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文明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项，就是宗教文化。东西方文化差异很大方面表现在宗教方面。众所周知，西方的整个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基督教的发展史，征服者总是一手拿剑，一手圣经。中国的历史便面看来似乎与宗教的发展没有很大关系，三是仔细分析后，就会发现整个封建社会的历程与儒教的形成巩固，发展是分不开的。此外，佛道两家对整个封建社会的烙印也是极其深刻的。宗教的另一个重要性在于，足以依据它来判断是文明，还是野蛮。一个民族或其起源时的部族、部落，当他们已经具备共同信奉的宗教时，哪怕仅仅是原始宗教，这个民族部族或部落，就已经脱离了野蛮，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家园，举起了文明的火矩。这种判定文明的依据，不以此宗教为高，也不以彼宗教为低，对任何民族都是平等的。本文主要就在我国具有广泛深入影响的儒释道三教文化进行初步探讨。
西方学者评出“东方三大圣人”，第一是老子，第二是孔子，第三是六祖慧能，正好代表了中国三教：以老子为代表的道教，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教，以禅宗六祖慧能为代表的中国佛教。
这就出现了疑问：中国有没有宗教？道教是不是宗教？儒学算不算宗教？
有人说中国没有宗教。因为从西语“religion”理解，中国没有一个“宗教”符合religion的意思。但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对语言学词汇理解的问题，而不是中国有无宗教的问题。“Religion”是对一神的信仰，还包括一整套诸如创世说等等的学说。而中国的“宗教”的定义是“即以特殊感应——对于通常人所感应的世界真实而言其特殊，即为神秘的超绝的或不可思仪的为宗；而向他人表示其特殊的感应及达到其感应之方法的说明为教”（太虚：《人生观的科学》，《太虚大师全书》23卷（14部），页8）。只要符合这种观念都可以称为宗教。因此儒、释、道均可称为宗教。
一般来说，宗教，大的宗教有六要素：
① 对超人间力量的信仰。
② 特定的宗教仪式。
③ 常设组织和职志人员。
④ 神庙。
⑤ 特殊的感情寄托。
⑥ 道德规范和完整的思想体系。
不管按照何种理解，佛家，道家很明显是宗教。那么儒学呢？
概括起来，近代以来关于儒学是否宗教的化的讨论不外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 认为儒学是宗教。具体的说，儒学本来是关注人、关注人的现世生命价值的哲学和伦理学。但是在历史上逐渐被改造、被演化为道德宗教，由于长期神化孔子，把孔子塑造成为具有神灵的教主。（这也正是本文的观点）
第二， 认为儒学是哲学不是宗教。具体地说，孔子是人，不是神，不是上帝，儒学只讲现世，不讲来世，没有宗教教义、教规、经典、仪式，所以只能是道德哲学，不能是宗教。
第三， 认为儒学结构有内在的矛盾，虽然是人生哲学、道德哲学，尽管在历史上起了宗教的作用，但不是正规的宗教。
我认为“儒学是一种关于哲学、伦理、社会、政治等方面的理论，同时又是一种人生学说，一套信仰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有宗教的作用”（郭沂《人文主义宗教与宗教人文主义——从中国早期宗教和人文主义传统看儒学的性质》），因此儒学可以称为人文主义宗教。分歧点在与从什么时候儒学成为了儒教。
中国古代的学者从来不认为儒学与其他宗教有什么不同。有一句成语，叫三教九流。九流共分为上中下九流，而三教就是指儒释道。近代从日本学者中引进“宗教”的概念后，中国近现当代学者便长期对此争论不休。近年来随着东西方信仰与宗教的多元化、世俗化趋势，又将这个讨论重视起来。
儒学是在继承、发挥殷周礼仪文化的基础上，由孔子创立、孔孟发挥的政治伦理文化，包含丰富的人生哲学与道德哲学，其儒学的核心概念是“仁”，要旨是对人的关照，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究，是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孔子创立儒学之初并没有想到要创立一个宗教，但是儒学是不是一个宗教已经不是孔子所能决定。尽管孔子是无神论者，但是他也很重视“天”和“天命”概念。在《论语》中出现19次“天”的概念，3次“天命”的概念。这里的“天”都带有超人世，超自然的神秘主义性质，这就为孔孟以后的儒学宗教化埋下了伏笔。
儒学成为一个宗教是一个随历史渐进的过程，这是儒教与其他宗教不一致的地方，也是许多学者认儒学不是宗教的一个迷惑点。为孔子在世时就有人称他为“圣者”，他去世后，主要是从西汉开始逐渐神化，最初是统治者修孔庙，以时祭祀，逐渐使平民百姓信奉之。逐渐使儒学具有了双重内涵：既是关注人文、提倡道德精神，强调人生价值、和谐人际关系的生命哲学，又是具有内在超越、 终极关怀，把道德神圣化的道德宗教。据山东曲阜市文管会编撰的《曲阜观览-帝王祭庙考》中的统计，自汉武帝起到清末，帝王亲自或委派专使赴曲阜孔庙祭孔达196次之多。另外，由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不断加深对孔子的神化的普通中国老百姓对孔圣人的信仰与崇拜的感情的不断提升，自汉代以后历代历朝特别是唐宋和明清各朝，争相大修孔庙，规模越来越大。自明代山东孔庙重修以后，全国修建孔庙的模式遂成定制。据《圣门志》卷一上的记载和统计，及至明清时代全国已经修建了孔庙1560座。大体在县城以上的城镇普遍修建了孔庙。因此我认为儒教基础奠定于西汉，隋唐时期“佛”“道”“儒”并称为三教，体系完成于宋代，经过宋元两代对孔子和孟子的神话,儒学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儒教自宋朝形成以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思想支柱的中心力量。南宋灭亡，儒教并未受到损伤，朱熹建立起来的儒教体系几乎全部在元朝得到继承，政统转移，而道统赓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反而借助元朝强大无力推广到更边远的地区。”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卷）第６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２００１年)此时儒教有自己的教义，有特定的宗教仪式，有超自然的信仰对象，有专门的神庙和专职人员，演变成宗教已经成为历史事实。
所以，儒学既是生命哲学、政治伦理哲学，又是人文宗教、道德宗教，或曰世俗宗教。
再说道教．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同儒教一样也是脱胎于先秦学说和古代宗教，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的道家和神仙家，组织刍型也可追溯到战国秦汉间的方仙道和黄老道。道教正式建立教团组织，则以张道陵在东汉顺帝年间（126-144年）创立正一盟威道为标志。道教奉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后演化为“道”的化身）为其教主，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这同儒教之与儒家一样．但是道教不同于儒教的地方是道教有一个明确的创教时间，尽管开始时是用于政治目的。道教信徒供奉许多神，道教神仙同样有君君臣臣，其排列次序大致可以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王权统治体系。另外道教的“地狱”思想明显受到佛教影响。
下面就对三教的整体上做一个大致的把握．
对儒教佛教道教的研究是不能分开的，要对他们做综合的分析研究。三教并称始于魏晋。“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经籍志下》）至隋唐两宋，不仅三教鼎立的局面达到了一个高潮，三教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频繁。不论是魏晋还是隋唐，三教的并提，都可以说有着以下的意义：三教虽然各自保持着独立的形态，不过相互间在观念和思想方式上，不断地进行交流和融合，一定程度上从外在功能上的互补加深到内在思想上的融通。
儒、释、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三教之间的对话，磨和，碰撞，结合，发展是贯穿近二千年中国思想文化史中一股重要的流，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中国这个巨大的社会也对三教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佛道两教都曾经在统治者那里受宠，又都受过政治上压迫，佛教遭受到的政治打击比道教要多些，但整体来看，道教的发展命运不如佛教。“唐代为三教鼎立，唐中叶以后总的趋势为三教合一。宋以后儒教形成自己的庞大体系，以釜底抽薪的方式，从内部吸取佛道两教的修炼方法，如静坐，养神，名心，见性等，这都是孔孟所未讲过的新内容。”（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卷）第６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２００１年）宋朝以后，中国的宗教形势是儒教居主导地位，佛道为两翼。（其实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儒学都是居于主体地位，不同的是唐朝以前儒学还不能说是一个宗教）佛教和道教凭着各自的造化和当权者对他们的喜恶向前一点点发展。
三教教义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有的方面甚至是相违的，但劝人为善和劝人向上的精神是相同的：儒教最主要的是一个字：“伦”，也就是伦常。教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的核心是“命”，既是生命的“命”，也是修炼的“命”，重视“养生、遁世、穷万物。”佛家讲的是“性”。“性”是什么？是“心性”，也就是修养，讲究“见性、救世、通万有。”还可换一种说法，儒家叫做“正心”，释家讲究“明心”，道家追求“炼心”。不论是出于那一家之口，无一不是从维护社会道德，有利政治统治为出发点和归宿，可认为在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即所谓“三教虽殊，同归于善”
三教发展到后来真的出现了三教形态上的共一（此处的“一”指宗教，与前面所指的“一”不同 ） ：娄烦三教寺,原位于旧娄烦镇中心,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因供奉儒释道三教的始祖孔夫子，释迦牟尼，太上老君而得名。少林寺也有一个供奉释加牟尼、孔子、老子的地方，堂前对联：“百家争理，万法一统；三教一体，九流同源”。少室山还有一幅对联：“才分天地人总属一理，教有儒释道终归一途”。明万历以后成书的《三界伏魔关圣帝君忠孝忠义真经》称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并提高其神权,谓其“掌儒释道教之权,管天地人才之柄。上司三十六天星辰云汉, 下辖七十二地土垒幽酆．．．．．．”
儒教在进入20世纪后迅速衰落几致消亡，佛教道教的命运也是同样。在近些年佛教发展迅速，整个社会友都在提倡儒学的复兴。虽然儒学同儒教并不能完全等同，但作为儒教的母体，儒学的兴盛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让广大民众对儒教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其他参考资料：
1.赵吉惠《论儒学既是哲学又是道德宗教》
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3.严耀中《论“三教”到“三教合一”》 (《历史教学》2002年第11期)
4.《国学碎语：儒释道三教异同论》（作者不祥）华夏经纬网
5．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
6．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