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9月28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曹妃甸工业区时提出,环渤海地区是我国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后正在迅速崛起的重要区域,曹妃甸对于环渤海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曹妃甸,昔日渤海湾内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荒凉小岛,涨潮时面积仅4平方公里。如今,随着规划面积360平方公里的曹妃甸科学发展示范区的兴建,这里正掀起开发建设的热潮。

首钢搬迁新址、河北省及唐山市的“一号工程”、国家首批发展循环经济示范区、列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这一个个重要的新闻事件让曹妃甸进入人们的视野。

每一次来
都能感到新的震撼

根据唐山市规划局刚刚发布的《唐山市城市规划白皮书(2006)——转型时期城市规划策略(征求意见稿)》,大曹妃甸地区的总体发展战略被列入唐山城市发展关键时候的城市规划重点工作。

“我们正在进行大曹妃甸地区总体规划咨询,期望能充分发挥规划的基础性和导向性以及综合调控的作用,使曹妃甸的开发建设中不留遗憾。”唐山市规划局党组书记王雪峰接受记者采访说,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和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针对大曹妃甸地区总体规划正在进行,将于今年6月份提交有关设计规划报告。

“每次到曹妃甸都能感到一种新的震撼!”王雪峰说,短短时间内,曹妃甸把浅滩变陆地、吹沙造地、一个个项目拔地而起,“这种巨大的变化给人产生一种凤凰涅磐的感觉”。

曹妃甸由于具备“面向大海有深槽、背靠陆地有浅滩”的天然条件,是渤海唯一不需要挖航道和港池即可建设30万吨大型泊位的天然港址。

上述《唐山市城市规划白皮书》显示,早在上世纪70年代,曹妃甸就被列为深水港备选港址。从1992年开始,唐山市政府就围绕曹妃甸港区建设进行相关研究,先后组织了14名院士、邀请各类专家教授3500多人次对相关课题进行审查、论证和优化。自2004年12月份以来,国务院相继批准了包括曹妃甸矿石码头、原油码头在内的《渤海湾区域沿海港口建设规划》和首钢搬迁曹妃甸实施方案,并将曹妃甸工业区列为国家第一批发展循环经济试点园区。

根据介绍,曹妃甸项目是迄今为止国家“十一五”规划的最大项目,总投资超过1500亿元,预计2020年,其经济规模相当于再造一个海上唐山……

当好“领头羊”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根据唐山市统计局资料,2006年唐山市生产总值达到2361.68亿元,人均生产总值首次突破3万元大关,人均GDP居全省第一位。

从统计数据来看,唐山工业化进程加快,工业装备水平明显提高。有专家表示,唐山2006年的经济总量占全省的20.3%,是河北省经济发展名副其实的“领头羊”,而曹妃甸的发展作为全国循环经济试点和全国首个科学发展示范区,更是唐山市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投入到曹妃甸的开发建设中。”在3月14日曹妃甸工业区2007年工作会议上,唐山市曹妃甸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许德茂说,过去的一年,胡锦涛、吴邦国、曾庆红、李长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曹妃甸视察,不但扩大了曹妃甸的对外影响,而且为加快曹妃甸开发建设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随着河北省、唐山市对曹妃甸各项支持政策的陆续出台,曹妃甸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更加优化。

如今,曹妃甸最引人注目的是四大工程,即大码头、大钢铁、大化工、大电厂。第一大工程是大码头。临海的矿石、原油、液化天然气码头起步10万吨,最大60万吨,为全国之最,挖入式港池煤炭码头将承担国家北煤南运重任,年中转量达2亿吨;第二大工程是大钢铁。结合首钢搬迁,首钢与唐钢将联合建设国内亟需的1500万吨精品钢项目,规模也为全国最大;第三大工程是大化工。除规划建设年产1000万吨的炼油厂和100万吨乙烯厂外,将建设一个1500万吨的中国北方原油储备基地;第四大工程是大电厂。规划年发电460万千瓦,是全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与四大工程配套,曹妃甸正在加紧建设专用铁路、高速公路、输水管道、供电和通讯等五大基础设施工程,其中两条直径1.4米的输水管道淡水年供应能力达8000万吨。

“这些项目在发展模式上都按照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规划建设。”许德茂说,曹妃甸在四大工程的过程中,一是在“钢铁、电力、石化”三大产业内部,通过适当选择产品品种、生产规模、生产工艺,实现循环发展;二是在工业区内“三大产业”之间采用废物交换、清洁生产等手段,把一个产业产生的副产品或废弃物作为另一个产业的投入或原材料,不断延长生产链条,实现工业区内产业群的循环发展。

根据唐山市环保局提供的资料,要把曹妃甸发展为科学发展示范区。

一是按照循环经济的发展思路,实现在园区内产业群资源最有效的利用和污染物的“零排放”,在建设四大主导产业工程的同时,规划实施资源的综合利用,包括以下项目:利用钢铁工业炼制焦碳的煤焦油,建设30万吨煤焦油深加工装置,发展煤化工以及深加工产品;利用钢铁长的工业废渣,建设年产240万吨的矿渣超细粉工程;利用发电厂的冷却海水建设海水淡化工程。

二是按照《唐山市曹妃甸工业区区域环境影响报告书》测定的园区环境总量,牢牢把住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关口,把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同排污许可证发放、建设项目管理等环境管理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三是充分利用海水资源,拓展资源空间和治理环境污染。一方面充分利用海水,节约淡水资源;另一方面引用海水治污技术。

四是强化曹妃甸的绿化措施,建设生态形港口。

五是入住企业全部采用新工艺、新技术。

投资的“黄金宝地”
渤海湾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深圳和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分别带动了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两大经济板块的崛起,使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党的十六大以来,尤其是进入“十一五”时期,国家把振兴环渤海区域经济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去年7月2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曹妃甸工业区时提出,曹妃甸是一块黄金宝地,是唐山和河北发展的潜力所在,在我国的整个生产力布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着眼长远、整体规划,扬长避短、发挥优势,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平地把曹妃甸工业区规划好、建设好、使用好,建设成科学发展示范区。

作为首个国家级科学发展示范区,它将从多个方面起到示范作用。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赵勇说,未来的曹妃甸国家科学发展示范区要在科学发展的理念、科学发展的模式、科学发展的路径、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等方面发挥示范作用。

也有专家认为,当前区域经济处于“群雄逐鹿”的时代。

在南方,在珠三角、长三角之后,广西北部湾和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区与环渤海地区一样,正在强势崛起。在中部,山东半岛地区也是雄心勃勃,已成为日、韩等国家的主要投资区域。在北方,辽宁的“五点一线”和天津的滨海新区,和曹妃甸一样同属于环渤海区域,相互竞争也很激烈。

“我们正处在一个日新月异、你追我赶的时代,正处在一个大潮涌动、不进则退的时代。从深圳、浦东等特区和开发区的建设实践看,一个地区迅速崛起的机遇期就是三至五年的时候。抓住了这三、五年,就上去了;否则,机遇会稍纵即逝,甚至被挤出竞争的舞台。”许德茂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保持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用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使曹妃甸在渤海湾迅速崛起,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根据曹妃甸工业区管理委员会的计划,今年,曹妃甸将实施63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00亿元,实现财政收入5亿元。

“我们把今年确定为开发建设曹妃甸的‘速度年’和‘产业项目年’!”许德茂认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鉴,我们必须有创新的思维和勇气,树立开放的理念、世界的眼光、战略的胸襟,“曹妃甸工程从谋划论证到大规模开发建设,历经十几年,取得今天这样的轰轰烈烈的建设局面,靠的就是科学求实的精神和真抓实干的作风,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和作风发扬广大,让科学发展成为曹妃甸的‘名片’。”

本报唐山4月1日

“竞业禁止”保护不了企业还可能形成垄断?

富士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日前发布公告称,该公司已在香港法院对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起诉。

该公告称,比亚迪从2003年起开始挖富士康墙脚,后多名富士康高管转投比亚迪,并且违背富士康的员工保密协议,带走多份保密文件,在比亚迪制定了与富士康相似的生产流程,令富士康损失了51.3亿元的生意。公告还表示,富士康向比亚迪索赔的金额会超过50亿港元。

因员工跳槽导致商业机密外泄的商业案件并非富士康一家。近几年来,还有“华为沪科案”、“瑞星诉东方微点案”等类似案例。

面对这种频频出现的现象,在日前举行的“中国IT企业直面不正当竞争研讨会”上,业内专家认为,企业之间不正当竞争突出表现在一个企业利用高额的回报利诱其他企业的高管,并从其身上获得价值不菲的商业机密。而企业与高管们签订的“竞业禁止”协议有利也有弊。

在大多数科技型企业中,为了防止企业商业秘密的外泄,员工和公司都会签署一个“保密协议”的合同。富士康与员工就都签订过“保密协议”,而根据富士康的说法,比亚迪是蓄意促使原告前雇员违反雇用合约,向被告披露机密业务资料。

“华为沪科案”中,根据有关华为和员工签订的“保密协议”,华为对辞职的员工提出“自离职之日起3年内不在研究、生产、销售或者维护华为公司经营的同类通讯产品且与华为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企业或事业单位中工作,且不以任何方式间接地为上述企业或事业单位工作”。

对此,北京市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表示,通过对企业员工的“竞业禁止”是当前中国企业保护商业机密的普遍做法。

在现有法制不健全的前提下,上述案件中有的行为也属无奈之举。比如,也有专家对华为沪科案中的“保密协议”提出质疑,作为一个技术人员,离开华为之后,如果不做自己熟悉的这个行业还能做什么?

周泽分析,尽管一些企业和员工都签署了相关“保密协议”,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企业的利益,但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第三人或者挖别人企业员工的人,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在法律上对第三人的责任必须要强调明知是他人的商业秘密进行使用才能承担责任,但是这种情况下要由权利人进行证明是非常难的”。

同时,专家们也表示,如果片面强调对企业员工的制裁是很危险的,也可能会限制一些员工的自由和发展。

我国《劳动合同法(草案)》中规定:“用人单位与知悉本单位商业秘密或者其他对本单位经营有重大影响的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竞业限制条款或者单独订立竞业限制协议,约定在劳动合同终止或者解除后的一定期限内,劳动者不得到生产与本单位同类产品或者经营同类业务且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任职,也不得自己生产与原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或者经营同类业务,但该用人单位应当同时支付劳动者一定的经济补偿。”

“劳动部的这个规定是为了显示公平。”律师杨华权认为,关于“竞业禁止”的协议,也要考虑和什么人签,要付多少的费用,这是一个企业知识产权方面所应该考虑的。

但在实际操作中,经济补偿并没有真正到位。

“我看到的一些保密协议是根本不会补偿你的。”中国生产力学会副秘书长王海平说,或者类似这样的情形——“我值十元,你给我补偿一元钱,我能干吗?”

北京大学企业管理学院院长阎雨则表示,从经济学角度,富士康诉比亚迪案件显示对人力资本的不确定性和人力成本的投资的风险性。

“对企业高管的约束要有尺度,也要符合法律的规范。”阎雨说,企业对所有员工实行的“竞业禁止”等措施,有可能会导致企业对人才的垄断,而垄断是竞争的天敌,一旦出现企业在人才管理上的垄断,将直接导致企业在行业的垄断。

“以个人制裁的方式保护企业的商业机密、维护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实施起来有天然的难度。”周泽认为,企业的商业机密不应让更多人知道,但企业又不可避免地让处于一定地位的员工全面地掌握和了解这个秘密,否则,员工就无法进行有效的工作,“商业秘密向员工的开放必然的结果会带来秘密的流失”。

也有专家认为,如果企业不注重员工的发展和保护,当有一个地方可以给他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能够给他更大利益的情况下,跳槽是必然的结果。

周泽认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企业高管寻求跳槽,找别的企业进行发展,这也是值得相关企业思考的问题。

茶叶产业何时如酒业、饮料、乳业一样,拥有自己的“五粮液”、“汇源”和“蒙牛”

似乎没有任何一个产业和中国茶叶产业一样出现这样的悖论。

一方面,中国具有悠久的产茶历史,不仅名茶林立,而且中国茶叶的产量高居世界第一;另一方面,虽然近些年中国茶叶的出口量也都名列前茅,全国加工茶叶的茶厂也有6.7万家,但叫得响的知名品牌却是凤毛麟角。

面对这样的悖论,在中国国际茶业博览会组委会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土畜产进出口总公司常务副总裁兼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福堂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品牌”茶已成为中国茶产业的薄弱环节。

朱福堂分析,当前,中国茶品牌策略不够完善,推出相关产品的计划不能整合,给人市场手段零散、混乱的感觉,效果上自然打了折扣;品牌内涵不够时尚,无论是新品牌还是老字号,不时尚就等于丢失了潜在的消费者;销售渠道过于单一,这就是国产品牌和国际品牌在销售渠道上的差距;难以突破地域局限,中国的茶叶企业需要站在全国乃至国际品牌的高度,参与国际竞争的勇气。

“英国不产茶,但‘英国立顿茶’却无人不知,中国茶产业正是缺少这样的大企业。”朱福堂说,和酒业、饮料、乳业等行业品牌巨头纷纷诞生相比,中国茶市场缺乏“品牌”巨头太久了。

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品牌,就没有市场竞争力;一个行业,如果缺乏行业巨头,就会显得没有活力。

业界人士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限制了中国茶产业的发展:

首先,有名茶品种,却无名茶品牌,茶叶企业过度分散。

提起西湖龙井、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洞庭碧螺春、黄山毛峰等名茶品种,可谓声名远播,连老外都熟悉;但提起名茶品牌,却难以让人脱口而出。

根据统计,在6.7万家茶厂中,注册品牌的仅有近1000家。同时,由于绝大多数茶叶企业规模小,导致设备落后、技术水平低、产品质量不稳定。

其次,茶叶成本高,但价格低廉。

中国茶树种植以农户为主体,平均每户仅1亩左右,缺乏集约化、规模化生产,导致茶叶品质难以控制。有数据表明,印度只用相当于我国一半的种茶面积,却生产出大致与我国相等的茶叶产量。

目前,中国出口茶叶在国际市场上每公斤仅值2美元左右,平均茶价比印度低四成,比斯里兰卡低六成多,甚至比肯尼亚的茶叶价格还要低20%。

第三,茶产业缺乏行业标准。

就现状而言,目前没有一个主要部门负责管理茶产业。

作为中国国际茶业博览会组委会主任,朱福堂说:“我们博览会近几年来不断呼吁农业部应下设茶业处,以管理茶叶产业和检测茶叶质量。”

朱福堂介绍,现在茶叶管理由农业部种植司管理协调,茶叶出口由质检总局负责。相关行会也有很多,包括前几年中华合作总社的中国茶业流通协会,茶叶进出口分会等,及近几年的茶文化研究会,中国茶业协会等行业协会。

“但这些行业都难以统领整个行业标准的制定,因此,制定标准存在很大问题。”朱福堂说,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企业都是自己定标准。

对于上述问题,这几年一直为加强中国茶品牌建设与促进中国茶出口不懈努力的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组委会执行副主任王彤对记者说,中国茶产业到了该品牌整合的时候。

“要想使整个中国茶行业的发展水平有根本性的转变,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王彤说,当前,中国茶产业已经出现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吴裕泰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勐海茶厂、天福茗茶等茶叶品牌企业,虽然这些企业在中国茶行业的地位尚不足以和酒业的“五粮液”相比,但正因为如此,才显示出这个行业面临巨大的商机。

2007年09月27日

怎样防范大学生创业失败,已经成为大学生创业教育无法回避的问题

大学生创业起起伏伏,不断地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但迄今为止,与参与创业的大学生群体相比,真正谈得上成功的案例并不多。

在日前举行的“大学生创业教育‘温州模式’研讨会”上,正在进行“浙商精神与大学生创业教育”课题研究的温州大学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党总支书记谢志远表示,在大学推行创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并不意味着就是让大学生毕业后就去开公司、当老板,“但怎样防范大学生创业失败,也已成为大学生创业教育无法回避的问题”。

当前,中国高校开展的创业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多是借鉴国外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成果,结合国情、地方实际情况进行创业教育的高校比较少。

有学者研究认为,温州民营企业从“三无”起步、“五低”起飞。“三无”是“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五低”是“起点低、知名度低、文化程度低、企业组织形式低、产业层次也低”。现在,温州民营企业却比跨国公司效率更高,只是因为他们与环境和发展阶段更“匹配”。

谢志远说,企业组织无所谓优劣,产业层次也没有高下之分,关键看“匹配”,大学生的创业教育和创业实践也是这样,关键是把大学生的创业教育与创业实践和他们所学的专业联系起来,和当地的创业土壤联系起来,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

从2002年就开始支持创办大学生创业工作室的温州大学,如今已经形成从大学生创业教育到创业实践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

共青团温州大学委员会书记蔡联群告诉记者,现在温州大学的大学生创业,经过项目评估后,可以直接免费进入学校5000多平方米的创业园,展开创业实践。同时,还有可能获得来自红蜻蜓、大虎打火机等创业基金。

温州大学不仅创业实践和创业基金上给予大学生支持,在学籍管理、学分申请等政策上,也扶持大学生处理好创业和专业学习在时间上的冲突。

如今,温州大学的创业活动很活跃,几乎所有的创业项目都能和大学生自己所学的专业紧密联系。比如,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的大学生成立了蓝蜗牛工作室,外语学院的大学生成立的西文翻译工作室,计算机学院的大学生进行网站开发、网上商城,人文学院新闻专业的大学生创办了DV制作工作室,商学院则成立了外贸营销工作室,等等。

就拿温州大学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来说,最近4年就有200多名学生在学校提供的创业平台上从事了创业实践,累计收入达到上百万元。

通过调查发现,让人感到惊讶的是,温州大学的大学生创业实践基本没有失败的案例。

谢志远说,温州大学大学生的创业实践是“草根创业”,依靠的是“椅子”和“脑子”。

“椅子”一般唾手可得,从低廉的办公场地和设备,到小到大学生寝室里的一张桌子或者学生会办公室一个角落都可以成为创业者的乐园,而另外的装备只需打印机和电脑便足够。而“脑子”是指大学生本身具备的专业知识,以及对专业就业市场需求的客观认识。

“这些创业室多由5到6人组成,船小好调头,一旦发现问题,解决起来也是相当之快。”谢志远分析说,这种把掌握的知识在短期内转化为商品的方式,升华了学生“纸上得来终觉浅”的知识,“更可贵的是,这种创业模式显现出创业成本低廉、生命力旺盛的优势,大大激励了的大学生的创业自信心”。

根据温州大学最近的一项调查,在去年的毕业生中,每20个学生就有一个学生选择了自主创业;目前,近1/3的在校生正在进行形式多样的创业实践,83%的学生表示以后将重点考虑创业。

专家认为,当前国内大学生创业失败根源在于以下几个认识偏差:首先,大学生创业没有考虑专业和自身实际情况,一窝蜂地跟风走;其次,由于大学生的年龄、阅历、心理等方面,和那些有社会经验的人相比,本身就处于劣势,再加上倾向于高技术创业,使大学生创业举步维艰;第三,就创业成本而言,很多学生没有能力负担昂贵的高风险创业费用,学校对大学生该如何扶持也是一个难题。

“我感觉,温州大学的大学生创业模式应该是具有温州特色的,温州大学应该成为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与创业实践的一个排头兵。”针对温州大学的大学生创业教育与创业实践,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蔡克勇这么评价。

蔡克勇说,于今,大学生的创业活动现在还是比较薄弱,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成功率比较低,而温州大学的这种模式则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过去大家总是把创新创业神秘化,一想到创新创业就是高技术创新,一想到创新创业就想做一个前所未有的东西。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副主任雷家骕说,现在国际上也有一个概念,叫能源向低收入群体创新,创新不一定是高科技的,大量的创新创业应该是现实生活中极为实用的东西。

4月20日至4月22日,全国青联KAB项目调研组对浙江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温州大学等学校的KAB教学情况进行了调研,得到了十分积极的反馈。

“KAB是我们引入大学的第一门国际课程,看到它广受大学生欢迎,我们既感到高兴,也有很大的压力。”全国青联KAB项目负责人董霞说,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KAB教学现在对大学生来说是供不应求,一个班级只能招收30名学员,但往往会有上百人报名;二是KAB在中国毕竟刚刚起步,师资很缺乏。

KAB,英文全称是Know AboutBusiness,意思是“了解企业”,目前已在20多个国家实施,是国际劳工组织为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而专门开发的教育项目。为引进KAB,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与国际劳工组织2005年1月就开始磋商,2005年12月完成了《大学生KAB创业基础》教材的翻译与改编,并于去年在全国6所高校中试点该项目。

如今,KAB已经在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黑龙江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全国50多所高校“开花结果”。

浙江大学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主任、KAB教师金海燕说:“浙江大学的KAB课程主要是面对研究生,当初报名的很多,我们现在只开一个班,但自愿旁听的同学总是不少。”温州大学KAB教师夏春雨说,他们学校今年开课时有800多名同学报名,但由于只有两个KAB老师,所以难以满足同学们的需求,盼望KAB项目能培训更多的师资,促进大学生创业基础教育。

据国际劳工组织创业教育专家佐佐木聪介绍,创业教育在国外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目前,美国的创业教育已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覆盖了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本科直到研究生的各个教育阶段。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创业教育基本都推广到初中,甚至小学。和这些国家的创业教育相比,中国的创业教育还处于萌芽状态。

“很有幸成为KAB中国项目组的一员,KAB教学给了我全新的教学体验,参与式的教学方法有效唤起了学生的创业精神,提升了学生的创业意识和技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KAB教师刘帆说,KAB教学中融入了情景模拟、分组讨论和分享、商业游戏、创业人物访谈、团体游戏、小组任务、案例讨论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互动式教学受到几乎所有学生的好评,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更为主动和生动。但不足之处就是,当前KAB创业教育都是选修课程,依然游离于“国家教育体系”之外。

在调研中还发现,作为一门国际标准的大学生创业教育启蒙课程,KAB受到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普遍欢迎。然而,根据KAB的小班教学规定,每位教师一堂课只能教授30名学生,因此需要尽快培养大批合格教师加入KAB师资队伍。若按每校培养4名KAB教师计算,全国KAB教师总需求量达万人左右。

“最近,我们与国际劳工组织共同制定了KAB项目的推广规划,计划在2010年以前将该项目推广到全国2000所高等院校,培训师资1万名,使至少50万名学生免费学习KAB课程。”全国青联副秘书长倪健说,在扩大规模的基础上,我们将继续完善监督评估体系和培训体系,确保该项目的规范、快速和持续发展。

2007-05-15 中国青年报

KAB更像一粒种子深植于我们心中,让我们更加理性地创业和就业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

一曲《隐形的翅膀》,让边读书边创业的古继智听得如痴如醉,在他看来,创业能力就是大学生“一双隐形的翅膀”。

古继智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研一的学生,也是KAB学员,从去年9月开始,他和4名同学一起做了一个电子商务网站。

“无论夜晚或清晨,一个短信就会让我醒来。”古继智说,由于他和同学们做的是在线购物业务,经常夜里两点还在工作,清晨很早又会醒来,“创业面临的问题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从大学生到创业者,不仅需要资金,不仅经历精神层面的磨炼,一些做公司的基础知识和经验也必不可少。“这个课程互动性很强,学习起来让人置身于创业的环境之中,让人产生很多思考,对有创业想法的我们很有帮助。”他说。

根据记者调查,在浙江大学、温州大学、黑龙江大学等开办KAB课程的高校中,边读书边创业的同学并不少见,受KAB影响有创业念头的同学则更多。

正在寻找风险投资的杨帆,是浙江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的博士生,和古继智同为KAB学员。

“原来感觉马云、李彦宏创业成功并没有什么,自己也一定能行,但真正做起来后,感觉有很多问题。”杨帆认为,创业和个人的素质、创业的项目、市场拓展等等都有关系。

杨帆有时候把自己在创业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带到课堂来,和同学、指导老师交流,“这不仅对自己有益,也启发了同学们更加理性地看待创业”。

“KAB最好能成为学校的必修课程,可以让更多同学受益;最好,KAB老师也创业过,教学与实践的效果会更好。”杨帆说,学习KAB,并不意味着自己就能创业成功,但其中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执行力却值得大学生们去学习,“无论自己创业,还是应聘求职,大家都需要有这种精神和能力。”

虽然从小出生在商人家庭,但并不太了解企业是怎么一回事,温州大学的KAB学员李成燕谈到KAB对自己的影响时说:“这个课程让我对企业管理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也系统了解了一个企业的概念和体系。如果能通过创业来实现梦想,不仅成就了自己,也会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她说,现在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很大,本来就有创业想法的她,学了KAB后,可能更容易创业成功。

已经成为美国NewEgg集团员工的黑龙江大学的毕业生李广,在就业过程中,感触最深的就是“KAB的力量”。

“回首4年大学学习,我感觉KAB是我接触的最有价值的培训课程。这一课程注重实践与现实的结合,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接受了知识,更多是同学之间思想的碰撞。也正是这个原因,让我可以顺利地‘过五关斩六将’,找到了称心的工作。”李广说,也许KAB更像一种意识埋藏于我们脑海,更是一粒种子深植于我们心中,让我们更加理性地创业和就业。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06年10月发布的《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在过去10年中,全球青年就业人口占青年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995年的58.9%降到2005年的54.7%,全球青年失业人数从1995年的 7400 万增长到2005 年的8500 万,增长了14.8%。

在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也日益突出。

“虽然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而青年又是一个最具创业意愿的群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推广创业教育就是鼓励大学生毕业后都去创业。”全国青联KAB项目负责人董霞表示,创业教育是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的一种手段,是帮助大学生了解和适应工作环境的一种素质教育。

“创业教育是一粒种子,在合适的条件下就会开花结果。”董霞说,“对大学生来说,无论是就业,还是创业,都离不开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这也是我们引进KAB项目的初衷。”
 
2007-05-15 中国青年报

“草根”需求决定中国互联网未来

阿里巴巴今年员工会成倍增长

曹国伟:储备资金为新浪未来并购

单祥双:民企老板投资基金将成趋势

黄明生:开屏传媒不是互联网上的“分众传媒”

康培凯劝告年轻企业家不要“闭门造车”

马云对话郭台铭:网商不要想一步登天

潘石屹:捐赠千万和呼吸一样自然

企业老板PK娱乐明星:谁的形象更能打动人

让星巴克董事长舒尔茨最遗憾的事

杀毒软件巨头“暗战”升级

手机电视“标准”再起纷争

四名年度经济人物心中的经济温度

徐跃华:让茶农不再进城打工

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笑对流言蜚语

俞敏洪:愿为软弱的性格埋单

张志勇:未来5年李宁公司重在国内市场

职业经理人成了“高压群体”

中国富豪难成青年人榜样

中国网商数量已经超过3000万

KAB为大学生插上“隐形的翅膀”

千所高校将在3年内推行KAB创业教育

创业教育应与当地的创业土壤融合起来

中国茶市场缺乏品牌巨头太久了

企业高管跳槽导致商业机密外泄案件频发

唐山曹妃甸新区在渤海湾崛起

KAB创业教育项目呈现四大特色

吴佳宾:“老磨坊”成功背后的酸甜苦辣

挑战杯是中国创造的一个无形“硅谷”

团队精神让“挑战者”脱颖而出

科研产品大商机 息息相关身边事

创新作品让评委眼睛发亮

千万元大单拉开“挑战杯”成果转化序幕

南开大学: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东南大学夺得“挑战杯”

不怕竞业禁止 百度前CTO刘建国自立门户

民企成长加速度不再雾里看花

技能振兴再掀浪潮

博士“蓝领”梁文:不会迷失自己

技能中国需要技能人才奔流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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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9月21日

好运顺茗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茶叶销售连锁机构,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已经在山东、河北、北京、天津等省市建立起500多家直营连锁店。

“我们将在很快的时间内,在全国建立2000多家直营连锁店。”部队出身的好运顺茗茶销售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徐跃华,做事情干脆利落,只要认准的事就会义无返顾地投入。

家电流通行业,有国美和苏宁等连锁机构;医药流通行业,有老百姓和金象等连锁机构;但在茶叶流通行业,还没有一个规模大的平价连锁机构。这也是徐跃华迅速进入这个市场的原因。

不想让茶农再背井离乡了

9月6日,在济南举行的“绿色农产品暨农村新经济模式高峰论坛”上,徐跃华讲述了他的创业故事和抱负,引起在场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国英研究员等农村问题专家的关注。

经历多次创业波折的徐跃华,梦想虽然是打造茶叶流通市场上的“沃尔玛”,但根却在茶农身上。

“许多茶农为什么不愿意种茶宁愿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这需要有责任的企业家站出来。”徐跃华说,茶叶是农产品的一种,怎么提高这些农产品的附加值,怎么让绿色农产品的价值和价格不再背离,怎么让农村留住农民,这是好运顺茗茶正在实践着的事情。

目前,好运顺茗茶除了在江西拥有茶园3000多亩的种植、生产基地外,还与福建、浙江、广西、云南和山东等省的一些茶农签订了包销协议。而且公司与茶农的关系,不仅仅是买卖关系,而是工作雇佣关系,这也是引起农村问题专家们关注的原因。

“根据相关协议,我们是雇佣茶农种茶,要给他们发工资,使他们成为我们的工人。我们需要什么茶,他们就可以种植什么茶。”徐跃华说。

党国英认为,有人说中国的农村经济不可能专业化、不可能机械化,现在看来完全是陈词滥调。

“以诚信的态度跟农民交易,我相信农民在农村经济专业化方面会产生积极作用。”党国英说,好运顺茗茶由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和茶农形成雇佣关系,这是一条很好的思路,这对新农村建设带来很好的启迪。他同时也建议,好运顺茗茶可以在茶流通领域搭建一个全方位农产品生产服务的平台。

温铁军在给予积极评价的同时也有一些疑问,公司和茶农形成雇佣工作关系是不是就能根除一些三农问题的弊病,还很难说,“如果茶农积极性不高,如果他们用化学农药怎么办?如果他们得到的报酬没有外出打工挣得多,他们还会依附在农村的土地上吗?”

对于专家的疑惑,徐跃华心里也有一笔账。

“我们为茶农发工资,引导种植,前提是他们提供的产品质量符合我们的要求——不使用农药。我算过一笔账,如果不使用农药化肥,公司会每年给茶农每亩地发放6000元工资,如果他们每亩送来100斤茶叶,一年我们就亏1000元,如果他们每亩送来200斤茶叶,我们就不亏损了,到年底还可以给茶农发4000元奖金。这样茶农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就会好好种植,多送来绿色优质的茶叶。”徐跃华认为,假如公司第一年和100个农民合作,只要有一个农民这么做了,其他人一定也会算这笔账,“这不仅比外出打工收入高,还不用背井离乡了,他们何乐而不为?”

针对党国英建议全方位农产品生产服务领域,徐跃华称为“不谋而合”。

徐跃华认为,茶叶、大米、面粉、蔬菜、猪肉、水果等农产品在全国来说并没有几个做到了真正的绿色无公害的品牌,这是企业的机遇,也是企业家的责任。

原始资本几乎全打了水漂

虽然好运顺茗茶如今正在一些省市如火如荼的开辟市场,但徐跃华的创业却不是一帆风顺。

好运顺茗茶是徐跃华2004年在济南注册成立的,从一间小平房开始了他的搭建茶叶流通渠道的梦想。“2003年年底,就要过春节了,我从老家来山东要账,大约有20万元的茶叶钱,大年三十那天,我拿到了对方付给我的2000元,我把1800元寄给了家里,只留了200元,一个人在济南过了一个孤单而寒冷的春节。”徐跃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如果不是人家赊账不给钱,他也不会有今天。

这个原因让徐跃华认识到了茶叶流通渠道的重要性。经过调研,他决定在济南开茶店。刚开始的时候,虽然能赚一些钱,但老上不了规模,直到去年,他碰到一个做连锁的朋友,连锁这种靠平价和规模效益的模式一下子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从而点燃了他的连锁之梦。

现在好运顺茗茶的年销售额达到3亿多元,但这并不是他的第一桶金。

1986年刚从空军某部转业的徐跃华被分配到江西老家的一家机械厂,后来又去了一个茶厂,也正是在这个茶厂(曾经风靡一时的宁红减肥茶就源于该厂),徐跃华得到了生命中的第一桶金。

“那是1996年1月,宁红减肥茶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企业内部人员只要上交一定的管理费用,就可以根据有关配方自己加工生产,就这样做了半年,我就赚了7400多万元。”徐跃华说,那个时候他30岁,根本没把钱当回事,赚钱了就是出去玩,然后到处投资。

先是投资度假村、服装,后来投资手机,“我是初中文化,我哥哥是高中文化,我的这些投资都让我哥哥去打理,没想到7400多万元几乎全打了水漂,惟一留下的就是我在江西老家投资的3000多亩茶园。”徐跃华说,也正是这个茶园让他和茶叶市场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兵四年最大的感触就是坚强

“刚有钱的时候,为了点一首歌,我曾经花费过8.8万元,那时候我很开心;但现在,我发现自己的财富观也转变了,怎么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如果茶农富裕了,我会更开心。”徐跃华说,现在,如果100元能买两件衣服,他绝对不会用100元买一件衣服,只要穿着干净得体就可以了。

帮助别人是幸福的,是快乐的,只有具备了“帮助别人”的能力、具备了“帮助很多人”的素质,才是有成就的人。徐跃华说,“帮助别人,成就自己,不仅是我今天的人生信条,也是我们公司的企业理念。”

谈到之所以有如今的成就,徐跃华告诉记者,一定要把这句话写上——“没有部队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

出身农民家庭的徐跃华,从小就担负起家里生活的重担。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卖冰棍了,本来一天卖100根冰棍也就赚5角钱,但他到农村去卖,农村人可以拿鸡蛋和大米换,这让他赚了很多本钱。之后,他就开始倒卖手表、服装等。

当徐跃华1982年去空军某部参军的时候,他已经攒了5万元了。

谈到4年的部队生涯,徐跃华毫不犹豫地对记者说,他最大的感触就是“坚强”——是部队锻造了他坚强的品格。在部队的时候,他感觉最可悲的就是当时自己的文化太低了。

所以,在部队里也养成了他勤奋学习的习惯,也读了很多书。

“遇到任何困难都要克服,就是没有任何的理由去说不,必须去完成目标,必须执行。所以,我现在管理企业非常重视计划的执行。”在部队的生涯对徐跃华的创业一直影响至今。

2007年09月18日 中国青年报

马云对话郭台铭:网商不要想一步登天

说台湾电子制造业大王、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一点都不过分,但郭台铭自己却认为,“我不认为我是成功者,我还在学习过程中”。

在9月16日的“第四届中国网商大会暨第二届中国网商节”上,一向行事低调的郭台铭不仅做了“强势管理踏实长大”主题演讲,还和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马云就网商的现状和未来展开对话。

在郭台铭看来,对每个人来说,成功的定义都不一样,经营企业也是如此。

“我觉得网商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我也是从中小企业起来的,网络经济的兴起对中小企业比较有利,这是不争的事实。”郭台铭表示,随着网商的慢慢变大,也要经过程序、制度来规范所有的行为,但如果制度缺少了弹性,这种优势可能就丧失了,“无论多大,一定让第一线的员工有能够当场做决定的权利”。

郭台铭认为,网络经济时代不能再有强势的管理,“领导的责任在于制定策略,提出方向,跟所有同事来分享”。

“我喜欢挑战困难,因为只有困难才可以给我带来经验,才可以带给我解决问题的能力。”郭台铭告诫在场的网商,经营企业积累小的成功非常重要,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要放弃,“所有网商不要想‘一步登天’”。

马云缔造的阿里巴巴已经成为中国电子商务的巨头,即将在香港上市,马云自己也在刚刚结束的APEC会议上被选为APEC资源工作委员会主席。对于郭台铭的观点,他很认同。

“一个人认为自己很成功的时候,也是开始走向失败的时候。”马云说。

在外界看来,阿里巴巴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但在马云的眼中,阿里巴巴却也有内忧外患。

“我觉得公司危机很大,要不我怎么可能这5年来没有重过一斤肉,而且现在越来越瘦呢?”马云有点调侃地说,“我以前想公司大点可能自己就轻松了,现在发觉公司越大越累,CEO天天想的就是公司的危机在哪里?”

马云认为,阿里巴巴内部的危机在于电子商务正在高速发展,未来5年会出现井喷现象,他很担心的是,阿里巴巴是不是准备好了?

“我们员工的平均年龄是26岁,现在已经有7000多名员工,整个集团分5家公司,我们做的行业已经变成产业链了。有的时候会发现行业发展起来了但跟我们的企业却没什么关系,因为人家起来了,你反而滑了下去。所以,我非常担心公司内部的管理能不能迎合网络的发展,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人才来解决这些问题。”马云说。

对于阿里巴巴外部存在的危机,马云认为更大。

马云分析,现在阿里巴巴和淘宝网越来越强大,这种强大是现阶段强大,这对行业、对公司非常不好,“我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建立产业链和生态链”。

为了解决这些危机和难题,最近3个月,阿里巴巴的高管一直在研讨这些问题和企图找出解决办法,并到蒙牛集团去取经,看蒙牛是怎么帮助百万奶农富裕的。

“你想,那么多奶农都赚了钱,蒙牛能不赚钱么?”马云说,如果阿里巴巴、淘宝网的千万网商都能赚钱,“我们也不可能赔钱”。

尽管经营企业遇到危机和难题很正常,但郭台铭和马云都认为,坚持自己的信念和梦想,只要用科学的方法,企业总会一天天长大。

“第一、要相信自己的理想;第二、要坚持;第三、边工作边学习,要是停止学习就会走向失败;第四、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首先要选择正确的方向,如果方向错了,做得越对死得越快,我现在感觉到很幸运,阿里巴巴选择了电子商务这么一个正确的方向。”马云说,阿里巴巴之所以走到现在,是因为这四个关键的因素。

此外,郭台铭还认为,做企业一定要有感恩与回馈社会的价值观,“作为一个企业,要懂得利润怎么和员工与社会分享,要积极培养科技人才,促进环保节能,参加社会公益,推动和谐社会,这是一切成功最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