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月 31, 2013

似乎关于知乎的争论多了起来。

争论主要集中在…唔…姑且称之为“运营风格”吧,批判知乎的人说,知乎运营上太霸道,动不动要给点处罚什么的。据说有禁号,我没被尝试过,不知。批判最烈的是:言论上如此霸道,迟早完蛋——这话已经有点隐射的意思了,哈哈

说说我对知乎的看法。

客观点讲,我也不喜欢这个网站:因为我有答案被埋了,哈哈,颇为不爽啊。还有一次,关于某个问题,我的回答瞬间——注意,真的是瞬间——从第一被降到末尾,我实在想不出为啥会在瞬间有那么多反对票投上来。这个问题当时取而代之排名第一的回答也不过几十票,可见不算什么热门问题。

知乎的运营官黄继新同学,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待人接物也很让人如沐春风,这个人我喜欢。——关于上段那个让人犯疑的下降,我问过他,结果人给我打哈哈一刚。不过我真心对知乎谈不上情感上的喜欢,也没通过知乎认识了什么人。知乎2012的那个营销活动说我通过它认识了方可成,我也只好打个哈哈。

几个北方的网络公司,恕我直言,都有一种“牛逼哄哄”的感觉,包括知乎、豆瓣以及陌陌。关于豆瓣的吐槽我也见过,嗯,方可成就吐过槽。陌陌我用的很少,它也不是什么言论网站,不过陌陌的运营和公关,俺是领教过的,不敢恭维。不过,我得承认,当年博客大巴,也很“牛逼哄哄”的。

但情感上喜欢不喜欢,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玩意儿有用没?

我的答案很直白:有用。知乎也好,豆瓣也好,是我经常要去的地方,因为它有用。陌陌也许对特定人群有用吧,不知道,反正我没啥用,所以我很少用。无论用还是不用,与情感无关,与功利有关。

其实巨头里我超级不喜欢新浪和阿里,但我用得最勤快。微博控和没事就要去淘宝撒点银子嘛。我很喜欢张锐,但我目前尚没病没灾,故而真心不太用他的春雨。

所以情感和功利是两回事。对一个网站的态度,平常心就好。我有用即可,喜欢不喜欢无所谓的事。这个网站将来活不活得下去,那是另外一码子事。讨厌阿里的人多了去了,人也赚得很愉快。讨厌百度的人也多了去了,虽说它最近有点麻烦,但依然是赚钱的嘛。

虽然不是很喜欢知乎的运营风格,但我其实挺理解知乎的。它其实在做一件相当吃力不讨好的事:建立一个言论市场。

真理越辩越明——大多数情况下,这句话其实是歪理。非常朴素的观点是:言论市场充分竞争后,良币会驱逐劣币。这个观点朴素到too simple too naïve。知乎运作的基本规则是靠投票来拱出最好的回答,这事不靠谱。

桑斯坦对言论信息有很精辟的分类:简单事实、脑筋急转弯类问题、复杂事实、和价值观问题。简单事实是可以越辩越明的,再难的脑筋急转弯问题在群体面前也可以被很快地解决掉。但复杂事实就不是了。比如转基因问题,中医问题,太说不明白了。而且复杂事实一旦展开讨论,就会很容易进入价值观层面,转基因问题和中医问题都有这个影子。

在讨论复杂事实和价值观问题时,人类其实相当难以做到“对事不对人”,这个辩论对手我恨不得去找他约个架,居然知乎还埋了我答案!操,你丫太坏了,我太讨厌你了!

所以有人在“如何重建知乎上相互信任和友善的氛围?”一题上回答:不做动机揣测,少做价值判断。我毫不犹豫地投下了赞同票,不过我心知肚明的一点是:这就是句口号,人性很难做到这点。

知乎有一阵子力捧《认知盈余》这本书,我倒是觉得应该好好读一读桑斯坦的《信息乌托邦》,这本书其实对知乎极其有用。《认知盈余》只是面子,《信息乌托邦》才是里子。

所以情感上,我虽然不喜欢知乎的运营风格,但对这个网站要做的事还是有敬意的,因为太难搞了。这事吧离钱远了点,但有社会价值——比微博的社会价值大。我说“多来知乎看看,有益身心健康”有在人地盘上奉承人两句的意思,但也不完全是奉承。重点在于:不要投入太多个人好恶进去,有用就行。

人牛逼人的,我有用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年纪大了,少动点气,一样有益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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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中国春节,互联网上最吸引人眼球的事件之一是“抢票神器”,因为它和大部分中国人踏上返乡路的“火车票”息息相关。

一位名为倪超的工程师,写了名为“12306购票助手”的浏览器插件,以帮助人们进行购票。这个插件的基本原理简单说来就是让机器去模仿人购票的行为,不断向12306发出包括“登陆、查询、购票”的指令。该程序有一段代码寄放在国外技术网站GitHub上,大量涌入的调用请求导致GitHub承载很大,后者一度暂时封禁了该程序请求。这个事件被盛传为“12306拖垮了GitHub”。

倪超在此后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表示,编这个软件只是为了方便自己和他人能买到火车票。全世界只有中国有如此壮观的盛况:在短短几日内的人口大迁徙,这就是春运。过年回家是中国文化中最深邃的基因之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绝无改观的可能。

虽然这两年中国民航发展得很快,高速公路修建得也很多,但火车依然是这场人口大迁徙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据铁道部预计,2013年春运铁路的客运量预计在2.2亿人次;同样来自铁道部的统计数据,2012年全国铁路累计运送的旅客为18.93亿人。也就是说春节期间短短几天的客运量是一整年的1/9强。

过往人们购买火车票采用的是线下方式(也包括电话);2011年6月,铁道部开通了12306.cn作为网络购票平台;到该年年底,全国铁路票务均可通过该网站完成。也就是这个网站,在2012年春运期间成为当时舆论关注焦点:因为在这个网站上购票是一个痛苦的历程,买不到票不说,甚至出现登陆不了的情况。事实上历年春运火车票购买都是一个难题,只不过在当年由12306集中反映出来;加之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的流行将这个问题放置于公众眼下。

购票插件应该确实加大了12306的访问负载,毕竟机器不断地自动发出访问请求,其频率比人为手动操作有云泥之别。这一抢票神器甚至引起了“公平”上的争议。铁道部公开表示,这种行为就像是开车闯红灯,就是强行插队、打乱了正常购票秩序。但反对者却认为,网络购票算不算对线下购票的“强行插队”呢?说到底,这种插件并未非法进入12306网站内部,算不上是黑客行为,而且放在网上公开免费、可以由任何一人获取,并非“不公平”。

然而争论者却很少注意到事实的核心是铁道部火车票售卖只通过12306这家网站独家经营,这是春节购票难的问题所在;而另一个交通运输的主渠道航空机票有大把网站可以出售,从来没有听说民航机票购买有诸如火车票般的诘难。

在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提案“建议铁道部在加快完善12306网站自身技术和服务的同时,应推动火车票网上销售开放”。对此,全国人大代表、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吴强对媒体回应说,铁道部已形成传统的直接面对购票者的售票模式,目前没有考虑将购票资质放开到商业网站。他还说,民航系统主要靠商业网站购票,但乘客相对较少;火车票春运期间可能每天要出票七八百万张,人多,量大,统一购票便于监管。

本月21日新华社发表文章称,“偌大的铁道部斥资约3亿元建起的平台竟经不起一个小小的网络插件冲击!更让人费解的是,自己不好好修补bug,却忙于约谈和叫停,动用行政权力去阻止市场行为。铁道部、工信部不能‘自己傻就怨别人太聪明’。”看似批评,实则“小骂帮大忙”。在这样的批评下,铁道部是不是还要在原来几亿投入上再追加几亿,让自己变得“聪明”些呢?

其实问题核心并不在于技术,而是在于“集中式、中心化售票”这一理念。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怎么投资才能扛得起中国人集中出行所带来的压力?这不是bug这类流于表面的问题,而是根子思维的问题。这个问题再往下推一步,就是铁路这个公共承运事业是不是就该一家独营?

即便还在独家运营的情况下,售票这件事也没什么道理非要独家出售。在网络时代,连对时效性要求几近苛刻的股票买卖都是天南海北多终端、多公司同时在运作,一个火车票又有什么道理非要在一家网站才有卖?

中国的铁道部为何就不能运用民航总局同样的规则进行管理?具体运营没有什么理由不可以让多家同时运作。机票之所以能够多个网站同时开卖,就在于航空运输不是独家垄断经营的。 以美国铁路为例,虽然全国性铁路运营的客运公司只有一家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Amtrak),但全国仍有多家独立的、分散的私有铁路公司。根据美国铁路公司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Railroads) 的统计,2011年美国的一级铁路公司有七家。

实际上12306推出之初,只售卖高铁车票,而且这件事情也并非它一家独有。我曾经在携程上购买过一次京沪高铁票,但要额外加收送票费5元;如果一次性购买来回两张,送票费也要重复算两次。但不知何时起,携程停卖了高铁票。 时至今日,携程网站导航条上依然有“高铁动车”这个选项,但点入后,所有车票的预定按钮均为灰色。

标注为“携程旗下网站”的铁友网(www.tieyou.com),也高挂“您支付成功后,我们帮您从正规火车票销售渠道代购,不保证100%有票”字样,换言之,其实是你在雇人帮你购票,而且对方还并不承诺什么。

互联网本来的核心理念是“分布式”而非“集中式”,是去中心而非中心化。但火车售票一事却被硬生生弄成了一个“单一中心”。全国数以亿计的民众在短短几日内要出行,12306再强悍被堵个水泄不通也是常理。在线竞争情报提供商Hitwise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12306的日均页面浏览量超过1.2亿;高峰时有20万人在线在线,日点击量高达15亿次。

倪超的“订票神器”之后,在庞大的需求和关注度面前,浏览器厂商也趁机出手,比如金山就邀请倪超把这款插件预装在该公司的猎豹浏览器上;此后360、搜狗、火狐等浏览器都先后推出了自己的购票插件,号称能帮助人们轻松购票。这些举动都引来了铁道部的注意,希望它们能够收回。1月18日金山官方证实,铁道部于此前一天约谈了这家公司,要求立刻停止其春运抢票版浏览器。

但网传的工信部要求撤下购票插件的流言,最终被证伪,工信部声称只是在电话中“建议”而已,并非强制性叫停。在顺应民众需求的考虑下,希望铁道部最终也能就火车票售卖问题“退一步”。

本文撰写完毕后,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主编在电话中和我讨论过“集中售票”的问题,她声称欧美都采用这种做法,铁道部似乎可以有“国际惯例”所循。但我不这么看。一来美国的铁路运营公司极多,文中提及的只是一级铁路网,二级三级则加起来数百家之多,铁路运营已经“分布化”,二来全世界怕是没有中国这种春运盛况的。中国的问题,有时候说“国际惯例”,有时候说“中国国情”,只是在我看来,该考虑国情的时候遵循了惯例,该遵循惯例的时候考虑了国情,扯淡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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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月 29, 2013

知乎上有人问:做为一个传播学学生,应当怎样使用、研究诸如微博、SNS这样的媒介?被邀请回答,我写了如下十条:

1、要用

2、要多用

3、要明白这是一种定制化媒体,你所看到的世界(timeline)只是你关注的人的世界,而不是全部

4、要知道定制化媒体其实就是信息偏食,而且容易形成small group thinking

5、故而还是没事要去逛逛门户,或者多加利用微博的搜索功能(虽然残缺,但总比没有好)

6、微博没事不要和人讨论过于严肃的问题,特别和非熟人讨论价值观有关的问题,没什么太大意义。微博公厕论,大部分情况下是对的

7、注意你所说的一切,理论上讲,谁都看得到,注意保护自己

8、其实微博营销成本已经很高了,获取用户和流量不易

9、多来知乎看看,有益身心健康

10、以上说的,都是对的

因为题干中还提到研究的问题,故而我的回答后面还有一小段:就研究而言,其实一旁观察挺难的,因为缺少数据样本。基于微博、sns做的调研,不靠谱性极大,因为同类相吸,随机性差得不是一点点的。

这条回答被知乎的黄继新分享到新浪微博中,然后中山大学的张志安老师又加了十条并转发,张十条如下:

11、定期优化关注;

12、别较真,碰到喷粪的拉黑即可;

13、相对专注某个领域写微博;

14、跟有价值的人私信沟通;

15、不时检索下自己的名字,监测个人舆情;

16、别忘了阅读;

17、朋友会面少刷;

18、睡前睡后别刷;

19、私信并不安全;

20、以上未必都对。

后来张志安把这二十条重新做了条长微博,有280余万粉丝的邓飞转发(还有一些学界教授们),昨晚我倒是狠狠被at了多回。我本来是在知乎里写回答,人家地盘上奉承一下人家也是人之常情(再说我和黄也是朋友),志安兄这么一整,脱离了回答情境,倒搞得有点像知乎植入软文了,哈哈哈

大约在几周前,我在手机端上删掉了微博客户端,浏览器收藏夹里也删除了收藏,打算小别一阵子。结合这上述的“微博攻略二十条”(其实我只写了七条,1和2重复,第九条属于溜须拍马,我和张的第十条都有恶搞性质),谈谈微博的使用。

不用微博的一段时间里,其实有损失,但不大。我没有错过闾柴之争,这事不一定非得去微博才晓得。我也没有错过腾讯刘成敏“退休”的事儿,这事几个科技博客及门户科技频道唠嗑得更彻底些。当然,也许知道的晚了点,但晚上个几个小时甚至一天,也不见得不能做人了。

不过,你得承认,如果抱着看八卦的心态,还是得上上微博。我知道了闾丘批评柴静的事儿后,就上了趟微博,动用了搜索功能,发现了不加v。这事后来被弄得极其娱乐和恶俗,连安替都被拉进来躺枪,要看戏,微博是不二之选,只是,你自家觉得值得不值得看一把?

比较值得一提的损失是“社交”,几个媒体编辑给我写私信没看到,其中一个还是催稿的,结果人不得不发邮件过来。一句话的事去动用邮件,在今天总感觉有些小题大做。我只好鼓动她们用微信联络。我本来想慢慢把社交功能转移到微信上,后来一想,我经常会在微信朋友圈上会吐槽(有次我吐槽一本杂志能捧公知,结果被那本杂志的编辑看到了,还留了个问号,让我颇觉尴尬)。我知道朋友圈能够屏蔽人,但屏蔽这事儿吧,太麻烦,一不小心忘记了又吐了回槽,下次见面不好看了不是。

不过,微博私信也不是什么太秘密的东西,张志安在第十九条里提及。就我所知,私信是明文的,某些第三方客户端能接入——这话的意思就是这个第三方客户端能够把这些数据导出来。我这个判断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前几年有人发了条截图,说周鸿祎私信里调戏约炮女孩子。新浪运营方跑出来帮周辟谣。我不是相信周会去干这事,而是这事猛然提醒我:新浪咋知道这个图是p的,周没发过?

微博这个东西呈现出一个很诡异的状态:一方面调子扯得很高,动辄你会发现有人在讨论宏大叙事的话题或三观问题,一方面又很流俗,看戏心态极其严重。这两者交织在一起,势必把严肃变成消遣,把娱乐变成恶俗。波斯曼写《娱乐至死》,微博是最好的注脚。

但我觉得还是要用微博,不用人生会少很多乐趣。人总是有恶俗的一面的。我可以正儿八经地正襟危坐地讨论新闻到底该如何搞法,但我对柴姑娘早期的恋爱八卦史也是有看戏兴趣的。名人天然就是用来消费的——不然他们就不要做名人了。这方面,不要苛求我一个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老子就把你给娱乐了,咋地?

所以我说:要用,而且要多用。不然你会发现你和朋友坐一起吃饭没有谈资了。但是,我看戏并不意味着我真把这个戏给当真了,也不意味着看到high处也要上台一起去唱唱。在消费柴姑娘恋爱史的同时,我也在消费不加v,正常得很嘛。一个常用微博的人最需要明白的就是我的第三、第四点。张志安建议别忘记阅读,他指的是长篇大论的阅读,以为然。

去年刚认识一位朋友时,人戏称我为“魏公知”,那是全然不了解我。我对很多社会事件(除非和新闻传播有关)不愿意在微博上多说什么。有时候朋友私信来要求转发,却不过面子,友情转一把。我一个信奉杨朱哲学的人,对这类事缺少品头论足的兴趣。在我威胁再叫我魏公知我就叫“×处”(此人官拜处级)的情况下,这三个字没有成为朋友圈里的一个称呼,万幸。

微博堆出来的所谓名声,基本上是很虚幻的(也有实在的,姚晨其实是一例。微博女皇成功由一名电视剧明星转型为电影明星——虽然还不是什么大片女一号,但总是从电视剧转行电影了,这个差别大了去了)。但这种虚幻并不等于虚无缥缈。它对事件的传播(大部分时候是变了味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搞传播学的人,不用一下微博,是不能体会到那种人际、群体、大众三大类传播纠结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的。

人演个民国武术家还要先去打上两年拳,搞传播的自然要多用微博。但人演武术家没说要就成为武术家,八极拳冠军是表演赛冠军,所以搞传播的也不要沉溺在微博里,非要做个大v。微博大v的影响力,未必有多高。因为影响力包括三个层面:告知、说服、行动。大v也就告知力强,强了又如何?还有一堆人候在那里吐你的槽。张志安说拉黑即可,拉黑只是禁评论,不是禁转发。

所以张志安的第十三条我不是太同意,应该专注一个领域写博客。微博使用日久,对我一个很大的伤害:我现在写稿子速度变慢很多。写惯140字了,就写不来文章了。有人要说:论语不就是微博体?那可真扯了,没看到后面一堆的集疏注释证么?

这个世道,滚滚红尘,物欲横流。做一个和潮流不同的人,活得太累,却又何必。跟着一起胡言乱语人云亦云也没啥意思。最好的做法是,知道这是个游戏,知道游戏的规则,跟着一起按规则行事,但心里明白:一场游戏罢了。

人间五十年,譬如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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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基本上树立了智能手机的标准——这里指屏幕。历代iPhone的屏幕大小都是3.5英寸,iPhone5向前小小迈了一步,达到4英寸。智能手机的屏幕超过这个尺寸的,可以自称为“大屏手机”,如果超过的比较多,比如6英寸大小,称为巨屏手机就有点傻,于是人们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平板手机(Phablet,phone加tablet组合而成的新词),一般意义上,指5-7寸之间。

平板手机完全是因为手机电脑化而催生的东西。在功能手机时代,手机以小为美,各路厂商拼命动脑筋怎么让手机变得小些更小些,最好小到人们完全没感觉自己带了一个设备(比如男性通常把手机放在上衣内侧口袋,太大了会觉得鼓鼓囊囊十分不便)。早期的大哥大早被视为一种累赘和暴发户做派,而不是一种派头。

这一点,和功能手机的功能有关。人们拿手机主要是用于两件事:打电话、发短信。中国用户再加上听音乐,美国用户可能会考虑skpye这样的网络电话功能。除此之外,手机并无其它什么功用。既然功能简单,自然无需做得太大。但到了智能手机时代,手机所承载的功能,就越来越多了。

KPCB(美国最大的风险基金)在11年就发现,在智能手机领域,美国人用于手机传统三大功能上的时间只占据到了32%,其它的时间则分配给一些所谓“新行为”,比如上网页浏览,比如使用各种移动应用。在各种应用中,排行第一的是地图类,第二的是游戏类。很显然,屏幕太小,,页面浏览以及地图会看不清,游戏会不够好玩。

屏幕就是手机大小的决定者,需要满足用户对于智能手机如同电脑般的使用,就不得不放弃小而美的想法。于是手机被迫越做越大,但为了重量考虑,也必须越做越薄。可以想见的趋势是:一个智能手机,必须大屏幕、超薄以及高分辨率。来自市场分析机构 IHS iSuppli的报告说,2012年有2560万台出货,2013 年则可能达到 6004万部,增长 136%。到了 2016 年,全球出货量将会达到 1.46 亿之巨。

最早介入平板手机领域的是dell公司,不过真正意义上把平板手机炒热的当属三星,5.3英寸的Galaxy Note在11年大卖,一年间狂卖1000万部,12年Note2更是在上市两个月内创下500万台的销售奇迹,这让很多厂商迅速跟进。用户也不再坚持手机必须一手掌握的大小。某种程度上讲,一个成功人士又有多少机会要在公车地铁上一手拉吊环一手拿手机呢?平板手机能彰显这个人的身份,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们的确不把手机仅仅视为一个“移动电话”了。

国内目前有三家较有实力的跟进者,在CES大会上,华为拿出了6.1寸的Ascend Mate——全球最大屏手机,联想则有5.5寸的K900,中兴Grand S是5寸机。纷纷企图在这个细分市场上分一杯羹。

跟进的主要动力在于,平板手机基本上属于高端机,售价可以比较高。Note2目前的报价在4-5000之间,中兴Grand S则为3600元。华为和联想都暂无报价,但比Grand S更低的可能性不大。高端手机的毛利通常比较厚,有助于企业获取超额利润。

但问题也在这里,纵观中国手机产业史,虽然功能手机时代有一举击溃洋手机之说,但客观讲一句,是用低廉的价格完成的,而当时洋手机的价格也高得离谱(一台西门子手机,FOB香港价格不过200美元,国内可以卖到数千元)。从价格战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本土厂商,至今没有运作高端手机的成功先例。这三大品牌在用户心目中,远比不上苹果三星的高端感,尤其在消费力旺盛的一线城市。

另外一个比较致命的问题在于产能。功能手机对制造的要求不高,但智能手机则不是。即便如苹果这样的公司,在智能手机零部件上也一直依赖三星的供货,直到iPhone4,才开始慢慢去三星化,比如面板供应上——但核心处理原件,依然对三星有所依赖。而国内厂商,恐怕产业供给上,还是有很严重的缺陷。

国内厂商如果想要在平板手机上站稳脚跟,价格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但如果产能跟不上,又没有办法形成规模效应,将边际成本降低。卖一台亏一台是无法长久的。平板手机不是一个“大”字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更薄的机身,就意味着对零部件要求更高。国内厂商这股平板手机热,在我看来,怕是概念性产品的成分居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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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月 23, 2013

先说一下,我不是不知道闾丘是个复姓,不致于以为其人姓丘,老公姓闾(闾姓也是有的)。这事是闾丘挑起来的,但知乎上又有人说中国人排字,一般情况下是四声在前的排在前头。故而就将就着写个“柴闾之争”?—— 严格说来,柴静也没加入战团来着。

有一段时间没上微博,一开始本不知道这个事。前儿忽然想看看《白鹿原》电影到底讲什么,于是点开奇艺,首页赫然就有说闾丘暗讽柴静。这算是我关心的事儿,就去八卦看了看。本来已经放下,后来学院发了条公告召集ICA2013年度区域性大会征文,就跑微博上想广而告之,猛然看见微博上高高挂着“闾丘露薇批评柴静表演采访,引记者标准争论”,红方木子美,蓝方张志安。仔细一看,原来张志安老师在做和事佬,一不小心就“被站队”了。

后来闾丘又发了条长微博来解释这个事,最后一句话很有趣,知音真算是躺枪。闾丘说:在中国,知音很受欢迎,但这并不说明它们做的更好吧。这句话用“它们”是因为前面还提到所谓八卦小报。不过我这里不得不说一句的是,闾丘师姐犯了一个错误。正如她自己长微博里写道媒体人不是新闻人,媒体不见得都是新闻媒体。八卦小报还真是新闻媒体,但知音委实不是,人搞纪实文学的(哈哈哈哈)。是不能放一起比较的。

柴闾之争,说到底是这样的:闾丘认为,柴静不是在做新闻,而柴静的拥趸们,其实压根不在乎她做的是不是新闻——他们大致认为柴静:1、有常识;2、扮相好(不是说漂亮,而是很知性,有小清新之风);3、比较敢做一些擦边球节目;4、最后一点很重要,据说比较穷,而且据说不在乎钱这个玩意儿,没概念——柴静的好友们可能还会认为她还有很多优点,但一般观众,那就是不知道了。

关于“新闻”这两个字,老实讲,大多数人认为新闻人即媒体人,新闻即媒体。不过你和这些大多数人一深究,他们也明白不是一回事儿。但就是扯起来扯着扯着就混一块儿去,你还得把它再拉回来。新闻在我看来,无非就是两个东西:1、最新的事;2、事虽然老(有老得过了分的,也有半老不老的,还有三分老的),但忽然又有新发现,且这个新发现从来没媒体报过,大伙儿不知道——独家新闻通常都是这个路子。这两个标准属于定量的,再加上一个定性的:所谓有价值,若笔法得当,大致就构成了所谓好新闻。

比如说,我忽然发现柴静十多年前的某前男友,和他一聊,扯出好多陈芝麻事,然后找个时下的由头起手,一写一登——这就是“新闻”了,因为你们不知道嘛。但是不是“好”新闻?这个不好讲。八卦媒体专干这事,因为他们认为“好”。但正统新闻人士,一向嗤之以鼻。

闾丘的博客中,则提到了我这里并未提及的一个规则:新闻中,记者是什么位置?靠文字说话的媒体,没什么好多讨论的,记者名讳本来就占地不大,想冒头也难。评论文章有可能会登“魏武挥:柴闾之争 知音躺枪”之类的标题——此类标题特别在网媒里很常见,新闻性质的,特别是自家记者写的,没这个待遇的。

但电视不是靠文字说话的,是靠镜头(我不是说脚本不重要哈)。镜头给什么人给多少时间,没什么量化标准。闾丘说的是很正统的新闻观念,小结起来其实是两点:其一,记者应该少出现,镜头不能给那么多;其二,新闻人物没有人物背后的原因重要。

第一点的标准大家都认同,我看过有限的柴静的一些访谈,柴静的镜头的确有些多。这方面,凤凰两个人,曾子墨和陈晓楠的访谈节目,两位美女的镜头就不是太多,而且这两位美女都似乎叫“新闻节目主持人”,而非“新闻记者”。不过柴静节目里的一些内容,大家喜闻乐见,人长得也对得起观众,这个镜头给太多的形式一般就被忽略了。—— 随手八一句,我觉得曾子墨比柴静更有些小清新的漂亮,众以为然否?

现在来说说这个“其二”,焦点在柴静的《看见》这个节目。官网上自承“一档记录现实题材的专题节目”,没说是新闻节目。柴静的配发介绍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主持人,也没说是记者。换而言之,柴静这个节目还真没当“新闻节目”做。节目自我定位是这样的:“用影像记录事件中的人,努力刻画这个飞速转型的时代中,人的冷暖、感知、思想与渴望,期待和观众一起,了解陌生,认识彼此;端详相似,审视自我。”——看,人说要记人,没说要记事。张志安和稀泥其实和得不对,看见这个节目里,人也没说她是记者。

柴静最近风头有点劲,倒不是人跑微博上做公知,而是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为啥,我还专门问过柴静是咋红起来的,非典那事老得有点过了分嘛,但还是不得要领。最近比较出名的事有三桩。一是搞了个新书发布会,台上一帮蜀黍站台,这张照片真心有点怪。二是人物做了一期专访,三是某娱乐周刊八卦了她的婚姻。人风头一劲,就怪不得别人拿显微镜来看你。你要站在镁光灯下,脸上有个雀斑没遮好也没法子,照片被开玩笑说是“柴静的客厅”,也只好打个哈哈了事。

闾丘的标准的确很高,宁财神非要扯到什么体制上,纯属忽悠。这个和体制关系不大,和用心用力有关。找一个愿意说话的,设计一些问题,聊聊,节目做起来容易得多。你要深挖背后事实,那是慢工出细活,电视节目嘛,哈。说句可能得罪人但其实很多电视工作者自己都认同的话:电视这玩意儿,越浅越好。电视从来没深度的东西——包括凤凰自己。

现在这个时代,造神真得几乎不可能,次一档造个完美的人也不可能。某网站主编在微信上说要宽容,他表示对手的进攻能激发斗志,来自战友的误解与不认可会让人心灰意冷。这话说得有点大了,不至于吧?讨论新闻专业问题谈不上误解。更何况,古语云:君子不党。

最后,柴静可以委托授权发条微博:老姐您说得对,小妹以后一定会继续努力学习。此话一出,明年新书发布会会有更多蜀黍站台。—— 危机公关示弱是化危为机的不二法门

注:这篇东西没怎么谈记者究竟该在新闻里是什么位置,其实我文后有两篇相关文章,一为微博上的记者,二为微博上的记者外一章,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不想重复了。电视和微博都是极容易让人出名的东西,但又都是相当浅薄的玩意儿,嗯,就一玩意儿。厮混其中者,不可不自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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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月 22, 2013

条微博发出后,就等于是把一句话扔到了一个浩瀚无边的数字世界,任何一条微博理论上都存在n层级转发的可能乃至于可以覆盖到上亿微博用户,但同时也存在这个可能,没有任何人关心。影响一条微博被转发的因素到底有哪些,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的研究员唐润华先生在11年10月的时候曾在他的微博上写道:

影响一条微博转发数的因子,按权重排序:1、博主本身的粉丝数、2、转发者的粉丝数;3、话题的吸引力;4、微博的发布时间;5、微博的表现技巧。

在这五个因子里,前两个属于同一个性质:传播节点的大小。有所不同的是,第一个属于博主自身慢慢运作出来的,属于主动性结果,而第二个则很难控制。在没有有偿发布的情况下,你不知道哪个转发者会转发你的微博。后三个又与第一个相同:博主主动性结果,无论是内容还是时间,都是可控的。

唐研究员很明显认为第一点最重要,我基本认同。他认为第二个因子也很重要,我再次表示认同。但他的认同和我的认同都还不足以证明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好的例子来做比较分析。但一年多过去了,始终没有发现好的案例,直到古城钟楼这个微博号突然爆红的那一天的到来。

古城钟楼的微博是每两个小时报一次时,报时用的语言符号是:铛。这是一个看上去相当无聊的微博,它除了这个“铛”以外不会发布任何微博,而且保证时间点的准确。1月7日上午,这个微博大概有2万多粉丝,但一天不到的时间,就迅速攀升到10万多,到我写作此文的时间——1月9日——这个无聊的微博已经有40万粉丝了。

不过这个无聊并非它首创,我在微博上又发现了一个名为“big_ben_clock”的微博(事实上,twitter上的大本钟早就在那里报时了)——有网友告诉我,连这个bigbenclock都不是第一个无聊的。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已经获得了两个无聊得几乎类似的微博,换而言之,唐研究员所提到的五个因子里,后三个几乎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比较案例,完美得就像实验室里的东西,它天然就帮观察者刨除了一些变量。我做了一个小小的信息收集,,“古城钟楼”的第一声铛是11年10月26日,而“big_ben_clock”第一声BONG是10年7月30日。后者显然无聊得更早。到1月7日引爆点出现之前,两个微博所拥有的粉丝其实都差不多:2万多。

然后就有一个同样有点无聊的用户发了一条微博,他说:“发现一个史上最无聊又最有毅力的微博!@古城钟楼”。这条微博当天获得了13万次的转发。这位用户并非大号,连v字都不是,怎么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呢?一个最关键的传播节点是:蔡康永,这位老兄可是有2000万粉丝的主。

蔡康永作为第一个引爆节点后,又吸引了众多粉丝数可能没那么多但已属大v的微博进行转发。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古城钟楼粉丝数暴涨,随后新浪运营方介入,作为热点话题后,再次推动古城钟楼的粉丝数。在它一路上扬到40万粉的同时,也带动了big_ben_clock的粉丝数,后者目前保有7万粉丝量。

这个案例能告诉我们的是:在同等内容的情况下,一条微博或者说一个微博账号的受欢迎程度取决于是否有大号参与。大号参与与否的结果完全不同。但如果不是做有偿发布的话,大号是否转发,属于一个非常随机的事件,或者说,是博主本身无法控制的。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结论,在大多数微博营销案例中,购买大号转发,是一条常规之道。而靠内容创意取胜,属于偶发事件——因为好的创意内容实在是太难得了。

除了商业上的一个结论外,我们或许还能推出一些和商业无关的社会意义上的结论:微博究竟是不是草根的狂欢场?至少这个案例不是。表面上一个无聊微博草根不能到再草根,但如果没有本就拥有话语权的社会名人(蔡康永)的帮忙,它最多只能做到big_ben_clock的程度。在微博这个场域里,基本上不存在什么话语平权,名人照样是名人,屌丝依然是屌丝。

在本专栏上一期文章《技术人格》中,我已经提到:“虚拟世界不再是‘像’现实世界,而是现实世界本来就有很大的‘虚拟’成分,所谓虚拟世界只不过还原了那种现实罢了。”现实社会中那种金字塔式的话语结构,在虚拟世界中不可能被颠覆。2010年7月,韩寒在微博上喂了一下,招来1万多条评论和5千多条转发,你喂一个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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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月 21, 2013

时间:2011年3月

场合:凡客创始人陈年在接受媒体访谈时

话语:我认为,凡客有责任证明这个模式可以做的更大,比如要成为一个亚马逊差不多级别的新模式的代表。

后续:2012年11月,凡客爆发所谓裁员门。陈年公开宣称,退出平台之争

江湖中流传一个中国B2C电商七雄争霸的版本:天猫(淘宝商城)、京东、苏宁易购、国美、腾讯易讯、亚马逊中国和沃尔玛控股的一号店。这个版本大致是在2012年11月的时候开始流传,光棍节之后多家媒体在报道淘宝系惊人的流水数字时引用到这个说法。但这里并没有凡客的名字。

凡客曾声称不做女装而后食言而肥的大话所不同的是,本文所提及的“另一个亚马逊”是另外一类大话:一种雄心壮志,一如博客中国企图将新浪拉下马一样。但配套这份雄心壮志的是,在具体执行层面,会让人觉得凡客一直在到底打造衣服品牌还是打造商场上举棋不定,三心二意。

一方面,凡客曾经在“品类扩大”上相当激进,甚至还搞出了凡客牌拖把,而另外一方面,凡客先后请动了韩寒、王珞丹、黄晓明、李宇春作为代言人,出手之阔绰,在中国电商行业中只此一家。这四位大明星应该和“凡客牌拖把”很难联系在一起,而且四位大明星出场,一律走的是服装广告。凡客意图用他们的时尚号召力来塑造一个时尚品牌,但这个品牌一度包罗万象,无所不有,四位大明星号召力再大,恐怕也是盖不过来的。

陈年口中“这个模式可以做的更大”,所谓和亚马逊差不多级别但却又是一种“新模式”,到底是什么模式呢?

电商大体上有几种模式。其一为“虚拟地产”,代表者是淘宝(集市与商城皆是),特点就是自己不售货,没有自家品牌的商品或商铺(可能背后有投资),也基本不备货,依靠收取交易抽头或广告作为利润,现金流与物流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流动,电商本身介入不多(支付宝只是一个交易工具,和下文那种先收消费者钱再交付供应商全然不同)。这类公司做成的其实国内极少,大体上就是淘宝。

其二是“商城”,京东和亚马逊中国都算,它们虽然没有自己的商品,但直接面对消费者供货,故而有自己的物流以及现金流,对供货商必然会存在账期问题:从消费者手上收到钱后再与供应商结款。包括苏宁易购、国美、一号店,其实都属于这类模式。无商品品牌但经营自家这个商铺,利润来自上下游差价,毛利率一般不会太高。

陈年口中的“新模式”的确和前面两种不太一样,凡客不仅在经营一个网上商店,还在经营一个“商品品牌”。供应商提供的只是未贴牌的商品,它要加盖“凡客牌”标签。凡客已经不再是一个商店的名字,而是商店+商品。国内有很多中小型B2C都是这类模式,颇有一些传统时代里的“前店后工厂”的感觉。而这种模式的本质,和凡客的先驱PPG其实是没什么差别的。

PPG成于品牌营销(铺天盖地的广告),却败于产品质量(货品很次),因为说到底它是一个商品品牌而不是商铺品牌,需要为产品质量负全责。在这种情况下,想成为一个“轻公司”是相当困难的。凡客吸取了这点教训,公司也就变得越来越重。因为它不仅要向淘宝亚马逊那样去考虑购物体验方面的网站设计问题,它更要考虑线下生产的商品品质问题。而如果真如陈年口中所说,是另一个亚马逊的话(主要指流水规模的匹配),凡客要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亚马逊B2C这块的。

很明显,凡客的资源其实尚不足以支撑它做如此之大的快速扩张,更重要的是,“商铺”这个领域,所谓七雄争霸,也能说明市场格局已成,凡客很难再找到自己作为一个商铺的位置,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转入商品,这就是陈年所谓的“放弃平台之争”。换而言之,凡客在未来,将更多地关注在自己商品的品质上,而至于商铺,凡客牌商品将不仅仅出现在凡客网站上,完全有可能去接入到这七雄之中的任何一个网站上,比如凡客已经接入天猫。陈年放弃平台之争就意味着凡客将一心一意于和平台们形成合作关系上,而非竞争。

事实上,淘宝系在光棍节那天所爆发出来的规模优势,是相当让同行以及传统零售业所忌惮的。且不说商家是否挣钱,光是天猫,按照它提取流水额一定比例作为收入,一天分成就或超4亿。这样的体量,包括凡客在内的很多线上交易商,都必须打量打量自己到底还有多少实力去做所谓“平台”。对凡客来说,另一个亚马逊,怕是极其遥远的一个梦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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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我认识的北大新传研究生,即将毕业。我一直认为她很适合做记者,因为我认为她有做记者的调性:没皮没脸(注意,这是朋友间的玩笑话,没有贬义。真实的意思是,她敢于去打采访电话,敢于被大人物拒绝,敢于锲而不舍地去盯着某个值得跟踪的线索)。不过,我也知道做记者一开始收入很低,特别是在帝都这种地方,网传月入一万(税前)月余不过两百,更何况刚出道的记者哪里有一万的收入。

所以我并没有特别鼓动她去做记者,她也先后尝试了很多个机会,比如参加了某银行的入职考试,为这事,据她说还被她导师狠狠数落了一顿:柜台上点钞你能知道中国金融的本质么?我知道她正在一家我个人很尊敬的财经媒体实习,但我很少劝她:留在那个媒体吧。因为我清楚地知道,那家媒体的待遇情况——当然,她也知道。

不过这次她告诉我,因为那家媒体金融组的一位资深记者的一番话,她决定留下来了。我忽然就有一些感动,终于,一个很有些潜质的人,决定去从事一项荆棘密布但又内心深深热爱的职业。她有清晰的认识,没有对记者这两个字的幻想,知道是一个火坑,但依然选择跳了下去。我还看似很八卦地询问了一些对生活开支的预想,她有很现实的答案,小小的个子并不代表没有那份决然。在那一刻,我忽然又想起了一位个子很小的知名财经深调记者,一样是小小的个子,结果把诺大一个移动运营商给得罪了,近来又得罪了另一家运营商。

必须要承认,名校还是能培养出一些(虽然不多)极具职业情怀的学生的。北大有,复旦也有。不过需要注意,我一直没有用“理想”、“事业”这样的词。我倒是以为,我所认识的这些未来的记者,恰恰没有这种大而无当的词。他们不会过分拔高媒体人的意义,这是我个人所欣赏的地方。但他们也不会轻视自己的这份工作和自己的价值,所谓“不卑不亢”,大致如此。

一流的媒体人,才能做出一流的媒体来。这两者密不可分。那么,三流的媒体(人)是什么呢?在我的主观看法中,三流媒体就是成天扯八卦或者号称的内幕,这些八卦内幕的消息源通常只有一个。三流媒体(人)通常自诩消息灵通,并由此而高看别人一头:看,你们知道个啥。这些东西拿来做消遣是相当不错的,失眠前看上一看有助睡眠。娱乐行当有娱乐八卦,商业媒体也有商业八卦,自然,颇有些商业(财经)记者,其实不过是商圈的狗仔罢了。

我在微信上说了上文这段话(我已经有那么近一周没上微博了,感觉良好。下次再聊不上微博的感受),有一个以前的学生来问我啥是一流的,二流的。我只能说说我自己的看法,不一定是标准。

一流的媒体(人)应该是这样的:他们懂得梳理事实和事实之间的因果、逻辑或者相关性,不仅能找到证据,还能做出一环套一环的证据链。所谓还原真相,不是还原事实,而是还原事实之间的关系。

二流的媒体(人)则能知道什么是重要事实,什么不是。举个例子说,其实马云辞任CEO这件事一点也不重要,我虽然应邀也写过一篇几百字的短篇评论,但我心里的确对各大门户科技频道搞个头条专题是很不为然的。这事相当普通,不能因为马云很重要,所以连他放个屁都是重要的。

即便是互联网时代,承载内容的介质是无限的,但并不意味着内容无所谓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了。比如页面头条这个位置总是稀缺的。媒体(人)的价值在于告诉最大范围内的公众,哪些事实是最重要的。

那么,超一流的呢?呵呵,至少在我的视野里,中国没有。超一流是在一流的基础上,还把东西写得浅显易懂。我所尊敬的那份杂志,读起来相当累。这不能苛求,因为都说了:超一流。可遇不可求也,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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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月 18, 2013

有一种说法把过去一年称之为“微博反腐年”。借助微博这种简易的发布工具以及它所具有的方便转发的机制,很多反腐行为在这里发酵并壮大。国内媒体《京华时报》去年底的梳理结果是,过去5年有39个网络反腐典型案例;其中2008年为2起,2012年则增加到19起。

公众欢呼反腐有了新渠道,可以通过微博发帖对某人某事进行检举揭发,引起网民共鸣、扩大影响,进而受到职能部门重视。我却不得不指出,通过微博对包括反腐在内等问题的问政,有它天然的不足之处。

如果说腐败事件以及背后的制度性缺憾使得中国像是一个病人。要治愈病患,吃药自然是一种方法,但良好的生活习惯才是本质性的解决方案。微博就如同药片,真正意义上开放的媒体则像是良好的生活习惯。一面吃药、一面继续糟糕的生活习惯,这个人绝无有健康的可能。

更何况微博天然的一些缺陷或将使得网络反腐和问政变成一场又一场的闹剧,而不是对制度的深层诘问和反思。

第一个原因,微博这种体裁很容易道听途说。微博与标准意义上的媒体不同,它不需要考虑自己的可信性从而维持良性的商业运营。大多数微博用户不会有这种考虑,大多数看客也不会太追究一个微博账号发言的所谓“可信任度”。

微博运营方所配备的辟谣力量,面对每日上亿条的新发布微博,显得力不从心。上海电视台记者宣克炯曾告诉我,一个微博用户散布流言只需要不到一分钟,但作为传统媒体的电视台去核实所需要的时间却是以小时甚至是天为单位的。

微博所启动的实名制对遏止流言其实帮助甚微。很多微博使用者(尤其是那些拥有数以百万计粉丝的微博大号、V字认证用户)用一个转发加上一句类似“求辟谣”的方式,就能轻轻松松摆脱责任。我无意于指责这些微博使用者的这种行为,作为个体本身,的确没有每次发言都要仔细考证的义务。这是一个极其自然的状况,不是用“加强微博使用伦理”之类的敦促所能改变的。

假使最终未能证实或证伪的流言过多,则公众对微博这个平台的可信度会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如果可信度下降,公众将保持一种看热闹的心态但实质上置身事外,这就是所谓的“围观”。

第二,微博这个渠道对于某个话题能否持续,也需要打个问号。这个碎片化、轻阅读的媒介,无法长时间吸引人们的视线。

即便在一些传统媒体的议程设定下,阅读者在关注一个热点几天后往往会迅速把注意力转移到下一个热点。而微博上的话题相对更容易“没有了下文”。围观天然如此:热点一来蜂拥而至,热点一过呼啸而去。“问政”这种事却需要较长时间的关注以及理性分析。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郭美美炫富与红十字会危机。2011年6月,微博用户“郭美美baby”的炫富行为引发了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郭美美baby”当时的微博实名认证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但随着中国红十字会网站发表声明称红十字会与“红十字商会”这一机构和郭美美本人没有任何关系,有关这个事件中红十字会所必须承担的问责拷问逐渐淡出了微博的视线。事件已经过去一年半,但该会迄今尚没有人为此事负责,也没有任何清楚可信的信息来表明红十字会和商业运作之间的具体关系。

中国传统媒体所谓的舆论监督基本遵循这样一个流程:某官员双规后才会有媒体介入报道的可能,然后再进入司法环节。换句话说,这个官员基本上已经下台无疑是所谓媒体行使监督权的前提——这与其说是监督,不若称为“痛打落水狗”。国内媒体《南都周刊》能刊发极长的深度报道《起底王立军》的前提是薄王已经倒台。

微博上却并不是这样,比传统媒体的“问责”更容易不了了之。微博上爆出来的官员案件,大多数这个官员还在台上,如果这个官员级别较高,这就有可能遭到有关部门的遏制。比如《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利用微博实名举报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至今没有任何结果,而罗昌平本人已经被新浪和腾讯微博禁言。

微博运营方在有关部门的要求下,会动用包括删除微博、禁言账号等手段,让所谓的“问政”无法持续下去。去年3月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发布了一条消息,称新浪和腾讯微博网站由于集中出现所谓谣言,被北京市和广东省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严厉批评、并做出了相应惩处。

第三,微博问政更容易娱乐化。还是以去年的郭美美事件为例,这件事在之后一段时间的发展中,演变成人们对郭美美母女私生活的关心。《新世纪周刊》的统计显示,去年11月的6起网络反腐案件中,有4起是私生活引爆——即所谓二奶反腐小三反腐。

这类反腐案件很多最终被娱乐化。比如所谓雷书记十二秒案,2012年11月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的私生活片段被曝光。但对这件事情,焦点却并非这位雷书记究竟触犯了何种法律,而是其桃色新闻本身。

反腐并非是问政的全部,还有很多政治社会事件在微博上看似热闹非凡,但限于中国传统媒体的管制,这些事件非网络重度用户则知道得不多,微博用户不能覆盖全体中国公民。

我个人的一些经历也能提供一些证明。比如陈光诚事件在微博上讨论最热烈的那几天,我曾在课堂上问过我的学生,结果看到的是一张张茫然的脸。很多并不常上微博的人压根就不知道陈光诚这个人,更不知道山东沂南县人陈光诚在去年4月下旬进入美国驻华使馆并停留6天,这件事情甚至引起了两国的外交冲突。岁末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涉及被广东省委宣传部改动一事,我的一些不经常使用微博的朋友也全然不知。

当前中国出现了主流媒体和以微博为代表的互联网的“两个舆论场”的情况,与大多数国家存在的两个舆论场所不同的是,中国带有极强的社会政治事件特征:网络上充斥着传言和莫衷一是的争论,传媒上一片肃杀却似乎又歌舞升平。最大范围内的公众,他们的知情权并不完整。

尽管微博上所谓的“问政”热热闹闹,但并不能改变当局对媒体的管制显得越来越为严重。《南方周末》事件中各类报纸都按照中宣部指令转发了《环球时报》社论,则更进一步彰显了当局对媒体的控制力度。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是去年底《人民日报》的一篇头版文章。对此我表示同意,中国必须是一个法制(治)国家。我们的法律建设被归结为这么十六个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党和政府在前四个字上倒是花了不少力气,各行各业都有名目繁多的法律以及法规;但在后十二个字上,并不见得有多少底气敢说卓有成效。监督这十二个字是否被严格执行的,在不动政体的前提下,只有开放而自由的媒体可堪担当。

在《环球时报》那篇被广为转载的评论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媒体不可能成为同西方一样的媒体,中国媒体需要走一条富有本国特色的发展之路,契合国家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媒体的唯一现实之路,也是光明之路,其他的路都是幻想,根本走不通。”

它并没有明确指出所谓同西方一样的媒体,具体是什么;但中国的《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出版自由”,这理应是支持自然人或民间办报(媒体)的最高准则。《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说到底仍是党产,《南方周末》集团隶属于国有的南方报业集团,党有刊发它想刊发的社论的权力。但我们同样需要非党产性质的媒体,让它们去成为“不可爱的新闻界”。

中国特色的媒体究竟是什么?《环球时报》对此也语焉不详。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尊奉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曾就媒介自由发表过这样的看法:“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洞察一切的慧眼……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倒是和鼓吹“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的美国传播学学者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殊途同归。

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届政府号称要深化改革;十八大报告也将政治体制改革单独列出,作为一个重要部分进行阐述。在我看来,一场没有媒体保驾护航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沦为官场斗争的工具——而所谓媒体保驾护航,就是指需要一个“开放且自由的媒体生态”。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实质上放松对媒体的管制。这里的媒体,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媒体组织,而不是微博、博客之类的自媒体。毕竟个人往往多是行使评论之能,而难以长期承担对复杂事实进行深度调研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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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月 17, 2013

去年开始,网媒中有一个细分领域比较红火:科技博客,一种聚焦于TMT领域的垂直行业媒体。

以前专门翻译美国知名科技博客Techcruch的所谓“Techcruch中文站”后改名36氪的站点于去年5月获得一笔投资,算是拉开了科技博客在中国的发展大潮。快鲤鱼、极客公园这两个由传统媒体创办的站点也开始获得关注,然后虎嗅、pingwest、钛媒体这三个由前传统媒体人创办的站点宣告诞生。当然,在这一行里,还有一些老牌的站点,比如爱范儿、雷锋网等。

吸引到关注乃至投资是一回事,商业模式上是不是成立则是另外一回事。科技博客既然是媒体,自然商业模式上的基石就是内容。大致科技博客的内容有三种是共有的:

1、翻译外媒,这种内容很讨人喜欢,但事实上有版权问题。36氪早期对techcruch的翻译就是未获授权的。一时里可以吸引流量,但长时间运作,要么就是获得授权但成本高昂,要么就是很难成为正规的商业媒体,其实不成其为商业模式。

2、主打消息,它的特点是抢时间,但通常比较短。发消息的基础是该科技博客有消息源,美国mashable上就充斥着各种消息。中国科技博客或多或少都有消息快讯,发展下去有可能成为TMT行业中的商业八卦媒体。但限于这些科技博客人手一般都很少,偶尔抢先发布一些真实的消息是有可能的,但大规模并持续地能做到抢先于门户科技频道发布,比较难。特别是一些科技大会,现在门户科技频道动辄就派员现场报道,这个成本是国内大多数科技博客难以承担的。

3、评论文章和改写,前者由第三方行业观察者撰写的评论性质文章。一部分是支付稿酬的,能做到时间上首发的独家;一部分则和这些作者进行洽谈从而免费获得,但很难保持独家。后者则是对外部稿子做一个浅层次的编辑,然后大部分其实是复制。事实上这部分同质性很严重,,所谓独家评论也大多就是个时间上的而已。仅就这部分的文章和其能对应的广告(纯展示类)而言,大体上应该是不会盈利的。

故而,无论翻译、消息还是评论,其实商业上都不足以支撑一个科技博客的运作,更不用谈门户科技频道在这上头更为具备优势。科技博客除了这三项来吸引一点流量外,还是需要做一些深度耕耘的东西。目前看来,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1、硬件评测或产品评测。这方面爱范儿花了很多功夫,尤其在硬件产品的报道上。爱范儿已成立四年有余,品质已经获得一些厂商的认可从而为它提供一些广告和活动赞助。评测文章与写作风格很有关系,要把很枯燥的科技产品写得有趣,需要写作者本身的实力。

2、调查报道。这方面可能会是钛媒体的方向,因为创始人赵何娟就是前财新新世纪杂志的深度调查记者,还著有一本名为《天下有贼》的书,专讲中移动腐败案。《沸腾十五年》、《十亿美元的教训》两书作者林军创办的雷锋网也有实力可以做这类事。调查报道可以慢慢转型为帮助投资机构做“尽职调查”——事实上,很多商业深度调查,比起尽职调查而言,做得更好更专业。这部分就是属于纯卖内容了,不过价格都不菲,因为一起投资案动辄数百万是常有的事,收取个六位数的费用不算狮子大开口。

这一部分有可能会成为很多传统媒体内记者的出路,写一篇深度报道的稿酬和搞一次尽职调查的费用,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功夫花得都差不多。

3、搞行业会议。这部分和内容无直接关系,依靠站点影响力为投资者和创业者牵线搭桥,目前36氪、tech2ipo就是这条路径。未来的指向是投资中介机构。

这三个深度方向都需要时间积累,很难一蹴而就。爱范儿资格最老,算是度过了积累期,钛媒体和36氪则刚刚开始起步。积累这个词说白了就是能烧多少时间的钱,主要看投资额有多大。国内有一家科技博客获得了大概300-500万的人民币投资,一般情况而言,诸家科技博客所获投资应该大致就是这个额度之下。

不过,科技博客通常团队规模很小,十来个人已属大团队,对外支付稿酬也偏低,故而成本不会太高。

但300万人民币的投资额,顶多也只能撑个三年。在这三年中,如果集中于本文前三项的工作(中国其实有好多这类网站),必死无疑;如果集中在后三项的工作(深度),或许还有一定的机会。特别是第二项,在中国这属于稀缺供给。

但这三项都和具体的创始人有关,不是什么人都能玩得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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