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时代,必须坚持国家独立自主原则。互补不是替代,让度必须对等,国家基本主权不容侵犯。应对全方位的安全挑战,以国防为主导包括军事、政治和社会的传统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支柱;以经济为中心包括科技与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石油安全、生态与环境安全、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必须坚守的精神阵地。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处在被地缘战略包围中的崛起,它至少应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威胁别人;二是有能力保卫自己国家不受侵犯。中国人民对国防重要性的认知,是从先人的血泪泣诉中得到的。今后10~20年是发展中国家追赶世界军事变革、力求缩小差距的时期,也是仍然面临侵略威胁风险的时期。


    ●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需要强化自己的主体文化和国家精神,守望好自己的文化疆域,才能在融入世界中不迷失自己。在汲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和宗教进行分裂活动,搞“松土工程”。特别是台湾地区分裂势力推行腐蚀中华民族认同基础的“文化台独”、“去中国化”等,都是我们面临的一场严重斗争。



李际均中将



     作者 李际均: [简介] 曾任师长、军长、机械化集团军军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现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主要著作:《论战略》、《军事战略思维》、《军事理论与战争实践》、《军事科研思考与学术对话》、《中国军事思想传统与防御战略》(单行本,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出版)等



    全球化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和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全球化时代,必须坚持国家独立自主原则。互补不是替代,让度必须对等,国家基本主权不容侵犯。


    历史经验告诉中国人民,必须明确和把握自己的根本战略利益和目标之所在,不畏惧任何侵略威胁,不为风云变幻、扑朔迷离的国际形势所迷惑,不被外部战略动作和某些思想理论所误导,按照既定的国家安全战略,运用综合国力筹划和维护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应对全方位的安全挑战,以国防为主导包括军事、政治和社会的传统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支柱;以经济为中心包括科技与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石油安全、生态与环境安全、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必须坚守的精神阵地。


    国家综合安全没有平时、战时之分,也没有前方、后方界限,需要动员综合国力,建立包括危机预警、反应、评估、管理、保障在内的指挥控制与协调机制,并由国家立法,形成对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和各要素的规范化。


以国防为主导的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支柱


    未来20年是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战略机遇期,但是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处在被地缘战略包围中的崛起。它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威胁别人;二是有能力保卫自己国家不受侵犯。面对来自外部的军事威胁和内部分裂势力突破底线的图谋,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挑战和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现实危险性,面对涉及国家主权的领土、领海及海洋权益被侵蚀的现实威胁,中国必须具备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制止分裂和外部干涉的国防实力与战略筹划,并切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加强国防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全球化过程的必然回应。传统的安全威胁主要指军事入侵和政治颠覆。每个国家面对的是特定历史和现实所形成的不同的主要安全威胁。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抵御外来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持社会稳定和完成国家统一大业,是中国国防安全的主要任务。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惟一的没有实现统一的大国,又是历史遗留的领土和领海争端较多、海洋权益不断遭受蚕食的国家。这种现实和被侵略的历史记忆,使中国人民对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对加强国防怀有强烈的要求和期望。


    西方理论界有关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带有国家功利和西方中心的色彩。“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所提出的非安全化理论,是建立在国际间相互不存在威胁的主观认知的基础上,而不管客观上是否存在威胁。它主张:不应当试图扩展安全外延,而应朝着“非安全化”方向努力,目标是逐步缩小安全的范围,最终将政治非军事化。


    按照某些学者的诠释,“建构主义”认为,主权是相对的概念,人类有可能在将来找到比主权国家更加宽容的多元的政治共同体方式。这种“建构主义”理论是从文化观念和认同角度对世界秩序的理想化设计,是对霸权主义笼罩的世界发出的福音式的呼唤。但它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对外政策军事化”和“先发制人”的战略没有任何约束力。“建构主义”理论也许适合欧洲某些生存压力不大、面临威胁不明显的国家,而对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遭受侵害和威胁的发展中国家,是绝对不适用的。2004年1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讲话时直截了当地指出,当今世界的危险不仅源于恐怖主义,而且源于反恐战争的方式。他说:“国际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均有推翻行为准则和人权标准的潜在可能,而且还会扩大文化、宗教和种族隔阂。”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战略体系的基本单元。任何淡化、削弱国家核心主权的理论,不是无知就是谎言。在全球化迅猛发展,国家间不平等、不对称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实面前,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维护国家利益,就是各国国家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只有具备强大的国防力量、稳定的社会政治基础和相应的经济实力,才能平等参与严酷的国际竞争。否则,具有再古老文化的国家也难免古希腊、古波斯、古巴比伦的命运。


    中国近现代史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经济的发展也会化为乌有。据有关资料统计,182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曾居世界第一,但20年后在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189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5.8倍,但4年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之后又在中法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中,被迫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对国防重要性的认知,就是从先人的血泪泣诉中得到的。


    经济发展需要国家主权的存在,更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多年来中国走的就是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道路。经济越是发展越需要国防的保障。人民解放军是国防安全的主体,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完成向机械化、信息化转变,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的战略制衡力量,尤其是发展海、空军力量,加快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刻不容缓。它是确保中国的主权不受侵犯、领土完整统一和安全、参与维护世界尤其是亚洲的国际新秩序以及在国际军事交往与对抗中掌握战略主动权的实力依托和决定性条件。
毫无疑问,进行现代高技术战争,武器装备在决定胜负因素中的比重增大了。对此,一方面我们要抓紧发展自己的“撒手锏”;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武器装备相对落后并非不能打胜仗。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就是在敌我武器装备差距最大的困难条件下取得胜利的。有人这样评价抗美援朝战争:数百年里第一次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抹去那种黑色屈辱胎记的,是那藐视一切敌人、勇往直前的志愿军将士。当中国今天能这样站立着,是因为黄继光在前面,是因为中国当年在上甘岭站立着。我们今天每时每刻都在感受到他们为祖国和人民争得的尊严。这就是那些在朝鲜战场殊死而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无穷的精神财富……。


    在高技术战争中,我们仍然要发扬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那种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在作战上,实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力争掌握战场主动权,避免在高技术领域与敌进行狭路相逢之战,而应在能发挥我军优势的地方创造战机。正视信息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是必需的,迷信和夸大信息在战争中的作用是不必要的。信息化战争怎样发展也达不到“制大脑权”的程度。单纯依靠信息不能解决战争,完全“不接触”也不能解决战争,追求“零伤亡”则是反映了优势中的脆弱性,高期望值的低承受力。伊拉克战争表明,武器装备的作用不能低估,但国防意志的力量更为重要。


以经济为中心的非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

    西方大国资本化的崛起,大都有发动战争掠夺和剥削殖民地的历史印记。例如,日本在甲午战争后,从中国强索2.3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偿,这相当于中国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日本靠这笔不义之财发展了工业、军备和教育事业。当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制定和调整军事战略时,都有浓重的经济背景,凡是重要资源产地,都是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焦点,经济跟随军事的“徐进弹幕”推进。从苏联解体后的几场战争中,人们都清楚地看到战争发动者的全球战略部署和石油利益的考虑。2004年1月11日,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发表的署名文章指出,布什家族与中东石油美元的关系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美国对恐怖主义的反应。安南呼吁:要阻止国际安全体系重新滑向基于弱肉强食原则的野蛮竞争。这是很有见地的警告。


    中国走的是“和平崛起”的道路,毫无疑问,这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模式,但也是艰辛而曲折的道路。这就是面对既定的西方资本主义规则,在没有主导资源、市场定价权力和劳动价值被严重低估的情况下,发展本国经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追求,是实现国际间共同受惠、共同发展、平等互利的全球化,而不是贫富悬殊、发达大国有单方制裁权的全球化。


    中国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经济安全当然也就成为国家安全的重点,具有相应的战略地位。它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实现和确保国家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和科技等安全的物质前提。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具有完整指导思想和缜密方案的整体战略。从经济战略态势上讲,同西方大国打交道,在总体上中国处于弱势。以弱对强的较量,首先要讲战略防御。经济上的战略防御,一是对外国银行、保险公司和企业活动的调控,制定某些有根据的限制性措施,保护本国有战略意义的自然资源、国防科技、远程通信、知识产权和交通网等。二是增强国民经济体系中薄弱环节的抗外部轰击能力。三是要有对付经济制裁的战略预置。四是造成犬牙交错的经济战场,在相互利益的牵制中求得安全保障。


    在做好经济上自我保护的基础上,扩展经济安全的边界,面向全球主动出击,进军国际市场,开发国外资源,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和获取重要战略资源市场的相应定价权力。中国2003年是世界钢材第一消费大国,石油第二消费大国,但在国际石油定价机制中连0.1%的权重都没有,这是不正常的。中国拥有广大的需求市场、拥有一定的资源,拥有充足而优质的劳动力,具备在世界经济战场上一争高下的条件,需要以主动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调整和改造,按照“平等合作,双向互利”的原则,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之反映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需求。


   更广泛意义的经济安全还包括科技与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石油安全、生态与环境安全、粮食安全、生物安全、基因安全,以及产权保护、国际贸易规则、经济制裁,等等。非传统安全的各个领域的划分并不是很严格的,有交叉、包容的情况。例如,科技与信息安全既是其自身的安全,又是其他所有安全的支撑和保障,而在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薄弱环节。美国出版的《下一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就写道,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在出口给中国、俄罗斯、伊朗的电脑和技术装备中预置可用遥控激活的病毒。对该书内容的真实性我们没有考证,但它所提出的问题是存在的。不久前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署名文章,披露20年前中央情报局把病毒装进软件售给苏联,导致西伯利亚一条天然气管道大爆炸,对当时苏联的经济造成严重损害。这对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警示。如果信息被控制,则所有安全都将受到威胁而受制于人。又如,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项新内容,它比环境保护高一个层次,不仅是国家经济安全的环境支持,而且关乎民族生存的长远问题,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换取眼前和局部利益。粮食安全对于我们这个有13亿人口大国的经济稳定具有特殊战略意义,“三农”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还是社会问题。


    中国作为石油纯进口国,石油直接关系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安全,是中国国防和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进口石油的一半以上来自中东、非洲、东南亚地区,其中4/5通过马六甲海峡的海上运输。而这条运输线是被外国控制着。中国南海石油资源被大量侵占。伊拉克战争后,中亚—里海能源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西部陆上石油之路,已受到不利影响。东部石油进口管道计划受到国际恶意竞争的干扰。为了避免被人从源头和运输通道上扼住中国发展必需的能源稳定供应,中国迫切需要制定石油能源发展战略,统筹石油的节约、开发、储备、进口、替代和运输线的保护等,以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必须坚守的精神阵地


    在全球化时代,涉及国家和社会稳定的领域,都是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其中,文化安全是国家稳定发展的精神前提。保卫国家是全体人民的事业,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锻造出中国人民蓬勃向上、热爱和平、不畏强权、坚忍不拔的灵魂。一个失去意志的民族是不会得到安全和尊重的。确保国家基本制度和核心价值观不受侵犯,培育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公民责任感,巩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安全的不可动摇的底线。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2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把文化安全列为人类社会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力。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带来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文化价值体系直接影响着社会的治乱兴衰。文化融合与文化差异一样,都是人类社会进步所不可缺少的。每个民族都是其历史文化传统的伟大继承者,它一方面顽强地守望自己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接受和补充本身缺失的东西。中国“五四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就是这样。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创造性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我们既要学习别国先进文化,又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既要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又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提纯,摈弃其中的因循守旧、缺乏创造性和“重道轻器”的消极成分。


    在全球化浪潮下,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传媒都成为强势文化扩展的手段。这种“超国家领域”的控制权,正如汉密·J·摩根索的著作中所说的:它的目的不在于攻占他国的领土,或控制其经济生活,而在于制服和控制人的头脑,作为改变两国权力关系的工具。理查德·克罗斯曼为英国作家桑德斯所著《谁承担后果──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一书写的序言中说:“美国间谍情报机构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直以可观的财力支持着西方高层文化领域,名义上是维护言论自由,”“这场战争具有一个庞大的武器库,所藏的武器是刊物、图书、会议、研讨会、美术展览、音乐会、授奖等。”这种文化战略,在促使苏联和东欧剧变中得到成功的运用。苏联的解体,固然有其内部的原因,但美国等西方国家运用传媒的渗透,对苏联官僚集团和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转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南联盟的“倒米”浪潮更是西方国家直接策动的文化战争。美国“政府对外资助机构”通过商业合同交给塞尔维亚反对派大量经费。在南联盟总统选举时,美国资助反对派的重达80吨的250万张标语张贴在大街小巷,每一个投票站的监督员都领到西方提供的“好处费”。米洛舍维奇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攻势下,无可奈何地宣布辞职,接着又被出卖给海牙法庭。可见“天鹅绒革命”的厉害。俄罗斯专家在总结伊拉克战争教训中指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和精神潜力被最大限度的削弱,失去国际信誉,而国内人民也不准备奋起保卫祖国时,对这个国家的军事侵略就会成为可能。这个评论是很切中要害的。


    按照对世贸的承诺,中国文化市场的分销领域将逐步放开,文化市场的激烈争夺战也将随之展开。西方的价值观和文化资本、文化产品的冲击会汹涌而至。国内部分人群会滋长文化自卑和“崇洋”心态。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和宗教进行分裂活动,搞“松土工程”。跨国公司母国文化在中国也会不断扩大阵地。特别是台湾地区分裂势力推行腐蚀中华民族认同基础的“文化台独”、“去中国化”等,都是我们面临的一场严重斗争。


    有中华民族的灵魂,才有文化艺术的灵魂。有多元就需要有主脊。一个民族在走向复兴的过程中,首先要有精神的复兴。用先进文化引导和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加强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是不可或缓的任务。中国之所以有今天,赖于几千年来薪火相传的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尊、自强、自立、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坚忍不拔的品格,以及勤劳、善良、爱和平、宏大宽容的道德传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次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年代激发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顾全大局的献身精神,确立了当代中国文化思想和民风的主流基调,也树立了泱泱大国的文化形象。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只有强化自己的主体文化和国家精神,守望好自己的文化疆域,才能在融入世界中不迷失自己。在汲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的发展已经展现出带动与配合亚洲甚至世界发展的良好趋势,正如英国《泰晤士报》不久前载文说的,中国“巨龙为世界经济注入活力”。国际社会迟早会认同:“中国威胁论”是根本不存在的,“中国贡献论”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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