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西北之行到重庆机场转机，十分钟的时间，雷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事先没有料到的，不然就可以约青梅竹马的女友简短会晤了。
后来我跟他们单位工会一起去普者黑，是请假之前最后的一次旅行。因为在他们同事眼里身份不明，沿途不算怎么愉快。普者黑也不如传说中的神秘美丽，比陆良的万亩荷塘壮观不到哪里去。只是回来路过弥勒，第二次爬上金佛顶，心情才略微舒畅。虽然第一次并没有许愿，我是不许愿的，因为不能保证自己有时间去还愿，还是有一种释然的快感，毕竟挥汗如雨到达顶峰面对金佛依然震撼。雷哥却选择在山下打牌，与我同行的反而是那个还没开口就先笑的驾驶员。
后来渐渐的联系少了，打个电话也是公事公办，甚至越来越少喊他雷哥。以前的同事找他妻子看病，他也只是敷衍地告知班次叫他们自己去门诊上看。
其实我知道他还是性情中人，世界杯的时候他和男男女女的一帮同事去桑拿浴场洗了澡两个人一台电视看直播通宵达旦。我也还记得他调走的时候，一狠心一跺脚把我心仪已久的一把蓝色广告伞送给了我。还是那次西北之行，当我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他和梁哥始终在我身边，在夜行的列车上我们和真正的兄妹一样无所不谈。有那么一天他喝高了，用短信和我聊了一中午，话无不妥，逻辑层次也清楚，直到下午酒醒向我致歉我才明白都是酒话。
下乡镇的时候每次回来都要来我办公室坐坐，似乎是感觉和这个时尚的世界距离远了，要靠我来拉近。一起普法宣传那次，中午我宴请他和兄弟们，他悄悄地和他们说多吃点儿，吃我一回不易。
那个时候的同事总有些温暖的记忆，现在被钢筋水泥隔着，远了，冷了，各自的得意与失意也无从分享。只是偶尔记挂着，眼前突然浮现出的场景，不是一个个笑呵呵地还在那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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