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东方出版社最新翻译出版的德鲁克的《管理新现实》写于1989年,但在20年后依然对当下的管理者们有着深刻的建设与指导意义。就像计算机在上世纪80年代才成为新生产力的主力,并不影响将信息文明时代的开启时刻定于计算机诞生的1946年。
德鲁克特别强调“已经发生的未来”。未来已经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出现了;事实上我们也早就进入了未来。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答案,可是我们知道问题是什么。我们可以采取的行动已经有迹可循;那些随受欢迎却注定失败的行动,同样也有迹可循。

资本家早已不是马克思主义里面的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对任何国家的经济的完全主导性。当比尔盖茨捐出全部个人资产的时候,虽然数额上可以和一个小国的 GDP比肩,但也没有影响到任何国家政权的变幻。早年,像洛克菲勒、摩根那样凭个人财力支付整个产业的财务需要,并控制生产工具的时代已经远去。
当代知识工作者的崛起,使得整个地球社会转向知识型社会。知识型社会的关键点不再是工业时代的生产工具,必须得生产力恰恰是知识工作者。统计一下全球100位富翁的知识背景、毕业院校,大概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证明。
由知识工作者主导的知识社会里,知识应经变成发达经济体当中的真正资本。知识工作者既具备劳动者的属性、也同时具备资本家(剥削者)的属性。这也就是高考为什么越来越重要的原因。知识储备的多少,决定知识工作者的收入的多少。
知识工作者,并不像以前的体力劳动者那样容易管理,简单的量化目标管理方式正在被知识工作者玩弄于股掌。知识工作者也不会再被日本家族养老式管理所束缚。 跳槽对于知识工作者来说是极其容易的,对于知识社会的管理者来说,人员流动恰恰是保持知识更新的一种好方法。唯一要处理的是时间点。
知识社会的主体结构不再是大型工厂、农场。围绕一个专项知识领域的组织,完全有可能创造极大的效益,而不取决于人头数量的多少。
郎咸平四处演讲的时候多次提到的一个例子,品牌设计赚大头,生产赚血汗钱的例子,也是知识型社会经济利益分配方式的一个注解。间的可以这样理解,早就不喊 达到帝国主义、打倒资本家了。但是我们依然没有他们富有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知识不够,全民平均知识水平不足,历史原因的知识断层。
当全民向钱看的时候,当挣钱越来越不容易的时候,一方面会是更加恶意的竞争,一方面掌管经济的主权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当个人和企业(知识组织)日益成为经济主体的一部分的时候。这类新组织必定会争取更多的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社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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