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月 23, 2013

在计算机发展史上,先是做硬件的风光,IBM曾经一枝独秀。然后就慢慢不行了,做计算机软件的开始发力,微软独占鳌头, IBM被迫向软转型。在互联网发展史上,同样先是做硬件的风光,SUN和北电都曾得意一时。然后就慢慢不行了,做网络服务的开始发力,雅虎,谷歌,FACEBOOK先后称霸。在人类社会开始向大数据时代开始迈进的时候,相似的历史进程会不会重演?

大约从08年开始,广义的互联网产业出现了两个相互对立的发展路径。一个是以FACEBOOK为代表,逐渐发展出了以个人为中心,以人际关系为传播动力的WEB2.0平台。另一个是以苹果为代表,逐渐发展出了以个人数据终端为中心,以数据终端间的互动为传播动力的另类WEB2.0平台。前者可称为软平台,后者可称为硬平台。

无论平台软硬,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即通过平台生产,获取,整理,融合,利用尽可能多的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商的内容和行为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全新的商业模式。就软平台而言,迄今为止仍在坚持一软到底的初衷,认为无论人们使用何种硬件数据终端,只要还是用我的软平台,那么数据的汇集仍然会以软平台为中心,硬件厂商还是辛辛苦苦地为我打工。就硬平台而言,至少对产业顶端的几家企业来说,已经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纯粹硬件制造商,而是集硬件,操作系统,开放平台和应用商店为一体,软硬结合,无缝整合的新型硬平台。在大数据时代,究竟是一软到底的软平台还是软硬兼施的硬平台能够成为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汇集点,在激烈竞争和产业整合中最终取胜,现在下结论恐怕为时尚早。

FACEBOOK在推出开放平台的6年间,一直将公司的使命定义为让全世界所有的人互相连接起来。然而,就在用户规模超过12亿,股价大幅飙升的时刻,公司创始人扎克伯格在9月初宣布了重新定义过的新的公司使命:让世界上的一切互相连接起来。这就将过去仅仅发力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了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把潜在的市场规模扩大了千百倍。也就是说,在现实世界中的万事万物正在以极高的速度和加速度生成数据化的存在方式时,FACEBOOK有雄心把这个数据化世界中的一切连接起来,创造新的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像现在创造出人与人关系数据的产业事实标准一样,创造出人与物,物与物关系数据的产业事实标准。而这在自身不具备自家硬件数据终端和操作系统的情况下,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

由于让FACEBOOK这样的后生小子抢了软平台的先机,业界几家传统老大只好半自觉半无奈地走上了软硬兼施的硬平台之路。谷歌以搜索生态圈和安卓操作系统为核心,同时向手机,平板电脑,眼镜,手表,汽车,卫星和高速宽带等五花八门的数据终端和系统全面出击,希望以量取胜,成为大数据时代的事实标准。苹果在确立了软硬兼施的路径之后,近年来竟然无所作为,将乔布斯拼命夺来的历史先机付之东流,与谷歌竞争已落下风。微软在长达近十年的踌躇不前,欲进还退后,终于出手收购了诺基亚,完成了谷歌,苹果,微软三国演义的产业格局。三家之间能否达成数据共享或数据交换协议,甚至形成共同的数据标准,是硬平台能否战胜软平台的关键。否则,任何单独一家都无法与FACEBOOK抗衡。

这场即将决定产业今后十数年走向的决战正在这四家市值过千亿美元,用户过十亿,全球为市场的巨头之间进行。这场决战完全与中国网络业无关,我们仍然在模仿者和跟随者的道路上洋洋自得地行走着。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出现一家居市场领先地位的软平台,虽然特殊国情为此提供了相当的机会。最有机会进化为软平台的当属微信,不过要看腾讯有无这样的决心,试金石就是它有无勇气尽快将自家的种种服务和产品整合到微信生态圈内,并将微信平台建成,同时全方位开放。微博有成为软平台的一线希望,但新浪的DNA决定了它无法承担如此挑战,除非做出全面的内部调整。百度和阿里具备一定的资质与能力,但它们好像志不在此,仍然停留在自家垂直领域深耕不止。

至于那些做手机,做盒子,做电视等硬件数据终端的公司,肯定与硬平台建设无关,把这些努力理解为IT制造业新一波可能更准确些,虽然旗帜上的确写着硬件加服务的口号。这些依赖安卓系统为生的东西,最好的结局就是成为谷歌大数据生态圈里的一员,扮演数据提供者的角色。如果未来硬平台战略在大数据时代占了上风,它们有机会在生态圈下游混日子。如果未来软平台战略得势,它们的日子就会很难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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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 27, 2013

近来,颇有几个新名词在市面上流行,诸如“互联网金融”,“信息消费”之类。这些新名词并非产自概念日日翻新的互联网业,却来自传统金融业甚至政界,其气势之大,梦想之美,内涵之广,投入之多,逻辑之混乱,可行性之差,似乎值得一辨。

就概念而言,从众说纷纭中大致可以概括出互联网金融的几层含义:

一是传统金融服务的网络化,例如网络银行,网络券商,网络保险,等等。这些都是古已有之的东西,只不过在中国实现较晚,动作较慢而已。事实上,互联网在美国最早最成熟的商业模式就是这一套,二十多年前就已出现并蓬勃发展至今。不过,无论在金融服务业还是在网络业,都没有什么公司因此脱颖而出,其原因无非是家家都做,没什么创新,最好的结果是获得摊薄的平均利润。为此今天再创一个新概念毫无必要。

二是传统金融服务的扩展化,例如小额支付,小微企业信用调查,小额贷款,灵活机动的市场营销,等等。这些事情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做起来费时费力,成本太高而收益太少,如今利用互联网就可以顺利实现。做这些事情也许可以创些收,但很难提高利润率,因为是个琐碎活。为此带上个互联网金融的大帽子有点言过其实。

三是全新的网络金融服务和产品,例如众筹投资和比特币。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属于小众市场和缝隙市场,不值得大动干戈,更不值得为此创立什么新概念。

四是全面的网络金融服务,或曰金融电商,例如金融商城和各类产品和服务的综合大卖场。这种模式以金融服务为基础,以阿里为样板,再掺杂以WEB2.0,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时髦互联网概念,几乎是一个通吃的全面互联网服务平台,仅仅称之为互联网金融显得有点包容不住,过于狭窄了。

无论是单独拿出来看,还是把这四层意思合起来看,互联网金融这个概念从互联网业的角度看毫无新意可言。如果只从传统金融业的角度考量,互联网金融的概念也不是完全不能成立,但只有把它与非互联网金融服务或传统金融服务对立比较才有意义,但这好像也不是鼓吹这一概念者的本意。

过去若干年来,互联网业在不断创新中,蚕食着许多传统产业的世袭领地,同时创造出不少财富传奇。面对这一发展,传统金融业者一则以喜,二则以忧。喜的是互联网开拓出广阔的新边疆,金融服务有了更多更有力的方式向用户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忧的是金融服务有了新人,弄不好会砸了传统业者的饭碗。于是,在贪婪与恐惧的双重动力作用下,以攻为守的思路油然而生。既然一无所有的网络业者都可以尝试网络金融服务并大有斩获,那么传统金融业者有经验,有资本,有垄断,有用户,为什么不能后来居上呢?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网络业者早在十数年前就开始了尝试,那时网络金融服务是被斥责,被打压,被怀疑的对象,历尽千辛在服务模式,商业模式和技术壁垒方面有所心得,垒起了一定的竞争门槛。而今天再做所谓互联网金融这种早已成为社会共识的东西,如果在差不多的时间内出现十个八个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自相残杀还来不及,那还有气力与遥遥领先的网络业者竞争?别人贪婪我恐惧,别人恐惧我贪婪,巴菲特的警句值得谨记。如果别人贪婪我亦贪婪,相互抵消,结果为零。

如今世界正在步入大数据时代,为后来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战略空间和机会。当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在化为数据存在,当各种产品和服务都已网络化和数据化,当五花八门的数据终端普及进入千家万户,是否以自己为中心提供各种网络服务已经变得没有过去那么重要,而获取和利用他人服务所产生的数据变得更加重要。基于某种服务所积累的数据价值在贬值,数量再多也算不上大数据,只有获取网络世界中全面的数据才有深度整合利用的价值。正因如此,传统金融服务商就大可不必邯郸学步,重复互联网运营商走过的道路,非要先建立各种非本业服务以获取本业之外的数据。

传统金融业者可以利用自身优势探索一条新路。与其他传统产业相比,金融服务业是电子化,网络化和数据化程度最高的产业之一,也许仅次于网络业和电信业。由长期系统的金融服务积累的数据完全可以在确保用户隐私和商业机密的前提下,与各行各业通过数据间的共享,交换和买卖以生成大数据,在此之上探索全新的产品和服务。当然,这样的战略就很难称之为互联网金融了,互联网金融这种概念从提出之日起就至少落后于产业发展前沿五年以上。使用大数据金融的概念,制定并实施大数据金融战略,更能体现金融业自身的实力和潜力,也更能与网络业及其他行业有机融合,平等竞争,在大数据时代找到自身生存发展的机会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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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 23, 2013

斯诺登事件沸沸扬扬闹腾了一个多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他最终命运如何,再爆出什么秘密材料,都不会改变此事的基本性质,即无论按照哪一个国家的法律,他的行为都属于违法犯罪。一些国家,媒体和个人出于不同的价值观,政治立场和实际利益,对这一事件看法不同,关注点不一,不该也不能强求一致。但是,这个事件所关联的一些基本事实和客观逻辑却应该搞清楚,不致被各种花言巧语,似是而非,张冠李戴的言论所淹没。否则,在即将到来的大数据时代,无论国家,企业还是个人,日子都不会好过。

很多人对现实世界中情报收集和国家安全工作中必备的盯梢,拆信,窃听等方式能够理解,却对网络世界中的同样行为大为敏感,这是双重标准。斯诺登及其支持势力故意混淆正常的国家情报收集与大规模个人隐私侵犯之间的本质区别,忽悠了很多不善思考的媒体和个人。斯诺登出逃后,没有哪个重要国家敢于公开站出来说自己没干类似棱镜项目的事,恐怕还在暗地庆幸自己国家没跳出来个斯诺登。一些中小发展中国家没有这类项目,不是没有传统的情报工作,而是在互联网上缺少相应的能力和资源,想干而不能干而已。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的方式和手段既包括古老的人工操作,也包括互联网和大数据这类最新的技术操作。“彼”并不仅仅包括敌国,也包括友国甚至盟国,因为谁也不敢保证什么时候化友为敌。情报收集并无国界限制,深入敌后才是正道。情报收集方式千奇百怪,以有效可靠为准。世界上关于战争,生化武器,原子弹都有国际公约管束,但从没听说过关于情报与间谍活动的国际公约。情报收集方式的前提条件就是保密,否则就无效。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正在以极高的速度被转化为数据形式的存在,那么情报收集工作出现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方式就不足为怪。像棱镜这样的系统,对外行人来说好像很可怕,对网络业和电信业的内行人来说就很一般,属于常识范围,算不上什么尖端科技,甚至同业内领先公司中最好的数据系统相比也相形见绌。这次事件暴露出的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国家公务员体系所规定的薪酬标准和相应的发展前景及官场文化,不可能吸引一流人才加入。所以要么忍受内部人开发的三流系统,要么就得把像棱镜这类需要互联网前沿经验的项目外包出去。外包的一个风险就是泄密,或者外部人能够突破内部人的控制为所欲为。

相当多媒体对斯诺登事件的一个很大的误解是把棱镜系统所具有的侵犯个人隐私的潜在能力和风险与事实上的大规模侵犯隐私混为一谈。斯诺登出逃后讲了很多故事,但没有一个隐私侵犯的实例,而只是证明了棱镜项目若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具有侵犯个人隐私的可能性。在国家安全处于危险时,经过履行相应的法律手续和行政授权,类似棱镜这样的系统,应该能够迅速锁定具体目标,全面深入实时地进行监控。而要做到这一点,这类系统就必须具备对一切目标(无论是国家,机构,企业还是个人)进行监控的能力。它们就像人们所熟知的网络搜索系统,必须时时刻刻尽其所能找到一切数据来源,将其整理索引以待查询。

斯诺登事件引发了如何定义网络世界上的个人隐私的大辩论,可惜国内媒体对此报道极少。其实,与个人有关的网络数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网络行为轨迹(例如行为者,时间,地点,方法等等),一类是网络行为具体内容(例如语音,文字,购买等等)。前者属于公共记录或商业记录,后者属于个人隐私。一些人走极端,主张一切与个人相关的网络数据都属于个人隐私,未经本人许可他人不得使用。如果这样定义,那么互联网就根本无法运行,各种商业模式全部失灵,网络安全也就无从谈起。事实上,在现实世界中,个人的种种行为轨迹都被各种公共机构和商业机构记录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效的社会管理与商业服务。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这些记录的种类和范围还在不断扩展。那么,网络世界中也应该遵循同样的原则。

与现实世界的差别在于,网络世界中一切都被数据化了,对网络行为轨迹的记录很容易延伸到对网络行为内容的记录上去。对棱镜这样的监控系统而言,被某些个人出于私利而滥用,从而侵犯个人隐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需要加强对系统的监管和个人操作行为的监控。如果由此推论出即将到来的大数据时代必然产生国家机器漫无节制地对人民进行系统监控,那是对民主制度的了解不够,对社会制衡监督机制信心不足。以棱镜为代表的新一代情报收集系统固然使各国博弈进入新阶段,但基本的游戏规则没有改变。与其杞人忧天,陷入国家安全的保卫者其实是最危险的敌人这类悖论而恐慌不已,不如先把自己身边那些无法无天,强横粗暴的侵犯人民基本权利的网络行为消除掉来得更实际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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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 21, 2013

过去读过通用电气(GE)关于工业互联网的白皮书和相关分析报道,又有机会直接听到董事长伊斯梅尔在北京对这个自创概念的解读,大致明白了其中的寓意。

用伊斯梅尔自己的话说,所谓工业互联网就是“开放、全球化的网络,将人、数据和机器连接起来。工业互联网的目标是升级那些关键的工业领域。” “这是一个庞大的物理世界,由机器、设备、集群和网络组成,能够在更深的层面和连接能力、大数据、数字分析相结合。这就是工业互联网革命。”

通用电气可以算作全球工业设备制造业的龙头企业,在航空,铁路,能源,医疗等行业的高端关键设备制造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产业地位。以这样的江湖地位提出工业互联网的概念,自然是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一方面,网络业这些年突飞猛进,已经突入了传统产业的世袭领地,传统产业枯守空城坐以待毙总不是办法;另一方面,科技与技术的进步为传统产业的大变革准备了充分条件,例如物联网,云计算,WEB2.0,大数据等新浪潮纷至沓来,创新的外部环境已经成熟。

也许是出于大公司的稳健持重的本性,通用在宣介工业互联网概念时采用了比较保守的方式。例如,以通用现有的产品和市场规模,只要引入工业互联网,使相关设备的效率提高1%,十年下来就可以为各个产业节省数千亿美元的开支。这就足以证明通用应该进军工业互联网。这样的论证可以成为对基本型工业互联网概念的阐述,问题是不太容易和已有的自动化控制,远程控制和工业控制概念区分开来,有点像产业的自然进化。

通用进一步描绘了扩展型工业互联网概念的内涵,即通过设备,互联网和大数据的结合,促进更先进的设备和更完善的服务产生。以医院所用的CT设备为例,如果通过互联网平台不仅掌握了设备运转数据,而且掌握了病人的病患数据和医生的诊断数据,那么就有机会生产更多专用设备,并将设备,病人和医生有序的联系在一起,提高设备使用率,病人诊疗率和医生工作效率,并通过全面数据分析与个案比较相结合,提高诊断准确率。而这将有助于医疗费用的下降和医疗效果的提升。

通用还大致描述了创新型工业互联网概念的理念,即通过平台,网络和数据的开放引入第三方创新者打造全新的服务和商业模式。例如,在医疗诊断网络化实现以后,就有可能推出家庭级疾病诊断设备,诊断数据通过网络上传给医生,并通过医患互动做出建议或推荐专门医院和医生进行进一步诊疗。这将引发一个全新的家庭医疗服务行业和全新的医疗保险服务品种。当然,这需要公共平台的建立和相关数据标准以及实施准则的确立才能够实现,而政府应该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中立和促进的角色。

通用电气能够在此时提出工业互联网的概念,体现出它对社会发展进程的敏锐性和自身转型升级的进取心,但在这一概念的实现过程中必然还会充满了风险和挑战。不久前,通用投资10亿美元收购了硅谷的一家专门从事工业设备数据化和网络化的公司,就是为了弥补自身专业人才和能力不足的缺陷。但是,更大的风险和挑战来自公司核心层是否真正意识到工业互联网的革命性,坚决彻底地摆脱传统设备制造商的习惯性思维方式和路径依赖,自我革命甚至自我淘汰达到目标的完成。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在传统架构上对互联网的利用只是一个改良,做的好也只能获取改良性的成果;在互联网的架构上重造传统产业是一个革命,做得好可以获得超额的回报。前者容易,后者困难,如何取舍?

在人类社会走向信息化时代的历史上,传统企业率先提出革命性概念并占据有利的先发位置而结果是后来者居上的事例比比皆是。IBM曾是大型计算机业的龙头,也看到个人计算机的战略机会并一度领先,但最终让微软获得了大部分收益。问题在于IBM还是把个人计算机看作是设备制造的机会,而微软则是看作软件的机会。AT&T曾是电信业老大,也看到互联网的战略机会并一度领先,但最终让谷歌等网络公司获取了大部分收益。问题在于AT&T还是把互联网看作是数据传输的机会,而互联网公司则是看作数据服务的机会。诺基亚曾是手机业的龙头,也看到所谓智能手机的机会并一度领先,但最终让苹果等公司获取了大部分收益。问题在于诺基亚把智能手机看作是通讯终端,而苹果则是看作数据终端。

一个概念也许自身成立,但不同人往往出于不同的立场,利益和角度得出不同的解读和实践,最后得到的结果也很不同。记得通用电气前CEO韦尔奇在他的自传中讲过一个故事:通用当年在飞机发动机市场上占有垄断性的市场份额。他问主管飞机发动机的人这个市场有多大,回答说一年几百亿美元。韦尔奇说那还有什么投资价值,需要重新定义这个市场,把相关培训,零部件供应和融资服务都要算进来。这样市场规模扩大到每年数千亿,但通用的市场份额则降到了个位数。韦尔奇认为只有这样才值得扩大投资。用他的话说就是,市场占有率达到垄断地位的行业不值得继续投资,需要重新定义市场,只有占有率只有1%的市场才值得一拼。

工业互联网的概念是对传统设备制造业的重新定义,潜在市场规模扩大十倍不止。在工业互联网中,设备销售仍然是商业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更重要的部分是依托设备展开的增值服务和创新服务。从卖设备为主变为卖服务为主对传统设备制造产业公司来说是个痛苦漫长的过程。IBM花了近二十年市场才完成这一转型,苹果虽然独领风骚一时,但至今仍在转型的痛苦之中。通用把自己放在了重新创业的位置上。它能否取得成功,成为工业互联网时代的通用,厘清概念是重要的第一步,但也仅仅是第一步而已。

05月 28, 2013

iDoNews 小牛注:大数据所带来的大变革的前夜,面对这场势将席卷全球的社会大变革,知名IT评论人谢文认为,面对这场社会大变革,“主动比被动好,早动比晚动好,不动不是一个选择。”

近来,媒体报道了一系列看似互不相关的事件:

4月15日,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事发几小时内,数以千计的在场群众将事发现场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放到了公共网络平台上,这些照片和视频图像来自各种相机,手机和平板电脑。不到一天时间,嫌犯被确认。又过了一天,两嫌犯在前往纽约,准备在时代广场再次引爆六枚炸弹,制造大规模血案的路途中被追捕,一死一伤。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反犯罪机构的专业能力与社会大众汇集的海量信息及时结合,在与犯罪分子的时间竞赛中取胜。

4月底,谷歌正式发布了全新的网络终端—-谷歌眼镜,使人类第一次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所见即所得的工具,可以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目光所及的一切变成网络数据,传送到网络空间中加以保存利用。这一创新是如此神奇,可以用语音打开网站或电子邮件,用眨眼动作开启照片或视频的拍摄。

4月底,通用电气宣布投资10亿美元,开始在硅谷打造一个“工业互联网”平台。这个平台将通过安装在通用旗下大至飞机,小至激光手术刀等数万种产品上的传感装置,通过网络将设备运行状态数据实时传至平台,通过各种软件进行分析检测,以有效地确认各类设备的良好程度,以及时进行设备优化和维修更新。据测算,等到平台建成,仅在能源和交通领域,就可以比现有维护系统减少1500亿美元的浪费。

5月初,世界第一款通过3D打印制造出来的手枪由美国一家公司设计制造并试射成功。手枪由十六个部件组成,除撞针是金属制品外,其余部分全部由高强度塑料和树脂粉末通过3D打印设备制成。如果不是为了遵守现有枪支检测法律,手枪撞针本来也是可以不用金属制造的。手枪的全部设计图纸和工艺流程由发明者做成计算机文件放到了互联网上,短短几天内被下载了十万余次,以致美国政府担心产生可能的公共安全问题,封杀了这些文件。

如果留意,类似创新的报道每天都在出现。这些表面上看起来互不相关的事件却有着鲜明的共同点,即越来越多的领域,越来越多的产业,在创新上都走上依靠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这一道路,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的影响力正在越来越明显地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些正在或将来会牵动全社会,影响国家安全和人民福祉,创造巨大财富的创新,几乎都要在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的平台上实现。这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围城”现象:原来据守在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产业壁垒中的企业开始向外突围,试图冲入传统产业和传统社会生活中大施拳脚;原来从事传统产业,社会服务和公共事务的企业和机构开始攻城,试图通过登陆新型信息平台找到发展新途径。

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先后开始了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的过程。站在今天的角度观察,这一由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转型可以分为三个时代,即计算机时代,互联网时代和大数据时代。

到9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基本度过了计算机时代,计算机高度普及,解决了信息的机器可读化和数据的可计算化问题。目前,美国也基本走完了互联网时代的路程,互联网高度普及,解决了信息传递和信息服务问题。在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基础上,美国正在步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大数据时代。

从早期巨型计算机作为唯一的电子化数据获取和处理工具,到后来PC机和笔记本电脑的普及,再到今天的智能手机,谷歌眼镜和穿戴型数据终端以及形形色色的数据传感装置,人类将物理界,生物界和社会界的万事万物数据化并加以存储处理的能力大幅提高,可以说无处不在,无物不读。目前全球具备数据获取存储处理和传输的数据终端设备已经超过一百亿台,并且以每两年翻番的速度增长。

互联网从早期的有线网络发展出无线网络,数据传输速度越来越快,数据传输成本越来越低。当互联网与数据终端合为一体,就开始形成了一个全面深入映射现实世界的数据化世界,也就是人们所谓的大数据。获取和利用大数据,寻找过去现实世界中所没有的全新生活方式,社会治理机制和经济发展途径,开始成为社会方方面面关注投入的中心,也就是人们所谓的大数据时代。当获取和利用大数据成为社会共识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的时刻到来,就可以说人类全面进入了信息化社会。

大数据的核心组成部分是由政府机构所拥有的社会管理和公共生活数据,以及主要是由政府机构直接拥有或间接支持下获得的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的数据。同政府数据资源相比,无论个人,企业或社会组织如何努力,获取和可利用的数据资源都是简单,片面和利用价值极其有限的。

所以,如何使政府从垄断和保密的历史惯性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在确保隐私,机密和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带头开放数据,降低公众获取和利用政府数据资源难度和成本,至少是大数据时代开启阶段的瓶颈。冲破开放数据这一关,海阔天空,前途无限。迟疑不决或畏缩不前,早晚会自尝恶果,落后挨打。大数据正在成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国家社会资源,对大数据的获取和利用能力正在成为软硬兼备的真实力。正是在开放政府数据资源这一关键点上,美国再次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面。

5月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布了题为“实现政府信息公开化和机器可读取化”的总统行政命令(相当于我国的最高级别行政法规),这是继奥巴马于2008年上任后发布关于政府公开化,数字化政府和迎接大数据时代到来的一系列总统行政命令后,在国家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坚决和主动适应时代变革的又一重大举措。这一行政命令的基本要点是:

–“政府的开放性将巩固民主制度,使公共服务效益提升并促进经济增长。开放政府的一个重大益处是通过信息资源容易被发现,获取和使用,从而为社会创业,创新和科学发现提供动力,从而改善美国人民生活并显著增加就业机会”。

–“为进一步促进通过政府数据开放给公众以增加就业机会,政府施政效率和公共服务产品,新增和经过现代化处理的原有政府信息资源的基本形态必须实现开放化和机器可读化。政府信息在其生命周期内必须作为一种资产加以管理,以提升数据的可交互操作性和开放性,并确保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将数据开放给公众,同时确保其开放方式使公众容易寻找,获取和使用。”

–相关政府部门将制定并不断更新一整套数据开放政策,与此行政命令同时发布。在推进数据开放政策时,各相关政府部门在确定开放任何信息之前,都应对该信息在有效期内是否侵犯个人隐私,政府机密和国家安全进行评估,确保数据开放在相关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实施。

–为确保数据开放政策有效实施,在30天之内,白宫信息与法规办公室的首席信息官和首席技术官必须在互联网上公布相关数据转换工具和使用指南,以帮助各政府部门在落实此行政命令过程中协调一致。这些工具和指南必须定期更新以跟上数据开放政策落实的进程。在90天之内,白宫有关部门和官员必须确定政策落实的初步实施细则,并将此细则纳入各种国家采购和国家基金发放程序之中。白宫办公厅首席绩效官必须制定出所有政府部门重点施政目标考核办法,以跟踪数据开放政策的落实情况。各部门的进展和达标情况必须按季度上报并将纳入政绩考核。

为了证明政府开放数据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奥巴马特意列举了美国政府向全社会免费开放气象数据和全球定位系统(GPS)两个实例。在开放了源自政府气象卫星和地面气象站的数据后,美国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产业链,包括电视气象频道和气象网站,商业化的农业气象顾问服务以及新型与气象有关的保险产品。在过去国防专用的GPS系统向民用和商用开放后,全世界涌现出一大批基于GPS的创新产品和服务,例如飞机导航系统,精细化农产品耕种系统和互联网上形形色色的基于定位的网络服务。

为了表明对数据开放政策的支持,美国卫生部在奥巴马签署行政命令的前一天,首次公开了所有医院在对患者乱收费方面的数据,从而加强了公众对医院价格透明度和公共责任的监督力度。而在过去几年美国卫生部已经大量公开了机器可读的有关医疗方面的数据,包括医院,药品,医保产品,社保成本等等,由此触发了数以百计的利用公共健康医疗数据进行创业的公司,涌现了大量有利于大众健康和疾病治疗方面的产品。

可以相信,美国在推进大数据发展方面的持续努力,能够确保其在全球走向信息化社会的过程中的领先地位。以开放政府数据资源为重点的大数据战略,以鼓励大规模开发页岩气(高度依赖计算机)为重点的新能源战略和以3D打印(与大数据密不可分)为突破口的创意与制造业更新战略将成为美国经济与社会转型的三块基石。由此产生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提升,巨大的财富创造效应和巨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将极大地提升美国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和国际竞争力,彻底摆脱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所造成的社会经济转型痛苦,从而确保未来几十年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同,在推进国家工业化和加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同时,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启动了走向信息化社会的进程。回顾过去20多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已经基本走完了计算机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的路程,已经一条腿迈入了信息化社会。

无论是以计算机设计制造能力和数量以及软件创造能力来衡量,还是以计算机普及度和社会依赖度来衡量,中国已经极大地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过去的三十年以上减少到十年以内。无论是以网络设备设计制造能力和数量以及布网建设水平来衡量,还是以互联网普及程度和社会依赖度来衡量,中国同样已经极大地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过去的十五年以上减少到五年以内。

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做出走向大数据时代的种种努力的历史性时刻,如果中国能够在以往的基础上,凝聚共识,扫除障碍,立即行动,义无反顾地走向大数据时代,那么,就有极大的机会进一步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与美国相差两三年,与其他发达国家并驾齐驱,大幅领先其他新兴经济体。这样,中国的社会现代化程度将得以极大提升,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明显增强。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政府体系在社会中的地位,能力和影响力要强得多,拥有的公共数据资源多很多,开放程度低很多。所以,一旦政府下决心实施开放数据战略,推进力度和综合社会经济效益会更加显著。这首先需要在政府最高层次上建立决策,实施和协调机构,类似在推进计算机和互联网发展时期的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

一旦决策形成,就要推出一系列可操作,可监督,可问责的行政法规和实施细则,并与国家预算与资金投放机制挂钩,形成激励和推动的动力。开放政府信息资源可以先易后难,从气象,地震,交通,公安,社保,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数据资源的开放入手,在投资,生产,消费,统计,审计等经济领域也大有潜力可挖。当这些公共数据与民间和企业界拥有的数据资源相互融合,就会形成巨大的创新力,财富创造能力和社会进步推动力。

毋庸置疑,大数据时代对社会现有结构,体制,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冲击和变革远大于计算机时代和互联网时代。对中国而言,以往计算机时代,互联网时代甚至工业化时代和融入世界分工体系所带来的冲击,阵痛和改变还在继续。这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相比较而言,如果拒绝走向大数据时代,闭目塞听,墨守成规,消极保护部门利益或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地位,从而丧失难得的历史机遇,迟滞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所要付出的代价要高的多。现在正是由大数据所带来的大变革的前夜,面对这场势将席卷全球的社会大变革,主动比被动好,早动比晚动好,不动不是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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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月 20, 2013

iDoNews 小牛注:阿里巴巴入股新浪微博,百度收购PPS,互联网企业并购新浪潮方兴未艾。只是在平台缺失的情况下,收购兼并越多,企业崩盘风险越大。谢文提到,希望那些致力掀起新浪潮的产业领军企业,能真正具备消化整合收购对象的能力。

近来,互联网企业间出现了一系列份量不轻的投资和兼并活动。例如,阿里巴巴以近六亿美元的投资获得新浪微博18%的股份,并有权将来再增加投资至30%的股份;阿里巴巴以近3亿美元成为高德地图第一大股东;百度投资近4亿美元收购网络视频服务公司PPS,与自有网络视频服务公司爱奇艺合并;尚待证实的奇虎360入股搜狐旗下的搜索服务公司搜狗;。。。可以预见,网络业年内还会再出现若干起重量级的投资与兼并活动。

这是业内期待已久却有点姗姗来迟的新浪潮,标志着网络业深度整合过程的开始。推动这股浪潮出现的直接动力有三:

首先,新网民数量的增长速度已经逐年减缓,以往新网民急速增长所带来的规模红利接近耗尽。移动互联网用户增长速度虽然很猛,但其中多数都是老网民上网活动的阵地转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增。如果以整体互联网市场来计算,无论是用户数量还是收入规模的增长都保持着一个稳中有降的趋势。这就相对压缩了产业高速成长的空间,激化了企业间竞争的态势。

其次,无论是依赖风险投资的持续投入还是指望公开上市,从去年开始中国网络业都走入了资本市场的低谷期,许多嗷嗷待哺的企业和上市无望的企业只好通过被收购兼并应对投资者的压力。

第三,多年来网络业创新乏力,在没有新的业务增长点的情况下,一些领军公司只好向现有成熟业务的扩张方向努力,以保持业绩的持续增长。

所以,空间紧缩,资本断流和成长乏力的合力导致了今天网络业整合潮的出现,过去不想买的想买了,过去不想卖的想卖了。如果认真观察这次整合潮,五花八门的动作都大致可以分作两种类型。

一种可称之为合并同类项,一种可称之为全面扩张型。所谓合并同类项,典型事例如百度收购PPS,使得两家原来市场份额排名靠后的爱奇艺和PPS合二为一,从而可以迅速进入业内前三(前两年优酷收购土豆也是同样的思路)。假如奇虎360入股搜狗成功,那也将成为这种类型的又一例,搜索服务市场的老二老三合起来逼近老大百度。这样的好处是通过扩大市场份额,降低经营成本,提高营收效益;坏处是只有量变,没有质变。这是传统产业中常见的玩法,在全球高科技新兴产业中并不多见。所谓全面扩张型,典型事例如阿里入股新浪微博和高德(还有尚未完成的入主UC等),在自有核心业务接近顶峰时横向发展,搭建不同业务间的联系桥梁,激活存量资产。

如果从发展潜力的角度分析,全面扩张型整合要好于合并同类项。前者除了规模扩张效益外,还有整合创新的潜在回报。合并同类项则除了规模效益外,互补效应和创新潜力都不显著,反而放大了服务寿命周期的风险。但从根本上说,无论全面扩张型还是合并同类项,都是从现有市场格局的竞争和现有资本市场的博弈出发,首先考虑的是市场份额,经营规模和资本估值,考虑的是看得见的未来,防御性整合的成分大于进攻性整合,战术性考量大于战略性布局。

在美国硅谷,人们更推崇的是第三种整合方式,可称之为能力收购型或创新收购型。这种收购在理念上摒弃对现有市场份额,收入水平和资本效益的考量,而是更多地着眼于并不十分确定的未来产业走向,战略资源储备的成分大于短期利益,战略性考量大于战术性反应。以谷歌为例,它对其他网络企业的收购模式是首先看其产品的创新度,再看产品的技术架构和程序代码水平,然后与核心团队深入交流。如果这几关都过了,谷歌才对财务报表,市场份额之类的东西感兴趣。如今在网络市场上人所周知的谷歌地球,YOUTUBE,安卓操作系统,等等,都是能力收购型和创新收购型整合结出的硕果。其他诸如苹果,FACEBOOK及微软等公司,每年的收购数量都高达十几起到几十起,共同的特点都是依托现有的强大平台,吸纳整合第三方产品,服务和能力,以保持长久的创新性和发展潜力。

当然,硅谷也不乏偏爱收购整合却屡遭挫折的公司,典型一例是过去的雅虎。它以36亿美元的高价收购了当时社交服务的领头羊GEOCITY,两年后估值归零。它先后买下多家网络搜索公司,包括首创搜索广告商业模式的OVERTURE,但墙内开花墙外香,反倒让曾有收购机会却放弃了的谷歌占了先机。它买下网络图片服务领先公司Flickr却不与现存雅虎图片服务整合,最多拥有四种图片服务同时提供给用户,结果丧失了领先地位,输给了后来居上的FACEBOOK。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互联网公司在收购兼并上的一个全新动向,即把视野拓展到网络业之外,向高度依赖互联网的软件业,电信业,IT制造业,出版业和影视业进军。谷歌收购摩托罗拉手机公司,使其具备了移动终端的设计制造销售的全套能力;收购一系列电信业小公司有助于它独立直接向美国用户提供高速宽带服务。亚马逊通过收购一系列小型出版机构,增强了自身独立出版电子书的能力;通过收购一批影视制作公司,现在开始独立制作发行电视影剧。目前,大数据技术和产品公司,电子产品设计公司和3D打印技术公司都成了网络巨头新一波收购兼并的对象。

总之,通过收购兼并推进公司发展是件好事,也是硅谷经验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不时发生的业内收购能够帮助产业保持旺盛的生机,促进产业的新陈代谢,提高产业的整合扩张能力。但是,如果没有超前的战略思维,完整的收购战略,只对眼前的市场竞争和资本游戏感兴趣,同时缺乏整合创新的意愿和能力,那么,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收购兼并也许反而成为企业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若干年以前,网络业的领先公司CHINA.COM和盛大都曾是收购兼并的大玩家,屡屡出手,搅动格局。

CHINA.COM由于没有互联网上的任何洞见,只去买些当时有市场,有收入的公司,不整合不创新,很快就被活活撑死。盛大倒很有些自以为是的大战略,却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的网络平台和一流的运营团队,按照既定战略收购了一堆公司,却没能力整合创新,也渐渐地被拖的筋疲力尽,无奈退出网络业的第一阵营。

网络业的发展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表面上看,是形成庞大复杂的网络生态系统的平台为王时代,从深处看,是以获取,整合,利用网络行为数据来创新的大数据时代。所以,衡量一个收购兼并行为的价值,需要更多地分析它对平台建设和大数据获取方面的作用。类似百度收购PPS,奇虎360入主搜狗这样的合并同类项收购,对于平台建设没有实质性帮助,数据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数据种类的增加,也不意味着利用大数据能力的增强。阿里巴巴投资新浪微博和高德地图,的确增加了整体的数据种类和数据间的关联度,但挑战在于如何整合各种服务,建立一个完整,系统和强大的平台。否则,空有若干垂直领域的优良服务,却很难做出大创新,创出大效益。中国网络业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真正的网络平台,今后产业整合的成败关键在于种种收购兼并是否有助于这一平台的产生。在平台缺失的情况下,收购兼并越多,企业崩盘的风险越大。这和盖房差不多,地基打不好,楼盖的越高越容易倒塌。

前车之鉴,不可不查。在网络业进入产业整合的开始阶段,对那些主动引领收购兼并潮的产业领军企业,希望都真正想清楚了未来五年十年的产业走向,具备了消化整合收购对象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收购兼并,这些企业获得的不仅仅是一些短期的市场份额和收入,还有更加全面强大的创新能力和持久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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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月 19, 2013

引起全社会上下关注的电信运营商向微信收费的问题还在沸沸扬扬地讨论之中。在权力场上,电信运营商似乎占上风,因为工信部表态支持了。舆论场上,腾讯显然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几乎所有言论都在批判电信运营商们。或者说,百姓支持的不是腾讯,而是由于互联网业的发展给亿万人带来的成本低廉,强大高效和便捷可靠的新型通讯服务。

其实,仅限于就事论事地讨论是否应该对微信收费是个永远说不清楚的问题,一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看你站在谁的立场上,维护谁的利益。例如,有人说微信占了中移动60%的信令量却只带来10%的新流量,所以应该收费;但也有人说腾讯为微信研发运行投入巨量资源而迄今收入为零,却在客观上促进了电信运营商们的3G推广和网络升级换代,所以运营商应该给予补贴和奖励。再例如,有人说微信的普及减少了语音通话和短信服务的数量与收入,所以应该收费;但也有人说电信运营商们应该改革自身陈旧的商业模式,统一按网络数据量构建新型收费模型,而不应该对创新者罚款。

从历史上看,当博弈两方分别是国营对民营,垄断对竞争,权力对民意的时候,没有多少道理好讲,胜利永远属于前者。看看价高质次的宽带,价高质次的汽油柴油,质量无保障的奶粉和食品,遍地开花的强拆乱建,固定的存款利率和高升的贷款利率之差,对微信这类威胁垄断既得利益者利益的创新进行打压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但是,就算电信运营商利用垄断的地位和权力的支撑真的向微信收费,收多少合适呢?十亿八亿不解决任何问题,百亿千亿一定使创新者望而却步,放弃任何创新的努力。没有了层出不穷的创新服务,重金打造3G或4G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是否对微信收费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孤立的企业利益之争,而是更深层次的博弈和挑战,其实质是面对汹涌而至的产业革命,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一个像电信运营商这样的传统企业是否仍然能够固守陈旧思维方式,以不变应万变,永处不败之地。

网络业的发展正走到一个历史的拐点上,新一代服务平台呼之欲出。以苹果为代表的硬平台,以谷歌为代表的半硬平台和以Facebook为代表的软平台这几年打得不亦乐乎,开始向全面融合的方向发展。以刚刚推出的Facebook Home和即将推出的苹果iSO 7和下一代安卓操作系统来看,软硬结合,无缝连接的新一代服务平台很快就会杀入市场。新平台主要的创新在于将人人都会用到的网络基础服务功能从应用层提升起来,成为平台的标准模块,使其更强大,更完整,更简便,这包括个人数据管理,公共资讯获取,社会交往互动,定位基础上的细分市场服务能力以及支付服务等五大模块。平台不再仅仅局限于底层服务支撑的工作,而是直接与用户使用界面无缝连接,浑然一体。当这样的平台在今后两三年成型并广泛推广后,电信运营商们赖以生存的通信服务就蜕变成新一代平台五大基础服务模块中的一个而已,而且还不是这一模块的全部。微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一代平台中通信模块的雏形,如果做对了,也有从一个以通讯服务为核心的服务系统升级成为全方位服务平台的潜在机会。

由此推断,未来几年网络业竞争的高端是平台之战,焦点是谁能向用户提供全方位的网络服务,谁能获得和控制用户的网络行为数据,并在此之上创造新一代网络服务商业模式。平台的地位越来越强大,应用的地位越来越弱小,对平台的依附性越来越大,逐渐失去独立生存能力。从互联网的角度看,传统电信运营商们的现有主营语音通话以及短信彩信之类的东西,不过是新一代互联网平台的基本功能之一或者应用之一,没有继续独立生存的必要和可能。

从这次是否对微信收费的讨论看,电信运营商们或者没有看清产业发展大趋势,或者看清了却仍然无法摆脱传统思维,内部利益格局和路径依赖的惯性,仍旧试图通过垄断地位和权力支撑抗拒或延缓产业变革。按照运营商们的逻辑,语音通话仍然是不可改变的主营业务,网络服务只能定位于增值服务,任何企图削弱或取代语音通话服务商业模式的创新都是不可容忍的。

电信运营商们采取对微信收费这样的本能动作有可以理解的一面,毕竟根本性的转型是过程痛苦,代价高昂和结果不确定的。但是,与其采取对微信收费或推出自有山寨版微信这种徒劳无功的方法,不如思考并实行一些更具积极意义和战略价值的布局。例如,电信运营商拥有庞大的网络,海量的用户资源和强大的市场能力,完全有资格以主力军之一的身份参与新一代互联网服务平台的创新与经营。当然,这种参与必须是平等的,共享的,资源交换式的,不可能沿用过去那一套垄断式的,主导式的,行政命令式的做法。再例如,在大数据的浪潮正在兴起的今天,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某一个服务由谁提供,而在于服务产生的数据由谁享用,因为新一代商业模式将主要基于对大数据的开发而来。电信运营商完全有机会利用自身的资源和能力,通过拥有,共享,购买和交换等方式获得各类网络服务产生的大数据并找到赢利之道。当然,这种战略的前提是电信运营商尽快在实质上而不是口头上转型为互联网信息服务商。机会是有的,但对电信运营商来说,机会窗口的敞开大约只剩两三年的时间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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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月 1, 2013

在今年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的例行系列节目中,央视把网络用户的隐私权受到严重侵犯的事例做了重点报道和批判。于是,行外人一般搞不懂的COOKIE概念被说的云山雾罩,耸人听闻。本来应该由网络界和法律界专业人士分门别类讨论的深奥问题,却被媒体人士混成一锅煮,越煮越糊涂。

隐私是个古已有之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地区的不同而演变,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隐私内容,很难严格定义,只能约定俗成。它大致可以被定义为个人所有而不愿为外界所知晓的东西,例如身体,行为和财产等。由此又可引申出隐私权的概念,即个人有保护自己的隐私天然权利。

对一个人而言,保护隐私是一种本能,这是可以追溯到基因层次的人类行为偏好。问题在于人类是群居性社会动物,个人的生存发展中必然要与他人,各类组织和政府打交道。于是,个人隐私权就不可避免地与他人知情权产生碰撞,交换甚至被侵犯。

交朋友讲究知根知底,相互了解越深友情越深,这可以被看作是隐私的自愿平等交换。但是,即使亲如夫妻父子,知根知底大概也只是一种形容词。如果你要出国,在办理护照签证过程中,个人情况恐怕无论愿意不愿意都得告知他人,过各国海关还要被搜身照相按指纹。如果你要买房贷款,个人财务状况和能力恐怕也得老老实实地交代出来。如果你要当官,在现代社会体制下,就要放弃隐私权中相当部分,以满足大众知情与监督的权利。

这就是在隐私权上的博弈,普遍存在,复杂多变而又天经地义。这个世界里多数人恐怕都是希望自己的隐私被他人知道的越少越好,而对他人的隐私知道的越多越好,由此可以形成信息不对称的心理优势或竞争优势。同样,在商业环境中,企业之间也无不是尽力保护自身的商业隐私,而尽力打探竞争对手的商业秘密。为了更多地推销自身的产品和服务,降低营销成本,每个企业也都希望对客户了解得越充分越好。进而言之,一个国家或城市的管理者为了履行社会治理或国家安全的职责,也都在尽力打探治下之民的行为举止。究竟有没有或者能不能找到隐私保护的一条黑白分明,确定无疑的法律或实践上的界限,从古至今都是争辩不休的话题。我们所能看到的是,这条界线一直变动不居,而且存在相当程度上的灰色地带。隐私权与公权,商权及大众知情权之间的博弈从来没有消停过

互联网的发展将隐私权上的博弈从现实世界转移到了虚拟世界,同时增加了这场博弈的广度,深度和烈度。在互联网上,人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必然留下网络记录或所谓电子足迹。究竟什么算隐私,什么算公共记录;这些记录所有者是谁,什么人可以出于什么目的加以利用;在对网络记录的利用中可不可以与第三方共享甚至出售,规则应该如何制定,实施和监督;各国都对此出台了或简或繁,或严或松的法律或者行规,但真正的共识并未达成,或者达成的共识又被高速发展的网络创新所击破。

在人类发展的近几十年中,在总体上我们已经经历了计算机时代,正在度过互联网时代,即将步入大数据时代,从而真正全面地进入信息社会。面对整个物理世界,生物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都在以极高的加速度数据化,隐私和隐私权再度成为热门话题。迄今为止,人们一般用来防止在互联网上隐私泄露的方式主要是三种方式:使用隐私数据需要提前告知并获得许可,将数据模糊化和匿名上网。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已经证明,面对高度融合,无所不包的数据洪流和日新月异的数据处理方法,如果真要不计成本不计后果地在网络上获取一个人的隐私,那么单纯依赖这些消极防御方式去保护隐私肯定不堪一击。

将隐私权博弈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和健康的状态大致有三种可能的方式。一是社会不断确认如何在网络世界对个人隐私的利用属于合理合法范畴,使其与现实社会基本对应合拍;一是利用个人隐私者自己要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观和职业道德自我约束,即不把自身难以接受的隐私利用方式施加于他人;三是社会主流人群逐渐接受和适应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新型社会形态和行为方式,两害相衡取其轻。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在隐私权问题上真该比较注意的是三种现象。一是无限夸大隐私和隐私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好像历史上隐私权从未被侵犯过,如今的种种问题全是互联网带来的。当这种议论主要是由央媒国企主导,就更加令人疑惑。尤其是当社会上有一种借保护个人隐私而反对官员公布财产时,这种议论就更值得警惕。二是一些网民不了解互联网服务的运行机制,一方面希望无偿享受日新月异的网络服务,一方面却指望自身的网络行为踪迹全无。就像现实世界里不可能存在隐身人一样,网民在网络世界里留下电子足迹是必然的,这些数据被公权,商权或大众知情权所获取和利用也是必然的。三是一些网络公司甚至一些公权力机构违法获取和使用网民隐私,以此进行牟利或超越法律规范的监控。这些现象都算不上互联网发展中的最大危险,但对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而言,却是不可小觑的现实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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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 15, 2013

大数据正在贯穿从宏观社会到中微观市场的影响,中国要跟进,还得从打破信息壁垒与体制封闭开始。

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爆发的前几周,谷歌公司的工程师们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令公共卫生官员和计算机科学家感到震惊的文章,声称谷歌能够预测冬季流感的传播——不仅能预测到全美范围的传播,甚至可以将流感传染目标锁定到地区和州。

原来,谷歌是通过观察人们在网上的搜索记录来完成这个预测的。在流感爆发后,谷歌发现与流感这个关键词相关的搜索量也出现了爆发性的增长。每天,谷歌都会收到来自全球超过30亿条的搜索指令。在如此庞大的数据资源支撑和帮助下,谷歌通过对搜索相关性的分析做出了准确的预测。

这是去年美国畅销书《大数据时代》中描述的一个故事,并借此形象地推出了“大数据”(Big Data)这一概念,使之成为2012年互联网界极受关注的高频热词。

全球信息咨询机构国际数据公司(IDC)对大数据的技术定义是:通过高速捕捉、发现或分析,从大容量数据中获取价值的一种新的技术架构。大数据具有4V特点:Volume(体量)、Velocity(速度)、Variety(多样性)、Value(价值)。

知名互联网评论人士谢文近日接受财新记者专访,对大数据及其带来的革命性应用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他认为,大数据将开启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不仅将引领IT领域的技术变革,还将深刻影响世界的方方面面。

“一言概之,大数据时代,是人类信息社会在经历计算机时代、互联网时代之后的收官阶段,一个数据化的地球在高速形成。”谢文表示。

大数据正在从宏观社会到中微观市场贯穿其影响。美国政府已在2012年发布“大数据研发计划”,以此来提升美国在科学发现、环境与生物医药研究、教育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能力,解决美国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3年国情咨文中,更是将3D打印技术视为重振美国制造业,甚至引领下一轮制造业革命的新动力,而3D打印技术也可理解为大数据时代下的数据化制造。

在谢文看来,在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勉力跟随的中国,大数据时代应不甘落后。但素来缺乏社会信息共享机制的中国,一切还得从打破信息壁垒与体制封闭开始。

财新记者:按照你的分类,人类现代信息社会分为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三大阶段。我们正在进入的大数据时代,具体来看,即将给我们生活的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

谢文:现在整个世界正处于一个大转型前的拐点。之前的20年,全球享受了冷战后的全球化红利,交易壁垒、贸易壁垒、货币壁垒被逐一打破,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深刻影响了世界,全球贸易的推动力也基本消耗殆尽。世界需要寻找新的出路,大数据将是新的推动力。

大数据时代,是人类信息社会的收官阶段。之前的计算机时代和互联网时代,都是为大数据时代做铺垫和准备的。计算机时代的核心是计算能力,极大提高了人们对数据的处理能力;互联网时代解决了信息移动和连接的问题;而大数据时代,可将世界万事万物通通数据化,让人们在数据利用中优化现实操作和行为,令全球系统的运行更为高效。

从物质世界到数据世界,这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如果人们能够突破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成本障碍,就可以轻松获取与利用大数据,从根本上推动制造业、互联网业、金融业等经济领域的变革,甚至改变社会管理的方式。

财新记者:与计算机时代、互联网时代相比,大数据时代的核心是什么?

谢文:大数据时代的核心词是开放与融合,以及“一切皆可数据化”的思维。万事万物皆可数据化。

如果把世界看作可理解的数据海洋,那么大数据就是一种可以渗透到所有领域的世界观。

现在很多公司讲得更多的是“数据大”,而不是大数据。大数据应该是完整综合的、开放公共的、动态及时的。这样的大数据才能为人们提供全新的视角。牛津大学教授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介绍了大数据时代的思维变革,强调全体数据而非随机样本,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性,以及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

现在一些企业如Facebook已经在其平台上进行了数据共享。一些国家也在尝试数据公开。美国政府通过大数据网站“Data.gov”,公开了数以十万计的开放数据库,建立了有几十个国家参与的开放政府联盟,将社会公共数据对任何第三方开放。这将成为一种潮流,大数据是大趋势,无论个人、企业还是政府都会被卷入。

大数据时代,还需要新的逻辑和思维,需要想象力。一切皆可数据化,小到“上帝粒子”,大到整个宇宙,都是由数据化的信息构成。人类社会的各种行为也可以数据化,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数据化的方法解决。

而且,大数据时代的成本,绝大部分已沉淀在历史中,并分解于整个社会系统。甚至在工业社会之前,世界就存有大量的数据,计算机时代和互联网时代更是积累了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各种能力。

财新记者:互联网时代深刻改变和冲击了媒体、电信、零售等传统行业,大数据时代又将如何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与变革?

谢文:以往发生在互联网时代的故事还会在大数据时代重演。现在大数据仍处于萌芽的状态,未来对实体经济和商业的变革将显著发生在以下几个领域:

首先是医疗健康领域。以往的标准化平均值治疗,将向精确化、数字化医疗转变。通过数据化及传感设备,可以进行精确的治疗,甚至器官再生。

这个已经过了思想革命的概念阶段,进入了实操阶段,接下来就看谁能有效降低成本进而大规模推广。

其次是制造业。以目前3D打印为代表的数据化制造,是一种个性化的、全新的制造方法。不需要模具,就能够做到不同材料的无缝对接。甚至以往难以制造的东西(比如人体器官),也可以通过数据化方式还原制造。这种新兴的数据化制造,从数据到实物的转化都会进入低成本、大规模、打破时空界限的全新历史阶段。这将重新定义众多产品制造业的产业链和商业模式,设计、制造和流通过程所需要的数据集成将成为产业上游。数据化的制造业还将极大地降低库存,甚至做到零库存。

三是金融、航空等行业将完全电子化,比如依托大数据,可以准确预测机票价格的走势。

四是军事安全领域。这虽然不是商业领域,但是对大数据的依赖更高,也有可能是最先实现突破的领域。军事安全的后台支持,卫星系统、数据分析系统等对各类数据的要求更高。

另外,离大数据最近的还是互联网行业。互联网未来可能向数据服务业迁移,以往通过网站服务、APP赚钱的方式,将是极小的分支。整个数据服务产业链由数据生产、传播、获取、存储加工和分析出售等环节组成,各个传统行业将分门别类地属于一个和数个产业链的环节。

利用大数据,将会产生更多的商业模式创新空间。美国一家名为气候公司的创业公司,每天对美国境内超过100万个地点,未来两年的天气情况进行超过1万次模拟。随后,该公司根据根系结构和土壤孔隙度的相关数据,与模拟结果相结合,为成千上万的农民提供农作物保险。这就把传统的、标准化的保险产品更精细化、个人化了,这就是全新的商业模式,利用了人、社会和自然三种大数据。这代表了大数据时代的一个方向。

财新记者:大数据时代有哪些具体的创新方向?

谢文:大数据时代有前台、中台和后台三个主战场。前台是数据终端,负责数据获取和传输,如手机、电脑、智能眼镜、汽车以及各种传感器等,将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数据化。这也是目前争夺的主要战场。出现的创新数不胜数,比如谷歌的眼镜、自行汽车,苹果的手机,内置在药片中的传感器等等。现在流行的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概念,都囊括在大数据的概念中。

中台则是数据中心,是各类数据的存储和分析平台。现在各家设备厂商、IT产业主要集中在这一环节,它们将转向大数据集成和解决方案提供商。云计算属于这一范畴。

真正的后台,则是基于大数据的创新。目前还没有看到真正的基于大数据模式的领军公司。或许这个公司都还没有诞生。但基于大数据的商业模式创新,在五六年后一定会催生出一批大公司,下一个谷歌、下一个Facebook都将在大数据时代出现。

在大数据时代,当效率一下能提高数倍的时候,新的生活方式和经济运行方式一定会产生,传统方式受到的冲击将是颠覆性的。

财新记者:如此看来,大数据将是企业创新的竞争力源泉。但大数据本身是个宏观的概念,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动力,政府力量在其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上升到政府与国家层面,大数据可能产生什么作用?中国有何借鉴?

谢文:大数据将会变革社会管理的方式,成为国家竞争的前沿。美国的突破口是开放政府,建立了开放数据平台Data.gov,将社会公共数据公开在这一平台上,通用格式,令所有人可得。这在公共领域,对预防犯罪、交通管理、教育、反福利欺诈等都非常有效。美国联邦政府要求各个州都公开相关数据。美国、英国等国家还组建了开放政府联盟。在公共管理领域,大数据的投入少、收益高且见效最快。

这非常值得中国借鉴。在大数据时代,中国有足够的机会,因为中国的市场足够大。另外,中国还有另一个因素——中国有着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如果思路正确,走对道路,的确可以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更高的效率。在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中国作为追随者大体与世界保持同步。现在世界正进入大数据时代,中国同样也不能落后。

但中国的基础性问题是没有信息开放的标准,更没有社会数据共享机制。无论政府还是公司,中国在信息共享方面的理念都相当保守。同时,中国还缺乏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法治体系作为基础支撑。

另外,中国的创新环境也与欧美国家不太一样。中国过去十年是经济增长的爆发期,快速的增长与人口红利,让中国似乎有了些不急于创新的本钱,在诸多领域相对封闭,固步自封,甚至劣币驱逐良币。

对中国的新一届政府而言,过去的模式不可持续,需要寻找新的出路,而大数据是一个必要的选择。

中国可以从在各领域建立统一的数据库开始,系统考虑大数据的国家战略。由此可解决很多现实问题,如预算公开、反腐败等等。例如,中央政府在拨款的时候,即可要求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建立数据库并公开,采用通用、开放、共享的原则,每分钱的去处都可以数据化,随时可查。对政绩的考核标准也可以数据化。

如此,很多问题就转化为具体操作的问题,而非意识形态的问题。大数据思维能够提供很多方法,来解决中国的体制性障碍。

(注:财新记者朱以师  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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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月 31, 2013

新年伊始,整个东中部地区就长时间地被严重的雾霾所笼罩。污染程度之高,远远超过了历史记录。两年前,当人们可以看到PM2.5含量指标时,常常惊叹于100或300的数值是多么可怕,因为已经超过美国或联合国认定的健康水平的10倍。而现在,我们却开始领略PM2.5数值达到1000以上乃至爆表的风采,以至再看到100-300之间的数字时,居然产生了一种欣慰的感觉。不能不承认,人们的自我心理调适能力的确不凡。

日复一日,严重的空气污染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了窒息的痛苦。戴口罩则呼吸不畅,不戴则不敢用力呼吸。喉咙,鼻腔,肺部逐一感觉不适,对那些缺少长期稳定地在高污染环境下生存锻炼经验的人尤其明显。窒息感,成了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快感。

令人窒息的不仅仅是现实世界,互联网上的虚拟世界也雾霾重重。前几天听说了讨论中的网络实名法的实施解决方案,顿时产生一种窒息感。一个官办互联网协会经过积极努力,拿到了查核检验用户实名上网的权力。但是,百姓的身份证数据库却在公安部手里。所以,一种可能的场景是:当任何一个公民(也许有极少数例外)上网访问任何一个网站时,一个庞大复杂的后台系统先要自动连接互联网协会的网站(听说自称“阳光网络”),然后向公安部身份证验证网站发出验证申请,验明正身后将批准信息发回该网站。如果该公民接着又要访问另一网站,那又要重新走一遍验证程序。但是,绝大多数网站并不要求网民注册身份,实名上网的法律如何落实呢?一种可能是要求所有网站必须经过实名注册方能使用。另一种可能是将每个用户上网时的网络IP地址与身份一一对应,那就需要与网络运营商的系统无缝连接。这任务不是一般地困难,要做到高速,稳定,无一遗漏绝对是个高科技挑战。而最大的可能是实名上网主要对象是像微博,博客,BBS这类百姓可以发声的网络服务,对任何喜欢胡言乱语的人起到一种心理威慑作用,并不真的对全部上网行为进行实名认证。

如果把这一堪称世界级创新的伟大构想转换到现实世界来落实,场景大致是这样的:任何公民走进一家饭馆或茶馆,朋友,熟人或者不认识的人之间是不能开口说话的。需要等到店小二捧来一张实名验证登记表(高级一点的场所可以使用iPad或iPhone以体现高雅现代),经过顾客一一报上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然后店家登录“阳光网络”查证,几分钟后,顾客们就可以畅所欲言了。当然,餐桌上是有录音和播放设备的,客人们的谈话不能涉及有关国家安全,大政方针,黄赌毒,钱财欺诈之类的敏感话题,否则店家有权当场拿下或及时禀报有关部门。至于什么算敏感话题,就只能由店小二基于自身的政治觉悟和敏感性临场发挥了。如果由于店小二水平有限,错漏了任何敏感话题,那么店家有责任长期保留聊天录音,以备高水平的专业人士前来追查。

这不是无厘头的荒唐推论或是舞台上荒诞剧的一幕,应该说这一切已经在互联网上实现多时了,现在无非是补一个法律手续和提高体系效率,使其更加严密化和精细化而已。当然,相关参与者由此获得更多的权力,编制和资金也是不言自明的应有之义。为实行这种做法所拿出来的理由是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所以要侵犯个人隐私,这不是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是辩证法。为了保护个人隐私不被他人,公司或组织所侵犯,代价是个人隐私被另外一些他人,公司或组织所侵犯。至于为什么前者的侵犯隐私不能容忍,却要容忍后者的侵犯隐私,那是因为前者可能是坏人,后者一定是好人,必须相信也只能相信后者的品质,诚意和觉悟。

网络侵权和网络犯罪的确存在,并随着网络普及和发展日趋严重,世界各国都在寻找治理之策。和现实世界一样,反侵权不能简单地以另外一种形式的侵权来实现,而必须寻找某种动态的,合法的,获得多数人认同的平衡点。在现实世界中,给人套上一个套子,它可以通过定位,录音,摄像,拍照甚至遥感人体内部的心脏跳动和血压高低来记录人们的一举一动。这套系统叫做“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如今正在网络界流行,作为大数据创新的一种尝试。如果把它用来反侵权反犯罪,一定是个利器。如果哪个政府敢于强迫每个公民都套上一个,那这个国家的侵权犯罪现象一定趋近于零。但是,那就不叫“量化自我”而是“被量化自我”了。区别在于前者所以获取的数据完全由个人自己控制,而后者却是由有关部门控制。

无论现实世界还是网络世界都是雾霾重重,使人产生窒息的痛苦。最简单最见效的反污染方式就是强制停止一切产生污染的人类活动。但是,由此而来的清净世界对人类还有什么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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