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网同网友们在线交流时曾讲，“互联网是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希望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对党和国家工作有些什么意见和建议”。很显然，互联网正在成为执政党倾听最真实、原汁原味的社会公众呼声的“重要渠道”。

按目前的互联网现状，这种网友可以反应个人看法的渠道大概有两条，一是论坛，比如胡锦涛总书经常上的人民网强国论坛，再就各类门户网站文章后面附带的网友评论。这两个渠道相比，论坛自有互联网以来即存在，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通透的管理规则，而网友评论，则由于出现较晚，管理规则尚处模糊地带。

我们关注的是，除了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上级机关所要求的对一些网友留言的处理之外，网站本身，是否会（以及如何）由于其自有立场，而选择性地处理网友的留言？

通过一个小的测试，我们了解到：答案或许是肯定的，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网站都网友的留言可能会有倾向性的处理。

案例：

7月1日，某门户网站财经频道发布文章国务院：优先安排灾区企业IPO和再融资

之所以选择这一文章，是因为，在股市暴跌的大背景下，网民以及股民对于国务院这一举措是有分歧的，也就是股市中的多头和空头的分歧，多头显然认为这是一个利空消息，看多的网民会在留言时大力抨击之，而相反，因新措施收益的企业以及非股民，有可能对之持支持态度。

另外一个选择这篇文章的理由是，无论网民留言反对或者支持这个举措，都不涉及政治敏感性，网站不可能因为政治原因采取处理措施，因此，显现出来的将是留言的原状，或者是网站的立场。

我们试以灾区企业的立场发布留言：“大力支持国务院和证监会对灾区重建的支持，希望国务院有更多类似政策出台，以帮助灾区企业尽快在废墟中站立起来。”

 第一条大概是在9点43分

 结果，几分钟后，言论随后被删除。

 

9点53分，又发了一条类似的言论。

又被删除
 

继续发
 

仍旧没留下
 

再发

结果一样

  小结：门户网站在处理网民留言时，除了把一些敏感留言删除之外，对于网民意见，确实有其选择与倾向。回到这篇文章，翻看到测试时间为止的能显示的所有留言，调性基本是一致的，那就是反对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优先安排灾区企业IPO和再融资的决定。细究其原因，大概有几种可能，其一：是网站在迎合民意，站在广大看多股民立场上处理留言，并希望管理层能了解这种民意；其二，可能是某个网站编辑的个人立场，有可能该编辑是套牢一族；其三，网站有自己的独立立场，它本身对该条政策持反对意见。

这三种可能中，无论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都应该不属于明智做法，因为网站如果仍旧坚守客观中立原则的话，就应该在管制范围内体现原汁原味的网民意见，而不是人为地制造或者加剧一边倒的印象。

第三种可能的存在有其合理性，网站和所有其他媒体一样，是可以有自身立场的，他当然可以通过编辑手段表达自己对事物的立场，但是，如果网站坚持这种做法，代价是很大的，因为这有可能影响其原来客观中立的立场。

我再一看周围，发现虽然没有铃声，但好多人都在打电话，而我身边的顾钱江已经消失了。我跟坐我另一边的杨大明老师通报了这个消息，他很震惊。

这时候气氛已经有所变化，不少人离座出去打电话，陈彤由于正在发言，还茫然不知，否则他该最焦灼，新浪这时候正是忙碌时刻吧。坐我侧面的，第七届的搜狐副总编辑王子恢则在忙碌的发短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私下以为，胡舒立请钱钢来主持下午的议程充满了先见之明、料事如神，这素质太牛了，怪不得《财经》的报道总能如此有预见性……云云。这钱钢，正是当年那本在全中国传阅，在广播里连播，妇孺皆知，洛阳纸贵的《唐山大地震》的作者。

新闻狂人胡舒立和地震专家钱钢表现出亢奋和镇静的两极。胡舒立的亢奋来自记者本能，钱钢的镇静则建立在他对地震的专业研究和报道经验上。

 我的新浪博客

 （无兴趣者可把前面日记部分略过不看，直奔第八段）

5月12日，是《财经》奖学金百人会的第二天，谁也没想到，这场大地震，会在这个稍微有些温情缠绵、充满回忆与怀旧又不乏激情飞越的半私人性质的大聚会的最后一节发生。

所谓百人会是《财经》杂志的胡舒立女士、北京大学CCER的林毅夫先生、胡大源教授共同创办于1999年的，《财经》奖学金十届获得者的聚会，因为每届有10名获得者，所以被称为百人会。我是第四届学员，弹指一挥间，时光已经过去六年……

在香山卧佛山庄入住签到的时候，遇到了大学同学，也是第五届学院蒋薇薇，她现在青年报冰点周刊工作，上来就问：哎呀，你怎么看着有些老了？我回答：不是我看着老了，是时间本来就过去了，六年啊！想2002那会儿，大家还是“恰同学少年”，意气风发，如今头上都有了些百发，脸上都有了沧桑，不禁感叹万分。

与其他届一样，我们第四届的10个知交好友也没有全到齐，《商报》的胡蓉胡姐姐远在深圳，公务无法脱身，无法赶到；林凡小妹妹远嫁到美国，转职做了全职主妇；王跃春王大姐近几天在生娃，祝福她，新闻人想生个孩子真是太不容易！文钊文兄因为家里有事没来，这厮当年跟我住一间房，最近发展不错，据说已是经观副总编，顺祝恭喜；在央视工作的沈冰沈大美女看日程上是说好要来，不知什么原因没到，送上问候。不知道能否看到此博？

在香山见到的是五位大男人：罗新宇，顾钱江，谢圣华，郭敏小弟弟，我。六年没见，各有际遇，老罗已经不做新闻，转行国资交易，看名头还挂了个“总”；老谢后来去了英国，回来后去了新浪，现在在央视网络领军最时髦的网络电视；郭敏年龄最小，也转了下身，现在负责他单位的网站，据说去年还拿了个国际大奖；钱兄添了娃，但还没换工作，据说要把新华社坐穿……

百人会有很多公开性的研讨，比如讲通胀，讲税收，讲调查新闻的报道，讲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请来了很多国际级的专家学者，但这都掩不住其间洋溢的温情，而且大家都享受这种情调，发言的时候每个人都刹不住车，有太多的感情要表达，以至主持人不得不加以制止，印象很深的是《南风窗》王楠兄发言时的情景，他准备了一大篇发言，却被强行中止，他很认真的说：这不太好吧！我们为他这种认真会心的笑了。

其实每个人的发言我都想听完，那不仅是受教，而且是分享。我很喜欢和这么一群人在一起，互相交流，彼此收益。这不单单是因为我们都有相似的经历，都曾在未名湖边抛却世事受教半年，更因为这一群人对世界都有基本相同的热情、激情立场与价值观，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反过来说明，志同道合者多么难得。《财经》杂志以十年韧性，坚持不懈，积每年10人的涓涓细流为10年百人的济济一堂，它最大的成就就是：培育了一个新闻价值观与立场基本相同的一群人，至于这种价值观坚守的是什么，看他们的新闻报道或者他们主持的媒体所体现与坚守的即知。

林毅夫林老师也到场了，他赴世界银行上任前跟大家最后一次团聚。早餐的时候，正好和他一桌，还有他的夫人。在这种场合，他不是专家而是老师，我们也不是记者，而是学生，谆谆善诱，轻松而坦诚。

这次百人会值得记述的场景很多–如果没有最后那一节发生的事情。

聚会的最后一场是讨论“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竞争与融合”，主持人是钱钢钱老师，参加者是新浪网的总编辑陈彤、和讯总编辑杨斌、还有GOOGLE的中国区总裁李开复、新闻周刊总编辑秦朗，内容很精彩，但就在讨论的过程中，我接了个电话，问我：你那地震没有？我说没有啊，没感觉到。后来又有几个电话打进来。

我再一看周围，发现虽然没有铃声，但好多人都在打电话，而我身边的顾钱江已经消失了。我跟坐我另一边的杨大明老师通报了这个消息，他很震惊。

这时候气氛已经有所变化，不少人离座出去打电话，陈彤由于正在发言，还茫然不知，否则他该最焦灼，新浪这时候正是忙碌时刻吧。

钱江回来，告诉我，四川发生了7级以上地震，他要立刻回去–他是新华社对外部的副主管，拿的是第一手资料，也必须第一时间回单位履职。

这时候，胡舒立终于打断了会议进程，宣布了这一消息，把钱钢钱老师推出来：钱钢是地震专家，当年一本《唐山大地震》洛阳纸贵，轰动中国。但钱老师由于一直在主持中，直到胡舒立宣布消息才知道地震，也是摸不着头脑，只简单说了一下：四川地震，全中国都有震感，不应该吧，难道是发生了几起地震？（钱老师其实说对了，北京也被诱发了一场小地震）。

接着在会的记者纷纷报告各自的线报。家在成都的记者打通家人电话后向大家汇报：成都的房屋有裂痕，但没有房屋坍塌。重庆的记者说，她的家人虽然惊恐，但都安全，隔壁邻居家的吊灯掉了下来，但没有伤到人。中青报的副总毛昊郑重地宣布：从成都得来的消息，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

底下想起掌声。

这时候我发现对面那四位网站老总都已经不见了，我发短信给陈彤，他匆匆回了两个字一个符号“：）再聊”，我都能想象到这新闻狂飞奔疾驰的状况。我也坚持不住了，跟杨老师告假，即刻返城。

后面的情形由于我已不在场，且看第九届学妹，《经济观察报》记者程明霞的记述，题目很好《和地震专家共度地震惊魂一刻》，为吸引眼球，我决定在我的博客题目中予以借鉴，下文有所删节：

于是原定最后一场关于“财经媒体专业性与综合性”的讨论，基本上在混乱不安中度过。我的手机短信不断，我身边响起安徽话、重庆话……都在焦急地确认家人的安全，都在询问更多的消息和细节。

还没有更多的官方的来自震区的伤亡消息传来，先传来了一条让人惊恐的预言：今晚北京有2~6级地震。在这些来源不明、内容浑沌的消息面前，新闻狂人胡舒立和地震专家钱钢表现出亢奋（注：原文作兴奋，但恐不确切，新闻人对这灾难表现的那种关切与急切与迫切，实在找不出更好的词来形容，焦灼？激动？）和镇静的两极。胡舒立的亢奋来自记者本能，钱钢的镇静则建立在他对地震的专业研究和报道经验上。

钱钢说，7.6级是十分大、十分严重的地震！幸好地震不是发生在酷暑或严寒季节，也不是发生在夜半人们熟睡时。而对于地震消息的发布，中央政府也有严格、严谨的发布程序，因此他认为，来自人民网的即将发生“2~6级”的消息可信度很低。

无法确认的消息和传言满天飞，而我们如此凑巧地与地震专家共度地震时刻，请教钱刚老师真是天赐的良机了。以下为我与钱钢老师粗略的对话内容：

问：现在还没有伤亡与否的消息，一般7.6级是什么样的毁坏程度？

钱钢：震级和裂度是两个概念，不是直接对等的。7.6级是震级，是很严重的地震。但决定毁坏程度的是裂度。现在不知道裂度，只知道震级，很难说毁坏程度。问：这场这么大的地震，不可能提前预测到吗？

钱钢：预测地震是个很复杂很困难的工作，而地震之后的余震就更难预测了。76年唐山大地震之前不久，地震专家们曾经成功预测了另一个地方的7级以上的一场大地震，所有专家都奔那里去了，结果谁想这头儿唐山大地震紧接着发生了。所以要每一次地震都预测特别准确很困难。

问：你觉得人民网这个今晚北京还有2~6级地震的这个消息是假的？

钱钢：国家对发布地震消息是有严格程序的，什么机构通过什么媒体来发布，都要按照这个程序严格来走。新华社都没有这个消息，从人民网来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而且说震级会在2~6级，这跨度太大了，2级和6级之间有这么多级！如果是国家地震局发布的预测消息，怎么可能是这么粗略不严谨的消息。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这个消息不确实，有可能是某个专家他自己的预测。你没有经过国家地震局，没有经过专家们一致的严谨的鉴定，发布这种消息造成恐慌，是应该追究责任的。

问：追究传播这条消息的媒体的责任？还是追究这个消息源的责任？政府没有更多的消息出来，这个消息会不会也发挥了一点预防的作用？

钱钢：都要追究。因为恐慌也会造成巨大损失甚至伤亡的，有时会比灾难本身带来的伤亡损失还要大。就像好好的你在电影院喊：着火啦！观众都跑出去结果踩死了人，这个喊的当然是要被追究责任的。有些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恐慌的消息，政府不需要发布。

问：你的意思是，政府在这些事情上不需要做到信息的彻底公开，无保留的全部发布吗？

钱钢：政府需要发布的是全部的准确信息，而不等于是全部信息。有些信息是假的，未经确认的，那不是政府要发布的。

问：那这种地震有什么征兆吗？如果政府没有更多及时充分的信息出来，而都是这些传言的话，作为普通人或者我们媒体，如何来判断信息的真假呢？

钱钢：对地震征兆的观察，对这些消息的真假的判断，都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还是需要政府，国家地震局，地震专家来做。我想明天就会有更多更确实的消息出来。

本博最后，让我们为灾区人民祈祷，为中国祈祷，为中国人民祈祷，昨天，真的心情很不好很不好，一直情绪焦灼，但我但坚信，我们能抗过去！

您喜欢崔健的老歌还是新歌？
	选项	比例	票数
1	老歌	61.06%	809
2	都喜欢	37.06%	491
3	新歌	1.89%	25

   歌迷这种反馈，我想，是对一个一心求变的、努力的、想跟上时代潮流的老音乐工作者极大的打击，因为这是对老崔当前工作的不承认甚至否定。老崔又不像罗大佑，老崔想当常青树，罗大佑已经认命自己是纪念碑。罗大佑很少会在今天的个唱上弄几首新探索甚至新歌，因为罗大佑已经认命，所以他比老崔幸福。

   我对音乐不甚了了，对老崔的新探索以及新音乐的艺术价值不敢妄作评价，但我想，老崔的新歌之所以没能脍炙人口，大概有那么两个原因，一是老崔的新歌可能过于超前，不能迎合大众趣味，说好了就是不媚俗，以至于曲高和寡，真正的艺术家从来就是孤独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曲高和寡四个字是一切不受市场追捧的音乐的避难所，跟品质关系不大。

   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题材问题，除去旋律、风格问题不去讨论，老崔的老歌《一无所有》、《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红旗下的蛋》等等，都是极棒的现实主义题材歌曲，我当年对这些歌曲的喜爱，已经超出了音乐范畴，而上升到生活范畴，而这种大喜大爱，再反射、移情回老崔的音乐上，就是一个青年当年对老崔以及他的音乐的热爱。看以前他那些歌儿，尖锐、直接、有思想、有感情、深刻，表达的是那个时代与青春的主旋律，我以为，当年因为摇滚崔健的人数远远不如因为崔健而喜欢摇滚的人多，更多的人是因为喜欢崔健想表达的东西，才喜欢他的音乐，他的人。老崔音乐的强烈社会性、现实性是当年老崔摇滚流行以及淮笾谧放醯闹鞫Α?/P>

   今天的老崔依旧很努力，但他的产品既没有给六七十年代的老歌迷提供新的精神食粮，又没抓住80后90后的新听众的主旋律。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听崔健的新歌，如果说当年老崔的歌曲往往能直奔时代主题、一针见血的话，他的新歌面对着庞杂纷乱的08年生活，就像面对一张厚牛皮，显得如此无所适从，无处用力，最后只能无奈的搔搔痒，以等而下之的新风格、新制作、新形式寻求出路。老崔的个唱依旧会火，观众们可能会不排斥甚至赞赏他的新歌，但这种“火”多半也是移情作用，不过不是当年那种现实到音乐的，而是从过去老崔到今天老崔的移情，爱屋及乌吧。

  这很无奈，但要求老崔一直能够占在潮头浪尖抓住时代的主旋律也不现实，他毕竟不是作家与革命家，没必要一定拥有深刻的洞察力，而且人也在变，人的世界观也在变，或许老崔自己从来没有过或者已经放弃这种高要求也说不定。

  更主要的问题可能来自于这个时代，它变得太多元了，主题太繁杂了，趣味太广泛了，人群阶层越分越细，很可能，一个在当代能洞察社会而渲染于音乐的流行乐人本身就是个不世出天才，老崔是个过去的天才–今天的天才可能比对老崔当年的要求要高。既然断代的天才如此难得，对于多数艺人来说，不如哼哼一些人类永恒的主题，比如情爱欲友情亲情民族情爱国情风花雪月附庸风雅中国风世界流，讨个你我都喜欢。

说白了，馒头国标的制定对中国产品竞争力毫无意义，标准的推广，要不就是国家强制推行，要不就是市场客观认定，一个既无国家强制力又无市场竞争潜力的标准，出台的话就是个笑话。最终败坏的是“国家标准”这四个字的含金量。……

据《人民日报》报道，由河南省相关单位起草的小麦粉馒头国家标准日前已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并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标准由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包装储存和运输等8个部分构成，详细描述了外观、内部、口感、滋味和气味等“感官质量要求”，确立了水分、比容、PH值等理化指标，以及重金属含量、微生物指标等卫生指标范围。在感官方面，国标馒头被要求必须是圆形或者椭圆形，形态完整和美观，没有褶皱、斑点。

刚一看到这个新闻，我倒没象不少网友那样为有关单位对馒头的认真劲表示惊叹，倒是吸了一口冷气，看这复杂的标准规范，如果严格执行起来，现在这满大街的馒头作坊不上一套标准化设备的话还真蒸不出国标馒头来，只能改卖花卷或者切糕了。而且那腾出来的数亿人的国标馒头市场弄不好会被那家起草标准的河南相关单位–某食品企业包圆，因为在发布馒头国标新闻的同时，“河南省相关单位”也发布了他们的国标馒头品牌，在“用6年时间研制馒头标准”之后，他们的馒头“已做好了占领全国20个省市高端市场的准备”。幸好，在媒体蜂拥报道之后，昨天下午国家标准委又站出来解释：此馒头国家标准只是推荐性标准而非强制性标准，并不要求强制执行。让广大馒头生产商松了口气。

事实上，作为馒头的故乡以及消费大国，我们能够有一套高标准、严要求的馒头国标也不算坏事，毕竟民以食为天。但首先，这馒头国标的制定过程以及适用性必须合情合理。就标准制定来说，政府牵头，企业主导国家标准制定并无不可，在世界上，很多著名的标准都是企业制定的，比如录像带的制式标准、数字电视、闪存的标准等等，很多企业甚至光靠卖标准都赚得盆满钵满，但人家那是在技术上确实领先并经过了市场检验为消费者认可的标准，咱们这按国标生产的馒头，除了繁杂的规定之外，在不强制执行的前提下，在口味外观或者成本方面有能够吸引生产者采用的长处？按我的理解，非强制执行的国标就是给按标准的生产的厂家发个标识，并收取一定的费用，以示认可其生产的馒头属于国标馒头系列，至于好不好卖，还得消费者说了算。

 从这一点讲，我建议，馒头标准的制定亦粗不亦细，只规定一些必须的质量标准即可，比如不能以纸箱子入料，不能用中水和面等等，像现在这样搞得如此细致，又没有特别的技术含量的情况下，很难吸引除“河南省相关单位”之外的生产者主动采用馒头国标，结果就是，馒头国家标准不但会由于小作坊爱不起，大企业不屑爱而沦落为“河南省相关单位”的企业标准，而且还会被人耻笑为没有号召力与实用性的形式主义。国家标准如果落到这步境地的话，岂不浪费了“国家”两个字的名头，放在古代，这就是滥用朝廷名器，放在现代，也是社会资源的浪费与价值虚耗……说白了，馒头国标的制定对中国产品竞争力毫无意义，标准的推广，要不就是国家强制推行，要不就是市场客观认定，一个既无国家强制力又无市场竞争潜力的标准，出台的话就是个笑话。最终败坏的是“国家标准”这四个字的含金量。

压强为150000帕的强力车门的普遍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危及了公共安全，但在夹死歹徒事件中，危及公共安全的车门却是做出了保护公共安全之事，也算以毒攻毒。但中国实际上有生产出国际最棒自动门的先天优势，为什么却没有做到呢？

报载，1日下午，三名劫匪欲在广州一辆大巴上持枪抢劫。乘客报警吓走了两名劫匪，第三名劫匪在强行打开车门逃窜时，被司机及时关车门夹住脖子，不久死亡。公共汽车自动门能把劫匪夹死，这一细节引起不少网友惊叹，真是“史上最强车门”。
大巴司机与乘客机智勇敢，在歹徒对抗过程中，即保护了自己，又实施了反击，这当然值得称道。但“最强车门”的出手，也确实把观众吓出了一身冷汗，试想，这车门如果夹的不是歹徒，而是普通乘客呢？普通乘客在道德上应该比歹徒略胜数筹，但这似乎不能为他们的物理属性防御上有所加成。我们上班下班每天有多少次与“最强车门”擦肩而过？歹徒被夹死或许是个意外，因为这里面可能参杂有许多其他偶然因素，比如歹徒自身的健康状况、被夹要害部位的巧合等，但有一点却是客观事实，就是车门之强力。
实际上，除了夹死歹徒事件，近来各种“强力门”夹死夹伤市民事件已是多次见诸媒体，比如，某市地铁车门夹死乘客、某市商厦旋转门夹死儿童等，各类“强力门”已是人们生活中的常见隐患。而这种“力”有多大呢，据我检索，还真有人研究过，西北工业大学力学实验室主任耿小亮老师曾经对不同类型的公交车门闭合时所产生的力度做过一个测试，公交车门在车门闭合相对静止时，最高可产生30.5公斤（299牛顿）的力，一般在24.5~26.5公斤左右。以广州劫匪脖子被夹面积是20平方厘米计，其所受的压强为150000帕，相当于10个75公斤重的成人摞在一起在地上对地面产生的压强。按医生的说法 “30公斤的力作用到人的脖子上，时间稍微长一点，可能造成窒息。如果是手指、手腕等皮下脂肪较少的部位，可能会造成挤压伤，甚至指甲脱落等外伤。” 可见，强力车门的普遍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危及了公共安全，但在夹死歹徒事件中，危及公共安全的车门却是做出了保护公共安全之事，也算以毒攻毒。
追根究底，自动门伤人事件的多发主要与产品的生产设计有关系。比如，中国对自动门生产还没有纳入生产许可制度。目前自动门执行的是2005年12月实施的《自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业行业标准》，此标准主要针对门的生产过程，但对安全使用却很少规定，而新的“自动门安全技术规程”又尚未出台。这种现状下，使得中国的各种自动门与国际安全使用标准有不少差距。

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以为，中国实际上有生产出国际最棒自动门的先天优势。中国是人口大国，不但人口总量大，而且密度也大，在公共场所容易产生拥挤是客观条件使然，正因为如此，我们公共场所中常用的各种自动门、自动梯以及其他类似设备都能够受到高强度、多环境的市场检验，从而生产出适合国情的最优自动门。中国的拥挤实际上是一种竞争优势，一种特殊的市场优势。按竞争力研究大师迈克尔-波特的理论，这种特殊的市场需求往往造就一个国家产品的竞争优势，国际上的例子比比皆是，拿瑞士来说，当地地理环境相当恶劣，山多沟多而且气候寒冷，这就需要多挖隧道，结果当地的测量仪器产业全球闻名，火车必需克服险峻地势，则当地机车质量世界一流，温度调节器质量也是一流；同样的例子还有日本，当地资源贫乏，则节油型汽车畅销世界，这更是众所周知。

但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没有生产出全世界最安全的自动门，反而让“最强”自动门大行其道呢？我想其中原因很多，单从竞争力理论解释，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的消费者太温和，太老实，太好欺负，就说这最强车门，非得等夹伤人、夹死人才有去关注，而且公交公司或厂家还未必肯为之付出代价，那日常中无数次普通的夹人事件，有几个消费者会去投诉，维权？消费者的弱势和相关法规的趋炎附势，都使得中国消费不敢挑剔，不愿挑剔，甚至没有挑剔意识。结果就导致中国制造的产品，面临的国外客户比国内客户更挑剔，那我们的企业怎么创造竞争优势？弄一船打火机运到欧洲去，上岸一检查，不符合安全标准，退货！光运费都赔不起。从挑剔的消费者这个竞争优势讲，早期的美国人、后来的日本人、一直以来的德国人，都是最挑剔的消费者，这些国家的产品也随之达到顶级品质。比如一个德国人读报纸时被油墨弄污了手，他会打电话到报社抗议，这在其他国家很罕见，事实上，德国有全世界最棒的印刷机产业（是原因之一）。当然，除了挑剔的消费，还需要有挑剔严格的法律与消费者互为帮衬，这里就不多说了。

本以为2007就要这么过去了，却不料平地一声惊雷，压轴大戏总要等到最后一刻才上演，两个奇女子，在2007的最后一刻给了我最强的震撼。一个巴基斯坦的前总理贝-布托，身负家恨前耻，面对近在咫尺的死亡威胁，一往无前，以身殉道；一个是咱中国的女主持，在一个最隆重的场合，为了“情”这一字，抱着玉石俱焚的决心，视权威如无物，面对天下人吐露真相，并讲出那句惊天动地的话：让我们保持风度地对抗！

再看这“弱女子”吐露真言的那一刻，她一反平素主持节目的利落泼辣伶俐聪明，她素面朝天，她不哭不闹，她执着坚毅，她沉稳从容，她破釜沉舟，她不顾利害利益，她不管真世俗潜规则，她面对千万人的眼睛，背对负心人的注视，吐露心中所想，那一刻，真的是风度惊人。

什么叫有风度的对抗？三言两语还真讲不清楚，那是因为，我们对抗见得多了，风度见得多了，但“有风度的对抗”在中国却极为罕见。我们当下流行什么样的对抗？答案是，除了风度，什么样的对抗都有，比如，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赖式对抗”；看谁比谁狠的“老大式对抗”；有个ATM机就想把人往死里整的“仗势欺人式对抗”；真小人对付伪君子的“暗算式对抗”；他人即地狱的“马-加-爵邱-兴-华式对抗”等等，这大概是由于，鲁迅先生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在中国影响至深，中国人对Fairplay有种本能的抵制。但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还是需要“费厄泼赖”的，只是以他那个年代，还“尚早”。那83年以后的今天呢？

问题还在于，单单是“费厄泼赖”尚在缓行，“无风度的对抗”多倒还罢了，当下的情状却是，有对抗的无风度，有风度的无对抗，而且后者的严重性远远超过前者，所谓几十年来知识阶层整体缺钙，当代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之类也是众所周知的吧……要不怎么西方人会称呼梁漱溟是“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呢？

 

 

补充：那什么是有风度地对抗呢？且看我的理解。

 

1、风进得，雨进得，国王的士兵进不得。重庆最牛拆迁户，不爬塔吊，不浇汽油，以宪法为护盾，以信念为支撑，算是2007年最有风度对抗的代表。这是公民的对抗风度。其风骨是遵守规则，坚持到底。

 

 

 

 

 

2、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对抗。作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在全国一片共产主义热情的时候，在毛召开的大会上，他多次、公开地不识时务地提出反对意见，与毛泽东激烈争吵，以至于代表们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他坚持信仰，不为所动，他对组织者的回答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是儒家的对抗风度。其风骨是不畏权势、坚守信念。

 

 

 

3、周恩来总理外交生涯中的对抗。不卑不亢不极端不示弱不死要面子不放弃立场，在一个极端的年代，周恩来曾多少次凭借个人的魅力与智慧，挽回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的尊重之心。这是领袖的对抗风度。其风骨是不卑不亢。

 

 

4、圣雄甘地与英国人的对抗。他出生在豪门，留学在英国，他是律师。他受得是西方的、贵族化的、现代化地教育，却选择了宗教感、殉道式的抵抗方式，在暴力革命成为时尚的年代，他的理念是：非暴力、不合作。他穿了一道缠腰布在乡下演讲，他带头使用手纺车织布来抵制英国产品，他绝食，他坐牢，他最后为了印度的独立与和平献出了生命，后世尊称他为“圣雄”。他的抵抗不是通过暴力达到其目的，而是不同他认为邪恶的势力结盟。这是殉道者的对抗风度。其风骨是坚守珍惜人类生命的原则底线，非暴力。

 

 

 

 

5、肖申克与冤狱的对抗。他是个虚拟的人物，但他的故事曾经鼓舞、打动过整个星球成千上万个逆境中的青年。他蒙冤入狱被判终身监禁，但在监狱中，他不气馁不怨天尤人，以自己的智慧以及善良赢得了囚徒们的尊敬，唤起了他们对生活的信心，并且，他以惊人的毅力与细心，耗费十多年时间，把狱墙挖穿，重寻自由。这是蒙冤者的对抗风度。其风骨是不妥协不崩溃。

 

 

 

6、项羽与刘邦的对抗。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项羽的风度，我最钦佩一点，那就是不怨天尤人，玩得起输得起，认赌服输。这是失败者的对抗风度。其风骨是重规则，有担当。

 

 

 

7、中国与日本的对抗，对战争赔款的放弃，对占领的放弃，对战俘的厚待，这是国与国之间的对抗风度，其风骨是恕道。

 

 

贝-布托昨天遇刺死去了。从手机短信收到这条消息后，我相当震撼，虽然她是一个远方的陌生人，但多少年通过媒体的耳濡目染，贝-布托对公众来说，已相当的熟悉，这种熟悉造成的感觉是，她的死，就象你身边的一个熟人死去一样，因此有些微感伤。对普通人来说，任何公众人物的死亡，都很容易引起这种感伤，这不是由于什么特别的关系或者关心，而是人类对于死亡的那种普遍的兔死狐悲的情绪。而如果公众人物的死亡又具有非常性、或者有争议的话，这种感伤就很容易演变成震撼，大概去年此时，萨达姆被处死的时候，我也受到震撼，并有博文《把一个公众人物从肉体上消灭》。

 

贝-布托的死的的确确是场悲剧，她的死亡再一次让人感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从事政治事业的高风险性，尤其是女人从事政治的高风险性，透过贝-布托，再看南亚、东南亚前赴后继、飞蛾扑火般投身政坛的女性悲剧，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
说女人从事政治具有高风险性，其实是指，在很多国家，当把政治的机会甚至担子给到女性手里的时候，他只能是高风险性的，甚至复仇性的，家里的男人都在政治斗争中牺牲了，才只能由女性接过担子，继续前进，用爱、恨、情、仇四个字为止形容，毫不过分。

大多数中国人认识贝-布托，是因为他老爸，阿里-布托，这位巴基斯坦人民党的创始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几十年前通过选举执政，试图在这个伊斯兰国家实行世俗化乃至社会主义化的改革，但最终由于力有不逮，功败垂成。他一手提拔了青年军官齐亚"哈克，接过齐亚"哈克推翻了他，并把他送上绞刑架。身负家恨，贝-布托投身政坛，想通过合法选举军事强人哈克手里夺回政权，那次贝-布托虽狡计百出，但本来也是希望渺茫，但命运之手帮了贝-布托，哈克做飞机蹊跷失事，贝-布托执掌政权，但治国无方，腐败横行，也就数年之间即被推翻，被迫流亡。今年，贝-布托在巴基斯坦政坛最复杂、危险的时刻毅然返国，头一日即遭炸弹袭击，侥幸得脱。但最终还是难逃一死，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当年英国人离开印度，实行印巴分治，有印度、巴基斯坦两国，后来巴基斯坦又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巧合的是，女人政治这场悲剧，在这三国都有上演。人们最熟知的恐怕就是印度的国大党的甘地世家，第一带是尼赫鲁，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女儿则是英·甘地，也是印度的总理，她在任期间，以铁腕处置印度的锡克教分离势力，当年，英甘地派了几万人进攻锡克教圣地，阿姆利则市的金庙，几千名锡克教徒饮弹身亡。锡克教徒作为印度的精英民族，凝聚力很强，个人素质比较高–以往英国人从印度挑选到海外当差的士兵多是锡克教人（他们习俗是围着大头巾），锡克教人立志报仇，六个月之后，英-甘地被他的锡克族卫兵刺杀。英-甘地死后，他年轻的儿子拉-甘地接过担子，当了印度总理，依旧铁腕，并强力干涉斯里兰卡的内战，结果在一次集会上，与一名献花的泰米尔猛虎组织自杀攻击女战士同归于尽。拉-甘地太年轻了，子女都未成年，只能他的夫人索尼娅·甘地接过担子，但索尼娅·甘地是意大利人，她只能当国大党的领袖，永远也成不了印度的总理，她将是安全的。

                            （英-甘地）

与印、巴两国相比，孟加拉国的女人政治则更加惨烈。近十几年来的孟加拉国政治，都是围绕两个女人的相互报复进行。一个女人叫哈西娜，1975年，一群年轻的军官冲进她的家里，将她的父亲、开国总统谢赫·拉赫曼和她的26个亲人全部枪杀，而正在德国的哈西娜和她的丈夫侥幸逃过了这场劫难。报仇几乎成了她活下去的惟一理由。另外一个女人叫卡莉达，他的丈夫是拉赫曼总统被暗杀后实行军法管制的首席执行官，在1981年，他的丈夫也被暗杀。两家怀疑对方背后下了黑手，由此结下深仇大恨。在孟加拉国实行军人管理的时候，两人曾经短暂联手，为民主共同奋斗，但一旦民主得以恢复，两人又反目成仇。从1991年卡莉达夫人当选孟加拉首位女总理，孟加拉国就进入两位女人轮流坐庄的时代。1996年，谢赫·哈西娜赢得了大选，但5年后的2001年，齐亚·卡莉达夫人在大选中又击败谢赫·哈西娜。两个女人以及其背后两个家族的斗争，演示了政党政治最恶劣的一面，在孟加拉国，不管哪个政党获得胜利，另外一个必定坚定不移地扮演着“捣乱者”的角色，通过罢工和抗议，来阻挠执政党的正常运作，制造政治灾难，以至国民抱怨：“我们有洪灾和台风，许多人因此而丧生。但齐亚和谢赫比这些更糟糕。”、“两位夫人是我们国家最可怕的灾难”。但人们又别无选择，他们不投票给有领导人被暗杀的政党，就得把票投给了那些组织暗杀的政党。这两个女子都有强烈的复仇心，不需加以掩盖的复仇是她们从政的最大鞭策力，也是感召她们支持者的重要精神武器。当年哈西娜选择的办公室，就是她父亲遭杀害的房间，复仇之心昭然若揭。整个国家都被两个女人的仇恨所裹胁。但到了2007年，情况略有变化，元月11日，孟加拉国由军队支持成立了看守政府并宣布戒严，两个女人都遭到放逐，一个被控谋杀，一个被控腐败，但对于孟加拉国人来说，军人独裁又能比女人政治好多少呢？

                            （卡莉达与哈西娜）

印度的南面，斯里兰卡，这个佛教之国也难逃女人政治。两年前离任的斯里兰卡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她父亲曾是斯里兰卡总理，1959年，他和两个和尚一起被暗杀，在全国一片汹涌的同情浪潮中，她的母亲，也就班达拉奈克夫人被推上政治的前沿，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这一跨就是40年。其间库马拉通加长大成人，接过家族的政治接力棒，并与一位著名影星结为伉俪。1988年她丈夫也被暗杀，1999年，她自己也险遭暗杀，并因此失去右眼。库马拉通加夫人最终成为斯里兰卡总统，但几十年的政治角逐中，他的代价是失去了父亲，失去了丈夫，还失去了右眼。值得一提的是，库马拉通加夫人虽然失去了右眼，但她还是做出承诺，死后把左眼角膜捐出。

（库马拉通加夫人）

斯里兰卡完了还有。充满爱恨情仇的女人政治在亚洲，除了东亚数国，在南亚、西亚、东南亚都有实例，这从世界范围来说，也是个异数。在菲律宾，我们的华裔同胞科拉松·阿基诺演绎了她的女人政治传奇。科拉松·阿基诺祖籍中国福建省龙海县鸿渐村。其曾祖父原名许尚志，1861年到菲律宾谋生后改名许玉寰。许玉寰的长孙就是科·阿基诺总统的父亲。1954年她与年轻的政治家阿基诺结成良缘。在从事政治以前，科拉松·阿基诺曾经是位战地记者。而他丈夫则是位政治斗士、反对党领袖，一直与独裁者马科斯鏖战不止，饱受迫害，他曾被军事法庭宣判尼诺死刑，后被释放，但在1983年，他还是被当局开枪暗杀，这件事情轰动世界，最终使独裁者失去了美国的支持。科拉松只能挺身而出，完成丈夫的遗志。1986年，科拉松成为菲律宾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在她的任上，曾经发生过很多次军事政变，但由于人民的支持，她终于坚持到退休，算是亚洲女人政治中为数不多的喜剧收场。

菲律宾之后是印度尼西亚。人物是梅加瓦蒂，她是印尼独立运动领导人、前总统苏加诺的长女。苏加诺在一场反华反共的军事政变中，被独裁者苏哈托推翻，并终身软禁，梅加瓦蒂继承父志，投身政治，经过十多年艰苦奋斗，终于在印尼暴乱、经济危机导致独裁者苏哈托被推翻数年之后，当上了印尼总统。梅加瓦蒂也曾经失去丈夫——一名空军飞行员，在执行任务时失踪，他的下落至今仍是一个谜。

还有缅甸的昂山素季，她父亲昂山将军，当年曾经奋起反抗英国和日本两个殖民大国在缅甸的统治，二战之后继续为缅甸的独立和民主而奔走呼号，被誉为“缅甸之父”。一九四七年，在缅甸独立前一年，昂山在国会开会时被政敌所暗杀。当时，昂山素季年仅两岁。 一九八八年，昂山素季回国料理母亲的丧事，从此投身到反对军政府的政治中，并在随后的大选中获得胜利。但军政府对否定了大选结果，并监禁了昂山素季，一直到今天。　一九九一年，昂山素季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赖斯）

贝-布托的死必定会激化巴基斯坦已经非常尖锐的矛盾，为已有的仇恨添上一丝血腥，但这次不是政敌之间的，而是民主力量与极端力量之间的仇恨，贝-布托的死会使现有的，分歧中的民主力量、世俗化力量由于兔死狐悲而团结起来。不知道贝-布托家族中是否还有人能够出面接过她的棒子。

纵观这些亚洲的女人政治，总与爱恨情仇有关，对亲人的爱、效忠，对敌人的仇恨，她们的复仇欲望是如此强烈，有时候甚至会以政党、国家、人民为代价去杀伤敌人。记得《围城》里方鸿渐第一次见唐晓芙那一幕，方鸿渐曾发表对女人政治的看法：“把国家社会全部交给女人有许多好处，至少可以减少战争。外交也许更复杂，秘密条款更多，可是女人因为身体关系，并不擅长打仗。女人对于机械的头脑比不上男人，战争起来或者使用简单的武器，甚至不过揪头发、抓头皮、拧肉这些本位武化，损害不大。无论如何，如今新式女人早不肯多生孩子了，到那时候她们忙着干国事，更没工夫生产，人口稀少，战事也许根本不会产生。”可见他还不了解女人，难怪唐小姐不喜欢他。有人说女人政治其实可以很温柔，只要是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不牵涉那么多爱恨情仇。此话有一定道理，但也未必全对，君不见全世界民主国家曾经最有权力的两个女人，撒切尔夫人和赖斯，都以铁腕、强硬著称？

从我一个消费者角度看，电脑烤鸭跟挂炉烤鸭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产品，如果它给两种价值不同的产品定了一样的价钱，，就涉嫌对消费者的不尊重；如果它把一个品牌的产品定了两种价格，则是品牌价值的自我贬低。

木柴、炉火、悬挂的烤鸭，这种传统印象可能将被颠覆。近日，全聚德集团总经理邢颖透露：“在北京的部分企业，特别是外埠企业，要强行使用电脑烤炉。电脑烤炉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又简化了烤制程序,实现了烤鸭的标准化和自动化。”

全聚德颠覆传统，自有其考虑。自从全聚德上市以来，就把扩大企业规模、增加连锁店面作为其重要目标，而加快连锁，标准化、自动化生产的问题必须解决，于是电脑烤炉被推上前台。面对电脑烤炉，质疑声来自各个方面，基本上都在问：传统工艺没了，原汁原味丢了，这还是北京烤鸭吗？

“我们能保证电炉烤鸭也是原汁原味的。”全聚德总经理对味道很有把握。不是有人说电炉烤出来的鸭子没有果木挂炉烤出来的那股子果木香吗，全聚德可以将特制的天然果汁提前喷涂在鸭胚上。

我对全聚德用电脑烤炉烤出的鸭子在味道上没有什么怀疑，即使有些微差别，对于人类的味觉来说，也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问题是，如果全国那么多烤鸭店都用了电脑烤炉，设定了一种程序，烤出了一样味道的鸭子，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去全聚德呢？全聚德这三个字，对于我来说，除了正宗的味道以及丰富的历史传统之外，还有从制造到食用整个过程所给予的表演性和仪式感，这种表演性与仪式感就包括挂炉、果木、师傅的亲手操作以及烤制过程中的不停调整等等，现在给换成电脑烤炉，味道可能依旧，但这种仪式感却荡然无存。可以设想，以前国外电视里推介中国美食，首选的是北京烤鸭，老师傅一表演复杂、讲究的制作过程，韵味无穷，引来多少洋食客？如果改成拍摄一长溜电烤箱以及流水线上的无数鸭子，魅力自是大打折扣。

实际上，有很多工业化生产出来的产品比传统手工制品质量更好，样子更漂亮，但价格却仅仅是手工的几分之一？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大有不同，电烤炉的鸭子千篇一律，而手工烤鸭每一只都是为食客特意制作，凝聚了师傅的心血心力，这些独特性以及心血心力，正是全聚德品牌的含金量，也是顾客在全聚德买单的重要理由–就象顾客为那些昂贵的奢侈品，比如意大利的手工皮包，瑞士的人工名表买单一样。现在在全聚德吃一桌全鸭席要7000元，里面人工要占价值的一多半，改了电脑烤制后，几只或者几十只鸭子还能卖7000吗？物价局是不是要查一查？

老字号要迅速扩张，但限于人力物力只能求助于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这看似顺理成章，实际上却是在舍弃立足之本。或许全聚德眼红人家KFC、麦当劳的规模效益，你卖鸡，我卖鸭子，都是卖家禽的，凭什么你开遍全世界，弄了上万家，我却只能立足北京？问题是，全聚德与肯德基根本就两种不同饮食范畴，前者是中华美食的代言人，而后者是快餐文化垃圾食品的领头羊，全聚德硬要放下架子去搞规模化生产，那是向垃圾食品靠近，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架子丢了，价格倒了，规模却上不去。

说实在的，按全聚德的目标看，是要在2009年前开设门店达到100家，其中只有三分之一为直营店。从全国城市数目来讲，这个要求看似不高，但如果都用传统工艺制作的话，却也不大现实—即使推行标准化，也未必能做好。麦当劳、肯德基是标准化的祖宗了，在中国也是多年仅限于大城市，在地级市市场一直很谨慎。全聚德这次以电脑烤炉为手段迅速扩张，实际上是在拿一百年积累的金字招牌为注进行一场豪赌。按常理讲，全聚德完全可以推出子品牌烤鸭，主打电脑烤炉工艺，而原汁原味的传统北京烤鸭则采取稳扎稳打（甚至故意保持其稀有性）的市场推广策略，这样虽然速度会较慢，但肯定安全。而全聚德的冒险则在于把金招牌用于一个低端新产品—从我一个消费者角度看，电脑烤鸭跟挂炉烤鸭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产品，如果它给两种价值不同的产品定了一样的价钱，，就涉嫌对消费者的不尊重；如果它把一个品牌的产品定了两种价格，则是品牌价值的自我贬低。对企业来说，品牌无小事，可口可乐当年仅对老配方进行了些微改动，就曾引发市场灾难，全聚德这番对传统生产工艺大动手脚，对老顾客来说，可能意味着改变他们的习惯，对新顾客来说，可能意味着破坏他们的向往，一定要慎之又慎。

可千万别小看了农民弟兄的智慧，他们在买东西方面甚至可能比城里人更双目灼灼，直逼本质问题，城里人或许还会被各种无用的功能唬住掏腰包，农民弟兄大多数就认两点：价格跟质量。这两点搞不好，再怎么补贴，人家也会骂娘的。

   12月22日，财政部和商务部联合宣布，旨在扩大我国农村消费的“家电下乡”工作将在山东、河南和四川三省率先试点。三省农民将可以买到专为农村市场生产的限价家电产品，同时还可以从财政部门申领“家电下乡”补贴。补贴产品是由中标企业按协议生产的，贴有“家电下乡”专门标识。争取元旦前后上市，按产品销售价格的１３％予以补贴。三省农民可以凭户口簿、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明，到就近的定点销售网点，购买补贴类家电，备齐有关材料，到所在地乡级财政部门申请领取“家电下乡”补贴资金。

   通过财政补贴政策引导促进某种产品下乡，可说是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的重点由投资、出口扩展到消费领域的一项财政政策创新。从施政部门的官方出发点来说，新政的目的在于开发落后的农村家电市场，并转移国内家电厂商的剩余生产能力，该政策既可减少与国外的贸易顺差和贸易摩擦，消化家电行业过剩产能，又可扩大农村需求，算是一举两得。

   但是，一项政策光有好的出发点不行，还要看其在具体实施中是否可行，执行才是政策的成败关键。

   首先，“下乡家电”价格要做到真正实惠。价格低是中国家电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中国的家电业可以说是在“价格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个货真价实的“低价格”是靠市场打出来的，而不是政府定的。多少次听到厂商说“再降价就亏钱了”，但价格还在不停地降，钱还不停地挣，企业也在降价中壮大起来。厂商从来不会对政府说实话，到底真实成本多少，都是市场竞争“拷问”出来的。这次，政府要为“下乡家电”限价，一定要切实论证，以真实市场价格为依据，不轻信企业一面之词。实际上，目前，同样的家电，农村的售价普遍比城里贵，只要能把北京国美、大中的家电价格水平做到农村去，即已算不小的成功。

    其次，政策操作程序一定要严密。这次“家电下乡”政府将按产品销售价格的１３％补贴到农民人头。这些钱都是来自中央和试点地区的财政预算，也就说是纳税人的钱，更要慎重对待，谨防蛀虫。对于大批量产品来说，１３％不是个小数目，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会有人打它的主意，因此，对于补贴的发放必须有个严格、严密的程序，不给奸商以可乘之机。在香港，每年一度的香港教育署与IBM公司面对当地大学生推出的特价学生机活动监控可谓严格，通过各种途径流往内地的水货还是不少。

     再者，“家电下乡”一定要保证政策声誉、产品质量以及售后服务。我相信不少企业肯定会拿出一百分的重视与真诚来把优质价廉的产品送到农村去，但我不能不担心也会有一些黑心厂商利用集体“下乡”之机把一些积压产品、问题产品趁机处理给淳朴的农民兄弟，俗话说“一粒老鼠粪坏了一锅汤”，如果不能杜绝黑心厂商，很有可能因为个别问题败坏了整个政策的声誉。可千万别小看了农民弟兄的智慧，他们在买东西方面甚至可能比城里人更双目灼灼，直逼本质问题，城里人或许还会被各种无用的功能唬住掏腰包，农民弟兄大多数就认两点：价格跟质量。这两点搞不好，再怎么补贴，人家也会骂娘的。

最后，国内的家电厂商们也不要因为“家电下乡”补贴政策而放低了对自己的要求，生产力过剩是事实，但生产线落后，产品过时也是事实，该改造还低改造，改升级还得升级。不能把农村市场当作救命稻草。没那么好的事情！为了消耗剩余产能，咱们的低端家电都拼命往第三世界国家卖–那里可比中国农村偏远得多，销售成本高得多，农村市场这块肉好肯，无数企业早扑过去了。

     说句实在话，要真正促进农村内需，光着眼于促进家电销量意义不大。农民是不富裕，但也不是穷到没有买家电的钱，而是有太多太多的其他因素，限制了农民的消费欲望，不是花不起钱，而是舍不得花钱–哪个农民眼前没几座大山？什么医疗、养老、子女上学结婚、盖房子，再加上高涨的CPI，各种上涨的物价等等，还有个使用成本问题，多年以来，农村电价比城市贵了不止一倍，虽然近年国家投入几千亿元进行农网改造，但还有很多地方电价奇高，买得起家电，用不起农电，也是个普遍问题，所有这些压力都紧捂着农民的钱包，想光靠“补贴”二字撬动农村需求，难！不如把钱用在刀刃上，补贴到农民的生产上。给家电补贴个13%，对农村家庭来说，买个电视机也就省下一、两百元，还不如城里国美促销的幅度，对农民诱惑力能有多大？如果给化肥、饲料补贴个13%，那才是真正优厚的政策啊！

尽管当前社会上还有很多不公正或不平等的事实，还有庞大的弱势群体，但对动物的关怀与对人类的关怀并无对立。这与“伪善”无关，而关乎人类的一些对自身生存必须的最普遍价值观的维系。