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信息产业部颁布数字电视‘标准’后，我们制定‘标准’的几位专家的电话都被打爆了。”在4月20日北京举行的“2006年中国数字电视年度盛典”上，参与数字电视“标准”制定的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副总工程师赵新华对记者表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新闻界对这个‘标准’有不同的解读，而企业对这个‘标准’又有不同的声音”。

3月31日，信息产业部一次性颁布了数字电视25项行业标准，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数字电视接收设备——显示器标准》，该标准给出了9个月的过渡期，将于200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他标准自颁布之日正式实施。

正是这个“显示器标准”引起了业界和媒体的争议。有人认为该“标准”高了，比国外标准都高；也有人认为该“标准”低了，大部分厂家都能达到。

CRT清晰度只是一个参数

在信息产业部颁布的数字电视“标准”中引起争议的是，除了CRT显示器外，要求高清显示器的图像清晰度大于等于720电视线，而CRT显示器规定为大于等于620电视线。于是，有媒体认为政府在给“CRT吃小灶”。

根据赛诺市场研究公司刚刚发布的《2006中国数字电视发展趋势报告》，在数字电视市场中，尽管液晶、背投、等离子电视发展势头很好，但CRT电视机目前比重超过了70％。而生产CRT电视机的厂商主要是国内企业。

CRT显示器具有可视角度大、无坏点、色彩还原度高、色度均匀、可调节的多分辨率模式、响应时间极短等优点，而且价格也比液晶、等离子电视便宜不少。而电视线是人眼能主观察觉到的电视图像细节清晰程度。

由于受到显示器件的工艺条件限制，目前显示器的物理分辨率主要有852×480、 1024×768、1280×720、1366×768、1920×1080，考虑到国际上的通行规定，一般1280×720P以上的图像纳入高清的范围。此外，欧洲对高清显示器的要求也是720线以上。

国家数字电视功能和性能标准工作组组长刘全恩透露，在制定CRT该项标准时，“从电视线角度讲，其他类电视肯定有优势，但对这个问题，在最后颁布这个‘标准’之前，我们也请专家、企业的代表及各方面的人士来论证，我认为还是比较符合客观现实的”。

“不要盲目地故意把一些东西抬得过高，这在技术上实现非常困难，要花很大的代价；CRT能不能达到720线？能达到，但是必然改变了他的生产规模。为了达到一项指标，来降低其他的性能指标，或把制造成本抬高很多，那就得不偿失。”刘全恩说。

“高清”与“标清”之争

自从数字电视“标准”出台后，数字电视发展的未来是“高清”还是“标清”？备受媒体关注。有媒体报道，数字电视“标准”出来了，企业的“标清”电视也要赶紧清仓了；还有报道指出，国家将限制“标清”电视买卖。

对此，赵新华指出，“‘高清’标准出来了，明天的‘标清’都不是合格品，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解读”。

要想分清什么是“高清”与“标清”，先要明白什么是数字电视。

赵新华说，“从2001年开始，国家发改委开始推进数字电视研究开发，我们最初用的最多的词，一开始叫‘高清’，后来感觉不对，数字电视不等于‘高清’，数字电视里面包含了很多含义，‘高清’与‘标清’都属于数字电视的范畴。我想，‘高清’不等于数字电视，数字电视却包含了‘高清’和‘标清’”。

专家认为，数字电视是一个系统，一个从电视信号的采集、记录、处理、存储、播出、传输、接收，整个过程都经过数字技术处理的系统。现在大家在电视机上所收看到的是模拟信号的节目，而数字电视则是电视节目从制作到播出，再通过有线电视网络或卫星，或无线发射传输到用户家中，都要经过数字技术处理，通过机顶盒由电视机或电视显示器接收的电视节目信号。

数字电视显示屏有宽高比为16比9的高清晰度电视和宽高比为4比3的标准清晰度电视，分别简称为高清电视和标清电视。

“‘高清’与‘标清’都是数字电视产业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赵新华认为，“国家公布数字电视‘标准’，并不等于民间市场上就不卖‘标清’电视了，从目前情况看，我们正面临着从模拟向数字电视过渡的关键时期，从模拟电视跟数字电视节目的播放上面来看，‘高清’与‘标清’会有很长一段共存期”。

推荐性标准不是可有可无的

由于信息产业部这次颁布25项数字电视行业标准属于“推荐性标准”，由此一些媒体报道说，“推荐性标准没有什么用”，或称“推荐性标准就是可用可不用”。

赵新华认为，“媒体这么解读这些‘标准’是不对的”，“大家可以翻一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根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标准可以分为强制性和推荐性，强制性标准是对人身安全、食品卫生、环境保护等几类领域实施强制性的标准；但是在产品的性能、功能等方面，颁布的标准统统叫推荐性标准”。

根据该法律规定，信息产业部颁布的数字电视“标准”只能称“推荐性标准”，赵新华说。

赵新华指出，“推荐性标准不是可有可无的，在国家组织的行业抽查、国家抽查等方面，都是以国家推荐性标准为基础的，所以它是所有企业共同制定自己企业标准的一个依据”。

2006-04-25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魏和平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做国际品牌不死心。”

2月28日，在经过清华大学为利郎量身定制的高级经理培训班学习之后，利郎总裁王良星和公司的70多名中高层管理者来到了长城，喊出这样的誓言。

刚刚44岁的王良星给人的印象谦逊而精明，他认为尽管利郎在国内已经成为一个知名的品牌，但在他看来，“我觉得现在我们还没有成功，只是刚刚创立了一个平台，应该算是一个好的开始”。

“今天，我对自己的评价是50分，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跟国外品牌相比较的话，可以给自己评50分，但如果认真对照的话，可能还不到50分。”王良星说，“这个50分的意义，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国内的这类服装品牌，如果敢去跟国外的品牌去比、去学，每天学一点、进步一点，每个月学一点、进步一点，每年这样累计起来，我觉得中国的服装业应该不是现在这种样子，因为我们10多年前就是为很多大品牌代工，而这也是直到今天，我们服装的产品附加值不高的原因”。

据权威机构统计，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服装出口大国，服装出口额中50%以上为来料加工，30%由进口国提供商标、款式、纸样进行复样加工，自有品牌服装仅占10%左右。

率70多名中高层管理者到清华学习，对服装业界来说，很少见；但对王良星来说，这是为了统一企业的价值观，“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利郎人已经意识到离一个真正的国际品牌企业的距离，及坚持走自主品牌之路的信心”。

梦想，从几台缝纫机开始

回想起19年的创业情景，王良星历历在目。

那时候，王良星靠着辛苦赚来的1万多元，买了几台缝纫机，雇佣了7个工人，在家里开始了创业。

“买来布料，在地板上用剪刀裁；做好衣服就拿到批发市场上买，大部分买给各地的个体老板。因为价格便宜，所以销路很好。”

后来，业务越做越大，王良星就在福建建立了几个销售点。

“在创业最初的3年里，虽然很艰苦，但感觉赚了好多钱，自己都想不清楚为什么一下子有这么多钱，这些钱怎么花？”王良星回想当初的日子，感到特别的开心，那时候虽然钱没有现在多，但基本没什么心里压力，自己作为一个小市民，能赚那么多钱，自己都有点不适应，“记得在生意好的时候，一个在石狮四五十平方米的展厅，一天的零售额就可以做到十几二十万”。

“很简单，最初的创业就是自己想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抱着这么一个简单的愿望，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开始，王良星开始了自己的梦想之旅。

尽管那个时候，王良星赚了不少钱，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衣服卖出后顾客有什么反应，也不知道是那些消费群体购买了衣服，更不知道做一个企业还需要品牌。

创业十年的时候，王良星突然意识到一个企业没有品牌，可能会随时“全军覆没”

在总结利郎发展的几个阶段时，王良星把刚开始创业的8年归结为“赚钱”和“小富”的阶段，而自己也是安于现状，没有谋求更大的发展。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6年，在1997年的时候，也是王量星创业十年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企业发展变得越来越困难，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那时，公司的业务进入了低谷，王良星也不明白什么原因，就请一些专家和专业机构做了一些市场调查，调查结果发现，虽然利郎在福建有很好的知名度，但是缺乏美誉度和信任度。

而这正是一个企业的品牌问题，王良星对记者说，“品牌应该是有生命、有思想、有灵魂、有自己的主张和自己的个性，不是说认为有知名度，就有了品牌”。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我在经历了对自己短暂的怀疑后，开始反思，下定决心要向别人学习。当时，服装品牌专卖店已开始在全国蔓延，我心中也开启了另一窗门——有了自信心和从头再来、二次创业的决心。”王良星说，“品牌连锁使我找到了一条发展自有品牌的康庄大道。”

于是，在发现病因后，王良星就紧急调整公司战略，把自己以批发起家的渠道给断了，赶紧启动了品牌经营和连锁专卖的道路，“从1997年到2000年，我们请了很多专家重新制定企业的战略目标，研究了走品牌经营的道路，我们的业务也从做批发转到连锁专卖和品牌经营，从单一的西装做到整个男装的系列”。

在今天的王良星看来，这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利郎的反思调整期”。从这个时候，利郎人开始了服装与品牌的创新之路。

商务通的成功给了王良星“灵感”

“从1997年开始，我就考虑不能再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转。当时，浙江的服装企业多是以正装为主，而福建和广东的服装企业多是以休闲为主，我们开始琢磨自己能不能走出一条路？走什么路好呢？”

正在为品牌发愁的时候，在1999年至2000年，中国出了个“商务通”，红遍大江南北，这个现象给当时的王良星极大的震撼。也正是吸取了商务通的商务人士定位，利郎从那个时候起，走起了“商务路线”。

王良星说，“这商务的创意就来自商务通的灵感，这是我们的独特定位，当时以休闲服装为主的利郎，还是一般的服装概念，但加上商务的定位后，就变得很特别很有味道。因为，中产阶层的创业者正在快速的增长，白领阶层的人数更是不计其数，而这些人需要西装革履，但更多时候，他们需要不打领带也能够从容地从事商务往来与应酬”。

也正是这个时候，利郎把服装定位为“男性商务人士”，主要消费群体为25-45岁的相对成熟的人群，并从2001年起，专门聘请陈道明为形象代言人。

而正是利郎的这个定位，使利郎成为国内的知名品牌。

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

尽管利郎已经有19年的历史了，但真正为人们所了解，还是近几年的事情。

“自2001年以来，我们的营销额每年都在翻番，但商场如战场，企业成长历程并不顺利。特别是2003年的时候，是我们公司发展的一个很关键的时期。当时，公司在资金很困难的情况下，在整个人才需求很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举措，就是说把公司的信得过的专业人员推到全国搞了几个直营分公司，再次完善我们的营销体系。”

当时，很多业内人士很不看好，而王良星尽管也意识到此举的风险，但他相信会利郎带来远期的效益，“我们想的事情都不是拍脑袋做的，都是事先半年、一年前就想到了”。

更让人惊讶的是，利郎把直营分公司都建在了四川、河南、安徽等这样的地方，而没有选择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直到今天，利郎的专卖店主要还是分布在地级和县级市，大中城市还比较少。

对此，王良星说，“我们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一是由于公司当时人才资金不足，如果去攻打大城市市场，势必加大投入费用；二是由于利郎服装走的是中高档的价格，这样的定位和价格在中小城市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用今天王良星的话来说，正是这种举措，让利郎“绝处逢生”。

王良星透露，当时建立分公司，有的投入还不到20万元，但也做起来了，“在没钱没人的情况下，又想做大，又想发展很快，我们自己创造了一种用最少的钱做到最大的事，这就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做法”。

这种做法让许多业界人士当时看不懂，但王良星却认为，“一个创新者肯定会有一些风险，但风险背后的机遇也是比较大的；如果一般人都看懂生意能这样做的话，可能我们就没机会了”。

让利郎人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现在的企业不提“以人为本”的企业很少，但真正和利郎这样让员工“当家做主”的企业却很少。

2002年的时候，福建晋江市曾组织48位企业管理者到北京大学学习，这次学习经历让王良星至今难忘，这也为他今年率领70多名利郎中高层管理者来清华大学学习打下了“伏笔”。

通过学习，王良星感受最大的是企业的管理知识和管理模式，“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在企业原始积累和市场开拓的道理上，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但缺乏管理规范，而通过学习，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把管理规范化”。

“在北大学习的时候，一个教授讲了个寓言故事，其道理就是怎么想办法让我们的员工和经销商睡不着，他们都睡不着，我们就睡着了，也就是说，公司管理者应该懂得如何把具体的事情‘分权’；就是从北大学习后，我悟出了怎么把利郎的事情‘分权’，怎么把权利和金钱分给员工和经销商，分给合作伙伴，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收获”。

而自从利郎实现“分权”后，利郎的年销售收入从几千万元上升到如今的6亿多元。

“有一个经销商的店铺失火，损失很大，这本来不是我们公司的责任，但我们主动去承担了一部分责任，弥补了一些他的损失。他难道不感动吗？有一个中层管理干部连续带病工作，我知道后非常感动，严厉命令他休息养病。我们的团队中间有这种情意存在，还怕什么做不好企业呢？”

“正是由于这种机制，让每个利郎人都看到了自己的前景，每个人的价值观都燃烧起来，一方面是压力，一方面是充满激情。”

王良星说，“我想，只要我们诚心诚意对待我们的员工和经销商，他们再诚意对待顾客，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好的。别人都很奇怪进入利郎的人都有干不完的劲，工作像发疯似的。这是因为他们体会到了在利郎工作可以为自己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而不是为我们打工”。

按照王良星的估计，在现有的2000多名员工中，利郎已经创造了上百名的百万富翁。谈到自己的近期目标，他说，“在2008年到来的时候，我盼望利郎能创造100名千万富翁，1000名百万富翁”。

王良星说，“我们要让每一个利郎人都有当家作主的感觉，我们要充分信任员工，你能做什么职务，能拿多少钱，就看你的能力，我负责给他们提供合适的位置。实际上我们是在用梦想引导员工，所以我常常说利郎是一个造梦工厂。这是一个可以实现梦想的企业，我们欢迎敢于做梦敢于奋斗的人加入我们的团队”。

假如说当初创业的初衷，王良星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是为了“过自己想要生活”，那么现在，作为利郎总裁的王良星目的是“让所有的利郎人都过上自己的想要的生活”。

对王良星来说，也惟有这样，利郎才会变的更加强大。

2006年04月11日中国青年报

《2006·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显示——

4月9日，由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推出的《2006·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在北京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尽管企业组织学习能力相对较弱，但大多数企业经营者个人学习能力比较强。

该结果主要依据从去年8月10日开始的“第十三次全国性企业经营者年度跟踪调查”。“本次调查从3个方面了解了企业经营者个人学习的情况，一是个人学习能力，二是获取知识途径和读书情况，三是对‘组织学习’和‘学习型组织’的熟悉程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才中心副主任、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秘书长李兰说，这次调查共发放了10000份调查问卷，回收问卷3583份，有效问卷为3511份，而该调查对象为企业法人代表，职务为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占到了调查总数的93％。从企业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占17.6％，非国有企业占82.4％。

根据该报告，企业经营者体现学习能力的9个分项中，反思能力、发明能力、获取知识能力相对较强，选择能力、执行能力、推广能力、发现能力处于中间，而传递知识能力和知识管理能力则相对较弱，“经营者个人综合学习能力属于中等偏上，即学习能力处于较强的水平”。根据该报告，“企业经营者获取经营管理知识的最主要途径是亲身实践、总结与反思”。

与企业经营者个人学习能力相比，企业的组织学习能力相对较弱，尤其在获取知识和传递知识的能力方面有待进一步提高。根据该报告，“企业从外部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收集外部资料、外出学习和参加会展等。企业在内部分享知识主要通过管理者向员工传授、经验交流等传统途径，而类似互联网交流、内部刊物等现代和规范的知识分享方式有待进一步加强”。

对此，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国权提出，“当前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是复杂的，一个人的智慧也许不能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只有通过企业组织的学习，把不同的智慧、经验整合起来，通过系统思考才能创造出解决问题全新的方法，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广泛的空间”。

新加坡国际管理学院杨威荣院长认为，对一个企业来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愿景和理想，而学习型组织能够提供这样一个认识，就是把自己的愿景跟组织的愿景挂钩。如果达成共识的话，我想在工作中就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李兰认为，企业经营者在提升个人学习能力的同时，也应该重视企业组织学习，要有效地将个人学习能力逐渐转化为企业的组织学习能力，重视员工素质提升，加大员工学习培训经费投入，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和持续发展能力。

据悉，该活动由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实施，得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力资源研究培训中心、国资委企业分配局、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人事部人才流动开发司等10个国家部门的支持。

2006年04月11日中国青年报

由白云山和记黄埔首创的“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机制”有望成行业新规

4月9日，在“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机制”推出一周年之际，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山和黄）和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关注百姓用药安全”会议上，白云山和黄把第1000块定点回收药品的“金牌”授给北京金象复星医药有限公司，并宣布在3年之内再开辟2000家农村药店，以解决过期药品的回收问题。

“百姓家庭中的过期药品，凡是白云山和黄生产的，都可以免费‘以旧换新’。”白云山和黄总经理李楚源告诉记者，早在2004年，白云山和黄就在一些地区开展免费更换部分过期药品的活动，一年前，公司又把这一举措作为“一项长效机制来坚持”。

专家介绍，过期药品，不仅增加了老百姓的用药风险，如果随意丢弃，还会对环境造成生物性、放射性和化学性污染，因而过期药品也被明确列入“国家危险废物目录”。更严重的是，大量城市家庭的过期药品，如果得不到有效管理，一旦流入不法商贩或不法医疗机构之手，将会造成一些医疗事故，危害人们健康。

“做这个事情，我们不是一时冲动，在产品、资金投入上，我们都经过了深思熟虑，而且还在不断创新，不断扩大回收的规模。”李楚源说，“刚开始，我们只回收自己品牌的过期药品，后来升级到回收任何品牌的中成药；回收药品的店面，也从最初的50家扩展到今天的1000家；原来，我们主要在城市进行回收，今后，我们还要加大在农村的推广。”

在广州，白云山和黄刚开始回收过期药品的时候，人们一度在一些药店门口排起了千人的队伍。而在白云山和黄的推动下，整个广药集团旗下的14家企业，现在也参加了过期药品回收行动。李楚源介绍，在过去的一年，广药集团回收了6．37吨废旧药品，其中，白云山和黄就更换了各种药品230万包（瓶）。回收后的药品，则在药品监管部门的监督下，进行了无害化销毁。

回收过期药品，对一般企业来说是一个负担。为了回收，在过去的一年，白云山和黄就投入了3000多万元，而公司的营销额并没有明显提升。李楚源认为，药厂对过期药品的回收更是“企业的一种社会责任”，“老百姓认同你的做法，会对公司的品牌塑造有着长久的影响力，不在乎一时”。

对李楚源来说，“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机制”的建立不仅倡导了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更保证了百姓的用药安全，但当前要在行业内推行这一机制还面临三大问题。

一、消费者对过期药品的危害认识不深，亟待普及教育。不少人认为，药品过期只是疗效减弱，用时加剂量就行了。根据我国药典，药品一旦过了有效期，就会成为劣药，不仅意味着药品失效，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还有可能直接危害人体健康。

二、消费者对过期药品危害环境认识不足。白云山和黄在调查中发现，只要回收过期药品不是“以旧换新”，哪怕是采用部分现金券返回的形式，消费者都不太积极，有的甚至把过期药品随手就丢掉。

三、相关药品制造企业不积极。过期药品回收当前还只是个别企业的公司行为，没有法规约束，令其他企业动力不足。尽管在一些特殊的日子，有的企业会做类似的活动，但长期坚持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当然，这也和企业的经济实力有关。

让李楚源高兴的是，在这次“关注百姓用药安全”会议上，国家有关部门官员表示，白云山和黄倡导的“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机制”，已经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注意，当前正在调研推行这一回收机制。

“我们正在对‘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机制’进行调研，将来会出台有关规定，以确保老百姓用药安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司金国英处长在该次会议上提出，不久，“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机制”有望成为行业新规。

尽管白云山和黄回收药品取得了一些社会效益，但李楚源也很清楚，仅靠“个别企业的力量毕竟势单力薄”，为此，他呼吁全行业参加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惠及更多老百姓”。

2006年04月11日中国青年报

事隔五年，WAP热潮再次席卷而来

“我感觉自己与理想的距离更近了一步。”作为WAP天下创始人之一，刚刚28岁的王鹏飞这么描述自己获得数百万美元风险投资时的心情。

两年前，王鹏飞把自己的创业项目定位于WAP，并从去年5月正式开始公司运作，主要为手机用户提供免费服务，包括社区论坛、移动博客、网络游戏、交友聊天、音乐、图片、社会新闻等内容，并于去年11月获得了第一笔风险投资——来自摩根斯坦利银行的数百万美元战略投资。

WAP的英文全称是———WirelessApplicationProtocol，意思是无线应用协议，是一项全球性的网络通信协议。WAP使移动互联网有了一个通行的标准，其目标是将互联网的丰富信息及先进的业务引入到手机等无线终端产品之中。

捉鱼网、手机之家、掌中无限、邦邦网等众多WAP网站，从去年以来，和王鹏飞的WAP天下网一样，都获得了风险投资商的青睐。

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互联网专家吕本富认为，与5年前的炒作WAP概念不同，从去年开始兴起的WAP热潮，已经拥有了数千万的用户群体，“WAP将会和互联网一样，造就一批财富新贵”。

风投商热衷WAP

2004年9月开始WAP创业的高建，是皮咔网的创始人之一，去年12月，由于获得了来自BlueRun创投基金与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该网站得到的风险投资总额达到上千万美元。

“互联网很多技术都转变成了商业模式，同时也转变成了‘真金白银’。”高建认为，WAP现在受投资商关注，是由于WAP跟互联网最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WAP就是一个互联网”，“互联网上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很多成功的商业模式，大家很容易地就把在互联网上的一些体会、想法延伸到移动互联网上，延伸到WAP上”，“我想这可能是WAP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吸引了这么多投资商的原因”。

无论是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林栋梁，还是BlueRun合伙人陈维广，谈到投资皮咔网的原因时，都表示看好“移动互联网的未来，今后手机用户将不仅仅是使用传统的语音通话和短信服务”。

本月初，分众传媒宣布以15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1500万美元的股票收购北京凯威点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而后者就是一家成立不到半年的WAP公司。

张斐是联创策源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之一，这是一家具有国际背景的风险投资公司，专注于投资IT行业的项目。“从去年开始，我们已经投资了12家公司，其中有5家是WAP公司。”张斐告诉记者，短短一年，已经投资了2500万美元，并在今后一两年，将继续对WAP公司进行投资，“主要是看好WAP的未来”。

张斐说：“这些被投资的公司现在是否赢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WAP业务是否有自己的特点和用户、是否认可这个创业团队。”他认为，WAP业务比互联网价值更大，更个性化，更具有互动性，更符合人们对网络的需求。

传统网络巨头不会错过WAP

众多新创业的WAP公司依靠风险投资大展宏图的同时，传统的互联网巨头一点也没有忽视这个新兴的产业。

3月17日，搜索巨头之一的百度，宣布和诺基亚结盟，一起进军手机搜索市场。根据双方的合作协议，将在中文诺基亚手机中植入百度WAP搜索服务，百度战略发展和合作部总监任旭阳说：“内容包括网页搜索、新闻搜索、图片搜索以及百度贴吧。”

在早些时候，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也已经与Google达成合作，Google将为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提供博客搜索与网站搜索。

除了网络搜索巨头，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也已经开始为手机提供WAP服务。

WAP蛋糕究竟有多大

根据今年1月份的《中国无线互联行业分析月报》，截至2005年年底，免费WAP站点已超过5．1万家，而拥有独立域名的站点为1．1万家左右，通过建站系统建立的非独立域名的站点在4万家左右。

王鹏飞认为：“新兴的WAP网站和传统网络巨头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在新闻内容上和他们竞争，肯定没有优势，我们WAP服务主要定位于游戏与社区服务。”

皮咔网则用自己的终端软件，使手机用户可以使用MSN、QQ等聊天工具，随时保持交流与沟通。张斐则透露，尽管他们已经投资了5家WAP公司，“但这些WAP公司的业务重点都不一样，各有自己的特点”。

面对WAP的未来，吕本富提出，尽管现在已经有几十家领先的WAP网站成立了联盟，以规范这个行业的发展，但上万家WAP服务商还是“良莠不齐”，国家目前也没有出台相关政策，而WAP发展又依赖中国移动等电信运营商，“这都给WAP的发展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根据赛迪顾问的《2005年中国WAP市场研究报告》，去年中国WAP服务商的市场规模达到21．5亿元人民币，如果包括电信运营商流量费收入，整个市场规模已达64亿元人民币，“预计到2008年，中国WAP整个市场规模将达220亿元人民币”。

“第一次互联网热潮结束后，很多网络公司死掉了，真正生存下来并赢利的网站并不多。这次WAP的暴发有点像几年前的互联网。”高建认为，当前，WAP发展方向没有问题，但是不是所有的WAP服务商都活得很好也不一定。

几位接受采访的业界人士都表示，尽管已经有那么多WAP公司，但WAP所蕴涵的商机才刚刚显露，“只要有好的切入点，可以随时进入这个行业”。

2006年04月04日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魏和平

从“数字化生存”到“数字化学习”

“我觉得，要想使每个孩子获得教育，就是试图给每个孩子一台电脑。为此而收费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3月31日，在由清华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主办的“21世纪数字化学习”高峰论坛上，因提倡“数字化生存”而名声大噪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办人尼葛洛庞帝如是说。

在这次论坛上，尼葛洛庞帝提出“数字化学习”的新概念。在他看来，由于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儿童所受的教育也产生了“数字化鸿沟”，而“一名儿童，一台笔记本电脑”的公益活动将彻底改变这一现状，“这项伟大的事业将根本性地颠覆传统的学习方式”。

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这种专门为儿童设计的笔记本电脑价格不会超过100美元，并且可以随时投入商业化大规模生产。尼葛洛庞帝教授的恩师、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西蒙·派珀特教授，尽管已有80岁高龄，但为了推广这一活动，也专门来北京参加了该次论坛。西蒙预计，“这种专门为儿童设计的笔记本，在未来10年后价格可能只有50美元”。

10多年前，尼洛葛庞帝曾经出版《数字化生存》，提出“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活”，并认为，数字化生存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以及每时每刻都与电脑为伍，“在浩瀚的宇宙中，数字化生存能使每个人变得更容易接近，让弱小孤寂者也能发出他们的心声”。

如今，尼洛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理论已经被社会一一验证，网络已经被广泛应用，深入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但“数字化学习”能像“数字化生存”一样被印证吗？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倪光南在与记者交流时提出，“一名儿童，一台笔记本电脑，这并不是梦想，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完全没有问题，而低廉的价格以及教育面临的严峻形势，将让人们对这一公益活动充满期待”。

为了实施“一名儿童，一台笔记本电脑”，尼葛洛庞帝与西蒙等专家发起了美国OLPC组织（意思是一个孩子一台笔记本电脑）。尽管该组织开始启动的时候，受到了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的嘲笑，“认为100美元的笔记本电脑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同时尼葛洛庞帝的这一想法也得到了Google、AMD等公司的捐助。首批2000万美元已经到位，尽管这离所需的资金还有很大的差距。

据了解，制造这种专门针对儿童的笔记本，采用了省电和很多专利技术的应用，从而使成本大大降低；主流笔记本电脑大都使用微软操作系统，并按相关的标准选用软、硬件系统，因此被认为是封闭的“黑匣子”。而这种儿童专用的笔记本采用开放软、硬件系统的“白匣子”，所有的软件都不需要花一分钱，并且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应用性开发。

作为该次论坛的承办方之一，说宝堂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CEO潘鹏凯透露，尼葛洛庞帝之所以来中国，也是为了游说中国政府参加该公益活动，“这个计划受益的是孩子，泰国、巴西等国家已经在开始运作此事情”。

在尼葛洛庞帝看来，为孩子买笔记本是政府的事情，而不是儿童自己的事情。也只有这样，通过先进的技术，通过笔记本，才能改变儿童教育面临的不公平。

根据计划，这种儿童笔记本将在明年正式推出，首批生产1000万台，将全部采取公益性赠送的方式，送到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埃及、尼日利亚和泰国等国家的儿童手中。

“教育是一个全球的问题，需要一个巨大的改变，而不是渐进的改变。”尼葛洛庞帝预言，在10年之后，全球将不可阻挡地进入数字化学习时代。“我们的学习将以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方式进行，将不再依赖学校，数字化学习将遍布每一个角落。”

2006年04月04日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魏和平

创立奇虎200天，获得风险投资2000万美元

去年9月开始创业，今年2月收购亿唐网的无线业务，而在3月又获得了美国红杉投资、联合鼎晖等机构的2000万美元的联合投资，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让齐向东的奇虎网在资本市场“如鱼得水”？

“对互联网，我有两句话评价，一是，中国的互联网已经初具行业规模，因为有10多家企业上市了，有一定的资本规模和营收规模；二是，互联网目前在中国的发展还是刚刚起步，还处于淘金的阶段。”在北京四惠桥附近的一栋二层小楼里，齐向东告诉记者，在他看来，奇虎网之所以在短时间迅速成长，是因为其“优秀的团队和准确的市场定位”。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齐向东认为，互联网在历经门户、游戏、搜索、博客等商机之后，“未来的互联网，除了这些已经有的商业模式，还会有数不清的赚钱模式，因为互联网离行业的快速发展和行业成熟还有很多路要走”。

与此相应的是，去年年底以来，深圳浩天旗下的两大婚嫁社区“嫁我网”与“碰碰网”，首批就获得高达125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同样的例子还有天涯网络获得了500万美元投资、亿友网络获得了2000万美元投资、Donews被收购、北京千橡互动集团本月刚刚获得48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等等。

“由于上市的企业很多，很多热钱也引入了国内，风险投资要找好的项目，或者找比较好的团队，也比较难。再加上去年开始的全球Web2．0（意思是第二代互联网）的热潮，一些新的产品逐渐浮出水面。”齐向东分析，正是这种背景促成了中国当前网络的融资热潮。

齐向东透露，他创业的奇虎网，定位是“社区搜索”。其实早在3年前就有人想到这个“点子”，但却一直没有人来做，因为要实施这个“点子”，不仅需要大量的投入，更要有优秀的团队。“我们公司从创业时候的20多人，现在已经发展到200多名员工，而且还在快速地增长中”。

“尽管创业刚刚半年，但为‘奇虎’已经花光了我的积蓄。”齐向东说，此次获得的2000万美元风险投资，将主要用于“团队建设、购买服务器和解决网络带宽”。

熟悉齐向东的人都知道，尽管他从新华社通信技术局副局长的职位“下海”已经有四五年，先后担任过3721公司总经理、雅虎中国公司副总裁等职务，尽管他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但他和他服务的公司却一直处于互联网产业的风口浪尖。

对业界来说，Web2．0自去年以来一直备受争议，有人认为是概念炒作，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也有人认为，Web2．0代表互联网的发展方向，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

在齐向东看来，Web2．0更加强调互联网的互动性与参与性，“关键是Web2．0搜索还是一个空白的领域，虽然中国搜索、Google都有所涉及，但是他们并没有将主力放在此处”，而这恰恰造就了奇虎的今天。

从创业的角度看，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人们靠“想法”或“创新的点子”，就能成就一个企业。对此，齐向东有一个比喻，“在Web1．0时代（意思是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就像当年去美国西部淘金，只要你发现那里有金子，带一个口袋去，就发了”。

但在当前，如果想在互联网创业，齐向东认为，“创业者不仅应该有创新的‘点子’，还要有资金和一个执行力非常强的团队，并能够快速地把‘点子’转化成产品，产品能够转换成市场或影响力，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赢”。

最近，美国知名商业杂志《Business2．0》评选出25个典型的下一代互联网公司，并称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诞生下一个“微软或Google”。根据该报道，社会型媒介、新搜索引擎、新型电话、网络应用软件和网络应用平台五大类型网络公司将成为新的网络创业机会。

2006年04月04日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魏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