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25日中国青年报

 
近日，产品质量在消费者口碑中一直不错的日系数码相机遭遇到一场“CCD”寒流。

10月3日，索尼（中国）公司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关于免费更换索尼数码照相机、数码摄像机成像元器件的通知”，索尼公司生产的CCD（即所谓成像元器件）因出现质量问题被正式曝光。

索尼CCD的缺陷问题，将会导致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等数码产品可能出现“取景器和液晶显示屏无法显像、无法拍摄和画面紊乱”等故障。

事实上，早在一年前索尼就知道了这个问题。据日本媒体报道，该问题的发现缘于用户的反映，首次发生故障是在2004年6月前后，随后索尼公司开始了对该问题的调查，并终于在今年8月份找到了原因。根据调查判定，故障发生的概率已经超过了公司内部标准。在建立了替代体制后，索尼公司对外公布了CCD的缺陷问题。

据报道，造成索尼CCD缺陷问题主要是由于对生产工序进行的改进，结果造成引线与电极的接合力度比此前有所减小；而另一个原因则是，用于粘结CCD摄像元件玻璃与封装的粘合剂发生气化，对接合面合金造成腐蚀，而导致脱落。按照索尼公司的说法，问题产品的生产时间是从2002年10月至2004年3月。

数码相机类产品的科技含量主要集中在传统光学镜头的生产技术和数字成像及处理技术方面。其中用于感应光线并成像的电路装置是数字技术的核心部分，其作用相当于传统光学相机中的胶卷。一位国产数码相机厂商的技术人员向记者介绍说，目前数字成像技术分为CCD（电荷耦合器件）和CMOS（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两种。在小芯片方面CCD占优势，而大芯片则CMOS因功耗低占优势。在消费级的数码相机产品中，主要使用CCD产品；而在专业数码单反相机中则更多使用CMOS技术。尽管两种技术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图像传感器像素数目高、单一像素尺寸越大，成像就越清晰。虽然像素数目不是决定图像品质的惟一要素（比如软件的算法也很重要），但人们往往把它当成判断数码相机等级的主要标准。

由于CCD的生产技术要求很高，因此许多数码相机生产商并不单独生产，而是由少数生产厂家供货。据悉，索尼就向多家日本数码相机品牌提供不同档次的CCD产品。因此，此次CCD事件使得占有市场绝大多数份额的主要日本厂商广受牵连。

那么，到底有多少品牌多少产品采用了有缺陷的CCD呢？索尼公关部有关人士以“企业之间的供应信息不便透露”为由没有回答。但记者在索尼公告发布后陆续在佳能、尼康、奥林巴斯等厂家的网站上看到了相关产品的免费更换通知。

根据索尼公司10月10日追加更新过的维修公告，中国大陆地区有问题的产品型号包括DSC－F717在内的9款数码相机和22种数码摄像机。佳能公司公布的问题产品则包括8种型号的数码相机和9种型号的摄像机。据日经BP社透露，索尼在日本国内需要返修的产品达到40多种，而海外则有60多种；同期生产的缺陷CCD仅索尼本公司的产品就达到了300万个。而索尼中国公司公关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索尼CCD的缺陷问题是在日本生产的，“虽然涉及的型号有多种，但故障产品的出现概率很低，很难统计问题产品的总数”。

记者在中关村采访时发现，一些消费者对索尼CCD缺陷问题并不了解，至于哪些品牌采用了有缺陷的CCD，更不清楚。大多数人连CCD是怎么回事都不甚了解。

一位买过数码照相机的李先生听了记者的介绍后，为自己买的佳能数码相机感到担心。他表示近日将去维修中心咨询一下。他认为，“究竟有多少品牌采用了索尼有缺陷的CCD产品，应该披露，消费者有知情权。如果不这样，仅仅发布一个公告，实施免费服务，对索尼以外的品牌来说，也许只是一句空话”。

2005年10月25日中国青年报

专访人物：

雷海涛：1992年进入东芝，2001年组建“东芝中国研究开发中心”，并担任所长。去年10月，他出任东芝（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

俞军华：2000年5月进入东芝（中国）有限公司工作，现担任东芝（中国）有限公司人事部副部长。

雷海涛对东芝企业文化感受最深的是“尊重人、创造丰富价值和为社会做贡献”。作为东芝（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研究开发中心所长，雷海涛认为，尊重人，就是尊重顾客、股东、员工和所有人，对东芝的员工来说，不论其背景如何，都要把个人的多种价值观和个性，按能力与工作成果公平、公正地进行评价，让员工抱有目标意识，尽量发挥自己的才能，“把合适的人放到适合的岗位”。

已有130年历史的东芝公司今年7月在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的排名中名列第72位，目前在全球有339家合资、独资公司，其中63家在中国，在中国的员工达两万人。

据了解，中国本地员工占东芝中国公司员工总数的98％，在各公司中，有80％的部长、科长等公司中上层管理人员是中国人。近几年，东芝集团每年都在中国增加员工2000～3000人。

由于东芝业务涉及数码产品、电子元器件、社会基础设施、家用电器和其他业务，而各个分公司都是独立的法人，对招聘的员工要求也不尽相同。

对进入东芝（中国）公司的员工来说，一般要经过3次面试。在第一次面试之前一般会对简历进行遴选，第一次面试是初选，经过用人部门和人力资源部门有关主管一般性的面谈；第二次是笔试，主要考察应聘者的业务能力和处理问题的方法；第三次为总裁面试，主要就应聘者是否认同东芝的企业文化，或能否适合相应的工作进行最后的判断。

雷海涛说，“对技术研发部门来说，由于追求创新，可能工作的环境更自由一些，部门也会营造一些有利于创新的内部小环境；而对工厂来说，主要是产业化合作，对员工要求可能更严谨一些”。

自2001年4月，雷海涛受公司指派组建“东芝中国研究开发中心”以来，已经在中国招聘了60多名研发人员，主要是应届毕业生。据介绍，研发中心对新员工的选择主要看三个方面，首先，应聘者不仅要专业对口，最好也有一些实践的经验，动手能力强；其次，要看人的品质和团队精神，包括个人的协调能力、社会责任感和性格能否融入东芝的企业文化；第三，应该有比较广泛的知识面。

和许多新兴公司不太一样的是，东芝的管理层很多都是从公司内部提升，雷海涛说：“因为从公司内部提升的人员，熟悉很多部门的内容和流程，更容易适应这个岗位。”

俞军华介绍，对进入东芝公司的员工来说，东芝有“灵活”的教育培养制度，公司会通过上下级关系，公开、公正地评价每个员工在工作中的成果，同时尊重员工的积极性，为员工提供提升自己职业生涯的机会。为给员工提供更好的教育培训，公司不仅鼓励员工善于学习，而且支持一些员工从事与工作相关的高等教育，并在2003年3月17日，公司专门成立了“东芝中国教育学院”，该学院主要针对中国员工有计划地开展各类培训，从而使员工在知识、技能、素质等各方面进一步提高。

尽管雷海涛在东芝已经工作13年了，但和日本东芝公司的员工相比起来，他到公司的时间并不长，“在日本企业，还有一个和中国企业不一样的地方，员工可能是‘终身雇佣’，这种制度有好的一面，正是这种人才的延续性，使得日本制造更加精细，使公司对员工的投资带来更高的回报”。

2005年10月25日中国青年报

在美国“硅谷”热之后，随着全球IT外包市场的迅速发展，印度的“班加罗尔”又成为中国一些城市兴建科技园区的目标。

日前，在微软投资大连华信公司活动上，大连市市长夏德仁表示，“尽管大连和印度的班加罗尔相比在软件产业上还有很大差距，但赶超班加罗尔并不是神话”。

目前，大连不仅是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国家软件出口基地和国家动漫产业基地，也是全国惟一的“软件产业国际化示范城市”。大连软件园现有265家软件企业，40%的企业为跨国公司，而整个大连有480多家软件企业。

此次获得微软投资的大连华信公司是大连软件外包的标志性企业。该公司总经理刘军披露，这次微软公司和NEC、日立软件等著名企业的投资，使大连华信获得了总额达1550万美元的投资。从1996年6月创业至今，大连华信就专注于软件外包市场，刘军认为，尽管现在大连的软件外包产业还没法和班加罗尔相比，但后劲强劲。

微软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CEO陈永正说，2002年微软公司与原国家计委签署了加强软件产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根据该协议，微软将向中国境内企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等开展包括出口、投资、人才培养、技术开发等在内的一揽子合作计划，涉及金额超过62亿元人民币。

陈永正认为，大连市作为中国软件产业的重要基地，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发展环境，“尤其是软件出口的不断增长，软件产业的发展一枝独秀”。

为了把大连打造成中国的“班加罗尔”，大连市市长夏德仁介绍，从前些年开始，大连的22所大学，为适应市场需要，都设置了与软件相关的专业或专门的信息技术学院，加强了软件人才的培养；而根据一家权威机构的调查，大连已经成为除北京外IT人才最愿意就业的城市。目前，全国有8家通过CMM5（能力成熟度模型）认证，而大连有4家。

夏德仁提出，软件产业已经成为调整大连产业结构最重要的举措，根据计划，到2010年，软件产业和石油化工、机械一起成为大连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现在，为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和培养民营企业，大连软件园二期工程已经启动，总投资达180亿元。

2005年10月18日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魏和平 刘世昕

专访人物：周红，2000年加入Google，资深软件工程师，是Google公司的第一位中国人。2005年，周红被派住中国，协助李开复开拓中国市场、招聘员工，被Google公司称为“文化大使”

今年夏天，李开复放弃微软公司副总裁的职位跳槽到Google，这不仅引得两大公司大打官司，更引起了人们对Google公司的好奇。协助李开复开拓中国市场、招聘员工的周红，对Google感受最深的就是“Google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地方，因为每个人都在做他们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目前，Google在全球有4000多名员工，在中国市场刚刚起步，计划在明年夏天前招收50名员工，将全部招收刚从大学毕业的应届生。

5年前，周红也经历了与Google选择和被选择的过程。回想当初的情景，周红说：“我感觉这个公司和其他公司完全不一样。像Oracle、SUN、思科都是大公司，建筑都很漂亮，但Google连门牌号都没有，只是在路边电线杆上贴了张小纸条，用圆珠笔写着‘Google’，再打了个箭头。我开车过去，好不容易才找到。”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她几乎同时拿到了机械工程博士学位和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面临选择的有数家全球著名的大公司，但她最终选择了刚创业不久的Google。

“我觉得他们员工的工作都特别用功。负责招聘的主管是第二天晚上9点打电话给我的，我当时很感动，负责招聘的都要工作到晚上9点钟，工程师那就更不用讲了。”周红认为，选择Google，是因为面试者给了她最难的题目；而面试她的3个同事都非常聪明，“我想跟他们在一起工作一定有很多乐趣，也能学到不少东西”。

“我记得刚加入Google的时候，公司组织了一些培训，包括怎么去招聘，怎么去面试，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可以非常聪明，但你还要是一个好人。就是说，我们需要非常聪明的人进来，但我们也非常强调团队精神，你必须能和其他人一起合作；如果你只是一个人工作，不愿意和其他人交流，那你在公司里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周红说。

谈到具体的招聘标准，周红认为，作为求职者，不仅要有很好的创意，而且还要把这个创意很好地实现，这对任何追求创新的公司都很重要。

Google是以技术起家的，对应聘的人才要求有很扎实的基础，也要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如果应聘工程师，就要有很强的编程能力，要对计算机这个学科有深刻的理解，同时，求职者要认同Google创新的企业文化。

进入Google一般要经过笔试和面试，“在交谈的过程中，看他用什么方式来解决一个问题，通过交流也可以感受他是不是很有创意”。

周红刚来公司的时候，尽管只有几十名同事，但令她惊讶的是，公司不但有厨房，还有洗衣机、按摩室等设施和服务。

在Google，半夜还经常人声鼎沸，甚至还能听到员工们在大厅弹奏钢琴，停车场也总是有车。周红说：“这给我深刻的印象，让我觉得他们都非常有激情，因为他们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他们不在乎工作很长的时间。”

在过去的5年多时间里，周红从来不担心上班会迟到，因为她一般都是中午才上班。由于公司实行的是弹性工作制，“我们公司的员工睡得比较晚，起来得也很晚，我想这种弹性工作制对一个人的创造力也是非常好的。如果把工作时间限制在‘朝九晚五’，那怎么能创新？灵感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来的”。

周红说，创新对一个企业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为了鼓励创新，Google规定一星期员工有20％的上班时间做自己工作之外的事情。“公司有很多产品就是20％时间内做出来的，比如说Gmail就是一个人的创意，做着做着就做大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Google还有一个规定，就是管理层不能限制员工在公司内部自由流动。周红对此深有感触，她自己就因为兴趣的原因，曾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只有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能很有创意。如果有所限制的话，就难以发挥出个人的最大潜力”。

作为Google的“文化大使”，周红表示：“我想把Google的企业文化或人力资源机制移植到中国来，让中国的优秀人才同样感受到他们的自由发展。”

2005年10月18日中国青年报

本报讯（记者魏和平）和国际著名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品牌劣势相当明显。中国新品牌工程组委会15日发布的《中国新品牌的崛起》报告称，无视人力资源的积累与投入、忽视技术创新、盲目扩张、管理低效、服务滞后等，阻碍了中国新品牌的成长。

该报告负责人、中国新品牌工程组委会秘书长万力指出，企业品牌的建设，除了人力资源外，还有技术创新、资本运营、管理、服务和品牌宣传等方面的问题。

万力分析，技术创新方面的误区是，一些企业忽视技术创新，什么都是“拿来主义”；资本运营的误区是盲目扩张，而不能很好地吸收，只能导致原有的品牌日渐衰弱；还有一些企业只知道打广告，而忽视内部管理的建设和服务水平的滞后。

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中国要“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如何打造中国的知名品牌？国资委监事会主席解思忠认为，打造品牌要靠一流的产品、成功的宣传和诚信的品质，企业应加大诚信建设，别让诚信成了企业紧缺的资源。

“消费者注意的不仅仅是一个商标，而是你品牌的独特之处，这不仅需要有足够的产品质量和有效的市场运作，关键是建立消费者对品牌感性的认识，和消费者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著名国际品牌专家保罗说。

2005年10月11日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魏和平

他，北京凯诚高清电子技术公司（下称凯诚高清）的总裁任为民，坐在记者的面前，穿着休闲的衣着，侃侃而谈，是那么的真诚而实在。

他毫不忌讳，企业现在的成就靠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的领先，但在10年前，他还在边读研究生边创业的时候，他靠的是朋友的帮助。“尽管第一桶金仅仅有20多万元，但对一个学生来说，已经相当可观了”。

正是由于这种经验，任为民认为，做企业就是一个“信”字。

1995年，他从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和几个朋友直接创业了，专门做油品添加剂，一年内，他的财富增加了10多倍；1996年，任为民来到北京，由于接触了一些IT人物，并萌发了往IT行业发展的念头。于是，在经过1年的准备之后，他又创立了北京火马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业从事半导体芯片设计开发。

尽管他现在的成功离不开一直没有放弃的化工业务，并为火马微电子的半导体研发投入了1亿多元，但真正为他带来声誉的是凯诚高清。

在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候，任为民和朋友们创立了凯诚高清；该公司一诞生，正是DVD行业的多事之秋，国内企业面临跨国企业的“专利费”，而他的公司正是由于自主知识产权的HDV（高清晰碟机），不但迅速占领市场，成为DVD的代替品，更使得中国的企业在这一领域有了可以跨国公司对话的权利。

而今年10月，酝酿已久的新产品IP-HDV（高清网络多媒体机）即将面市，该产品不仅兼容DVD、VCD、SVCD及网络上流行的格式，还能够上网、收发MAIL，支持网络节目下载和在线视频点播，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信息家电，使计算机、通讯、家电、内容、可控性达到了真正的融合。

目前，该产品已经有国内外厂家15亿元的定单。

谁都知道自主知识产权的含金量，但谁能不为市场所动，在5年多时间内默默无闻，甘愿做基础性研究，而发现一个崭新的“奶酪”？

回想当初进入IT行业，任为民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尽管当初是为了在产业上和技术上要站得高，也意识到这种做法的风险性，仅仅靠着一种理想和信念坚持下来；但回过头来看，“感到后怕”。

企业做大了，依然保持一种创业精神和小企业的心态

自今年夏天以来，百度、分众传媒纷纷在纳斯达克上市，再加上阿里巴巴获得雅虎10亿美元的投资，一度沉寂的资本市场再起风云，有关凯诚高清纳斯达克上市的传闻不径而走。

“对我们来说，上市不是一个紧迫的行为。”任为民坦言，“我们确实原计划在纳斯达克今年上市，上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资金；但现在公司董事会对这个事情做了调整，一是今年公司的资金压力没了，而是公司产品的销售额增大，上市计划再后延一下”。

在刚刚过去的2004财年，凯诚高清的营销收入达到了2亿元，这对于刚刚成立2年的公司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之所以造就凯诚高清的今天，任为民认为是由于企业的精神，他坚信，“不断累计平凡的工作，就可以创造商业的奇迹”；而纪律和效率是他最常说的口头禅。

对一个企业来说，特别是初创企业，资金链一断，什么豪情壮志都会烟消云散；而为了不出现这种情况，任为民的经验就是“拼命的工作”，干大企业要用小企业的心态，“企业做大了，依然保持一种创业精神和小企业的心态，中国的企业才有希望”。

最近，《搜主义——寻找Google持续增长的秘密》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从该书可以看到Google的创业史和成长史，针对其中的企业文化，他不敢苟同。

假如说Google的企业文化很自由，那么在凯诚高清可能更讲求纪律，任为民说，“凯诚高清不是Google，国外的企业环境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而中国的企业文化并没有形成，这个时候规则比自由更适合中国的企业”。

他认为，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不是在瞬间达到的，而是靠一点点积累的竞争力。

“如果你看到一些国外企业每周工作40个小时，而你的企业也是这样，你怎么能追赶上？”

任为民提出，“只有不去照搬照抄那些世界顶级大企业的经验，中国的企业才有机会；只要照抄照搬，一定不会有机会。在中国做企业，要想学习国外企业的经验，主要是看他们怎么样捕捉这个产业发展趋势的？他们为什么捕捉对了？至于说，产业方向确定了，怎么去实现，你如果不用一种更辛苦的一种方法，肯定会失败”。

突破DVD专利的“封锁”，而赢得国际巨头的尊重

据了解，电子行业所有的核心技术最基础的部分都来于数学原理，即算法，其次才是芯片，最后才识生产出整机。

在数字高清领域，索尼推出的H.264和微软开发的WMV9，已经被公认为最先进的音视频压缩算法。如果中国未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编解码结束，这一市场将再读拱手相让；然而，凯诚高清研发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HD12压缩算法。该算法在去年9月公示的时候，索尼和微软的工程师当天就致电凯诚高清，均表示了惊讶和赞许；而国际音视频图象处理压缩技术协会的专家们也对HD12评价颇高。

而基于HD12压缩算法制造的HDV，还兼容H.264和WMV9，这使得凯诚高清能够有机会跟国际上的技术产业大鳄们平等地交换技术成果。

根据中国电子音响工业协会提供的材料，2003年向中国索要DVD专利费用的跨国企业有了长长的一串，包括由日立、松下、JVC、三菱、东芝、时代华纳、IBM、索尼、先锋、飞利浦、LG、汤姆逊等公司，这些跨国企业向中国厂家征收每台DVD的专利费从1美元到10美元不等，每台中国DVD的专利费增加到10多美元，这对当时本来已经是利润微薄的国内碟机产业，更是“雪上加霜”。

由凯诚高清推出的HDV，自去年4月面市以来，TCL、海信、长虹、康佳、厦华等国内的彩电巨头纷纷采用该产品作为电视机的搭送产品。同时，该产品也走出过门，进入新加坡和欧美市场。

更让业界惊讶的是，HDV一经面市，就形成了一种标准，任为民深知，“而任何标准的背后，都蕴含着巨大的商业利益。”现在，凯诚高清已经注册了四大类专利，涵盖了300多项专利。

今年的8月15日，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V815”民族品牌推广委员会成立仪式上，任为民做了主题发言，他认为中国产业的发展还是沿袭产业技术梯度转移的模式，技术发展也是以跟踪模仿为主。然而，跟踪技术发展不成产业，并且产业的核心技术、特别是前沿和战略高技术是引进不了的。

任为民提出，“自主创新虽然最初成本较高，但却避免了引进技术时要支付的高昂代价，避免了引进技术后的受制于人”。

没有小资的时间，也没有小资的闲钱

喜欢背诵《孙子兵法》、《论语》和唐诗的任为民，喜欢用最简单的方法，达到直接的目的。

在没做电子产业前，他经常打球旅游；而自从进入IT行业，用他的话说是“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做的产业不好，损及到个人的声誉和股东的利益，更会毁一批人的心血。他经常感慨，“IT行业是一个不给你休闲的行业”；平常，任为民和他的管理团队，从来没有节假日和双休日，他认为，只有企业好了，员工才能好。

让他难忘的是“非典”的时候，由于写字楼的公司都放假了，中央空调都关了，而他们除了女同事不上班外，所有的人都在办公室，北京市政府和中关村管委会领导来视察的时候，他们的员工大夏天脱光了膀子在工作。

任为民有时自嘲，“企业没文化，农民干高科技”，“我们把干IT的活，做成了扛麻袋的生活，但我们的团队非常可爱，我们也强调这种精神”。

潘彬是一名审计师，是任为民的妻子，他们是大学同学，正是受她的影响，任为民的研究生从工程学转到经济管理，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已经14岁了，让任为民感到对不起的是女儿，“我们1990年大学毕业时，就结婚了，我的女儿有孤独证，她的学习能力和对外界的接触能力比同龄孩子差，智力也受到一定影响，但是非常可爱，已经越来越好了”。

连谈恋爱的时间算上，潘彬和任为民在一起有20多年了，她知道他的梦想，为了照顾女儿，她辞职了；而他现在，尽管有了很好的生活条件了，但还在拼命的工作，他今年39岁了，他希望在45岁的时候退休。

其实，他的心中也愿意有节假日，也愿意有双休日，但现在不行，因为现在是凯诚高清发展阶段上最重要的一年，谈到平常的生活，任为民平静的说，“我既没有小资的时间，也没有小资的闲钱，我愿意把我每一分钱都花到这个公司，这个产业上，让公司的产品做的更好”。

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还把这种精神和每一个员工交流，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员工的懒惰和无所事事，每当在公司中发现这种现象，他总用《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本书的故事和大家交流。

任为民说，“我希望你能为了找寻新的‘奶酪’而不停的努力奔跑，而不要停下来固步自封，因为我们没有停下来的本钱，在这样的努力下，我相信，凯诚高清2年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强大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