的装备(国军于此战首次出动了战车),敌我双方的损失实在是不成比例。

  国军对日军作战完完全全地占上风的,大概只有44年在缅甸北部对日军的反击战。此时参战的国军远征军,基本上是按照美军轻装师团编组训练的,其武器装备水平远在日军之上,攻坚和机动能力很强,再加上盟军掌握了完全的制空权,因此,国军第一次以很小的伤亡,打得日军丢盔卸甲,狼狈不堪。即使在天时地利人和占尽优势的湎北之战中,仍然出现了为攻克日军千余人据守的松山堡垒,数万国军围攻月余,伤亡近万,方才得手的意外情况。

  无论国军还是共军,在对日作战中表现不佳,原因虽然很多,不过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日军的顽强。如果说,没有盟军的帮助,中国早就亡于日人之手了,大概没有人会反驳这一点吧。如果说,日军是二战期间,亚洲战场上最强悍的军队,大概也没有人反对吧。

  自明治维新起,至太平洋中途岛海战止,日军鲜有败战记录,其英勇顽强的斗志,视死如归的精神,丰富的作战经验,普遍的嗜血性,冷酷的纪律性,都是二战中绝大部分国家的军队所不具备的,不夸张的讲,当时世界上具备与日本一决高下能力的国家只有三个:德国、苏联和美国。就连老牌帝国英国,十几万人在马来半岛,也被骑着自行车的几万日军轻轻松松打得缴械投降了。

  即使在战争后期,美军占尽了全部的优势,为了对付在几个海岛上困兽犹斗的日军,伤亡也达到了十数万人之多。要知道,那可是把日军按在地洞里面,用飞机、舰炮、地面炮火、火焰喷射器,坦克、推土机不分昼夜地猛烈捶打的结果啊。

  所以说,抗战前期国军打不过日军很正常,抗战中后期装备与日军相当,还是打不过日军也很正常,在装备强于日军的抗战最后几仗中,伤亡大于日军还是很正常,因为还有一个士气和训练的问题。用一个现代词汇说是,觉悟不够,不知道为谁而战。四十年代的中国,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在普通中国人心中淡漠得很。常德会战期间,时年弱冠的阿唐老爸曾经给火线上的国军送过饭,后来对阿唐说,一个团的国军几天打下来,就剩下一个连了。问他是否知道为什么要打仗,他只知道日本人来打中国,所以要打他们,其它的一概不知。

  为什么日军的回忆录中总是对冲锋在前的国军中下级军官充满敬意,因为印象太深刻了,比比皆是。为什么军官要冲锋在前,难道他们不明白这是违反作战原则的:军官如果首先战死,进攻就失去了组织者?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不如此,士兵是不会自觉冲锋在前的。因此,任何对于国军在抗战中表现拙劣的谩骂都是对于为国死难者的极大不恭。

  回首往事,国军以其极大的牺牲和勇气,无疑应该荣登抗战胜利荣誉之席的首座,共军以其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无疑应该得到最大一枚的抗战胜利奖章。

  今天,说句公道话,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的作为,可圈可点,负起了他们肩上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果不是蒋公,中国大概在38年就投降了日本,战后铁定是战败国中的一员,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位置是想都不用想的了。但是同时,老蒋也为其抗战后期的短视付出了代价:为了保存实力而出工不出力的做法,使得他的军队缺乏在火线上与手中刚刚装备的美式军械磨合的机会,使得后起的军事将领缺乏进行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如孙立人和廖耀湘等,并且,大部分精锐部队龟缩在西南边陲,在抗战结束之后的与中共的对峙之中,处于非常不利的战略姿态。因此,如果说老蒋最后丢失了大陆,除了有其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之外,军队在抗战后期的不思进取和萎靡不振,大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以成败论英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显然是抗日战争的最大赢家,本来是被人满世界追打的穷叫花子,突然之间与庄家平起平坐,有资格议论“今天下英雄,惟老蒋与老毛耳”了!即使时光倒转,中共也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后悔,大概还是会按原来走过的路子再来一遍。但是,从国家与民族利益的角度看回去,中共确实是自私了一些。甭管日军打的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他们可都是中国人民,你多藏一些私,百姓就要多遭一分的罪。

  呵呵,有时候看国共两党的征战史,很像当年的刘邦与项羽,刘邦胜在不以一时长短为计较,宁可背负小人的名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借形势而得天下;项羽败在拘泥于眼前的定势,讲究贵族的诚信原则,四平八稳,堂堂正正,最后亥下一战而倾覆。

  老蒋,孔孟的书读得稍微多了些,对上帝的礼拜做的稍微勤了些,还是不够坏啊。



毛泽东是我国兵法史上的集大成者。从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后开始研究战争问题。无论是战争时期转战南北,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都对《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和《智囊》等历史巨著研读不辍,对我国古代帝王将相用兵得失都有其独到的见解,所有这些都奠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

  毛泽东在研读《孙子兵法》时,认为孙膑能够掌握战略主动权,驾驭战争,调动敌人,在运动中削弱敌人,战胜敌人,是实践中国兵法的千古高手。他写道:“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毛泽东对“围魏救赵”这一战法非常重视,对这一战法所蕴含的思想认识深刻。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其著名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论述外线作战灵活机动打击敌人时曾指出,“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解放战争时期,他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思想,指挥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实现了人民军队由内线防御作战向外线进攻作战的战略转变,牢牢掌握了解放战争的主动权。孙膑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躺在辎车上谋划战争策略的大军事家,这更令毛泽东赞叹不已。

  毛泽东一生多次谈到汉高祖刘邦,称赞刘邦是高明的政治家。毛泽东还指出,刘邦是个大老粗,“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决策和用人是中国兵法探讨的重要内容。有一大帮人为刘邦出点子,这位老粗取得天下,自然不是偶然的。不要小看老粗,老粗能干大事。

  隆中对是诸葛亮未出茅庐之时向刘备提出的谋取天下、复兴汉室的战略建议。诸葛亮为刘备策划的战略目标是恢复汉室,统一天下。具体步骤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占据荆州、益州,建立根据地:第二步是兵分两路,进取中原。毛泽东评点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认为造成蜀汉灭亡的原因就是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国兵法强调集中兵力,以兵力集中之势,战胜兵力分散之敌。这也是毛泽东惯用的策略。三分兵力使本已弱势的蜀汉政权兵力不得集中,国势分散,战而无功,最终灭亡。

  失街亭、斩马谡是一件亦悲亦壮的历史事件,评书中说,京戏中唱,都以此来颂扬诸葛亮爱惜人才、执法严明。毛泽东则不然,他对此有独到的见解。毛泽东评点道:“初战亮宜自临阵。”认为街亭之战诸葛亮应大军挺进,临阵调度,不应分散兵力、委责于人。诸葛亮初次北伐失利的原因不在于街亭之败,而在于诸葛亮用兵无法,调度失略。张合围困马谡之时,诸葛亮当北进街亭,策应马谡,与张合展开决战,战胜张合。这就是毛泽东评点中所说的“亮宜自临阵”的关键所在。   明帝青龙二年(公元二三四年),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斜谷(今陕西省眉县西南),筑防于渭水南原。明帝命司马懿抵御蜀军。诸葛亮大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多次挑战,诸将欲与亮战,司马懿皆不从,按兵不动,静待其衰。亮无奈派人送给司马懿“巾帼妇人之饰”,以激怒司马懿出兵应战。司马懿知亮计已穷,佯装大怒上表朝廷请求决战,朝廷不允,并派骨鲠之臣辛毗杖节监军,不许魏军出战。司马懿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假藉王命制御诸将是其智略的显现。司马懿更大的智略还在于不战,使亮自败。因此,毛泽东评点时说“司马懿敌孔明之智”。毛泽东曾说,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

  一九二○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曾说,李世民是草莽英雄,“太原公子,褐裘而来”;晚年还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一再流露对李世民能征善战的赞赏。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王朝。赵匡胤即帝位后,深感兵权对皇权的威胁,恐惧权臣兵变的闹剧再次重演,“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禁军重臣的兵权,建立了一套军权分立、兵将分离的军政体制,管人的不管事,管事的不管人,权力统归于皇帝本人,规定将帅只能按皇帝规划的成旨行事,不得临机决断。这种机制在其变革过程之中,对赵匡胤强化皇权统治、进行统一战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一旦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就显现出了它的僵化和腐朽,致使大宋王朝国力军力衰微,自毁长城。宋太宗赵匡义继位以后,两位大举兴兵两次惨败而归,至此大宋王朝无力再战,丧权辱国,直至灭亡。

  君主制御将帅是用兵弊法,兵家大忌。毛泽东在他数十年的戎马生涯中十分重视对战争指挥艺术的把握,赋予前方将帅战场指挥临机决断的全权,充分发挥了前方将帅在战争中的重大作用。他认为在整体战略高度统一的前提下,前方将领必须发挥能动作用,自觉根据战场实际,机动灵活地组织作战,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确保实现中央的战略意图。宋太宗赵匡义在对契丹的战争中秉承“弊法”制御将帅,被毛泽东称作“无能”、“此人不知兵”,极力唾弃。

 
 
 

2005年12月20日

ERP失败原因分析

    通过对一些ERP系统导入失败的案例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其失败的原因大体可归纳为下列一些因素:

1.客户方系统导入体制不健全

未设立项目负责人(或设立了但职权不高)
IT队伍的体制和技能不足(包括主要人员中途离职)
与系统导入相关联的部门之间没有取得很好的协作

2.系统集成商的支援体制不健全

系统集成商没有全程支持系统的导入(或导入过程中集成商出现变更)
没有明确从导入开始到结束的SOW

3.系统导入的目的、范围不明确

工厂、总公司的的需求没有调研清楚
希望一次将全部业务系统化,但力量不足

4.没有选择与导入目的、规模相适应的ERP产品


工厂和总公司之间没有进行很好的协作
产品的选择依据不是是否适合而仅仅根据功能和价格


ERP成功关键因素分析

1.要注意整合总公司和工厂之间各自的系统导入目的、期待的效果
2.要选择具备从咨询到售后服务的完备支持体制的系统集成商
3.要选定与导入目的和规模相匹配的ERP产品
4.要让全体员工明确ERP系统导入计划,建立全公司的导入体制
5.以尽快运行为目的先导入产品原型,首先从最必要的功能开始运行,再逐步实现整个系统的导入

6.系统运行后,先从需求性高的功能(如帐票)开始进行客户化定制开发,逐步最终达到全系统的完善

http://www.necsl.com.cn/solution/produce/manufacture/

2005年11月19日

自制力是一个人为执行某种任务而控制自己的情绪、约束自己言行的能力。它是一种可贵的意志品质。这种自制力又常常叫意志力,是一个人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的重要条件。

  幼儿由于兴奋、抑制发展的不平衡,随意注意也未发展,控制自己的能力很差。爱做小动作,上课时注意力不集中,稍不如意或跌倒了就会大声哭叫起来。自制力的养成对于孩子的将来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所以要想各种办法培养孩子的自制力。

  首先,要提高孩子的道德认识。做每件事要明确目的,还要去克服困难,达到目的。比如认识打针是为了防病治病,因而害怕心理是不必存在的;为了庆祝自己的节日,表演节目,去克服害羞心理;为了要做值日生,克服懒惰,提早到幼儿园等等。家长要主动地引导启发孩子去有意识锻炼自己的自制力。

  其次,要给予孩子固定的家务劳动。如饭后收拾桌子、洗碗、扫地,是孩子能干的家务活,父母就不要代替。孩子想玩一会了,就必须坚持将事做好。久之,自制力就培养起来了。

  再次,通过游戏练习,加强自制力。如果让孩子在一些单调的活动中培养自制力,是十分困难而效果又是适得其反的。反之,通过有生动情节的游戏活动,让孩子担任一定的角色,那么控制自己的能力就自然地大大加强。如当哨兵,在黑暗中充当一个勇敢的角色,跌倒了不许哭,站着不许随便动,再胆小或调皮的孩子也可以做到。所以游戏是培养自制力的好方法。

  最后,要建立合理的家庭生活制度。每个家庭,都要把孩子的生活制度化。规定按时起床、吃饭、睡觉的时间,使孩子的生活制度有规律,不宜随便更动,以便养成良好的动力定型,为培养自制力创造条件。

五, 通过“延缓满足“培养孩子的自控能力。
      “延缓满足”就是当孩子提出要求的时候,家长不是马上满足,而是间隔时间或有条件的满足。“延缓满足”的范围是日常玩乐性、享乐性的需求。
        具体做法是让孩子学会“等待”,有条件的满足等。
如:孩子要求去外面玩,却又不好好吃饭,这时候就可以规定他在15分钟里面乖乖地把饭吃完了,就陪他去。这时候孩子是会乖乖地把饭吃完的。


二, 家长以身作则,言行一致。
        要培养孩子的自制力,家长首先要在生活中必须出良好的自制力,这样会给孩子一个榜样。家长不仅在口中说,培养孩子的自制力也要落实到行动中去。有的家长意思到了力的重要性,可往往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无意中助长了孩子的分心。
        如有的时候,孩子的画画的时候,家长看到孩子的认真模样觉得好玩,就去弄弄孩子,或给他东西吃,在旁边说这说那,指手划脚,孩子于是再也画不下去了。
如碰到自己喜欢的都电视节目,就一边看一边吃饭,还一边评论。孩子有样学样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一边玩,家长不制止,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些行为均不利于儿童自制力的培养。由此,家长要做到目的与行为一致。

2005年11月11日

以下是著名西哲约翰。穆勒的关于独立思考的经典文章,文章的语言相当精彩,对相关问题的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实用性。由于文章使用的英语并不浅显,不得以勉强把大概意思翻译如下,翻译水平显然无法令人满意。转此文的目的显然是因为对猫坛的有些极端倾向无法赞同.

  No one can be a great thinker ,who does not realize that as a thinker it is his first duty to follow his intellect to whatever conclusions it may lead .Truth gains more even by the errors of one ,who ,with due study and preparation ,thinks for himself ,than by the true opinions of those who only hold them because they do not suffer themselves to think .Not that it is solely ,or chiefly ,to form great thinkers that freedom of thinking is required .On the contrary ,it is as much or even more indispensable to enable average human being to attain the mental quality which they are capable of .There have been ,and may again be great thinker in a general atmosphere of mental slavery .But there never been , nor ever will be in that atmosphere an intellectually active people .While any people has made a temporary approach to such a character ,it has been because the dread of heterodox was for a time suspended .Where there is an unspoken convention that principals are not to be disputed ,where the discussion of the greatest questions which can occupy humanity is considered to be closed ,we can not hope to find that generally high scale of mental activity which has made some periods of history so remarkable .Never when prolonged argument avoid the subjects which are large and important enough to rouse enthusiasm was a mind of a people stirring up from its foundation and impulse given which raised even persons of the most ordinary intellect to something of thinking beings.
  He who knows only his own side of the case knows little of that .His reason may be good ,and no one may have been able to refute him. But if he is equally unable to refute the treason of the opposite side , and if he does not so much as know what they are , he has no ground for preferring either opinion .The rational position for him would be suspension of judgment , and unless himself with that ,he is ether led by the authority ,or adopt ,like the generality of the world ,the side to which he feels the most inclination .Nor is it enough that he should hear the argument of opponents form his own teachers ,presented as they state them , add accompanied by what they offer as refutations > that is not the way to do justice to the argument ,or bring them into real contact with his own mind .He must be able to hear them from persons who actually believe them ;who defend them in earnest , and do their very utmost for them .He must know them in their seemingly reasonable and persuasive form ; he must feel the whole force of the difficulty which the true view of the subject has to encounter and dispose of ;otherwise he never really possess himself of the portion of truth which meets and removes that difficulty .Ninety-nine in a hundred of what we are called educated people are in this condition , and even those who can argue fluently for their opinions . They have never thrown themselves into the mental positions of those who think differently from them and considered what such persons may have to say .


不了解思想家首先就应当独立思考,通过自己思考得出结论的人肯定不会成为伟大的思想家。如果他通过研究和必要的准备,独立思考,最后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仍然会比自己懒得思考,只是简单接受别人给出的正确结论的人有更大的收益。并不是说只是为了,或者主要是为了,产生伟大的思想家,才需要有自由的思想。恰恰相反,为了使普通人能够达到他们所能达到的思维高度,自由思想是完全不可缺少的,如果不说更为重要。在奴化的思想环境中曾经有过,以后也会出现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中从未产生过,以后也无法出现,思想活跃的民众。如果某段时间里出现思想活跃的民众,那是因为对于异端思想的恐惧在那段时间里暂时终止了。在约定成俗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不容争论的地方,在那些只要是涉及重要人文原则就不容讨论的地方,我们无法期望会出现思想高度活跃的广大民众,而活跃的思想曾经使得人类历史的某个时期是那样的辉煌。如果社会中长期争论的命题中,避开了那些重要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能够使民众产生激情的主题,民众就不可能产生高尚的思想,也无法激励他们中最普通的人成为有思想的人。
只了解自己看法的人对于客观事物知之甚少。他的推理可能并无错误,没有人能够驳倒他。但是如果他同样无法驳倒反对意见方面的推理,如果他不了解反对意见的实质内容,他就缺乏对于两种不同意见做出抉择的依据。对于他来说,理性的选择就是先不要做出判断,否则他只会听取权威的意见,或者就象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那样,采纳自己最倾向的意见。从自己的导师那里听取与他不同方面的意见的表述,以及他对于不同方面意见的反驳同样不能解决问题。这样做对于争论并不公正,或者说,自己并未真正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他必须能够听取真正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对问题的表述;让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充分发表他们的看法,捍卫他们的观点。他必须让不同意见以其论理的,具有说服力的方式表达出来,必须亲身感受到所讨论问题真实观点会面对并需要处理的问题的困难的艰难性;否则他绝对无法得到处理并克服相关困难的真理。在我们称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当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包括那些能够口若悬河进行辩论的人,都不肯认真听取反对方面的意见。他们从不设身处地地设法了解和他们想法不同的人,认真考虑那些人的不同看法。

摘自猫坛: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star=6&replyid=6363234&id=819839&skin=0&page=1

2005年11月02日

http://tech.sina.com.cn/it/2005-07-05/1029653859.shtml

2005年10月11日
您的人格类型是: INTJ (内向-直觉-情感-知觉)


您的工作中的优势:
  ◆ 能够看到事情的可能发展的情况及其内在的含义
  ◆ 喜欢复杂理论及智力上的挑战
  ◆ 有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天资,能客观审查问题
  ◆ 即使在面对阻挠时也能义无反顾地去实现目标
  ◆ 自信,且对自己的设想会义无反顾地采取行动去实行
  ◆ 对于在工作中胜任和胜出有强烈的动机
  ◆ 能很好地适应一个人单独工作,独立、自主
  ◆ 标准高,工作原则性强
  ◆ 能创造方法体系和模式达到目标
  ◆ 擅长从事技术性工作
  ◆ 能逻辑地分析地做出决定
  ◆ 坚决果断,有高度的组织能力

您工作中可能存在的不足:
  ◆ 易于像紧逼自己工作一样去逼着别人工作
  ◆ 对那些反应不如你敏捷的人缺乏耐心
  ◆ 不愿意和那些你认为能力没有你强的人一起工作
  ◆ 唐突、不机智、缺乏交际手段,尤其在你匆忙的时候
  ◆ 对一下世俗的小事没有兴趣
  ◆ 对自己的观点顽固地坚持
  ◆ 有想去改变那些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改变的事情的倾向
  ◆ 易于过于理论化而不去考虑实际情况
  ◆ 不愿花时间适当地欣赏、夸奖雇员、同事和别人
  ◆ 对那些既定的问题不愿意再审查
  ◆ 易于过分强调工作而损害了家庭和谐
  ◆ 对一些工作所要求的“社交细节”没有耐心

http://www.chinahrd.net/renliziyuan_yjh/qu_MBTI.asp

2005年10月10日



  今天在鲁迅纪念馆讲话,心里紧张——老先生就住在隔壁,讲到一半,他要是走进来怎么办?其实,我非常巴望老先生真的会走进来,因为我知道,我们根本别想见到鲁迅先生了。

  鲁迅先生被过度谈论了。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尺度中,鲁迅是最不该被谈论的人。按照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鲁迅的性格、脾气,不管哪个朝代,恐怕都是“坏公民”。好在今天对鲁迅感兴趣的年轻人,恐怕不多了吧?

  然而全中国专门研究鲁迅、吃鲁迅饭的专家,据说仍有两万人。所以要想比较认真地谈论鲁迅,先得穿越两万多专家的几万万文字,这段文字路线实在太长了,每次我读到这类文章,总是弄得很茫然,好像走丢了一样。可是翻出鲁迅先生随便哪本小册子,一读下去,就看见老先生坐在那里抽烟,和我面对面!

  我不是鲁迅研究者,没有专门谈论鲁迅的资格。今天晚上孙郁先生给我大面子,叫到这里来,怎么办呢,自己想个话题讲讲?想不出来,就算有什么意思要来讲,一到鲁迅家,就吓得不敢讲;讲鲁迅先生?那么多人已经说过他了,还有什么可讲?

  所以你在鲁迅纪念馆不谈鲁迅、谈鲁迅,我觉得都不恭敬,都为难。

  我知道自己是属于在“鲁迅”这两个字上“落了枕”的人,我得找到一种十分私人的关系,才好开口谈鲁迅。可是我和老先生能有什么私人关系呢?说是读者,鲁迅读者太多了;说是喜欢他,喜欢鲁迅的人也太多了;天底下多少好作者都有读者,都有人喜欢,那都不是谈论鲁迅的理由。最后我只能说,鲁迅是我几十年来不断想念的一个人。

  注意,我指的不是“想到”(thinking),而是“想念”(miss),这是有区别的。譬如鲁迅研究者可能每天想到鲁迅,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想念他——我们会想念一位亲人、恋人、老朋友,可是几十年想念一位你根本不认识的人,是怎样一回事?出于什么理由?

  在我私人的“想念名单”中,绝大部份都是老早老早就死掉的人,譬如伟大的画家、音乐家、作家。在这些人中间,不知为什么,鲁迅先生差不多是我顶顶熟悉的一位,并不完全因为他的文学,而是因为他这个人。我曾经假想自己跟这个人要好极了,所以我常会嫉妒那些真的和鲁迅先生认识的人,同时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的回忆文字很少描述关于鲁迅的细节,或者描述得一点都不好——除了极稀罕的几篇,譬如萧红女士的回忆。

  可是你看鲁迅先生描述他那些死掉的朋友:范爱农、韦素园、柔石、刘半农等等,就比别人回忆鲁迅的文字,不知道精彩多少。每次读鲁迅先生的回忆文字,我立刻变成鲁迅本人,开始活生生回想那些死掉的老朋友。他那篇《范爱农》,我不晓得读过多少遍,每次读,都会讨厌这个家伙,然后渐渐爱他,然后读到他死掉——尸体找到了,在河水中“直立着”——心里难过起来。

  我们这代人欢喜鲁迅,其实是大有问题的。我小学毕业,文革开始,市面上能够出售、准许阅读的书,只有《毛 泽 东选集》和鲁迅的书。从五十年代开始,鲁迅在中国被弄成一尊神,一块大牌坊。这是另一个大话题,今天不说。反正我后来读到王朔同志批评鲁迅的文章,读到不少撩拨鲁迅的文字,我猜,他们讨厌的大概是那块牌坊。其实,民国年间鲁迅先生还没变牌坊,住在弄堂里,“一声不响,浑身痱子”,也有许多人讨厌他。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这样子喜欢鲁迅呢?今天我来试着以一种私人的方式,谈论鲁迅先生。

  第一,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文革中间我弄到一本日记本,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国五四以来大作家的照片,当然是按照四九年后官方钦定的顺序排列:“鲁、郭、茅,巴、老、曹”之类,我记得最后还有赵树理的照片——平心而论,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样子,各有各的性情与份量。近二十多年,胡适之、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的照片,也公开发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尤其胡适同志,真是相貌堂堂。反正现在男男女女作家群,恐怕是排不出这样的脸谱了。

  可是我看来看去,看来看去,还是鲁迅先生样子最好看。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发布了陈 公博、林伯生、丁墨村、诸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他们丢了民族的脸,照片上却是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我斗胆以画家的立场对自己说:不论有罪无罪,一个人的相貌是无辜的。我们可能有资格看不起汉奸,却不见得有资格看不起他们的样子。其中还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周作人被押赴法庭,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脱。你会说那种神色态度是强作镇定,装出来的,好的,咱们请今天哪位被双规被审判的大人物在镜头前面装装看,看能装得出那样的斯文从容么?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 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1979年,文 革 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甘弩、丁玲、肖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全都坍塌了,无一例外地被扭曲了。忍心说句不敬的话,那种模样,还不如丑陋,还不如法庭刑场上的汉 奸们,至少保留了相貌上一点最后的尊严。这批文代会代表索性不是文艺家,不是名人,倒也罢了,现在你看看,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再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他们带着自己受尽侮辱的面相,还居然愿意去参加文代会,本身就是再次确认侮辱。我想,鲁迅先生不会去参加那样的会议的。

  这时我就想到鲁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和他们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卖帐,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我们说起五四新文学,都承认他是头一块大牌子,可他要是长得不像我们见到的这付样子,你能想象么?

  鲁迅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差不多勉强衔接着西方十八、九世纪末。人家西方十八、九世纪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斯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哥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好样子,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 —现代中国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闹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学家,除了鲁迅先生,哪一张脸摆出去,要比他更有份量?更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征性?更有历史性?

  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付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他要是长得跟肖伯纳一般高大,跟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那把长胡子,或者象沈君儒那样光脑袋,古风是有了,毕竟还是不像他。他长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地“五四”;非常地“ 中国”,又其实非常地摩登……我记得那年联合国秘书长见周 恩 来,叹其风貌,说是在你面前,我们西方人还是野蛮人。这话不管是真心还是辞令,确是说出一种真实。西洋人因为西洋的强大,固然在模样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见优异的中国人,那种骨子里的儒雅凝炼,脱略虚空,那种被彼得·卢齐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气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好比中国画的墨色,可以将西洋的五彩缤纷比下去;你将鲁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比比看,真是文气逼人,然而一点不嚣张。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历史已经给了鲁迅伟大地位,他的模样已经被印刷媒体塑造了七十多年,已经先入为主成为我们的视觉记忆。是的,很可能是的,但我以为模样是一种宿命,宿命会刻印在模样上——托尔斯泰那部大胡子,是应该写写《战争与和平》;鲁迅那笔小胡子,是应该写写《阿Q正传》。当托尔斯泰借耶稣的话对沙皇说,“你悔改吧”,这句话与托尔斯泰的模样很配;当鲁迅随口给西洋文人看相,说是“妥斯托耶夫斯基一付苦相、尼采一付凶相、高尔基简直像个流氓”……这些话,与鲁迅的模样也很配——大家要知道,托尔斯泰和鲁迅这样子说法,骄傲得很呢!他们都晓得自己伟大,也晓得自己长得有样子。那年肖伯纳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这不是鲁迅会讲话,而是他看得起肖伯纳,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这不是以貌取人么?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单相思,并不能证得大家同意的。好在私人意见不必证得同意,不过是自己说说而已。

  我喜欢鲁迅的第二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好玩”这个词,说来有点轻佻,这是现在小青年随口说的话,形容鲁迅先生,对不对呢?我想来想去,还是选了这个词。这个词用来指鲁迅,什么意思呢?我只好试着说下去,看看能不能说出意思来。

  老先生去世,到明年整七十年了。七十年来,崇拜鲁迅的人说他是位斗士、勇士、先驱、导师、革命家,说他是愤怒激烈、疾恶如仇、“没有半点媚骨的人”;厌恶鲁迅的人,则说他心胸狭窄、不知宽容、睚眦必报、有失温柔敦厚的人。总之,这些正反两面的印象与评价,都仿佛鲁迅是个很凶、很严厉、不通人情的人。

  鲁迅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最近二十多年,“鲁迅研究”总算比较地能够将鲁迅放回他生存的时代和 “语境”中去,不再像过去那样,给他涂上厚厚的意识形态涂料,比较平实地看待他。那么,平心而论,在他先后、周围,可以称作斗士、先驱、导师、革命家的人,实在很不少。譬如章太炎敢于斗袁世凯,鲁迅就很欣赏;创建民国的辛亥烈士,更是不计其数;梁启超鼓吹共和、孙中山订立三 民主 义、陈 独秀创建共 产 党,蔡元培首倡学术自由、胡适宣扬民主理念、梁漱溟亲力乡村建设 ……这些人物不论成功失败,在中国近代史都称得起先驱和导师,他们的事功,可以说均在鲁迅之上。

  当年中间偏左的一路,譬如七君子,譬如杨杏佛、李公仆和闻一多,更别说真正造 反的大批左翼人士与共 产 党人,则要论胆量,论行动力,论献身的大勇,论牺牲的壮烈,更在鲁迅之上。即便在右翼阵营,或者以今天的说法,在民国“体制”内敢于和最高当局持续斗争、不假辞色的人,就有廖仲凯、傅斯年、雷震等等一长串名单。据说傅 斯年单独扳倒了民国年间两任财政部长,他与蒋 介 石同桌吃饭,总裁打招呼,他也不相让,居然以自己的脑袋来要挟,总裁也拿他无奈何——这种事,鲁迅先生一件也没干过,也不会去干,我们就从来没听说鲁迅和哪位民国高干吃过饭。

  或者说,以上人物多是政治家,鲁迅先生是文人、作家、思想家——这说法也对也不对。须知民国是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书生问政,书生干政,多得是,譬如傅斯年本职就是教授。和民国许多文人一样,鲁迅一辈子叫喊国事天下事,可是你说他热衷政治,他既不入国 共两 党,也不做官;你说他是个文人,他却私下和当时的乱 党交接甚密,还入过左联。就拿他常被通缉这件事来说,将鲁迅和政治家比较,也不算怎样地不恰当。

  要说斗士,我们先得假定鲁迅斗争的对象,并不一定就是错的,而鲁迅也并不全部是对的。这样看来,当年和鲁迅先生斗过较量过的大小“匹夫”,数也数不过来,他们也是“斗士”,也凶得很呀。我看过一本鲁迅研究专著叫做《鲁迅:最被诬蔑的人》,全是报告人家怎样对鲁迅咒骂批判吐口水。然而这本书的观点,仍设定鲁迅“政治上正确”,仍然没有将鲁迅放在当时的语境中看待——长期以来,我们不是总在猜测鲁迅先生要是活在今天会怎样么?阿弥陀佛,还是将鲁迅放回他的时代吧。在他的时代,他可以做胡塞尔所谓的“坏公民”——据说,白色恐怖时期,鲁迅曾经认真地向革命者打听严刑拷打究竟怎样滋味,可见他是准备吃苦头的。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出门不带钥匙,意思是横竖死了算了。然而他到底从未挨过整,挨过打,没蹲过一天班房。我们渲染他怎样地避难、逃亡,其实那正是鲁迅的奢侈与风流,鲁迅属蛇,蛇最会逃,而且逃到租界去。

  总之,鲁迅的时代,爱国志士与英雄豪杰,多了去了,只不过五十多年来,许多民国人被我们抹掉了、贬低了、歪曲了、遗忘了……在我们几代人接受的教育中,万恶的“旧社会”与“解放前”,除了伟大的共 产 党人,好像只有鲁迅一个人在那里左右开弓跟黑暗势力斗。鲁迅一再说,他只有一枝笔,可是我们偏要给他弄得很凶,给他背后插许多军旗,像个在舞台上唱独角戏的老武生。

  现在我这样子单挑个所谓“好玩”的说法来说鲁迅,大有“以偏盖全”之嫌,但我不管它,因为我不可能因此贬低鲁迅,不可能抹煞喜欢鲁迅或讨厌鲁迅的人对他的种种评价。我不过是在众人的话语缝隙中,捡我自己的心得,描一幅我以为“好玩”的鲁迅图像。

  什么叫做“好玩”?“好玩”有什么好?“好玩”跟道德文章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要强调鲁迅先生的“好玩”?以我私人的心得,所谓“好玩”一词,能够超越意义、是非,超越各种大字眼,超越层层叠叠仿佛油垢一般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直接感知那个人——当我在少年时代阅读鲁迅,我就会不断不断发笑。成年以后,我知道这发笑有无数秘密的理由,但我说不出来,而且幸亏说不出来——这样一种阅读的快乐,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只有鲁迅能够给予我,我相信,他这样写,知道有人会发笑。

  随便举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吧,在《看萧与看萧的人们》中,记录宋庆龄通知鲁迅说,萧伯纳到了上海了,正在哪里吃饭,问他愿不愿意去见见。鲁迅于是写道:有这样的要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吧。

  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但这里面有一层需要说却又不好说、说不好就很不好玩的意思。什么意思呢——萧是大人物,鲁迅知道自己也是大人物,不去见,或赶紧去见,看得很重,或存心看轻,都没必要,都不恰当,都不大方。其实鲁迅是想要见见的,又其实不见也无所谓。现在人家来了,邀请也来了,那么:有这样的要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吧。

  这意思很深,也很浅,很率性,也很得体,他当时那么想了一想,事后这么写了一笔,很轻,很随便,用了心思,又看不出怎样地用心思,然而有这么一笔在——后来便写他去了,居然坐在那里看萧和众人吃饭,等等等等——这就是我所谓的好玩,很不起眼的两句话,我年轻时读到,不注意,中年后读到,心里笑起来。

  太多了。鲁迅先生的文句中,布满这类不起眼的好玩,轻轻地,或者放纵地,故意的,或不是故意的,随时想到,随时好玩,随手写下来,因他是通体的、彻头彻尾的好玩,所以他知道自己好玩,不放过一行文字,在那里独自“ 玩”。所以除了“好玩”,鲁迅先生另一个偶尔被提到的特质,就是非常寂寞,因为他好玩了一生一世,结果大家把他看成个很凶很苦、一天到晚发脾气的人。这一层,鲁迅真是很失败,他害了好多读者,也被读者所害。

  诸位可能知道:我常会提起胡 兰 成。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因此他成为一个旁观者。他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他在鲁迅的年代,是个小辈,没有五四同人对鲁迅的种种情结与偏颇。四九年以后,他的流亡身份,也使他没有国 共 两 党在评价鲁迅、看待鲁迅时那种政治意图或党派意气。所以他点评鲁迅,我以为倒是最中肯。他说,鲁迅先生经常在文字里装得“呆头呆脑”,其实很“ 刁”,鲁迅真正的可爱处,是他的“迭宕自喜”。

  “迭宕自喜”什么意思呢?也不好说,这句话我们早就遗忘了,我只能粗暴而庸俗地翻译成“好玩”。然而“迭宕自喜”也罢、“好玩”也罢,都属于点到为止的说法,领会者自去领会,不领会,或不愿接受的,便说了也白说。我今天要来强说鲁迅的“好玩”,先已经不好玩,怎么办呢,既是已经在这里装成讲演的样子,只好继续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我们先从鲁迅的性格说起。

  最近我弄到一份四十多年前的内部文件,是当年中 宣 部为了拍摄电影《鲁迅传》,邀请好些文化人的谈话录,当然,全是文艺高官,但都和老先生认识,打过交道。我看了有两点感慨。一是鲁迅死了,怎样塑造他,修改他,全给捏在官家手里。什么要重点写,什么不可以写,谁必须出现,谁的名字就不必点了,等等等等,这就可见我们知道的鲁迅,是硬生生给一小群人捏造出来的。第二个感触就比较好玩了: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板面孔,而是非常诙谐、幽默、随便、喜欢开玩笑。夏衍是老先生讨厌责骂的四条汉子之一,他也说:老先生“幽默的要命”。

  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他的亲舅舅,就是当年和鲁迅先生玩的小青年,名叫唐弢。唐弢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幅凶相、苦相,就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谈细节),还说,譬如老先生夜里写了骂人的文章,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见面,互相问起,照样谈笑。除了鲁迅深恶痛绝的一些论敌,他与许多朋友的关系,绝不是那样子黑白分明(谈他与郑振铎的关系)。

  这样子听下来,不但鲁迅好玩,而且我们看到了民国时期的文人、社会、气氛,都蛮好玩,并不全是凶险,全是暗杀,并不成天价你死我活、我活你死。我们的历史教育是严重失实的,我们的历史记忆是缺乏质感的,历史的某一面被夸张变形,历史的另一面却是给藏起来,总是不在场的。我们要还原鲁迅,先得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情境。我说“尽可能”,因为历史经常是哈哈镜,变了形的。我们要学会在“变形”中去找那可能准确的“形”。

  在回忆老先生的文字中,似乎女性比较地能够把握老先生“好玩”的一面。近年的出版物,密集呈现了相对真实的鲁迅,看下来,鲁迅简直随时随地对身边人、身边事在那里开玩笑。江南的说法,他是个极喜欢讲“戏话”的人,连送本书给年轻朋友,也要顺便开个玩笑(给刚结婚的川岛的书:我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呀,请你从爱人的怀抱中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枯燥乏味的《中国文学史略》)。那种亲昵!那种仁厚与得意!一个智力与感受力过剩的人,大概才会这样的随时随地讲“戏话”。我猜,除了老先生遇见什么真的愤怒的事,他醒着的每一刻,都在寻求这种自己制造的快感。

  但我们并非没有机会遇见类似的滑稽人,平民百姓中就多有这样可爱的无名智者。我相信,在严重变形的民国人物中,一定也有不少诙谐幽默之徒。然而我所谓的“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我不知道用什么词语定义它,它的效果,决不只是滑稽、好笑、可爱,它的内在的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好玩,不好玩,甚至有致命的力量——希 特 勒终于败给丘吉尔,因为希 特 勒一点不懂得“好玩”;蒋 介 石败给毛 泽 东,因为蒋 介 石不懂得“好玩”——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进退,他总是放松的,豁达的,游戏的。“好玩”,是人格乃至命运的庞大的余地、丰富的侧面、宽厚的背景,好玩的人一旦端正严肃,一旦愤怒激烈,一旦发起威来,不懂得好玩的对手,可就遭殃了。

  我们再回头看看清末民初及五四英雄们——康有为算得是雄辩滔滔,可是不好玩;陈独秀算得鲜明锋利,可是不好玩;胡适算得开明绅士,也嫌不好玩;郭沫若算得风流盖世,他好玩吗?好笑倒是有一点;茅盾则一点好玩的基因也没有;郁达夫算是性情中人,然而性情并不就是好玩;再说周作人,他的人品文章淡归淡,总还缺一点好玩,论境界,我以为比他哥哥的纵横交错有声色,到底窄了好几圈,虽然这样说法不免有偏爱之嫌。最可喜是林语堂,他在当年乱世提倡英国式的幽默,给鲁迅好生骂了好几回——顺便说一句,鲁迅批判林语堂,可就脸色端正,将自己的“好玩”暂时收起来——可是林语堂自己平时并不真好玩,他或许幽默的吧,但毕竟偏于西化之后的种种自我教养,与鲁迅那种天性里骨子里的大好玩,哪里比得过。这样地比下来,我们就可以从鲁迅日常的滑稽好玩寻开心,进入他的文章与思想。

  然而鲁迅先生的文章与思想,已经被长期困在一种模式里,我来插一脚,又是不好玩。倒是胡兰成接着说,后来那些研究鲁迅的人,“斤斤计较”,一天到晚根据鲁迅的著作“核对”鲁迅的思想,我以为也是中肯的话。

  依我看,历来推崇鲁迅那些批判性的、匕首式的、战斗性的革命文章,今天看来,大多数是鲁迅先生只当好玩写写的,以中国的说法,叫做“游戏文章 ”,以后现代的说法,就叫做“写作的愉悦”——所谓“游戏”,所谓“愉悦 ”,直白的说法,可不就是“好玩”——譬如鲁迅书写的种种事物,反礼教、解剖国民性、鼓吹白话、反对强权等等,前面说了,当时也有许多人在写,其激烈深刻,并不在鲁迅之下,时或犹有过之。然而九十多年过去,我们今天翻出来看看,五四众人的批判文章总归及不过鲁迅,不是主张和道理不及他,而是鲁迅懂得写作的愉悦,懂得调度词语的快感,懂得文章的游戏性。

  可是我们看他的文字,通常只看到犀利与深刻,不看到老先生的得意,因为老先生不流露。这不流露,也是一种得意,一种“玩”的姿态,就像他讲笑话,自己不笑的。

  我们单是看鲁迅各种集子的题目,就不过是捡别人的讥嘲拿来耍着玩,什么《而已集》啊、《三闲集》啊,《准风月谈》啊、《南腔北调集》啊,真是顺手玩玩,一派游戏态度,结果字面、意思又好看,又高明。他给文章起的题目,也都好玩,一看之下就想读,譬如《论他妈的》、《一思而行》、《人心很古》、《马上支日记》等等等等,数也数不过来。想必老先生一起这题目,就在八字胡底下笑笑,自己得意起来。《花边文学》中有两篇著名的文章:《京派与海派》、《南人与北人》,竟是同一天写的,显然老人家半夜里写得兴起,实在得意,烟抽得一塌糊涂,索性再写一篇。

  譬如《论 他 妈 的》,我们读着,以为是在批判国民性,其实语气把握的好极了,写到结尾,我猜老先生写到这里,一定得意极了。

  中国散文中这样子到末尾一笔宕开,宕得这么恳切,又这么漂亮,真是只有鲁迅。大家不要小看这结尾:它不单是为了话说回来,不单是为了文章的层次与收笔。我以为更深的意思是,老先生看事情非常体贴,他既是犀利的,又是厚道的,既是猛烈的,又是清醒的,不会将自己的观点与态度推到极端,弄得像在发高烧——一个愤怒的人同时是个智者,他的愤怒,便是漂亮的文学。

  有这样浑身好玩的态度,鲁迅的文章便可以尽管严肃、尽管深刻,然后套个好玩的题目,自己笑笑——他晓得自己的文章站得比别人高,更晓得他自己站得比他的文章还要高——站得高,看得开,所以他好玩得起,游戏得起。所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其实古今中外,没几个人可以做到的。

  文章的张力,是人格的张力,写作的维度,也是人格的维度——愤怒、但是同时好玩;深刻、然而精通游戏;挑衅、却随时自嘲,批判、却忽然话说回来……鲁迅作文,就是这样地在玩自己人格的维度与张力。他的语气和风调,哪里只是激愤犀利这一路,他会忽儿深沉厚道,如他的回忆文字;忽儿辛辣调皮,如中年以后的杂文;忽儿平实郑重,如涉及学问或翻译;忽儿精深苍老,如《故事新编》;忽儿温柔伤感,如《朝华夕拾》;而有一种非常绝望、空虚的况味,几乎出现在他各个时期的文字中——尤其在他的序、跋、题记、后记中,以上那些反差极大的品质,会出人意料地揉杂在一起,难分难解。

  譬如鲁迅一篇序言的结尾,佩服黄升的拖刀计,但宁可喜欢张飞的鲁莽,偷了头去,讨厌李逵的不问青红皂白排头砍去,因此喜欢张顺的好水性,淹得两眼发白——这一段,其实就是鲁迅天性的自白,他自己同时就可以是黄升、张飞、李逵、张顺。

  许多意见以为鲁迅先生后期的杂文没有文学价值。我的意见正好相反,老先生越到后来,越是深味“写作的愉悦”。有些绝妙的文章,我们在《古文观止》中也不容易找到相似而相应的例。雄辩如韩愈,变幻如苏轼,读到鲁迅的杂文,都会惊异赞赏,因鲁迅触及的主题与问题,远比古人杂异;与西人比,要论好玩,乔叟、塞万提斯、蒙田、伏尔泰,似乎都能找见鲁迅人格的影子,当然,鲁迅直接的影响来自尼采,凭他对世界与学问的直觉,他也如尼采一样,早就是“伟大的反系统论者”。只是尼采的德国性格太认真,也缺鲁迅的好玩,结果发疯,虽然这发疯也叫人起敬意。

  将鲁迅与今人比,又是一大话题。譬如鲁迅的《花边文学》,几乎每篇都是游戏文章的妙品,此后报纸上的专栏文章,再也不可能请到这样的笔杆子。鲁迅晚期杂文,尤其是《且介亭》系列,我借桑塔格形容巴特尔的词语,则老先生七十多年前就半自觉地倾心于“写作本身”——当鲁迅闷在上海独自玩耍时,本雅明、萨特、巴特尔、德里达等等,都还是小青年或高中生。当十九世纪中叶,马克 思主 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还是最前卫最时髦的思想体系时,当生于光绪年间的鲁迅也自认是唯物主义初学者时,他凭自己的笔力与洞察力,单独一人,大胆地、自说自话地,异常敏锐而前卫地,触及了二战以后现代写作的种种问题与方式。他完全不是靠讯息、靠学习获知并实践这类新的文学观念,而是凭借他自己内在的天性,即我所谓的“好玩”,玩弄文学,玩弄时代,玩弄他自己。

  再借桑塔格对巴特尔的描述——所谓“修辞策略”、所谓“散文与反散文的实践”、所谓“写作变成了冲动与制约的记录”、所谓“思想的艺术变成一种公开的表演”、所谓“让散文公开宣称自己是小说”、所谓“短文的复合体 ”与“跨范畴的写作”,这些后现代写作特质不论是否能够或有必要挪回去比照鲁迅,然而在鲁迅晚期的杂文中,早已无所不在。

  而鲁迅大气,根本不在乎这类建树,根本不给出说法,只管自己玩。即便他得知后来的种种西洋理论与流派,他仍然会做他自己——他活在一个奉唯物主义马克 思主 义为最正确的时代,但是今天看来,他的许多见解和预测,比马克 思 主 义者更深刻、更真实、更高明--他早就警告,什么主义进了中国的酱缸,就会变;他也早就直觉到,未来中国不知要出多大的灾难--因为他更懂得中国与中国人。他要是活在今天这个笼统被称作后现代文化的时期,他也仍然知道自己相信什么,怀疑什么。他会是后现代文化研究极度清醒的认识者与批判者。诚如巴特尔论及纪德的说法,鲁迅“博览群书,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

  是的,我非常钦佩后现代文本,我们已经没有思想家了,只好借借别人的思想。但我觉得他们似乎还是没有鲁迅“好玩”——我们中国幸亏有过一个鲁迅,幸亏鲁迅好玩。为什么呢,因为鲁迅先生还有另一层最迷人的底色,就是他一早就提醒我们的话。他说:他内心从来是绝望的、黑暗的、有毒的。

  他说的是实话。

  好玩,然而绝望,绝望,然而好玩,这是一对高贵的、不可或缺的品质。由于鲁迅其他深厚的品质——热情、正直、近于妇人之仁的同情心——他曾经一再欣然上当:上进化论的当、上革命的当、上年轻人的当、上左翼联盟的当,许多聪明的、右翼的正人君子因为他上这些当而指责他,贬损他——可是鲁迅都能跳脱,都曾经随即看破而道破,因为他内心克制不住地敏感到黑暗与虚空,因为他克制不住地好玩。

  这就是鲁迅为什么至今远远高于他的五四同志们,为什么至今没有人能够掩盖他,企及他,超越他。

  鲁迅的话题,说不完的。我关于鲁迅先生的两点私人意见——他好看、他好玩——就这么勉强说到这里。有朋友会问:鲁迅怎么算好看呢?怎能用好玩来谈论鲁迅呢?这是难以反驳的问题,这也是因此吸引我的问题。这问题的可能的答案之一,恐怕因为我们这个世代,我们的文学,越来越不好玩了。

  当然,这也是我的私人意见,无法征得大家同意的。我的话说完了。

转自世纪中国论坛,世 纪 学 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