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月 13, 2013

无论微博是否正在走向衰微,微信大热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在工作、开会的间隙,许多人不再是习惯于刷新微博,而是打开微信,或者玩打飞机,或者上微群,或者看朋友圈里好友发了什么照片。

新浪微博诞生于2009年,截至去年底用户超过5亿。微信于2011年推出,到今年7月份国内用户已达4亿,海外用户超过7000万。仅从用户数量增长看,微信的吸引力已在微博之上。从应用性来讲,微博就像公共广场,人声鼎沸,而微信就像好友俱乐部,让人感到温馨自然。这是微信后来居上,用户忠诚度高于微博的一个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微信弥补了微博私密性不足的地方,成为人们重要的社交工具。

这并不意味着微信将完全取代微博,而是表明,网络就此呈现出一些新的传播特征。这就是,网络人际交往越来越走向私密化,信息传播也日益趋向于圈子化。记得微博刚兴起的时候,有人认为这会成为男女认识交往的一把“利器”。有一段时间,确实也听说有人利用微博私信来结识异性网友。但很快地,随着微博的公共表达功能被激发,这种行为变得像是在广场上“勾搭”,看上去挺不靠谱。而微信一开始吸引人的地方,恰在于其“摇一摇”、“漂流瓶”等私密性交友应用。这就迎合了人们无聊、好奇以及寻找刺激等心理。

但微信的功能并不止于此,否则它难以获得更多人群的认同。微信的公众号(现在叫订阅号)功能,提供了公共传播的渠道,这个渠道包括了机构传播和个人传播。企业或政府部门可通过订阅号向特定人群传递信息,个人也可借助订阅号传播、分享信息和观点。微信的另外一个重要功能是朋友圈,这是好友之间分享照片和纯文字的平台。相对于微博,微信朋友圈的受众对象仅限于好友,具有一定私密性。这样的话,网络信息传播就进入了圈子化时代。

这种圈子化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交往模式与传统人际传播具有一定相似性,却又迥然有别。微信的圈子化传播虽然具有一定隐私性,但却不是封闭性的。因为每个人的圈子不一样,既有交集又有延伸,如果一则消息具有公共价值,就可能像滚雪球一样从一个圈子传递倒另一个圈子,最终获得与微博类似的公共传播效应。就此而言,微信既满足了人们的隐私性需求,也提供了公共传播的另一种渠道。尤其是在打击网络谣言的背景下,这或将加剧网络信息传播的圈子化特征。

不过,微信开发商的兴趣似乎并不在于此。新版微信除了折叠化订阅号,还提示可能在后续版本中取消朋友圈的纯文字发表功能。这意味着,开发商或者无意于把微信变成类似微博的公共信息传播与表达工具。当然,在网络时代,一个应用程序可能改变用户的需求与习惯;反过来,用户需求也将改变一个应用程序的存在价值。微博的公共传播功能,其实是用户需求累积的结果,而微信的圈子化传播特征,说不定也将促使开发商为此作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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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 30, 2013

最近关于网络谣言的讨论颇多,趁此机会把早就买来的《谣言》一书给看完了。该书作者是奥巴马政府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法律学者卡斯·R.桑斯坦,影响颇大。不过作者声明,本书并不代表任何官方立场。

这本书可说是由一堆术语搭建起来的,虽然只有薄薄一本,若不细心勾勒,很容易让人眼花缭乱。不过,看完后觉得作者说得挺有道理,特别是关于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颇具有说服力。作者也没有故作高深,提出一套完美解决方案。看来,如何应对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网络谣言,各方仍处于摸索之中,尚未出现一个成熟的约束机制。

“每则谣言都有听众。”这是作者在卷首引用的一句名言,出自前网络时代的《谣言心理学》这本书。这句话指出了一个事实,就是谣言总是容易为人所轻信。实际上,谣言几乎与人类历史同龄。有人类生活的地方,就会出现谣言。所以,又有一句话说:谣言是最古老的传媒。但进入互联网社会后,谣言更获得了广阔的传播空间,因而变得更加泛滥成灾。对于这一点,相信很多人都会认同。

作者提出三个术语,用来解释谣言的传播机制。其一是流瀑效应。意思是,如果我们认识的大多数人都相信一则谣言,我们也就很容易会相信那则谣言。而当人们追随一些先行者或“领头羊”的言行时,社会流瀑现象就会发生。其二是群体极化。这就是说,当想法相似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会比交谈之前的想法更加极端。其三是偏颇吸收。这指的是,人们通常并不是中立地处理信息,其偏见会影响他们对信息所作出的反应。

作者描述的这些情形,是不是让那些经常上微博的人感觉很熟悉?在微博上,当一则谣言被频繁转发,许多人可能就会倾向于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而一旦形成这种印象,反过来要进行澄清的话,却又不是那么容易。所以,经常有些老掉牙的、已被辟谣的谣言被人再度转发后,仍然有人会相信。还有,在微博上与人进行讨论,往往会发现无论你如何苦口婆心解释,对方依然选择不相信,这就是“偏颇吸收”产生的一种效应。

当然,搞清楚谣言的传播机制,关键还在于如何对之进行有效规制,减少谣言的负面效应。这里应指出一点,谣言是不可能完全被消灭的。任何有这种企图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那将反过来影响一个社会的正常交流。所谓谣言,在我们的语境下,指的是那些虚假的、不负责任的消息。问题是,当人们在传播这些消息时,往往不一定知道这是谣言。正因如此,谣言注定要与这个社会永久并存。

桑斯坦认为,保护人们免受谣言的伤害,就要让散布虚假信息者感受到“寒蝉效应”。寒蝉效应指的是对散布假象者进行惩罚而产生的后果。寒蝉效应的产生,一者来自于法律的惩罚,一者来自于文化与社会规范。有意思的是,虽然作者认为,使寒蝉效应对具有破坏性的谣言发挥作用是绝对必要的,但他也承认,这同样可能妨碍真相的传播,进而危害民主本身。因此作者强调,有必要将寒蝉效应维持在一个最佳程度,也就是找到言论自由与社会规范的最佳平衡点。

有人可能会说,这不等于白说嘛。其实不然。这恰表明了作者的审慎态度。其中关键就在于,“真理与谬误有着同样的传播方式”,正如微博既可以用来传播谣言,同样也可以用来传递真相。而这意味着,要保障“思想市场”的正常运作,就不能不对谣言保持一定容忍度。“如果自由表达需要一定的空间,这个空间就必须被保护。”对此更为直截了当的说法是:“为了保护言论自由,我们需要保护虚假说法。”

进入网络社会,人们究竟是心甘情愿地接受那种置别人于可怕境地的谣言,还是对谣言保持距离和警惕,作者的最后结论是——“选择权就在我们自己手中”。这等于把公民自律与自治摆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这或许是在维护言论自由与规制网络谣言二者之间获取最佳平衡点的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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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 22, 2013

昨天,《南方都市报》刊登的一则整版广告,在微博上被疯狂转发,惊呆了不少人。这则纯文案广告的全文是:“前任张太:你放手吧!输赢已定。好男人,只属于懂得搞好自己的女人!祝你早日醒悟。搞好自己,愿,天下无三。张太。”

一开始,许多人以为这是哪位小三上位后的大胆“宣言”,也有人披露这是某化妆品公司策划的系列广告。到了晚上,广东省工商局紧急对外公布:该专题广告为某产品的商业炒作,涉嫌违反《广告法》,已责令停止发布,并启动立案程序。有关部门应对可谓及时,事件本身却仍值得引起思考。

这则广告文案内容明显低俗、营销手法十分无聊。其文案内容俨然把婚姻当作一场外貌大比拼,把男人当作一种战利品,宣扬一种近乎野蛮的价值观。这不仅是对法定婚姻赤裸裸的挑衅,也是对社会公序良俗的挑战,颠覆了现代社会应遵守的文明法则。就此可问一句:难道不懂化妆、整容的女人,就没资格获得爱情与婚姻?或者说,难道女人的出路就只有取悦男人?从女权视角来看,这无疑涉及性别歧视,是对女性的一种侮辱。

《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和违背社会良好风尚,不得含有性别歧视。此外,这则广告刊登在公共媒体上,谁都看得到,还可能对未成年人造成潜在负面影响。就此而言,这则广告连打擦边球都不算,已然越过法规的界限,走进了禁区。

那么,为何有人会制作发布这种性质低俗的广告?就文本而论,这实际上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投射。也就是说,有些人对当前道德滑坡、小三横行的扭曲现状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因此毫无顾忌地把这当作广告题材,刻意渲染。问题是,哪怕这反映了一种社会现实,也不意味着就可以主动去宣扬、渲染这类价值观念。策划者就算不是同流合污,也隐含着对不正确道德伦理的认可。

这家媒体在刊登这则广告前,应该进行过讨论,内部可能存在争议。但从结果倒推,这则广告的刊登,意味着这家媒体最终对现实选择了妥协。哪怕这家媒体并不认可广告文案的内容,这对报纸所追求的价值观也已构成伤害。并不是说,媒体只是提供了广告版面,报纸刊登广告也应受相关法规、社会公德的制约。从广告效果来讲,这可能是一次成功的营销策划,但从社会效果来看,这无疑是一次失败的商业行为。这则广告若非被叫停,后续内容或许会刻意反转文案的价值倾向,但这种心存侥幸、操弄舆论的心理也不可取。

我还把这看作传统媒体底线不断溃退、失守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近年来,随着网络媒介蓬勃兴起,传统媒体面临一场深刻的现实危机。在国外,不少拥有悠久历史的纸媒或倒闭关张,或廉价转让,或永久停止出版纸质报纸发行,让人心生唇亡齿寒之感。在国内,大量报刊亭生意冷清,一天卖不出多少报刊,让人感觉危险已在逼近。近日,著名的《华盛顿邮报》以2.5亿美元出让(而百度收购91手机助手,就花了19亿美元),更让许多媒体人深觉寒冬已至。有人说:从心理上,我们(媒体人)已经失业了。

危机在即,传统媒体难免方寸大乱。这一方面表现在,媒体操守不断被突破,采访报道失去应有的价值立场;另一方面,编辑原则彻底让位于广告经营,只要什么来钱,任何原则都可丢弃一旁。刊登这类存在价值偏差的广告,即属于后一种情况。无怪乎有网友直言,这真是“节操碎了一地”。

这则广告因为显著荒谬,越发凸显传统媒体面临困境。但我想说的是,哪怕传统媒体的命运已被决定,媒体的底线原则在任何时候也不能失守。否则的话,这等于没等人家干掉你,你就先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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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 19, 2013

“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一百多年前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作出的这一著名论断,惊人地预言了发生于今日互联网上的话语暴力的文化根源。

网络即社会。在互联网应用发达的今天,上网人群与现实社会结构已无多大区别。从五六岁的孩童,到八九十岁的老翁,从一名不文的落魄青年,到身份矜贵的名人巨富,从教书育人的老师,到坑蒙钱财的骗子,从对抗拆迁的钉子户,到贪污舞弊的官员……他们在生活中存在着现实差距,却可能同在一个论坛、微博发言,还可能一起用微信“打飞机”。由于各色人等价值理念不尽相同,甚至存在激烈冲突,因此难免发生语言矛盾,变成一锅大杂烩。

针对网络话语特征,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一书中,宣告一个被他命名为“哄客”的“第三种话语势力”已经崛起。所谓“哄客”,就是用酷语、色语和秽语对公共事件或人物进行道德—美学评判的匿名网民。朱大可指出,我们正面对一个“脏词大爆炸”的时代,它在数码世界里迅速繁殖,变得更加孔武有力,全面颠覆着国家主义的话语堡垒,令其崩溃在文化对抗的前线。但他也道出了一种担忧:秽语可以是文化爆破的炸药,却终究不是文化建构的水泥。

网络话语暴力不仅具有侵略性,而且有着惊人的传染性这一点在微博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微博上,脏词秽语不再是无名氏的“特权”,而演化变成一场全民“嘴仗”。一些平时温文尔雅的大V,忍不住撕下了文明伪装,选择用脏词作为表达工具。某些个民间公益人士,居然选择用秽语作为吸引人气的策略。一个副省长,甚至在微博上辱骂不爱国者是败类、人渣,令网友目瞪口呆。这种种迹象表明,网络话语暴力已经超越社会文明底线,进而将互联网推向厕所化的边缘。

互联网作为当代人进行公共交流的重要平台,理当以自由宽容为诉求。捍卫互联网的自由精神,应对脏词秽语保持一定容忍度。这正如大到一个社会,小到一个集体,想要保持完全清洁干净的话语环境是极不正常的,那必然以高度集权打压为代价,明显得不偿失。但当脏词秽语构成大规模话语暴力,这又将损害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流,进而危及话语公共空间的的基础。因而,朱大可在肯定秽语是文化颠覆的革命性工具的同时,却也指出其所面临的困境:秽语被毫无节制地利用,就会成为滋养互联网骂客和文化犬儒的超级摇篮。

完全消灭互联网脏词秽语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如何改变网络话语暴力格局,却是当前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当网络话语暴力盛行无忌,这就不单纯是具有文化心理特征,而有着其特定的社会根源。一个社会积聚的不满情绪越多,网络越可能成为一种发泄工具。每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上都会出现脏词秽语,但以中文互联网为甚,原因或许就在这里。因此,从网络脏词秽语产生的社会根源来讲,积极消除公众不满情绪之所以产生的社会问题,乃化解网络话语暴力的根本途径。这里要指出,现实社会中还存在一种隐性话语暴力,只是人们习焉不察。这就是,有的地方基于维稳思维,在发生公共事件时动辄片面宣布“群众情绪稳定”,这种官僚话语模式,只会激发网民的更多不满。

还有必要为脏词秽语划出一道法律红线。“群体是无名氏,因此不必承担责任。”勒庞指出的这种心理暗示,是导致个人责任感消失的重要原因。因此,唤醒个人话语责任意识的一个可行办法是,从法律上对言论自由的边界进行严谨区分。何者属于言论自由范畴,何者逾越了言论的边界,应当一清二楚。这样才不会让人时而产生话语暴力的冲动,也才能更好地守护网络言论自由。日前发生的“吴虹飞事件”,在这问题上具有标本意义。从事件来看,不仅吴虹飞本人不了解“想炸建委”这句话的法律后果,有关执法部门一开始也未能很好地把握她该为此承担多大的法律责任。

为网络言论划出法律边界后,更多还是要依托个人自律与社会自治。一个庞大无比的网络舆论综合体,必然对法律实施构成巨大的挑战。所以,最终只有依赖于个人自律,才能大面积减少网络话语暴力。网络既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同时又被切割成一块块的话语社区。每一个网站、论坛、微博平台,都像是一个个的城邦或社区。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实行社区自治,一方面可对网络行为进行规则约束,另一方面也可提高个人的网络公民意识。例如,对那些轻微的脏词秽语,法律可能难以抵挡现场,网络社区却可以运用公约规章施以惩戒,比如暂时停止用户发言权限,注销账号,等等。

“秽语就是秽语,它永远都无法成为支撑新话语的脊梁。”朱大可的这个论断,道出了互联网话语暴力的真相与前景。只不过,消弭网络话语暴力不能走向“互联网专制”,让公权力全方位干预公共舆论空间,而应加强个人自律与社区自治,让网络社会逐渐走向成熟,进而为构建公民社会打下良好的人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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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 4, 2013

风靡国内的打车软件正遭遇来自政府部门的阻击。

7月1日,北京市交通委出台相关细则,规定手机电召服务运营商今后必须经主管部门备案;必须接入统一电召服务平台;不得擅自加价;不得擅自嵌入广告。在其他地方,打车APP日子也开始不好过,如武汉对出租车安装打车软件加价收费行为,最高将罚款1000元。杭州运管也表态,禁止司机使用打车软件加价。

想不通有什么理由反对或禁止打车APP。我认为,这些软件是基于当前科技的一大创举。这些年来,多少地方政府口口声声承诺解决“打车难”问题,也花了不少公共财政,效果却都不明显。自从打车软件横空出世后,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有的打车APP发展迅速,拥有10万以上注册司机和数百万注册用户,每天平均接单在7万单以上。这些数据有力表明了打车APP的市场需求。为此,政府部门应该奖励这些运营商,而不是想方设法给他们“下套”。

固然,打车APP普遍存在加价问题,但要看到,这是一种市场自由交易行为。一般来讲,如果不是很偏僻的打车点,乘客根本无需加价,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有急事或地点太偏),乘客也是根据自己可接受范畴,主动提出加价。这样做,我不认为破坏了什么规则,也不认为碍了谁的事,比如给管理部门增加管理难度。何况,由于市场处于充分竞争状态,并不会出现所有司机因为没加价就不出车的情形。

哪怕有关部门觉得有必要限制打车APP的加价行为,这也不是要求必须接入统一服务平台的理由。包括设置授权许可门槛、不允许运营商嵌入广告等行为,实际上都是在扼杀市场创新。在一个行业刚兴起之时,出现多家服务提供商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也是一件好事。市场规则告诉我们,竞争越充分,服务才会越好,消费者才能获得更多便利。要求打车APP接入统一平台,却抹杀了不同运营商的竞争特色与优势,增加了不必要的市场环节,导致效率降低。且不说,这种种行政设限不仅浪费公共资源,还可能导致新的权力寻租现象。

打车APP虽然是新兴产物,但这个行业成长很快。使用过的人就知道,乘客通过打车软件,不仅可以便利地叫到出租车,也可以实时监测出租车行驶路线、知晓出租车距离自己多远,如果对服务不满意,还可以进行评分,把服务不好的出租车赶出局(所以很多司机更希望的不是加价,而是给好评)。新兴行业会让政府部门产生权力失控感,但在这时候,需要的不是加强管制,而是因势利导。说白了,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这样才能让市场充分发育、成熟。

对于打车APP的出现,出租车司机很高兴,乘客也很开心,政府有什么理由忧心忡忡,甚至虎视眈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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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月 8, 2013

腾讯微信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网传微信三种收费传言不实。“微信x分/条”、“费用包月可用q币支付”、“收费但转发该信息可免费”等说法均为捏造。

连日来,微信收费风波引起公众极大关注。可见,随着微信用户群体日益壮大,使用微信进行互动沟通已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由此人们不免担心收费后影响自身利益。上述三种方式,均为直接针对用户收费。如今腾讯声明这些传言不实,那么一旦收费的话,很可能采取的方式是对微信运营方收费,而对用户暂时免费。

就算这样,最终也难以避免腾讯通过其他途径把成本分摊给用户。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要对微信收费,说到底就是让用户埋单。既然这已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有关方面就不能关起门来单方面决策,而必须在收费前向公众说明理由,并通过合法程序进行听证公示。否则,这不仅涉嫌不正当营利,还将是一种赤裸裸的掠夺行为。

有关方面急于对微信收费,根本目的还不是为了“多收三五斗”,而是因为微信已经严重动摇了传统电信的根基。对于短信、彩信、语音等传统电信项目,微信就像是一个终结杀手,正在逐步吞噬其利益版图。据悉,去年全国短信发送量同比仅增长2.1%,远低于2010年7.1%和2011年6.2的增幅。至于彩信,其用户体验远不如微信,估计寿终正寝已指日可待。在这背景下,酝酿对微信收费,其实就是几大电信运营商对创新沟通方式的合力狙击。

问题是,就算运营商这一“阳谋”得逞,就能够挽回传统电信项目颓势吗?答案显而易见。这样做完全阻止不了微信大行其道,更加不可能借此拯救其必然被终结的命运。IT技术发展到今天,微信只是适逢其会而已,没有微信也会有其他免费产品横空出世。随便举个例子,只要彼此手持iPhone,使用注册账号即可实现网内免费发送短信(iMessage)和免费视频通话(FaceTime)。这一趋势,岂是传统电信行业所能遏制。

正因如此,相关方面根本不该挖空心思阻止创新力量的崛起。更理性的办法是,主动迎合时代需求,参与到这场新技术的革新潮流中来。只有这样,才不会被时代抛弃,也才可能从新业务中分一杯羹。事实上,这个道理几大运营商不是不懂,早在微信流行前,中国移动的飞信就颇受欢迎,后来还推出了与微信类似的飞聊。只不过,由于传统业务赚钱太容易,运营商并没有好好扶持这个“新生儿”,结果被微信占了先机。

这也说明,没有正常的市场竞争,就叫不醒那个装睡的垄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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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月 2, 2013

据悉,工信部部长苗圩透露,工信部正在协调运营商对微信额外收费的相关事项。

这番表态,既是对这阶段来关于“微信收费”猜想的非正式答复,也可说是就相关事宜对舆论风向的一种测试。从目前情况看,对拥有3亿用户的微信服务进行收费,恐怕势所难免,当下各方分歧应只是在收费模式上。之所以作出这一判断,是因为微信已成为运营商一大竞争对手在事实上影响了运营商收入。而对于主管部门来讲,平衡方式无外乎实行收费,以此弥补运营商的“损失”。

话虽如此,作为微信与移动用户仍不得不表示遗憾。实际上,用户在使用微信时,已经支付了流量费。不管这一费用是通过何种方式支付,运营商已从中获得利益。如果对微信进行收费,这就等于是二次收费,或者说变相提高费用。众所周知,国内的手机流量使用费并不算低廉,再对微信进行收费,颇为不公。这就好比,有人开通宽带在网上做生意,运营商不能因为人家赚钱就眼红,乃至于要求分红。

认为微信抢了运营商其他业务收入,这也并不构成应当额外收费的理由。市场竞争就是这样,如果一项产品竞争不过其他产品,这说明该产品进入了衰退期,可能即将被淘汰出市场。那么,拥有该项产品的企业所要做的是正面回应竞争,以更好的产品或服务争取消费者。如果自己不适应市场竞争,而利用自身优势地位打压对手,这正是所谓不正当竞争。

在许多发达国家,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的通话费用早已免费或收费低廉,而在国内,固话基本费、移动电话双向收费仍维持很长一段时间,至今有些不该有的费用还在收取。这事实上已侵害了消费者利益,早为公众所诟病。微信兴起固然拜新技术所赐,客观上也是对不当收费的一种“市场投票”。倘若国内运营商早早地按市场规则办事,及时适应市场需求、推出新技术,如今也不至于这么被动。

至于指责微信占用信令资源,这更加不是实行额外收费理由。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不是该不该收费的问题。即便对微信收费,也无助于解决占用信令资源的问题——除非运营商借口缺乏资金进行技术升级改造。

当然,说这些可能都已无济于事。这里想强调的是,就算要对微信收费,也不该对用户那里直接收费。如上所述,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如果是对增值服务商即腾讯提高相关收费,也应是在腾讯从中赚取利润的时候。微信用户量虽然庞大,但腾讯尚未从这项业务盈利。话说摘桃子也要等成熟时,这时候就磨刀霍霍,未免也太猴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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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 27, 2013

“你能靠音乐生活的日子快要来了。”当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听到有人对他这么讲,他噙着热泪说,我入行20年都快退休了才等到这一天。日前,在第13届音乐风云榜年度盛典启动发布会上,高晓松不无高调地透露:7月1日后,中国音乐产业将进入全面正版化的时代。

如果这是说,国内音乐正版化的时代开始到来了。答案是肯定的。进入网络时代以来,受网上免费下载、盗版猖獗等因素影响,唱片业一路滑坡,许多闻名一时的唱片公司奄奄一息,甚至关门大吉。对此,早有人喊出了“唱片已死”、“音乐已死”的口号。但如今,事情似乎正在起变化。国际唱片协会日前公布了一组数据:2012年全球音乐销售额为165亿美元,较2011年的164亿美元增长了0.6%。尽管增幅不大,这却标志着数字音乐首次弥补了唱片销售额的下滑。自1999年以后,全球音乐产业的营收逐年下滑,一直就没有过“好日子”。

在国内,多种力量交织在一起,也在推动着音乐朝正版化方向迈进。首先是音乐人的维权意识高涨。音乐人维权意识的提高,直接动力就在于,原创音乐的收益实在惨不忍睹。针对音乐版权收入现状,著名音乐人刘欢去年曾发出“音著协给我们的版权报酬甚至低于北京最低工资标准”的感慨。为此,当时众多音乐人、唱片公司罕见地对《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发出集体声音,强烈要求修改相关条款,以切实维护音乐人合法权益。

再者是,一贯热衷于免费大餐的消费者,版权观念已有所转变。音乐人、唱片公司辛苦创作发行的唱片,在网上几秒钟就可免费下载,这是对原创音乐最大的打击,直接导致原创音乐市场的严重萎缩,而这必然反过来影响了消费者的视听享受。面对网上充斥着的质量低劣的曲目,有品位的消费者开始愿意通过付费获得高品质音乐。虽然这可能只是一小部分人群,但消费者版权与消费观念在发生变化,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还有就是,多家音乐网站开始试水,通过付费获得正版音乐或者推行收费下载等模式。苹果“教父”乔布斯对音乐领域作出的贡献,并不止是开发出美轮美奂的iPod,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iTunes音乐商店的推出,更是改变了音乐的发展命运。上个月,音乐爱好者在iTunes商店购买和下载的歌曲数量已经超过了250亿首。这一商业模式,也在国内得到了逐步推广。例如,百度等网站推出了正版音乐,京东开始尝试音乐付费下载,豆瓣FM Pro也推出了收费版。这一切,应该说是音乐网站为规避侵权诉讼风险,以及迎合消费者对高品质音乐的需求增长所进行的尝试。

这些因素叠加,确实有理由让人相信,音乐正版化的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但这肯定不会像高晓松所预期的那样,在一个确切的时间节点“全面”发生变化。据悉,为了鼓励网络平台正版化收费化,各大唱片公司联盟、各大网络平台以及政府都在做最后的工作。“只要盗版一死就没问题”,这是高晓松的底气所在。但他更应意识到:盗版现象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呢?

国内音乐要从根本上(而不是“全面”)实现正版化,各方恐怕还要付出更多努力,以及保持更多一点耐心。这一局面的真正形成,既需要相关法规的完善与保障,也需要正版音乐收费、分成模式的成熟,更有赖于多数消费者对付费下载的接受程度。

在法规层面,去年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之争,表明了相关法规仍有待于完善。且不说,相关法规能否得到执行,也需接受现实的考验。在收费模式上,目前有包月制、下载付费制,以及网站购买版权但提供免费下载(通过广告收回成本)等不同方式。目前并不明确,其中哪种模式更能适应国内市场,更受消费者欢迎。一旦收费模式不为市场所接受,音乐正版化的进程就可能遭受挫折

音乐版权收入的分成模式,现在也很成问题。特别是音著协不用得到版权人同意便可为其代理版权事务这一点,尤其被人诟病。今后,是由音著协扮演主角,还是更多地由版权人与网站直接打交道,这些问题不能不加以解决。而对于音乐爱好者来讲,虽然许多人有付费意愿,但收费音乐的质量、价格和售后服务,以及付费方式的便利性,都会影响到音乐正版化的推行。

凡此种种,让人对国内音乐的正版化趋势抱以乐观态度,同时也深感“去盗版化”之不易。这时候,也让人更加感佩乔布斯的远见。《史蒂夫·乔布斯传》叙述了他推出iTunes的过程:本来,乔布斯完全可以放任盗版的存在,免费音乐意味着能卖掉更多的iPod,但他真的热爱音乐,所以反对这种偷窃创意产品的行为。他说:我们相信,有80%下载盗版的人都是不得已的,只是没有给他们提供合法的选择而已。“我们创立一个合法的途径吧,这样大家都会受益。”

是的,推广正版音乐既使唱片公司赢利,也让音乐人受益,而消费者除了可获得更高品质服务,也可免于“盗窃”的罪名。在发布会上,高晓松动情地说:“每个行业的梦想都实现,这才是中国梦。”但愿这种乐观情绪能够感染人们,进而共同推动国内音乐正版化的进程,使无数音乐人的梦想尽快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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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 20, 2013

有消息称,阿里巴巴集团计划于今年5月将“中国雅虎”归还给美国雅虎,方式可能是股权置换。对此,阿里巴巴集团发言人杨磊表示,绝对没有出售中国雅虎这件事。据悉,去年阿里集团获得了继续运营“雅虎中国”4年的授权,目前相关协议仍在执行之中。

但我认为,对阿里巴巴而言,雅虎中国已形同鸡肋,将之舍弃乃不难预料之事。既然阿里巴巴于去年与美国雅虎达成了一揽子解决股权回购的方案,那么让雅虎中国回归美国雅虎,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就算相关方案中不包括雅虎中国问题,阿里巴巴很快也会对雅虎中国采取割肉行动。

2005年,阿里巴巴与雅虎达成并购协议,阿里巴巴得到雅虎中国全部资产与10亿美元现金投资,而雅虎则得到了阿里巴巴40%股权。这是当时中国互联网最大一起并购案。即便放在当年来看,雅虎中国也像是雅虎送出去的一笔嫁妆。那时候,雅虎中国的运营状况并不算好,而雅虎与谷歌之间的恶战仍未分出胜负。马云并购雅虎中国,意图在于打造中国最强的互联网搜索平台。搜索是上网的一项基本操作,掌握搜索引擎,就等于掌握了大量上网用户。

谁也不会料到,雅虎与谷歌之间的搜索争霸战,很快以雅虎落败告终。而雅虎中国在阿里巴巴的怀抱里跌跌撞撞走过了8年,最终也没搞出什么名堂。在把雅虎中国打造成“本土搜索第一”目标告败后,雅虎中国的业务重心在搜索、门户与生活服务之间兜兜转转,均以失败收场。在搜索方面,雅虎中国早就无法与百度相提并论;在做门户资讯网站上,国内三大门户网站格局早已形成(后来又加入了腾讯),也没有雅虎中国落脚的地方;转向生活服务类,这本来可与淘宝的业务形成互相支持,可惜最后也没做成。如今,雅虎中国已成为被中国网民遗忘的角落,似乎不再有什么服务,会让网友想到这个网站。

在这背景下,把雅虎中国归还给雅虎,才是明智的选择。对阿里巴巴来讲,一个不能与自己核心业务形成互补的网站,留着非但毫无意义,还将增加运营成本。目前,雅虎中国的员工仅200多人,这根本不是一家大型网站该有的“配置”。在阿里巴巴集团内部,雅虎中国这块业务也已经被边缘化。去年,阿里集团进行架构调整,成立了25个事业部,雅虎中国并不在其中。从这不难看出阿里巴巴对雅虎中国的态度。而对于雅虎来讲,雅虎中国毕竟是自己的孩子,一旦回归中国市场,也需要以雅虎中国为基本业务平台。所以,在阿里巴巴回购股权的谈判中,双方很可能就已经谈好了雅虎中国的归宿。

这样也好。当初雅虎把雅虎中国交给阿里巴巴,或是指望借助本土化团队来做强雅虎;而如今,阿里巴巴若把雅虎中国交还给雅虎,或许能让这个半死不活的网站有新的方向。更何况,从当年这笔并购交易中,雅虎获利不菲。根据双方股权回购协议,阿里巴巴将以71亿美元(其中包括63亿美元现金)的价格,回购雅虎所持40%股权的一半。这对近年来业绩低迷、股价频跌的雅虎,无疑是一桩好买卖。只要妥善解决员工出路等问题,我想各方都乐见雅虎中国回归雅虎这个结果。至于这将以什么形式完成,只不过是一个技术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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