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为了商业谈判，不是为了摆阔，更不是为了出名，只因为一个承诺，在由于航班问题难以按时赶回来的情况下，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决定从印度包机回国参加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推出的《青年创业中国强·2009创业英雄会》节目的录制。

　　在北京八达岭长城脚下，通过创业导师与创业青年“1＋1”的公益扶持模式，向青年人展示创业者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这次特殊的“创业课堂”，是央视经济频道联合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英文简称YBC)推出的大型主题电视活动之一。

　　作为YBC创业导师，马云要履行的一个公益责任就是拿出时间、精力和商业网络来帮助青年创业，让他们在创业的道路上少走弯路，这种社会责任也是YBC发展的基础和核心价值观。

　　在马云看来，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就是讲信用，就是“一诺千金”，就是“言必信，行必果”。

　　在这个节目中，马云指导的创业青年是在淘宝网上开小店的王小帮。

　　9年前，怀揣一份创业梦想，初中学历的王小帮带着新媳妇和3000元来到北京闯天下，从摆摊卖菜、当建筑小工，到送盒饭、卖矿泉水、发小广告，“摸爬滚打6年，依旧是租房子，挪地方，和媳妇吃遍了能吃的苦。”就这样，他发家致富的梦想慢慢磨灭了，他想在这个城市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咽下的更多的是泪水。

　　一个偶然的机会，回到山西老家的王小帮在淘宝网注册了小店，搞起红枣、核桃、五谷杂粮等土特产的生意，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月销售额突破两万元，终于让他尝到了创业的甜头。

　　但怎么把月销售额做到10万元，甚至更多，这是王小帮当前的困惑，也是他向创业导师马云提出的问题。

　　马云建议说，一个网商月销售额的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做好每一笔生意”，来获得更多客户的信任，“商道的根本就是信用”。

　　“信用不是金钱，但它比金钱更重要。”马云深有感触地说，阿里巴巴创业10年来，从最初创业的18名员工，发展到如今的1.4万名员工，“阿里人从创业的第一天起，就珍惜每一个客户，只有得到他们的信任，公司发展才会越来越好”。

　　现代经济的本质就是信用经济，无论是企业，还是普通人，如果丧失信用的话，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对信用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企业来说，信用丧失可能面临的结果是和三鹿一样的倒闭，相关企业负责人也难逃其责；如果类似不讲信用的企业足够大，更会导致整个产业生态链的倒塌，像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信用危机的产物。

　　对普通人来说，如果信用丧失、言而无信，不仅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还会进入黑名单，还有可能面临众叛亲离的结果，在社会上难有立足之地。

　　可以说，信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根据央视网“大学生创业问卷调查”，在“你最希望谁做你的创业导师”这项调查中，有45.97%的创业青年把票投给了马云，紧随其后的是缔造微软的比尔·盖茨(仅11.47%)。那么多创业青年把票投给马云，说明了什么？

　　比马云有钱的人不少，比马云长得帅的人更多，但这并不妨碍马云成为创业青年的偶像，为什么？“如果我马云可以创业成功，那么大部分的年轻人也能够创业成功。”也许是因为马云创业的草根性，也许是因为马云创业成功带动了一大批网商的诞生。

　　但有一点不可否认，马云在10年创业历程中兑现了自己一个又一个承诺，成为人们心目中“说话算话”的人，是一个有信用的人。

　　2002年，在网络泡沫的年代，马云把公司的目标定为“一年要赚一元钱”；接着，马云又抛出的“三年内要实现三个目标”：第一年是要做到平均每天营业额100万元，第二年要做到平均每天实现利润100万元，第三年要做到平均每天向国家交税100万元。

　　从赔钱到一年赚一元钱，再到每天向国家交税100万元。刚开始，大家感觉马云是在作秀，后来，人们感觉马云是发高烧。让人惊讶的是，马云的这些目标都落实了。

　　2005年，实现了上述目标的马云又抛出“五年计划”，“阿里巴巴要在5年内创造出100万个就业机会，为1000万家企业创造商业机会，还要创造出1000亿元的生产产值。”

　　根据阿里巴巴官方数据，去年淘宝网的交易额已接近1000亿元，预计今年将突破2000亿元；如果按照每月收入2000元就算一个就业机会的话，光淘宝网去年就提供了57万个直接就业机会，加上相关的上下游带动，总计创造了100万个就业机会。

　　今年，马云给淘宝网的唯一指标就是再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

　　把一个个让人感觉有点“天方夜谭”的目标变为现实，这也许就是马云成为创业青年偶像的原因所在。

　　马云坦言，回想过去的10年创业，信用是阿里巴巴所积累起来的最宝贵的财富。马云认为，只要信用不丢，就是有一天公司突然“跌倒”了，也会很快地重新站起来，“因为我们在成千上万的中小创业者中积累了信用”。

　　相反，一个拥有百年信用的老字号，如果不好好珍惜，照样可以在一夜之间倒掉，会被市场无情地抛弃，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信用是长时间积累的结果，是难得易失的，如果不坚守承诺、表里如一，也许就会“十年之功，毁于一旦”。

　　这也许就是马云为何与创业青年分享信用经验的原因。

　　创业的第一个月销售额仅有1986元，接下来的几个月几乎是零收入……2008年年底结算时，亏损28万元。就连走在泉州街上都会觉得商机无限的李琪琪，看着年底会议上垂头丧气的员工，望着空荡荡的瑜伽会所，有点迷茫了。

　　“为什么会这样?”李琪琪在内心不停问自己，从小做着诗人梦的李琪琪，从深圳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后，一头扎进创业的大潮，没料想第一个项目就遭遇“滑铁卢”。

　　不服输的性格让李琪琪决定，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

　　接下来，她重新装修了瑜伽会所，出台了一系列经营管理措施，从一个角落的装饰到一个营销策略的制定，她都是亲力亲为，每天至少工作15个小时以上。刚开始，老员工觉得她疯了，去年亏损这么多，现在又赶上金融危机，还这么花钱。但她认为要做就要做得最好，每个细节都不可以放过。

　　利用一系列推广活动，李琪琪终于打了个翻身仗，今年3月份会所周年庆时月销售额达到10万元以上，打破了泉州瑜珈市场萧条的局面。至今，会所每月平均销售额在8万元以上，会员数量也达到了500多人。

　　谈到创业的梦想，李琪琪坦言：“我想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企业家。”

　　和一些知名富豪相比，80后李琪琪的创业故事离我们的生活更近。和一些“一夜成名”的超女快男相比，她的创业故事和创业梦想又多了份沉甸甸的感觉。

　　从7月20日起，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经济半小时》将推出五期特别节目——《青年创业中国强 我是城市榜样》，李琪琪将和钱俊冬、冯彬、刘洪宇、姜燕等15位创业青年走进公众的视野。他们的创业经历表明，他们都是80后一代，他们的身上都流淌着创业的梦想，他们现在的资产都在千万元以上。该节目也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联合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英文简称YBC)推出的大型主题电视活动之一。

　　对于大学生创业，在企业界、教育界一直争议颇多。

　　有观点认为，大学生在校就是学知识，让他们学习创业属于“不务正业”;也有观点认为，让没有社会阅历、一穷二白的大学生去创业等让他们当炮灰。事实上，这是一个悖论。

　　21世纪是创业的时代，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聚焦在创业和创新水平上。正如著名创业大师拉里·法雷尔所说：“创业型经济具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扩大社会就业的显著作用。”创业经济的崛起，青年人责无旁贷。

　　有调查显示，大约20%的青年有创业的潜质。我们更认同让有创业潜力的大学生早一点接触创业活动，“创业要趁早”，何况，无论成功或失败，对自己都是一次很好的锻炼。

　　当然，不是所有的青年都适合自主创业，行走在创业之路上，荆棘重重，沟壑众多，因此创业的失败者也远远多于成功者，因为创业不仅需要梦想，更要有持久的耐力和很好的商业模式以及必须的资金等。

　　但无论是创业，还是就业，对年轻人来说，都应该具备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创业精神彰显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未来。

　　衡量一个国家创业水平的高低，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机会型创业比列的提高;值得高兴的是，在这一节目中接受访谈的15位80后创业者，基本都属于机会性创业。他们创业，不仅仅是为了财富，更是人生价值的一种体验。

　　有调查表明，大学生机会型创业占据主导地位，生存型创业相对较少，大学生多为实现理想而主动创业。与早期的大学生创业状况相比，当前我国大学生的创业环境好，具有良好的创业氛围和优惠的创业优惠政策。

　　就以地方政策来说，最近，在KAB全国推广办公室的指导下，成都市政府和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举办了“创业成都——全国百所高校创业团队(项目)征集活动”活动。通过该活动，成都市政府计划建立13个大学生创业园，吸引大学生到成都创业，从提供办公场地、安排小额贷款、税收返还到对创业大学生人事档案管理、入住廉租房等方面，对入园创业的大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这在几年前是不敢想象的。

　　节目中，还有多位创业青年属于海归。他们之所以回国创业，更多的是一份心愿和责任。

　　在国外留学时，美丽的80后女孩姜燕最大的感触就是，国外的新闻报道中极少有关于煤气爆炸的新闻，国内的相关报道却比比皆是，这让她决定回国从事燃气安全系统研发工作。去年，她的公司已落户在威海高区创新大厦;现在，公司生产的燃气安全报警系统已经开始进入市场。

　　同是回国创业的成都女孩龚晓思，曾入选国家国际象棋青少年队。和上述几位80后创业者不同，她回国是为了接替父母的企业。

　　“创业的血液从我懂事时就已经流淌在我身体的每一条血管里。”龚晓思说，从五光十色的纽约，从香槟、超模、社会名流的时尚界，回到农民工、塔吊、施工升降机的建筑界，不管是内心历练，还是自我认知都经历了很大的蜕变。“这两个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行业，前者留下过我的足迹和年轻的荒唐，后者才是我真正梦想的烙印和脚踏实地的开始。”

　　曾经，提起80后，就让人们联想到另类、叛逆和不懂事;如今，看着充满梦想、勇于尝试、不怕失败、踏实做事、充满爱心的他们——早已站在创业的大潮中——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今年，名列2008胡润百富榜（下称百富榜）首富的黄光裕，其名下的天津国美、北京国美和上海国美3家企业分别进入2007年度零售业“纳税百强”。名列百富榜第二名的杜双华，其日照钢铁名列“2007年中国企业集团纳税五百强排行榜”第140名。名列百富榜第三名的杨惠妍，其碧桂园名列“2007年中国企业集团纳税五百强排行榜”第96名……

10月11日，2007年度中国“纳税百强”发布会在京举行，其榜单让人联想到胡润刚刚发布的百富榜。

根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百富榜排名前60名富豪，有29名富豪的相关企业进入“纳税百强”。其中，有16名富豪的相关企业进入“2007年度中国企业集团纳税五百强排行榜”，还有13名富豪相关企业名列“2007年度中国私营企业纳税百强排行榜”和各行业纳税百强排行榜。

富豪榜和纳税榜到底有没有必然的关系，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负责“纳税百强”榜发布的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说，2001年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税务杂志社刚推出“纳税百强”时，许多富豪坚决要求不公布自己企业的纳税额，2002年度的“纳税百强”有4名富豪的企业入榜，2003年度有11名富豪的企业入榜，2004年有12名富豪的企业入榜。

“对比过去，富豪纳税意识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张木生说，从当初只有4名入榜“纳税百强”，引起社会的关注，到如今，能在“纳税百强”不再难觅富豪身影，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近几年一直参加“纳税百强”新闻发布会的潘石屹，也是百富榜的常客。他和夫人张欣名列今年百富榜排名第32名，其SOHO中国有限公司名列2007年度房地产“纳税百强”第8名。

“税收政策使全社会更大范围内的分工和团结成为了可能。”潘石屹说，今天的社会越来越是“人类一家”的社会，“税收就是连接我们这个社会的一条最重要的经济纽带。”

在潘石屹看来，人人心目中都对未来的新世界充满着憧憬和希望，“未来的新世界一定是一个公正、公平、没有偏见、没有歧视，没有人受到欺负的社会”，这些美好的愿望可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公平、公正的税收法律和政策来体现。

缴税最多的民营企业——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名列“2007年度中国企业集团纳税五百强排行榜”第37名,其董事长郭广昌名列百富榜第40名,其副董事长梁信军名列百富榜第167名。

“民营企业要跨越对财富的追求。”梁信军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要学会创造价值而不是转移价值，要学会分享价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享受到创造的快乐。正是有了这样的民营企业家，中国的民营企业才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

根据统计，2007年新推出的中国企业集团纳税500强排行榜显示，500强企业纳税合计14365.84亿元，占全国税收的 29.05％。

怎么看待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温家宝总理9月23日在纽约出席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上说的一番话让人深思。

温家宝说：“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只有把看得见的企业技术、产品和管理，以及背后引导他们并受他们影响的理念、道德和责任，两者加在一起才能构成经济和企业的DNA。”

对此，富力（北京）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张辉深有感触。他说，现在很多人都谈企业的社会责任，“我们认为，纳税是合格的企业公民最基本的责任，是企业DNA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把最基本的责任履行好，再谈做了多少慈善，捐助了多少钱，否则实在有沽名钓誉嫌疑”。

也许正是上述企业家们对税收的这种理解，才使得百富榜中的富豪在“纳税百强”中越来越多。

对于一些令人关注的企业没有进入“纳税百强”，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司长舒启明是这么解释的。

“独立企业纳税排行榜数据来源于国家税务总局2007年重点税源企业年报统计资料，企业集团纳税排行榜数据主要来源于2000家企业集团通过各地国税局、地税局上报国家税务总局的2007年企业集团年报统计资料。”舒启明说，纳税统计时期为2007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企业（集团）实际缴入国库的税收，“不排除有个别企业（集团）虽达到相关榜单入围标准，但因未报送资料或报送资料不符合要求、报送时间超过规定期限等原因，而未能进入排行榜。”

但舒启明同时也强调，存在严重偷税逃税行为或当年欠缴税款数额较大的部分企业，已从“纳税百强”排行榜中剔除。

中国青年报 2008-10-20

从去年年底开始的“冬天”论，到今天已形成业界的共识。怎么“过冬”成为摆在企业面前难以绕过的问题。

“复星最主要的就是提升价值链，从价值链的地方加强创新的能力。我们投资的企业是这个企业还没有成功的时候去投资它，然后能够跟它一起分享到成长、成功，如果它失败了，我们也一起承担失败。”在日前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举办的“2008经营与管理创新年度峰会”上，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说，“复星目前还有130亿元的现金在账上，很愿意加大投资的力度。”

在郭广昌看来，过去的30年，也是中国民营企业不断创业、不断增强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竞争力的30年，这30年积累的经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释放。在当今全球经济面临衰退，中国经济面临困难的情况下，经济波动已经由众多的中小企业传导到上游。

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初步统计，今年相当部分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等困难，全国今年上半年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

“面临这些经济新问题，我们对政府还是有一些期望，我认为企业是一个生命体，外部就是它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改革开放30年为中国企业的快速成长创造了非常有效的生命系统。”郭广昌认为，中国经济也许将面临较为长期的“冬天”，而“冬天”恰恰预示着进一步推动改革的机会。“我们期待政府有一系列改革的动力，为企业创造更有效的生态系统。”

在这种环境下，郭广昌建议一些行业的中小企业要开始转型，要从低端不断把价值推到高端去，有关政府部门也应该给它们转型的时间。

作为创业于1992年的中国最大的综合类民营企业，复星的核心业务涉及医药、房地产、钢铁、矿业、零售、金融服务及战略投资等六大领域。这么多领域的投资也让郭广昌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形态多了一些感受。

“我们始终奉行的一个策略和目标，是真正有价值的企业。就是你投资一个企业，关键是看这个价值怎么样，无论是市场好的时候还是不好的时候，都要遵循这个概念。”郭广昌谈到“冬天”里的机会时说，就目前来看，如果商品价格恢复到一定程度的话，相信未来的商品价格还会在几年之后，有一个比较大的上涨，所以商品价格回落到一定的程度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另外，消费品市场随着中国内需消费市场进一步快速发展起来的话，尤其是做连锁品牌，会有大量的空间存在。

当然，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说，要想熬过“冬天”，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融资渠道。

“复星去年在香港成功上市，我们的利润增长应该是很快的，不过还是抵不过股票下跌的速度。但是我觉得只要公司的基本面好，只要把公司做好，资本总是会回来的。”郭广昌认为，在“冬天”里，资本的支持和技术、管理一样，是很重要的。

尽管面临“冬天”，郭广昌依然坚信“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从这种角度来说，不必那么悲观。

“在大家都变得贪婪的时候，我一再告诉大家，我们要准备过‘冬天’。现在是大家有些悲观、有些恐惧的时候，我们更有理由去找一些值得我们乐观的东西，更要勇敢一点！”郭广昌说，“以前有人问我有什么企业值得投资，那时我觉得真的能投资的企业不多；但是现在看来，我觉得如果你有钱，值得投资的企业已经越来越多了。”

中国青年报 2008-10-06

回想从2005年年初开始的那场知识产权官司，上海圣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王昊如此形象地比喻。

在他看来，作为全球行业巨头美国富莱克斯公司好比“大象”，而圣奥当时是一家只有几千万元销售额的民营企业就好比“蚂蚁”。让业界惊讶的是，圣奥与富莱克斯3年的官司，最终的结果是“蚂蚁”战胜了“大象”。

令人始料未及的“337调查案”

橡胶防老剂，又称“橡胶抗降解剂”，该产品的原有生产工艺伴随着大量的废水和废渣，不但生产成本极高，而且对环境的污染严重。自圣奥进入该领域后，以10多项国内外专利，实现了该产品的清洁工艺进程。

这不仅把“洋品牌”全部挤出了中国市场，还出口到国外，改变了国际橡胶防老剂的市场格局。

2005年1月28日，富莱克斯在美国联邦北俄亥俄地区法院提起的专利侵权诉讼，并于2005年2月23日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申请依据美国关税法第337条提起的调查要求，指称圣奥、韩国锦湖及其他有关企业侵犯了其拥有的三项美国专利。

于是，该案又被成为美国橡胶防老剂“337调查案”。

王昊介绍，美国关税法第337条款主要内容是，为美国国内产业提供强大的、主要以知识产权为手段的贸易救济措施。如果进口产品甚至下游产品被认为侵犯了原告方合法享有的知识产权，即使没有造成国内产业的任何实质性损害或者损害威胁，也将受到各种进口到美国的禁止和限制措施。

他认为，富莱克斯的这种做法实际是“压制竞争对手的一种手段”，“如果我们不去应诉，美国地方法院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有可能通过简单的判决，从而限制我们的出口”。

“富莱克斯的行为让人感觉始料未及。”王昊说，当时圣奥产品在美国的销售额也就100多万美元，这个官司到底是否应诉，公司的股东们也有很多分歧，“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打这个官司，就是走程序也要一年多的时间，而相关律师费用等则要付出300万美元至500万美元。”

但经过股东的讨论后，圣奥还是决定打这个看起来并不划算的官司。

“这涉及到公司的核心技术和公司的名誉。”王昊说，作为一家并不是出口主导型企业，这个官司更大的意义是为整个产业公平竞争而战。

初裁的失利几乎令圣奥陷入绝境

就在圣奥集中技术力量全力应对这场国际知识产权纷争的时候，几位不看好圣奥发展前景的股东，转卖了股权、分配了部分利润后，悄然离开了公司。

“如果官司败了，我们可能面临几千万美元的赔偿。当时中美知识产权对话严峻，大多数中国企业都因知识产权的案子败诉了，那时我们的压力确实很大。”王昊说，圣奥之所以能走上应诉这条路，和圣奥董事局主席刘婧、圣奥总裁王农跃的力排众议密切相关。

2005年4月29日，美国俄亥俄州北部地方法院批准圣奥公司等被诉方的抗辩和提议，宣布该案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337调查终裁之前被永久中止审议。与此同时，圣奥分别在中国和韩国针对富莱克斯的专利提出无效申诉。

2005年9月，圣奥法律团队获得了富莱克斯538专利存在缺陷的证据，随后提出该专利不具有可实施性的简易判决动议。申诉人富莱克斯担心继续维持这些指控将对其不利，因此请求撤回该条指控。

2005年10月28日，富莱克斯又确认不再寻求针对下游橡胶产品（包括轮胎、橡胶带、内胎、橡胶管等产品）的禁止令和排除令救济。这意味着全球使用圣奥公司橡胶防老剂作为原料而生产的轮胎及其他橡胶制品的生产厂家，可以继续向美国市场销售其产品，而不受本次337调查中最终是否侵权或是否发布禁止令和排除令的制约。

为了赢得这场知识产权官司，圣奥国内的律师团队每天工作到深夜，和美国的律师团队交流。

令人遗憾的是，2006年2月17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了不利于圣奥的初裁判决，该判决认为圣奥公司侵犯了富莱克斯在美国的部分专利。

随后，美国总统布什签发了“有限排除令”，禁止圣奥的涉案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同时，美国俄亥俄州北部地区法院的审理重新启动，巨额经济赔偿的危机愈发迫近。

王昊坦言，初裁的失利给圣奥的市场发展带来很大的阻力，几乎令公司陷入绝境。

“多数初裁失利的中国企业一般不相信上诉成功的可能，大多数无奈地放弃北美市场，而我们的技术团队在充分与美国律师分析了各种因素后，决定向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王昊说，由此，该案也成为2007年中美两国最受知识产权司法界关注的跨国案例。

打赢官司后向对手发出收购要约

为了打赢官司，王昊和其他公司负责人一起来到美国，与美国最好的10来家律师公司进行了交流，并聘用了最好的律师团队。

2007年2月，圣奥对该案的终裁结果向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了上诉。

与此同时，圣奥也在中国、韩国、欧盟等多个知识产权战场向对手全面反击，提起对手专利无效的诉讼。针对富莱克斯这种行为，圣奥的国际战略合作伙伴——韩国锦湖石化公司，也向美国法庭提出了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诉讼。

2007年9月，由三位美国联邦大法官主审的庭辩中，整个法庭连走廊过道，都挤满了前来旁听的专业人士。“我感觉这次上诉准备的资料非常充分，律师团队也很好阐释了我们的专利技术。”王昊说。

2007年9月，韩国最高法庭宣判，富莱克斯在韩国的专利无效，原告圣奥获得胜诉。

“最让圣奥人难忘的是2007年12月21日,这一天我们聘请的美国律师电话告诉我们，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作出裁定，撤销并驳回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决，明确圣奥并不存在侵权行为。”王昊说，听到电话的那一刻，他激动地留下了泪水。

随即富莱克斯向该法院提出陪审员复审和全院联合审查的申请，今年4月14日，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驳回富莱克斯提出的复审申请，维持2007 年12 月21 日的判决。

这个被王昊称为“蚂蚁”和“大象”对决的真实案例，震动了整个美国专业律师界，也引起了华尔街金融巨擘的关注。

美国凯雷集团从去年开始就正式提出投资圣奥的意向，而随着双方谈判进程的深入，当刘婧向凯雷集团的创始人比尔·康威提出，“圣奥要求凯雷提供收购富莱克斯的全部3亿美金”时，比尔答应了。第二天，圣奥就收到了凯雷集团的正式书面资金保证书。

随之，圣奥向其最大竞争对手——富莱克斯的唯一母公司Solutia发出了正式的书面收购要约。

或许，明天的圣奥演绎的故事不仅是“蚂蚁”战胜“大象”的故事，而是“蛇吞象”的故事。这对知道圣奥赢得“337调查案”的人们来说，不会感到吃惊。

中国青年报 2008-05-12

从事保险业已经9年多的刘女士，最近考虑是不是该转行了。

“刚开始入保险这行的时候，特别兴奋，觉得这种多劳多得的提成方式很公平，每个公司的社保制度，不同险种针对人群，我都研究得特别透彻，一心想要在这个投资回报率高的行业扎下根来。9年过去了，现在我却渐渐感到疲惫了，心里的不平衡感也日渐加深。2000元的粗银收益却只能拿到1600元，那些翘着二郎腿在办公室什么都不用干的经理凭什么从我的收益中拿走400元？凭什么他们每个月不用跑单子就能拿一二十万，而我却只有一两千呢？”作为中国平安保险的一名销售员，刘女士疑惑地说。

与刘女士有相同疑惑的是广大的网友，在针对平安高管天价年薪的调查中，有九成多接受调查的网友不赞同他们拿这么高的年薪，并有近八成网友认为他们的薪酬与贡献并不相符。

平安高管“天价年薪”惹争议

截至4月30日，上市公司2007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正式结束，中国平安保险董事长马明哲6600万元的税前收入居上市公司高管年薪之冠；也有数据称，由于马明哲没有领取其中的2000万元奖金，只能屈居第二。

自3月20日中国平安披露年报以来，中国平安高管的薪酬收入就格外引人瞩目：董事长兼CEO马明哲、集团总经理张子欣、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兼首席保险业务执行官梁家驹3人的税前收入分别为4616.1万元（没包括2000万元奖金）、4770.4万元和4813万元，；同时，公司还有7名高管年薪税前收入超过千万元，国内上市公司中“无人能比”。

中国平安高管的天价年薪一经公布，就引起争议。

根据新浪网推出的“平安马明哲年薪6600万争议”专题调查显示，截至5月3日，有12.982万人参加了调查。

在你是否赞同“平安三高管年薪均超4000万”的一项调查中，92.79％的网友表示“不赞同”，表示赞同的网友仅有4．75％，还有2．46％的网友表示对此事难以判断。

在“你认为金融业高管薪酬与贡献度是否相符”的一项调查中，有77.52％的网友表示高管的“贡献不及薪酬”，认为高管薪酬与贡献相符的网友占3．51％，还有18.98％的网友认为此事“不好说”。

在开始调查的同时，还有大量的网友留言表示自己的意见，至今该专题有1．77万多条留言。在记者查阅的几十页留言中，大多数网友表达了对“天价年薪”的不解。

面对天价年薪，有的网友说：“他们付出了什么，竟然挣得天文数字一样的年薪？”还有的网友说：“高管把自己的年薪收入都国际化了，可怜底层的员工连起码的‘三险一金’都没有，为什么一般职工的工薪不与国际接轨？”还有更多网友质疑这些高管自己给自己制定天价年薪，提出高管年薪制定应该符合国情。

呼唤制定高管年薪游戏规则

与中国平安高管们千万元薪酬相呼应的是，根据上市公司2007年年报，金融行业高管年薪普遍较高。

去年，深发展董事长纽曼的税前收入2285万元，民生银行高管的税前报酬在1000万至2000万元间，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交通银行行长的税前报酬均未能超过500万元。而其他行业的高管平均年薪在10多万元。

针对人们的质疑，中国平安日前对此事进行了回应，平安表示其实行的是绩效导向的薪酬体系，高管的薪酬由固定底薪和业绩考核奖励两部分构成，其个人收入与其表现，对公司经营业绩、绩效的贡献挂钩。

表面上看，高管们的天价年薪拿得很符合上市公司规则，但正如一网友提出的，那么多人对天价年薪质疑，更主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担心，怕高管们自己制定的薪酬“游戏规则”的不健全以致高管“自肥”。

“如果只是从中国平安的年报和回应来看，马明哲6600万元的年薪是市场化激励制度的体现，是无可厚非的；但我认为薪酬的制定制度也应以目前的中国国情作为参考，薪酬差距过大的话必然会引起广大民众的‘愤慨’。”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系研究生张林认为，天价薪酬是否合理应该从这两方面来看待。

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系主任文跃然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在过去的10年里，高管收入呈十几倍甚至上百倍的速度增长，结果迅速拉大了与普通百姓的收入差距。尽管老百姓的收入这些年也有所增长，但是速度相对缓慢。”

“在我们这儿，年薪上百万月薪几十万的经理不少见，可每个月工资一两千元的业务员更是俯拾皆是。他们每天日晒雨淋地到处拉单子，可辛辛苦苦地拉回来的单子最后都是挂在经理或主管的名下，而且每笔单子的收益都得抽出20％给上层作为管理费，最不能接受的是，我们身为保险公司的员工，却除了一个意外险以外什么社保待遇都没有。公司表示我们只是保险业务代理人，不属于公司员工。可天知道我们有的业务员一年光考勤就被扣了5000多元，如果不是员工的话为什么要扣考勤呢？平安这么快速发展我们不是没有功劳的，为什么马明哲能有上千万元的奖励，是我们工资的2700多倍，我们却连个‘名分’都没有？”刘女士说。

还有网民认为，即使企业高管拿上千万元是合理的，但也应该拿出一部分来回馈社会，但通过中国平安年报，除了马明哲捐了2000万元以外，其他高管似乎没有什么动作。

“如此之大的贫富差距是非常不符合国情的，应该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然后提高高收入者的税负，用征来的税收投资到公立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上以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网友说，“都说巨大的财富所伴随而来的是巨大的社会责任，虽说慈善是属于自觉自主的行为，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有这一层的意识。”

中国青年报 2008-05-05
实习生 谢秋 本报记者 魏和平

“1984年我和10位同事开始创业的时候，除了商业风险以外，还有很多所谓的政策风险，有很多政策还是依据计划经济的法制法规制定的。和我同时间创业的一些企业家，后来都出了事，主要是因为环境、政策变了，而他们自己却不能调整。”在日前举行的“创业讲堂”全国演讲活动上，柳传志告诫前来听讲的大学生，想创业一定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有很多事情你越过雷池一步，就会铸成大错。”

让我闭上眼睛想的话，创业中最痛苦的事还是1987年我被人骗的时候那种恐惧，真是永远挥之不去

今天，联想控股下辖联想集团、神州数码、联想投资、融科智地、弘毅投资5家子公司，去年营业收入1462亿元人民币。

“刚创办企业的时候，我们给IBM做代理，在一次经销商大会上，我穿着父亲的西装坐在最后一排，没想到后来把IBM全球PC业务并购了。如果不是咬着牙往下做，不会有现在的状况。”柳传志说。

1984年，柳传志刚开始创业不久，就吃了苦头。

“那时候中科院计算所给我们投资了20万元，一个多月就被人骗走了14万元，这对我们打击很大。更让人感到痛苦的还是1987年我被人骗的时候那种恐惧，那真的是永远挥之不去。”柳传志说，闭上眼睛想的话，这是他想到的创业中最痛苦的事情。

那是1987年，联想第一次准备从香港进口计算机，由于资金不够，想了很多办法，凑了300万元人民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拿300万元人民币，找到一个进出口公司，拿到批文，找到外汇，把外汇打到香港去，这中间非常复杂。“我找的那人，虽然他那公司也挂了进出口公司的牌子，实际上他是一个骗子。等我把上述一系列事情安排完了，再回去找那人的时候，公司没了，人也找不着了。”柳传志说，那个时候他特别紧张，那是联想创业以来积累的所有钱（还包括银行贷款），没想到钱被人骗了。

多方打听到那人的住址，就蹲在他们家门口天天守着，看他回不回来。

“我那时拿板儿砖拍他的心都有。这个人后来也弄明白了，原来这帮人钱不是好弄走的。后来这个钱就追回来了。这个事情大概前前后后一个多礼拜，这一个多礼拜，让我非常痛苦。”柳传志回忆说，“一到夜里两点多钟我就被梦吓醒了，心脏就狂跳不止。”

钱虽然被追回来了，但柳传志一到夜里两点多钟就被惊吓醒来的毛病却落下了。后来又住了3个月的医院，总算好点了。

为了诚信求实，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我们得到了更大的好处

联想之所以能成功，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企业的诚信。

“对于诚信，我们曾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我们却因此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在柳传志看来，“人真得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名誉”。

大约在1992年，联想一直从香港的中国银行贷款买元器件。那个时候人民币跟美元的比价飙升得很厉害，原来跟进出口商定的6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有一年突然涨到12元人民币换1美元。

“合作的进出口商不肯兑换了，因为这损失太大了。他们不履行合同，我就拿不到港币，就还不了银行的钱，这等于我们违背了跟银行的承诺，后来我们研究的结果是，我们同意进出口公司按照12元人民币换1美元的价格来换，就是说我们要付出100多万人民币的代价。当我们按期按点地把钱还给银行时，银行接待我们的办事处经理还是很吃惊的，因为他知道行情，除我们外，没有一家中国的企业是按时还钱的。由于信贷资金周转好，那年我们多做了一轮生意，到年底结算时，我们并没有吃亏，营业额和利润都比以前做得更好。”柳传志说，跟银行贷款那么多年，联想从来没有一天晚还过一分钱，“正是联想信守承诺，从银行贷款一直没有碰到什么困难。”

1996年，联想在香港的业务出现重大失误，一下子亏了1．9亿元。

“我马上从北京赶到香港，先不说别的，先贷款借钱把现金流稳住，要是现金流一断，公司就不行了。这还得跟银行说实话，不能骗人家，当时国外的银行没人借，但中国银行坚决把钱借给我。”柳传志说，银行能借这么多钱给联想，确实说明联想有信誉。

对于公司内部的信誉，柳传志认为是一种求实精神。

1987年，联想第一次用承包的方式来进行内部激励。由于工作出色，承包销售的经理得了高额的奖金，奖金是6000多元。

柳传志说：“那年我的工资是100多元，6000多元相当于总经理工资的60倍。他下面部门的人还有3000多元的，加起来应发的奖金很多。本来是挺好的事，我们赚钱应该发，但发不了。”

根据当时国家定的奖金税，如果发的奖金超过了3个月的工资以上部分就要交税300％。

“最后，通过我们在广东的工厂与其他单位合作，拿到了现金。当然这也是很不正规的。我记得大概不到20万元，就把钱发了。没想到一年以后东窗事发，那个工厂出了别的事，把我们这个事查出来了。查完以后挺麻烦的，我受到了严肃的批评，另外罚了款。但我心里一点没有觉得有不妥的地方，当时的制度实在是不合理。隔了一年，我们的经营能力比别人强得多，更觉得心里不用太愧疚。”柳传志说，过了几年，国家的税制就改了。

柳传志认为，虽然自己受到严肃批评，但这件事情给员工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当时的人都知道发这个钱我自己一分不留，我无非也是替国家打工的，但我承担了这个责任，就是说，让员工能够相信你说了一句就算一句，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资金不如人家，技术不如人家，管理不如人家，人才不如人家，几方面全不如人家的时候，自主创新这个仗怎么打

技术出身的柳传志非常明白自主创新的重要性，但怎么走自主创新之路，的确不那么容易。

刚开始的时候，国家为了保护民族计算机工业，就运用了高关税和要批文的方式想把外国的机器堵在外边。谁知道是越保护越不行，国产电脑的质量越来越差。

1994年，国家采取开放的政策。这对联想也是一个很大的坎儿。

“我们完全措手不及，外国的机器比我们质量要好，甚至价格都比我们便宜，我们完全没法比拼。我们开了大概两个多月的会，研究对策。我们的资金不如人家，我们的技术不如人家，我们的管理不如人家，人才不如人家，几方面全不如人家的时候，这个仗怎么打？是不是干脆退回去，还是做代理，卖人家的东西算了？”柳传志说，联想最后的结论是“拼死一搏”，“把我们什么地方做得不好，从头到尾数一遍，下力气做大幅度的改革。把公司的力量全部集中起来，成立电脑事业部，由当时29岁的杨元庆当总经理。到了1996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翻身了，一步一步抑制住了外国品牌的进攻。”

1998年，联想推出一款一键上网电脑，接着，又研发出电脑的一键恢复技术。这些技术虽然不是计算机的核心技术，但很实用。后来，联想投入更多的资金成立联想研究院。2004年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立刻使联想电脑的核心技术又有大幅度提高。

柳传志认为，联想刚开始定位就是高科技公司，但如果刚开始就发展技术，不但没钱办工厂，更谈不上研发。创业最好有一个远大的目标，但同时采用一步一步逼近的方式前进，“不要把长跑当成短跑”。

“有一次和同学聊天，谈下辈子会干什么？他们的意愿是下辈子都不选现在的职业，就我说我下辈子还要做企业。”柳传志说，虽然做企业有时给我很多彷徨、痛苦，甚至一段时间还有很恐惧的心理，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能够设计自己所要走的道路，人很大的兴趣就是感觉一步一步地往自己设定的目标方向去努力，最后能做到，这个感觉很特殊。”

中国青年报  2008-04-28

唐骏离开微软的时候，被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授予微软（中国）公司终身名誉总裁；日前选择离开盛大后，他还继续担任盛大董事，并被盛大董事长陈天桥称为“职业经理人的榜样”。作为一名知名的职业经理人，这么友好地和原雇主分手，在职场上并不多见。

“每一次跳槽，在经济上当然会有一个要求，但这已经不是一个最重要的要求，我更关注的是工作的内容和性质。”现为新华都集团CEO的唐骏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应该遵守一些“潜规则”。

首先，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跳槽的时候一定不要从事和原雇主相同的或有竞争的行业。

当业界传出唐骏离职的消息时，很短时间内他就收到了20来家公司的邀请，其中大多数是互联网公司，还有的投资者表示愿意出资让他在网游行业创业。尽管他很看好网游的发展，也认为网游是所有的互联网商业模式中，最成功、最盈利的一个商业模式，但他不可以那么做。

“虽然我的协议中，没有相关行业禁止的规定，但当我离开微软的时候，我对微软承诺不会从事软件行业；我离开盛大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让我去做网络游戏，但是作为职业经理人，我的职业道德告诉我，我绝对不能做任何事伤害我前雇主，不能伤害盛大的任何一件事。”唐骏说，很多职业经理人“空降”失败，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在做着和原来相同的行业，这很容易引起争议。

其次，唐骏感觉自己之所以跳槽都能成功，和每次跳槽从来不带任何前雇主的员工有关。

“如果带着原雇主的员工，在新雇主团队中，即便我没有问题，员工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认为那些人是唐骏系的，如果带来的员工和企业本来的员工发生矛盾，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时间一长，就成了派系，难以调和。所以我跳槽从来不带任何一个前雇主的员工。”唐骏介绍，如果跳槽带一个团队过来，失败的几率会很大。

还有，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一定要有优秀的沟通和学习能力。

“我离开微软，是因为盛大看中我在微软的经验，但我只有外企的管理经验，并没有运作公司上市的经验，到盛大后，我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唐骏认为，职业经理人和公司老板难免会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一定要善于处理，“如果是工作方面的问题，就看谁的意见更符合公司利益；如果是个人之间产生了矛盾，一定要好好沟通，把问题及时处理好。”

唐骏认为，自己之所以能成功跳槽，除了上述三大原因外，也许还和自己的价值观有关系，“我感觉要先学会做人，然后再做好事，我的价值观就是简单加勤奋，意思是做人要简单，做事要勤奋。”

在唐骏看来，当前，在中国的民营企业当好一个称职的职业经理人很难，人们对职业经理人还有一些偏见，“但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中国职业经理人的一个榜样”。

中国青年报  2008-04-28

慈善正在成为一些知名企业家的生活方式。

根据4月2日发布的“2008胡润慈善榜”，今年，100位慈善家共捐赠了近129亿元（从2003年至今）；2007年为95亿元（从 2003年~2007年）；2006年为56亿元（从2003年~2006年）。捐赠超过1亿元的慈善家就有27位，去年则有15位。

备受瞩目的86岁的余彭年再次蝉联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捐赠金额达30亿元，这已是余彭年第三次问鼎“胡润慈善榜”第一名。

“有能力去回馈社会让我感到很高兴。”在日前举行的“爱心传递、睦邻友好——彭年光明行”活动启动仪式上，彭年实业董事长余彭年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在他看来，慈善是一种很简单的事情，不在乎捐赠者的钱多少，关键是人们应该有一颗慈善的心。

就以“彭年光明行”活动说，自2003年以来，他耗资5个亿，帮助10万余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而今年，“彭年光明行”则以中国医疗车队形式前往蒙古、朝鲜、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五国，为周边国家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

“我自己患过白内障，深知失去光明的痛苦，所以我们和北京同仁医院合作，用自己的医疗车队，自己的技术去帮助那些失去光明的人，让他们恢复光明，这些是实实在在看得到的。”余彭年说，“过去中国不富裕，多是外国人帮助中国人；现在我们有能力了，我们去帮助外国人，我感到很骄傲。”

根据一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

针对这种情况，余彭年认为，很多企业家不愿意参与慈善，有个人原因，但也和现在很多基金会的社会公信度还不够有关。他坦言，自己也曾经因捐赠受过骗，自己捐赠的救护车最后变成了领导座驾，而捐完钱后往往都不知道最终资金的去向。

“我很关注每次捐出去的钱或物是否落到了实处。”余彭年说，希望有关部门能有具体措施，打通人们做慈善的渠道，让他们消除顾虑，让他们对捐赠充满信心，“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拿出钱来做善事。”

实习生 谢秋 本报记者 魏和平

一项针对索尼、东芝、丰田等52家在华日本知名企业的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二的企业受尊敬程度普遍低于10％。

刚刚发布的《2007年日企形象调查研究报告》，是由《中国日企》杂志联合北京益派世研咨询有限公司联合推出的。调查从2007年10月1日开始，历时半个月，共收到有效问卷2089份，调查涉及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沈阳等10个城市。

调查结果让负责该项目的北京益派世研咨询有限公司研究部总监梁圆感到有点意外。

“我们发现，在‘在华日企的最新活动’和‘在华日企的社会贡献活动知晓’情况调查中，回答‘不知道’的人分别有44.3％和30.3％；而在‘负面事件知晓度’的情况调查中，回答‘不知道’的人仅占12.3％。”梁圆说，很明显，这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2／3在华日企受尊敬程度低于10％

目前，在华日资企业的数量超过两万家，日企员工人数接近1000万人。

随着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扩大，其影响力也在日益提高。除传统的家电行业外，日本企业在汽车、IT、食品饮料、化妆品等领域，也开始占据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在华日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因频频发生的事件或负面报道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这次调查中，受尊敬程度最高的是索尼，得到65％的被调查者认可；处于第二位的是松下，为46.1％；接下来的佳能、丰田和本田超过30％；东芝和日立则以20％以上紧随其后。

根据报告，在52家知名日本企业中，受到10％以上消费者尊敬的企业只有15家，其它37家企业则在10％以下（含）。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消费者对这些被调查的企业普遍比较熟悉。

报告显示，消费者对一半以上的企业知晓度超过50％，而对索尼、松下、东芝和日立等公司的知晓度均超过90％。

梁圆分析，企业受尊敬程度和一个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密切相关，而企业的知名度则和企业的产品质量及广告宣传有关，“这个调查结果值得在华日本企业反思”。

负面事件是影响日企形象的重要因素

上述报告认为，负面事件是影响消费者对日本企业评价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在华日本企业的一些产品接二连三出现了质量问题。如2006年索尼笔记本电池起火爆炸事件、2006年丰田锐志漏油事件、2005年本田“婚礼门”事件等负面事件，让中国消费者对日本产品产生了信任危机。

根据调查，对问卷所提及的在华日企的负面事件，仅有12.3％的调查对象表示“不知道”，众多消费者都表示很熟悉日企的负面事件。

梁圆认为，频频发生的危机事件让日本企业的品牌形象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这自然会导致消费者尊敬程度的降低。

此外，在华日企社会贡献的知晓度不高，也影响了企业的形象和美誉度。

报告显示，在15项有代表性的社会贡献活动中，有30.3％的被访者不知道任何日本企业的社会贡献活动。

知道“松下赞助北京2008奥运会”的调查对象比例最高，占总体的36.5％；其次是富士通杯围棋赛，认知度排名第二，为33％；“UFJ（日联银行）国际财团育英奖学金制度”的知晓度最低，仅为2％。

由此可见，日企在品牌建设和企业形象方面的广告宣传活动没有达到很好的传播效果。

报告认为，同在华日本企业的社会贡献活动知晓度相比，公众对在华日本企业的负面事件的知晓度是非常高的。这不仅仅影响到发生事件的企业本身的形象，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在华日企的整体形象。

怎样赢得消费者的尊敬

伴随着外资企业的大量进入和中国本土企业实力的提升，中国市场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如果一个企业只有技术上的优势，而得不到消费者足够的信任，是很难长久发展的。

更让人不能忽视的是，和欧美企业、中国本土企业相比，日本企业出现负面事件更容易影响消费者。

根据报告，日本在华知名企业受尊敬程度不高也和中日关系敏感相关。

调查显示，仅有19.2％的调查对象表示“比较喜欢”或“喜欢”日本。

“调查对象对日系产品本身持肯定态度，但是对企业的外部交流方面，如社会贡献、对环境的保护等，评价都很低。”梁圆说。

对于怎么提高企业形象，梁圆建议，日本企业应该借助市场调查手段，对广告效果、营销效果及特殊事件等进行实时监测，在第一时间最大范围地了解各类事件对消费者的影响，对负面事件效果进行评估和预测，为企业决策和制定实施方案提供第一手参考依据。

当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通过大规模的广告宣传、积极的公关活动和多种多样的社会公益活动努力提升企业的形象。

“如何在中国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赢得中国民众的信任，已成为在华日企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梁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