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参加一个教育沙龙，谈到学校培养人才的时候，浙江亚龙教仪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继权抛出了企业看人有“四品”的观点，倍感新颖。
“人品等于产品！”陈继权说，就他们的企业来讲，主要是看员工的是否有人品，“人品非常重要，我知道作为我们企业来讲，招聘人才就是首先看的是他的人品，人品不好，他的能力再强也不要你”。
由此，他话锋一转，从产品衍生出人也分“四品”。他说——
人品好，能力好，是“正品”；人品好，能力差，是“次品”；人品差，能力差，是“废品”；没人品，能力好，是“毒品”。
对于企业来说，“正品”最好，“次品”还是可以用，甚至“废品”都有利用的价值，但就“毒品”来说，谁都不敢碰，那会开倒车的，陈继权说，“这种人情愿不要”。
以125亿元名列胡润榜第2名的严介和，到了福布斯榜，竟无一席之地，在11月3日福布斯富豪榜发布的现场，面对质疑，《福布斯》杂志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范鲁贤（左一）和福布斯中文版主编周鹏（右一）就如何回答该问题在亲切的交流着
经过N秒的现场商量之后，范鲁贤和周鹏面带笑容，而外界终于有了一个权威的说法：由于福布斯无法掌握他们详细的财产情况，所以宁愿放弃让对方上榜
前10名富豪 5名完全不同
2005年11月04日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魏和平 郭永刚
世界知名商业杂志《福布斯》今天在北京公布了“2005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虽然都是对中国富豪排名，但这份榜单和上月胡润发布的“百富榜”差别很大。
对比排名前10的富豪来说，双方榜单竟有5名富豪完全不同。即使同在前10位的5名富豪，也有4名富豪的身价和排名完全不同。
福布斯的首富是荣智健家族，身价是133．18亿元，而在胡润榜中，荣智健的身价是80亿元；胡润榜的首富是黄光裕，身价是140亿元，而在福布斯榜中，黄光裕的身价是101亿元。朱孟依家族，名列福布斯榜第二，身价是115．83亿元，但在胡润榜中，身价仅有65亿元。盛大公司的创始人陈天桥，在福布斯榜中，身价是81亿元，而在胡润榜中，他的身价高达117亿元。
第一次进入福布斯榜的大连实德集团的徐明，以84．969亿元的身价名列富豪榜第8名，而在胡润榜中，他的身价是40亿元；名列福布斯榜第5和第6的刘永行与刘永好，身价分别是93．96亿元和90．963亿元，而在胡润榜中，刘永好的身价是47亿元，刘永行是45亿元；在福布斯榜中名列第7的郭广昌，身价88．695亿元，而在胡润榜中，身价仅为55亿元。
特别让人关注的是，以125亿元名列胡润榜第2名的严介和，到了福布斯榜，竟无一席之地。更让人不解的是，根据今天的媒体的报道，在《福布斯》“富豪榜”公布之前，严介和就声称，已经和《福布斯》达成协议，将不会出现在榜上。
福布斯榜的前10名都那么的不同，排在后面的富豪什么情况可想而知。在上月的胡润榜推出后，就有一些资深财经记者指出富豪榜太“粗制滥造”，如果仔细看一下胡润榜的400名富豪，就会发现，100名以后的排名简直就是对号入座的“填空”游戏，从66名到81名，各富豪的财富都是20亿元，没有丝毫差距，而身价在18亿元、17亿元和14亿元的富豪人数也都大体相等，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最后50名富豪都被统统归入5亿元一类。
按道理说，对富豪财富计算方法每个排行榜也许不尽相同，有点误差也是正常的，但如果是如此“反差”，这富豪榜有多少可信的成分？又有什么意义？又能给企业发展和创业以怎样的启示？
对于富豪榜的推出，无论是胡润，还是福布斯的有关负责人，他们都表示，推出之前都做了细致严谨的调查，并和大多数富豪进行了面谈。
《福布斯》杂志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范鲁贤认为，和其他榜单相比，有的富豪并没有上榜，“但这并不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而是我们调查的时候，还需要更确切的事实；就以严介和和他的太平洋建设集团来说，我们并没有完全了解他的财务状况，包括他们的资金债务和现金流，我们都看得不是很清楚；在我们没有完全把握的情况下，宁愿选择不上榜”。
对做富豪榜意义，胡润认为，“我做的这个排行榜就像一张照片，一张利用公开资料给中国民营经济企业家拍的”。福布斯中文版主编周鹏则表示，别人的榜单我们不作评价，至于两个榜单哪一个更有权威性，“就让读者下结论了”。
本报北京11月3日电
链接
“2005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显示，排名前10名富豪分别是：荣智健家族（133．18亿元人民币）、朱孟依家族（115．83亿元）、丁磊（102．627亿元）、黄光裕（101．00亿元）、刘永行（93．96亿元）、刘永好（90．963亿元）、郭广昌（88．695亿元）、徐明（84．969亿元）、许荣茂（81．00亿元）、陈天桥家族（81．00亿元）。
上月胡润推出的“百富榜”中，排名前10位富豪则是：黄光裕（140亿元）、严介和（125亿元）、陈天桥（117亿元）、丁磊（102亿元）、许荣茂（100亿元）、荣智健（90亿元）、鲁冠球家族（80亿元）、宗庆后（65亿元）、朱孟依（65亿元）、吕慧陈宁宁（63亿元）。
相关报道
一方面是企业的要求，一方面是有关部门的考核，本应相得益彰的事情，却让职业学校“左右为难”
2005年11月01日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魏和平
今年22岁的陈旬，是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专业的大三学生，令他兴奋的是，这个周末，他将和其他9名同学一起飞往德国，接受为期两年的培训。
在班上，陈旬的学习成绩只能算中等水平，是什么原因令德国安通公司选择了他？陈旬表示，成绩不是跨国公司选人的惟一标准，“公司更看重个人的综合素质”。
陈旬他们是德国安通公司从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专门招收的第二批学生，第一批是今年4月。由于该公司对第一批学生很满意，所以今年10月又招了一批。这些学生在德国经过两年的培训后，将回到该公司在苏州的中国分公司工作。
新加坡、日本、美国等国家的一些企业，也从该职业学院招收学生。该院院长单强认为，跨国企业在职业学院挑选人才进行培训，这种现象说明，中国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与一些跨国企业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距离。
让单强感到困惑的是，学校本该再加大投入力度，使培养的人才更符合企业的要求，现在却不得不放慢靠近“企业需求”的脚步，而向有关部门的“学术标准”上靠。
职业学校“左右为难”
目前，职业学校办学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和《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等法规条例和文件。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十次21世纪教育沙龙”上，单强和几家知名职业学校的校长对在办学实践中碰到的问题，谈出了自己的困惑。
“按照规定，这些被选到国外培训的学生，都拖了课，那些课也不会有学分，也就没法毕业。而实际上，这些学生已被企业检验合格了，却很难获得学校的毕业证书。”单强提出，职业学校培养学生的目标是什么？难道必须得在学校听课完成论文？这种“人才的工业标准与学术标准的矛盾”，还表现在一些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并不一定就是企业认可的好员工；而一些成绩一般的学生，却由于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备受企业青睐等方面。
单强的第二个困惑是，“学校的效率原则与评估指标之间有着很深的矛盾”。他认为，现在教育部门规定职业学校学生人均占地59平方米，这在土地资源丰富的地方可以做到，但在苏州工业园区，土地每平方米1500美元，根本就不可能达到规定要求。“这种规定的合理性是什么？”而1∶16的师生比例也让他很无奈，他认为对学校的评估应该依据学生的能力。
职业教育的专业是根据市场需求设置的，根据教育部门要求，必须要用公开出版的正规教材进行教学，这对于英语、数学等公共课来说没有问题，但对一些专业课来说，却有些困难。
“第三个困惑是实用的教学体系和传统教学规范之间有矛盾。”单强坦承，“我们采用的专业教材是活页讲义，比如，我们的动画专业，直接教授的是一些软件的应用和开发，本身并没有课程，国家也没有相应的教材；再如，SMT（表面组装技术）专业，在教育部今年的招生目录里，全国所有职业学校中只有我们这里招生，也没有教材。”
此外，职业教育对教师职称等方面的要求比较狭隘。单强介绍，由于老师80％是长期工作在外资企业的技术人员，能力很强，但以前没有评过职称，因此他们连助教都不是，“我们评职称多半靠的就是学术和写文章，对实际能力却没有考核标准”。
单强说：“有关文件还要求办学的实验设备投入是生均5000元，我们学校目前的投入已经达到了生均1．2万元，但根据要求还要每年在原有基础上增加10％的投入，这也不合理。”
单强的困惑引起了上海大学巴士汽车学院名誉院长陈明仪和齐齐哈尔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曹勇安的共鸣。
陈明仪认为：“当前对职业教育的评估，不论是专业评估、教学质量评估，还是诸如图书馆藏书、学生人均土地面积等一些硬指标，都很严格，但惟独没有对学校培养的学生在社会上的认同度方面的评估。”
在教育沙龙上，陈明仪呼吁，职业教育刚刚起步，还在探索阶段，教育部门应该多鼓励，不要什么事情都“统一规范”。
曹勇安则提出，当前职业教育最缺的就是“符合时代发展的办学观和发展观”。
接受记者采访时，单强不时露出无奈。他说，“我感到很痛苦。一方面，我要说服自己，既然已经做得很好，就应该坚持下去；另一个方面告诉我，如果不‘达标’，可能得到黄牌警告，不让我招生了”。
教育部门称职校“良莠不齐”
目前，中国的中等职业学校有14000多所，包括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等。高等职业院校已经达到1300多所，在校生有600多万人，去年的招生就达到237万人。
在教育沙龙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刘占山说：“从严格角度来讲，达到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条件的不到一半。很多学校虽然挂了职业学校的牌子，但是实践、培训的条件非常差。而由于投入不足，很多学校不具有举办职业教育的基本条件。”
刘占山认为，职业教育在师资力量上也存在很大的问题，“有些职业学校的专业老师缺乏行业背景，这就很难指导学生的实践；而教材也比较落后，和社会需求脱节比较严重”。
也许正是由于这些问题，教育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规和文件，目的在于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
企业需求是职业教育的“命根子”
由于难以在职业学校招到合适的技能人才，北京新基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卫克说，这两年公司一直在自己培养人才，先后培训了600多个销售员。
“在具体业务操作过程当中，特别在销售环节上，我感觉有一个规律，就是大学毕业生不如职业中专的毕业生，职业中专的毕业生不如公司自己培训的员工。”张卫克说，“职业教育培养学生一定要有针对性，知识更新要快。”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主任陈宇认为，职业教育要发展，靠的就是生产力的进步，落到实处就是“企业本位”。
“1998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收录了1838个职业，但今天已经有4700多个职业。”陈宇指出，各种各样新职业还在不断产生，“我们现在每年都要发布3～4次新职业目录，说明了职业的分工越来越细，这也决定了行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尽管从前年开始，第一批扩招的大学生毕业，每年都有大约30％找不着工作；尽管高等职业学校整体的就业率不高，但是，今天，中国企业的技术工人、高级技术工人却依然严重短缺，“高级技术工人的供需比例达到1∶10。”陈宇说，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由于没有尊重市场和企业的需求。
当前，中国的经济还在持续快速发展。陈宇分析，这表明，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对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可以说是持续不断的。
“职业教育的命根子是企业。”陈宇说，“如果职业教育部门真的能够为企业办大事，真的能够培养出企业适用的人才，那么，职业教育肯定是有前途的。只是我们现在还没走到这一步。”
单强提出，有关部门制定一些法规条例和文件，初衷是好的，但应该广泛调查。对于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不宜以普通高等学校的标准来考核，“不同的地区，不同性质专业的职业学校，考核的标准应该有所不同，职业教育的目标不应该为了办学的标准而一刀切”。
相关报道“一种标准”阻碍了职业教育发展
2005年11月01日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魏和平
根据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调查，去年北京市的职工平均年薪是2．8万多元，但是北京市的技能性人才、高级技师的平均年薪只有2．6万多元，一般技术工人的平均年薪只有2．2万多元。
在北京举行的“第十次21世纪教育沙龙”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杨金土分析，“这不仅表现出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劳动尊重不够，也反映出了政策上的突出问题。而技能人才的待遇过低，也是阻碍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原因之一”。
杨金土认为，是“被扭曲了的教育价值观和人才观”造成了这种现象，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职业教育的师资问题和经费问题也不可能很好地解决。
形成这种现象，杨金土认为是教育的选拔功能被过分扩大了，并且“一种标准，一张考卷”，使教育过程演化成为应试能力的竞争，这也是大批学生找不到工作和青年失业率高的原因。
杨金土表示，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下，人的多样性和社会需求的多样性被忽视了，教育类型的多样化被异化为教育类型的等级化，不同教育类型的分流，变成被选拔和被淘汰者的重新归队，“行行出状元”的思想被否定了。而由于大量被认为是学业失败的学生进入了职业教育系统学习，于是职业教育被社会看成了次等教育。
按照职业教育先驱黄炎培先生对职业教育的定义，即如果不是面向人人的，那就不能称其为职业教育。因为职业教育应该给人们提供更加多样化的课程类型，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找到适合于自己学习和发展的空间，从而使整个教育事业关注人人也成为可能。
“职业教育应该是面向人人的教育。要引导人人成才，我认为这是职业教育的首要使命。”杨金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